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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單位:河北省教育廳
主辦單位:石家莊經濟學院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河北省石家莊市
語
種:中文
開
本:大16開
國際刊號:1673-0461
國內刊號:13-1356/F
郵發代號:
發行范圍:國內外統一發行
創刊時間:1979
期刊收錄:
核心期刊:
期刊榮譽:
Caj-cd規范獲獎期刊
主管單位:
主辦單位:中國研究會;長春稅務學院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吉林省長春市
語
種:中文
開
本:大16開
國際刊號:1005-2674
國內刊號:22-1232/F
郵發代號:12-139
發行范圍:
創刊時間:1990
期刊收錄:
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數據庫(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期刊榮譽:
聯系方式
期刊簡介
《當代經濟研究》(月刊)1994年創刊,是由中國《資本論》研究會;長春稅務學院主辦的綜合性經濟理論刊物。刊登用的立場、觀點、方法回答和解決中國現實經濟問題的論著。
一、科技發展與市場
盡管市場并非科技發展的唯一指向,但發展科學技術已離不開市場。當今世界已是一個市場、兩種制度。要發展我國經濟,就要提高我國科技的國際競爭力。從科技與經濟的關系來看,人們歷來在科技拉動和市場推動之間選擇,事實上,這二者是辯證統一的。茲以一例來說明。
美國的醫療費用很高,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2%,相當于中國的全部國民生產總值。瑞士只是用國民生產總值的4%就取得了同等的保健效果,所以美國人自己覺得很浪費。美國人看病有一個特點,就是對高科技醫療手段的依賴性:一有輕微的外傷(如腳被崴),也要用核磁共振、CT斷層分析等手段來檢查。美國的醫療費用很高,就是因為大量運用高科技手段。這是個很大的市場。CT斷層分析、核磁共振是高技術產品,但在我們搞物理的人來看,還不算太高,那都是我們現代物理學早已解決了的問題。能不能與企業、醫療衛生部門、物理界合作,把中國這方面的醫療器械搞起來?我認為是可以的。我們的高科技產品在一定意義上是能和國外競爭的,這不是因為國產的技術特別高超(關鍵是要把先進科技有效運用起來),而是因為我國勞動力(包括高技術勞動力)便宜,所以我們的總成本是便宜的。高技術產品除了一定的技術含量外,大量的還是裝配行業,裝配要有一定的技術,而這些我們是能夠解決的。
這就是說,上述領域的技術創新的“可能性”早已存在,但為什么沒有向現實轉化呢?
在上一世紀和本世紀初,重大的發明、創新主要是由工廠之外的獨立發明者、研究機構作出的。我們知道,瓦特只有合伙人,他不屬于哪一個工廠;著名的愛迪生實驗室,有過象電燈泡等重大發明,是一個獨立實驗室。然而,在現代,獨立發明者和獨立實驗室的比例在不斷減少,企業內部從事R&D活動的比例不斷上升。
這一方面與科學、技術、經濟三者的日益緊密聯系密切相關,另一方面,與科斯所認為“企業”代替“工廠”的趨勢相關。企業代替工廠并不斷發展,是要將許多原本市場的交易內部化,以減少交易成本。當然,企業也不可能無限制發展,這是因為一方面并不是企業越大,市場交易費用會越低,績效會越高;另一方面,企業發展受壟斷與競爭之間的經濟及法律關系的制約。
這意味著,我們一方面應充分肯定并加強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主體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亦要充分估計企業乃至整個市場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的局限性(而且這種局限性并不僅僅在于上述分析之中)。這就是說,市場推動和科技拉動對一個國家的創新體系來說,都是不可缺少的。
就上一醫療器械方面的技術創新而言,我們的“市場推動”機制仍不完善,企業尚未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按彼特的觀點,技術創新,亦即實現技術、生產諸要素的創新性的“組合”,主要靠企業(家)來完成。在我國,產生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家,至少需要三個飛躍:一是從“工廠”向企業的飛躍(包括觀念上);二是從傳統企業向現代企業的飛躍,這里所說的現代企業,人們在管理、制度等方面已有不少論述,我只從另一方面來談,即現代企業應是行業技術的重要推進者,具體來說,企業應把管理目標不僅僅置于生產、營銷策略方面,更應置于技術發展戰略上面;三是我們應能具有這樣的市場環境,即經營者不會過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優惠政策和體制漏洞上——這方面的機會越多,技術創新的熱情就會越少。當然,上述三方面已在進行中。
二、“夕陽產業”與“新興產業”
有些產業并不是人們所認為的“夕陽產業”,而且,“夕陽產業”是可以向“新興產業”轉化的。以交通為例來說明。
當代交通正出現一個以高速鐵路為骨干路、公路體系相配合的交通體系。在歐洲,鐵路發展得比較早,美國的經濟發展得比較晚,鐵路和公路并行發展,但在美國公路(特別是高速公路)戰勝了鐵路,美國的交通運量的2/3是由高速公路擔負的。有的人據此認為鐵路是“夕陽工業”。在3年前,國家計委召開了一個交通問題討論會,一些與會者根據美國的經驗就說在中國鐵路也是夕陽工業,應大力發展高速公路。發表這些意見的是社會科學家,沒有我們搞自然科學的人到場。他們看到的是歷史資料,是公路戰勝了鐵路,因為汽車有方便之處,可以一家一戶,而鐵路是集中的。但是現代化的鐵路已不是過去的面貌了,高速鐵路開始興起了:日本的新干線每小時280公里,法國的叫做TGV,每小時350公里,世界各國都在研究每小時500公里的鐵路。美國的高速公路固然很發達,時速達到200公里是不成問題的,可誰敢這樣開車?美國人現在的設想是,高速公路與高速鐵路形成網絡,例如,把小汽車開到鐵路火車上面,然后火車以每小時400到500公里的速度開,到站后小汽車下火車繼續在公路上開。用現在高速公路與高速鐵路連結起來,速度也快,能源也省。這就是美國的部署。我們怎么辦?這需要認真探討。我認為,鐵路不僅不是“夕陽西下”而且是旭日東升。現代化的高速鐵路不僅把軌道接得很長,速度開得很快,而且正在出現一種新型的技術,叫磁浮列車。磁浮列車的速度已被證明至少500公里,而且有可能提高到700公里?,F代化的磁浮列車技術已基本成熟,商業化運行為期不遠了。我甚至可以說,我國現在就應關注這一技術。
人們在分析“新興”或“夕陽”的時候,過份關注一般意義上的產業(有時僅僅是行業)的區別,而不是以技術方向來對照,盡管人們可能意識到這一點。但是,在決策所需的信息量如此巨大的時候,人們的這種意識仍有可能被遮蔽。市場自身能實現合理的選擇嗎?還是市場選擇如何與國家宏觀產業政策相結合?
此外,對市場前景的分析要和科技的發展結合起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結合不僅是學科意義上,而且是決策機制上:在國家(地方)產業政策的制定上,要有科技人員和管理、決策人員相結合的機制。制定一個企業的經營戰略和方向,也是如此。
三、能源問題及相關科學技術
我國秦嶺以北煤的資源蘊藏量占全國90%以上,從長遠計,北煤南運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長期不可避免。為什么我國鐵路交通的壓力特別大,這跟北煤南運有很大關系,北煤南運約占了運輸量的40%。中國煤的蘊藏量10倍于中東的石油(就熱量而言)。中國組織一定數量的煤出口,是必要的?,F在的問題是運不出去。從大秦線能運多少煤呢?2000萬噸,而僅日本就期望我們每年供應1億噸。從交通、環境及當前相關技術發展趨勢來看,煤最好不要鐵路運輸,而是把它磨成粉,再用水摻攪制成水煤漿,然后用管道運輸?,F在大同到秦皇島的車皮是2000萬噸煤,回來有2000萬噸的物資嗎?沒有。這樣一來就放空車了。我了解到,現在國家想從山西鋪一根水煤漿管道到山東然后出口。象這樣的能源問題也涉及到交通問題,而如果用管道運輸,效益比火車更高。這些都有好多新技術。但從總體來講,我贊成逐漸壓縮煤耗減少污染,同時應該發展一些更為干凈一點的能源,主要是原子能和水能。
人們容易從原子能想到切爾諾貝利事故。但是,現在設計的核反應堆都是安全型的,而且是比較干凈的,沒有其它廢料,當然放射性要控制起來。世界曾經掀起過一個反核運動,有一個綠黨尤其反對核?,F在綠黨開始改變態度,認識到不發展原子能就要燒煤,煤的污染比原子能更大。但美國的反核勢力仍然很大。美國的一些搞核電站的公司在美國就是賣不出去,什么地方要搞核電站,什么地方的老百姓就反對。所以美國就愿意賣給我們,因為中國沒有反核運動。中國最好不出現這樣的反核運動。
更重要的,我認為應多搞水電。水是可再生的能源,每年水都從大江大河流掉,不發電,太可惜了?,F在中國正在建設長江三峽水庫。實際上,長江三峽搞起來以后,才利用了水資源的10%。水力資源的大頭在哪?在西南橫斷山區。西南橫斷山區的水量沒有長江干流那么大,但是落差大。從總體上說,其水能蘊藏量至少是全國的50%。為什么優先搞長江三峽而非西南?因為那些地方都處于深山窮谷。要修個水電站,首先要修盤山公路,它們高度都是2000到3000米,所以修盤山公路的投資很大。但是,這并非近期不可以解決。運輸的問題可以用飛艇來解決,飛艇的運輸量可達200至300噸,是卡車的6倍左右。1932年齊伯林的飛艇事故,使世界飛艇業受重創,影響至今。但是,現代的技術已經不一樣了,可以不用氫氣而用氦氣來代替。除了飛艇以外,還可搞索道運輸,另外,在西南搞水電建設也不見得要大幅度的鋼筋混凝土,因為可以在高山上就地取材,通過定向爆破獲得石材。目前,高溫超導技術也為高效的高壓輸電提供了可能性,否則,線路上損耗就可能達1/4,僅長江三峽的輸電就可能損耗兩個大亞灣的發電量。不過,以目前技術發展程度,鋪設1000公里是不現實的,但是,用超導輸電線取代消耗較大的、由發電機到變壓器那一段電纜在當前是可行的。
四、更理性地發展知識經濟
知識經濟要不要發展?要,而且要大力發展。當代生產的重大特點就是,精神生產力的比重越來越大。美國的信息產業占美國全部產業的65%。也就是說,精神生產的價值量超過了物質生產量。這是現代化生產的特點。什么是精神生產力呢?它包括信息高速公路,包括各種信息產業,包括新聞出版、報紙、電影等等。人,并不光要吃和喝,還有許多精神消費。這是當代社會發展的趨勢。
必須要把這種以培養人才素養為先的管理理念帶入實際的經營管理中。培養人才《孝經》中提出“天地之性,人為貴”,體現了一種樸素的人本主義思想,而載舟覆舟之說,更是將“人”的重要性提升到了國家治理的高度。隨著知識經濟的高速發展,企業的經濟管理理念正發生著巨大的變革,人本主義思想已經被納入到企業管理的核心。越來越多的企業認識到人才是最為寶貴的資源,通過實施人才戰略管理,人性化企業管理理念,才能留住人才、發展人才,進而提高企業的管理效益,走可持續發展戰略。管理者的自我修養孔子云“: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企業管理者的思想對于企業的發展方向有很大的影響,管理者自身不斷學習不斷汲取知識與經驗,才能在企業經濟管理活動中明確組織的發展方向,明確帶領團隊的思路。“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傳統管理理念指出,成功的管理者應該是一個能夠明辨是非,有著正確價值取舍的個體,此外,體恤下屬、培養員工,拓展積極的人本主義企業文化,從而進一步營造融洽的企業氛圍和人際環境。簡而言之,若以攘外安內來比喻企業經濟管理,那么以人為本即可為安內,管理者的修己即可為攘外的必要條件。
傳統經濟管理理念中的和諧理念對現代經濟管理的影響《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在于強調天地人之間的和諧發展,而孟子則以“盡心知性知天”而達“上下與天地同流”為境界,兼有“仁民”、“愛物”的主張,強調天地萬物之間的協調發展。企業的社會責任在企業經濟管理中,要和諧可持續發展,也應該具有這種“有余以奉天下”“、仁愛”的奉獻精神。對社會,企業應飽含責任意識。企業的運行總是以特定的社會需求為起點,以一定的社會環境為依托,以一定的社會公眾支持位基礎,企業做強做大,從本質上看來是社會給企業的認可。因此,在企業市場經濟活動中,不應將物質利益作為全部追求,更不能見利忘義。企業應當以誠信、奉獻為理念,了解在市場生存中的本質意識和社會責任,從而更好的服務社會。此外,在經濟管理理念中,企業應在追求合理利潤的同時,對于生產經營活動所造成的經濟、社會、環境影響也應當采取負責任的態度,并將這些態度融入到企業日常的經營管理行為中,來達到企業與經濟、社會、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企業與客觀規律的協調“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夏秋冬,不更其節”,這句話主張萬事萬物都有其自身的運動規律,在經濟活動中,同樣有客觀經濟規律的存在,現代經濟管理不能以企業短期投機行為為主要生存和發展思路,應當以可持續發展為圭臬。這就要求企業制定長遠的發展戰略,適應當前市場規律,為社會公眾奉獻產品、為社會創造長遠價值、為合法經濟利益相關方提供利益,為員工提供發展路徑等。在市場經營活動中,企業若違背協調發展的管理思路,一味的以追求利益為核心,不擇手段的壓榨職工價值,違背市場規律的投機行為,行業內不正當競爭,甚至是背棄最根本的“誠信”二字,則難以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謀得生存和發展。傳統經濟管理理念中對企業經濟管理中發展戰略的影響“不積硅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事物累積于點點滴滴,決不可一蹴而就,在企業經濟發展戰略的制定中,這句話同樣有著深遠的指導意義。企業經營管理中,必須要以“積累”二字為圭臬,打好基礎是向上發展的本源,根基不牢固而一味的“”式的發展,即使企業有一時的風光,也不過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無法發展長遠。
謀而后動,順勢而為,是企業制定戰略的基礎謀而后動,以扎實的基礎為先決條件,進而對環境的變化有敏銳的洞察,不能固步自封,沉浸在企業一時的成績之中,而必須看清楚市場發展的趨勢,集思廣益分析決策,對于企業經濟管理活動作出相應的調整,這樣,企業才能保持長久的發展;順勢而為,順潮流而動,企業發展會事半功倍,逆潮流而動,則可能在市場的洪流中遭受重創。《管子•形勢》篇有言:“萬物之于人也,無私近也,無私遠也”,順應規律,必“助之”,企業發展就會“有其功”,“雖小必大”;反之,逆規律而行,“違之”,企業則“懷其兇”,發展有危險,“雖成必敗”,“不可復振也”。所以,在現代經濟活動變化多樣的環境下,企業尤其應當對形式保持高度的警惕,不斷修正經濟管理策略,從而引導企業向積極的方向發展。企業要有舍才有得“有所為有所不為”,在企業經濟活動中,必然要做到有舍有得,做精而后做大,一味的不切實際盲目擴大規模,終將是一盤散沙。企業的資源永遠不是無限的,在經濟活動中,必須通過高效的經濟管理手段進行合理的資源配置,以實現更大的收益。傳統的舍得智慧對于資源配置過程意義重大,有舍有得,不舍不得,集中力量才能辦大事。大道至簡,傳統的經濟管理思想對于現代企業經濟管理意義深遠。3結束語巍巍華夏,中國傳統經濟管理理念必有其豐厚的內涵,雖然當今社會企業經濟管理思想高速發展和進步,但對其依然有著深遠的影響,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傳統的經濟管理理念也越來越彰顯出其蓬勃的生命力,為中國企業走特色市場經濟和可持續發展道路有著重要的意義。
作者:徐桃花 單位:云南省有色地質局
(一)富者相對越來越富,窮者相對越來越窮。
在這里,“富與窮”是要表明社會財富的分配和占有在國家之間、企業之間、個人之間不平等的現象加劇。其主要原因是新技術的開發和利用,對社會財富的創造,比任何時候都快,而開發和利用新技術的企業家成為社會財富的最多擁有者。有人說“在過去15年中美國出現的億萬富翁比有史以來的總和還多”。1982年,美國只有13位億萬富翁,而到1998年秋天美國有189位富翁。這些富翁的資產價值都是在億美元以上,其中第一名是美國的比爾·蓋茨。這個公司1986年上市,當年每股獲利0.19美元,現年每股贏利有1.54美元,也就是說這10多年來每股贏利上升了8倍。但是它的股價升了500倍,今年7月16日每股價格為99.4375美元,每股價格與每股盈利相比(P/E)即市盈率是60倍,而且最近5年都穩定在這個水平。這樣使微軟股票的市值超過了5000億美元。如果未來五年能夠持續過去五年的增幅,則這一股票的市值可能超過5萬億美元,相當于美國GDP的1/10,而比爾·蓋茨的個人財產將達1萬億美元以上。如果把比爾·蓋茨的公司當成一個國家,并以GDP來衡量,則當前,它在世界上占第11位,(僅次于美國78000億美元,日本42000億美元,德國21000億美元,法國14000億美元,英國13000億美元,意大利11500億美元,中國9000億美元,巴西8200億美元,加拿大6000億美元,西班牙5300億美元)。有人說“比爾·蓋茨富有能夠敵國”,可以說毫不夸張。
從什么是財富和比爾·蓋茨對財富的占有,我們能夠得出:(1)當代,財富的創造不主要是勞動力作用于勞動對象,而主要是大腦對新技術的開發和利用;(2)財富的價值不完全取決于對財產現值的評價,更重要的取決于人們對財產的未來預期;(3)財富不僅以實在的物質產品的形式存在,而且以虛擬的有價值證券的形式存在。
富人越來越富,表明財富越來越集中,有什么力量可以使財富分散呢?答案只能是科學、技術平等的開發和利用。有人說“經濟全球化的強大動力將確保財富分散”。但不同國家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經濟環境,歷史學家戴維·蘭德斯在他的《富國與窮國》一書中說:“經濟發展的歷史告訴我們,不同的文化造就了各國經濟狀況的不同”。所以,窮者越來越窮除了因為不能平等地獲得開發和利用科技的機會外,關鍵在于社會制度、思想觀念和政策選擇存在著差距。
(二)社會和經濟發展的不均衡,人們價值觀、消費習慣的改變帶來新興產業的出現和經濟理論的調整。
由于歷史的和社會的原因,發展不均衡是始終存在的。這種不均衡不僅表現在區域經濟上,而且表現在人們的收入上。由于區域經濟和人們收入上的差距,改變著人們的價值觀、生活方式和消費習慣,這種改變產生的經濟效應不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而是社會財富的轉移。有資料表明:人們進入老年以后,閑置的貨幣收入比年輕人多,基于這種“不均衡”,聰明的企業家便建立和發展休閑產業。一些企業家利用這種不均衡成了億萬富翁。我國一些地區依靠旅游業的發展富起來了,證明了除了新技術的開發和利用外,還能夠利用社會和經濟發展中的不均衡走上致富的道路。這種變化還表明: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人們收入的增加,人類用以獲得生存資料付出的勞動時間減少,休閑時間增加。休閑時間增加為休閑產業興起創造條件,休閑產業興起不僅成為人類經濟生活的轉折點,如上述人類的經濟活動從以制造業為主轉向以服務業為主成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標志,而且改變著傳統的經濟理論和對一國經濟發展的評價。如傳統的經濟理論通常都認為“所得”與“成本”是貨幣形式的收入與支出,而當代,一些經濟學家把休閑時間的取得也認定是人類生活的所得,相反,休閑時間的喪失是人類生活的成本。再如,有的經濟學家認為,一個國家的國民所得達到一定限度后,對人類帶來的福祉、效益會逐漸遞減。因此他們反對以GDP作為國家最終追求目標,主張人類素質的提高,經濟可持續發展。這是“人本主義”觀點,其含義是,在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同時,人類獲得自身的發展。從這一觀點出發,聯合國開發計劃署1990年提出了人力發展指標。
(三)社會進步、經濟發展取決于創新變革精神。
當代各種社會主體(包括企業和個人)只有在競爭中生存和發展,生存和發展的背后意味著優勝劣汰。是自己優勝劣汰,還是讓別人優勝劣汰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選擇。讓別人優勝劣汰會形成抗爭,會遇到既得利益者的反抗,結果也許付出的成本代價大,所以,聰明的企業家通常選擇“自己優勝劣汰”,成功的企業家必須自我毀滅,才能保存自己。為此,需要走的途徑是:擴大規模;在企業內部引進和開發技術。企業擴大規模包含著破壞舊的,創造新的;引進和開發技術也是“吐故納新”。當代企業的規模擴大到一省、一國,乃至全世界,企業內部引進和開發技術的費用占了企業支出的相當比例,但必須指出引進和開發技術是一回事,利用引進、開發的技術成果使之產生效益又是另一回事。一般說來,引進、開發技術,企業耗費的成本大,收益小,而利用已開發的技術成果對社會產生的效益大,成本小。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要發揮政府的作用,讓政府與企業合作,即開發技術由政府投資,而利用已開發的技術成果由企業投資。在這一方面,北美與歐洲相比各有特點,歐洲人與美國人一樣都注重技術開發,但歐洲人不如美國人注重已開發的技術成果的利用。
(四)政府的控制力下降,企業的擴張力上升。
政府作為社會的權威部門具有強大的控制力。雖然這種控制力主要在國內,而不主要在國外,但國外的某種因素干擾也能削弱政府的控制力。由于高科技的發展和資本追逐利潤的趨動,各國政府難以控制信息的傳遞和資本流動,特別是在改革開放的力度加大的情況下,更是如此。政府控制力的下降會產生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有序與無序”的選擇,即是選擇強化政府干預,只讓人們有必要的自由,還是弱化政府干預,讓人們有更多的自由。實踐證明:“有序”是必要的,但不能過度;“無序”也是不可少的,但不能越界。有序過度會抑制人們的革新精神和創造力;無序越界會抵銷人們的團隊精神和共合力。企業擴張力的上升,除了已開發的科技成果的推動和市場的推動外,20世紀末的企業并購起著“火上加油”和“互為因果”的作用。有人說1998年是“喜結良緣”的大好年,這一年創下了企業并購的最高記錄,全球主要工業國家企業并購事件12500多起,價值總額超過16000億美元。企業并購除了增強自己實力,增大自己無形資產,有利于競爭、提高運營效率外,重要的是控制、取代、左右一方,即控制一個行業、一個區域乃至一個國家,取代地方企業、某國企業、相關企業,左右科學技術、社會發展的趨向。要看到企業擴張力的上升,不僅影響企業自身的生產經營,而且影響到人類的政治經濟生活、社會的進步和科技的發展。
縱觀世界主要國家,交通運輸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門,其發展具有國家戰略意義。交通運輸業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十分復雜,本文的目的就是概括、總結這一關系中重要的一方面,即交通運輸業與經濟增長的相互關系的理論,并提出新的思路。
2現有理論和方法的總結
交通運輸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問題國內外已經有了不少研究成果,根據不同的研究方法、角度、理論基礎、結論,本文將其概括為6大類:
(1)古典政治經濟學和馬克思的分析。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在《政治算術》中提出“發達的交通運輸是一國經濟繁榮的重要特征”。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對運輸經濟問題有較多論述,如“運輸和貨幣變成了商品流通的兩個車輪”,“商品經濟越發展,生產越是以交換價值為基礎,因而越是以交換為基礎,交換的物質條件——交通運輸工具——對生產來說也就越是重要”。亞當•斯密(AdamSmith)的經典三段論更是被反復引用,斯密認為“生產力和財富的增長由分工引起,分工的程度受到交換能力大小即市場范圍的制約,市場范圍大小由運輸條件決定”,這體現的是運輸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2)運輸經濟地理學。包括工業區位論、城市群理論、點-軸理論、交通經濟帶理論、運輸通道理論等。如韋伯(Weber,1929)建立了模型,用運輸成本來決定制造業的區位。我國經濟地理學家陸大道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了“點—軸理論”,認為“發展軸線由以交通干線為主體的線狀基礎設施束構成,干線交叉點上的城市、工礦區、港口、農業地區為發展的主體部分,生產力開發以‘點-軸’模式展開”。
(3)經濟史、運輸發展史分析。國外以李斯特(Liszt)、道格拉斯•諾思(D.C.North)為代表。李斯特在《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中》總結出“英國使全世界看到了運輸便利對生產力增長可以發生如何有力的影響,從而促進國家財富、人口和政治力量的增長”。諾思通過分析1750—1913年海運費率的變動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得出了海運生產率的提高和制度變遷降低了海運費率,擴大了市場、促進了對外貿易。國內以榮朝和、韓彪、熊永鈞為代表。其中榮朝和提出“運輸化理論”,認為運輸化是工業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伴隨工業化而發生的一種經濟過程。韓彪提出交通運輸與經濟之間具有“交替推拉關系”,認為現代運輸業成長過程中可分為“劇變期”和“漸變期”。熊永鈞提出了“運輸成本閾值”理論,創新性地提出不應將運輸簡單地理解為阻礙市場活動的常量,而應將其看作變量。他認為現代經濟增長過程只是運輸成本降低到某一個“閾值”時才出現的。
(4)發展經濟學觀點。以羅斯托(Rostow)、赫希曼(Hirschman)等人為代表。羅斯托指出“大量的交通建設和其他形式的社會先行資本,毫無例外地出現在起飛階段之前”。赫希曼區分了社會間接資本和直接生產資本,又進一步認為社會間接資本的概念的核心可以嚴格限于交通運輸及動力。
(5)計量經濟學研究方法。這是近期運輸經濟研究的主流,但已經出現計量方法應用過度的趨勢,忽視了對內在規律的探究。較有價值的包括D.A.Aschauer(1989)應用CD生產函數,對美國1949—1985年度數據進行回歸分析,測算出總產出對公共資本存量的彈性為0.39。汪傳續(1999)與張國強(2004)分別用灰色系統協調模型和DEA模型,測算了我國交通運輸與經濟的協調關系。王家庭(2009)基于我國1978—2007年時間序列數據,進行了協調和Granger因果檢驗得出經濟增長對交通運輸的發展有巨大的促進作用,而交通運輸發展對經濟增長并沒有顯著作用。
(6)投入產出分析和項目評價分析。汪傳續(2004)用投入產出法研究了交通運輸的前向、后向波及效應和總效應,并根據1997年投入產出資料計算了交通運輸業對GNP和勞動就業的貢獻。項目評價主要運用成本—收益法,評價某交通運輸項目。
3現有理論和方法的不足
傳統的運輸與經濟增長理論盡管已經取得豐碩成果,但仍然遠未完善,對許多現象仍缺乏解釋力。斯密論述的“一切改良中,以交通改良為最有實效……水運開拓了比陸運廣得多的市場,從來各種產業分工的改良,自然而然地開始于沿河一帶”。而中國自古以來,具有發展內河航運的優越自然條件和領先的航運技術,卻只能促進農業和小手工業的分工和發展,沒有孕育出以商品經濟為特征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沒有產生工業革命。這是斯密的命題所不能解釋的。
而在新古典經濟學中,運輸費用甚至被簡化掉了。在阿羅-德布魯的一般均衡中,為便于分析的數學化,抽象掉了時間和空間概念。正如迪肯所作的比喻(Dicken,1990),“所有人類的經濟活動——專業化分工、生產、交換、消費,都只發生在一個針尖上”。此后,運輸費用被引入,作為生產中的純消耗添加到生產函數中,但仍然是外生變量。并且這種處理使得在古典經濟學中交通運輸對經濟增長的正面作用變為了負面作用,發展交通運輸似乎只是為了克服經濟中的阻礙,交通運輸因此也就成了一個技術問題,不再受到經濟學家的重視。
在20世紀50年代興起的發展經濟學中,交通運輸作為基礎設施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促進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作用受到關注。發展經濟學家試圖用歐美國家發展經驗指導第三世界國家。然而無論是大推進理論還是非平衡增長理論,都將發展交通運輸看作是資本積累過程,認為大規模的交通投資將像在發達國家經濟起飛階段發揮的作用一樣,使發展中國家走向快速增長的道路。但是無論是沒發展起來的蘇聯、非洲、拉美一些國家,還是實現了長時間高速增長的中國、“亞洲四小龍”等都沒有經歷一個顯著的交通大發展時期,這就使得交通運輸的作用受到質疑。
20世紀80年代后,大量采用計量經濟學方法研究交通運輸與經濟增長的成果,使之前對這一問題歷史描述性的、定性的分析實現了定量的測算。但是,這種方法也有一些缺陷。如最常見的用鐵路、公路線路里程或投資額、客貨運量作解釋變量,用GDP或人均GDP作被解釋變量的線性回歸分析,只能得出二者的相關性,并不能解釋其因果關系,而在投資額的估計參數中,無法區分是投資行為還是運輸能力形成后導致的經濟增長,而如果投資行為的作用更大,則不能說明為什么要投資于交通運輸而不是投資其他基礎設施。又如用投入產出法,由于統計方法的設計,交通運輸總產值增加必然導致生產總值的增加,不能解釋其作用機制。再如,無論是用灰色系統模型還是DEA模型分析交通運輸與經濟的有效性和協調性問題,都是一種事后檢驗,并且也是各種運輸方式或各地區、各時期的相對協調性,不能解釋交通運輸總體對經濟增長的事前作用。
4新興古典經濟學簡介及其研究運輸與經濟增長問題的好處
新興古典經濟學(newclassicaleconomics)是自20世紀80年代起,在繼承和發展古典經濟學中分工與專業化理論,指出新古典經濟學不足的基礎上,應用超邊際分析(inframarginalanalysis)方法發展起來的。它關于分工的基本思想是,經濟中的每個決策者既是消費者又是生產者。每個人作為消費者喜好多樣化的消費,作為生產者在生產中有專業化經濟,所有人的專業化經濟合起來就是分工經濟。分工和專業化會帶來生產力的提高,同時增加交易次數,這就會產生分工好處與分工產生的交易費用之間的兩難沖突,因此分工水平取決于交易效率的高低。隨著交易條件的改進,折中這種兩難沖突的空間就越大,分工水平就越高。同時,分工及其各種經濟后果可以在沒有交易條件的外生改進的情況下隨著時間推移自發演進。
基于以上對傳統理論和方法不足的分析,在新興古典經濟學框架下研究交通運輸與經濟增長問題,可能是一個好的選擇。主要原因有以下6點:
(1)斯密將運輸費用視為決定市場規模和分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新興古典經濟學的交易費用則既包括以運輸費用為主的外生交易費用,又引入了信息成本、契約成本、道德風險等內生交易費用。
(2)新古典經濟學主要關注資源配置,新興古典經濟學則是研究交易效率、分工演進、交易行為和經濟增長的,顯然更加適合。它也可以解釋交易費用和制度對分工和生產力演進的意義,不需要再借助新增長理論和新制度經濟學理論。
(3)新古典經濟學中的一般均衡分析對空間、時間等交易過程中的摩擦是忽略的,而交通運輸的作用正是克服經濟中的時間、空間障礙。在新興古典經濟學中包括運輸效率在內的交易效率恰恰是影響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其理論框架天然地把二者聯系在了一起。
(4)新古典經濟學著重研究經濟的非拓撲性質(消費、生產的數量、最優資源配置等),而對連通度、一體化等網絡效應予以忽略,而交通運輸卻是典型的網絡型產業,這就使得交通運輸理論研究者在用新古典經濟學分析問題時感到困難重重。而新興古典經濟學同時包括了經濟的拓撲性質與非拓撲性質,為分析網絡型產業提供了便利。
(5)在新興古典經濟學框架下,可以解釋交通運輸發展作用于經濟增長的原理,而并非只是得出數據上的統計關系。而且通過分析這一作用路徑,可以解釋我國交通運輸發展為何長期滯后于經濟增長,并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
(6)借助新興古典經濟學中關于分工自發演進的理論,可以解釋交通運輸與經濟增長到底是“推動”、“拉動”、“交替推拉”還是其他關系這一長期爭論的問題。
5主要結論和展望
在新興古典經濟學框架下研究交通運輸與經濟增長問題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結論:
(1)交通運輸是交易性產業而非生產性產業,對經濟增長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2)交通運輸發展通過改善運輸條件,進而降低外生交易成本和總交易成本,從而實現促進分工,擴大市場范圍,提高生產力,促進經濟增長的效果。
(3)分工經濟和由于分工而導致的交易成本之間存在兩難沖突,分工的自發演進過程將使折中這個兩難沖突的余地增大,因而隨著經濟的增長,總交易成本和市場范圍的擴大將帶動交通運輸的發展。
那么,為什么金融市場上較容易產生和存在泡沫經濟呢?在當前金融經濟中,泡沫經濟涉及不充分信息、交易費用、外部性、非理性預期等眾多新概念,各種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工具的金融創新頻繁出現,導致金融市場的運行和交易活動非常容易脫離實體經濟。在實體經濟中,成本價格是實體經濟的基礎,而在金融經濟中,它以預期定價為經濟模型。金融市場上較容易產生和存在泡沫經濟,這與泡沫經濟本身的雙重性有關。也就是說,在經濟發展日益現代化、國際化和自由化的今天,一定程度的泡沫經濟有利于資本集中,這種集中是對市場競爭和發展具有促進作用的,但是泡沫經濟終歸是一種虛擬經濟,其中主要存在的是不實因素和投機因素。因此,一旦這種經濟過度發展,其后果也是非常嚴重的。具體來講,嚴重的泡沫經濟形成和發展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的原因是社會原因,即在經濟發展速度較快的時期出現了經濟的整體繁榮和經濟宏觀環境較為寬松,這種繁榮局面和寬松環境極易為資金炒作提供機遇。所以,泡沫經濟一般總會發生在國家對銀行政策比較寬松、自由的經濟體中。也就是說,在商品經濟出現周期性的蕭條之后,政府為了刺激經濟發展,主動降低銀行利息,放松銀根,通過這種方式來刺激投資和消費需求以帶動經濟增長。于是,那些有閑散資金的市場主體就會把資金投放到那些有保值增值潛力的資源上,這就為泡沫經濟提供了社會基礎。第二個方面的原因就是對泡沫經濟形成和發展的預先調控和及時約束機制不夠。也就是說,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未能對那些有可能導致泡沫經濟的投機活動進行監控、監督和制止,尤其是對投機過程中的貸款支付活動缺乏監控機制。但是,到目前為止,這種監控機制無論是在銀行還是在政府都難以有效地建立起來。這是由于銀行只是收付中介,而政府又難以對企業之間的交易活動進行干涉,甚至還容易被這種投機所形成的虛假繁榮而迷惑。
中圖分類號:F0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21-0106-02
經濟危機是指一個或多個國民經濟或者整個世界經濟在一個較長的時間段內不斷收縮,是資本主義經濟在其發展過程中周期性爆發的生產相對過剩危機?!顿Y本論》中有這樣的敘述:“一切現實危機的最后原因總是群眾的貧窮和他們的消費受到限制,而與此相對比的是資本主義竭力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產發展的界限?!盵1]而直接導致經濟危機爆發的便是資本的本性,認識和理解經濟危機及其理論是我們應對當代金融危機的必然選擇。
一、《資本論》中關于經濟危機理論的闡述和分析
1.《資本論》中關于經濟危機理論的直接誘因分析
首先,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揭示出了資本的本性是經濟危機的直接誘因。那資本的本性是什么?正如我們所知,資本是一種可以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是一種能夠生產錢的工具。資本家對于金錢的追求是無限的,也就意味著資本對于利潤的追求是無限的,由此推動生產規模不斷擴大。但絕大部分的資本是掌握在資本家的手里的,留在勞動者手里的資本會隨著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大而減少,勞動者的購買力會隨之變弱,這樣一來商品賣不出去,資本就無法運轉,隨之而來企業就會閑置生產力,這樣便導致了危機的爆發。
其次,由于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大而導致的社會生產的增長超過了社會購買力的增長,資本所有者賣不出去產品就不能給員工發工資,這樣購買力就會更弱,陷入一種惡性循環。正如馬克思所說的:“生產很快就超過消費。結果,生產出來的商品賣不出去,所謂商業危機就到來了?!盵2]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生產相對過剩,即消費者有購買意愿卻沒有購買力,就是說這種生產過剩不是生產的增長已經超過了社會實際需要的一種絕對意義的過剩,而是相對于勞動者的無支付能力的一種過剩。
2.《資本論》中關于經濟危機理論的根源說明
經濟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是生產社會化同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這對基本矛盾,在資本主義社會,競爭規律和剩余價值規律是兩個長期并存的規律,這兩大規律作用的結果便是生產力的盲目提高和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大。生產社會化的程度會隨著機器大工業的發展越來越高。它內在地要求各部門、各企業之間及生產和消費之間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以使得整個社會再生產能夠順利進行。但資本主義的生產是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制,各部門各企業之間及生產和消費之間不可能建立起有利于經濟良性運轉所需要的適當的比例關系。因此,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尖銳的矛盾就產生了。
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就是單個企業生產活動的有組織性同整個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社會單個企業的生產,在資本家或其人的統一指導下是有組織、有計劃的;而整個社會生產卻基本上陷于無政府狀態,社會再生產過程中比例的失調,特別是生產與需要之間的比例的失調,是資本主義私有制造成的結果,也是引起經濟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二,就是資本主義生產力的快速增長和勞動群眾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所有資本家在高額利潤的驅使下都拼命發展生產,加強對工人的剝削,其結果是使勞動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落后于整個社會生產的增長,商品賣不出去從而造成生產的相對過剩,這是引起經濟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
3.《資本論》中對經濟危機的發展趨勢的分析
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只要制度存在經濟危機就不可避免,這就決定了經濟危機的周期性爆發。危機常爆發于資本主義的繁榮時期,這一時期資本主義各種矛盾極其尖銳。危機首先會在某一環節或者部門出現,然后蔓延開來。危機之后是蕭條階段,這一階段矛盾有所緩解,生產不再繼續下降,失業問題也有所減少,但社會購買能力還是十分低下,社會經濟呈現出一種停滯狀態。這一階段過后市場情況有所好轉,生產開始逐步回升,經濟開始復蘇,在復蘇階段,市場開始擴大,經濟開始回升,隨著生產的不斷擴大,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也會逐步加快,進入周期高漲階段,這是整個資本主義經濟呈現出一片繁榮。但這種繁榮只是短暫的,隨著社會生產的擴大,各種矛盾會再次尖銳,下一周期的危機就會隨時爆發。在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經濟危機是周期地重演的,危機與危機之間的間隔表現了一定的規律性。
二、對于《資本論》中經濟危機理論現實意義的分析
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對于當今經濟危機具有極強的解釋能力,同時對于當今我們如何應對經濟危機也有著現實的意義。
1.當今世界,生產過剩仍然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本質。由美國次貸危機引起而后席卷全球的這次經濟危機破壞力極其強大,究其本質,仍然是生產的相對過剩。較之于1929年的經濟危機,只不過是把問題從供給方轉給了需求方,從表面上看表現為有效需求過于旺盛,但透過表面現象從本質上看則是房地產業的生產過剩,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導致的。為了緩解房地產業出現的生產過剩,通過“透支”來刺激消費者以實現擴大需求的目的,使一些不具備還款能力或者信用低的人通過透支來滿足自身的過度需求。這樣一來,隨著生產能力的擴張,消費也進一步膨脹,從而出現了不負責任的廉價信用所導致的房地產過度膨脹的惡性循環。這也正是馬克思經濟危及理論對于時下這場經濟危機的解釋。
2.經濟危機嚴重地破壞了社會生產力,每次危機都使生產倒退幾年甚至幾十年,給資本主義世界帶來災難,危機使社會財富遭到巨大破壞。只要資本主義制度存在,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就依然存在,而經濟危機的爆發也是隨之而存在的。美國盛行借貸消費,這種消費實質上是社會大眾的“相對貧困”與“絕對貧困”而導致的社會購買力的日趨萎縮,而資本為了獲取更多利潤,就會生產出遠遠超過大眾購買能力的消費品,為了將這些“剩余產品”轉化成利潤,他們又會再生產出許多金融衍生品,以銷售給那些購買力日漸萎縮的民眾。這恰恰是《資本論》所強調的生產的無限擴大與大眾購買力萎縮這一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體現??梢赃@么講,只要這種“透支消費”不停止,經濟危機就隨時可能會爆發。
3.當今的經濟危機仍然會周期性的爆發,雖然政府會采取一些干預措施,包括對經濟危機的某些調解和福利政策等使得危機爆發的具體情況有所變動,危機爆發的周期性各個階段也不像以前那么明顯,但危機仍然是周期性爆發的。
關于經濟危機的周期性需要研究周期性的原因和周期長短的原因。危機周期性的原因,要從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運動變化中去尋找。這一矛盾以波浪式的狀態貫穿于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始終。這一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后產生了經濟危機,然后再通過對生產力的破壞強制地緩解了這一矛盾。一次危機過后,隨著經濟的復蘇和發展,其基本矛盾又會逐步被激化起來,另一次危機便不可避免。至于周期長短的原因,二戰前在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還沒有占統治地位時主要是由固定資本的更新周期決定的,因為它的更新是周期的物質基礎,這樣必然會引起對機器設備等生產資料需求量的大增,生產資料生產就會得到恢復和發展。由此一來就會增加就業以提高勞動者的購買能力和擴大消費市場,從而促進消費資料生產的恢復和發展。因此,資本主義經濟走出危機需要的物質條件就由固定資本的更新為其做好了。同時,下一次經濟危機的物質基礎也會因為它引起新的一輪的生產過剩的貯備待續。固定資本更新的周期是決定資本主義經濟周期性的一個重要因素,它為經濟危機的間隔時間創造了物質基礎。
通過上述分析,對于如何消除危機我們就有了一些建設性的主張,就像馬克思所說的:我們要破除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制度而實行生產資料的全民所有制,按照社會需求有計劃地調節社會各生產部門,統一地組織與管理全社會的生產,校正社會財富與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問題,對產品實行按勞分配。只有這樣,生產關系才能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保證社會化大生產按比例協調發展,以便從根本上消除生產過剩的根源。
參考文獻:
當人們進入21世紀以來,由于全球經濟的影響,特別是因為計算機信息技術發展的推進下,人們正在朝著信息社會時代進步。在以前近兩個世紀以來,因為無線電、鐵路、電視、電話、電影、內燃機、噴氣式飛機和微電子技術的研發及作用下,加快了世界經濟的進步,并有效改進了人們對生產和生活的方式。在以后的百年當中,人們的經濟和社會或許會有非常大的改變。而值得人類對經濟社會的發展不斷研究的課題有很多。比如經濟學家普遍關心的本世紀的世界范圍經濟發展的格局、全球經濟化逆變、世界主治貿易體系、政府因為經濟的綜合管理及分散化管理、數字經濟管理及人力資源開發的管理資源。
美國的經濟從發展角度而言,大多依照先進的計算機技術,擁有這個經濟命脈的后盾,使美國成為了最發達、經濟實力最強的國家。我國的科技飛速發展,知識經濟不斷興起,人們正在這場日益競爭的環境下經歷著全球性科技革命。
一、當代經濟與計算機網絡發展的關系
1.計算機網絡快速發展加快網絡經濟的出現與發展
最近20年以來,計算機技術創新可謂是十分迅速的。美國大型計算機通過40年的發展才產出10多萬臺;小型機用了20年的時間就產出了100多萬臺,而微型機僅僅在10年時間產量竟然高達1000多萬臺。而由于計算機網絡的出現與發展,互聯網被研發出來后就以暴跳的速度迅速蔓延。
現今流行且時尚的網絡經濟或網絡經濟學,單指內容而言,實際是Internet Economy或Internet Economics ,它是一種特殊的信息網絡經濟或信息網絡經濟學,指的是經過網絡執行的經濟活動。這類網絡經濟是經濟網絡化的必然結果,它是同電子商務密切相關的網絡產業,不但包含網絡貿易、網絡企業、網絡銀行和其他商務性網絡活動,還包含了網絡設備、網絡基礎設施和產品以及各種網絡服務的建議、生產及提供等經濟活動。
2.當代經濟的發展對計算機網絡再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計算機網絡加快網絡經濟的發展,同時,隨著電子貨幣、電子商務、電子政務等發展,對計算機技術和網絡技術再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不但需要強化網絡建設,通過TCP/IP來創建一個多功能的公共通信服務的網絡互連,加強web功能;還應強化相關軟件技術的研發,以切實達到構筑新形態商務活動應用環境的要求,比如xml技術、Java技術和組件技術等等。并且,網絡安全問題對電子商務等活動構成了極大的影響,這就需要加快網絡安全建設的進程,快速創建全面的網絡安全體系,將數據進行加密,創建各類認證體系,以便網上交易等一系列活動可以安全準確的進行。
3.當今計算機網絡技術與當代經濟已經成為密不可分的實體
由于計算機網絡技術的發展與當代經濟的進步,二者已經構成了一個密不可分的實體。在如今的經濟范圍里計算機網絡技術已經成為了經濟發展的前沿工具。比如創建在網絡平臺上的數據分析庫、應用和統計等等。當代經濟也是網絡經濟能夠生存發展的最基本的要求之一。兩者的發展相互并存,互相激勵。
二、以計算機為中心的信息技術革命仍將繼續
現如今,全球都處在信息的高速公路上,這是一項創世紀的工程,它不但會成為全球的神經中樞,還會讓人類居住的地球如同一個擁有高智商的“大腦”。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局勢呢?這是因為:首先,預計以后20年,半導體芯片集成度每18個月翻一倍,被叫做“摩爾定律”的發展局勢還會繼續。而與其相較量的處理技術讓計算能力每兩年提高一個數量級,到2006年計算能力已提升到每秒千萬億次級。其次,信息產業已變成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據有關資料顯示,2000年全球電子產品市場形式已提升到1.3萬億美元。再次,互聯網和電子商務急速加快了腳步。全球互聯網用戶由1996年不到4000萬戶變成現在的2.6億戶,據有關數據表明到2005年底已經超出10億用戶。以后的10年,全球國際貿易可能會有三分之一經由電子商務達成。
三、計算機網絡發展對當代經濟的影響
世界信息網所引起的漣漪效應已經超出網絡的范圍以外,而且已經影響到我們的日常生活,引起了一波又一波新的浪潮。這不是媒體業界所遭遇的巨大影響,也不是人際通訊的新奇物品,而是經濟結構的全新轉變,和整個社會框架的改變。
在國際貿易上,貿易大國都很關注知識產權維護,“電子數據交換”又推進了全球廠商達成信息服務一體化的目標,而電子商務的推進更是引發了國際貿易的機制徹底的變革;在國際金融上,電子金融服務等“虛擬銀行”正在取締許多傳統的銀行,銀行同客戶之間的交易會更多的使用電腦、電話、自動柜員機(ATM)等電子技術手段進行,并且,電子金融期貨交易也正式運行;在國際投資上,網絡金融正在吸收更多的全球投資者,他們正在盡可能爭奪新一輪有利的國際投資地位,并把國際投資的重點目標引導了新興市場尤其是東南亞市場,這些發展讓傳統的投資模式發生轉變。
四、充分利用、發展計算機網絡,促進當代經濟更加繁榮
1.推動計算機技術發展,適應經濟發展需求
計算機技術的應用已經普及到生活的所有角落,正在改變著我們的生活形式,可以說是20世紀最關鍵的科技創新,它的發展速度非???,幾乎融入到每一個經濟部門,并且經濟的發展也需要計算機技術的更快進步和創新。因為由于網絡經濟的進步,電子銀行、電子商務、電子金融等的深入性發展,一系列網絡和計算機問題隨之顯現,比如多媒體傳輸問題、網絡安全和網絡速度問題等等都有待解決。這些都需要我們繼續推動計算機技術的發展,以便達成經濟發展的要求。
2.企業要關注自身網絡的建立,開拓新的營銷渠道
由于網絡用戶群的擴張,互聯網成為了商機無限的關鍵市場,各企業應該關注網絡營銷的新形式,創建自身的網絡系統。近年來更多的企業開始加入互聯網,就連過去不看好互聯網市場的微軟公司也在1995年底突然覺醒,總裁比爾?蓋茨提出了“我們要全力擁抱并拓展因特網”。
近幾年來,實力強大的企業都在開發內部網絡結構。企業內部網絡結構實際上是網中之網,不但可以獨立成網,還可以連接國際互聯網絡,一題多解,優越性很大。內部網絡結構對企業技術數據庫、產品設計、研究開發、管理方式、工藝流程、市場營銷、技術反饋、售后服務等,會發生無法預測的影響。
3.重視人才培養和教育
網絡經濟建設的基礎是人和電子工具的緊密合作。作為一個龐大的社會體系工程,網絡經濟所涉及到的人才包括所有方面,有數據標準化建設和處理、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和海關、貿易、稅收、工商、交通運輸等多種行業。網絡經濟目標的擴展、確定、組織規劃的實現都是在相應的經濟環境、技術環境和人文背景下通過各類人群共同確立的。離開電子設備目標、規劃、組織的研發者或缺少這類的人才,網絡經濟是無法運行的。網絡經濟是當代信息技術利用的產物,沒有一定實力的技術人才是無法辦到的。網絡經濟的具體運行過程是商務實踐、商務理論與電子工具的有效組合,也需要很多實施網絡經濟的綜合型人才。
可是,網絡經濟人才的培養當前還是個薄弱環節。發達國家已經開始注重并著手解決這個問題,我國當前對這個問題也引起了充分關注,并積極加大關注這方面人才的培養和教育。
4.完善法律法規保障
網絡經濟的發展加快了社會變革,為社會經濟的進步提供了條件,并且也引起了一系列新的社會關系,造成許多以前社會發展中沒有出現的問題。法律是社會關系的協調者,法律的進步總要受到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約束。國家當前已經明確地感覺到傳統的法律在處理新型的信息技術所造成的社會問題時的滯后性。所以創建良好的法律環境,是網絡經濟持續發展的另一重要保障。
當前,網絡經濟發展所造成的法律問題主要有:知識產權保護問題、電子交易的安全性問題、電子合同的法律保障、個人隱私保護問題、電子數據交換的法律支持等等,以上都急需制定一些相關的法律法規,以保證網絡經濟的正常發展。
【中圖分類號】F014.3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ki.rmltxsqy.2016.20.004
2007年8月,美國爆發了次級抵押貸款危機,臨危之初,各方不以為意,認為不過是資本主義經濟周期的再一次觸底。而當這次危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擊垮了美國第五大投行貝爾斯登旗下的兩只對沖基金,美國花旗、摩根大通、美林證券等金融機構亦宣布出現巨額虧損,雷曼兄弟等投資銀行轟然倒閉并迅速向全球蔓延時,經濟學家們才意識到,這是繼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面對此次經濟危機,我們不禁反思:第一,資本主義經濟周期的魔咒真的無法打破嗎?為什么無法打破呢?第二,資本主義自誕生發展至21世紀,為何危機的規模不減,反而更加來勢洶洶,如同風暴海嘯一般肆虐呢?
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陣痛的由來與表現
對于當代資本主義的界定有兩種:廣義來說,當代資本主義是指“二戰”結束后的資本主義;而狹義上則指20世紀70年代初戰后繁榮結束后的資本主義,本文采用的是后一種界定。
《資本論》中,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描述、批駁生動形象而一針見血,“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資本剝削勞動、列強掠奪弱國就是資本主義的源頭。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的原因,不外乎生產資料私有制和生產社會化矛盾帶來的生產過剩、資本家剝削剩余價值導致大眾貧困、資本家追逐利潤造成的商品價格偏離價值規律等。美國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和70年代的滯漲等危機的爆發原因均是如此。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沒有得到妥善解決,金融危機才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呈周期性爆發。
總體而言,戰后繁榮結束后的資本主義有三大新變化:即新自由主義化、金融深化、全球經濟虛擬化,顯而易見,這三大變化導致資本主義的不平等問題日益嚴重、經濟出現停滯的趨勢、泡沫經濟和金融危機頻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地位被動搖等一系列危機。作為典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2008年金融危機是接近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和70年代的滯漲等危機性質的系統性危機,其規模之大、牽涉之廣、影響之深都堪稱歷史之最。既然資本主義經濟周期在當代資本主義世界仍無法避免,我們不妨從當代資本主義的三大變化著手,來探究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陣痛為何如此之痛?
新自由主義化。1980年是資本主義新舊經濟周期的一個重要分水嶺,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政策出現了一大重要的變化,即自20世紀80年代里根總統推行至2007年的新經濟自由主義,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完全建立起來。顧名思義,經濟自由主義意味著政府應該置身于經濟領域之外,即政府不干預經濟發展問題。新自由主義的主要特征為:清除商品、服務尤其是資本在全球經濟內自由流動的障礙;政府不再扮演引導和調控經濟的角色;國有企業和公共服務私有化;削減政府的社會福利計劃;向累退的稅收政策轉變;從勞資合作轉變為在政府幫助下的資本單方統治;以自由放任的競爭模式代替大企業間合作式競爭模式。當代資本主義的新經濟自由主義化,一方面為經濟增長放松了政策管制,另一方面也使得金融機構缺乏足夠的制約,而2008年的金融經濟危機也印證了,相比于新自由主義的積極作用,其缺點與不足的破壞性影響更加深重一些。
我們之所以稱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經濟自由主義化為“新自由主義化”,原因在于,在西方資本主義的歷史上曾出現過經濟的自由主義化?;仡欃Y本主義的經濟自由主義化,可以追溯到20世紀20年代,當時美國的金融部門基本上沒有監管,從而出現了過度投機和大量的金融欺詐。金融系統內的危機傳染力迅速而強大,在20世紀20年代末期,股市旋即崩盤,銀行系統在幾年后亦隨之崩潰。銀行系統的崩潰很快便傳遞到實體經濟,隨著大蕭條的發生,人們普遍認識到:沒有監管的、過度自由的金融是造成大蕭條的主要原因。自此之后,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對經濟自由主義化有些敬而遠之了。20世紀40年代后期,二戰后的資本主義社會積累結構完成了構建,其特點在于:在多個國家乃至世界體系內進行積極的政府經濟調控,并完善了福利制度,建立了重要的勞資合作,并在大企業間實行合作競爭模式。由于政府角色顯著變化而形成的歷史性突破,戰后體制往往被稱為“調控的資本主義”,或稱為“國家資本主義”,其積極作用一直持續到1973年。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了“滯漲”的現象,通貨膨脹、經濟停滯與高失業使得人們對國家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失去了信心,因而又出現了一種新的社會積累結構,由于其主要特征類似于大蕭條前的“自由市場”版本的資本主義,因此被稱為“新自由主義”,即本文指出的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變化之一。
資本主義經濟的自由主義化進程也是一波三折,隨著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全球化的不斷發展,人們對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也漸漸淡忘,隨著20世紀80年代末期一批社會主義國家的瓦解,社會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政黨等競爭對手對資本主義的威脅也漸漸消退。因而,當代資本主義經濟新自由主義化卷土重來,為2008年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發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梢姡瑢嶓w經濟在新自由主義模式內的可持續發展前景并不明朗。諾獎獲得者經濟學家斯蒂格里茨(2016)更是直言,對于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的共識已經終結:“在西方過去30年來一直處于統治地位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已奄奄一息?!?/p>
金融深化。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金融化是其發展的一大特征;而在當代資本主義階段,隨著金融化的加深,我們亦將這一變化稱為金融深化。金融化可定義為資本主義經濟重心從生產到金融的長時間的轉向,其特征是:第一,金融利潤在總利潤中的比重越來越大;第二,與GDP相比,債務越來越多,美國金融化的鮮明特點就是債務規模擴大;第三,金融、保險和房地產(FIRE)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第四,各種金融產品、金融衍生品層出不窮。作為資本主義長期趨勢的金融化,受到過戰后國家資本主義社會積累結構的制約,在20世紀80年代初新自由主義開始重構時得到松綁,而新自由主義化實現以后,就給金融化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傳統經濟理論認為金融市場的擴張、金融資產種類的增多,提高了經濟效率,從而為金融化提供了理論支持。阿羅和德布魯(1954)認為金融資產是對未來可能現金流的索取權,所以可以針對預期的經濟狀態提前改進資源配置,從而做出更加安全、收益更高的投資選擇。弗里德曼(1953)則認為由于價格是建立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之上,當價格偏離正常水平時,投機者有利可圖,進入市場,買入或賣出,價格會恢復到市場所決定的正常價格,因而弗里德曼認為投機行為是穩定因素,從而打消了人們對金融投資行為的顧慮。
通過金融市場的運行、公司行為(債務融資、非金融公司新股發行等行為)以及經濟政策的推動,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進展迅速。1957年美國制造業占GDP的27%,而金融、保險和房地產只占13%。到2008年,情況反轉,制造業比重跌至12%。而金融、保險和房地產比重升至20%。資本主義金融化固然提升了金融部門相對于實體部門的重要性,將收入從實體部門轉移到金融部門,但也導致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劇,薪資停滯現象的出現。通過2008年的金融經濟危機,可知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的不利影響還是很大的,其在宏觀上導致實體經濟增長放緩,金融脆弱性加劇,并激化了分配問題,使得金融化可持續性遭到質疑。
此外,在當代資本主義階段,金融化有了互聯網助力,互聯網金融出現,資本虛擬化嚴重,各種金融產品、金融衍生品更加繁多而復雜,大眾廣泛投資,經濟實力欠佳的不惜背負債務去參與,因而又產生了債務驅動型的消費與投資。在金融深化之后,仍然缺乏對金融市場的有效監管,短期利率政策工具不奏效,金融公司行為模式仍缺乏社會責任。金融膨脹雖然能在短期內刺激經濟增長,但長期來看,也會產生更大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馬格多夫和斯威齊(1988)認為如果出現金融全球化,不可能進行全球金融監管,因而遲早會停滯的生產基礎上的金融上層建筑的爆炸,可能導致規模相當于20世紀30年代的大崩潰。而且很不幸,他們的預言成真了――金融深化后,各種債務、次貸循環往復、層層疊加,經濟泡沫泛濫,最終導致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
資本虛擬深化與全球經濟虛擬化。資本虛擬化是指在較為發達的市場經濟體制下,與實體資本相對應的虛擬資本的出現,且其種類不斷演化,數量不斷膨脹,并與個別實體資本逐漸脫離關系的過程和趨勢。由此可知,資本具有“雙重”形式,一是真實資本,即工廠庫存、設備以及生產出來的產品,二是虛擬資本,即真實所有權憑證所產生的金融所有權結構,如金融市場上出現的股票、債券、期貨以及其他金融衍生品,都屬于虛擬資本的范疇。資本虛擬化是社會信用制度發展的結果,其前提是貨幣的虛擬化,即貨幣逐步擺脫了自身具有的價值,向完全虛擬化的價值符號的趨勢發展的過程。初級形態虛擬貨幣的典型代表為商業票據和銀行券,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設立本國的中央銀行,統一發行的以國家信用為基礎的法定貨幣(即法幣)的出現是貨幣虛擬化程度的進一步加深。在貨幣虛擬化基礎上發展出來的資本虛擬化,離不開社會信用制度的發展和完善,股票、債券和金融期貨等虛擬資本的產生和膨脹必須以完善的社會信用制度的存在為基礎。基于企業與投資者之間信用關系的股票、債券等,在銀行信用的介入和證券市場的發展的推動下,呈現出相對獨立的運動規律,甚至成為另一種獨立收入的源泉,虛擬資本最終得以形成。
戰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使得貨幣的虛擬化進程在全世界范圍內展開,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則使得貨幣最終與黃金脫離聯系,成為完全虛擬化的貨幣形式。在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下,隨著信用制度的高度發展,世界各國金融化自由進程推動了資產證券化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大規模創新,加之互聯網金融的發展助力,引起了虛擬資產的高速膨脹,這就是本文所提出的資本虛擬深化現象。由于金融工具的大量創新和互聯網金融帶來的交易方式的變革,使得整個金融市場更加撲朔迷離,在看似光鮮亮麗的繁榮外表下,實則暗藏著巨大風險,危機四伏。
馬克思認為,只要經濟活動的目的是在金融領域內的“虛擬資本”增值,而不是真實資本在生產領域的積累,就是純粹的投機形式。而在經濟新自由主義大背景下,這種投機行為很容易導致虛擬資本膨脹,而虛擬資本的大規模發展和膨脹正是全球經濟虛擬化的基礎。2008年的全球經濟危機就是由次級抵押貸款和次級貸款抵押債券這兩種虛擬資本所引發。這些次級抵押貸款和次級貸款抵押債券就是資本虛擬深化的典型產物,通過復雜的證券化技術,一筆資產可以有雙重甚至多重存在,一筆資金也可以有兩種甚至更多的運動過程,它們具有資本的形式,卻可能沒有資本的內容,但它們仍是可以自行增殖的資本。
因而,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虛擬資本與實際資本有著本質的區別――虛擬資本本身不具有價值。在金融動蕩時期,它們既可能有高于其所代表實際資產價值數倍的價格,也可能大幅貶值到一文不值的程度。而本輪金融危機,就是由于參與虛擬經濟部門的投資具有低門檻、低成本以及高流動性等特征,導致大量貨幣流向虛擬經濟部門,從而造成社會整體經濟普遍繁榮的假象,貸款抵押債券等虛擬資本規模亦急劇膨脹,價格不斷攀升,并放大了系統性金融風險;市場的繁榮表象刺激了人們對虛擬經濟的投資,虛擬資本價格不斷膨脹而形成經濟泡沫。由于大量資金被投入到投機易,實體經濟部門的投資出現萎縮,當兩個部門的投資比例失調超過一定限度,人們對資本市場的預期會發生逆轉,實體經濟資金鏈條也會出現問題,因此虛擬資本價格迅猛下跌,導致金融產品、衍生品價格泡沫破裂。由此可見,虛擬資本會對宏觀經濟產生重大影響:一是虛擬資本的存在和發展使得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資本約束大大緩解;二是資本虛擬化促進銀行資本本身的虛擬化;三是資本虛擬化引發“泡沫經濟”等市場經濟運行中的新問題。
金融經濟危機發生以后,全球經濟虛擬化依然不會與實體經濟相脫離,起始于虛擬資本的金融經濟危機,也會對實體經濟產生很大影響。在金融危機爆發的初期,首當其沖的是虛擬經濟部門,大量金融機構虧損甚至倒閉,從而導致金融從業人員的大量失業,貨幣流通和信用機制遭到嚴重破壞,人們對整個金融系統的信心被摧毀。隨著時間的推移,虛擬部門的危害向企業等實體經濟部門及全世界蔓延,從而對整個國家和全球經濟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以至于現在全球經濟仍恢復乏力。
中美如何面對經濟陣痛
美國的應對策略。次貸危機爆發后,由于全球經濟金融系統緊密相連,金融虛擬經濟衰退很快傳遞到實體經濟,并迅速從美國波及到全球的資本主義國家。隨著時間的推移,演變為全球的金融經濟危機。美國作為此次危機的最初爆發國,經濟環境受其破壞也是最為嚴重的,因而其應對危機的策略也至關重要。美國救市的特點如下:
第一,美國采取的是嚴格意義上的救市行動,直接給金融市場注血――向大型金融機構注入大量現金。資產的大幅貶值導致金融機構的自身價值大幅縮水,金融機構獲取充足流動性以兌現其諾言,滿足客戶取款要求的唯一方法只能是變賣資產。如果金融機構不得不以減價出售的方式處理其資產,導致的結果是存款人獲得一個較低的支付。更有甚者,如果大量金融機構同時賣出資產,拋售壓力會進一步壓低價格,迫使金融機構釋放更多資產,由此可能導致金融危機進一步惡化。為了盡快遏制住金融危機進一步惡化,美國政府不得不給金融市場注血,以阻止大型金融機構的破產。
第二,美國過度依賴債務。眾所周知,美國采取的是“卯吃寅糧”的債務依賴型體制,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債務的增長速度更是快得驚人:2008年,美國國債上限是10.61萬億美元,占美國GDP的70%;2009年,美國國債上限為12.10萬億美元,占GDP的84.1%;2010年,情況更加惡化,美國債務上限達到了14.29萬億美元,而美國當年的GDP僅為14.62萬億美元,債務占GDP總額的98%。凱西研究所董事長凱西表示支持美國違約,理由是如果不違約,美國未來好幾代人都需要不斷償還當下美國人欠下的債務。而一旦美國通過美元大幅貶值或是其他方式進行違約,如此龐大的債務規模仍會對全球經濟造成危機。
第三,美國QE(貨幣量化寬松)政策轉嫁危機,使得全球經濟雪上加霜。QE(Quantitative Easing),即量化寬松政策,量化是指擴大貨幣發行量,寬松是指減少銀行的資金壓力。在QE政策下,美國向市場投放了大量貨幣,同時也籌集了大量的鑄幣稅。此外,量化寬松政策還引致了美元的大幅度貶值,從而使得美國外債大幅度縮水,支持了政府擴大財政支出,但同時也引起了全球初級產品價格大幅度上漲。量化寬松政策除了通過全球物價上漲和美國債務價值縮水對全球經濟產生直接影響外,還會通過進出口貿易對其他國家經濟增長產生間接影響。因而,雖然量化寬松政策對美國經濟復蘇起到了重要促進作用,但同時也對原本就脆弱的全球經濟產生了不小的負面影響。
中國的應對策略。在2008年金融經濟危機中,西方世界風雨飄搖,很多投資銀行等金融機構紛紛倒閉,而在中國,幾乎所有的中國大型金融機構均沒有遭到流動性沖擊,在2011年,中國GDP還超過了日本,一躍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因而,在應對本輪金融經濟危機時,中國采取的不是嚴格經濟學意義上的救市行動,因為,從嚴格意義上說,中國并沒有發生金融危機,只是受其影響。所以,中國采取的應對策略也與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大相徑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宏觀調控是中國進行應對的主要手段。
其一,與美國不同,中國并沒有給金融市場注血,而是給實體經濟注血――制定了四萬億投資計劃,通過政府投資刺激內需。發生在美國的金融危機通過外貿出口的傳導影響到中國的實體經濟,即美國對中國商品需求的減少導致中國外貿出口的銳減,致使中國沿海一些省份的外貿出口型產業遭到重創。一些出口型工廠破產,農民工失業。為了盡快遏制住由外需的進一步惡化所導致的需求減少,中國政府出臺政策給實體經濟注血,增加內需以阻止一些工廠的破產。四萬億的投資政策主要是用于加大重大基礎設施項目的建設、對“三農”的補貼以及對地方和民間的投資,同時輔以產業結構的調整,強有力地保持住了中國的實體經濟。
其二,中國減持美國國債以降低損失風險。近年來,中國相繼購買了四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間接地支持了美國經濟的復蘇,同時也給了美國在利率上“動手腳”的機會,這雖然讓中國如鯁在喉,但也讓中國利劍在手。由于中國是美國的第一大債權國,而美國經濟復蘇乏力,中方為了防止其長期性經濟衰退并抵制美國量化寬松政策,中國已連續多年減持美國國債。2014年,中國先一次性減持2500億美元國債,同年9月,又拋售了800億美元國債,此后也一直在拋售,截止到2016年7月,中國共拋售了美國國債1萬多億美元,仍為美國國債最大的債權國。
其三,中國金融監管體制的調整和升級。此次金融危機的發生,是因為美國金融創新中出現的虛假操作和金融衍生品欺詐,以及美國的低儲蓄率和過度消費造成的。保全金融機構,最穩妥的方式是從金融監管領域著手進行,而直接進行大量的注資,治標不治本,是不利于金融機構長期發展的。因而,中國金融市場發展戰略的調整是更加明智的。中國的金融改革要堅持市場配置金融資源的改革導向,要從深度、效率、可獲得性與穩定性這四個維度來衡量金融發展。一方面,金融業要提高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另一方面,就是要加強金融監管,實現我國金融風險整體可控,使我國金融體系禁得起經濟周期性變化與結構性變化的雙重考驗。
當代資本主義的經濟陣痛還能治愈嗎
通過上文面對經濟陣痛的中美政策比較,可知我國并未發生金融經濟危機,且中國防御危機的政策更加明智穩妥,這首先要歸功于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在政府的宏觀調控下,未曾出現金融失控現象;在抵御經濟危機的政策上,面對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我國致力于對本國實體經濟的支持,實行供給側改革,未對其他國家、全球經濟產生負外部性,更顯大國風范。而當代資本主義的三大變化――新自由主義化、金融深化與全球經濟虛擬深化,又一次將資本主義世界帶入經濟陣痛的深淵,美國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救市政策何時能明顯奏效也尚未可知,可見當代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仍不明朗、前途未卜。這表明了當代資本主義的舊體制已經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需要進行重大調整,建立新體制,而在新舊體制之間,將是一個較長的、充滿不確定性和巨大動蕩的時期?;蛟S,當資本主義制度被徹底改變之日,就是它的經濟陣痛治愈之時。
(山東大學經濟學院政治經濟學專業碩士研究生李梓旗是本文的第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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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過對馬克思思想中關于哲學與經濟學相結合的經濟哲學的研究,從而吸取馬克思經濟哲學中有價值的東西,應用于當代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中。
關鍵詞 :馬克思;經濟哲學;當代意義
中圖分類號:B8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5)04-0037-02
一、關于經濟哲學定義的探討
關于經濟哲學,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這個提法就頻繁出現于我國的哲學和經濟學文獻中。有人認為經濟哲學是“處于哲學和經濟學的交叉地帶”,所研究的內容是各個經濟形態的“共有的、基本的規律和問題”。然而,與此相反者則認為,經濟哲學“不是經濟學和哲學相結合所形成的交叉學科,而是一門部門哲學。所謂部門哲學,就是對世界的某一部門或某一領域的哲學問題的哲學思考”[1]。在這兩種表面看來截然不同的觀念之外,還有一種似乎中立的看法:“經濟哲學是用哲學方法研究經濟問題,或用經濟學方法研究具有哲學性質的經濟問題的一門學科?!盵2]所謂經濟哲學就是經濟學的哲學,是對經濟生活和經濟學進行哲學反思的一個學科門類,旨在通過經濟學和哲學的聯盟,發揮兩門學科的優勢,對人類社會面臨的重大社會存在和發展問題進行整體性的綜合研究。西美爾認為,包括經濟學和貨幣學在內的任何經驗性學科,上下兩端都靠哲學支撐,沒有這樣的支撐,經驗性學科難以成為自身。上端者指學科起步時的邏輯前提,如西方主流經濟學中的人性自私論、天賦人權論和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論就是這種情況。下端者指經驗事實意義和價值性質的解釋。經濟學能夠用經驗的方法確定和描述基本事實,如我國目前的貧富兩極分化現象。但是,這些現象僅僅是經濟行為主體活動的結果,經濟學沒有能力回答這些問題,非要回答,只能像加里·貝克爾的“經濟學帝國主義”一樣在哲學面前出丑。他在其代表性著作《人類行為的經濟分析》中不知天高地厚地說:“經濟學的分析方法高于和優于邊沁、康德和馬克思的方法?!盵3]
二、對馬克思經濟哲學的認識
經濟哲學的興起是經濟學和哲學相互融合和范式變革的產物。馬克思是將哲學與經濟學相結合的典范,他既重視經濟學的研究,也重視哲學的研究,他留給后人浩如煙海的文獻,奉獻給人類博大精深的思想體系。
首先,馬克思所研究的經濟哲學既非單純的經濟學也非純粹的哲學,而是在融合了兩者基礎之上而形成的一種客觀性與主觀性相統一的全新科學,它打破了當時的一些哲學家和經濟學家考察經濟問題的方法。馬克思首先對唯心主義經濟哲學的思想進行批判,這在他最初的經濟哲學研究成果《哲學的貧困》中就有著充分的體現。他批評蒲魯東從普遍理性出發建構經濟學的哲學體系,把經濟范疇視作“不依賴實際關系而自生”[4]的思想不過是一種先驗的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而馬克思所要實現的是關于經濟學要能夠真正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本質和規律,必須跳出哲學的圈子研究經濟現象,這是一種蘊含著從經濟現實、物質生產出發的唯物主義經濟哲學思想。同時,他還對機械唯物主義的庸俗經濟學思想進行了反思,這使馬克思意識到,經濟哲學要走出“在表面的聯系內兜圈子”,對“最粗淺的現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釋”的誤區[5],就必須突破以往的理論,沖破思想障礙,敢于進行理論創新。
其次,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思想是科學性與人文性相統一的,他分別從物與人的角度,充分體現出了人類對世界的兩種基本態度和價值取向??茖W性強調客觀性和事實評價,人文性強調主體性和人文關懷,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的對象,無疑是“現實的人”[6]。馬克思認為,“現實的人”既是“社會關系的總和”[7],又是能動的、有價值、有理想追求的主體。因此,經濟哲學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應是科學性與人文性的辯證統一。馬克思既反對從所謂“純粹的客觀性”或單純的技術理性模式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他認為這種做法撇開了主體的人,而且缺乏對人的地位體現,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同時,他又反對從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義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做法拋棄了客觀的物,只能使人成為虛假的主體和片面的“道德人”。所以,馬克思經濟哲學的獨到之處就在于他既能夠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結構和人類社會歷史本質的同時,又能夠把它們視為以人的生產實踐為基礎的過程。
再次,馬克思經濟哲學的思想側重于從實踐角度表述主客觀關系,是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決定性就是承認人類社會歷史及其經濟運動是有自身規律可循的自然歷史過程,肯定了客觀世界和其規律的必然性及其對人的制約性;選擇性即承認社會歷史及其經濟運動又是歷史主體的人有目的的活動過程,肯定了主體的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認為作為歷史主體的人一身兼任“劇中人物”和“劇作者”雙重身份[8],因為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運動的規律是通過現實的人的有選擇的能動性活動而得以實現的。人的實踐是聯接兩者的中介,正是在實踐基礎上,兩者達到了辯證的統一。經濟哲學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過對經濟現實的理性考察,為發揮人的自主能動性提供理論根據,因此它應當從決定與選擇的統一角度研究作為客體的世界與作為主體的人之間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
最后,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思想是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這是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中又一個基本的方法論思想。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不僅僅從經濟現實出發,而且在研究經濟現實中進行哲理性的分析推論,并從中引出世界觀、方法論的結論。同時,在對經濟現象進行哲理的分析的過程中,融入經濟的實證,使之有根有據,而不是流于形式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繹。馬克思在創立經濟哲學之初,就批判地審視了當時的經濟理論,反對蒲魯東用先驗原則、抽象哲學理念投射經濟現實,認為這只能導致“可笑的哲學”[9];又批評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停留于純粹經濟事實的膚淺表述和實證歸納,認為他們不從經濟關系的社會歷史性考察、深究經濟現象的本質,導致了他們視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固定永恒的規律的唯心史觀結論??v觀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思想,其哲學與經濟學在相互交融基礎上達到了辯證統一。馬克思的經濟哲學理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既是社會的、歷史的、哲學的經濟學,又是經濟的社會學、歷史學和哲學。
三、研究馬克思經濟哲學的當代意義
經濟哲學在我國發端于哲學界的呼喚,但實際上也是經濟學界的需要。正處于機遇與挑戰并存的中國,面臨經濟發展、制度轉型、走向世界過程中一系列棘手的、復雜的、整體的、深層的問題,迫切需要經濟哲學的發展。就實踐意義而言,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實踐急需理論的正確指導,而中外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研究似乎滯后于社會主義經濟實踐,因此,經濟哲學在我國具有深厚的生存土壤,同時也具有光明的發展前景。
首先,雖然由于時代的巨變使得馬克思那個時代的經濟哲學研究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都與現在這個時代存在極大的差異,但是馬克思當年從客觀性與主體性相統一的角度研究經濟哲學的思路和方法,仍能為我們從事當代經濟哲學研究提供有益的啟迪。在此,不妨借用馬克思的一句名言,經濟哲學要想成為“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就必須“不僅從內部即就其內容來說,而且從外部即就其表現來說,都要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并相互作用”[10]。同時,我們還要充分發揮每一個主體特有的主觀能動性,打破陳舊的傳統觀念,解放思想,積極創新,與時俱進。
其次,科學性與人文性辯證統一的經濟哲學方法,有助于我們研究經濟全球化以及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經濟增長、轉型、變化和發展的現狀、歷史和未來趨勢,從而立足于科學的實證經濟學,從客觀世界中認識到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規律,理解人的價值需求、人生的現實性、時代的變易性、社會生活的真實性等,從而為確立與之相對應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觀依據。與此同時,也有助于我們研究人在當代社會中的自身價值,從而運用科學的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達到自己的愿望和要求,最終實現人的生存意義。
再次,借鑒馬克思的決定性與選擇性相統一的方法來考察當代中國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有助于我們制訂新世紀現代化戰略決策,走出“超越論”和“循序論”誤區,立足于“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研究諸如中國與世界體系的聯系與交往中,經濟的調整、重組、改革、開放等關系;又充分發揮主體的能動創造性,在歷史的決定性與選擇性的交錯點上“抓住機遇”,切實把我們應該做的事情做好。同時,也有助于我們走出“人類中心論”或“生態決定論”的兩極,進而深入研究諸如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與自然成本、生產效率、物質生產、人口生產、精神生產等等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
最后,借鑒馬克思經濟哲學中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相統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一方面,在探討諸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全球化等具體問題時,運用世界歷史理論、社會形態論加以理性抽象;另一方面,在研究的社會結構論、形態論、本質論、動力論等基本理論時,根據世界、中國的社會經濟變化現狀和趨勢,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理論加以驗證。最終,在融合兩者特征的基礎上,創建能夠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的經濟哲學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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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