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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heenvironmentofcommunicationglobalization,theimmigrantpressconstructsaspecialculturalspace.Theaudienceofithasdifferentdemandsandfeelingsbecauseoftheirdifferentracialcommunitiesandculturaltraditions.Immigrantpressishelpfulforthenationalandculturalidentity.Weshouldpaymuchattentiontothedevelopmentofimmigrantpressinforeignculturalsurroundings.Thisarticletriestodiscusstheimportantrolethattheimmigrantpressistakingintheglobalization.
Keywords:ethnographyofcommunication,immigrantpress,globalization,culturalidentity
當前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是，全球化從經濟領域迅速擴展到政治、社會與文化領域，成為與每個人生活密切相關的客觀存在，并日益影響當前的傳播格局以及傳播研究。從印刷媒介的出現開始，人與人的聯系日益密切，廣播電視等電子媒介更是構建了“地球村”，而當今網絡的四通八達，不同的文化與價值觀逐漸交流與融合。全球化創造了多樣的社會文化現象，也促進了不同身份、社會關系以及機構之間的聯系。積累深厚、歷史悠久的民族傳統文化在全球化時代面臨著巨大的沖擊。曾經的一種擔憂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世界是否會變得一體化？相對“弱勢”的文化會受到強勢文化的影響而失去立場，或者說屈服于西方霸權而被同化？從全球化的現實影響來看，它導致了兩種趨勢：一是以西方為中心的文化價值觀念和風尚逐漸向邊緣擴張，不同程度地影響到弱勢文化的發展進程；另一方面，弱勢文化與主流文化進行持久的抗爭與互動，也導致了弱勢文化向主流文化的滲透。因此，全球化的過程，始終伴隨著差異性與本土化的存在。“關于全球化所帶來的新的生活和思想方式，以及它所創造出的國際性文化新格局，可以概括為兩個對立的矛盾進程：一面是文化的多樣性和差異性被同質化，并趨于削弱和消失；另一面是文化交流、互補、綜合，以及新的多樣化的出現。”[1]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文化和社會的重構必將影響到民族性和文化同一性。面對新的經濟方式和意識形態的變化，如何保持民族性和自身的主體意識，是不可回避的重大問題。
在這種多樣化、豐富性的文化建構中，大眾傳播媒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依靠政治與經濟的力量，大眾傳媒突破了傳播的障礙，推進了消費主義與文化霸權主義，另一方面，它也加固了文化傳播中的多樣性與本土性。在很大程度上，生存在海外的移民媒介承擔了后一種功能，以本國的經濟文化等為傳播內容，構造出符合移民受眾接受標準的信息空間。
在一些經濟發達的國家和地區，移民數量迅速增長。以美國為例，在加利福尼亞州，移民人數占居民總人數的1/4，在華盛頓的移民比例為1/6，內華達州和佐治亞州在過去十年中外來人口也增加了一倍。2005年6月，由美國新加州傳媒、美國進步中心和民權教育基金會領導組織聯合的一項媒體調查表明，移民媒體的受眾高達5千1百萬人，幾乎相當于美國成年人口的四分之一。[2]另外，加拿大、澳大利亞以及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也是海外移民集中地。
移民數量的增長催生了日益繁盛的移民傳媒。移民傳媒是指存在于移民居住國的媒介環境中，相對于其主流媒介而言，以母國文化為主要信息內容的媒介。泛指在海外創辦或母國媒體在海外落地，根植于母國經濟文化的媒介。移民傳播媒介跨越邊界，進入異域的傳播空間，從而構建起另一種傳媒格局。
一、移民傳媒的人種學背景
從人種學的角度來看，人類存在不同的種族，各自屬于在繁殖上隔離的群體，他們在地理位置上也相對隔離，不同的文化、語言、宗教、意識形態等傳統由此而生。人類學的一些理論強調人的本性和遺傳因素對文化傳統的影響，并從種族遺傳性來解釋文化的差異。大多數人類學家主張的觀點是：文化扎根于每個人，但同時人的本能、性情又反映在文化中。人類學家羅伯特·F·莫非就提出人類性格的許多共性來源于人類所處環境的共性，并且是在一定環境中人的經歷、學習和社會活動的產物。環境中的差異和共性就導致了人類的差異和共性，從而產生了相同和不同的文化傳統。[3]因此，不同族群之間的差異除了生物性之外，更主要的是建立在主觀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的差異。而異族之間的沖突，起因也在于不同的文化傳統、政治立場與經濟效益。在全球化的傳播環境中，文化界限被輕易打破，原有的文化傳統遭到“異文化”的影響，在新的語境中難免需要進行調整與重構。一些根植于母國文化的價值觀念，在當今的信息時代往往會變得模糊不清或錯綜復雜。尤其是基于人種差別基礎上的差異，則需要更為漫長的歷才能融合。前蘇聯文學家杰緬季耶夫曾指出：民族性是個人終生的、幾乎是最穩定的社會特征。人的貧富可能變化，社會的、階級的和黨派的屬性可能變化，還可以改變。然而，人的民族性則是亙古不變的。當人在自己的民族屬性事實中尋找自尊的源泉時，民族情感就能起到補償作用。[4]而移民傳媒就是為了在異文化的空間中爭取本民族的話語權，建立與當地主流文化平等自由的對話空間，以消除基于文化差異的主流人群對邊緣人群的偏見及成見，同時也能增進不同民族與文化之間的融合。
盡管對于每個國家而言，將不同的種族，包括來自其他國家的移民融合在一起成一個整體是一種基于現實的設想，但這種“熔爐”論的理想在實踐中困難重重。當面對異族文化的時候，人們首先考慮的是：自身的文化是否承認或反對這種他族文化，如何能最大程度地保證本族文化的穩定性？所以，大量的海外移民以及少數族裔仍然被排斥在當地的主流社會之外，并沒有融入本國的主流文化，他們對該國社會的主流文化生活也缺乏絕對的歸宿感。比如美國社會中的華人、意大利人、希臘人、墨西哥人等，都擁有自己社交活動的社區與空間，其深刻的民族特性很難在短時間消失或者淡化。
在政治、文化和經濟的發展進程中，全球化思想的提倡，使得人們為打造“共同的消費群體”而努力。當異質文化處于強勢狀態的情況下，人們可能會促使自身與其同化，漸漸培養起相同的消費習慣和消費欲望，也可能會不斷尋求鞏固自身原有文化的渠道。一般而言，海外移民在居住國處于被處于強勢地位的異質文化包圍的境地。為了解決移民社會地位內在的脆弱性，移民傳媒搭建起了海外移民受眾之間的橋梁，并成為強化母國文化的有效工具。于是擁有不同的民族根源、來自不同地區、擁有不同和不同膚色的移民，在異質文化的大環境下，在不同的社會生活空間中實現各自的尊嚴與平等的理想，并繼續追求自由、公正與機會的權利。
身處異質文化包圍的受眾，通過對移民傳媒信息的接觸與消費，能夠幫助其尋求自身的文化身份認同。移民原有的身份特征或者歸屬感由于時空的阻隔而遭遇到各種障礙，不利于與其本國文化進行溝通與交流。人種學的研究表明，移民傳媒能使受眾在全球化危機中構建（重建）其固有的身份特征[5]，當今新的世界格局與態勢的一個重要特征便是移民的民族自覺性增長，對傳統文化的皈依加強了。例如在美國的傳媒消費者之中，有2900萬的外來移民及其后裔，即美國30%的成年人，不只經常接觸移民傳媒，而且他們喜歡選擇自己族裔傳媒，其接觸頻率遠在主流傳媒之上。[6]由此可以看出，移民傳媒在構筑受眾與其母國文化交流空間方面作用不可小覷。在全球化的大環境下，雖然文化不斷交融，但并未導致完全的同質化。傳媒集團大規模的跨國發展，一些外來的文化價值觀也隨之跨地域的傳播，但是獨特的民族性表達仍然受到極大的重視。居住在他國的移民，常常思考的一個問題就是關于“民族身份定位”，即作為某一民族成員其共同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和信仰是什么。他們可能因為母國文化傳統而產生優越感，比如法國人，也可能有自卑情緒，如來自貧困國家和地區的移民。這些不同的接受心態，將會影響媒體信息的接受與傳播。另一個思考的焦點則是移民受眾在異質文化空間中的文化認同。文化認同是指特定個體或群體認為某一文化系統（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等）內在于自身心理和人格結構中，并自覺循之以評價事物，規范行為[7]。每一種文化都存在著在某一個參照背景下的“自我形象”。來自于其他國家的移民，是被強制性地拋入一個新的參照背景之中，所以他需要重新識別自己。每個民族與國家的文化適應方式受制于自身的歷史與傳統，在全球化的過程中，經常出現的一種沖突便是文化認同的危機。在海外的移民人群中，可以通過多種方式進行文化認同，而移民傳媒正是文化認同的其中一個支點。
在海外的文化環境中，移民對本國相關信息的獲取往往十分有限。盡管如此，這樣的信息獲取仍然是他們爭取自我身份認同和尋求歸宿感的有效手段，并以此作為與母國的文化連接。從主流文化對這些移民的態度來看，一方面允許他們保留自己的亞文化，另一方面又要對其進行限制，使其處于從屬狀態，以免影響其主流文化的強勢地位。這些亞文化群形成的時候，一個個以之為中心的價值共同體也就出現了。在這個過程中，傳媒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它不僅是一個連接各個獨立個體的紐帶，也在傳播信息的同時，不斷強化其母國的經濟文化影響。
二、移民傳媒狀況
（一）移民傳媒的受眾群。1、從受眾的組成來看，以移民為主。雖然移民傳媒的傳播內容與其母國文化有著極大的聯系，但由于其傳播的特殊性和針對性，使大多數的消費群集中在移民當中。當然，隨著傳媒技術的發展，其受眾有了進一步的擴大。非移民也能夠通過互聯網、廣播電視等獲取移民傳媒的信息。由于居住國主流媒介無論從信息的權威性、豐富性，以及影響力都遠遠勝于移民傳媒，從而導致移民傳媒的受眾處于一種邊緣狀態。隨著移民文化與主流文化的相互交融，受眾的構成也會發生變化。2、從移民傳媒受眾接受心理來看，由于其所處環境存在著與自己母國文化存在著或多或少的沖突，受眾渴望尋求到民族和文化的歸宿感，于是，他們對本國信息更加渴求。移民雖然生活在異文化的環境中，但他們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著原有的風俗與習慣，并希望將這種傳統代代相傳。因此移民傳媒一方面是向移民提供所在國的信息，使其更快更好的融入當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是提供母國的信息，以維系其與母國在文化與情感上的交流。
3、不同民族的移民媒體接觸來看，存在著一定的差別。亞裔移民中各語種存在很大的分化：來自中國、韓國和越南的移民非常依賴于本民族語言媒體獲取信息；而印度人、日本人和菲律賓人中，移民媒體的主要受眾比例僅為個位數。西班牙移民對本民族的媒體最忠誠，87%的人稱自己經常接觸西班牙語媒體；其它四個少數群體中，也各有64%的人收聽、收看、或是閱讀母語新聞。在網絡媒體的受眾中，阿拉伯語網站吸引了美國76%的本語種移民；亞裔移民中也有三分之二愿意登陸自己的母語網站了解窗外事；非洲和美國原住民人中有一半人愿意這樣做。[8]而傳播學者羅伯特·帕克在其經典著作《移民報刊及其控制》一書中就不同民族背景的受眾對美國文化的忠誠度，以及主流文化對移民報刊的控制進行了詳細的論述。
（二）移民傳媒的特殊地位。海外移民傳媒具有雙重屬性，它既是移民母國媒體的延伸，又是所在國傳媒體系的組成部分。不僅存在于所在國的移民聚居地，也存在于居住國的傳媒大環境中。對于移民而言，它具有心理上的接近性，可以說是一種近距離的傳播。
與本土傳媒相比，移民傳媒的政治色彩（或意識形態色彩）更弱一些。因為當今世界已經進入和平穩定的建設時期，同時，移民在居住國的關注焦點主要集中在當地社會和經濟活動中。于是黨同伐異、政治攻訐一類的內容在居住國的傳媒環境中不再受歡迎，代之而起的是讀者對母國信息的關注和對具有民族特色內容的需求。為了適應移民受眾的需求，移民傳媒盡力增加讀者感興趣的相關的內容。如法國的《歐洲日報》不但開始采用中國新聞社的稿件，而且一稿多用。菲律賓的《聯合日報》每周定期刊登對中國大陸各項改革措施的評論，有時直接使用來自中國大陸的電訊稿和特稿。這就使得不同政治派別、不同立場的傳媒相異性大為降低，從而凸現出更豐富的實用性信息。[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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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移民傳媒的發展現狀。世界上的移民報刊主要集中在一些經濟發達，移民數量眾多的國家和地區，比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東南亞等。以美國的移民報刊為例，來自阿拉伯地區的移民報刊主要有：《阿拉伯之聲》（ArabVoice）、《金字塔報》（Al-AhramNewspaper），華人移民報刊影響較大的有《明報》(MingPaoDailyNews)、《星島日報》（SingTaoDaily）、印度移民報刊有《印度郵報》(IndiaToday)、《印度論壇報》(IndiaTribune)、韓國移民報刊有《韓國日報》(theKoreanDailyNews)等等。[10]
單從華文移民傳媒來看，第一個移民華文傳媒興起的地區是北美。20年前，美國的華文報業市場基本由部份臺灣和香港移民所辦的中文周報、月刊，以及以臺灣、香港地區為總部的華文報業集團通過美東、美西版的形式進入紐約、舊金山、洛杉磯的唐人區。自20世紀80年代后，中國大陸新移民創辦的華文報紙則占據了絕對優勢。其次是在加拿大。加拿大目前約有100萬左右的華人，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的華文報業的市場同美國情形類似，主要由香港和臺灣移民所壟斷，其表現形式是以香港和臺灣為大本營的華文報業集團所辦的《世界日報》、《臺灣日報》和《星島日報》、《明報》(加東或加西版)一統天下。目前全加拿大大約有30家左右的華文報紙，其中有70%以上為90年代以來由中國大陸新移民創辦的華文報紙。
其次是澳洲。數字表明：澳大利亞現有的2000萬人口中約有100萬外來移民，其中有近50萬是華人移民。澳大利亞現有的華文移民報刊主要有《澳華時報》、《星島日報》澳洲版、《新報》澳洲版以及《華聯時報》。
第三個移民傳媒的熱點地區是日本。在日華人數量的猛增是日本華文報紙得以確立的基礎，目前在日本登錄的中國人近40萬。主要的移民報刊有《中國經濟新聞報》、《中文導報》等。[11]
另一方面，移民傳媒的載體也在發生變化。最初，移民傳媒主要表現為各種紙質媒體的創辦，如報紙與刊物。隨著媒介技術的發展，電子媒介以及網絡也成為移民傳媒的重要載體，移民傳媒也借此擴大了影響，在更大范圍內將同一民族，同一文化傳統聯系在一起。
三、全球化語境中移民傳媒的生存局限與發展空間
移民傳媒所構建的是兩種本土文化認同，一種關于地域，一種關于民族。從所在國的現狀來看，多種來自母國的文化與價值觀跨越國界，并對移民國家中的文化構成做出了新的闡釋。另一方面，由于所在國主流文化的影響，也在一定程度上威脅到移民對自身傳統文化的忠誠度。[12]在全球化的大環境中，從人們世代相因，習以為常的本土文化立場考察事物的觀點之外，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視野，那就是從跨國的、跨文化的層面去考察傳統文化，這種立場、角度和思路的轉換必然會帶來新的認知和理解，并因此促成對民族與傳統的再發現和再認識。因此，我們必須關注如何在新的傳播環境中增強移民傳媒自身的凝聚力和文化影響。
隨著各國政治經濟的發展，移民的組成也開始發生變化，老移民移居海外更多的是為生計所迫，屬“謀生型移民”，出國的途徑也多是通過親屬移民和勞務移民的方式，血緣和地緣特色重。而現在的新移民則很多是髙學歷的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士，他們出國的途徑更多的是通過出國留學或技術移民的方式，這批人到海外尋求的是更好的生活品質和工作環境。據一項調查顯示：北京清華大學的工科學生約有80%流向美國，而北京大學的理科學生則有76%到美國深造。[13]一般而言，舊移民由于語言能力的有限以及文化傳統的本能排斥，所以往往生活在同一族群與共同的文化圈，所以移民傳媒較為興盛，并且其傳播內容也主要以民族傳統文化為主。作為新移民而言，他們具有更強的海外文化適應能力，但從現狀來看，新移民仍然對民族文化有著天然的親近與認同，從社會交往來看，與本族裔接觸的頻率仍然很高。[14]新移民傳媒仍然十分繁榮。
從當前的移民傳媒發展來看，不僅僅是單一的報刊媒介，如今已形成多種媒體同存的局面。在移民聚集的北美、西歐、東南亞等地，逐步形成了廣播中心與電視中心，并且出現了衛星電視。隨著網絡媒體的興盛，一些留學生紛紛創辦了網絡雜志，傳統報刊的電子版也隨之興起。使得移民傳媒的受眾群體進一步擴大，從而顯示出了新的生機?？梢姡恳淮蝹鞑タ萍嫉母淖兣c更新，都推動了新媒體的出現，同時也促成了原有的移民報刊進一步發展。
另外，集團化也是移民傳媒的另一種發展趨勢。例如華文傳媒中的泛華傳媒集團（GlobalChinaGroupHoldingsLtd.,H.GC），目前，該集團已經在澳大利亞、北美和英國出版16種報刊，在全球的發行量據稱已達20萬份，讀者約有200萬人。[15]
雖然移民媒體已經取得了較大的發展，但是它畢竟是一種外來文化的載體，這就導致它在現居國的發展，仍然受到某種程度的局限。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從信息的獲取上看，移民傳媒難于主流媒體，尤其在一些西方發達國家更是如此。美國紐約獨立媒體協會在今年3月16日公布了一份調查，調查對象為紐約市及周邊地區32家移民媒體。結果顯示，75%的被調查者認為主流媒體的員工比他們更容易從政府獲得信息，85%的被調查者認為聯邦官員沒有向他們提供具體或有用的信息。[16]
從媒體結構來看，大多數的傳媒產業都集中在主流媒體的手中，并主導著所在國的輿論。以美國為例，少數大型傳媒公司壟斷了全國的廣播、電視、報刊、網絡等信息傳播業務。而對主流和精英輿論有重要影響并能左右國際輿論的是3家報業集團：《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及其旗下控制的其他傳媒《國際先驅論壇報》、《波士頓環球報》、《新聞周刊》等等。[17]
從媒介發展所需的資金來看，移民媒體往往較為缺乏。與主流媒體相比，移民媒體沒有足夠的財力支援，廣告收入與市場空間都相對較低。在美國，每年的廣告花費為1千5百億美元，但是只有30億流向移民媒體。由于沒有充足的財力支持，就會導致移民媒體從業人員、以及信息源的缺乏，并進一步影響其新聞資源的獲取。
因此，在當今的傳媒環境中，移民傳媒的發展必須正視這些問題，以探索更為廣闊的空間。不過，我們必須看到，在這樣的傳媒環境中，移民傳媒仍然有著不小的發展空間來增強其自身的凝聚力。
一方面，移民媒體應加強與主流媒體的交流與合作。在居住國的主流強勢文化的包圍中，移民媒體的發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比如報道內容以及受眾群的拓展等方面，主流媒體往往有更大的優勢，移民媒體無法與之相提并論。但是，涉及移民母國文化及事務的時候，主流媒體在新聞資源和報道角度上又存在著局限性，容易導致報道失實，誤導公眾輿論。而移民媒體在此時就能利用對其本土文化的熟悉而體現出優勢。所以，應盡可能進行兩類媒體的相互溝通，以獲取更為充足的信息資源。
另一方面，移民媒體應加強言論的力量。由于與主流媒體存在著文化傳統、價值觀以及新聞理念等的差別，移民媒體對于新聞事件的評價和觀點與主流媒體不同。尤其是關于移民母國事務的觀點性報道，更應該以貼近本土受眾的視角發表與主流媒體不同的意見，并對居住國的政策做出透徹的分析。由于主流媒體缺乏表達這類意見的空間，而移民傳媒正好能彌補這一不足。
四、結語
在異質文化土壤中培養起來的移民傳媒，是適應多樣化的地域或族群的特征而產生和發展的。它在實踐中也表現出了種種傳播人種學的特征，具有鮮明的族群文化傳播和接受的特質，不僅僅表現出與居住國的主流傳媒不同的傳播模式，還影響了世界傳媒的環境與結構，同時也有助于建構從屬于不同文化傳統和民族特性的移民受眾身份認同機制。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國家或民族的移民對其母國文化的忠誠度也有著差別。因此，我們不僅僅強調移民傳媒在保證文化傳統完整性方面的作用，同時必須認識到其多樣性和差異性的存在?？偠灾?，我們可以這么認為，在當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移民傳媒在構建世界文化多元格局的進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注釋：
[1]王寧主編：《全球化與文化：西方與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75頁。
[2]李焰著：《少數族裔媒體：藏在美國主流媒體身后的傳媒巨人》，人民網，2005-08-01。
[3][美]羅伯特·F·莫非著：《文化與社會人類學》，吳枚譯，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8年，第126頁。
[4]王寧主編：《全球化與文化：西方與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77頁。
[5]Groundingthedisplaced:Localmediareceptioninatransnationalcontext,VictorSampedro.JournalofCommunication.NewYork:Spring1998.Vol.48,Iss.2;pg.125,19pgs。
[6]李焰著：《少數族裔媒體：藏在美國主流媒體身后的傳媒巨人》，人民網，2005-08-05。
[7]陳明著：《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補議》，2005-07-26。
[8]李焰著：《少數族裔媒體：藏在美國主流媒體身后的傳媒巨人》，人民網，2005-08-05。
[9]程曼麗著：《關于海外華文傳媒的戰略性思考》，《國際新聞界》2001年第3期。2005-08-01。
[10]夏春平著：《新移民華文報刊成因、區域流向及特點》，2003-08-08。
[11]Constructingatransnational,multilocalsenseofbelonging:AnanalysisofMingPao(WestCanadianedition)。
[12]夏春平著：《新移民華文報刊成因、區域流向及特點》，2003-08-08。
[13]若容著：《加拿大經驗、種族與文化及其他》，加西生活網，2005-3-28。
[14]《海外華文傳媒集團的發展》，傳媒研究網，2005-03-23
1.早期經驗主義的傳播研究西方社會科學對大眾傳媒的關注，起始于20世紀20年代后期的美國，也就是有聲電影開始盛行之際。由于美國的社會科學具有根深蒂固的實用主義傳統，其特征之一是方法的縝密與理論的貧乏成正比。社會科學的用途，不在于從根本上對社會進行批判和反思，而在于解決實際社會問題，最大程度地維護現有制度的穩定。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則無關緊要。因此，美國社會科學的主流是御用研究而非批判研究，最初的對大眾傳播（masscommunication）的研究也不例外。
傳媒研究史上第一個比較有影響的調查報告，就是針對美國公眾對當時正在興起的有聲電影所抱的成見撰寫而成的。有聲電影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一出現，就得到眾多青少年觀眾的青睞。很多家長因此擔心添加了聲音的銀幕更具吸引力，對青少年的道德行為會產生不良的影響。當時的社科學者們針對公眾的這種顧慮，進行了一系列包括問卷調查在內的實際調查研究，結果便是后來傳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結論，現在看來似乎多余而且膚淺，即電影的確對青少年能夠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影響。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學”的光環，這一結論在當時公眾中影響很大，對后來的傳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規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傳播與媒體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關注傳媒對受眾所施加的影響上，也就是所謂的媒體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從總體來看，媒體效果研究大都有意無意地落入了行為主義心理學的刺激－反應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該模式假定，傳媒一旦發出刺激信號，受眾（audience）必定會在態度或行為上有所反應，傳播研究的任務在于發現并測量這種受眾反應。這一模式在后來社會科學對不同媒體的研究中都得以體現，包括對廣播、電視以及連環畫冊的研究。其中，最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對兒童與電視的研究。與“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動機類似，兒童與電視的研究，也起因于公眾對電視這一“更新的”媒體的顧慮，人們擔心電視這一闖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電影院更容易教會兒童一些不良的行為。50年代中后期，電視正在普遍進入西方家庭，當時的研究得以采用實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經普及電視的社區與尚未普及電視的社區進行比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隨著電視的進一步普及，兒童及電視的研究便從社區轉向心理學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純量化研究成為一種不得已的時尚。此時在美國，公眾輿論的焦點越來越集中在反對電視中的暴力和性。面對這種輿論壓力，由政府資助的研究人員便開始企圖通過心理學實驗來建立電視內容與兒童行為之間的直接因果關系。相當一批實驗研究似乎證明了其中的因果關系，但是也有少數得出恰恰相反的結果，即電視中呈現的暴力可以減少實際的暴力行為，亦即所謂的宣泄理論。這種相互矛盾的結論并非偶然，而恰恰說明行為主義心理學研究本身的嚴重局限性。因為它將研究對象從活生生的實際生活中抽出來，放在人為的實驗室里去觀察，得出的結論也只能是虛擬的。
這種局限性也正是后來英國的傳媒社會學批判和超越的對象。狹隘的經驗主義對傳播媒體研究的壟斷，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體。它們常被后來的批評者戲稱為“皮下注射模式”（thehypodermicmodel），或者“子彈理論”（bullettheory）。當然，這并不等于說，在此之前的幾十年里就沒有其他非主流的傳媒研究存在，只是它們影響甚微。從60年代末70年代初開始，當時在西方世界方興未艾的批判社會學（criticalsociology）將其矛頭指向了大眾傳媒。批判社會學的興起和發展與其歷史背景和社會基礎是分不開的，亦即戰后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結束。一系列社會動蕩取代了平衡發展，包括人們熟知的西歐青年學生運動，美國黑人公民權利運動，以及反對越戰示威游行。突如其來的社會動蕩，進一步動搖了長期以來作為英美社會科學基礎的實證主義哲學，從而也將社會學從安于現狀的結構功能主義中解放出來，迫使其成為社會批判的工具。在西歐，以及后來被統稱為西方的各種流派，為批判社會學的迅速發展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國，以威伯倫（ThorsteinVeblen）和米爾思（C.WrightMills）為代表的非的本土批判傳統也得以宏揚。當時正在蓬勃發展中的大眾傳播媒體自然也成了社會學批判分析的對象之一，批判傳媒研究（criticalmediaresearch）從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發展壯大起來④。
2.英國的文化研究
英語世界的批判傳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達到鼎盛。在其主要發源地英國，批判傳媒研究從一開始就圍繞兩個大學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論和學科立場而展開。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學（BirminghamUniversity）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從一開始就強調文化與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論資源，確立了所謂的英國文化研究（Britishculturalstudies）的傳統，傳播媒體則構成其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方面。晚兩年成立的萊斯特大學（LeicesterUniversity）大眾傳播研究中心（Centrefor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則以社會學為其學科基礎，全力以赴地對傳播媒體進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這兩個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隨著其理論骨干的離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們早期和鼎盛時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論和方法論上為英國的批判傳媒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其開創性的學術價值和社會意義，對后來在高校中逐漸普及了的傳媒與文化研究來說，是極為重要的也是難以超越的。
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論家霍爾（StuartHall），致力于重新發掘“意識形態”（ideology）這一關鍵詞，并對其進行理論“整容”，使它成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馬克思所說的意識形態，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的一部分，是統治階級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那么，在電子傳媒時代，一個社會中統治階層的意識形態，又怎樣成了包括被統治階層在內的全社會的意識形態？這實際上是一個爭奪和取得文化領導權的問題，也就是霍爾所說的“語言階級斗爭”。在這樣一個“和平”而非強制的過程中，傳播媒體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務之一就是要解構這一過程，探討媒體有意無意中采取的意識形態立場。
為了便于實際研究和分析，霍爾還詳細探討了意義創造過程中“編碼”（encoding）和“解碼”（decoding）這兩個不同的階段⑥，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正是通過這兩個實際操作上極其復雜的階段而實現的。在傳媒研究領域，意識形態分析（ideologicalanalysis）代替了過去的效果研究，理論和研究實踐長期分離的狀態也得以改變。除了對文化研究領域進行理論探討，更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還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經驗研究，對包括大眾傳媒在內的當代西方社會的文化現象進行多方位的描述、闡釋和批判，內容涉及亞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論和思想根源時，霍爾不但談到英國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Hogard）、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和湯姆遜（E.P.Thompson），還談到歐陸的阿爾杜塞（Louis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Gramsci）、列威－斯特勞斯（Levi-Strauss）、福科（F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見伯明翰文化研究從一開始就確立了其理論和方法資源上集大成的原則⑦。
被霍爾譽為英國文化研究開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階級出身的人文知識分子。面對英國這樣一個階級劃分極為鮮明并且相對穩定的社會，威廉斯形象地將自己這種特殊境遇稱作一種“越界”（bordercrossing），即跨越社會階層的界限。他們對工人階級生存狀況的同情和理解，決定了他們對大眾傳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態度。作為人文知識分子，他們的批判立場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這種批判與傳統精英文化倡導者所持的態度有著根本的區別，這亦即西方社會政治上左與右的區別。傳統文化精英對大眾流行文化采取的態度是無視和蔑視，手段則是隔離或消滅。威廉斯等則把大眾傳媒放在更為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下，對其起源的發展進行認真的探討。大眾文化現象從此也登上了學術這一“大雅之堂”，成為原來只針對經典嚴肅文本的文藝批判的對象。這在當時英國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是難能可貴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威廉斯等才被后來者們推舉為英國文化研究的開山鼻祖。
威廉斯早在50年代就對開始對英語中的一些關鍵詞進行詞源學和社會學的雙重探討，從詞義的變化中把握社會的變遷，反之亦然。英語中culture一詞，從原來的拉丁詞根發展而來，并延伸出種種不同的意思和用法，成為英語中最難界定的概念之一。只有當culture從狹窄的“高級精神產品”延伸為人類學意義上的“一種生活方式”，大眾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成為“文化”，也才有了大眾文化（massculture）和流行文化（ppularculture）的說法。但是，對當代文化研究來說，以上culture的兩個定義一個過于狹窄，一個過于寬泛。學者們因而試圖在這一窄一寬之間找到更為確切的說法。目前比較為人接受的一種定義認為，文化是一切具有象征意義的東西，包括言說、物品、行動、事件等等。其實，這個定義本身也有過于寬泛和含糊其辭之嫌。文化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也導致了后來的文化研究領域的無限擴展和雜亂無章，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起源于英國的文化研究在美國和澳大利亞等英語國家逐漸盛行并變異，使得企圖對這一領域進行整體綜述的努力變得越來越困難。70年代伯明翰大學的文化研究，在理論上認同文化和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有意識地反對一切經濟決定論，與20世紀形形的西方的基本立論不約而同。在研究實踐中，則通過對文化現象的記錄和闡釋達到一種社會批判。譬如，對工人階級青少年中產生的、的亞文化的關注，隱含了對英國社會階級壓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義理論直接影響和指導了中心的具體研究問題，包括大眾傳媒對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達到對男權社會里無所不在的性別歧視的批判。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過后，蛻變成伯明翰大學的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也開始被成批生產和仿制，并逐漸成為英語世界高等學院中又一門專業“學科”，其實際社會批判功能也面臨被消解的危險。
英國的文化研究從80年代中開始在英語世界里流行起來。在美國，素以實證經驗主義為方法論依據的傳播研究主流，受到了來自大西洋彼岸島國的理論沖擊，因而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理論繁榮”。澳大利亞由于引進英國的研究人員，也在不同程度上產生過文化研究熱。近些年內，英語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論壇，除了原來在美國出版發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外，又新增添了《歐洲文化研究》（European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和《國際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均在英國出版發行。這都說明文化研究領域正在試圖超越英語世界，在歐洲乃至世界范圍內展開。然而，英語世界中新近的一場文化研究熱，在過多地關注當下流行文化現象的同時，忽略了伯明翰大學文化研究對各種壓迫的直面批判精神。尤其是進入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繁榮景象，與其說是本領域研究的發展深化，不如說是學術市場對其需求的增加。文化研究的社會批判功能，經常被表面上的喧鬧所淹沒。其中一些較有影響的文化研究者，更是主動放棄了對深層社會批判的追求，反而對流行文化中包含的所謂反抗霸權和控制的因素沾沾自喜并隨意夸大。這種形式上的文化激進，其實已經蛻變成實質上的政治保守了。
[page_break]注釋：
①目前國內較常見的經驗研究是所謂的受眾調查，但是這種調查經常由商業目的所驅動，并非社會學意義上的社會調查和批判。
②研究結果由H.J.Forman論編為OurMovieMadeChildren（NewYork:Macmillan1935）。
③在此兩個有代表性的例子值得一提，一個是英國的TelevisionandtheChild:anEmpiricalStudyoftheEffectsofTelevisionontheYouth（London:theFalmerPress1958），由心理學家HildaT.Himmelweit等共同完成。此研究主要集中討論電視的到來對兒童的日常生活以及價值觀念產生的影響。另一例是美國傳媒研究史上經常提到的TelevisionintheLivesofOurChildren（StandfordUniversityPress1961），由W.Schramme等共同完成。
④80年代初期英語世界大眾傳媒與傳播領域曾發生過一場關于批判研究（criticalresearch）與御用研究（administrativeresearch）討論，討論結果發表在JournalofCommunication專號“本研究領域中的爭鳴”（FermentintheField）vol.33,No.3,1983。
（1）現代傳播方式對傳統信息傳播方式的沖擊?，F代傳媒以其跨時空、信息高度密集、傳播面廣、輻射力強、社會功能顯著等優勢逐漸得到廣大少數民族的接受和認可，成為民族地區少數民族信息溝通的主要方式，已有千百年歷史的口耳相傳的人際傳播或群體傳播等方式已降至次要地位。②以喜花鼓《黃四姐》為例，在傳統的傳播方式中，只能通過現場演唱這種一次性的文化消費，影響范圍相當有限。而如今，電視現場直播、微博微信的現場分享、網絡視頻分享及鏈接，可以讓不同地方的不同愛好者隨時欣賞到這一特色文化，并把這種民族文化傳播出去。
（2）外來文化與傳統文化的碰撞。文化傳播具有優勢擴散的特點，因此，優勢文化具有較強的傳播力。現代傳媒傳播的是大眾文化，這種優勢、主流文化對于少數民族地區完全是單向的信息傳輸和文化植入。當現代傳媒所傳播的文化并非當地的本民族文化時，也就在悄然解構著該民族的傳統文化。如今，對于現代傳媒的接受和習慣慢慢改變了當地人們對本民族文化的堅守，越來越多的人對本民族的傳統已經麻木甚至丟棄遺忘，傳統民居、服飾和節慶等文化就在這看似喧囂的現代浪潮沖擊下逐步瓦解，甚至消失。
（3）現代傳媒可以將民間記憶轉化為媒體記憶，完成“文化修補”。民間記憶與媒體記憶，是指兩種不同的文化傳播方式。相對于前者，媒體記憶可以利用媒體挖掘并完整的將某地區的民族文化保留下來，從而實現更大范圍的傳播，增強傳播效果。在這個過程中，媒體也并不是把所有的文化活動都記錄下來，而是會經過文化篩選，逐步修補甚至還原民族文化。以建始縣的絲弦鑼鼓為例，當地分為南鄉、北鄉絲弦鑼鼓，由于地域保守思想，他們在傳承上具有不完整性。而媒體記憶就很好的彌補了這一點，通過對南鄉和北鄉兩種不同的表演方式進行分別深入挖掘，并通過媒體展現在世人面前，這就間接彌補了民間傳統傳承方式的保守性的弊端。
2、現代傳媒在民族文化生態嬗變中的角色——現代化的推動器與加速器
現代傳媒正在以一種非強制性的方式改變著湖北武陵山區少數民族的價值觀、生活和娛樂方式，不知不覺中為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的嬗變構建著話語優勢。在這種情況下，武陵山少數民族地區原有的文化形態、生活方式、價值認同等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地方性，變得更加開放，并慢慢與整個社會文化的動向達成一致和協調。對于這種文化轉換，日本學者主內郁郎把它稱為“原有文化的消逝”③。所以，湖北武陵山片區的少數民族傳統文化正在受到以電視和網絡為首的現代傳媒的解構，其民族文化正經歷著一個嬗變的過程。
（1）部分特有的民風民俗逐漸消失，現代傳媒推進了民族文化的商業化。據我們了解，在武陵山少數民族地區，民俗文化活動和節日眾多。例如每年農歷七月七號舉行的女兒會等等。然而隨著現代傳媒的興起和滲入，《非誠勿擾》、《百里挑一》等相親類節目大火，深受廣大年輕人的喜愛與推崇，與此同時帶來的卻是土家族傳統女兒節的“變味”。換句話說，隨著現代傳媒的滲透，湖北武陵山片區少數民族所特有的民族文化正加速著商業化的發展道路。
（2）網購興起，少數民族服飾已非主流服飾，現代傳媒推進了民族文化的社會化。這點在購物習慣和服飾上尤為明顯。武陵山少數民族地區的居民們最早都是通過自給自足來滿足生活需要的，后來逐漸通過市場購買。而最近幾年，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網購，并逐漸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甚至很多中老年人也都學會網購了；在服飾方面，幾乎全面漢化，少數民族服裝已非主流服飾。美麗的婚紗、帥氣的西裝、舒適的休閑服等等，每時每刻都充斥在各種熒屏上，電視和網絡無時無刻不在宣揚著現代服飾的時尚和方便。相反，輾轉各個街區，專門賣民族服飾的店鋪幾乎沒有。
（3）傳統吊腳樓消失，代之以整齊的樓房，現代傳媒加速了民族地區的城市化。在武陵山少數民族地區，土家吊腳樓一直以來以清爽、簡潔和不懼山區地形的優點為我們所知。如今，隨著現代媒體傳遞并勾勒著一幅幅現代都市化的生活畫面，人們已經在不知不覺中希望過上這種城市化的生活了。所以現在我們所看到的武陵山區，保留完整的土家吊腳樓已經很難見到，即使有也是非殘即破。現如今的湖北武陵山少數民族地區，無論是市鎮還是鄉村，已然是在朝著現代化的道路前進，民族文化的現代化步伐已不可阻擋，而現代傳媒正是這次現代化建構的推動者。
首先，必須指出，本文中所提到的"文化研究"是從西方文化學術界引進的一種文化學理論，若將它用于轉型時期的中國文化現象分析就必須對之有一個大致的了解和把握。文化研究出自戰后的英國文學理論界和文化批評界，開始時僅僅局限于狹窄的經典文學研究領域，后來逐步發展演變，廣納百川匯集成流，目前已成為當今北美文化學術界自后現代主義和后殖民主義理論討論之后的又一個熱門話題。這樣導致的一個后果正如英國學者特里·伊格爾頓所指出的，"當今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談論文化？因為就此有重要的論題可談。一切都變得與文化有關……它也像經濟主義、生物主義、實在主義或任何別的什么’主義’那樣，本身就有還原性，于是針對這些主義，便出現了一種頗為令人驚慌失措的過度反應。"①但是與傳統的文化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所討論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指的是當代非精英文化，其定位并非傳統意義上的經典文化，而是大眾文化、甚至包括以影視和廣告業等消費文化為主體的大眾傳播媒介。因此，從這一視角人手來分析電視這一極為普及的媒體，我認為是再合適不過的了。其主要的代表人物為新批評理論家F.R.利維斯。由于早先的文化研究一開始便致力于文學的文化批評，因而范圍依然比較狹窄，而且帶有強烈的精英意識，早先的文化研究者試圖通過對他們所開列的經典文學作品的弘揚來達到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質之同的，其現代主義的啟蒙意識是十分明顯的。后來由于幾位出身工人階級家庭的理論象，例如雷豪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理套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和斯圖亞特·霍爾（StuartHall）等的努力，同時在一些邊緣話語力量的沖擊下，文化研究者內部也發生了多元價值取向，其中的一支逐步走出早先的經典文學研究領地，引人了對社區文化生活的研究內容，甚至逐漸把對大眾傳播媒介、當代社區文化和消費文化的研究也包括了進來，進而逐步匯入對當代文化的研究大潮中。在當今的西方文化學術語境下，文化研究的對象一般包括這樣三大類：以遠離中心?quot;非主流"（subaltern）文化為對象的區域研究（areastudy），以多元文化社會中的"移民社群"（Diaspora）為對象的種族研究（ethnicstudy），和以長期處于邊緣地位、其聲音十分微弱的女性為對象的性別研究（genderstudy）。但是既然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對象主要是當代社會出現的各種文化現象，而且更確切地說是非精英文化現象，也即文化研究更關注通俗文化和一切大眾傳播媒介，那么它就不應當把影視研究排斥在外，尤其是電視，因為作為當今后工業社會輻射面極廣的一種媒體，電視的作用和影響確實是無法估量的。就其基本的定義和研究對象而言，文化研究在當今的全球化語境下，還涉及下列理論課題：（1）后工業社會和后現代文化的消費問題；（2）后殖民語境下的第三世界寫作和批評話語；（3）女性寫作話語和女性研究；（4）文化相對主義和文化的價值判斷問題；（5）多元文化主義和文化身份；（6）影視制作和大眾傳媒研究。②由此可見，在文化研究的大語境下來考察現代傳媒在當今中國文化界和知識生活中的作用和影響，完全可以拓寬我們的思路，開闊我們的視野，使我們得以站在一個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的制高點上來考察一些具體的文化現象，同時通過對這些現象的分析而豐富我們的文化理論建設。下面就嘗試著對一個具體的現象進行剖析。
"田歌現象"及其《熒屏連著我和你》
最近，在中國當代影視傳媒領域，人們談論較多的莫過于這樣一些現象："王朔現象"③，"張藝謀現象"④和"倪萍現象"⑤。毫無疑問，由于這些現象本身所處于的人們注意的中心之地位（當然王朔是一個例外）以及其之于當代中國人文化生活的客觀影響，從文化研究的視角對其進行理論分析自然是必要的。而我則認為，研究者們往往忽視了另一個雖不居于"中心"但卻對"中心"有著有力的沖擊和消解作用的現象，即以北京電視臺導演兼主持人田歌為代表的一個現象，或?quot;田歌現象"。因為田歌的工作單位并不在居于中心地位的中央電視臺；而且面對中心的巨大陰影，一些居于邊緣處的閃光之星倒有可能被遮住，這就是不少地方臺（包括北京臺）導、演和主持人們經常感到困惑的一個原因所在。而田歌則從一個來自部隊基層單位的話劇和電影演員而一步步地向中心邁進，并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不僅進入了中國文化的中心，而且還在向著國際文化的中心歐美前進。我們完全可以從下列事實見出這種征兆：1996年9月，她和她的劇組應挪威外交部邀請前往奧斯陸采訪國際易卜生戲劇節，配合易卜生的《人民公敵》在中國的上演而掀起了一?quot;易卜生熱"；1997年5月應弗羅倫薩歌劇院邀請前往意大利采訪由祖賓·梅達和張藝謀共同執導的歌劇《圖蘭朵》；1997年6月應邀再度赴意大利采訪第八屆國際易卜生研討會；1997年7-8月應美國新聞文化署邀請赴美考察電視藝術，等等。這一系列本應當由居于"中心"地位的人所獨有的機會幾乎全被來自邊緣的田歌擁有了，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猜測、羨慕或關注。但是單單從這些表面現象來看并不能說明問題的實質，我們還應該透過現象究其本質，也即從分析她主持編導的精品欄目《熒屏連著我和你》入手。當然，在這個欄目周圍聚集了一批與田歌有著大致共同的志向和興趣并能精誠合作的年輕人，因此它并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而作為一個集體，"田歌現象"則體現了以田歌為代表的一批人所共有的特征。我以為這正是中國當代傳媒領域內一個可以從文化研究的視角切人分析的現象。
1．文化研究的一個首要任務就是要通過參與普通讀者或觀眾的社區生活來實現對他們啟蒙（或后啟蒙）的理想。也就是說，在當今這個具有后工業和后現代特征的社會，大眾傳播媒介的異軍突起，強有力地沖擊著高雅的文學藝術創作甚至電影制作，欄目的編導者卻別出心裁地通過這些藝術大師"知心時刻"闡述"個人看法"之手段，使得著名藝術家與普通觀眾的距離一下子縮小甚至消解了，通過這種直接的交流和對話，不僅去掉了套在經典藝術家頭上的神圣"光環"，同時也使普通大眾與藝術更接近了。又比如，在民族音樂和京劇不甚景氣的今天，欄目的編導者并沒有冷落它們，反而調動傳媒的力量來實現普及和振興民族音樂和京劇之目的，這樣所得到的對電觀觀眾和文藝愛好者的"后啟蒙"之效果是其他媒體很難達到的。
2．文化研究反對人為的等級制度，尤其對某種話語霸權極為反感，主張各種人在一個多元價值取向的社會找到自己活動的公共空間，每一種話語力量都有自己的特色，任何話語力量都無法主宰他種話語，只有各種力量的共存和共處才是造成文化藝術繁榮的惟一途徑。在這方面，北京電視臺處在北京，顯然有著得天獨厚的人才優勢，它可以集中北京地區和周邊地區的各行各業的優秀人才，向廣大電視觀眾展示一些平凡但卻了不起的人的風采。但另一方面，它又面臨著中央電視臺這樣一個碩大的陰影和強有力的競爭對手，因此如果拿不出自己的絕招來不僅無法面向全國的觀眾，更無法走向世界了，甚至都有可能失去北京地區的電視觀眾。因此，編導者們面臨的挑戰是嚴峻的，他們必須走自己的道路，即走別人沒有走過的路，甚至做別人沒有做或者暫時無法做到的事。在這方面，欄目的編導者和主持人下了很大的功夫?？梢哉f，他們以獨特的構思、豐富的想象力再加上忘我的勞動，才達到今天這個地步的。比如說，電影導演訪談，國際易卜生戲劇節采訪，大學校長訪談以及最近即將和廣大觀眾見面的意大利歐劇《圖蘭朵》的排練和上演等節目，就耗費了他們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通過這一系列的溝通和對話，觀眾不僅對屬于傳媒范疇的電影拍攝和制作藝術及工藝有了更為感性的了解，同時也對導演們的辛勤勞動有了更深的理解。易卜生這位早逝于本世紀初的經典文學大師，也許在不少人看來已經過時，但由于易劇本身所蘊含的多重文化代碼卻使其仍可打動后現代社會的觀眾。受之啟發，欄目的編導者不惜組織力量，遠涉萬里跟蹤采訪，不僅達到了普及經典藝術之目的，同時也在實際上起到了促進中國和挪威的文化藝術交流乃至兩國人民的民間交流之作用。最近即將出現在熒屏上的關于意大利歌劇《圖蘭朵》的演出實況報道也一定能起到這樣的作用，它將不僅向中國的廣大電視觀眾展示有著濃厚的"東方主義"色彩的西方人眼中的東方形象，同時也將披露隱藏在舞臺背后的一些故事。因此不加分析就一味把電視藝術置于與經典藝術相對立的位置實在是缺乏遠見的。3.文化研究者所主張的是一種"后啟蒙"，即文化研究者首先將自己置身于普通人民大眾之中，通過與他們的同呼吸共命運來達到向他們傳授知識的目的。欄目的編導者和大部分請來的嘉賓們應該說都是有著相當品味的文化人，但是如果擺出一副居高臨下教訓人的桑子則顯然是行不通的。因此在有限的50分鐘節目內，如何盡其所能向廣大電視觀眾傳授知識，做到寓教于樂，使大家在輕松的氣氛中接受書本上和課堂上得不到的知識，在這方面，編導者認為，正如賀拉斯所言，要想讓自己寫出的作品感動讀者（觀眾），首先自己也應被打動。他們事前事后都做了大量的采訪工作和知識裝備工作，有些書"請人代讀"（培根語），而對被采訪人的身世和專業則了解得越清楚越好，這樣我們在電視上所看到的簡單的問答實際上體現了編導者的集體思想和智慧。應該說，該欄目在知識方面出現的破綻遠比另一些欄目少得多。比如說，指揮家、體育評論員的仍談等節目就是這樣一些成功的例子，在這些以談話為主要形式的訪談中，嘉賓同時扮演著兩種角色：既是本行業的專家，有著本專業的豐富知識和實踐經驗，同時也是人民大眾的一分子，因此他們的訓誡和啟蒙就絲毫未與大眾拉開距離，倒是通過首先置身于大眾之中進行直接的溝通來達到啟蒙的效果。當然，這種以談話為主體的節目既要達到寓教于樂，同時又要具有一定的文化品味，因此把握適當的"度"是至關重要的，如把握不當則會使人產生聆聽教誨之感而對之反感。我們也可以從這個欄目的少數幾次不成功的節目見出端倪，但從廣大觀眾目前對這個欄日的反應來看，正面的效應顯然大大甚于負面效應。這就需要我們文化研究者從這一現象中抽象出其中的帶有普遍規律性的東西并加以理論化，最終達到豐富文化理論（包括傳媒理論）之目的。毫無疑問，對于一個在地方臺（北京臺）堅持了七年仍不被"大樹"遮蓋或被時間淘汰的文藝生活類節目確實是難得的，這正是我們可據以從理論視角對之進行文化分析的價值所在。在這方面，"田歌現象"也許會給我們的地方電視臺文化生活欄目的編導者和主持人某種有益的啟示吧。
走向世紀末的中國電視：悲觀與樂觀
通過上述個案分析，我們大概可以對走向世紀末的中國電視之前途作出初略的預測了。毫無疑問，文化研究的觸角已經伸向了當今出現的文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大趨勢，按照美國的理論家詹姆遜的看法，造成文化全球化的因素主要有這樣三個：跨國資本的運作，世界的資本化以及電腦時代的來臨。⑥我認為還應再加上大眾傳媒的作用，因為從近10多年來中國電視的普及來看，確實令世人驚訝，因而難怪日本和西歐的大跨國公司都不約而同地把中國當成一個巨大的傳媒市場。因此中國的電視制作業首先面臨著信息時代的各種挑戰。其次，電視的普及和無所不在也給文學藝術構成了挑戰，特別是三維動畫和多媒體的制作作用更是使得傳統的精心雕琢的高雅藝術成了不合時宜之物，因此久而入之，我們的后工業信息時代就會成為一個缺乏審美的時代：一切都被淹沒在消遣娛樂電視節目之中，一切又只能在熒屏上成為轉瞬即逝的東西。那么人們不禁要問，從長遠的觀點來看，我們的國家和民族還要不要發展文化藝術？回答自然是肯定的。因此面對這種情形，我們不得不同時既感到樂觀又難免不帶有幾絲悲觀和危機之感，但悲觀顯然是無濟于事的。在此我謹以一個普通電視觀眾和人文科學知識分子的身份對居于中心和邊緣之特殊地位的北京電視臺提一點建議：在當今電視節目多如牛毛且往往流于淺薄和重復的情況下，努力走自己的道路，集中北京地區信息快和多、人才密集、傳播手段先進、對外交流便利等優勢，推出自己的電視節目精品，是在較短的時間內臍身國際大臺和名臺之行列的一個必然途徑。在這方面?quot;田歇現象"不僅給同行的電視編導者和主持人以某種啟示，同時也更使人們對電視業面臨的自身的挑戰保持一種清醒但卻樂觀的態度。此外，為了及時總結經驗，從理論上來發展我國的傳播學，使之盡早地與國際傳播學接軌，我們仍有著更長的路要走。注釋：
（1）見特里·伊格爾頓，《后現代主義的矛盾性》，中譯文載《國外文學》1995年第2期第3頁。
（2）關于這六個方面的詳細闡述，參見拙作，《文化研究：西方與中國》，載《國外文學》，1996年第2期第33～35頁。
（3）關于"王朔現象"的文化分析，參見拙作《后現代性和中國當代大眾文化的挑戰》，載《中國文化研究》1997年第3期，第36～38頁。
解讀大眾傳媒與大眾文化的關系，首先要理解大眾文化及大眾文化在構造人類大眾精神物質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方面的重要影響力。大眾文化是一種都市工業社會或大眾消費社會的特殊產物，是大眾消費社會中通過大眾傳媒所承載、傳遞的文化產品，這是一種合成的加工的文化產品，其明顯特征是主要為大眾消費而制造出來的，有標準化和模擬個性的特色。大眾文化是包含在主流文化之內，它是一個社會內與公眾輿論、價值觀念、社會時尚和生活方式大致趨同、基本適應的、又是與傳統文化核心內容有直接傳承關系的文化形態。大眾文化有地域性、通俗性、消費性、娛樂性、商業性、產業性等種種特征。
大眾文化在我國新時期的崛起始于改革開放時期，在改革開放時期逐漸獲得了主體意識的民眾，不僅需要新的娛樂形式，而且也需要表達這一階層的意識形態。大眾文化的迅速崛起有一系列發行量巨大的通俗雜志和報紙作證，有一系列原來屬于高級文化陣列的嚴肅文學紛紛改弦易幟為通俗文學作證。大眾文化的通行無阻表明的是大眾對它的支持與認同。關于大眾文化與大眾傳媒的關系，大眾傳媒是大眾文化的重要載體，大眾文化大眾傳媒傳播的重要內容，大眾傳媒塑造大眾文化，大眾文化對大眾傳媒有重要影響。文化影響傳媒，有什么樣的大眾文化就有什么樣的大眾傳媒。傳媒受文化的浸潤影響，反映文化，代表文化，成為一定文化的喉舌。大眾傳媒的重要功能是傳播文化的功能。有人說一張報紙就是一個國家文化的一部日記，它默記民族的文化演化與變革的軌跡，預示文化進化和傳播的基本趨勢。
大眾傳媒對通俗性、娛樂性、流行性、時尚性、商業性的大眾文化的傳播大大滿足了主體意識越來越強烈的現代人，使他們在一天的忙碌之后，能夠在這些輕松的節目和娛樂中得到松弛和滿足。這種滿足的結果使傳播大眾文化的大眾通俗刊物發行量得到迅速飆升。有統計資料顯示，上海的《故事會》發行量達650萬份，湖北的《今古傳奇》發行量達200萬份，北京的《啄木鳥》達175萬份，山西的《民間文學》達100萬份。這些巨大的發行量標志著這些通俗文學有龐大的支持群體，它是對大眾文化合理性與合法性的禮贊，標志著大眾文化節日的到來，也是對適應市場經濟者昌逆市場經濟者亡的市場經濟規律的無言求證。在大眾文化強烈的通俗性和商業性的引導之下，許多報刊在發生著前所未有的質與量的變化。許多報刊由過去的4版增加到8個版面甚至數十版、100版或更多。這增加的版面多是增加了表現大眾文化的娛樂版和生活時尚版。與此現象共生的是周末版和星期日刊的興旺發達及最體現大眾文化特征的晚報和都市報的異軍突起，成為報業發展的生力軍。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一個有趣或是諷刺現象是嚴肅文學的節節敗退和向通俗文學的靠攏。有資料顯示，安徽的《江淮文藝》改名為《通俗文學》、天津的《新港》改名為《文娛世界》、北京的《評論選刊》改名為《熱點文學》。報刊結構、內容數量的變化演繹在說明，大眾文化的巨大解構力、浸染力和吞噬力，它無所不有，無處不在。它不僅無形中解構了過去一體化的文化專制，而且它的浸染力通過大眾傳播得到充分發揮，即演繹世俗生活并把它演繹得無可抗拒。
文化對大眾傳媒的引導和影響作用在地域文化差異和地域傳媒差異上也得到了充分凸顯。我們可以說，一個最突出的例證是東西方傳媒存在很大差異，而這差異本身是東西方文化差異的代表，在此我們不作論證。以中國傳媒為例，南北大眾傳媒有很大不同。北派傳媒（以北京為代表）政治性、思想性、指導性強，有較高的文化品位、當然也不乏前衛。因為北京是首都，是先進文化最先引薦和爭鳴的地方。北京文化的豪爽大氣、天子腳下的豪邁與責任感也使其排版大方質樸洗練富有沖擊力。語言簡練準確沉穩。而南方的報紙則信息性、商業性很強，注重輿論監督，娛樂版追逐時
尚、流行和明星，重視商業經濟。在編排上花哨生動搶眼，更前衛，是一種快餐文化。南北傳媒風格的不同首先根基于文化的不同，即不同的大眾文化氛圍和土壤滋生出不同的傳媒。因為傳媒是思想意識的喉舌，文化引導、影響了傳媒的特色風格與品位。
大眾傳媒是大眾文化的塑造者、引導者。大眾傳媒是形成大眾文化的重要手段和使者。如通過大眾傳媒建構了電視文化、流行文化、音像文化、搖滾文化等。作為人類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的大眾文化，不經過大眾傳播，就得不到繼承和發展。而實際上，大眾傳媒在傳播一定文化的同時，也在建構一定的價值意識形態。因為大眾傳媒通過傳播的議題設置功能，能讓人們感覺到那些被大眾傳媒所關注的傳播內容便是主流的或是值得肯定和仿效的。
大眾文化在現今時代被大大渲染了其娛樂功能和消遣功能，加上人們欲望的膨脹和它無處不在的商業性，使得所有的文化資源都有可能被大眾文化形態納入市場，在新的包裝挖掘之后變為文化消費品。這一巨大解構力和浸染力使得嚴肅文化和經典作品也被演繹為大眾文化，并成為暢銷和流行之作。
[page_break]批判與解構
大眾文化與大眾傳媒相互間的巨大作用與影響相互碰撞的直接結果是造成對它服務的對象———人的傷害。特別是當媒介在文化領域已取得決定作用和關鍵性地位時，現代媒介傳播文化的功能主宰了人們認知的世界，即提供并選擇性的建構了社會知識的社會影像。我們透過這些知識和影像才能建構我們的生活，即傳播學中的人們所處的第二世界和虛幻世界。這是個不真實的世界，但人類只有通過這個不真實的世界去認識世界，因為媒體對于我們來說是如此重要，離開它，我們的世界是如此狹隘并且不現實。媒介是我們認識世界的眼睛，媒介是人體的延伸，媒介即訊息。
大眾傳播對大眾文化淋漓盡致的渲染和大眾文化最重要的娛樂功能的發揮使得兩者產生了不可忽視的負面效應。大眾文化的商業性使得大眾傳媒和大眾逐漸變得物化。在利潤最大化原則驅動之下，大眾傳媒的內容變得膚淺，顯示出享樂傾向和游戲特征。這些欲望刺激產生的文化垃圾無助于人類精神境界的提高和心靈世界的升華，造成文化消費的媚俗低級傾向，嚴重地敗壞了大眾的品位和文化修養水平，而且使人們更多地依賴電視等媒介，成為畸形的電視人或單面人。
現代傳媒造成了人的異化。大眾文化具有膚淺性、無根性、商業性的特征。馬爾庫塞指出，如果面對大眾的信息傳播是完全和諧而且不斷經常不留痕跡地把藝術、政治、宗教、廣告節目融合在一起，他們使文化領域恢復了對他們自己的共同特征———商品形式的知覺，靈魂的音樂也是售貨術的音樂，人們考慮的不是真正的價值而是交換價值。大眾文化的商品性把人類異化為商品的人、物化的人。使人在商品的海洋中迷失自我。
以消費為特征的大眾文化所啟動的大眾文化市場構成了對精英文化和嚴肅文化的巨大沖擊，使其在文化重構中以妥協退讓為代價以適應市場，適應這個一統天下的大眾文化時代。大眾文化設限了人的文化享受，使人類在大眾文化消費中耗盡了空閑時間，失去了接觸高級文化的機會。媒介在給予人們充分選擇自由的幌子下，制約了人們接觸其他文化媒介的可能性。使我們的文化環境逐漸失去自主和多樣性，這類似于自然環境中失去自主和多樣性。這是十分可怕的。
大眾傳媒與大眾文化的互動削弱了文化的社會功能。高級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征是超越現實，給人們提供一個理想目標，即包含有否定現實的異端因素。文化的這種否定功能隨著大眾文化的產生而逐漸削弱甚至消失。這是因為將大眾文化的傳播方式用于高級文化，從而將其中的異端觀點現實化，將理想物質化。由于大眾文化取消對現實的懷疑、排斥、超越，人便變成為生意的、現實的、物質的、思想平庸的人。
整合與重構
1.早期經驗主義的傳播研究西方社會科學對大眾傳媒的關注，起始于20世紀20年代后期的美國，也就是有聲電影開始盛行之際。由于美國的社會科學具有根深蒂固的實用主義傳統，其特征之一是方法的縝密與理論的貧乏成正比。社會科學的用途，不在于從根本上對社會進行批判和反思，而在于解決實際社會問題，最大程度地維護現有制度的穩定。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則無關緊要。因此，美國社會科學的主流是御用研究而非批判研究，最初的對大眾傳播（masscommunication）的研究也不例外。
傳媒研究史上第一個比較有影響的調查報告，就是針對美國公眾對當時正在興起的有聲電影所抱的成見撰寫而成的。有聲電影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一出現，就得到眾多青少年觀眾的青睞。很多家長因此擔心添加了聲音的銀幕更具吸引力，對青少年的道德行為會產生不良的影響。當時的社科學者們針對公眾的這種顧慮，進行了一系列包括問卷調查在內的實際調查研究，結果便是后來傳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結論，現在看來似乎多余而且膚淺，即電影的確對青少年能夠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影響。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學”的光環，這一結論在當時公眾中影響很大，對后來的傳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規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傳播與媒體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關注傳媒對受眾所施加的影響上，也就是所謂的媒體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從總體來看，媒體效果研究大都有意無意地落入了行為主義心理學的刺激－反應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該模式假定，傳媒一旦發出刺激信號，受眾（audience）必定會在態度或行為上有所反應，傳播研究的任務在于發現并測量這種受眾反應。這一模式在后來社會科學對不同媒體的研究中都得以體現，包括對廣播、電視以及連環畫冊的研究。其中，最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對兒童與電視的研究。與“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動機類似，兒童與電視的研究，也起因于公眾對電視這一“更新的”媒體的顧慮，人們擔心電視這一闖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電影院更容易教會兒童一些不良的行為。50年代中后期，電視正在普遍進入西方家庭，當時的研究得以采用實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經普及電視的社區與尚未普及電視的社區進行比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隨著電視的進一步普及，兒童及電視的研究便從社區轉向心理學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純量化研究成為一種不得已的時尚。此時在美國，公眾輿論的焦點越來越集中在反對電視中的暴力和性。面對這種輿論壓力，由政府資助的研究人員便開始企圖通過心理學實驗來建立電視內容與兒童行為之間的直接因果關系。相當一批實驗研究似乎證明了其中的因果關系，但是也有少數得出恰恰相反的結果，即電視中呈現的暴力可以減少實際的暴力行為，亦即所謂的宣泄理論。這種相互矛盾的結論并非偶然，而恰恰說明行為主義心理學研究本身的嚴重局限性。因為它將研究對象從活生生的實際生活中抽出來，放在人為的實驗室里去觀察，得出的結論也只能是虛擬的。
這種局限性也正是后來英國的傳媒社會學批判和超越的對象。狹隘的經驗主義對傳播媒體研究的壟斷，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體。它們常被后來的批評者戲稱為“皮下注射模式”（thehypodermicmodel），或者“子彈理論”（bullettheory）。當然，這并不等于說，在此之前的幾十年里就沒有其他非主流的傳媒研究存在，只是它們影響甚微。從60年代末70年代初開始，當時在西方世界方興未艾的批判社會學（criticalsociology）將其矛頭指向了大眾傳媒。批判社會學的興起和發展與其歷史背景和社會基礎是分不開的，亦即戰后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結束。一系列社會動蕩取代了平衡發展，包括人們熟知的西歐青年學生運動，美國黑人公民權利運動，以及反對越戰示威游行。突如其來的社會動蕩，進一步動搖了長期以來作為英美社會科學基礎的實證主義哲學，從而也將社會學從安于現狀的結構功能主義中解放出來，迫使其成為社會批判的工具。在西歐，以及后來被統稱為西方的各種流派，為批判社會學的迅速發展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國，以威伯倫（ThorsteinVeblen）和米爾思（C.WrightMills）為代表的非的本土批判傳統也得以宏揚。當時正在蓬勃發展中的大眾傳播媒體自然也成了社會學批判分析的對象之一，批判傳媒研究（criticalmediaresearch）從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發展壯大起來④。[page_break]
2.英國的文化研究
英語世界的批判傳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達到鼎盛。在其主要發源地英國，批判傳媒研究從一開始就圍繞兩個大學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論和學科立場而展開。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學（BirminghamUniversity）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從一開始就強調文化與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論資源，確立了所謂的英國文化研究（Britishculturalstudies）的傳統，傳播媒體則構成其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方面。晚兩年成立的萊斯特大學（LeicesterUniversity）大眾傳播研究中心（Centrefor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則以社會學為其學科基礎，全力以赴地對傳播媒體進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這兩個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隨著其理論骨干的離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們早期和鼎盛時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論和方法論上為英國的批判傳媒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其開創性的學術價值和社會意義，對后來在高校中逐漸普及了的傳媒與文化研究來說，是極為重要的也是難以超越的。
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論家霍爾（StuartHall），致力于重新發掘“意識形態”（ideology）這一關鍵詞，并對其進行理論“整容”，使它成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馬克思所說的意識形態，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的一部分，是統治階級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那么，在電子傳媒時代，一個社會中統治階層的意識形態，又怎樣成了包括被統治階層在內的全社會的意識形態？這實際上是一個爭奪和取得文化領導權的問題，也就是霍爾所說的“語言階級斗爭”。在這樣一個“和平”而非強制的過程中，傳播媒體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務之一就是要解構這一過程，探討媒體有意無意中采取的意識形態立場。
為了便于實際研究和分析，霍爾還詳細探討了意義創造過程中“編碼”（encoding）和“解碼”（decoding）這兩個不同的階段⑥，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正是通過這兩個實際操作上極其復雜的階段而實現的。在傳媒研究領域，意識形態分析（ideologicalanalysis）代替了過去的效果研究，理論和研究實踐長期分離的狀態也得以改變。除了對文化研究領域進行理論探討，更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還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經驗研究，對包括大眾傳媒在內的當代西方社會的文化現象進行多方位的描述、闡釋和批判，內容涉及亞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論和思想根源時，霍爾不但談到英國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Hogard）、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和湯姆遜（E.P.Thompson），還談到歐陸的阿爾杜塞（Louis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Gramsci）、列威－斯特勞斯（Levi-Strauss）、?？疲‵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見伯明翰文化研究從一開始就確立了其理論和方法資源上集大成的原則⑦。
被霍爾譽為英國文化研究開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階級出身的人文知識分子。面對英國這樣一個階級劃分極為鮮明并且相對穩定的社會，威廉斯形象地將自己這種特殊境遇稱作一種“越界”（bordercrossing），即跨越社會階層的界限。他們對工人階級生存狀況的同情和理解，決定了他們對大眾傳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態度。作為人文知識分子，他們的批判立場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這種批判與傳統精英文化倡導者所持的態度有著根本的區別，這亦即西方社會政治上左與右的區別。傳統文化精英對大眾流行文化采取的態度是無視和蔑視，手段則是隔離或消滅。威廉斯等則把大眾傳媒放在更為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下，對其起源的發展進行認真的探討。大眾文化現象從此也登上了學術這一“大雅之堂”，成為原來只針對經典嚴肅文本的文藝批判的對象。這在當時英國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是難能可貴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威廉斯等才被后來者們推舉為英國文化研究的開山鼻祖。[page_break]
威廉斯早在50年代就對開始對英語中的一些關鍵詞進行詞源學和社會學的雙重探討，從詞義的變化中把握社會的變遷，反之亦然。英語中culture一詞，從原來的拉丁詞根發展而來，并延伸出種種不同的意思和用法，成為英語中最難界定的概念之一。只有當culture從狹窄的“高級精神產品”延伸為人類學意義上的“一種生活方式”，大眾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成為“文化”，也才有了大眾文化（massculture）和流行文化（ppularculture）的說法。但是，對當代文化研究來說，以上culture的兩個定義一個過于狹窄，一個過于寬泛。學者們因而試圖在這一窄一寬之間找到更為確切的說法。目前比較為人接受的一種定義認為，文化是一切具有象征意義的東西，包括言說、物品、行動、事件等等。其實，這個定義本身也有過于寬泛和含糊其辭之嫌。文化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也導致了后來的文化研究領域的無限擴展和雜亂無章，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起源于英國的文化研究在美國和澳大利亞等英語國家逐漸盛行并變異，使得企圖對這一領域進行整體綜述的努力變得越來越困難。70年代伯明翰大學的文化研究，在理論上認同文化和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有意識地反對一切經濟決定論，與20世紀形形的西方的基本立論不約而同。在研究實踐中，則通過對文化現象的記錄和闡釋達到一種社會批判。譬如，對工人階級青少年中產生的、的亞文化的關注，隱含了對英國社會階級壓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義理論直接影響和指導了中心的具體研究問題，包括大眾傳媒對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達到對男權社會里無所不在的性別歧視的批判。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過后，蛻變成伯明翰大學的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也開始被成批生產和仿制，并逐漸成為英語世界高等學院中又一門專業“學科”，其實際社會批判功能也面臨被消解的危險。
英國的文化研究從80年代中開始在英語世界里流行起來。在美國，素以實證經驗主義為方法論依據的傳播研究主流，受到了來自大西洋彼岸島國的理論沖擊，因而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理論繁榮”。澳大利亞由于引進英國的研究人員，也在不同程度上產生過文化研究熱。近些年內，英語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論壇，除了原來在美國出版發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外，又新增添了《歐洲文化研究》（European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和《國際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均在英國出版發行。這都說明文化研究領域正在試圖超越英語世界，在歐洲乃至世界范圍內展開。然而，英語世界中新近的一場文化研究熱，在過多地關注當下流行文化現象的同時，忽略了伯明翰大學文化研究對各種壓迫的直面批判精神。尤其是進入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繁榮景象，與其說是本領域研究的發展深化，不如說是學術市場對其需求的增加。文化研究的社會批判功能，經常被表面上的喧鬧所淹沒。其中一些較有影響的文化研究者，更是主動放棄了對深層社會批判的追求，反而對流行文化中包含的所謂反抗霸權和控制的因素沾沾自喜并隨意夸大。這種形式上的文化激進，其實已經蛻變成實質上的政治保守了。（未完待續）
注釋：
①目前國內較常見的經驗研究是所謂的受眾調查，但是這種調查經常由商業目的所驅動，并非社會學意義上的社會調查和批判。
②研究結果由H.J.Forman論編為OurMovieMadeChildren（NewYork:Macmillan1935）。
③在此兩個有代表性的例子值得一提，一個是英國的TelevisionandtheChild:anEmpiricalStudyoftheEffectsofTelevisionontheYouth（London:theFalmerPress1958），由心理學家HildaT.Himmelweit等共同完成。此研究主要集中討論電視的到來對兒童的日常生活以及價值觀念產生的影響。另一例是美國傳媒研究史上經常提到的TelevisionintheLivesofOurChildren（StandfordUniversityPress1961），由W.Schramme等共同完成。[page_break]
④80年代初期英語世界大眾傳媒與傳播領域曾發生過一場關于批判研究（criticalresearch）與御用研究（administrativeresearch）討論，討論結果發表在JournalofCommunication專號“本研究領域中的爭鳴”（FermentintheField）vol.33,No.3,1983。
中圖分類號：J20 文獻標識碼：A
Traditional Connotation of Fine Art
YAN Qing-lai
(School of Fine Art,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Henan 453007)
面對當下紛繁復雜的美術事象，彷徨困惑的同時，我們忽略了一個邏輯點，即美術文化傳統是指什么，或者說美術文化傳統的實質和特征是什么，美術文化傳統又是一個怎樣的存在樣態？這些問題嚴重影響著美術文化的良性變遷。
一、美術文化傳統的內涵界定
“傳統”一詞有著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內涵。“傳”最早見于甲骨文，其意為“驛站”，以后逐漸引申為“傳達”、“延續”、“繼承”之意。“統”，其本意為“絲的頭緒”，引申為“系統”，“綱要”之意。“傳統”合為一詞后，指歷史沿傳下來的，具有根性的模式及行為規則?！掇o?！方缍▊鹘y為“歷史沿傳下來的思想、文化、道德、風俗、藝術、制度以及行為方式等。對人們的社會行為有無形的影響和控制作用。”①在文化學中，對“傳統”的代表性表述是“傳統是圍繞人類的不同活動領域而形成的代代相傳的行事方式，是一種對社會行為具有規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時也是人類在歷史長河中創造性想象的沉淀?！?②在此意義上的“傳統”，就是文化要素構成的有機系統，就是文化傳統的同義語。然而，現實生活中，當我們以傳統相稱時，大多指向為歷史。這就不可避免造成“傳統”、“文化傳統”以及“傳統文化”之間的混淆?！拔幕瘋鹘y”與“傳統文化”有著密切的關聯，也有著不可忽視的區別?！度藢W詞典》對“文化傳統”的定義是“由歷史沿襲而來的思想、道德、風俗、藝術、制度等與人類實踐活動有關的各種生活方式。” ③這與“傳統”的界定近似。而“傳統文化”，則指“由傳統的作用而產生的凝固、穩定的文化形式?！鄬τ诂F在，卻是一個相對凝固而穩定的即成事實。……體現傳統形式化的文化就是傳統文化?！?④此外，眾多學者從不同角度論述了二者的差異。龐樸在其著作中論述說“傳統文化是指具體的文化，……是一個死的，……是過去已經完成了的那些東西?！?⑤而所謂文化傳統一般“指的是支配千百萬人的習慣和力量，可以說是一種集體無意識，是一種潛意識?！w的無意識是整個民族即凡是這個文化背景下的民族都具有的這樣一種無意識的集體行動或集體的無意識的行動，這些東西叫做文化傳統?！幕暮诵氖且环N傳統，叫做文化傳統?！?⑥朱維錚在文章中從不同的層面詳細論述了二者的聯系與區別⑦，而張岱年、姜廣輝則指出“‘傳統文化’是相對于現代文化而言的概念，‘傳統文化’的意義大致相當于過去的一切文化現象，而‘文化傳統’的意義是指歷史文化中影響深遠，以致對現代仍有重大影響的內在因素。” ⑧劉夢溪認為“‘傳統文化’，是指傳統社會的文化，一般把周秦以降直至1911年之前，稱作傳統社會?！幕瘋鹘y’是指傳統文化之后的精神鏈接鏈，并不是所有的文化現象都能夠連接成傳統?！?⑨王炯華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個橫向的概念、靜態的概念、文化‘源’（狹義）的概念。中國文化傳統，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綿延流傳、通古貫今的外匯內涵。中國文化傳統則是一個縱向的概念、動態的概念、文化‘流’的概念?！?⑩從眾多學者關于“文化傳統”與“傳統文化”內涵的界定看，無論各種界定的側重點為何，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文化傳統”與“傳統文化”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二者不是可以互換的概念?？傊^“傳統文化”，是指歷史上存在過的文化事象，相對于現代而言，就是傳統的?！拔幕瘋鹘y”是指貫穿人類發展的整個歷史階段，世代沿傳的那些相對穩定的，體現文化的質的規定性的本質內核。
簡要地區分了文化傳統與傳統文化，我們可以順理成章地切入美術文化傳統與傳統美術文化的區分。傳統美術文化是歷史上一切美術文化現象，相對于現代美術文化而言，它并不對整個美術文化有決定作用，只是指明時間概念，是體現傳統形式化的凝固、穩定的文化形式，是歷史上出現過的處于定型樣態的文化現象。美術文化傳統是人類文化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類美術文化演進中出現的對人類美術文化有過很大決定性作用，并且依然活在現實中的那部分根性傳統，是一個動態的流向，其影響及于現在以至未來的那些具有根本性的內隱和外顯的要素，是歷史沿傳下來的美術文化域內的規則，制度，思想，信仰等等行為模式的總和。
二、美術文化傳統的存在樣態
所謂存在樣態，是指事物（包括物質的和精神的兩方面）在一定環境條件下所體現出的形式與狀態。任何事物在特定環境條件下都呈現出特殊的形式與狀態。美術文化傳統是內隱的，動態的。因此，美術文化傳統的存在樣態不是簡單的機械的線性構成排列，而是呈現為有機聯系的復雜的存在樣態。梳理清楚美術文化傳統的存在樣態，有利于我們正確地認識美術文化傳統，形成相對合理的美術文化傳統觀。
1、美術文化傳統是歷時性與共時性相結合的存在樣態。
正如前面所說，美術文化傳統是人類美術文化演進中出現的對人類美術文化有過很大決定性作用的，沿傳下來的根性的東西。既然是美術文化演進史上沿傳下來的，那么一定有其歷時性的延續性。它是貫穿美術文化演進史的，是歷史延續性的表現。比如，屬于美術文化傳統范疇的視覺性因素，是美術文化自形成時直到現在以至將來都在沿傳的因素。因此我們說，美術文化傳統是歷時性存在。“討論文化傳統，必須辨別現實中間有無蹤影。”B11辨別是否為美術文化傳統，必須注意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依然活在現實中的那部分根性的傳統。如若只是存在于美術文化演進史中，而現實中不存在，那就是歷史的遺存，屬于“死文化”的范疇，而只有“活文化”才屬于文化傳統的范疇。B12由此，美術文化傳統必然存在于當下各種美術事象中，我們可以用共時性存在來描述。而相對于傳統美術文化而言，它僅僅是歷史的存在，它出現在美術文化演進中的某個階段，只是美術文化演進中的一個過程，一個已經定型化的美術文化現象而已。因此，美術文化傳統一定是歷時性與共時性相結合的存在樣態。任何美術文化傳統必定有其歷時性的發展軌跡，以及其共時性的存在樣態。
2、美術文化傳統是時間性與學理性相結合的存在樣態。
按照劉夢溪提出的“‘傳統文化’，是指傳統社會的文化，一般把周秦以降直至1911年之前，稱作傳統社會”B13的觀點，傳統文化僅僅指明時間性存在，即僅僅指明傳統文化存在的歷史階段，并沒有任何的感彩，不具有褒貶之意。傳統美術文化同樣是僅指明歷史時間階段。比如我們說漢、唐、宋、元、明、清美術文化，都是一種定型的特定歷史階段的美術文化現象，屬于傳統美術文化。當我們說古希臘的藝術如何如何，中世紀的藝術如何如何時，僅僅是我們對特定時期已經定型的傳統美術文化的個人喜好的表達，而不是一種深入本質的內涵界定。因為，它們僅僅是美術文化演進史中的一個特定階段，是已經穩定的無法改變的美術文化演進的一個過程。但是，美術文化傳統并不僅僅是歷史中的美術文化現象，而是這種美術文化現象背后的反映美術文化本質的規律性的精神內涵。換言之，特定時期的美術文化蘊涵著美術文化傳統在其中，這是美術文化傳統時間性存在的體現。美術文化傳統是這種特定歷史時期美術文化現象背后的反映美術文化本質規律性的精神內涵，這體現了美術文化傳統的學理性存在樣態。不同時代的美術文化現象，從不同的角度體現了美術文化的質的規定性。比如，萌芽期美術文化孕育了整體自律性美術文化傳統范疇的內在因素之視覺性以及美術文化傳統生成的動力源；史前美術文化發展完善了美術文化傳統的內涵結構之思想－視覺性、語言－體系性、創生－演進性；文明期美術文化則促使美術文化傳統呈現出多元化發展的趨勢。再比如談到古希臘美術時，我們自然會想到和諧的數的比例，這里就蘊涵了屬于整體自律性美術文化傳統范疇的視覺性。當我們談到文藝復興時期美術文化時，透視、結構、體積等概念就會出現在腦海中，這就是整體自律性美術文化傳統范疇之語言性的體現。這些都是美術文化傳統的時間性存在與學理性存在相結合的具體體現?？傊佬g文化傳統是以時間性的存在樣態蘊涵了學理性的存在樣態，以學理性存在樣態反映了時間性存在樣態。這是與僅僅體現時間性存在的傳統美術文化的重要區別之一。
3、美術文化傳統是正面性與負面性相結合的存在樣態。
美術文化傳統是美術文化演進的中軸線，是沿傳下來的規定了美術文化質的規定性內涵的東西。因此，美術文化傳統是促使美術文化變遷演變的內核因素。這就是美術文化傳統的正面性存在的體現，也是我們強調學習傳統，深入傳統的理性支持。但歷史不是線性結構發展的，文化也不是直線式承傳的。因此，文化傳統中不同的內涵成份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受到了不同的禮遇。比如一直圍繞著筆墨發展的中國畫歷來以筆力墨氣為表現手段，以線的力度與氣勢，以水與墨的諧和作為評價作品的重要因素。然而，在當下多元化發展趨勢下，“水墨實驗”的興起，綜合手法的運用，中國畫所謂的“底線”已經不復存在了。如果，我們仍然以各種局部他律性美術文化傳統為標準衡量各種實驗性美術文化的藝術價值，就會忽視甚至否定實驗性美術文化的價值。況且，創生性是美術文化傳統的重要內涵之一，任何有悖于創生性的約束限制，都是不利于美術文化的變遷演變的。因此，在一定的環境條件下，美術文化傳統不再是我們必須遵循的依據。相反，會成為約束甚至阻礙美術文化變遷演變的因素。此時，美術文化傳統的絕對正面性也就隨之顛覆了，美術文化傳統成為沒有明確價值取向的中性詞匯。但是，美術文化傳統無論被視為歷史沿傳下來的美術文化的質的規定性的體現，還是被視為約束或阻礙美術文化變遷演變的因素，都是具體歷史階段的個別化。宏觀的看，美術文化傳統就是正面性與負面性相結合的存在樣態，美術文化就是以美術文化傳統的正面性與負面性的回旋波動為軌跡變遷演變的。
4、美術文化傳統是主體性與客體性相結合的存在樣態。
任何文化傳統都是人類認識選擇的結果，沒有人類主體的選擇，就沒有文化傳統的延續。美術文化傳統是人類藝術意識B14的選擇的結果。中國畫以線作為重要的表現手段，是我們這個民族共同藝術意識的選擇的體現。眾所周知，早期繪畫中，無論西方還是東方都是以線為主要表現手段。隨著歷史的演進，我們選擇了繼續以線為重要表現手段，而西方民族卻逐漸偏向了色彩與體面。B15其中的原因自然有很多，但不同的變遷方向與民族的共同藝術意識的不同取向有著必然的聯系。某種程度上說，就是行為主體選擇的結果。美術文化傳統的客體性存在，表現為美術文化本身的規定性的存在。不論個體選擇與否，美術文化傳統是客觀存在的，是永恒存在的，不可消亡的。從美術文化傳統開始生成起，視覺性、語言性、創生性就形成了。在美術文化不斷發展的過程中，這些美術文化傳統從來就是客觀存在的，并不因人類主體的選擇而有任何改變。換言之，美術文化傳統是相對存在的，相對于人類主體的選擇而存在的；美術文化傳統又是絕對存在的，它是不以人類主體的選擇改變而變化的，是客觀存在的。這看似矛盾的結論，卻恰恰是我們認識美術文化傳統時應該遵循的重要原則之一。
5、美術文化傳統是專門性與融合性相結合的存在樣態。
從學科分類學角度講，美術文化廣義上就是視覺文化，包含繪畫、雕塑、攝影、書法、篆刻、建筑、設計等等，繪畫中又分為水墨畫、油畫、版畫等等畫種。每一畫種有其自身獨特的傳統。比如水墨畫與油畫，就有著相互獨立的表現工具和表現技法。版畫、年畫、連環畫各自有著各自的內涵規定性?？傊?，不同民族地域的美術文化有著相對獨立的傳統內涵，不同畫種之間有著不同的專門性內涵。這就是美術文化傳統專門性存在樣態的體現。但是，各種畫種或不同民族地域的美術文化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在特定條件下是相互交流融合的。東西方美術文化的交流與借鑒，是事實。不同畫種之間的表現技法相互借鑒、工具材料的相互借鑒，也是事實。再如，宮廷繪畫、文人繪畫、民間繪畫之間的相互借鑒等等。這就是美術文化傳統的融合性存在樣態的體現。美術文化傳統是一個復雜的體系，是由相對獨立的眾多小體系共同構成的一個大體系。小體系之間呈現出相互排斥又相互融合的狀態。這種狀態決定了美術文化傳統的專門性與融合性相結合的存在樣態。
6、美術文化傳統是理論性與實踐性相結合的存在樣態。
探討美術文化傳統是一種純粹的理論問題，研究美術文化傳統，就是一種理論性探討。通過理性思維，去分析美術文化傳統內涵結構及其價值體現。沒有一定的理論體系框架的梳理建構，就無法認識美術文化傳統的真實面目。但是，我們不能簡單的把美術文化傳統看作是理論性問題。美術文化傳統研究的宗旨，是促進當前美術文化良性變遷，是促進美術文化的實踐創作活動。美術文化傳統是存在于當下美術文化現象中的，與當下美術文化創作實踐是分不開的，這就是美術文化傳統的實踐性存在的具體體現。美術文化傳統的重要作用，就是對當下美術文化良性變遷的推動作用，沒有這種推動作用，美術文化傳統就失去了自身的價值。研究本課題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通過對美術文化傳統的認識梳理，促進美術文化的生態性可持續性變遷。因此，美術文化傳統只有應用于美術文化創作實踐才有其存在意義。這就是美術文化傳統理論性與實踐性相結合的存在樣態的體現。
通過以上對美術文化傳統的存在樣態的簡要梳理。我們可以看出，美術文化傳統就是在眾多的悖論中不斷變遷的，是眾多矛盾的結合體。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不會以簡單的直線式邏輯去認識美術文化傳統。
三、美術文化傳統的特性
對美術文化傳統的特性的梳理，是建立在正確認識美術文化傳統的存在樣態的基礎之上的。對美術文化傳統存在樣態的梳理，是對美術文化傳統的淺層感知的感性梳理。這種感性認識必須通過概括、抽象等思維手段上升為理性認識，我們才能深刻地理解與認識美術文化傳統。我們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
1、歷史承傳性。
首先，任何文化傳統都是歷史的延續，是人類實踐生活的積淀，是人類世代相傳的文化因素的重要組成部分。美術文化傳統是在一定的時空背景中，從眾多美術文化事象中抽象、提煉、凝聚而成的。比如，屬于局部他律性美術文化傳統范疇的工具材料是歷史承傳的。原始美術文化中無論是石制工具的刻制，是骨制工具的運用，還是其它各種具有制作美術作品功能的工具，都是人類的一種選擇。隨著人類的不斷實踐，隨著歷史的積淀，人類選擇了筆作為最具表現性的美術工具。無論是東方柔軟的毛筆還是西方挺硬的油畫筆，在美術文化演進史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高新技術不斷問世的今天，“電腦美術”、“數碼美術”開始興盛。如若只看表面，這些工具沒有體現出歷史承傳性。但是，從深層審視，原始美術中的石制骨制工具，后來筆的運用，以及現在逐漸興起的電腦等等，其本質都是一種表現工具，是實現人類創生美術作品的工具，是視覺轉換的工具，是美術語言體系的承載體。原始時期的美術工具，當下的美術工具，以及將來出現的各種美術工具，都是以此為線索的有機聯系的系統。再比如，民間美術中，同樣的“五毒”形象，為什么會同時出現在肚兜，枕頭上？小孩子的鞋子為什么會用一個夸張的虎頭來修飾？這種防身護體的寓意就是美術文化傳統歷史承傳性的體現之一。其次，美術文化傳統是人類選擇的結果。一種美術文化要素之所以成為美術文化傳統，重要的一點是在一定的歷史時期適應人類美術文化變遷的需要。只有滿足人類美術文化變遷演變的需要，人類才會選擇，進而沿傳下來。仍然以工具為例。石制骨制工具滿足了原始人類在巖壁等堅硬物體上創作的需要，于是原始人類選擇了它們。毛筆、油畫筆的出現滿足了運用水墨和油彩的需要，于是毛筆、油畫筆得到了重視。電腦數碼技術的運用，更是滿足了信息時代美術文化變遷演變的潮流趨勢，自然也蓬勃發展起來了。因此，美術文化傳統是歷史繼承的結果，也是人類選擇的結果。
2、文化指令性。
此特性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群體認同。美術文化傳統之所以能夠沿傳下來，必然有一定的原因。一方面是上面論述的物質實用需要，另一方面是思想上的群體認同。美術文化傳統包含著美術文化域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等。這些深層的內涵得到了群體的普遍認同。人類的美術文化實踐行為都是圍繞著這種沿傳下來的模式變遷的。如果僅僅是個人習慣，而不被普遍認同，就是貼上傳統的標簽也不會沿傳下來。只有當一種美術行為范式、價值觀念、信仰系統等等被社會群體所共同認同，才會被承傳。其二，引導趨勢。當美術文化傳統被群體認同后，社會群體自然會以美術文化傳統為軸心推動美術文化的變遷演變。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說，正確認識美術文化傳統，是辨別美術文化變遷演變趨勢的重要因素。仔細梳理清楚美術文化傳統變遷的脈絡，就能把握住美術文化的變遷演變趨勢。當我們以整體自律性美術文化傳統為衡量標準時，我們就會以一種相對寬容的心態來欣賞所謂的現代以及后現代美術，我們就會充分理解藝術是有無限可能性的深刻內涵。當我們在不懈地討論美術的“真”、“善”、“美”標準時，我們是否認真地研究過美術文化的整體自律性傳統呢？如果，我們想當然的一貫地以意識形態來匡正美術文化，那么美術文化將不會成為潤澤人類心靈的精神養料，只會是統治階級的工具，是約束人類思想的韁繩而已。因此，研究美術文化傳統，揭示美術文化傳統所蘊涵的被社會群體所認同的具有引導趨勢的文化指令，是認識美術文化變遷演變趨勢的重要途徑。
3、開放互補性。
任何文化傳統都是開放的、互補的。沒有新鮮血液的注入，人類文化將無法前進。正如佛教傳入我國，歷經扎根、發展、結果，成為我國的一大宗教，并最終影響促成了現在這樣的民族共同心理意識?？梢哉f，沒有佛教的傳入，也無法形成現有的中華民族文化。文化需要交流，封閉自守只會束縛自身的發展。歷史證明封閉、保守之路是行不通的。易言之，文化的進步，必須以文化傳統的開放為前提。開放的文化傳統，并不是沒有限制的開放，而只是對于于己互補的那些文化因素的開放。對于互補的內涵，我國很早就有了深刻的認識。中國人以陰陽來標注世界，有陰必有陽，陰陽調和，萬物興盛。某種程度上說，陰陽就是相生相克相補的矛盾統一體。沒有互補，就意味著殘缺。因此，美術文化傳統必定不應該是死水一潭，而是開放的，互補的。當西方藝術的科學理性精神成為東方藝術追求的目標時，“天人合一”與科學理性相結合。當厭倦了科學理性精神的西方當代藝術，意識到東方藝術的圓融精髓所在時，一味以科學理性著稱的西方美術，也開始關注處于混沌狀態的“道”的存在。這就是東西方美術文化的開放交融，就是東西美術文化傳統互補的價值。當民間繪畫，文人繪畫，宮廷繪畫相互融合時，民間繪畫的“趣”，文人繪畫的“意”以及宮廷繪畫的“技”也就融為一體了。B16當“所謂”的國、油、版、雕、連、年、宣B17相互借鑒融合時，我們不能以某一畫種的特征不明顯，不能以畫種之間界限的不明確，而否認整體美術文化的發展。
4、時代變遷性。
任何文化傳統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變遷的。時代的更替，社會的發展，導致人類生存的社會文化環境也在不斷的變化。這就勢必要求美術文化傳統也要相應的變化。而這種變遷體現為揚棄與繼承，吸收與創生。即原有的美術文化傳統一部分被揚棄，一部分被繼承發揚，新環境下形成的新的美術文化傳統一方面來自于吸收其它優秀美術文化傳統，一方面產生于自我的創生。原始美術那種實用的創作動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生活的改進，漸漸被淡化弱化。而以情感的宣泄，思想的闡述為動力的創作成為美術文化實踐的主流。這些就是揚棄與繼承的體現。魏晉時期佛教傳入我國，促進了我國佛教美術文化的形成，產生了莫高窟、云崗窟、龍門窟等一批經典的石窟藝術。我國的書法傳入日本、韓國，分別形成了書道與書藝。南畫經過大和民族的改進發展成為日本人引以為豪的日本畫。早期東西方繪畫同樣以堅硬的工具在巖壁上刻劃為主要的表現手段，同樣重視線條的運用。但由于西方油制顏料的運用，解剖學、透視學、色彩學的快速發展，產生了西畫以油制顏料為主，重結構、重體面、重色彩的美術文化傳統。而隨著毛筆水墨的發展，生熟紙張的運用，以及“以形媚道”的繪畫思想的產生等等，最終形成了現有的中國美術文化傳統。這些就是吸收與創生的明證。總之，美術文化傳統就是在這種不斷延續的過程中不斷地變遷，并始終保持著旺盛的生機與活力。美術文化正是在美術文化傳統的不斷變遷中演變的。
5、生態多元性。
生態學方法已經廣泛運用到各種學科中?！八^生態學方法，是用生態觀點研究現實事物，觀察現實世界，又稱生態學思維，用生態觀點思考問題?！盉18我們有必要運用生態學方法梳理認識美術文化傳統。“生態”最早運用于生物學科，是關于有機體與周圍外部世界的關系的一般學科。二十世紀下半葉，環境問題成為社會的中心問題，使之快速地滲透到其它學科中。于是，由自然生態推衍到生態文化觀念，生態的含義也就不僅僅局限于是生物學含義了。從廣義上去理解，“生態就是人們具有的主體與環境相互作用和承認差異性和諧生存的整體的價值觀與規范體系。簡言之，異質同構為生態，差異性是生態的重要標志之一。”B19美術文化傳統的范疇，是由相對獨立的小系統構成的，它們之間也存在著明顯的差異。中國美術與西方美術之間存在差異。國、油、版、雕、連、年、宣之間的存在差異。宮廷繪畫、文人繪畫、民間繪畫之間也存在差異。即使是同一畫種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歷史階段也會有一定的差異。正是這些差異，誤導了我們對美術文化傳統的認識，也正是這些差異共同構成了內涵豐富的美術文化傳統的內涵體系。這就是異質同構，就是美術文化傳統生態多元性的體現，就是美術文化多樣性變遷的內因，就是美術文化“沒有絕對標準”B20的標準依據所在。
以上就是理性分析美術文化傳統存在樣態后得出的結論。在充分認識了美術文化傳統的存在樣態與特性之后，我們不應僅僅簡單地以“繼承傳統”為口號，而應該理性的分析、梳理美術文化傳統，并有效的加以繼承。但是，我們應該如何把握美術文化傳統，以促進我們當下的美術文化實踐創作呢？我們如何繼承學習美術文化傳統以作用于自身的美術文化實踐行為呢？有學者認為“繼承傳統、弘揚傳統，首先必須分析、研究傳統，弄清它的精華和糟粕，在今天條件下有可能繼承的精華和不可能繼承的精華，以繼承它的精華而不是糟粕，繼承它在今天條件下有可能繼承的精華而不是不可能繼承的精華?！盉21但是，什么又是美術文化傳統的精華，什么又是在今天條件下有可能繼承的精華呢？要解決這個問題，筆者認為，首先要形成合理的美術文化傳統觀，即認知美術文化傳統的態度觀念。
四、美術文化傳統觀的提出
我們提出的“熔鑄中國氣派，塑造國家形象”的目標，如何構建？雖然我們無法明確地提出“中國氣派”的風格概念，但是“中國氣派”一定不是固定模式的呈現，而應該是多元呈現，兼容包并的體現，是中國傳統精神內涵的支撐與當代社會氛圍有效結合的產物。面對當下復雜的美術文化事象，我們如何認知？一個關鍵點就是認知美術文化傳統。在系統研究美術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必須形成以辯證的眼光審視美術文化傳統、以嚴謹的邏輯思考美術文化傳統、以變遷的理念接受美術文化傳統、以寬容的心態欣賞美術文化傳統為基本內涵的美術文化傳統觀，實現及時宏觀把握美術文化變遷趨勢的訴求目標，促進美術文化的生態性可持續性演進。（責任編輯：帥慧芳）
① 辭海編輯委員會《辭?！?，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年版，第587頁。
② 傅鏗《論傳統》譯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轉引于劉守華《文化學通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99頁。
③ 黃楠森、夏甄陶、陳志尚《人學詞典》，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0年版，第416頁。
④ 同上，第416頁。
⑤ 龐樸著《文化的民族性與時代性》，中國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第159－161頁。
⑥ 同上。
⑦ 朱維錚《傳統文化與文化傳統》，《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1期。
⑧ 張岱年、姜廣輝《中國文化傳統簡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頁。
⑨ 劉夢溪《文化傳統的流失與重建》，《人民政協報》，2004年7月12日。轉引于《新華文摘》，2004年第19期，第104頁。
⑩ 王炯華《中國傳統十二講》，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7－9頁。
B11 同⑦。
B12 同⑦。
B13 同⑨，第104頁。
B14美術文化不僅僅是人類審美意識選擇的結果，美不是美術文化的唯一。審美與審藝是有區別的。此觀點參見梁玖《新編藝術概論》，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審藝學”相關內容參見梁玖《審藝學》，江西美術出版社，2008年版。此處以藝術意識指代包含審美與審藝的兩個層次。
B15此處所說中國繪畫以線為重要表現手段，西畫逐漸轉向了色彩與體面，并不是簡單的認為中國繪畫和西畫的區別在于此，也不是指明中國繪畫不存在色彩與體面，西畫不注重線的運用。此處僅是相對的便易的以此區分二者。
B16 此處的趣，意，技只是相對來說，不能絕對看待。
B17 之所以用“所謂”一詞，因為本人不認同這種分類法。這種劃分所依據的標準本身就存在差異，不同標準下劃分出的類別自然導致混亂的出現。
B18 余謀昌《生態哲學》，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頁。
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文化傳播的時代，文化傳播作為人類存在和發展的表征和特權，是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和工具。文化傳播既改變了人類也改變了世界，人類的生存和發展一刻也離不開文化傳播。文化傳播的關鍵是媒介文化，它決定著文化傳播的速度、內容和范圍。所謂煤介文化是指傳播者借用傳播媒介在實施傳播過程中所形成的文化總和。它包括“具有多重功能的整個體系、媒介運作方式及其中的符號、意義和價值觀，還包括媒介生存于其中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等多種變數”。它是一種全新的文化，它構成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和意識形態，塑造了人們關于自己和他者的觀念;它制約著人們的價值觀、情感和對世界的理解;它不斷地利用高新技術，訴求于市場原則和普遍的非個人化的受眾……總而言之，媒介文化把傳播和文化凝聚成一個動力學過程，將每一個人裹挾其中。于是，媒介文化變成當代日常生活的儀式和景觀。長期以來，由于體制和觀念上的原因，人們淡薄了文化傳播，更沒有媒介文化意識。2003年黨的十六大提出了發展文化產業以后，人們的文化傳播、媒介文化意識不斷加強，不僅重視了文化傳播的研究，而且也有一些學者對媒介文化的功能、作用、特性進行探討。但研究文化傳播與媒介文化之間的關系這個問題幾乎是空白，本文就此進行探討，旨在更好地促進當今媒介文化產業化的發展。
要弄清當代文化傳播與媒介文化的關系，可從當代文化傳播與媒介的關系、當代文化的媒介化及媒介文化化等三方面人手。
一、當代文化傳播與媒介
文化傳播是指“人類特有的各種文化要素的傳遞擴散和遷移繼傳現象，是各種文化資源和文化信息在時間和空間中的流變、共享、互動和重組，是人類生存符號化和社會化的過程，是傳播者的編碼和讀者的解碼互動闡釋的過程，是主體間進行文化交往的創造性的精神活動’。一個時代的文化傳播的性質和水平，不在乎傳播什么，而在于怎樣傳播，用什么媒介手段進行傳播。文化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受到特定媒介的支配，每一種新的傳播方式和技術的興起都會引起文化的變革。
每一種媒介的出現都會給社會和文化造成很大沖擊，終于延續成為文化的一種積累。媒介經歷了各種形式的變化、演進與共存，在傳播文化方面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文化傳播因媒介的發展而得到同步的發展。媒介經歷了從單一到綜合，從簡單到復雜的發展過程。文化傳播也就經歷了語言傳播—文字傳播—印刷傳播—電子傳播—網絡傳播依次遞進和疊加的過程。例如人是文化傳播最基本、最原始的媒介，語言傳播成為文化傳播最初的形態，人的流動則成為文化傳播重要媒介。后來人類的祖先開始用圖畫來表達思想;公元前4000年，古埃及人創造了雕刻文字，公元前3000年，西亞兩河流域的蘇美爾人創造了楔形文字，文字傳播開始成為文化傳播的形態。人類造紙技術和印刷技術的普及，使文字媒介得以大量印刷并大量傳播，其社會影響更為深廣。它使文化、科學、哲學、宗教思想得以廣泛傳播，從而大大地推動了人類文明的進程。印刷機的發明的確是一次劃時代的科技革命，今天的報刊、雜志、書籍無一能離開印刷術，它們在傳遞、交流著各種不同的文化。接踵而來的是影視形象傳播的誕生與通訊技術的巨大突破:從無聲電影到有聲電影，從黑白到彩色、寬銀幕到立體聲電影;從電報到有線電話、無線電話、再到太空傳播的衛星通信，這些成就造成了電子傳播時代的到來。電子媒介的出現，是人類文化傳播歷史上的一次空前的革命，它極大地改變了文化傳播的方式，改變了文化自身的形態，甚至改變了生存于其中的人類生活。
媒介在促進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1世紀計算機網絡技術的產生和運用使人類文化傳播呈現網絡傳播的態勢:“上網”和“在線”使人類真正感受到了信息化和全球化帶來的新景觀、新檔次以及勢不可擋的新趨勢，網絡媒介的虛擬化使當代文化傳播形式發生了質的變化。文化傳播形式經網絡傳遍，其性質由點對面的傳播變成了點對點的傳播。網絡媒介加速了全球化和本土化的進程。通過時空分離或時空凝縮，“地球村”應運而生。一方面是本地生活越來越受到遠處事件的“遠距作用’;另一方面本土化和民族化的意識異常凸顯。我們—他者、本土—異邦、民族性—世界性等范疇，不再是抽象的范疇，而是滲透在我們的日常工作中。當代文化傳播媒介的出現和發展正在改變著人類生存的社會文化環境及其整個生活世界。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價值心理和價值觀念。
二、當代文化的媒介化
在現代社會，媒介文化最重要的表現形態是文化的媒介化。媒介的滲透是當代社會文化生活中極為重要的現象，技術不斷優化、現代化的大眾傳播媒介負載著各種各樣的文化信息，為當代人們構建了媒介信息世界。各種各樣的文化樣式，無不紛紛利用大眾傳播文化作為傳播的渠道。
事實表明，技術對文化起著雙刃劍的作用。一方面，文化工業中的技術因素極大地改變了文化的傳播形態和傳播效果，媒介化的文化可以打破時空的限制而得到更迅速、更廣泛的傳播，使遠距離的文化傳播成為可能。另一方面，文化工業中的復制技術實現了對文化產品的規?；a，推動了文化的民主化進程。此外，文化工業也帶來了需要引起人們關注的事項:一是技術選擇的內容由于遠離了其原初形態而使文化信息未經解釋的本原性喪失。生產技術越是完整的重負、負經驗對象，人們就越容易產生錯覺，必然構成強制性的意識形態功能。二是文化的媒介化使傳播的互動模式變成了線性單向的過程，這在電子媒介中顯得尤為突出。有千百萬人參與的文化工業再生產過程，總是在無數的地方為滿足相同的需要提供標準化的產品。這不僅是文化生產越來越壟斷化，而且在技術的支配下，每一個自發的收聽收看廣播電視節目的公眾，都會收到來自機器設備的控制，工具理性又一次戰勝了價值理性。三是大眾傳媒推動了大眾文化的迅猛發展，它不但在規模上超過了其他文化形態，而且還以各種“文化暴力”的方式掠奪著其他文化資源。這就造成大眾文化對精英文化甚至主導文化的“殖民化”。
技術化生存著的人類在功能上越來越趨于平均化，這種平均化由于削弱了人與人之間的差距而使其個性變的蕩然無存?，F代技術對文化主體的侵人，已使文化消費者的想像力漸趨萎縮。文化產品本身，臂如較有代表性的電影、電視，就抑制了觀眾的主觀創造力。當代電影、電視越來越片面強調技術的萬能作用，為技術而技術，留給觀眾的除了視覺的沖擊外，腦子里一片空白;影視本身缺乏人文內涵，故事情節蒼白，情感空洞，把觀眾帶人了技術主義的泥淖。媒介完全控制了人們的想像力，以至人們不再借助圖像進行創造活動。另外，隨著技術化在文化工業中的蔓延，各種新的娛樂方式，如歌舞廳、電子游戲廳隨處可見。表面上看，似乎是市民大眾在塑造大眾文化，而實際上是大眾文化在不斷地生產著市民大眾，而人們只能努力使自己適應這些新的消費方式和娛樂方式。于是，文化工業不僅決定著文化商品的生產，而且控制和規范著文化消費者的需求。
然而，技術對文化的滲透越是隱蔽，它的作用反而會越強烈。這在文化觀念上表現得最為明顯。由于科技的發展.知識與產品迅速更新，這就要求人們的思維及觀念必須發生相應的變化，同時也要求人們對世界的基本規定性，對人生的態度及自我認知的方式進行重構。技術對文化的影響和滲透，使價值理性的主體和對象成為虛元。鮑德里亞把當代通過媒介使社會事件無限接近地呈現在人們面前的這種呈現方式，看作是作為人性表現的身體的喪失。由于媒介對每個事件和政治活動的無限接近，政治和權力的秘密性和神秘性完全暴露在大庭廣眾下，杜會人物不再神秘和深不可測。在他看來，如果身體失去了表現力，失去了空間性力量，也就失去了它與其他身體相區別的東西，那么這個身體就是多余的，最終成為信息傳播的障礙。技術對文化與社會生活的滲透，特別是計算機電子技術的發明與使用，使技術概念侵人人的意識和感覺中，造成了工具理性對主體的價值理性的挑戰。 網絡化的思想及信息操作的清晰度會對社會干擾產生令人憂慮的負面作用，這種對主體價值理性的削弱甚至拋棄所造成的文化生活對網絡的服從，勢必演繹成一種文化的病態?？傊?，現代技術對文化的滲透作用不僅不·會停止，反而會愈演愈烈。對此采取視而不見或堅決抵制的做法，對文化的生產、消費和傳播均有害。人們當然應該頭腦清醒，趨利避害，在文化傳播活動中保持二者必要的張力和動態平衡。
文化傳播的前期大多是群體對群體的傳播，因為個人對個人的文化傳播處于較低層面，缺少現代的信息工具和傳播方式，而網絡傳播作為信息高速公路正好填補了人類的這個空缺。從整個社會角度看，網絡傳播就如同社會運行的神經一樣，對人類的交流、交往和社會的發展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網絡在技術上給人們提供了一個十分理想的文化交往和溝通的平臺，它像一個巨大的信息超市，成為人類大眾聚會的廣場，使人類的精神家園有了一個新的棲息之地。但與此同時，網絡也使人們對傳播的內容失去了必要的控制。網絡是工具理性的勝利，是技術的勝利。它強調的是形式，忽略的是內容，它用形式顛覆了內容。對此，人們必須引起高度瞥惕。
總之.當代傳播媒介是一種社會輻射力很強的文化裝置，不僅影響到文化傳播的范圍、內容及速度，成為文化傳播的強大動力，而且當代傳播媒介的諸多特點已進入當代文化的深層結構，使當代文化呈現出媒介化的特征。文化的媒介化是“文化與傳播同質同構”在當代的突出表現。
三、媒介文化化
傳播媒介文化就其實質而言，是媒介的文化價值。媒介本身就是文化的產物，它在文化社會系統中形成了一個亞文化系統，即媒介文化。研究媒介文化，實際上就是研究傳播媒介與文化及其變遷之間的關系。媒介文化離不開媒介的存在與發展。威爾泊。施拉姆認為:“媒介就是插入傳播過程中，用以擴大并延伸信息傳遞的工具。”從歷史的發展來看，傳播媒介文化經歷了口語文化、書面文化和印刷文化及電子媒介文化幾個階段。
口語文化是一種民主性的文化，這種文化的傳播基于人先天具備的能力，從而使每個人都可享用信息傳播所帶來的利益。但口語文化在傳播過程中易受時間的侵蝕而湮滅，而且它的影響往往局限于某一地域。書面文化使傳播成為一種破解和使用符號的技術，這種變化的意義是深遠的?！皶嬲Z出現是語言脫離了口語傳統向世俗權利轉變，結果對空間關系的強調超過了時間關系”。書面文化擺脫了方言所造成的文化隔離，擴大了文化交往的范圍。電子媒介是書面文化發展的高峰，也是口語文化與書面文化在電子傳播方式中的融合。電子媒介使文化重新通過聲音和圖像的形式得以傳播，從而清除了書面文化的文字符號對大眾的限制。不論教育程度的高低，任何人都可以通過電子媒介的聲音與圖像和文化接觸。如同口語文化一樣，電子媒介從傳播方式來看，對使用者沒有任何非自然的要求，因而具有真正的平等性和民主性。
傳播媒介文化的發展固然與某種特殊的傳播技術有關，但歸根結底是由社會文化的發展所推動的。文化與媒介文化的關系表現為
1.人類創造了文化，同時也就學會了進行丈化傳播
烽火、擊鼓是文化傳播;駐寄梅花、魚傳尺素，也是文化傳播。人類文化并非得自遺傳，而是后天學習所得。人類文化的這種后天獲得性，乃是文化變遷與發展的基礎。文化變遷與發展受到傳播的巨大影響。而傳播本身是一種文化現象。在世界范圍內，變遷是文化的縱向發展，傳播是文化的橫向發展，兩者相結合則是世界傳播文化的進步。
2.文化較多依技于傳播，沒有傳播，它將隨文化持有者的死亡而消失
沒有傳播，便沒有文化的增值、同化和重構。美國文化人類學家戈登限澤認為，在每一個民族的文化中，都有很大的成份是由傳播而來的，而這一比例可高達90%。這就是說，對于大多數民族或國家的文化而言，獨立創造的文化只有10%。人類正是通過使用、控制傳播媒介，才使得文化得以傳承、共享、發展、延續下去，從而極大地促進了文化的變遷和發展。
3.傳播嫌介在文化傳播的過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傳播是文化跨時空，沖垮各式各樣的社會籬笆，不僅影響著文化的形成，而且影響著文化的變化和發展，從而形成了文化的融合、增值和變遷。
文化融合指兩種或兩種以上不同的文化經過接觸交往后，彼此借鑒、吸收、交融而形成一種新文化的過程。文化融合是傳播的結果。這種結果可能是各種文化體系中原有文化要素有的被保存下來，有的被拋棄，有的發生變化，從而形成一種不同于原有文化體系的新文化體系。傳播不但是文化融合的前提，也是促進文化融合的重要機制。文化同化是文化融合的主要表現。文化的融合于同化為原有的文化圈補充了新鮮的養分，形成了文化的更新，使得新文化的適應、整合功能進一步增強。
中圖分類號：G623.75 文獻標識碼：A
美術是人類文化的重要載體之一，有著濃郁的人文氣息，美術教育有著獨特的人文教育與文化傳承功能。因此，美術教育應該本著引導和培養學生技能技巧的教學理念，承擔起培養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追求、價值取向、審美情趣和傳承人類文明的重任，更要加強弘揚民族傳統文化。我們民族幅員遼闊，地大物博，有著豐富的民間美術資源：吉祥漂亮的布藝制品“布拼貼”、“虎頭鞋”；妙趣橫生的“大阿?！?、“泥泥狗”；虛實相生的“皮影戲”、“剪紙”；工藝精湛的“瓷器”“刺繡”以及更多的食品、服飾、生活用品、文字……而在現代文明、外來文化的強烈沖擊下，民族觀念日漸淡化，民間藝術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和文化土壤遭受破壞，傳承延續困難，甚至瀕臨失傳或消失，眾多的民間藝術圖式隨著老藝人生命的終結而消亡，即使其中屬于美術的物質性表述還依然存在，但屬于文化的那部分已缺少了原生態的味道和生命力。傳承問題不是少數人的呼喊與大眾的膚淺表現，作為美術教育者理應擔負文化傳承的責任，如何把豐富多彩的民族民間的文化，認識到民間美術的藝術價值，并傳承和發展我們祖先留下的民族母體文化，任重而道遠。作為美術教師，筆者多年來進行了辛勞而又充滿樂趣的研究探索工作，現就幾點研究體會拿出來與大家一同探討。
（1）民族美術文化的傳承要從培養學生的興趣抓起，眾所周知，兒童、少年時期喜愛接受的事物，往往一輩子都喜歡。從小在藝術的氛圍中耳濡目染，普通的藝術愛好者亦是如此。文化與人共生、根深蒂固。中小學生在學期間是一個人、一代人價值觀念、審美觀念的關鍵時期。而且模仿能力、接受能力極強。對于其中的技藝一學即會。他們根據自己的感受，加以想象，表達內心情感、形象，實際上，這一過程包括了很多東西，如對藝術的感知、實踐能力的培養、語言的表達、個性的體現、動手的能力、民族感的增強等，對學生的學習及身心健康成長具有促進作用。
（2）通過中國畫的學習感知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國畫凝聚了數千年中國思想、文化、藝術的成分，對整個東方產生巨大影響。我們傳承傳統并非僅僅指某一方面、某種技法，更重要的是把握傳統的藝術本質和精髓，在教學內容上選擇中國傳統易于掌握的梅花、荷花、竹、蘭為主要教學內容，學生學過書法掌握中國畫基本用筆相對臨摹效果較好較快，筆墨意境、意趣是渾然一體的，加上通過不同的教學內容多媒體等方式展示中國畫的特點，名家故事、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審美情趣。文化不是干巴巴的知識，它可以有多種詮釋：可以是“招貼畫”的祈福小故事、可以是“農民畫”式的民間色彩規律、可以是“小人書”式的連環畫創作，更可以是魅力祖國的祝福、和理想生活的期盼；在美術教育中，我們需要豐富而多元的文化理解的同時，更需要平實樸素的文化傳承精神。關注美術即是對人類自身生命過程和創造精神的理性關注，真正體現著一個國家不能缺少的人文主義精神和社會的進步。美術教育中的文化傳承不是一種簡單的“復制”，相反，它是一種“交流”，一種人與自然的交流、人與社會的交流以及人與自我之間的交流！心靈與智慧的交流！
一、中國書法藝術傳播媒介的歷史變遷
中國書法藝術的媒介傳承變化始終受著社會發展的影響。本雅明說，在人類藝術活動中，“藝術生產關系也一般地決定于藝術生產力即‘技巧’，當藝術生產關系與藝術生產力發生矛盾、阻礙藝術生產力發展時，就會出現技術革命，新的藝術技巧(技藝)就會產生，打破舊的藝術生產關系，把藝術向前推進”。從文字誕生之初的龜甲獸骨、銅器、竹簡尺犢、青銅刻石、紙張直至當今社會電子網絡媒介，可以說書法藝術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因社會發展的需要而不斷打破舊的藝術生產關系，催生新的傳播媒介，以適應文化傳播的需要，擔負起書法藝術文化傳播的重任。
作為媒介，書法藝術同時兼具了傳播文化信息和書法藝術信息的功能。縱觀書法歷史，無論是古文字時期的甲骨、青銅，還是有秦以來的刻石、竹簡木犢、絹帛等，均是傳播文化信息的一種方式，這種承載方式在傳播文化信息的同時，又根據載體的不同形成了風采各異、流傳千古的書法藝術風格。書法藝術傳播媒介每一次的變遷都會對書法藝術傳播產生巨大影響?；赝麣v史，在現代電子網絡媒介出現以前，傳統意義上的書法藝術傳播媒介的傳承變化對書法傳播產生重大影響大至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是五代至唐的“摩拓”時期;二是宋朝的“印刷刻貼”時期;三是近代社會的“圖像印刷”時期。唐朝的摩拓是封建社會最為原始的一種摩拓復制書法藝術作品的技術，它的出現使一些珍貴的書法藝術作品傳播范圍的拓展成為可能，通過摩拓復制技術，使書法藝術在封建社會的文人士大夫階層得到了迅速傳播，也從而使書法藝術在唐代的上層社會迅速得到普及，書法藝術也因此居于“不朽之盛事”的地位。這也是書法藝術成為中華文化核心藝術的一次重要的傳播技術的革新。宋代的刻貼是對.唐朝摩拓傳播技術的又一次創新，刻貼的出現使復制技術得到了拓展，由于刻貼復制使古代書法藝術經典以一化身為千百，促成了書法藝術的傳播普及，同時也成為后世書法家借以“推廣”自己的一種方式。通過刻貼來印刷出版自己的書法作品集，類似于現在的書法作品專輯。明代著名書法家董其昌就非常擅于此道，他是明朝運用刻貼來為自己出版“作品集”最多的書法家。近代圖像印刷水平的進步主要是指印刷和影印技術的使用，較之前者，圖像印刷逼真度、數量均是前者所不能比擬的。由于圖像印刷術的使用，越來越多的古代書寫圖像被展示出來了，而且其傳播范圍也越來越為廣泛。
進人當代社會之后，隨著科學技術的進一步發展，電子網絡傳播媒介的出現和應用為書法藝術的發展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中國書法在當代電子媒介的作用下已經進入了一個通俗化的階段。此時的書法藝術借助電子網絡媒介傳播的優勢也出現了視覺轉型，書法藝術已從書法家書齋的案頭藝術逐漸走進了大眾的視野，成為人民日常生活中喜聞樂見的文化藝術形式。書法藝術也不再是當代文人的身份標簽，更不需要古代文人的深厚文化修養，只要能夠認識漢字，就能進行書法創作，甚至借助電視的話語權而轉身成長為“書法家”。書法家借助電視來推銷自己，已成為當代社會書法家“增勢”的一個捷徑。同時，電視媒介也促使今人可以零距離地觀摩學習古代書跡法帖，為書法藝術的傳播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條件。
二、現代電視媒介讓書法藝術走出書齋，走向世界
書法藝術由古代社會文人士大夫所必備的書寫“技能”，到現代社會中“視覺文化藝術”身份的悄然轉攀，是科技進步·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當書法作為傳播文化信息的手段還停留在“技”的層面時，受傳統傳播媒介的影響，它只能是文化信息的載體和媒介。此時的書法是“書法家”獨居書齋相對封閉的個體勞動產品，因而它只是停留在傳統的古代文人書齋的案頭藝術品，人際傳播是其主要傳播方式，書法藝術精英化傳播是這個時期書法藝術傳播的常態。當科學技術發展催生電視等電子傳播媒介成為當前社會主導傳播媒介的時候，電視媒介強大的傳播功能徹底打破了書法藝術這種延續千年的精英化的傳播態勢。同時，電視傳媒強大的視聽傳播功能和跨越時空的傳播特性，讓書法藝術不再像往昔那樣“深藏閨中”。借助電視傳播的及時性、視聽性、延時性、現場直播性和傳播范圍的廣泛性等特點，書法藝術迅速從文人的書齋走向了人民大眾生活，成為全民族喜聞樂見的傳統文化藝術形式，人人享有書法藝術、使用書法藝術、傳播書法藝術已經成為社會常態。
從傳播學的角度觀照，電視作為一種現代的技術手段和傳播方式，由于其自身的廣泛性與普遍性而使傳播的內容具有強大的社會輿論力量。這種力量雖然是無形的，但卻是極其有力的，在適當的時候和情景下，這種無形的輿論力量會轉化為不可扼制的物質力量顯現出來。由此我們可以發現借助電視媒介傳播的功能，成長為書法藝術家的歷程不再像古人那么遙遠和艱辛。通過電視推廣自己和自己的書法藝術則是當代書法藝術家首選的一條捷徑，這種媒介的力量是生活在古代社會的書法大師們所不能想象的。古代書法大師要想在書法歷史中占有一席之地，是需要他們窮其一生來為之努力的。歷史上王羲之有“暮年乃妙”，王鐸尚需“五十自華”。試想，當明朝以董其昌為代表 的一大批書法家為使自己的書法藝術流傳千古而借助 “刻貼”的傳播方式來傳播自己的書法藝術的時候，他們怎么也不會想到在其身后數百年白娜代社會中，借助電視等現代傳播媒介來推廣自己書法藝術的廣度和深度是那樣的強大，社會的影響力又是那樣的深遠。
當代的書法藝術家們借助電視等大眾傳媒的優勢和便利，再也不用拘泥于各自的書齋案頭，他們放下了傳統文人的矜持，在商業大潮的裹挾下，帶著自己的書法藝術作品走進了社會大眾生活的名利場之中，在作品價格的博弈中來彰顯自己書法藝術水準的高低。此時的書法藝術家彼此之間的交流也是空前的頻繁，交流的方式更加多元。通過書法展覽、互聯網絡、電視媒介等形式傳播書法藝術文化信息，從而促使書法的技藝空前地普及和提高。電視全程再現書法藝術的動態創作全過程的現場直播功能，更是把書法這一書齋文化帶進了社會大眾生活之中，讓尋常大眾欣賞書法藝術家創作書法過程的隨時性，成為書法學習的常態。電視媒介的最大優點就是它不僅能逼真地傳遞書法作品，而且能夠把書家的創作過程完整地記錄保存下來，供學習者研究，這是印刷媒介所不能比擬的。面對無數“天下第一”書跡的仿真及多層面的視聽解讀，是前人所不能想象的。
當前社會的信息全球化特征、深度的國際信息交流帶來了不同文化的沖擊和影響。國際傳播的最為重要的形式之一是國際交流，即通過大眾傳播媒介進行的文化信息的交流和傳遞，其中對傳播者而言，最便利、最有效的工具就是通過天空直接傳播的媒介，即廣播和電視。電視媒介跨越國界的覆蓋范圍和傳播的面對面功能，也使書法藝術越來越受到國外朋友的關注，尤其是隨著中國經濟大國地位的確立，中國在世界經濟生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世界各國都在關注中國、了解中國，世界范圍內興起了“漢語熱”。中國在世界各地建立了200多所孔子學院，全方位地推介中華傳統文化。世界上有4000余萬外國朋友在學說中國話，學寫毛筆字。中國書法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在向全世界范圍內推廣漢文化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美國學者康拉德在他的《中國文明簡史》一書中說:“中國的上層文化是最具有高度視覺性的，而最高形式的藝術則是書法?！睍ㄋ囆g已經成為西方認識中國傳統文化的橋梁和紐帶。在當代社會，書法藝術已經不再是中國人自己的藝術，它正在轉換成為全世界人民所共有的文化藝術形式。書法藝術在電視媒介的助推下走出國門，走向世界，則已成為書法藝術發展的必然趨勢。
三、電視媒介讓人學習書法藝術，回歸書法藝術原點
廣東是我國新聞傳媒產業最發達的地區之一，新聞傳媒市場化早，市場化程度高，新聞傳媒產業發展也較為成熟。由于地理位置、文化傳統、媒體的現實基礎等因素，廣東新聞傳媒在開拓海外華僑華人文化市場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
一、中華文化的民族特質及海外華僑華人的尋根情結
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在幾千年歷史發展中形成的民族積淀，是整個民族智慧和創造力的結晶。從外在形態方面看，中華文化的民族特質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一是統一性，即中華文化在其歷史發展的長河中，逐漸形成了一個以華夏文明為中心，同時匯集了國內各民族文化的統一體。這個統一體發揮了強有力的同化作用。在中國歷史上的任何時刻都未曾分裂和瓦解過。即使在內優外患的危急關頭，在政治紛亂、國家分裂的情況下，它仍能夠保持完整和統一。這一特征是在世界任何民族的文化中都難于找到的。二是連續性，即中華文化在歷史發展中沒有中斷過，它是一環扣一環地連續發展的。它不像埃及、巴比倫和希臘文化那樣，在發展中產生過斷檔和空白，發生過間隔或跳躍。三是包容性，即中華文化能夠兼收并蓄。四是多樣性，即中華文化雖然是一個完整的統一體，但因中國地域廣大，民族眾多，所以內部的區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又呈現出豐富多彩的差異，如嶺南文化、齊魯文化、吳越文化等，異彩紛呈，各有特色。
就內在精神來說，中華文化也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學界的概括有多種，但突出的一點是，中華文化富于安土樂天的情趣。由安土樂天的心理而產生了一種濃厚的鄉土情誼，凡是那些離鄉背并的人，一個個都要思鄉、懷舊、尋根、問祖，這同西方文化確實大不相同。
中華民族的文化特質滲透在旅居國外的華僑華人們的骨髓里。不論身在何處，他們的根仍在中國，尋根、問祖、思鄉、愛國是他們常有的情懷。一方面，他們保持著中華民族的民俗文化，如春節、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等，而且一些華僑還不遠萬里趕回家鄉掃墓祭祖;另一方面，隨著中國掘起，不但海外華僑社會學習漢語，還吸引大批外國人興起學漢語熱潮?，F在世界有100多個國家，2300所大學設置漢語課程，1儀刃萬人正在將中文視作第二語言。這都為中華文化在海外的傳播創造了條件，也為華文新聞傳媒的發展提供了土壤。
二、廣東新聞傳媒產業開拓華僑華人文化市場的優勢
由于地理位置、文化傳統、媒體的現實基礎等因素，廣東新聞傳媒在開拓海外華僑華人文化市場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
1.開放兼容的嶺南文化傳統
廣東是嶺南文化的主要發祥地和傳承地，古代百越先民本土文化基礎深厚，中原文化不斷南移，海外文化影響廣泛，孕育了獨特的嶺南文化，培育了廣東人“敢為人先，務實進取，開放兼容，敬業奉獻”的文化精神，廣東人的務實精神、包容精神、創新精神和重商精神已為世人普遍認同。廣東人思想比較開放，敢于冒險和求新思變。在對待異質異地文化的問題上，嶺南文化表現出開闊的胸襟，兼容并蓄，擇善而從，甚至直接進行文化嫁接，拿來為我所用，創新出適合自己的文化元素。
2.歷史悠久的僑鄉文化
廣東省自古就是中國海上貿易和移民出洋最早、最多的省份，近代以后逐漸發展成重點僑鄉。廣東有2000多萬海外僑胞，占全國的三分之二，遍及世界l00多個國家和地區，主要分布在東南亞的印尼、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越南、柬埔寨，歐美的美國、加拿大、法國、英國，南美洲的秘魯、墨西哥、巴拿馬、古巴、委內瑞拉，大洋州的澳大利亞、新西蘭，非洲的毛里求斯等國家和地區。另外，廣東省內有2儀刃多萬歸僑僑眷。華僑文化與僑鄉本土文化的結合，形成了獨特的僑鄉文化。在當代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發生深刻變化的大背景下，海外華僑華人社會亦發生了深刻變化:海外僑胞人數增多，分布更廣;華裔新生代和新華僑華人愈益成為華僑華人社會的主體;華僑華人融人當地主流社會的程度不斷提高，積極參與當地政治與社會生活，經濟、文化、科技實力進一步增強;海外華僑、華人認同中華文化、眷戀祖國的民族情感進一步增強，愛國友好力量不斷壯大。幾千萬海外僑胞是廣東現代化建設的資源寶庫，也是廣大新聞傳媒產業向海外開拓的重要基礎。
3.發達的新聞傳媒產業
廣東是我國新聞傳媒產業最發達的地區之一，也是我國最早組建報業集團的地區，新聞傳媒市場化早，市場化程度高，新聞傳媒產業發展也較為成熟，雖然競爭較為激烈，但并未出現惡性競爭。目前廣東有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羊城晚報報業集團、廣州日報報業集團、深圳報業集團、南方廣播影視傳媒集團等五家新聞傳媒集團。這些傳媒集團在全國都有較大的影響力。這為廣東組建和完善省級文化產業集團，推動實行多種形式的產業聯合，逐步實現跨地區、跨行業經營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另外，還有一些地市準備組建新聞傳媒集團。
可以說，不論是新聞傳媒產業規模，還是經濟實力、社會影響力，廣東新聞傳媒都走在了全國的前列，這為廣東新聞傳媒開拓海外華僑文化市場提供了有利條件。
三、廣東新聞傳媒開拓華僑華人文化市場的運作模式
根據已有經驗及現實可能性，筆者認為，廣東新聞傳媒向華僑華人文化市場開拓可采取以下幾種運作模式:
1.在華僑華人集中的國家或地區創辦新聞媒介
廣東新聞傳媒在海外華僑華人市場創辦的第一份報紙《澳洲新快報》于2004年6月30日在澳大利亞悉尼正式出版發行，是羊城晚報報業集團下屬報紙《新快報》的姊妹報，由僑鑫集團和羊城晚報報業集團共同創辦，僑鑫集團提供資金，羊城晚報報業集團提供品牌和內容支持。該報以反映華人心聲，服務華人社區，促進澳中交流，增進澳中友誼為辦報宗旨。嶸澳洲新快報》為對開36版綜合性日報，每周出版6天，內容包括澳洲新聞、國際新聞、中國新聞、珠蘭角新聞等。報紙在編排手法以及文風等方面與《新快報》相近，部分版面由《新快報》采編人員負責完成?！栋闹扌驴靾蟆放c以往的海外華人報紙讀者來源普遍單一的傳統不同，《澳洲新快報》的讀者群明顯顯示出來源更為廣泛的特征。從各大區域的報紙零售點統計反饋顯示，《澳洲新快報》的購買讀者群來源為:中國大陸的60%，香港:18%，臺灣:12%，越南:8%，東南亞:2%。
《澳洲新快報》的創辦是中國報業跨國經營邁出的重要一步，創下了國內報紙品牌登陸西方發達國家的先河，也為廣東新聞傳媒開拓海外華僑華人市場提供了重要的范例。
2.與海外華文媒體開展多元化合作
從1815年第一份中文報刊《察世俗每月統計傳》創辦開始，海外華文媒體至今已有190多年的歷史。190多年來，在海外共有52個國家和地區出現華文報刊，累計總數4儀犯多種。目前仍在出版的印刷媒體有500多種，其中每天出版的日報180多家，以報紙形式、定期出版的期報180多家，各類刊物230多種。面對如此眾多的華文媒體，廣東新聞傳媒除在當地創辦新聞媒介外，也可以開展與華文媒體的合作。海外華文媒體最為集中的地區是東南亞和澳洲，因此，基于地緣優勢，廣東新聞傳媒與海外華文媒體的合作可以從東南亞和澳洲開始。
與海外華文媒體開展多元化的合作，首先是開展新聞內容的合作，由廣東新聞媒體提供相關廣東新聞或國內新聞，以擴大華文媒體的信息源，提高對受眾的吸引力。其次是合作創辦報刊，由雙方出資，或以其它形式合作，在海外華人集中地創辦報刊，以提高華文媒體的影響力。在這方面，上海的《新民晚報》已走在了前面。2002年，《星島日報》與《新民晚報》合作辦了《新民晚報·澳大利亞版》，在當地產生了一定影響。廣東新聞傳媒在與海外華文媒體合作創辦報刊方面具有更大的優勢。第三，進行人才的交流與合作。
由于海外華人媒體大都人才匾乏，一些媒體經營不善，虧損嚴重，因此，廣東新聞傳媒叮以利用雄厚人才優勢與海外華文媒體合作，派出相關人才協作華文媒體辦報，促進華文媒體發展。
3.與海外非華文媒體建立合作關系
廣東新聞傳媒在華僑文化市場的開拓，除了加強和華文媒體的合作外，與當地非華文媒體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也是一種重要的運作模式。這方面廣東電視臺已走出了重要一步。在2005年6月，廣東電視臺和馬來西亞的一家電視制作機構cosmos Discovery合作開辦了衛星中文電視頻道“家娛頻道”，它總部設在馬來西亞的吉隆坡，全天候24小時滾動的方式提供第一手新鮮熱辣、見解獨到的電視資訊，從新聞熱點到時事資訊，從黃金戲劇檔到時尚生活，各式各樣的內容題材，為觀眾帶來源源不絕的家庭娛樂新體驗?！凹見暑l道”主要面向東南亞的華人，現在已進人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越南、老撾等國家的一些有線電視網，并且還進入了馬來西亞的手機電視網，現在，馬來西亞觀眾已經叮以通過3G通訊服務，使用手機收看該頻道的節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