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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社會實踐是指大學生在校期間，利用閑暇或假期時間進行的深入社會實際生活、體驗社會百態的實踐教育活動，通過與他人的溝通、交流、合作以及與社會的接觸、融合，啟發其思想意識，拓寬其知識廣度，增強其社會責任感，是現代大學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使學生社會化的重要手段。多年來，以大學生“暑期三下鄉”為主要標志的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積累了許多重要的經驗。但應該看到，由于辦學條件、思想認識、體制機制等方面的原因，大學生社會實踐較多流于形式，缺乏實效性、專業性和可持續性。如何更好地創新大學生社會實踐的內容，探索增強大學生社會實踐實效性的途徑，發揮社會實踐的育人功能是擺在高校面前的重要課題。
一、高校大學生社會實踐的現狀分析
(一)追求短期效應，流于形式。
當前一些高等院校的社會實踐內容空泛，缺乏實質性的教育意義，追求對于學校本身的短期效應，形式主義的現象嚴重。為了追求社會實踐的影響效果，高校往往將社會實踐的重點放在宣傳、主題和規模上，忽視了社會實踐對學生的教育和感化功能，致使學生很難在社會實踐中找到歸屬感和滿足感，產生厭煩心理。很多高校在社會實踐之前“轟轟烈烈”，活動中卻很少有教師參與實際的指導和提示，活動后卻又大加總結經驗，宣傳所謂的實際效果。這種流于形式、追求短期效應，忽視社會實踐本身具有的長期性和復雜性特征的做法，嚴重損害了大學生社會實踐的本質屬性，偏離了社會實踐的德育功能，成為高校的形象工程。
(二)缺少穩定的社會實踐基地。
社會實踐基地是社會實踐走向規范化和制度化的重要步驟，各高校要根據自身的實際特點，建設產學研相結合的社會實踐基地。但當前的情況是很多高校在社會實踐中往往是“一屆學生一個實踐地兒”，沒有相對固定的傳統實踐基地。另外，一些高校在選擇社會實踐場所時，往往單純地從自身角度出發，片面強調學生能否在其中得到鍛煉，而忽視了社會實踐的公益性和社會效益，由此使建立長期的和固定的社會實踐基地成為不可能。
(三)社會實踐缺乏專業性指導。
社會實踐指導是指帶有目的性和計劃性地將理論知識的內容運用于課外，模擬實踐場景，選擇實踐內容，指導學生開展實踐活動。高校輔導員和專業教師負有對學生做好社會實踐指導的重要職責。當前各高校普遍要求學生參加寒暑期社會實踐，但對于參加社會實踐的方式、內容、條件等卻很少給予指導和建議，使學生參與的社會實踐往往帶有盲目性，沒有結合實際情況制定周密的實踐計劃，更沒有明確的實踐目標。同時，受到社會實踐地域性等的限制，一旦學生在社會實踐過程中遇到困難，也很難得到老師的專業指導和幫助，這勢必影響學生持續參加社會實踐的信心，也影響了其社會實踐的實際效果。
二、影響大學生社會實踐實效性的因素
(一)思想認識上的偏差。
作為社會實踐主體的大學生，要充分認識到實踐能力的培養與理論知識的學習同等重要，理論的學習是為了更好服務于實踐，實踐則可以檢驗理論的掌握程度和知識廣度。大學生對新鮮事物具有極強的感知力和認可度，但同時，他們對于親身體驗的實踐活動參與度卻很低，認為社會實踐不能給他們帶來實際的物質或是精神上的滿足，實踐內容過于死板和單調，實踐結果多是為了應付學校和老師的檢查。對社會實踐認識的偏差和態度的消極，使大學生在參與社會實踐中出現了“三低”的情況，即人數低、程度低、效果低，即使是親身參與了社會實踐的同學，也因認識不正確和態度不端正，使社會實踐的效果大打折扣，這同時也加劇了大學生因社會實踐能力不足而導致其在畢業時更容易出現就業難的狀況。
(二)組織管理薄弱。
大學生社會實踐是一項系統工程，包含了組織、實施、管理、總結等諸多方面，組織管理和統籌安排是社會實踐正常運行的首要條件，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社會實踐的效果。高等院校的社會實踐項目，應由實踐教學科、學生處、校團委等聯合各教學單位統一組織實施，由教師和學生共同參與，以體現社會實踐在高校教學中的重要地位。但現實情況卻是很多高校把社會實踐的任務完全轉移到了各二級院系，甚至是學生會、青年志愿者協會等學生組織，缺乏學校層面的統一組織和管理，更缺乏專業教師的指導參與，這使得社會實踐處于無組織、無管理的松散狀態。
(三)評價體系不夠科學規范。
大學生社會實踐要取得實效，必須建立科學合理的評價標準。當前很多高校以社會實踐登記表的形式作為考核學生社會實踐效果的標準，內容大體包括實踐的時間、地點、內容以及實踐單位的評價等，學校以此為依據來評價學生的社會實踐效果。但這種評價方式的弊端是顯而易見的，學生很容易在其中的任何一個項目甚至是全部項目上作假，只需找一個合法的單位蓋個公章就可以了。這種泛化的考核評價方式，使社會實踐的效果大大降低，更戳傷了部分學生參與社會實踐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三、增強大學生社會實踐實效性的途徑
(一)提高對大學生社會實踐的認知度。
社會實踐是大學生認識社會、參與社會生活的重要方式，只有在實踐的檢驗下，才能體現高校教育的成果，才能使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高校要從“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出發，充分認識到社會實踐是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須環節，要創新實踐教學形式，完善實踐教學內容，將實踐教學納入到學校整體的教學計劃之中，學校要統一組織、統籌安排，為大學生社會實踐構建服務型、組織型平臺。同時，大學生自身也要積極轉變觀念，要深知參與社會實踐對個人成長成材的重要意義，任何理論只有經過實踐的檢驗才能辨別其真偽，才能明確自身理論的儲備程度。大學生只有樹立了正確的實踐觀，才能變被動實踐為主動實踐，才能更好地體現出社會實踐的實效性。
(二)創新社會實踐的內容和形式。
作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重要內容的社會實踐，要在堅持創新中有所發展。各高校要根據社會需求和地域特色，深入開展調查研究，積極創新社會實踐的內容和形式，增強大學生社會實踐的實效性。以地方高校為例，可以根據其所在地農業人口多，外出務工人員多，留守的空巢老人和兒童多等實際情況，開展特色鮮明的社會實踐活動，如頂崗支教、關愛空巢老人、關注農村留守兒童、關愛殘障人士等。社會實踐的內容不是千遍一律到茶餐廳做服務生，不是非體力勞動就不是社會實踐，只要是大學生力所能及的，有利于提高自身知識和能力的都是最好的社會實踐形式。此外，要將社會實踐的時間碎片化、日常化和經常化，要將社會實踐的內容同自身所學專業聯系起來，發揮大學生的智力資源優勢，使社會實踐真正為社會服務，為百姓服務。
(三)加強對社會實踐的組織管理。
高校要將社會實踐活動納入教學計劃和教學體系，使社會實踐課程化。健全由學生處、校團委、教學單位組成的社會實踐管理體系，建立以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輔導員為主的專業化社會實踐指導團隊。要根據不同年級、不同專業的學生特點制定不同的社會實踐規劃，對社會實踐的內容、實現途徑、時間地點等都作出明確的規定，使社會實踐在規范化、制度化中良性運行。對于社會實踐的經費，高校要下撥?？顚ｍ椨枰灾С郑瑢涃M的使用進行嚴格審查，建立由審計處、財務處負責的經費管理部門，并堅持“誰使用，誰負責”的原則，保證經費的正常合理使用。
(四)完善社會實踐的評價體系。
完整的社會實踐評價體系能夠真實反映大學生的社會實踐情況，發現社會實踐實際與預期教育效果之間的差距。在高校的學分制教學管理制度中，應為社會實踐單獨劃出適當的學分，并設計合理的定量考核標準，對學生在社會實踐中的實際表現、思想收獲、調查報告以及心得體會等給出等級評分標準，并綜合得分情況給出合格與否的評價，折算成學分之后計入學生成績表。同時，社會實踐的效果要與相關的獎勵掛鉤，如學生的評獎評優、入黨推優等，也可以每學年對社會實踐的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進行表彰，以此激勵和帶動更多的學生參與到社會實踐中。完整的社會實踐評價體系可以反映大學生社會實踐的真實性和有效性，更可以在公平的、可量化的考評中鼓勵更多的青年參與到社會實踐中來，使其在實踐中得到鍛煉和成長。大學生社會實踐實效性研究，關乎高校德育教學的成果，更關乎學生自身的發展和成長，理應引起所有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視。高校要根據自身的情況，制定完整的社會實踐規劃，將社會實踐納入學校日常的教學活動中，不斷創造條件為學生參與社會實踐提供便利，要不斷創新社會實踐形式，加強社會實踐基地建設，完善社會實踐評價和考核標準。同時，要不遺余力宣傳社會實踐的重要意義，在學生中間形成“人人參與，人人愿意”的活動氛圍，使社會實踐真正成為大學生塑造自我人格、追求人生夢想的廣闊舞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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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5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646(2008)08(b)-0014-02
1 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的內容及重要意義
1.1 當前大學生社會實踐的主要內容
廣義的社會實踐指按照高等教育目標,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地指導在校大學生,結合自己所學的專業知識和生活經歷,使大學生通過參與一定的社會活動,達到學習社會生活經驗、了解社會、認識社會、服務社會、奉獻社會,同時提高大學生各方面素質,最終使大學生更快更好地融入社會的實踐活動。從大學生參與社會實踐動機的目的性角度出發,將大學生社會實踐可分為6類:1)教學輔助類;2)勤工助學及有償類;3)社會公益、志愿服務類;4)科研能力培養類;5)國防、軍訓類;6)社會經驗類。
1.2 大學生社會實踐的重要意義
1.2.1 大學生社會實踐是實現知識與行動統一的載體
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正是解決理論脫離實際、知識遠離生活等問題的有效途徑。通過社會實踐活動,逐步彌補了大學生動手能力差、缺乏全局意識、缺乏創新意識等不足因素?；顒舆^程中,隊員們組織協調、人際交往、獨立生活能力得到提高,并逐步掌握如何理清工作思路、制定工作計劃、執行工作實務等一整套處理日常工作的方式方法。這將加速知識的消化,實現理論與實際的有效結合。
1.2.2 大學生社會實踐是大學生與用人單位之間的橋梁
近年來,在人才市場機制與競爭規則的有待進一步健全的前提下,部分學生在嚴峻的就業形式下顯得束手無策。通過社會實踐使大學生提前了解和適應機關、企業和社區的工作規程,提高高校人才培養與社會實際需求的契合度,使其認清就業形勢,了解社會對畢業生的需要,結合自身的實際,樹立正確的擇業觀念,以便做好從學習角色到工作角色的轉變,實現大學生由自然人到社會人的轉化。
1.2.3 大學生社會實踐是政治理論教育與實踐教育的有機結合
通過社會實踐活動的開展,讓學生深入基層、了解國情、體察民情的現實需要,促進大學生認識社會、認清國情,實現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從抽象到具體的轉變。大學生們走出校園,下農村、到西部、訪軍營、進企業,以社會為課堂,以實踐為教材,全身心投入到社會實踐中去接受教育和鍛煉,發現自身不足,不斷提升自己的認知能力和社會責任感。
1.2.4 大學生社會實踐是實現大學生全面發展的重要途徑
社會的發展會不斷對人的全面發展提出新的目標和具體要求,作為“象牙塔”內的大學生,積極投身于社會實踐,促進自身獨立性和個性發展,提高創新與就業競爭力的能力,培養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促進自身全面發展將不僅是時展的客觀要求,而且也是新時期大學生成長的現實需要。
2 新時期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存在的問題
社會實踐活動作為一種把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和自我教育融為一體的教育形式,能使大學生在校園外更廣闊的社會環境中學到許多書本上無法學到的知識,但是另一方面,在高等教育長足發展的今天,社會實踐活動的開展仍面臨著諸多的問題。主要表現在:
2.1 學生參與缺乏廣泛性
各高校往往把主要精力放在校級、院(系)級重點社會實踐小分隊上,而對廣大學生只是一般的號召、要求,缺乏具體有效的組織和指導。除為數不多的這些重點團隊外,其它團隊實踐形式普遍比較簡單,主要是發放調查問卷、參觀企業、或三下鄉勞動等。因其本身沒有進行有效的指導,管理又比較松散,形式主義較濃,對學生實踐創新能力的培養作用不大。
2.2 組織指導缺乏規范性
目前絕大部分高校的做法是將社會實踐活動當成高校共青團組織的專門工作,一般是通過學校共青團組織發動,青年志愿者協會組織,學生自愿報名參加。學校普遍重視校級、院(系)級重點團隊建設,而且集中組隊的規模不大、數量不多?；顒又袑τ趯W生在社會實踐中了解的問題,未能及時進行辨析與答疑,這將直接影響到社會實踐的效果。
2.2.1 實踐結果缺乏實效性
由于把社會實踐看作季節性的社會活動,為了引起社會和媒體的關注,必然會強調活動的聲勢和新聞效應,使社會實踐對學生的實際意義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近年來,有些高校一味把社會實踐“搞大”,追求轟轟烈烈的出發場面,追求轟動效應,對社會實踐的規模、主題、形式宣傳多,對社會實踐的過程、收獲、效果宣傳少,給人產生有名無實,雷聲大、雨點小的感覺。
2.2.2 評價體系缺乏科學性
高校長期以來采用以學習成績為主的人才培養考核評價體系,大多數高校還沒有制定專門的實踐教育考核辦法和考核標準,有的只重視校級、院(系)級重點團隊的成果或簡單的按學生實踐登記記錄情況來簡單考核。在評估過程中,大多數僅僅依據團隊的調查報告、實踐報告,然而部分學生以抄襲來應付,實踐能力得不到真正有效的提高。
2.2.3 指導老師缺乏積極性
大學生社會實踐主題大多提倡應與所學專業相結合,專業教師參與社會實踐指導將會極大提高社會實踐的意義。但由于沒有對社會實踐教學及管理人員進行統一編制、培訓,使社會實踐的教學、管理隊伍處于臨時應付、流動性強的狀態,缺乏工作的連續性、積極性。
3 國外大學生社會實踐模式探究
在國外,實踐教育思想有著悠久的歷史,這些經驗有助于國內社會實踐的發展。國外大學的實踐教育模式主要有兩種類型:以課堂教學為依托的認識實踐和以課外活動為依托的操作實踐。國外大學在實踐教育方面采取的措施歸納有以下幾點:
3.1 注重課程改革,強調理論與實際的結合
他們認為,大學必須根據人們的需要,迅速地適應各種變化,培養社會需要的各種各樣的人才。在課程設置中,增加實踐教學課程,增加實驗課、習題課、見習課的學時。在教學過程中，不是一開始就講授課程內容,而是先介紹課程內容在生產和社會生活中的實際意義,鼓勵學生用所學理論知識設計出具有創新意識的設計方案或實驗報告。
3.2 高校與社會聯系緊密,鼓勵學生創業
在創辦科學院,加強與產業界聯系的過程中,大學鼓勵學生走出課堂、走出校門,參加各種創業活動。學生創業活動主要有兩種類型:一是學生創業設計競賽,如計算機軟件設計競賽、大學生數學建模競賽等;二是直接創辦公司、企業,如惠普公司是由斯坦福大學的兩名研究生惠萊特和派卡德構思和建立起來的,比爾?蓋茨創辦微軟公司更是大學生創業的典范。
3.3 豐富的課外活動,促進學生全面發展
國外大學課外活動之多、范圍之廣是超乎人們的想象的。這些課外活動有學術活動和非學術活動,有校內活動和校外活動。常見的學生活動有講座、沙龍、俱樂部、學生模擬法庭、演講等,這些活動豐富了學生生活,彌補了課堂的不足,增長了知識,鍛煉了才干,增添了情趣,是學生實踐教育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
4 深化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的思考
4.1 加大宣傳、管理力度,建立健全機制
在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取得成效的基礎上,加大社會輿論的宣傳,建立健全的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組織、考核、獎勵等制度,保證活動規范有序地開展。
4.1.1 加強社會實踐管理的規范化
學校應加強對社會實踐活動的管理和規劃,統籌規劃,合理安排,做到既有學校的統一管理又有教師的具體指導。在實施過程中,學校黨政明確社會實踐管理部門(如學生工作處、團委、各院系團委及社會實踐社團)的作用,抓好學生骨干的選拔和培訓,發揮學生骨干的帶動作用,做到點面結合,以點帶面。
4.1.2 整合社會資源
學校有關部門齊抓共管、社會有關方面協調配合,是保證其育人效果的社會基礎。通過校政合作、校企合作等多種形式建立穩定的校外實踐基地。積極發揮實踐活動的橋梁作用,把學校的科技育人資源與地方的發展需要結合起來,把社會實踐活動進行社會化整合,建立起高校和地方的長期合作關系,共同發展。
4.1.3 做好實質性成果的指導
諸多調查表明,學生對于社會實踐興趣很高,但許多學生對社會實踐如何開展十分茫然,甚至不少學生不知實踐報告、科技論文如何寫作。因此社會實踐中教師的指導十分重要,有必要開設社會實踐方法講座,組織社會實踐宣傳隊,加強對學生實踐活動的指導,著力提高社會實踐的質量。
4.1.4 合理處理硬性要求與彈性評價的有機結合
保障社會實踐質量建立必要的和規范的考核評價指標體系,使實踐活動有規章可循,有制度可依,有內容可考,保障實踐質量,促進學生素質的提高。
一是根據不同年級不同階段的實踐內容安排進行學分制,要求學生每年至少完成一定次數的課余時間和暑期專題內容的實踐活動。
二是與評優掛鉤。規定只有獲得當年實踐學分并且時間考核優秀的學生才有資格評優,并把它作為確定入黨積極分子的條件之一。有價值的實踐成果,可爭取學校和社會的特別扶持,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增強他們的創新能力。
4.1.5 完善社會實踐網絡信息化
該系統包括組織體系、制度體系、激勵體系、信息反饋系統等,實現社會實踐信息的網上運作,加強社會企業與學校的聯系。學生能夠通過上網了解社會實踐的有關文件、制度、基地情況,查詢實踐崗位;教師通過網絡信息管理系統,可以科研項目,尋求合作對象。
4.2 圍繞專業、社會熱點問題,加強社會實踐活動的針對性
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要取得實效產生較大的社會影響,就必須不斷創新活動方式、豐富活動內容。在當前,應著力抓好以下幾個方面:
4.2.1 強調全體學生的廣泛參與
通過動員、學習、討論逐步使學生對社會實踐活動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做好學校、院系、班級三個層面上的宣傳發動,組織學生認真討論,讓學生從被動式參加到以主人翁的態度參與?；顒雍?讓學生進行成果展示,匯報實踐結果;組織總結交流,深化教育效果。
4.2.2 深入挖掘傳統活動的潛力
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已經走過了二十多年的歷程,在以后的實踐活動中,要著力挖掘傳統活動(如三下鄉、義務支教、社會問卷調查等活動)的潛力,在原來的基礎上,充實新的內容,創新形式,形成新的亮點,賦予其新時代的特色。在保持原有優勢和特色的基礎上更加務實、更加深入、更貼近群眾煥發新的活力。
4.2.3 更加注重與專業的結合
專業性的社會實踐活動能夠充分發揮它的雙重作用――實踐中的思想教育和實踐中的專業學習。一方面在實踐活動中教育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另一方面,在實踐中加強專業知識的滲透和運用,激發、培養學生的專業興趣,同時,也可以吸引更多的專業教師參與其中,促進“教”“學”相長。
4.2.4 活動的開展深層化、多樣化
根據不同年級開展不同的活動:一年級組織軍事理論和軍事訓練相結合的實踐環節;二年級以青年志愿者服務為切入點,開展以“三下鄉”為主、社會調查、掛職鍛煉相結合的實踐道路;三年級結合專業實習、就業實踐、創業計劃大賽等,開展社會實踐、科技活動與職業訓練相結合的“三位一體”的實踐活動。
4.2.5 注重活動的時效性
社會實踐的實踐主題必然要符合于社會發展的潮流,并以符合社會發展、國家建設的所需為追求目標。今年,全國各地,圍繞北京奧運、改革開放三十年展開了熱情的奧運文化、改革之風宣傳,可謂形成了一種非常好的氛圍。將大學生手中的知識和文化更好地帶進人民之中去,真正實現社會實踐的社會公益性。
參考文獻
[1] 蔡景華.構建大學生社會實踐有效運行機制.學校黨建與思想教育,2005(11).
中圖分類號:G423.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23-0218-02
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以培養復合型、應用型高級專門人才為己任,是一門應用性很強的學科。而基于實踐教學對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與實踐能力所具有的獨特作用,實踐教學在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教學活動中占據著極重要位置。
一、實踐教學的內涵及重要性
所謂實踐教學并不是簡單的、一般意義上的社會實踐,它受制于教育的目的和要求,本質上以培養為宗旨的教學活動[1]。它是按照高等教育目標的要求,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地引導學生深入實際、深入社會,從而使其素質和能力得以全面提高的一種教育活動。它是以教學活動為中心而開展的一系列由學生親身體驗的實踐活動。從這個角度講,實踐教學所涉及的外延很廣泛,它既包括理解、探索專業知識,掌握操作技術的科學實驗、生產實習等驗證性實踐,也包括為解決實際問題而開展的研究性、設計性和綜合性的實踐,還包括以了解社會和國情、提高自身全面素質為目的的社會實踐活動。狹義地講,實踐教學是指有計劃的組織學生通過觀察、實驗、操作,掌握與專業培養目標相關的理論知識和實踐技能的教學活動[2]。
理論上講實踐教學與理論教學應是相輔相成的統一整體,然而高校的在實際教學過程中,長期側重理論知識的傳授。各學科專業根據分科方式,依照課程結構循序漸進地使學生認識、掌握有關概念和理論及學科知識的內在規律,如此則高校教育幾乎僅承擔了理論教學的任務。實踐教學與理論教學不同,它是學生技能訓練和能力培養的主要環節,能促進學生鞏固和深化科學理論知識,使學生在實踐中逐漸學會運用所學知識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鑒于實踐教學對學生綜合素質的提高,對學生創新精神與實踐能力的培養所具有的獨特作用,可以斷言,實踐教學是知識轉化為能力的必要途徑,是理論教學永不能替代的。因此,高校在教學過程中,必須科學合理地安排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內容,使之取得最佳整體效益,如此,才能培養出具有創新精神與實踐能力的高級專門人才。
在培養高級專門應用型人才的目標指引下,高等學校勞動與保障專業已經逐步加強了實踐教學環節,但實踐教學的發展仍明顯滯后于高等教育發展的要求。從目前情況看,我國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在實踐教學中依然存在著以下主要問題。
1.實踐教學活動缺乏系統規劃與研究
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一般已經將各種實踐教學列入教學計劃中,但實踐教學活動在具體進行及管理中均缺乏深入、系統地研究與規劃。尤其是對實踐教學大綱的制定、教學過程的監督、實踐效果的評價等方面往往沒有相應的制度作支撐,顯現出相當程度的主觀隨意性。表現在教學管理方面即沒有具體的實踐教學管理模式設計;表現在實踐教學的內容形式上即重復交叉混亂,各門課程的實踐教學內容無法銜接起來,無法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如此實踐教學不僅收不到預期效果,還影響了學生學習理論知識的熱情,得不償失。
2.實踐教學考核方式的趨于單一化
勞動與社會保障的專業的課程體系是多層次的有機整體,以哈爾濱商業大學為例,包括三個層次:公共課、學科共同課和專業課。其中公共課分為公共基礎課和公共選修課;學科共同課又分為學科基礎課與學科選修課;專業課則細分為專業主干課、專業限選課及專業選修課三個層次[3]。不同層次的課程針對不同年級開設,其具體的課程結構和要求亦不同。但實踐教學中任課教師多抱著便宜行事的態度采取簡單重復的考核方式,這種針對不同課程、年級采用單一的考核方式顯然是不科學、不合理的。
3.實踐教學質量評價體系落后
實踐教學的質量評價體系滯后,對實踐教學活動的全過程管理不到位。一般來講,教學部門往往重視理論教學或課堂教學的環節,輕視實踐教學過程。因此,至今尚沒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實踐教學過程控制和質量評價體系。或偶有相應的實施方案,但缺乏長效、穩定的制度保障和監控措施,仍會使原有教學計劃中規定的實踐教學內容難以達到預期的目標[4]。
4.實踐教學的師資隊伍建設落后
教師隊伍的實踐技能水平直接影響實踐教學的效果,高素質的指導教師隊伍是實踐教學水平持續發展的前提。由于專業建設時間短,多數教師是從其他學科轉行而來的,屬于半路出家;而專業師資建設投入方面還未有深厚積淀,這使得教師隊伍整體力量比較薄弱。另外,該專業是一門交叉邊緣學科,需要教師具有扎實的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法學等方面的知識,這亦需要較長時間的積累?？梢哉f,不僅教師的實踐教學水平較低,即便是專業理論功底亦較弱,這極大地制約著實踐教學的發展[5]。
二、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實踐教學環節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分類制定實踐教學大綱是實踐教學“分類化”管理思想的具體體現之一。實踐教學的“分類化”管理思想是在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自身實踐基礎上總結得出的,就是首先從課程入手,針對課程的特點對現有實踐教學課程進行科學分類,在課程分類的基礎上,不同類別的課程分別制定不同的教學大綱,明確不同類別實踐課程的教學目標與要求,規范實踐教學方案;在課程分類的基礎上,確定各個類別實踐課程的學生成績考核方法和教師教學質量評價體系。因此說,對實踐教學的課程進行科學分類,是“分類化”實踐教學大綱制定的基礎。
1.實踐教學課程的“分類化”
構建“分類化”實踐教學課程體系,就是將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現有課程進行科學分類,首先要將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現有課程進行科學分類。分類主要依據課程的性質、內容、適合實踐教學的程度。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的課程可以劃分為三大類別:
(1)基本實驗課程。這類課程的理論性較強,實踐教學的目的是對課程內容的原理和方法進行驗證實驗,以加深對教學內容的理解。
(2)專業技能實驗課程。這類課程與現實對接緊密,實踐性較強,需要通過現實操作或模擬操作來完成教學任務。培養學生熟練掌握專業技能和激發學生對專業職業的認同感,提高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3)綜合性實驗課程。這類課程需要綜合性的實訓環境,要求學生熟練掌握專業技能和處理問題的綜合技巧。
2.“分類化”實踐教學教學大綱的設計
教學大綱既是對課程的有效規范,又是教學活動開展的指導性文件。在課程分類的基礎上,實踐教學改革的主要工作,就是指導教師根據不同類別的課程分別制定不同的實踐教學大綱,明確不同類別實踐課程的教學目標與要求,對每個實踐教學環節、項目的教學目標、內容、要求、形式、手段、學時安排,與理論教學的銜接等應作出明確的規定,使實踐教學規范化。
(1)基本實驗課程的實踐教學大綱。教學目標與要求:主要是培養學生發現、分析問題的能力。力圖使學生通過對課程內容的原理和方法進行驗證實驗,達到對教學內容的深刻理解;教學內容:主要包括人口學、社會學、管理學、經濟學社會保障基金管理、勞動人事管理、社會保障制度國際比較;教學形式:案例教學為主,講練結合,附有討論和作業;教學手段:板書為主;學時安排:占課程教學課時的30%。
(2)專業技能實驗課程的教學大綱。教學目標與要求:主要是培養學生熟練掌握專業技能和激發學生對專業職業的認同感,同時,提高學生分析、解決問題的實踐能力。熟練掌握管理流程、管理方法和技巧。需要學生熟練掌握管理流程、管理方法和技巧;教學內容:主要包括社會保險、社會福利與社會救助、國際勞務合作、勞動法與社會保障法、薪酬管理、職業生涯規劃、社會保障學;教學形式:教師組織指導,以練為主,課堂情景模擬;到實訓、實踐基地觀摩、實踐;學生現實操作或模擬操作;教學手段:主要是多媒體、校內校外的實訓、實踐基地;學時安排:占該程教學課時的50%。
(3)綜合性實驗課程的教學大綱。教學目標與要求:主要是為了提高學生綜合運用專業知識、專業技能的能力,鍛煉學生實踐操作的能力,突出對學生創新性、探索性能力的培養。要求學生熟練掌握專業技能和處理問題的綜合技巧;教學內容:學年實習、專業實習、假期社會調查;教學形式:在實際的或模擬的工作崗位上進行實際操作,附有論文或者調查報告的寫作;教學手段:綜合性的實訓環境;學時安排:占課程教學課時的80%。
總之,分類制定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實踐教學大綱是該專業實踐教學過程的經驗總結,也是實踐教學深層次發展的開始。綜合考慮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課程的特點、教學規律,從而分別制定出科學、合理的具有全面指導意義的實踐教學大綱,這有可能成為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實踐教學改革的質的飛躍。分類化的實踐教學大綱是基于課程內容與培養能力側重點之不同而分類別獨立制訂,是實踐教學的組織、內容及方法上的改革。它能充分反映專業發展的特色,并增加了設計性、綜合性實驗的比重,對學生職業能力和創新能力的培養將起到重要的指導與規范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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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討會主要對以下4個主題進行了討論。
一、學科建設研究
關注婦女／社會性別學學科建設一直以來是研究者們的重要學術關際，這方面的研究積累為婦女／社會性別學融入主流奠定了重要基礎，也體現了婦女／社會性別學為推進聯合國提出的社會性別主流化戰略所進行的扎實工作。
因為要融入主流，學科化是必不可少的。婦女／社會性別學在中國高等教育學科設置中的缺席直接限制到教學與研究的開展與發展，章立明認為，要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狀況，涉及到三個重要論證：第一，婦女，社會性別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在中國是否有存在的必要?第二，中國婦女學能否對全球婦女學建設作出重要甚至是獨特的貢獻?第三，在全球化語境中，如何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婦女學?她認為學科建設要以解構與建構并重為原則，20多年來通過海外留學與培訓，中國婦女學已經擁有了一大批通曉與熟悉西方婦女學的師資隊伍與研究人員，使中國婦女學建設進程得以縮短與促進，但單向度建設模式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中國婦女學的建設目標，使之成為西方女權主義的附庸，陷入被動建設的境地。蔡慧玲也認為女性學雖然經過了三次發展浪潮，但發展至今仍在學科地位、發展動力和學科價值等方面存在某些問題，而女性學要發展必須處理好理論借鑒與本土創新的關系、理論研究與社會實踐的關系、研究熱情與學術規范的關系、女性學研究與男性研究的關系。劉文菊在評述祝平燕、周天樞和宋巖編寫的《女性學導論》時特別提出，要把女性問題置于性別關系的結構和社會制度中進行分析，并且在運用社會性別理論時要堅持性別分析與其他分析視角的結合，防止出現性別研究與其他研究的人為隔離或者簡單化的“性別萬能趨勢”。
課程建設及教學法研究也是學科建設的重要議題，而且在更多公共課中引人性別視角與專業課程中引入社會性別研究成果同樣被關注。本次會議方剛、王宇等人帶來了他們在這個方面的探索經驗。方剛不僅將所在學校的“女性心理學”改造為“性與性別心理學”，在“民俗與人類學概論”課程中加入了性別教學，還以女性主義教學理念為原則，設計了獨特的社會性別參與式教學：讓學生走進與社會性別有關的特定情景中，進行角色扮演，激發學生對社會性別研究的興趣，幫助學生通過自我感知與覺悟來完成社會性別角色意識的成長；教師則通過具體教學詮釋和踐行了女性主義教學的原則：反對權威，強調平等，強調學生在教學中的重要地位。王宇的《女性健康管理概論》是在高等醫藥院校開設的一門女性主義與健康問題相結合的通識課程，嘗試在高等醫藥教育領域引入社會性別視角，體現了教學實踐的創新性和多樣性。盡管將社會性別概念引入高校課堂，有利于青年學生提高社會性別覺悟，但如黎君所指出的問題依然存在：社會性別學課程不是列入學校教學計劃的主流課程；教師對課程內容把握不夠；教學過程的方式方法單一；學生的參與程度不高。所以還要努力從各方面提高社會性別課程的教育教學質量。而劉文菊針對傳統大學語文教育的性別盲視，引入社會性別視角，為大學語文課程開啟了一扇新窗，拓展了文學理解的新視野。
此外，陳亞亞還以女權在線網站為例，討論了國內網絡女權主義組織發展現狀、組織特征、發展前景以及目前遇到的阻礙等。她認為，以傳播文化理念為宗旨的網絡女權主義組織在國內具有較好的發展前景，對國內女權主義學術研究從理論轉化為實踐、提升大眾的女權意識具有特別且不可替代的意義。
二、人文學科分支研究
作為主流學者對性別研究的回應，歐陽康在所作的“社會性別的實質及其意義”的演講中提出了“社會性別的基礎是什么，人的自然性問題何以轉化為或演化為社會性問題，社會性別問題的研究者為何多為女性，社會性別問題在東西方的差異尤其是當代差異以及當前中國社會性別問題的時代特點如何”的哲學追問，他認為從讓所有的人都能獲得自由全面發展的意義上看，社會性別問題是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也是一個重大的時代問題，它不僅有很多實踐問題需要探討，更有很多深層的理論問題需要探討。王宏維提出女權主義的歷史唯物論是當代國外和女權主義立場理論相結合的產物，它顯示了邊緣群體對知識生產平等權的正當訴求，在一定程度上沿襲了歷史唯物論的基本方面，并試圖在既有框架里對歷史唯物論進行補充和修改。對女權主義的歷史唯物論何以可能、或何以不可能的探討，并不能以簡單的“是”或“不是”來回答，它所引發的是對在當代何以發展的深層思考。戴雪紅關注女性主義及后殖民話語對主體和主體性的建構問題，她認為研究女性主體性需要注意的兩個問題：一是女性在歷史變遷中的雙重角色――既是受害者，也是能動者；二是必須充分認識到女性之間的差異，若以“受害者”角色集結女性群體也容易看不見甚至掩蓋了這些女性的主體性，必須跳脫同質化群體的概念來看待第三世界女性在其處境中的異質性。倪志娟通過女性主義“知識考古”進一步挖掘了文本中的單一男性話語是如何建構兩性對立的基本思想框架和范疇體系，在二元思維模式中，女性和女性的經驗被排斥在外，男性按照自己的思維構筑關于世界的抽象理想。這種追求一方面給西方文化提供了發展的動力，對現實世界起到了規范作用，另一方面卻又造成了心與物的分離，帶來人性的分裂。這是人性的特點還是男權文化傳統褒揚精神世界、貶抑物質世界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惡果?如果精神理想與現實世界可以和解，和解又該從哪里開始?而這正是女性主義知識建構的根本任務。方亞中則對呂西?依利加雷的性差異倫理學做了譯介工作。性差異倫理學強調兩個性別之間的差異性和非等級制，要求承認不同的利害關系，不同的價值觀念，不同的認識視角。依利加雷性差異倫理學非“一”的意象具有豐富的內涵，體現了解構和建構的相結合，一方面試圖沖破“一”的束縛，使女人不被“一”整
合或同化，同時通過三組合解構二元對立；另一方面積極建構女性主體性，發展女性自己的空間，努力實現男女共存的局面，創造兩個主體的文化。
歷史學科的性別問題研究，主要是通過對史料的梳理、分析與解讀，來闡發研究者對歷史文本中的婦女地位和女性道德、價值的思考。在厘清史料、揭示和趨近史實方面，張超考察了女留法勤工儉學生作為為女性解放而搖旗吶喊的女性先賢們最后成為有高度覺悟的男女平等的倡導者和實踐者的過程；李洪河通過研究建國初期因實施新婚姻法這一變革舉措所造成的大量的婦女死亡問題，說明僅靠大的社會運動不可能迅速改變舊有的傳統習俗，因為新近出土的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罕見地使漢代法律的部分原始條文得以重現。夏增民由此從法律角度判別女性的社會地位，以圖最大程度避免因史料缺乏而造成的偏頗；付翠蓮則從古希臘史詩及希臘哲學著作中尋得古希臘人婦女觀的倒金字塔式的嬗變軌跡。他們的探究所呈現的傳統史學與婦女史的對話與合作，突顯了社會性別視角對歷史中的女性及歷史本身的觀察分析。
作為文學學科分支的性別研究，主要關注點仍在性別寫作與文化意涵分析方面。其中吳迪對耽美作品及同人女群體作了考察，提出作為一種女性實踐，同人女通過創作和欣賞耽美作品，表達了自身對純愛、自主、平等的向往，但在表達了自主訴求的同時，卻顯現了男權主導下的女性自卑心態；耽美中“攻方”“受方”關系是女性構建的理想情感關系，也反映了她們無法擺脫渴望得到保護的依賴心理；耽美現象是性別不平等的男權社會的產物，訴求表達本身背負了男權文化的深深烙印，從中可見女性的無奈和掙扎。王浩認為網絡文學中表現出的性別傾向十分明顯，男性作者的創作似乎顯得很“傳統”，一方面一定將男性塑造成強者，同時又窮困潦倒，似乎顯示出網絡讀者特別是男性心里的脆弱。女性作者的書寫則透露出一種對于父系文化的強烈反駁與顛覆，一些書寫常帶著一股女性特有的哀怨和病態，也有回腸蕩氣的俠女豪情；還有通過對丑女的刻畫，來表達對男性審美觀念的顛覆和對傳統美學定勢對“身體”界定的反叛，反映出其個體性別主體意識空前高漲，這似乎也表明網絡的開放環境下女性正在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陳力認為東北民間二人轉中男弱女強的文化設置和傳統文化規定的“男主女從”的兩性模式迥然不同，它似乎為女性提供了一種精神釋放，創造了一種不同于傳統主流文化的女性文化，折射出一種文化現象、社會觀念、文化追求，它說明在民間有著與官方文化不同的性別意識，從某種程度上說，它與來自西方的性別觀念不謀而合。除此之外，馬藜、胡雪、魯紅霞等都對文學文本加以分析，從中看到女性的生存圖景和可悲可嘆又可憐的悲劇命運，胡雪對張愛玲小說冷靜地審視女性本體，肯定女性的本質及其價值給予了肯定，認為張愛玲為女性意識的開掘開辟了一條道路，為后來的女性作家更好地表現女性意識作出了貢獻。樊歡歡通過對《發現母親》的批判，表達了對塑造雙性化的新型父母角色的期待，她認為“母親神話”及其對女性利益的隱形侵害在于，打著維護孩子利益的旗號，單方面規制女，抹殺女性的個體價值，夸大母性的作用以苛責女性，將“母親”和“家庭教育”劃等號，加重了女性的負擔和責任。其實這種性別氣質的刻板期待也是對男性的傷害。
三、現實問題研究
本次會議研討議題最為集中的即是對現實的性別問題和社會問題的剖析，反映了與會者對女性主義的政治訴求與價值關懷的認同以及對性別平等與社會公正問題的思索。內容主要分為4個方面。
1 婚姻家庭問題
王金玲通過家庭權力的分析力圖證明，家庭權力是一種立體網狀分布，且至少存在著婚姻、代際、個人這三個維度：由于在權力空間中的集聚點不同，占據的權力領地不同，家庭成員擁有的權力呈現出不同的特征；家庭權力性別分布的變化與整個社會一文化大背景相伴隨，具有本地化和受多種機制運作控制的特征，即使是女權的擴展，也并不一定就是純粹的婦女的勝利。她認為，今天中國家庭權力的性別格局就總體而言仍呈男強女弱的不平等態勢，在不同維度和權力空間存在著較大的性別差異。賀艷認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家庭倫理劇對“夫婦之倫”的建構而言，一方面在倫理表達上，自由倫理被吸納入傳統的責任倫理之中；另一方面在性別建構上，通過對男性、女性的刻板形象的再次演繹，家庭倫理劇這一當代中國最為流行的大眾文化文本正傳播著男女兩性的性別“神話”，而這正是女性主義學者所要剖析并抵制的。關于婚姻家庭，林秀玲等人對潮汕女性的婚姻家庭地位所作的社會調查，讓人看到在潮汕地區根深蒂固的男權傳統文化觀念的影響下，潮汕女性的婚姻家庭地位雖較以往有所提高，相對男性卻依然極其低下，而最讓人心憂的是大多數女性默認自己的客體地位，依附于人，因此呼吁要以教育和法律為根本手段，使女性實現經濟和人格的獨立，成為家庭社會真正的主體。隋悅、李興艷等對婚姻家庭制度下的女方權益給予了關注。
2 生育問題
駱桂花在資料梳理與田野調查的基礎上，探析了回族計劃生育工作的發展歷程、國家話語與回族生育文化的性別觀念、回族生育文化的變遷等層面的不同表現形式及影響因素。她的研究表明，有濃厚傳統文化色彩的生育觀在回族民眾的頭腦中豐富而具體，社會、經濟的發展在人們生活、生產的各個層面都引起了變化，國家政策引導在相關領域的作用也是巨大的。但在傳統回族社會，生育不僅僅只是生育，而是連帶著人生的終極意義，不能純用世俗的成本效益來加以衡量。對農村回族婦女來說，生育的沖動是發自內心的。這種內心的沖動是在幾千年文化習俗的深深影響之下，內化到心靈深處的。她們把生育當作人生最主要的使命，把生育上的成就看成是自己人生事業的最大成功。正是這些觀念的作用，使得回族社會新型生育文化的形成變得更加遷延。苗青青提出了中國在應對生殖道感染時所面臨的問題主要在于由于婦女的文化水平普遍較低，對生殖健康方面知識的欠缺，使女性對生殖道感染的認知較弱；而且社會性別差異也造成了婦女長期以來處于生殖道感染防治的不利地位，阻礙了感染的防治，很多婦女由于經濟、權力等方面的劣勢，沒有自主能力，而無法獲得安全的保障。社會規范與傳統觀念深刻地影響著兩性的關系，影響著雙方享有的權力和各種資源，與男性相比較，女性往往更缺乏正確的性健康信息。因此對生殖道感染的預防和控制，更需要從醫學、經濟、社會和心理等多方面考慮。馬藜認為當下影視劇中傳播的生育文化、生育觀給女性施加著壓力，影響著女性的命運，女性在承擔繁衍人類生命的同時，接受傳統生育文化的規范，逐漸地放棄了母親自己的權利和需求。而作為參與社會發展的人，保持自我意識是爭取權利的基礎，是選擇健康、尋求幸福及和諧發展的條件。因此人們對影視劇所傳播的內容應有所思辨，生育不是女性的全部。齊佳的“尷尬的代母懷孕技術――代母懷孕技術在中國的尷尬處境及其解決途徑的思考”揭示
了代母懷孕技術作為現代生殖技術發展的產物在中國兩難的尷尬處境，一方面，它具有極大的應用價值和市場需求，并且積極服務于不孕人群；另一方面，它面臨著來自倫理道德的聲討和法律政策的禁止，從而引發了社會的激烈爭議，而對照國外相關立法經驗，中國代母懷孕技術也應采取有限合法化并嚴格限制的政策，進一步關于規范代母懷孕技術的運用。
對于中國出生性別比逐年升高的問題，周全德、李懷玉認為，是社會轉型過程中女性在公共生活領域乃至日常生活領域被某些特異的社會因素推向邊緣化的一種自身地位下降或自我和群體價值缺失的顯著標志，是婦女社會邊緣化狀態的自然結果。從生活政治的角度看，出生性別比升高與日常生活中性別政治的潛網之功能和作用不無關系，而由這張潛網所促成的家庭性別關系的傾斜及其依附恰是婦女社會邊緣化狀態得以形塑的必要條件。因此，治理高出生性別比問題，關鍵在于真正將社會性別意識納入政府決策主流，造就男女平等的社會氛圍和道德規范，以保證實行有利于女性健康發展的社會政策，以改善女性的生存環境及生活條件。
3 農村問題
賦予解除貧困以性別公正、政策公平、賦權婦女的含義是陛別研究與農村研究結合的研究取向之一。與會者不同層面的調查報告反映了農村女性的現實困境。尹旦萍對湖北省Dc鄉新農村建設公共政策的研究發現，價值目標中女性的工具化、性別定位中復制傳統、性別意識的缺失導致新農村建設在推進城鄉公正的同時忽略了兩性的公正問題，并提出政策建議：賦予婦聯監測公共政策的權力，提高女性決策者的數量和影響，對決策者進行社會性別意識的宣傳和教育，并加強對現實社會性別問題的調查研究，以研究促決策。金梅認為農村女性文化貧困發生的原因主要是傳統性別歧視文化、社會機制、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而農村女性的文化貧困對女性自身發展和農村社會發展的綜合影響已日趨嚴重。丁玉認為母親作為孩子最親近的人，給孩子的影響是潛移默化和深遠的，留守兒童在家中的監護人多為爺爺奶奶，這對農村兒童教育的發展將會產生重要影響?？缀６鹨部吹诫S著越來越多的年輕母親外出打工，年邁的婆婆成為年幼孩子的撫養者，成為孫輩們的“二度母親”，由此而帶來的是農村家庭結構和家庭關系的重大改變。劉丹的調查顯示，農村婦女的從屬地位表現在婚姻賦予的意義相對男性來說要重要得多，婚姻是她們人生意義的基石，婦女的一切幸福均是海上蜃樓，一旦婚姻解體，不管是責任方還是受害方，婦女都將面臨各種來自社會的壓力，而很多時候婦女對自身的無意識壓迫，也加重了她們自身的困境。
4 就業問題
圍繞女性人力資本研究與婦女經濟參與研究，女性就業與女陛職業發展成為研討的熱點問題。方英認為改革開放前國家依靠強大的政治力量和資源支配能力，通過單位制推行一種“男女一個樣”的性別秩序；在市場轉型時期，國家的政治理念由追求社會公平向追求經濟效益轉變，隨著單位制的改革以及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的發展，市場根據“經濟理性”的原則對女性就業造成擠壓和排斥。這種急劇的轉變使得國家的“男女平等”政策在就業領域面臨困境，使中國城市女性在工作中面臨的性別秩序發生了很多獨特的變化，開始面臨就業排斥、職業隔離和女性工資相比男性增長下降等一系列問題。石彤、王獻蜜的研究彌補了社會和學術界關注的大學生就業率和就業質量時所缺少的性別維度，并從就業率、薪金、就業行業和職業的性別隔離等多個方面進行了分析。熊倩認為社會分工是現代社會必須的，男女因差異可能從事不同職業，但并不代表可以將女性置于弱勢地位。女性對家庭的貢獻不能被看作是私人領域的事情，而應該注重其對整個社會的貢獻。韓梅認為家政服務實現了家務勞動的社會化，事實上質疑了無薪家務勞動的合理性，肯定了家務勞動價值，家政服務也是女性走出家庭、參與社會經濟活動的一座橋梁。關于女性職業生涯發展受阻問題，通過對玻璃天花板含義及成因的分析，張營認為女性自身、企業及政府等各方面都應正視兩性差異，應給予女性公平的職業發展起點與機會。為了分析知識階層女性職業發展窘境產生的外部因素，王瑁以一所研究型大學為例，重新審視并理解大學組織文化所蘊涵的性別意識形態，深感大學組織制度表面上的平等與中立背后可能隱藏更性別化的本質。對此，黃約、趙秀娥通過對女性主義的勞動性別分工的解讀來分析在傳統性別結構及性別文化框架下科技價值的異化，或許具有一定的解釋力。
四、文化研究
一、教育研究界關于科學方法的不同立場
2001年12月28日，北京大學教育學院的一次研究生課上，該院擅長定量研究（quantitativeresearch）的兩位專家與以質的研究（qualitativeresearch）見長的兩位專家組織了一場別開生面的題為“兩種教育研究范式的對話”的座談會。該座談會吸引了校內外近百名師生參加，質疑問難，觀點鮮明，氣氛活躍。
數學和教育經濟學背景的學者A相信，社會世界中存在著客觀規律，社會世界是實際存在并可以認識的，可以通過事物之間的數量關系來揭示它們之間的內在關系；定量研究以追求客觀、科學、理性和合乎邏輯為目標；教育研究的功用之一在于為政策制定服務。自然科學和教育經濟學背景的學者B認為，研究范式可能反映了研究者對于自然世界和社會世界的基本認識觀的差異，然而，保持開放的心態、掌握各種研究范式的基礎、在運用這些研究范式不斷解決具體研究問題的過程中領會其精髓是最為重要的。
英語專業和教育人類學背景的學者C相信，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不存在一個獨立于人之外的客觀實在；社會世界是在人際互動和語言溝通之中建構起來的；研究者只有深入研究現場，深入被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現象，才能獲得真正的“理解”和“解釋”。教育學背景的學者D認為，我們研究可能面臨三種不同的事實，即自然事實（物理事實）、社會事實與心靈事實，這也是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的分別；社會事實探究已經發生的故事，心靈事實談論的是應當發生的故事，教育學既然是人學，其中關于心靈事實的層面以及部分社會事實的層面，就不適宜用自然事實的“規律”來統攝。
惋惜的是，不同專業背景和研究取向的學者各執一端，“獨白”自己所持的研究立場，就研究范式問題難以形成“對話”，較少達成共識。
誠然，關于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范式的爭論由來已久，上述座談會只是人文社會科學和教育研究范式論爭在中國背景下的“復演”。譬如，1989年3月25～26日，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古巴（EgonG.Guba）在舊金山組織了關于研究范式的研討會，并于翌年出版會議論文集《范式對話》（TheParadigmDialog）。從更為廣闊的學科領域來看，在近現代西方思想史上，笛卡爾、康德較早注意到了研究自然世界與研究人的世界的方法論的差異問題，后來的思想家如狄爾泰、迪爾凱姆、胡塞爾、李凱爾特、韋伯等都就社會科學或人文科學的研究方法論發表過獨到的見解。
在教育史上，對“教育學科學化”的吁求與“教育學是人文科學”的宣稱并行而進、此起彼伏。典型地，在德國，出現了“科學教育學”與“文化教育學”（Kulturpaedagogik，或精神科學教育學）的對峙。由狄爾泰、斯普朗格、李特、李凱爾特、福利特納、鮑勒洛夫等組成的延續近二百年的德國文化教育學派各家雖則觀點有別，但其基本主張是一脈相承的：對科技發達時代人的生存狀況進行反思，認為現代科技文明造成了“非人化境遇”，在技術統治時代，人的價值、意義面臨失落的危機；將教育—文化—人三者連接起來，融為一體，把教育（Bildung、Erziehung）看作一個人生完成、文化變遷的永恒過程，注重教育對人的價值和意義的提升。20世紀初，德國學者梅依曼和拉伊另辟蹊徑，力倡把教育研究從哲學思辨傳統中脫離出來，走科學化、實驗化的路徑，要求通過科學的驗證來發現和陳述事實。1901年梅依曼首次提出了“實驗教育學”的稱謂，要求通過科學實驗的驗證來發現和陳述教育事實。數年后，拉伊在其代表性著作《實驗教育學》（ExperimentellePaedagogik）中提出，只有通過實驗與觀察，在有意識地簡化要素條件下研究教育現象中各種復雜的因果關系，教育學才能成為一門科學。
一個多世紀以來，人文社會科學的各種理論、方法與技術蓬勃發展，研究方法日趨精細，并陸續引入教育研究領域，促使教育研究呈現出不同的取向和形態。但是，從研究范式上看，如國際著名學者胡森（TorstenHusén）指出的，教育研究基本上不外科學范式（scientificparadigm）與人文范式（humanisticparadigm）之列。實際上，在中國內地，關于教育研究方法論的論爭主要不是表現為關于量的研究（一般稱為定量研究）與狹義的質的研究的認識分歧，而是表現為關于科學研究范式（包括教育實驗、問卷調查、數理分析等研究方法及相應的研究信念和成果形式）與人文研究范式（突出地表現為思辨、歷史文獻研究，以及近來興起的深度訪談、自然觀察、實物文本分析、敘事研究等研究方法及相應的研究信念和成果形式）的論爭，或者說關于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的論爭、關于實證研究與規范研究的論爭。
人文范式的教育研究者批評教育研究中的“科學主義”傾向：“由于科學主義的傾向，今天的教育學成了一種純粹描述的東西，使得以人為關注對象的教育學把人放在了自己的理論視野之外；在語言的論述上，所見到的只是邏輯的或科學的語言”。重微觀輕宏觀；重應用輕積累；重技術輕原理；重定量輕定性；重現實輕歷史；重事實輕價值。有學者在論證教育學的文化性格（即境域性）時提出：“隨著教育學科學化運動的繼續深入，特別是許多心理學家獨占教育學之鰲頭，教育學的語言出現了‘客觀化’、‘邏輯化’和‘中性化’的傾向，隱喻，特別是那些能夠有力地說明問題的隱喻倒真是不多見了?！逃龑W成了一個只有血肉（科學材料）和骨架（邏輯概念）而沒有意識和靈魂的‘植物人’?！弊罱?，又有學者明確宣稱：“教育即培養人。育人即培育人生，構建人生歷程，引導并含蘊人生的意義。教育學即育人之學，育人之學理當關注人生的培育，關注人生意義的建構，關注人生意義的實現。關注人生，這是教育學作為人文學之根本?！逃龑W不可能全面知識化，教育學思想的魅力就在于去激勵、引導、啟發人們去‘思’、去‘想’教育的‘問題’。如果教育學力圖為自己建構嚴密的、規范的教育學知識框架，這就意味著教育學的自我終結。如果說目前的教育學還只是‘準’教育學或‘準’科學，那么它今后也不會成為嚴格意義上的‘科學’教育學?！边@些學者并非簡單地反對在教育研究中運用科學方法，而是表達了對教育研究中“唯科學主義”傾向的擔憂。
持科學范式的教育研究者關注研究方法論問題，如閔維方教授、丁小浩教授提出，“研究方法論本身的價值常常超過了研究所得到的某個具體特定的結論的價值”。但總的來說，很少有人就此撰文發表見解，而且較少對針對“科學主義”教育研究的批判做出書面回應。他們信守自己的研究范式，“客觀”、“科學”、“精確”、“嚴謹”、“規范”、“先進”等，這些是他們對其研究的自我評定。事實上，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在教育研究領域，中國內地學者已經完成了一些規范的、有說服力的實驗研究和實證研究，如中科院心理所盧仲衡研究員主持的長達二十多年的“中學數學自學輔導實驗”、北京大學厲以寧教授等主持的“教育經費占GNP比例的國際比較研究”，等等。
在中國內地，與心理學研究和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樣，雖然近年越來越多的學者提倡教育研究中實現科學范式與人文范式的溝通和融合（一般提法為“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相結合”、“規范研究與實證研究相結合”、“科學范式與人文范式相結合”），但是兩種研究范式是否可以融合、如何融合成了難解之題。由于知識背景和研究信念的阻隔，將兩種研究范式較好地結合起來的教育研究范例屈指可數。整體而言，科學方法在中國教育研究界，其命運截然相反：要么受推崇，要么被拒斥。
二、科學方法在教育研究中的適用與限制
在世界各地，關于科學的涵義的認識并不一致。譬如，在英語世界，科學（science）指“涉及對物質世界及其各種現象并需要無偏見的觀察和系統實驗的所有智力活動。一般說來，科學涉及一種對知識的追求，包括追求各種普遍真理和各種基本規律的作用”。在這里，科學是自然科學的代名詞。在德語世界，科學（Wissenschaft）的涵義則要廣泛得多，包括一切有系統的學問，不僅包括自然科學，還包括經濟學、法學、哲學、歷史學、語言學等社會科學和精神科學，甚至包括宗教、藝術，教育學屬于科學之列。德文“科學”的詞根Wissen的涵義是“知識”。雖然關于科學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主流的科學世界觀認定，世界可以被認知。“科學假定，宇宙間的萬事萬物都以恒定的模式發生和發展，通過認真的、系統的研究可以認知”，（通過人們運用智慧，借助加強感官的儀器）各種特性的模式是可以發現的，宇宙間存在適用的基本規律?？茖W特別是自然科學以無偏見的觀察和系統的實驗作為主要研究方法。觀察和實驗方法被奉為科學之圭臬，在科學探究活動中是適用的和不可或缺的。
從16世紀起，科學實驗開始成為獨立的社會實踐形式。經由伽利略首創、培根論證的實驗方法論對近代科學的興起和發展起了關鍵作用，其基本思想在現代科學實驗觀念中大致都保存下來。實驗成為自然科學中占主導地位的研究方法后，經由心理學而引進入教育領域。在教育領域，從一般教育實踐中的試驗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科學的教育實驗的形成和運用，前后凡二百余年，這其中經歷了從物理學生物學實驗生物學、實驗心理學實驗教育學的發展演變。20世紀初，形成了實驗教育學派。實驗教育學派以自然科學方法為典范，以實證主義為哲學基礎，主張通過觀察、統計、實驗等方法研究教育行為，與思辨的、內省的教育學分道揚鑣。此后，經過幾代教育學家、心理學家的努力，實驗與數理方法相結合并運用于教育研究，形成了注重定量研究的教育實驗基本研究方式，實驗方法成為一種公認的教育研究方法。采用這一方法的研究者根據研究目的，合理地控制或創設一定的條件，從而驗證假設、探討教育現象的因果關系。不少學者認為，教育實驗研究方法的形成，有利于克服教育研究中的主觀性和偏見。
與實驗方法密切相關的是觀察方法。觀察是指人們有目的、有計劃地通過感官和輔助儀器，對處于自然狀態下的客觀事物進行系統考察，從而獲得經驗事實的一種科學研究方法。科學研究中如果沒有關于研究對象的原始材料，就無法深入認識事物的本質和事物之間的內在關系。通過對教育領域某一現象及變化過程進行全面、深入、細致的觀察，可以獲得關于該事物較為翔實、客觀的事實材料。對客觀事物的觀察還有助于檢驗某種教育理論是否正確，有助于形成新的研究課題。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一些新的儀器設備延伸了教育研究者的感官，使研究者的觀察能力進一步提升。例如，功能性核磁共振顯像（fMRI）是一種擁有高度空間解像和清晰顯像的儀器，它可以描繪出身體和大腦的三維結構和組織。運用這種技術和儀器，可以觀察到被試在接受不同方法的語文教學后，大腦處理語言文字時認知神經活動的情況，進而判斷哪一種相應的教學方法更為有效。
數理研究方法不斷發展和統計工具不斷完善，以及它們在經濟學和社會統計中的成功運用，促使教育研究中的數量分析不斷開展起來。隨著教育逐漸演化為一項巨大的社會事業，教育領域出現了越來越多的需要研究的復雜化數量問題；同時，數理研究方法和統計工具的不斷發展完善，使得對一些大型樣本和數據庫進行數量分析成為可能，相應地產生了一些有說服力的研究成果。上文提到的厲以寧教授等主持的“教育經費占GNP比例的國際比較研究”，就是內地一項成功的教育經濟研究，并有力地影響了政府的教育投資決策。
實驗、觀察、數理分析和測驗等研究方法在教育研究中的運用，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一樣，具有共同的哲學基礎和信念。這一信念就是，堅持實證主義的理論基礎，認為存在客觀實在，客觀世界存在普遍性的規律；把社會當作物質（如迪爾凱姆提出的把社會事實“視為物”來處理），以研究物質的方法來研究社會現象，相信這有助于祛除成見、達致客觀；以自然科學為典范，主張通過經驗—數理方法而獲得精確的、普遍性的知識。
主要以實驗、調查、測驗和數理分析等自然科學研究方法進行的實證研究（empiricalresearch，另譯經驗研究）適用于下述研究，并具有以下特征：（1）適合于宏觀研究，以發現趨勢性的特征。譬如，內地關于高等教育（作為社會經濟部門之一）的產出乘數和影響力系數的研究。（2）適合于對社會現象進行數量化的因果分析和相關分析，發現趨勢性的因果規律和相關規律。例如，在國際范圍進行比較，研究教育經費投入與GDP之間的數量關系。（3）能夠證實或證偽已形成的理論假設，并不斷地修改或完善已有的理論假設。幾十年來，兒童心理、學習心理領域的許多理論就是通過驗證或證偽方法發展起來的。這一點，類似自然科學研究的“累積效應”。（4）研究結果可以做概念上的推斷演繹，只要測量尺度、數據類型符合數學模型的要求，推斷就是有代表性的、可推廣的。（5）實證研究具有一定的客觀性，具有明確、具體的操作程序，結果檢驗有具體的檢驗手段和系統的評估標準，基本可以保證研究操作和結果的可重復性。由此可見，在教育領域中，在宏觀研究、因果分析、規律性和趨勢性問題分析及驗證推演方面，自然科學方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毋庸置疑，科學方法在自然科學研究中是適用的、可行的。自然科學方法經過改造后，移植到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等研究領域中，促使這些研究領域發展成為較為成熟的社會科學學科。當然，關于在經濟學等社會科學研究中采用科學方法，仍然存在爭論。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哈耶克（FreidrichA.vonHayek）批評了經濟學和其他社會科學企圖以自然科學方法研究人文社會界，認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極為復雜，不能僅憑數據和量化證據達成探究過程；他還指出，不但在經濟學領域，“普遍地在與人有關的其他學科中，貌似科學的方法其實是最不科學的”。就教育研究而言，問題似乎更為復雜。
教育研究者面對的是一個有意義的、價值關涉的教育世界。在教育世界中，既存在科學世界范疇，也存在生活世界范疇。教育是一種非常復雜的社會現象，它首先是一個人的培養過程，一個活生生的學生成長過程，然后才衍生為一項社會事業。教育中的許多問題，需要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從不同的角度去探討。教育世界中的微觀問題、深層問題和價值關涉問題，需要研究者進行深入細致的描述和分析，需要深層的體驗和思考；教育活動是動態的而非靜態的，因而需要研究者對教育活動的整個脈絡進行詳細的動態描述；微觀的教育活動特別是課堂活動、師生交往活動是一種自然情境，在自然情境下研究教育活動者的經驗世界，研究結果可能更切合教育活動者的生活實際，研究結果的運用更具有針對性。此外，教育的目的、理念、制度和道德人格等價值關涉問題，難以采取純粹的量化研究方法，而是需要運用哲學、歷史、比較等方法進行考察，或者綜合運用各種研究方法。一些倡導但不拘泥于科學范式的教育學者覺察到了這一點。譬如，力倡教育研究實驗化的梅依曼否認實驗教育學可以包括教育學的整個領域，他還詳細論證了實驗教育學的研究范圍。
杰爾納（EernestGellner）提出的“只有一種人，還是有許多種人？只有一個世界，還是有許多個世界？”這個本源性問題，在國際及國內教育研究界都表現出不同的回答。有學者認為，社會科學（包括教育學）“能否達到像自然科學那樣的發達程度，取決于社會科學的研究者有沒有能力去發現、鑒別和研究人類特性與人類活動中的恒常性質”，“一切區域、一切種族的人們都有著相同的基本分子結構；他們有著組成大腦結構的相同的神經系統；一切個體的生長方式也都是相同的。這些限定著人的生理和心理行為的共同特征來自共同的基因組成”，“區別是表面性的，主要是來自一代又一代人對環境的適應；相似則更具有根本性，因為它們是一種共同的人類本質的體現”，“可以說全體人類都屬于一個種類，只有一個人種”。持類似觀點的內地學者堅持自然科學的世界觀，并堅信社會世界存在與自然世界一樣的規律，可以通過科學方法來揭示這種規律。在另一類教育研究者看來，物質世界存在客觀規律，但是這種規律不能遷移到社會生活世界中來；社會世界中或許存在宏觀性的發展趨向，但是歷史是一次性的、不可重復的；每一個個體的情感和行為是獨特的，個體的價值是獨一無二的，區別和差異是顯著的，正是個體的差異組成了社會世界的豐富多樣性。后者還認為，探討人類的基本分子結構或大腦結構的神經系統，這屬于生命科學的范疇，探究的是“物質人”的規律；教育研究者面對的是有價值、有意義的人的世界，研究對象是由有情感、有意識的人組成的教育活動（主要表現為課程、教學和課堂），不能采用把人“還原為物質”的自然科學方法來研究教育活動，教育研究需要體認、理解與解釋；其中，還不斷有學者宣稱教育學是人文學科，是一種關于人的獨特知識，這門學問探討無規則可循的人的精神世界。
可見，科學方法在教育研究中是適用還是有所限制，迄今還沒有一個統一的答案。是采用科學方法還是采用非科學方法（non-scientificmethod，不一定是反科學方法），與其說與研究者的專業背景相關，毋寧說與研究者的世界觀、人性論、研究信念關系更為密切。雖然人文科學背景的教育研究者采用自然科學方法的比較少，但是深諳自然科學方法轉而以哲學、歷史、比較方法或質的研究方法從事教育研究的學者并非鳳毛麟角，人文科學背景的教育學者力倡自然科學研究范式的也時有出現。
鑒于對自然科學方法的限制的認識，近年來，后實證主義、批判理論、建構主義得到了內地眾多教育學者的大力提倡，后現論和其他非理性主義（如存在主義）亦為一些中青年教育研究者所推崇，質的研究方法于數年前引進內地后逐漸被一些學者、研究生和中小學教師所接受和采用；實證研究在教育政策制定中受到了倚重，但是在教育研究界并不具有“話語”優勢。于是，有人認為，在缺乏科學傳統、實證研究為數甚少的內地教育研究界，質的研究和后現論是一種“奢侈品”，教育研究更迫切需要的是科學方法。
三、作為教育研究者必備品質的科學精神
在我國教育研究界，關于科學方法的論爭，就如國外延續了數百年的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論爭以及延續了一個世紀的教育研究方法論的論爭一樣，不會有答案，但還會不斷延續下去。進入不同教育研究者的視界的教育問題不一樣，他們采用的研究方法差異甚殊，但是，有一種共同的研究信念和氣質應當貫通于不同的教育研究群體中，這就是科學精神。
科學精神受到我國學術界的關注，由來已久。1922年，梁啟超先生就“科學精神”問題做專題演講。他指出：“有系統之真知識，叫做科學?？梢郧蟮糜邢到y之真知識的方法，叫做科學精神。”梁啟超對科學方法的涵義以及中國學術研究由于缺乏科學方法而帶來的病癥進行了精辟的分析，但是囿于時代，這位啟蒙思想家的理解難免有所偏差，他所提出的科學精神實為科學方法。
科學精神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的科學精神源于自然科學，可以概括為求真求實求準：求真就是注重對事物內部聯系和內部規律的探索，強調由興趣激發純粹求知的探索；求實就是講求以實驗為依據，認識真實的、可重復推廣的現象；求準就是講求定量上的準確描述。廣義的科學精神則是指由科學性質所要求的、貫穿于科學探究活動之中的基本的精神狀態和思維方式，是體現在科學知識中的思想或理念，它不限于自然科學領域。下文所指的科學精神是在廣義上使用這一概念。
科學精神不同于具體的科學研究方法，前者屬于更高層次的方法論原則或探求真理的精神境界。科學精神是一種追求真理的精神，是科學素養的重要組成部分。葉瀾教授提出，科學方法在教育研究中要“有條件地適用”，“但科學的精神，不以臆想代替事實，以事實為根據作判斷，遵守人類語言、理論表達、交流的一般邏輯要求，則具有普遍的意義”。求實、懷疑、批判、嚴謹、堅持、協作、無偏見等，這些都是科學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
科學精神不獨體現在自然科學研究中，以及采用自然科學方法進行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一項嚴格的實證—實驗研究或定量研究是建立在科學精神的基礎上的。但是，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哲學思辨、歷史研究、比較研究，所采用的主要不是自然科學的方法，只要其是嚴格的研究，其精神氣質就是科學的、求真的。譬如，質的研究者的世界觀與科學范式的研究者不同，前者認為在研究中不存在獨立于人之外的客觀實在；在研究取向上，前者不追求研究的純粹客觀性、精確性、可重復性。但是，質的研究者要求研究必須有深入、細致、系統的調查材料作為基礎，從研究者自己收集的資料中尋找有意義解釋或理論的根據。質的研究不是一種模糊的、包羅萬象的方法，而是有一定科學規范和明確要求的分析方法?？梢?，一項嚴肅的質的研究，是符合科學精神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研究問題不同，方法必然有所區別，但是科學精神卻是在做任何一種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應當具備的。在教育研究領域，莫不例外。
“科學”研究并不完全取決于研究中所采用的特定方法。事實上，對一種現象的探究可以采用數種方法，在每一種方法內又可以選擇不同角度，沒有一套規則或“科學方法”能夠告訴研究者如何去開展各自的研究。由研究者開創的研究完全依賴于研究者自己的創造力，設計出特定的方法，去發現和檢驗某個系統中的一貫樣式。當然，在研究過程中確實存在一套非正式的程序，在表述研究結果時同樣應力求精確嚴密。對人文社會科學和教育研究而言，研究方法是具體的，滲透在整個研究過程中的科學精神則具有更根本的意義，應該由科學精神來引導選擇研究方法、設計研究途徑、實施研究過程，最終表述研究結果。
以下結合對中國內地教育研究現狀的考察來討論涵養科學精神在教育研究領域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筆者依據對我國規則最高、影響最大、稿源最豐富的教育類學術期刊——《教育研究》（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主辦，月刊）2001年所登載論文的分析予以佐證。
2001年度，《教育研究》登載各類文章204篇，其中研究論文165篇，其余39篇為學術訪談、會議綜述、書評、課題成果簡介等。在165篇研究論文中，筆者根據論文作者所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進行了有關統計，各類研究論文分布如下：思辨類論文115篇；歷史文獻研究論文14篇；比較研究（主要是國別研究）論文14篇；調查報告12篇；實驗報告7篇；數理分析論文3篇。可見，2001年度《教育研究》所登載的論文主要為以思辨、歷史文獻分析、比較研究等方法完成的“定性研究”論文，占86.7%，這其中思辨類論文在數量上又占有絕對優勢。采用“定量方法”或自然科學方法完成的調查報告、實驗報告和數理分析研究論文共計22篇，僅占13.3%。需要指出的是，在思辨類論文中，嚴格的哲學思辨論文并不多；不少論文缺乏理論提升，或者缺乏嚴密的邏輯推理，或者沒有建立在對教育事實的系統分析之基礎上，屬于議論性而非論證性作品。從這一年份《教育研究》所載論文情況，可以窺見內地教育研究的現狀。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內地的教育研究有了長足的進展，從經驗走向理論，研究方法日趨豐富，研究逐步規范，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對于揭示教育教學規律、改進教學質量、提高教育決策的科學化水平做出了相當的貢獻。但是，教育研究的現實仍然不容樂觀，提高教育研究的水平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有研究者通過對內地20年來教育研究方法和資料分析方法的研究，歸納了教育研究在方法論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不注重方法論，教條主義、經驗主義、思辨傾向嚴重，大量的文章是解釋或綜述性的，實證研究比例很低；研究方法單一化，定性研究傳統仍然占主導地位，實證—實驗方法有了一定的發展，但是有些實證—實驗研究者又固守實證方法而忽視或貶抑其他方法，各種研究方法缺乏融合和互補；研究方法落后，質的研究很少應用，現代數學和自然科學成果遲遲未被引進到教育研究中來。
中國內地教育研究者一般來自教育學或人文學科背景，教育專業研究生的來源要多樣化一些，但是理工科背景出身者仍屬少數。教育研究尚未走出思辨傳統，實證研究還需要大力開展起來。在這種背景下，時有人文類教育學者對“唯科學主義”發難，科學范式的教育學者保持沉默，無怪乎有識之士要為教育研究中的“科學主義”辯護，反問：沒有“科學”，何來“主義”？這是在維護自然科學的教育研究方法，更是在呼吁一種科學精神。
由于知識背景和研究信念的差別，在教育研究者界存在斯諾（C.P.Snow）所指陳的“兩種文化”的對立，門戶之見頗深，齟齬不斷。在一些非正式場合，科學范式的教育研究者非議同行中的非實證研究者“寫文章，不是做研究”、“寫故事”、“憑空臆想”、“拍腦袋”；人文范式的教育研究者反唇相譏，認為對方“機械移植自然科學方法”、“把人工具化，失落了人的價值”、“沒有思想”、“做習題”?？傊?，事實與價值、量與質、工具理性與目的理性等的二元分割明顯阻礙著不同教育研究群體的交流與對話。由此可見，內地教育研究方法論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不是研究方法的問題，培養科學精神可能更為緊迫。這是因為，有了科學精神的指引，研究者就會更自覺地學習專業知識和專業相關知識，掌握并恰當地運用研究方法。對于內地教育研究界而言，涵養、弘揚科學精神比學習、掌握研究方法更帶有根本性。當然，研究方法的訓練十分重要，教育研究者需要熟練地掌握一種或一種以上的基本研究方法，對其他的主要研究方法也要有所了解。
應當指出的是，倡導科學精神并不意味著忽視、否認人文精神在教育研究中的重要性?？茖W求真，人文求善，但是，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并不矛盾，二者之間的沖突只是其表象而已?？茖W追求真理，認識自然和人賴以生存的物質世界，使人獲得自由與幸福，這與強調人的價值、尊嚴、自由、幸福的人文精神是內在地和諧一致的。教育的對象是人，教育研究的對象是由人構成的教育現象。在教育研究中，可能存在科學范式與人文范式的對峙，教育研究者可能會側重使用各自熟悉的研究方法，但是，在氣質追求上，任何一項真正的教育研究都應該是融合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研究。提倡“科學范式與人文范式相結合”、“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相結合”、“規范研究與實證研究相結合”，實際上是“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相結合”在方法論層次上的反映。
人文社會科學和教育研究中的不同研究范式是在不同的世界觀下形成的，各種廣泛使用的研究方法無一不是人類長期進行知識探索和知識積累的結晶，各種研究方法各有各自的合理性和適用范圍。在教育研究中，厚此薄彼，排斥異己，是科學精神的對立面?？茖W范式的教育研究者與人文范式的教育研究者攜手合作，培植科學精神，造就學術共同體，是為教育研究之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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