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7-18 11: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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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社會對于水資源形勢和節約用水的認識正在不斷提高，然而在“豐水”地區是否應建設節水型社會的問題上，人們卻仍存在著不同的看法。對于“豐水”地區建設節水型社會，有的人不關心，有的人不支持，甚至還有的人只把它作為要項目、要資金的“口號”……“豐水”地區為什么要建設節水型社會，如何建設節水型社會？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問題。本文試圖運用經濟學方法分析“豐水”地區節水型社會建設的必要性和動力等問題，推進人們對“豐水”地區節水型社會建設的認識。
一、資源稀缺性與“豐水”地區優化水資源配置
水作為人類生存不可或缺的戰略資源，其總量與可利用量是十分有限的。隨著自然環境的變化，人類生產、生活水平的提高，可用水資源（下稱水資源）已經變得越來越稀缺。對水資源稀缺性的認識決定了我們必須要對水資源進行優化配置。
水資源的稀缺是長期的、全局的、絕對的，水資源的豐沛是短期的、局部的、相對的。個別地區雖然習慣上被稱為“豐水地區”，但并不意味著其可以利用的水資源是無限的。第一，“豐水”是相對的，它只是相對于其它地區“不缺水”，也就是說該地區可能是“相對缺水”。（“豐水”是一個大家廣泛使用卻沒有嚴格界定的術語，水文學在多年平均徑流量的基礎上提出了豐水年（期）、平水年（期）和枯水年（期）的概念，現實中，人們約定俗成地把長江流域以南稱為“豐水”地區，這是相對而言的。筆者認為是否“豐水”應視水資源的供需兩方面而定，同時這是一個具有動態性質的概念）；第二，該地區水資源在時空分布上極可能是不平衡的，例如四川省水資源就具有時空分布不均的特性；第三，水資源形勢正在由“豐水”向“缺水”轉化，這不僅包括自然條件的變化，用水需求量的提高，還包括人為污染造成可用水資源量的減少；第四，如果水成為商品，那么該地區對水商品的供給將是有限的。
因此，就“豐水”地區而言，雖然在某些情況下無用水之憂，但并不等于水資源不稀缺。既然水資源稀缺，那么就有必要優化配置。這里的優化既包括局部的優化，也包括全局的優化。局部的優化指在“豐水”地區內的不同地方和時期之間優化水資源配置。全局的優化則是指在“豐水”和缺水地區之間實現水資源優化配置。
二、優化水資源配置與“豐水”地區建設節水型社會
建設“節水型社會”的提出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在此之前，人們首先提出的是“節約用水”。作為“缺水”的應對之策，其目的主要是節約水資源用量。隨著對水資源形勢和經濟社會發展認識的進一步深化，“建設節水型社會”作為一項重大戰略，提上了議事日程。
“節水型社會”充分地體現了優化水資源配置的思想。節約水資源用量只是節水型社會建設的淺層特征，而提高水資源利用效率，實現用水效益的最大化，促進水資源的優化配置，實現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最終保障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才是節水型社會建設的根本目標。
“節水型社會”是實現水資源優化配置的有效戰略措施。傳統的主要依靠行政措施推動節水的做法，手段單一，管理體系不健全，公眾參與程度不夠，已經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要求。“節水型社會”通過建立以水權、水市場理論為基礎的水資源管理體制，形成以經濟手段為主的節水機制，能夠提高全社會的自覺節水意識，把節水工作貫穿于國民經濟發展和人民生產生活的全過程，從根本上改變節水乏力的狀況。
“豐水”地區建設“節水型社會”是其優化水資源配置的必由之路。
首先，就局部優化而言，“豐水”地區建設節水型社會勢在必行。由于“相對缺水”的存在、水資源在季節分配上的不平衡、“豐水”向“缺水”轉化的動態性，“豐水”地區同樣面臨著節約用水、提高水資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促進經濟、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任務。那種認為“我們這里不會缺水，沒必要建設節水型社會”的觀點是一種短視的行為。
其次，就全局優化而言，節水型社會建設是“豐水”地區優化水資源配置的動力和保障。全局的優化并不必然帶來局部的優化。局部的邊際成本和收益不等于全局的邊際成本和收益，“豐水”地區就沒有自覺、自愿節約用水的動力。初始水權的確立和水市場的建立，使節約出來的水轉化為商品，轉化為經濟效益，從而使“豐水”地區的邊際成本和收益與全局的邊際成本和收益趨于一致，為“豐水”地區節水提供了動力，同時也保護了“豐水”地區節水的積極性。
三、“豐水”地區建設節水型社會的經濟學描述
為了對“豐水”地區建設節水型社會的情況進行直觀的反映，筆者將“豐水”地區節水型社會建設的經濟效果描繪如下。
（一）靜態的初始生產曲線
設靜態下全社會初始生產函數為F（X），其中F（X）代表產量，X代表水資源用量。
一般情況下，圖中橫軸代表水資源用量，縱軸代表產量。生產函數曲線BAC代表了在一定的生產水平下，水資源用量與經濟效益的關系。
BA段邊際產量遞增，隨著水資源用量的增加，產量逐漸增加；水資源用量達到A，產量達到最大；AC段邊際產量遞減，隨著水資源用量的繼續增加，產量逐漸減少。由于AC段中，水資源用量是可控的（用多少水，由人決定，用多了，可以把用水量減下去，洪澇災害除外），故用虛線表示。
（二）缺水地區建設節水型社會描述
假設缺水地區生產函數與全社會相同，水資源用量受到水資源量的限制，最大水資源量為d，那么其產量只能達到D點，無法達到A點。該地區通過建設節水型社會，提高了水資源利用效率，改變了初始的生產函數，則形成了新的曲線B‘A’C‘。
該社會通過提高水資源利用效率和效益，生產函數變為F‘（X），生產函數曲線改變為B’A‘C’，從而在可用水資源量為d時，實現了比過去D點高得多的產量D‘。我們把BAC向B’A‘C’的轉變視為節水型社會建設的過程。
可從我國的現實中找到例證。1991年以來，我國耕地平均每年因干旱受災減產糧食280億公斤，城市、工業缺水60億立方米，影響工業產值2300億元。由于缺水，我國的生產函數曲線達不到最優點A.與此同時，我國萬元GDP用水量2002年為537立方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這說明我們完全有可能改善生產函數，在缺水的情況下，通過建設節水型社會，提高水資源利用效率和效益，實現高得多的GDP.
（三）“豐水”地區建設節水型社會描述
以都江堰市為“豐水”地區代表，在現有的用水水平或者說生產函數下，可用水資源量有時為d（不妨設為最小值），小于最佳需求量a，有時為e（不妨設為最大值），大于最佳需求量a.在后一種情況下，為了達到經濟效益的最大值，都江堰市放棄了多余水量，故其產量在D和A之間變動。
都江堰市建立節水型社會也可能會出現兩種不同的效果。
建立了如缺水地區的生產函數，通過提高水資源利用效益和效率，實現在較少的可用水資源量X下的較高產量F‘（X），如：在d下的產量D’。這時，一方面，實現了較高的產量F‘（X），（F’（X）屬于[D‘，A’]）；另一方面，節省了水資源e-X（（e-X）屬于[0，e-d]），進入水市場，帶來了直接經濟效益（未考慮初始水權界定限制）。
另建立了新的生產函數，通過提高水資源利用效率和效益，實現在較多的可用水資源量X下的較高的產量F‘（X）。這時，一方面，實現了較高的產量F’（X）（F‘（X）屬于[D’，E]）‘；另一方面，節省了水資源e-X（（e-X）屬于[0，e-d]），進入水市場，帶來了直接經濟效益（未考慮初始水權界定限制）。
總之，促使生產函數優化的過程就是“豐水”地區節水型社會建設的過程。雖然這個過程漫長而復雜，需要應對各種影響因素的變化以及帶來的各種風險，但是描述，我們可以看到，“豐水”地區建設節水型社會的經濟效益是顯而易見的。
四、推進“豐水”地區節水型社會建設的對策思考
上面的分析對生產函數進行了簡化，以直接地描述節水型社會的過程。實際上產量不僅是用水量的函數，更是其它多個自變量的函數F（X1，X2，X3，X4，X5…），我們可以把X1、X2、X3、X4、X5分別定義為水資源用量、勞動力素質（包括用水意識）、生產技術（包括用水技術）、生產結構（包括用水結構）、經濟體制（包括管水體制）等。生產函數之所以能夠變化，是眾多自變量共同作用的結果。優化生產函數，建設節水型社會也必須從以上眾多因素入手。
當前，推進“豐水”地區節水型社會建設首先要提高“豐水”地區政府、企業、公眾對水資源形勢的認識，充分認識水資源的稀缺性，克服“我們不缺水，不需要節水”的片面觀念，增強人們對“豐水”地區建設節水型社會重要性和緊迫性的認識。
計算Facebook的路數的“棋譜”有兩門，分別是社會學和經濟學。社交網絡這盤棋，棋路與其它的棋非常不同。一方面，要有經濟學家的算路，否則就會象推特那樣，叫好不叫座；另一方面，要有社會學家的算路，否則就會象Myspace那樣“速滅殺丁”。
鑒于國內還看不到一家SNS(社會網絡化服務)可以很好平衡這門算路，后來者目前就有一個很好的居上機會，通過掌握深入的算路，提前發現未來商機，實現咸魚翻身。
網絡社交的理論界樁
網絡時代的社交有其特殊的社會和經濟學意義，從社會學和經濟學角度我們都可以了解到網絡社交的重要性，而社會學和經濟學也必須面對自己在網絡社交時代的新發展。
具體聚焦到網絡社交這個主題上來，我們發現“棋譜”或“菜譜”相當多，首先需要梳理一下。社會學與經濟學的交叉，依重心的不同，形成兩類差異很大的學科，一類叫社會經濟學，以經濟人為重心；一類叫經濟社會學，以社會人為重心。
社會經濟學，又稱社會問題經濟學(如夏普等《社會問題經濟學》第18版)，內部已經形成了兩個流派：一個是古典傳統“福利導向”的社會經濟學，簡稱“福利學派”。國內這一分支的(如白雪秋、宋國興主編《社會經濟學》)與夏普一樣，主要研究弱勢群體利益相關的貧困、失業、環境污染、走私等社會問題，與社交網絡無關；一個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貝克爾等人在“經濟帝國”思想支配下創建的社會經濟學，簡稱“帝國學派”，從經濟人角度研究成癮等社會行為背后的理性選擇。
經濟社會學，又稱新經濟社會學，以別于早期的經濟社會學。主要分為兩個流派，一個是低度社會化理論，主要從交易費用角度在經濟學中引入社會因素，如威廉姆森的制度經濟分析，國內是汪和建的《邁向中國的新經濟社會學》。一個是過度社會化的觀點。
如果以棋譜比喻，社會經濟學注重“實地”，經濟社會學注重“外勢”；如果以菜譜比喻，社會經濟學偏重“炒菜”，強調物化的因素，經濟社會學偏重“湯菜”，強調人化(或文化)的因素。
在所有這些理論中，最有助于我們分析象Facebook這樣的SNS的理論，無疑是新經濟社會學這一支，包括格蘭諾維特的理論(代表作《鑲嵌：社會網與經濟行動》)，國內有張其仔的《新經濟社會學》。因為它們與網絡社交的關系最相關。
舊經濟社會學與新經濟社會學的最大區別，就在網絡理論的有無?！靶隆敝饕略诰W絡上。這個網絡雖然本意不是指互聯網，但與SNS關系更為密切，因為它是指人際互動網絡。
格蘭諾維特的社會網理論，有別于低度社會化理論之處在于，他不認同交易費用的決定作用，因為認為那太經濟化、物化，而強調信任在網絡中的作用，也就是強調人心的作用。但格蘭諾維特又不同于一般社會學家以一般道德的觀點解釋誠實行為，認為那過于社會化，“人”化，而強調在人與人互動中產生的信任起決定作用，有點象經濟學中強調的有限重復博弈對合作的影響。
打下上述這些算路上的關鍵界樁，我們就可以深入實質性的分析，看理論為網絡社會提供了什么指引，而網絡社交又給理論出了哪些難題。
網絡社交中的深度判斷
1、僅有關系不行，還要有信任
中國是個非常講關系的國家，格蘭諾維特在建立社會網理論時，特別看好中國。他說“研究社會網的社會學”“應該在中國社會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據說他愛吃中國菜，而且還能在一家一家中餐廳中比較出正宗與否。于是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的中國學生，輪流請吃，關系大為密切。以致美國學生大為吃醋，說他愛中國學生甚于美國學生。
關系并不是社會學的專利，經濟學中也有關系。當關系作為社會概念最初引入經濟學時，還不能同經濟人行為區別開來。經濟學中講的關系是契約關系，是基于原子論的一個個孤立個人之間的物化關系。
在網絡社交實踐中，我們看到一種競爭，就是以Facebook為代表的熟人網絡與Myspace為代表的生人網絡之間的競爭。按照契約關系理論以社會化為優先的標準，熟人網絡是低級的，因為是私人關系；生人網絡才是高級的，因為是公共關系。后者比前者的社會化程度高。因此應該是Myspace贏，而Facebook輸。但實際情況并不是這樣。我在Myspace死亡前半年提前給他總結的第一位死因就在這里：“Facebook的理念是分享，發展的是熟人之間的關系，做的是禮品經濟；Myspace的理念則是發現，發展的是生人之間的關系，做的社會化。Myspace把SNS誤解為社會化，是主要死因。SNS的本質是社會資本，即關系加信任，相比較而言，二者都有關系，但Myspace缺信任，因此天然有殘缺?！?/p>
我個人一直認為，把SNS當作社會化，是一個SNS從業者至今仍存在的極大思維誤區。它與扎克伯克關于SNS的原創思路正好相反。堅持認為SNS是社會化模式，會由于理論基本面上的失誤，導致商業實際操作上的兩方面誤區。一是社會化必然導向認為公共關系高于私人關系，把這一點絕對化，會把社會網操作成經濟網，而失去社會網的內在活力。二是社會化會必然導向以交易成本最低為取向，而失于發揮信任對網絡的增值作用。契約本質上是非信任關系，是在信任度為零條件下進行交易的原則。信任一直被排除在經濟學之外。按此邏輯操作，難以把建立信任這種基于“社會”的長處和優勢真正引入經濟。
我們從理論上總結出的SNS以生命換來的教訓，格蘭諾維特在互聯網出現之前，就提前預言了。問題在于搞互聯網的不愛看書，也不愛通過雜志學習知識，而偏愛拿自己的小命耍著玩。我們現在來看格蘭諾維特在四十年前指出的導致Myspace死亡的問題的理論根源所在。他在批評經濟與社會結合中的“低度社會化”傾向時，指出其中基本面上的問題在于過度迷信“經濟”，而忽視“社會”。
以經濟方式，外在地處理信任問題是否可行？威廉姆森用交易費用理論對待網絡關系中的誠信，有一個嚴重問題：它直接在理論基本面上，就會產生與網絡模式沖突的悖論。格蘭諾維特揪住威廉姆森《市場及科層》中基本觀點上的一個致命問題不放。這就是，威廉姆森交易費用理論將直接導致以科層制，而不是扁平化網絡來處理信任和網絡欺詐。格蘭諾維特譏之為缺乏文化的“利維坦”。我們不可想象SNS為解決誠信問題，而訴諸科層制的辦法?，F在小結一下，社會學和經濟學在交叉融合中，對網絡社交提出的第一個指導性的意見在于，把異質關系網絡和信任，作為社會人特有的長處加以吸收。按照社會網理論推論，網絡社交中的關系應該不是指契約關系。可以認為，網絡社交所建立的關系，是有別于“你是你，我是我”的契約關系，而屬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非契約關系。不是物化的關系，而是人化的關系。這里與經濟相對的社會，不應被理解為社會化，而應理解為與物相對的心，即與物化理性相對的人本。
2、光有信任不行，還要有個性化互動
社會學和經濟學在網絡社交模式上的交匯，不光是向經濟中引入社會的因素，也在向社會中引入經濟的元素。
格蘭諾維特在社會網理論中，批評了過度社會化的觀點。這是指，在信任問題上，只考慮并且只相信道德這種社會因素的作用，而無視經濟因素作用的觀點。在實踐中，這是指在誠信問題上，過多強調道德作用，而不講經濟規律的偏頗之見。比如，以為盡社會責任，提供公共產品，就是做善事。
社會網絡中常見的一個經典問題是，從低度社會化，直接走向另一個極端，即過度社會化。原因是由于固持經濟理性，在發現經濟解決不了信任問題后，直接把信任推給道德來解決，而忽視了可以用經濟的方法解決信任問題的隱蔽方法。
這個問題的推廣，是網絡社交如何與社會責任相容的問題。成熟的社會網理論發現，由于網絡的存在，經濟利益與社會責任可以內在統一起來。也就是將社會責任內生于經濟利益，通過講求社會責任獲得經濟利益。格蘭諾維特自豪地聲稱：“我已經論證了是社會關系、而不是制度安排或普遍道德，能在經濟生活中產生信任?！鼻罢咧傅氖峭飞闹贫确治?，后者指的就是相反的訴諸“普遍道德”的傾向。
格蘭諾維特發現單純訴諸“普遍道德”的社會學家的一個思維盲點，他們沒有發現人際互動是從經濟內部解決信任問題的必由之路。這就涉及到對網絡之道的根本理解。
格蘭諾維特發現，“不管過度與低度社會化有何明顯不同，很諷刺的是：兩者共同地以社會性孤立的行動者作為行動與決定的中心”?！皟蓚€觀點對社會秩序的解答因此合二為一，共通地將行動者孤立于實時的社會情境之外”。
格蘭諾維特的意思，“翻譯”過來，實際是想說，對于社會網，既不能(象經濟學家那樣)把它當節點理解，也不能(象社會學家那樣)當鐵板一塊的整體理解，而只能理解為節點之間的互動。社會網是異質性的個人之間的互動。這是格蘭諾維特社會網理論的精髓所在。
這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格蘭諾維特對網絡實質的理解。他在互聯網沒有出現的時候，就指出對網絡的根本理解，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其方法的特點是，脫開了網絡的技術方面，而直指網絡的靈魂，從道上理解網絡。我們現在搞SNS的人，90%以上都是投機分子，他們根本不想去了解網絡之道，而只想捕捉偶然機會、撞大運，結果成為命運的奴隸。
當這樣理解網絡社交時，個性化和互動就成為關鍵詞。進一步深化理解，第一個方面，個性化不是一對一的小農經濟，它一定是成本合算的。而這個合算，還不是指從靜態效率上看合算，而是更深遠地從動態效能上看合算。Facebook的成功正在這里，它利用數據挖掘，提高了個性化的效能。我國的許多SNS之所以學不像，在很大程度上，還沒有從深度悟到互聯網個性化的要領，因此也不知象數據挖掘之類東西有何用處。
第二個方面，互動不是簡單的對話，而是互動網的形成，在其中信任關系得以低成本地建立。這一點，用經濟學可以解釋。在博弈論中，人們看到，博弈的次數，與信任關系、機會主義傾向有內在聯系。在一次性博弈中，信任關系最差，合作難以建立；在有限重復次博弈中，信任關系建立起來，但機會主義仍不能避免；但是在無限重復博弈中，信任進一步提高，機會主義得到抑制。如果這種經濟學邏輯，再加上社會學邏輯，就會演化成商業生態系統。
在義烏小企業信貸關系中，我們看到低成本信任的建立過程。最初，銀行不愿向小企業貸款，因為征信成本過高。但稍加調整后，讓三個上下游小企業建立聯坐擔保機制，再一起向銀行申請貸款，銀行就欣然同意了。在這里，信任關系的建立，既不是靠社會學家的道德，也不是經濟學家的科層化的制度設計，而是建立了一個人際網絡，通過網絡的互動(包括責任的互動、誠信的互動)，很簡單地實現。
在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各種結合實驗中，我們看到格蘭諾維特抓住了人際互動的社會網的理論特征，他幾十年前的見解，越到互聯網前沿檢驗，越覺出先鋒和前衛來。可以說，通過這個窗口，從社會學和經濟學角度我們都可以了解到網絡社交的重要性。
網絡社交帶來的新的難題
上面說到，幾十年前的理論，可以指導我們對網絡社交的理解。下面可以看到，社會學和經濟學也必須面對自己在網絡社交時代的新發展。
格蘭諾維特研究的主題是“社會網與經濟行動”，但他畢竟不是研究互聯網的，而互聯網，尤其是SNS的發展，又對社會網產生著新的沖擊，帶來新的發展。那么，網絡社交發展中，有哪些重要方面，是格蘭諾維特的理論概括不了的新東西呢？
擇其要者來說，平臺是格蘭諾維特不曾重點研究而在SNS實踐中越來越重要的現象。
格蘭諾維特講的社會網，只是直接的人際互動形成的網絡。但SNS正發展成為以SNS平臺為基礎支撐的人際互動網絡。象Facebook已形成了平臺與增值業務的分離。其標志，就是網站直接有API(應用程序接口)，建立平臺級的人際互動服務與應用級的人際互動服務的分離。這沒有否定格蘭諾維特的理論，但卻要求理論進一步發展，以適應更復雜的新現實。例如信任，可能成為平臺上專業化的支撐服務，得到專業化的發展。
信息社會經濟學認為,教育是知識傳播的途徑,是人的能力提高的決定因素之一。在知識迅速涌現的今天,人們需要掌握和吸收的知識的難度在不斷增大。隨著經濟的發展,知識不斷增長,教育的作用也越來越突出。教育分為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其中,基礎教育提供的主要是大量的基礎性知識,高等教育(大專、本科、碩士、博士)提供的主要是專業知識,它對于學生的認知能力和社會技能的提高有顯著的影響。不論是基礎教育,還是高等教育,都應該把知識的獲得作為教育的目的。一般來講,基礎教育都實現了學生們獲得知識的目的,在應試教育體制下,學生的基礎知識還是比較扎實的,而高等教育卻并沒有真正體現出對社會的貢獻。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高等教育并沒有達到增加學生的知識、提高學生的能力的目的,或者說并沒有培育出適合社會發展進步的人才,也就是高等教育的提供現代知識體系的功能沒有得到充分發揮。
二、我國高等教育存在的問題
我國高等教育不能起到有效傳播知識的作用,是由我國的教育體制、社會觀念等決定的,并不是高等教育資本投入決定的。當前,我國高等教育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1.教育質量低下。從我國高等教育提供的知識內容和結構看,我國的高等教育沒有很好地提供現代知識體系,主要表現在:首先,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高等教育提供的知識水平普遍較低,受教育者從事經濟活動的能力較低,很多畢業生都只能紙上談兵,基本沒有實際操作的經驗和能力。其次,我國高等教育專業和課程設置比較盲目,專業趨同現象嚴重,提供的知識結構不合理,傳授的知識比較陳舊,高校的教育內容與社會需求之間存在一定的偏差,也就是畢業生的能力與用人單位的需求之間存在差異。
2.教育體制不合理。我國高等教育是文憑教育機制,這會使受教育者只是為了獲得文憑或者分數,而不是為了獲得知識,也就扭曲了高等教育傳播知識的作用。另外,我國大量的人才外流使得受教育者的知識不能在我國得到有效利用,使我國比較缺乏的發展資源更加稀缺,這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很大。我國教育體制存在問題,對受教育者的學習動機也產生了不良的影響。如今,我國一些大學生把追求文憑作為學習的主要動機,在學習期間缺乏追求知識的動力和壓力。再加上通信網絡的發展,特別是網絡游戲的發展,一些高校學生不能自控,整天沉迷于網絡游戲中,學習敷衍了事,甚至投機取巧,這也使得教育傳播知識的功能被弱化。
3.教師素質比較低。教師擔負著對廣大學生傳授知識、培養能力、完善素質的責任,其自身的素質狀況對于教育的效果有直接的影響。目前,我國高校中有很多教師并沒有掌握現代知識體系,或者雖然專業理論知識比較扎實,學術研究水平較高,但教學能力不強,教學的效果也不好。
三、促進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措施
高等教育要實現知識的傳播,促進知識的增長,從而縮小或者消除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知識差距。因此,高等教育發展的措施就是盡可能地把知識充分有效地傳播給新一代。
1.轉變觀念。教育是能力提高的重要途徑,它的目的是實現知識的有效傳播。信息社會經濟學認為應該首先轉變觀念,轉變西方經濟學對我們根深蒂固的影響,深刻認識到教育是提高知識文化素質最重要的手段,是消除我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知識差距的措施,而不是人力資本理論認為的人力資本投資問題,不能用成本收益比較機制來衡量。要清楚地認識到資本投入不是教育發展的決定因素,雖然投資越多對教育越有利,但并不代表投資越多教育效果越有效。教育所產生的效果主要應該取決于教育的體制、內容和結果等,資本投資只是起到輔助的作用。
2.教育體制改革。從知識傳播的角度看,高等教育要實現知識有效傳播,從而達到提高人的能力的作用,必須對高等教育發展的機制進行改進。我國高等教育機制屬于文憑教育機制,使教育不能充分有效地發揮其功能。因此,應設法建立素質教育機制,使高等教育更好地起到知識傳播的作用,培養受教育者的知識文化素質,提高動手操作能力,提高質量。同時,還應不斷深化教學改革,做到人才培養適應市場的需要。當然,還必須設法激勵受教育者追求知識的動力,讓他們有學習的壓力。
3.提高教師素質。教師的素質對于高等教育受教育者的影響比較直接,他們掌握發達的現代知識體系,對受教育者知識的傳播有很大的促進作用。對于我國高等教育來說,高校必須擁有厚基礎、強素質的高校師資隊伍,他們可以通過引進外國學者或者本國留學生,也可以通過我們國家自己培養。教師素質高,可以充分掌握發達的現代知識體系的教學水平。當然,這些也需要我國合理的教育體制、經濟運行機制的形成才能實現。
除此之外,合理的社會規范作為促進知識增長的激勵機制,對于高等教育的知識傳播也有不可忽視的作用。高等教育要順利實現其作用,教育的基礎設施和手段有助于其功能的充分發揮。因此,在強調教育體制、觀念、教師素質的同時不能忽視像社會規范、教育基礎設施等次要而必不可少的因素。
總之,對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大國來說,要實現經濟發展與知識增長,實現縮小或消除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教育是必不可少、不可替代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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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統計學； 社會經濟； 關系
1 統計學在社會經濟中的作用
統計學在社會經濟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1 為收集經濟數據提供必要的方法
現代經濟學的研究必須在定性分析的基礎上，建立經濟數量模型，開展定量分析。因此首先有必要收集必要的經濟數據。經濟統計學給出了各種經濟統計指標的科學定義和計算口徑，給出了具體收集各種指標的方法和途徑。離開了統計學的支撐，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能夠真實反映客觀世界的經濟數據。
1.2 為總結和提煉客觀經濟現象的數量變動規律提供方法
社會經濟的個別現象受多種復雜因素的影響，其中包括了相當多的偶然因素，只有通過統計的大量觀察法，才能從偶然中發現必然，總結出現象變動的數量特征。微觀經濟學中著名的恩格爾曲線（Engel’s curve）與宏觀經濟學中的菲利普斯曲線（Phillips curve） ，就是通過統計觀察發現數量特征的典型事例。
1.3 為檢驗經濟學理論的真實性和完善程度提供方法論基礎
任何經濟理論都只是相對真理，只能在特定的歷史階段較好地解釋某些經濟現實。因此需要人們利用經濟數據去檢驗這些理論是否能夠與實際情況相符。這種分析被稱為實證分析。實證分析所獲得的新知識常常為實質性學科的研究開辟新的領域，例如消費函數。
2 社會經濟統計研究成果的評價標準
美國著名統計學家Tukey1962年發表了題為“數據分析的未來”的長篇文章，論及對數理統計研究的評價標準。對分析數據工作有無直接作用。是否發明了新的統計方法或者將一些統計方法組合應用于新的領域。對分析數據工作有無間接作用。雖然未發明新的統計方法，但就學科的理論框架進行了有益的探討，為學科的發展、揭示新的方向或思路，或開辟新的研究分支和領域。如費歇在1921年發表的題為《理論統計學的數學基礎》和1925年發表的題為《點估計理論》的文章，雖則并末提出新的統計方法，但其中所提出的概念和理論框架，主導了以后許多年的數理統計學的研究思路影響延續至今。成果的數學水平。解決或推進有統計學背景的數學問題方面有獨到和創新之處。
對于社會經濟統計研究來說，衡量社會經濟統計研究成果也可以有類似的三個標準：
第一，經濟學標準。通過對經濟數據的分析，發現了新的經濟規律，或者是很好地論證和說明了某種經濟現象發展的趨勢和數量變動規律。
第二，對經濟數據分析工作的直接作用。提出了新的經濟指標及其核算方法、發明了新的分析方法或者是將產生于其他領域的方法成功地應用于經濟社會領域，或者是巧妙地結合運用已有的方法等等。
第三，對經濟數據分析工作的間接作用。雖然未提出新的方法，但就學科的理論框架進行有益的探討，為學科的發展、揭示新的方向或思路，或開辟新的研究分支和領域。關于大統計學科的討論等等，經濟統計領域大國民核算體系的提出等等也屬于類似的工作。
長期以來，我國的數理統計學界，采用發展純數學的方法去發展統計學，特別是在成果評價方面，重理論輕實用。這種“政策導向”使許多數理統計學者對實用問題不感興趣。研究內容流于空疏，無補于實際。
我國的經濟統計學界沒有很好地將現代統計方法應用于社會經濟領域，去得到一些非統計專業的經濟學者難以得到的很有參考價值的定量分析結論。因此，難于獲得社會的支持。使學科發展的“良性循環”無法形成。相當一部分經濟統計學論文的統計特色不夠鮮明，不會江統計學深入運用到社會經濟領域。與經濟學其他學科的研究沒有明顯的區別。個別論文甚至只有文字的論述或數學公式的推導，而很少統計方法與統計數據的應用。
3 統計學在社會經濟領域中的正確運用
3.1 堅持統計學的正確方向
對社會經濟進行研究時，需要應用通用的統計方法，但更重要的是要密切結合有關經濟理論，建立和完善以有關經濟現象為對象的特定的統計方法。因此，搞經濟統計時不能盲目照搬照抄西方經濟理論，而應該從我國國情出發，要密切結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需要，將研究適合經濟領域特有的統計方法作為研究的重點，同時積極參與重大社會經濟問題的研究，發揮經濟統計學的作用。
3.2 經濟研究最重要的是經濟思想而不是數學公式
不能以數學水平的高低來衡量經濟學家的水平，也不能以運用數學的多少和它的難易程度來作為評判經濟學論文質量高低的標準。我們在對社會經濟進行深入研究時，不能將簡單問題復雜化，不注意問題的實質和方法的適用條件，片面追求復雜的方法和復雜的模型。我們應該找的最佳的方法和手段來解決復雜問題。
3.3 重視社會經濟思想的運用
在肯定數學在經濟學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時，需要指出：經濟學不是數學。在經濟研究中，經濟思想是最重要的，數學和計量方法只是體現和執行經濟想法的工具。經濟學的主要領域是靠經濟學知識而不是數學取勝。
【參考文獻】
[1]陳希孺：數理統計學及其與社會經濟統計學的關系[J].中國統計，2001年第7期。
中圖分類號：F0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11-0216-02
《經濟行動與社會結構：嵌入性問題》一文發表于1985年美國社會學雜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本文的作者馬克·格蘭諾維特曾在哈佛接受社會學的研究生教育，師從社會網分析奠基人之一的哈里森·懷特，一直致力于以社會網理論建構起來的新經濟社會學與經濟學進行對話。
《經濟行動與社會結構：嵌入性問題》一文在與經濟學對話，尤其是與新制度經濟學大家、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獲獎者奧利弗·E·威廉姆森對話。通過對話，作者提出了“嵌入性”這一新經濟社會學的核心概念。
在該文中，格蘭諾維特首先批判了社會學傳統中的“過度社會化”和古典、新古典經濟學中的“低度社會化”兩個問題。格蘭諾維特引用丹尼斯·羅恩的觀點，指出在社會學中存在人被視為對他人意見過于敏感且完全屈從于經由社會化過程內化的共有的價值與規范體系，即過度社會化問題。而經濟學中則存在低度社會化傾向，認為生產、分配與消費行為完全不受社會關系與社會結構的影響。格蘭諾維特對兩種傾向分析的結論雖然表面看來截然不同、相互對立，但卻有著驚人的共同點：均以社會性孤立的行動者作為行動與決定的中心，即將行動者孤立于實時的社會情境之外。過度社會化的孤立是由于機械化了社會對個人行為的影響，假定個人的社會屬性或范疇一旦已知，其行為方式也就被決定了。在文章中，格蘭諾維特將過度社會化中的“社會”與自然神論者的上帝相類比，來形容這種情況下社會所擁有的強大的決定性力量。而經濟學家不是完全不考慮社會關系，就是將其定型化、一般化。①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格蘭諾維特提出了嵌入性（即嵌入性）的觀點。他認為，行動者既不是像原子一樣游離在社會網絡之外，也不會奴隸般地依附于其所屬的社會類別賦予其的角色。人們具有目的性的行動企圖實際是嵌在真實的、正在運作的社會關系系統之中的。
最后，格蘭諾維特通過與威廉姆森、霍布斯以及古典經濟學的對話，針對信任和欺詐、“市場抑或科層”兩個問題論證了其提出的“嵌入性”這一理論。
“嵌入性”這一概念的提出在社會學界、經濟學界均引起了軒然大波，引發了一場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大討論大結合，新經濟社會學學派由此興起。針對格蘭諾維特《經濟行動與社會結構：嵌入性問題》一文，筆者對“嵌入性”這一理論做了如下梳理與思考。
一、嵌入性理論對于信任與欺詐的解釋
威廉姆森發現，經濟學往往假設人們是以相當溫和的手段追求自我利益，規避了霍布斯命題。而現實的經濟活動中，往往“以騙術追求自我利益；善于偽裝掩飾的人更易于找到交易利益”。經濟學對這一問題有兩個解釋：
1.低度社會化的新制度經濟學的主張。他們使用新古典經濟學的觀點來解釋社會制度的形成，認為制度的形成即為解決經濟問題?！懊恳粋€演化中的經濟問題必有一個社會制度來解決它?！币虼耍瑫幸粋€相應的聰明的制度被設計出來以提高欺詐的成本，取代信任本身，解決欺詐問題。格蘭諾維特對這一解決方式的批判是：制度的設計不是產生信任而是取代信任。因此就會導致霍布斯所說的自然狀態，即有理性的人會想盡一切辦法鉆制度的漏洞。筆者認為，當一個制度設計出來使欺詐的成本變得很高的時候，人們會推論認為理性的他人考慮到成本不會采取欺詐行為，因此而產生一種新的信任。只是信任的對象不再是他人而是制度。但是其信任的前提是制度要足夠“聰明”。
2.過度社會化的“普遍道德”。這一觀點認為，社會會漸漸演化出來某些類型的隱性契約使人們尊重他人。這些契約即使不是一個社會能夠存在的基礎，至少也對社會有效率的運作貢獻良多。格蘭諾維特對這一理論的批判認為，道德的約束不是無時無刻的，也不是理所當然的。他舉了一個例子說，一個理智人在離家很遠的餐廳吃飯時如果付了大額的小費，在雙方過去不認識也不太會再發生一次交易并且交易內容不太會傳揚出去的情況下，除非發生暴力或欺詐事件上述情況不可能發生。
相對于上述兩種解決方式，格蘭諾維特提出了嵌入性的理論強調具體的關系以及關系結構，即網絡能產生信任防止欺詐。這一觀點是建立在如下的假定之上的：（1）每個人都喜歡與信譽良好的人打交道。（2）人們往往尋求比“不欺詐”更好的關于他人名譽的信息。格蘭諾維特利用布朗提出的著名的“N名囚徒困境”博弈論來證明其觀點。他舉了其經典的戲院失火會發生推擠踩踏事件，而家中失火則不會，正是因為大家相互信任，認為他人的行為是可預測的，所以沒有囚徒困境。因此，是社會關系而不是制度安排或普遍道德能在經濟生活中產生信任。
二、嵌入性理論對于“市場抑或科層”問題的解釋
威廉姆森《市場及科層》提出了“市場抑或科層”問題：在什么情況下經濟功能會在公司界線內執行，又在什么情況下會越界交給市場。威廉姆森本人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是：在任何情況下組織都以最有效率地處理經濟交易為原則。因此，那些經常發生的、結果不確定的、有需要特殊投資的交易較可能會留在科層組織內；那些直截了當、不常重復又不需要特別投資的交易較可能在公司間進行。威廉姆森對其原因的解釋有兩個：（1）“有限理性”，即將復雜的交易內部化可以降低交易成本；（2）訴求于權威關系以馴服機會主義。
格蘭諾維特認為，威廉姆森的分析“混合了《利維坦》一書中相同的過度與低度社會化的觀點。公司內科層權力的效能被過度強調了。就好像霍布斯過度社會化觀點下的國家。”“市場”則類似于霍布斯的自然狀態?！本唧w來說，他從三個方面對威廉姆森的相關理論提出了有力的批判：
1.格蘭諾維特指出，威廉姆森割裂了商業關系和社會關系，而實際上兩者密不可分。格蘭諾維特引用馬考利的研究，證明組織之間的經濟來往亦具有穩定性，除非迫不得已不會使用訴訟解決糾紛?！按蠹以趨f調的時候都不喜歡談到威脅要上法院。如一個商人所說‘如果你讓律師和會計師站在一邊涼快，你可以解決任何爭端。他們完全不了解商場上讓東取西的藝術”?！白C據一致顯示要有一些 ‘震撼’才會動搖公司的采買政策，使他不再重復地向一家或少數幾家供貨商下訂單”。
2.格蘭諾維特認為，威廉姆森忽略了組織之間亦存在廣泛而多樣性的社會互動網絡，這也是信息傳遞的有效途徑。
3.格蘭諾維特批評威廉姆森高估了組織內科層力量的效率。格蘭諾維特引用道爾頓的《經理之人》描述的中集體欺詐行為以證明組織雖然被“設計成完全與由社會網而來的集體行動毫不相干”，但是“當人員流動低的時候，職務之間的關系會增加私人色彩的內涵，最后會改造關系網絡而改變組織的方向”（James Lincoln，1982）。在這一批判的最后，格蘭諾維特做了一個簡短的總結：“市場交易內化成為公司內的交易，的確可以較好地處理復雜而特殊的交易，但卻不能明確的認定科層組織就是主要的原因。或許交易內化的主要效果是提供一個焦點，給一個緊密連帶的社會關系網絡?！惫P者認為，這一結論與其之前的批判論證相左。在格蘭諾維特對道爾頓研究進行解釋時，指出其之所以出現集體欺詐行為正是由于關系網絡對組織的滲透和改變。一方面認為關系網絡是交易內化的原因，一方面又認為關系網絡會導致組織內交易行為效率的下降甚至失效。
三、結論
威廉姆森讓復雜經濟活動由科層整合的組織處理來解釋經濟生活中“機會主義”與欺詐的防止及合作與秩序的普遍存在。而格蘭諾維特則認為，秩序或者失序、誠實或欺詐與關系結構有關，與組織形態則較少關聯。一筆交易是會留在市場還是垂直整合進公司內，要看其他條件。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社會網帶來的是沖突、失序、機會主義或欺詐時，交易就有要垂直整合入公司中的壓力。反之有一個穩定的網絡來處理復雜交易并產生了公司間標準行為模式，就不存在這樣的壓力了。
在批判威廉姆森的觀點時，格蘭諾維特 一直注意將自己的理論與功能主義和進化論撇清關系。譬如，在論證社會關系能在經濟生活中產生信任時，格蘭諾維特也分析了網絡的局限性以強調其不是樂觀的功能主義，以關系網絡取代道德或制度執行了維持社會秩序的功能。
四、筆者思考
在本文中格蘭諾維特在與威廉姆森的對話過程中提出了自己的理論假設和命題。總體來說，筆者認為，其理論是將社會網分析與制度分析相結合、將社會學與經濟學相結合的典范，為后人提出了一個很好的研究切入點。譬如，他運用情境解釋的范式對經濟學理性人的假定做了捍衛，認為對分析者而言看似非理性的行為如果把情境限制尤其是嵌入性問題考慮進去仍可能是有意義的。因此，筆者認為，“嵌入性”這一概念不僅僅是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范式，更是一種分析社會經濟問題的新工具。
參考文獻：
構筑社會經濟統計學學科體系，決不是簡單地將社會經濟統計學的許多分支任意增減排列，而是探索社會經濟統計學各rl科學之間科學的有機構成。研究社會經濟統計學學科體系，在某種意義上就是社會經濟統計學科體系分類研究。分類本身就是科學研究中的一項重要工作，許多學科本身就是分類學，分類是這些學科的主要目標，如動物分類學，植物分類學等。大多數學科，在某個層次上完成分也是一項重要的成果或突破，如作為19世紀化學最大成就的元素(或原子)的分類及晶體的分類，20世紀基本粒子的分類等。在三結‘構數學中，主要目標也是分類，例如，1981年有限單群分類的完成是抽象代數的最大成就之一。
社會經濟統計學已經發展成為一個門類繁多，結構復雜的知識系統，在這個知:識系統中，學科之間、知識單元之間、方法之間將呈現一種結構關系，形成不同層次的結構系統，具有不同的功能。對這種復雜的知識系統進行科學的歸類，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是必要的。
二、研究杜會經濟統計學學科休系的原則
本課題研究社會經濟統計學學科體系的原則是:
1.整體性。建立的學科體系以“研究社會經濟現象的統計方法”這一屬性為r標準劃定的全部對象為總體范圍。
2.層次性。社會經濟統計學是多層次的交叉學科，劃分層次使得社會經濟統計學作為方法論滿足不同層次的需要，為課程設置提供依據。
3.統一性。社會經濟統計學是一門完整的科學，有別于一門科學或兩t1科學的觀點。
4。排斤性和吸納性。社會經濟統計學學科體系既能明確劃分各學科的差異，又能融合各學科的共性。
三、杜會經濟統計科學與學科、學派三者之間的關系。
1.社會經濟統計科學。社會經濟統計學的矛盾的特殊性本p其研究對象、性質等是長期發展確定的，形成對數量特征進行觀察研究的方法論科學。
2.社會經濟統計學科。社會經濟統計學科也有兩層涵義:第一是長期的發展中形成的社會經濟統計學的分支，這是通常意義上的社會經濟統計學科觀，第二是指圍繞某一培養目標形成的統計課程，如工業統計學，農業統計學等。所謂體系則是由若干有關事物互相聯系，互相制約而構成的一個整體，相應的，社會經濟統計學科體系是社會經濟統計學科分支體系和課程體系的共同體，兩者之間也有互柑制約和聯系。
3.社會經濟統計學派。學派是指一門學間中由于師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別:學派對科學的發展起著積極的推動作用。統計歷史上政治算術學派與國勢學派之間的學術爭論確立了統計學的科學命名和統計學是關于現象數量關系的內涵規定。同時，統計學派的學術爭論使得統計學科不斷地發生分立和合并。社會經濟統計學派與數理統計學派、社會統計學派是現代稱化統計時期的三大派別。
社會經濟統計學科體系的建立和完善是內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內因是統計科學的自身發展規律和不同學派的爭論，其外因是統計活動包括統計工作和統計教學，它們為統計學科的發展提出客觀要求，推動學科的分立與合并。為了科學建立我國社會經濟統計學科體系，有必要回顧國外統計學學科體系和我國統計學學科體系的發展。
四、國外統計學科體系的演進
統計實踐活動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早己存在，而統計科學和學科體系的創立則始于資本主義社會。十七世紀中葉，資本主義在歐洲主要國家有所發展，對統計工作提誰出了新要求。一些學者紛紛著書立說對此進行研究，進而形成不同的學派。統計實踐的發展和統計學派之間的爭論，推動了統計學科體系的逐步建立。按照發展階段不同，我們將統計學分為古典統計學、近代統計學和現代統計學，在每個階段，由于研究的對象和方法各異，統計學由不同的學科體系構成。
1.古典統計學學科體系
古典統計學，系指十七世紀中葉至十八世紀中葉的統計學，是統計學的初創階段，由于它尚未從一些實質性科學(如政治學、經濟學、人口學等)獨立出來，因此它在內容體系和啟研究方法上不甚完善。其學科體系由不完善的古典經濟統計學、古典人口統計學和國勢學等學科所構成。
古典經濟統計學由政治算未派中的經濟統計學派所創立，主要人物為英國的配第、金氏和達芬南，并以配第的《政治算術》為代表作。在此書中，配第最先提出采用數字、重量和尺度來分析社會經濟現象及其相關關系，同時還提出了兒乎與現代統計相同的計量方法、分組方法和推算方法。但這部著作把對社會經濟現象的抽象分析和從數量上的實證研究交織在一起，是政治經濟與統計學尚未分化前的狀態，因此，《政治算術》還不能視為一部完整意義的經濟統計學著作。受配第的影響，金氏進一步研究了分組法和估計法，編制了英國各社會集團的收入平衡表，達芬特提出了根據社會經濟現象的相似性和內在聯系進行估計和推斷的思想，這些為古典統計學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古典人口統計學為政治算術學派中的人口統計學派所建立，代表人物格朗特、哈利和蘇斯密爾希。格朗特在《關于死亡表的自然與政治觀察》一書中，提出了至今仍有重要影響的有關人口統計的概念、分組方法、估計方法等，證實了出生、死亡、男女性比例等現象的變動存有一定的規律性，編制了第一張生命統計表。受格朗特的影響，哈利編制了著名的“哈利生命統計表”，用以人口推算人壽保險金。蘇斯密爾希首次提出了大量觀察法在社會經濟研究中的應用，證實了大數定律的存在。這些人口統計理論與方法，構成了古典人口統計學的內容。
國勢學為十七世紀中葉的德國國勢學派所創建。早期的國勢學派(記述學派)代表人物有康令、阿亨瓦爾、施廖采爾等，‘他們的國勢學，僅采用記述的方式，羅列各國的重要社會經濟情況，不具有現代統計學的特點，他們的貢獻，僅在于阿亨瓦爾將國勢學改名為統計學，確定統計學這門科學的名稱。后期的國勢學派(表式學派)代表人物，有安杰生、克羅姆、海伯納等人，他們的國勢學從政治算術中吸取營養，以計量為主，采用數列或圖表表示國家的顯著事項。顯示了國勢學派與政治算術學派的綜合，并成為各國政府統計的代表。
綜上所述，.古典統計學實際上是萌芽階段的社會經濟統計學，或者說，統計學產生是以社會經濟統計學的面目出現的。它從數量方面研究社會經濟現象，學科發展以合為主，學科體系層次簡單。
2.近代統計學學科體系
近代統計學，系指十八世紀中葉至十九世紀中葉的統計學。在這一時期，資產階級政府統計機關和民間調查機構紛紛建立，定期公布統計數字，統計工作從一般的政治管理擴展到社會經濟活動各個領域，出現了各-種專業統計，統計學派的爭論和統計刊物的出版，共同促使了統計學科發生分化。近代統計學學科體系由近代經濟統計學、近代人口統計學和道德統計學科構成，學科發展以分化為主要特征。
近代經濟統計學是沿著配第一達芬特開拓的道路發展起來的，由于研究范圍的擴大和研究問題的專門化，使經濟統計學發生分化。十九世紀末，重農主義思潮的興起，對農業的高度重視，使農業統計得以建立，拉瓦錫的《農產量統計》就是其代表作。十九世紀初，資本主義工商業迅速發展，為解決工商業中出現的間題，需要收集資料從數量方面加以研究，工商業統計也應運而生。同時航運業和國際貿易的發展、工人運動的興起使得航運統計、貿易統計和勞工統計有不同程度的發展。一十招九世紀以后，人們對物價的變動甚為關心，一些學者不僅編制出各種物價指數，而對物價指數的計算方法進行了深入研究，創立了物價統計。
近代人口統計學是沿著格朗特一哈利開拓的道路發展起來的，并由最初的生命統計向保險統計、衛生統計或醫療統計方向發展。隨著人壽保險事業.的發展，對科學的生命表的需要日益迫切，哈利生命表雖為當時保險機構所惜重，但仍存在許多缺點，引起了一些學者對生命統計和保險統計原理的進一步研究，貢獻最大者首推英國的米爾思，他著《論年金和人壽保險價值及生存者》，編出了著名的生命的統計表一一“卡萊爾表”，奠定了保險統計學的基礎。由于生命的長短與醫療或衛生有一定的關系，所以生命統計向衛生或醫療統計發展是合乎邏輯的。路易斯、格里芬、維勒米和蓋伊等人對此作出了顯著貢獻。隨著研究問題的深入和新的統計方法的出現，人口統計學在分化的同時，一也由靜態向動態方向發展，凱特勒就通過靜態的研究，揭示了“人的出生、發展和死亡是服從一定規律的”(統計規律)從而使人口統計學趨于完整?！暗赖陆y計”和“道德統計學”之名最早由法國的格雷提出并使用，但在此間題上最有成就的當數比利時的凱特勒。他在《犯罪傾向》、《社會物理學》等著作中，研究犯罪統計、犯罪動態及其原因并認為犯罪現象同人口現象一樣，存在著某種規律性(統計規律性)，馬克思對他的成就曾予以肯定。
需要指出的是，在凱特勒之前，無論是人口統計還是經濟統計，嚴格意義上講，還不能算為“學”。凱特勒把概率論廣泛地引入社會經濟研究之中，實現了政治算術學意義的統計學和國勢學中表式學派的統計思想與概率論的綜合，才使統計學真正成為科學意義上的統計學。凱特勒被視為“近代統計學之父”。
3?，F代統計學學科體系
現代統計學，是指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中葉的統計學，由于概率論的引入，使統計學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統計學科進一步分化與綜合、學科體系日益健全和完善，現代統計學已成為一種多門類、多層次的科學。
(1)數理統計學及其分支學科體系。自凱特勒將概率論正式引入統計學以后，一些學者遵循他的《論數學與統計的關系》和《社會物理學》等著作的觀點，側重吸收他的研究方法，使概率論在自然和社會現象研究中得到進一步應用，并發展為一門通用方法論學科，即數理統計學，這門學科的命名最早由威梯斯坦確定并推廣使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數理統計表現為描述統計學，由舊數理統計學派所創建。本世紀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數理統計表現為推斷統計學，由新數理統計學派所創建。需要指出的是，新數理統計學派，不承認社會統計學是一門現代統計學科，認為社會經濟統計學是政府統計工作的總結或者說數理統計學在社會經濟研究中的應用，同時他們“計量不計質”觀點，也是今天“通用方論法”的來源之一，成為研究社會經濟現象的一大弊端。
(2)西方社會統計學學科體系。十九世紀中葉至本世紀二十年代的西方社會統計學(簡稱社會統計學)由舊社會統計學派所創建，代表人物有克尼斯、恩格爾、梅爾等人。這門學科的產生先于數理統計學，而正式命名則遲于后者。因為早期的統計學都是研究社會現象的，沒有必要在“統計學”前面冠以“社會”字樣，正是由于數理統計學的出現，為了以示區別，才給原有各統計學科加上一個概括性的名稱一一“社會統計學”。這一名詞由納普最先提出，由凱爾作為專用書名使用。社會統計學的的研究對象為國家、社會動靜集團現象的數量方面，研究法限于大量觀察法，研究的目的在于通過數量關系探索國家、社會動靜集團現象的統計規律性，包括狀態規律、頻率規律、發展規律和相關規律等，研究范圍包括政治統計、經濟統計、人口統計、道德統計、消費統計等，實現對近代統計學各學科的綜合，在本世紀二十年代以前，與數理統計學相比，社會統計學在統計學學科體系中居優勢地位。
(3)社會經濟統計學學科體系。社會經濟統計學是十月革命勝利以后，在哲學和政治經濟學指導下，經過列寧和斯大林對國家的統計組織和統計實踐作出重大變革后，在對社會統計學(舊社會統計學派的統計學)批判地繼承基礎上，逐步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其性質為一門“獨立的社會科學”，其研究對象為在質與量的辨證統一中研究大量社會經濟現象的數量方面，研究方法除繼承社會統計學的大量觀察法外，還提出了分組法和綜合指標法，并認為在某些特殊情況下，還可以有效地運用數理統計方法。作為國家管理和對社會經濟生活進行有效服務和監督的重要手段，以及用以制定和檢查計劃的基礎。統計工作在前蘇聯受到空前的重視，社會經濟也有較大發展，已成為門類齊義、系統完整的現代統計學科，并與數理統計相對立。
五、我國統計學學科體系探索軌跡
建國以來，我國對統計學學科體系的認識，大致可歸納為如下四個方面。
1?！皵道硇汀苯y計學科體系
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現代統計學是以概率論為基礎的數理統計學，是以分析客觀大量現象數量關系與變化、研究客觀大量現象中受概率論支配的客觀規律性，’其在學科歸屬上，應當是數學學科體系的一個分支，屬于應用數學學科體系范疇，在學科性質上應是一門唯一的、可用于社會與自然等各個領域的通用的統計學。這種人還認為，隨著數理統計方法在社會、經濟、生物、化學等各種領域中的廣泛應用，并按各領域分別加以分析與總結，從而形成了按具體領域分類的應用數理統計學，即社會統計學、經濟統計學、生物統計學等;同時指出，應用數理統計方法所形成社會統計學、經濟統計學等，與在蘇聯統計理論指導下所建立的“經濟統計學”、“社會統計學”等完全兩回事，前者是為社會與經濟研究用的數理統計方法，而不是指標解釋與經驗總結，而后者僅僅是指標羅列、指標解釋與經驗總結等。
2。t’4旨標型”統計學科體系
持這種觀點的人主要受1954年3月前蘇聯科學院、中央統計局和教育局聯合通過的決議影響，并在思想不開放的年代教條式的接受了決議中的有關精神。決議中認為:“統計學是一門社會科學，它研究大量社會現象的數量方法?！y計學的理論基礎是歷史唯物主義和政治經濟學?！?《蘇聯百科辭典》“統計學”詞條)還認為數理統計學只屬于數學學科體系，即只承認社會經濟統計學才是唯一的統計學。
3.“指標加數理應用型”統計學科體系
持這種觀點的同志認為，統計學是一門橫向的、方法論科學，而不是單純的社會科學，認為“統計學本米就是同數學、計算分不開的，根本就不存在無數學和不計算的統計學?！當道砘铩當祵W’在外文中本是一個字，從嚴格的邏輯意義說，根本不應該在統計學上冠之以‘數理，一詞?！睆亩J為，單純的數理統計學只是數學的分支，但隨著數學(包括數理統計學)在工程技術、生物科學、化學、物理等領域中應用所形成的工程技術統計學、生物統計學等，已不再是數學的分支，而是以工程、生物現象等具體數量方法為研究對象的方法科學，屬于統計學范疇。于是，新的統計學學科體系便由“指標型”的社會經濟統計學學科體系與數理統計學往各具體領域中應用形成的生物統計學等所構成。我們稱這種體系為“指標加數理應用型”統計學學科體系，以區黝于“指標型”體系和“數理型”體系。
4.“綜合型”統計學科體系
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僅僅把數理統計看作是數學學科體系的一部分而不是統計學學科體系的一部分是錯誤的，僅僅把社會經濟統計學看作是唯一的統計學也是錯誤的，而把統計學說成是兩門也是不嚴謹的，統計學只有一門，它既包括社會科學中的統計學，又包括自然科學中的統計學，既包括社會經濟統計學，又包括數理統計學及其應用李科，即統計學的研究對象特征應包括:思維科學一一數理統計學及其分支學科，社會科學一一社會統計學及其分支學科，自然科學一一生物、氣象、物理、天文及環境統計學等。在這種思想指導下，認為統計學學科體系是由若干個層次或級別的多種統計學科所構成的“綜合型”一學科體系。
六、杜會經濟統計學學科體系框架
本課題構筑社會經濟統計學學科體系時，除遵循基本原則外，還著重考慮如下因素。
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的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將社會分化過程中的經濟因素視為造成社會分層的主要因素。換句話說，馬克思認為，對社會資源占有的不同從根本上決定著不同的人群歸屬于不同的階層。由于這種占有的不同，使市場在物質生產最大化的同時并不能實現各階層人員流動的最大化。一部分占有社會資源的人總可以在參與分配的過程中處于優勢地位，而那些不占有生產資料及生產要素的人，則不得不出賣勞動力來維持自己的生活。隨著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勞動力這種要素在參與分配的過程中越來越趨于劣勢，剩余價值在社會各個階層間的分配愈發趨于不平等，進而產生巨大的社會貧富差距。
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框架
李強教授（2011）在《社會分層十講》中，結合馬克思韋伯的三元分層理論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將判斷我國現階段社會分層的標準歸結為對三種社會資源占有的不同，即對組織資源，文化技術資源和經濟資源占有的不同。本文將繼續沿用李強教授所提出的社會分層標準劃分我國現階段的社會分層。另外，在此基礎上，用政治經濟學視角研究社會各階層間的流動。其關注點在于在使物質增長最大化而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同時，如何使社會資源能更公平地在社會成員間良好地分配，從而更好地促進人類自由而全面的發展。若這些社會資源在這些階層間實現相對較公平的分配，就意味著處于較低的階層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上升到較高階層，則社會流動是比較暢通的，反之則比較阻塞。這種以對社會資源占有的不同來作為分層標準、研究社會資源在各個階層間流動、來判斷社會流動是否通暢的研究視角便是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框架。
為了更好地測量和把握社會分層與流動的現狀，本文主要以國際標準職業社會經濟地位指數量表，以下簡稱ISEI量表作為主要測量工具。之所以使用ISEI量表作為主要測量工具，是因為此類量表將職業聲望，經濟收入等社會經濟指標綜合起來，從而可以更全面進而準確地測量我國一定時期內一定群體的社會地位及在社會中所占的比重大小及其變化。相對于政治經濟學而言，此類量表既考慮到其中占主導地位經濟因素，同時也兼顧到了其他社會因素，因而是一種可以廣泛通用的量表（李強，2011）。
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的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現狀
（一）我國現階段社會分層現狀
根據上文列舉的對三種社會資源占有的不同，可將我國現階段社會分為十大階層。這十大階層按照對三種資源占有的多少及對社會的影響大小排列為：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經理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商戶階層；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產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以及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階層。其中，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主要占有組織資源，經理階層占有文化資源或組織資源，私營企業主階層占有經濟資源，專業技術人員擁有文化技術資源，辦事人員階層擁有少量文化資源或組織資源，個體工商戶階層占有少量經濟資源，而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產業工人階層及農業勞動者階層則均占有很少的三種資源，而城鄉失業、半失業及無業者階層則基本不占有任何資源（李強，2011）。
根據對社會資源占有的不同而進行社會階層劃分，可以看出，占有社會資源多的階層處于社會的上層，而居于社會底層的階層占有的三種資源很少，甚至不占有三種資源，最終不得不回歸體力勞動維持其最基本的生存。這一方面佐證了政治經濟學的“對社會資源占有的不公是造成人與人之間差別的根源”的正確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勞動力要素現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在參與社會資源的分配過程中居于劣勢；而其他階層憑借對社會資源的占有，在參與分配的過程中處于優勢地位。伴隨著生產的發展和分工的細化，優勢會繼續擴大，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底部階層的人群向更高一級階層的自由流動。
那么，這十大階層在社會中所占的比重是多少，我國的社會結構呈現出何種形態，這種社會結構的變動趨勢是如何呢？李強教授在2005年將我國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與ISEI量表相結合，對我國社會分層及社會結構現狀做了許多深入的研究，具體研究數據呈現如表1。
由表1數據可以看到，2000年時我國社會各階層人數的大致分布概況。其中，23-25分組占全部就業者的64.2%，組成該分值的職業群體基本為普通農民，具體包括從事稻田、棚架等農作物的種植人員，農副產品加工人員，家禽家畜飼養人員及清潔工，以收垃圾為生者等?；旧鲜且院唵误w力勞動為生的農業勞動者階層。
29-32分組占全部就業者的9.8%，主要由依靠勞動力要素參與分配的初級產業工人、小個體工商戶階層以及商業服務階層構成。具體包括建筑工人、土石方施工工人、混凝土配置工人、地質勘探工及裝運搬運工等初級產業工人階層；小個體工商戶及商業服務人員等。這類群體相對于23-25分組而言，多為從農民而轉化來的農民工，其實際生活水平與農民相比無較大差異。
33-40分組占全部就業者總數的11.2%，主要由公路、道路、鐵路、水上等交通運輸人員，商業服務業普通營業員，餐飲業服務人員，機電產品裝配員等藍領工人階層組成，相對于初級工人而言，這類群體占有相對更多的社會資源，因而介于中產階層與藍領階層之間的位置。
43-45分組占全部就業者總數的2.9%，主要由辦事人員階層及個體工商戶階層構成。具體包括普通行政業務人員，辦公室職員，企業職員，護士，小學教師，推銷展銷及商業服務人員等。
65-69分組占全部就業者的4.5%，主要由掌握一定經濟、文化、技術資源的中產階層構成。具體包括從事生產、銷售、服務等各類企業的經理、負責人，科技專業人員，電子、電力、廣播、交通工程等技術人員，規劃設計人員，以及中等教育人員等構成，相應歸屬于專業技術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以及經理人員階層。
85-88分組占全部就業者的0.5%，主要由醫生、律師、銀行、證券企業經理等高級專業人員及黨群組織國家機關負責人等人員構成。歸屬于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及經理人員階層（李強，2011）。
通過上述可以看到，ISEI分值越高，其代表的人群所掌握的社會資源越多，反之則越少。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人群由于對社會資源占有的不同在社會中的實際地位也千差萬別。尤為突出的是居于劣勢的勞動力要素，集中分布在我國社會底部階層，體現出我國社會分層的尖銳現狀。李強教授及其課題組根據研究數據得出，2000年我國的社會結構呈現“倒丁字形”，社會底層所占比重過大，而中產階層比重嚴重不足，社會分化現象不容樂觀。如圖1所示。由圖1可以看出，我國2000年時社會結構呈現的“倒丁字形”結構分布，一定程度上呈現出我國嚴重的社會分化。64.2%的人群處于一個十分低的分值位置，反映出我國在2000年時的社會結構距離理想的“紡錘形”社會結構依然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完全依照市場這只“無形的手”調節社會資源在廣大人群中的分配，并不能從真正意義上解決絕大多數人的發展問題。這無疑是威脅我國社會經濟穩定與發展的巨大隱患，需要引起重視。
（二）我國現階段社會結構及社會流動現狀
李強教授及其課題組所用的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因而反映的是2000年之前的社會現狀。隨著時間的推移，如今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步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那么自2000年到現在，我國的社會結構及社會各階層間的流動又出現哪些新的情況呢？自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公布至今，國內鮮有以此視角為基礎，研究和分析我國的社會結構及社會各階層間的流動現狀。因此筆者從李強教授的研究成果出發，沿用李強教授的社會分層標準及分析測量工具ISEI量表，將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用ISEI量表進行測量和評分；用政治經濟學視角，從整體上把握2000年至今我國的社會結構變遷及社會各階層間的流動狀況。
所用數據為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16歲-64歲之間的抽樣統計數據。通過用ISEI量表測量與評分，結果如表2（詳細數據略）。
通過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分析，相對于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而言，23-25分組占總人口的比例由第五次普查數據的64.2%下降為第六次普查數據的56.32%；同比下降7.88%。29-32分組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由9.8%上升為12%，同比增長3%。33-40分組由過去的11.2%上升為15.8%，同比上升4.6%。43-45分組由過去的2.9%上升為5.86%，同比上升2.96%。65-69分組由過去的4.5%下降為3.17%，同比下降1.33%。85-88分組中，數據由過去的0.5%上升為0.67%，同比上升0.17%。按照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及ISEI測算的我國社會經濟地位結構圖如圖2所示。
由此可以發現自2000年至今的十多年時間中，我國“倒丁字形”的社會結構正在逐漸向著“紡錘形”社會結構緩慢地發展。具體表現為，從2000年至今，處于社會底層的農業勞動者階層比重不斷下降，而產業工人階層，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及個體工商業等階層的比重均有上漲，這說明，我國底部階層比重正在不斷減少，中產階層比重正在不斷上升，社會整體結構正在不斷向“紡錘形”社會結構緩慢發展。
然而，從整體上看，雖然十年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我國的社會結構有了明顯的進步，但是卻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我國“倒丁字形”的社會結構。最突出的特征仍是，社會底部階層所占比重過大，中產階層比重很小，社會資源在社會各階層間的的分配依然有待進一步的完善。一方面雖然底部階層的比重正在逐步減小，但其占總人口的比重仍然過大；56.32%農業勞動者階層意味著，我國至今仍有一半以上的人群處在23-25分的低分階層中。即使今后每十年均按照7.88%的比例下降，將這一群體的比重下降到合理水平還需要近四十年時間。另一方面，處于中間位置的中產階層比重遠遠小于合理的水平，并且增長速度還有待進一步加快。通過對比數據我們可以發現，43-45分組的比重同比增長了2.96%，但其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只有5.86%，加上廣大藍領階層及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這一比重也仍然不及總人口比重的四分之一，遠遠低于合理比重的要求。從這一點上來說，雖然我國現階段的社會發展取得了很多突出的成就，但我國現階段已然顯露階層固化的端倪，社會各階層間的流動雖然在不斷進行，但距理想的“紡錘形”社會結構依然還存在相當大的差距。這無疑會給未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及社會的穩定帶來嚴峻的挑戰。
關于我國現階段社會分層與流動現狀的建議與反思
政治經濟學認為，對社會資源占有的不同決定人群歸屬于不同的階層，因而保持良好的社會結構及社會流動的關鍵在于如何使社會資源在社會各階層間得到真正公平合理的分配。我國目前在很多領域存在社會資源分配嚴重不公的現狀，使我國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社會結構呈現出兩極分化的極端不平衡的格局。這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階層固化以及社會貧富差距的擴大。例如，我國的城市和農村之間存在著嚴重的社會資源分配不平衡現象，一方面，城市的發展要遠遠高于農村，城市生活的居民占有的社會資源要遠遠多于農民所占有的社會資源，城鄉之間收入分配存在著嚴重問題。另一方面，我國戶籍制度的存在，使農民由農村向城市流動的進程受到了極大地限制。即便農民可以進城打工，也只能處于次級勞動力市場；在福利、收入等方面遠遠低于城里人。從而使我國56.32%人群，至今依然被束縛在社會的最底層，社會問題屢見不鮮。因此，推動我國社會結構轉型，最關鍵的問題是如何使社會資源在各階層間得到合理公平的分配。政治經濟學認為，只有真正做到社會成員對社會資源占有的公平，才能從根本上消除社會各階層間的差距，實現社會各個成員間的真正平等。
由于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比較低以及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過分平均而得到的經驗教訓，使我們不可能在現階段的分配過程中達到絕對平均的理想狀態。因此，在一次分配中無法實現絕對的占有自由，那么就需要在二次分配的過程中更加注重公平。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分配過程中盡力做到機會公平、程序公平和結果公平，從而打破社會階層固化的尷尬現狀。這就要求政府要盡自己最大的努力為社會各階層向更高一層的流動掃清障礙。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有了極大程度的提高。然而，各類社會問題也隨之而來。社會貧富差距拉大，社會資源在各階層間的分配存在嚴重不公等問題日益成為每個中國人關注和討論的焦點。目前，中國的人均GDP即將突破4000美元大關，步入中等收入危機高發的危險門檻。中國能否解決好中等收入危機，將對我國能否順利建成小康社會有著重要的影響。采取有效措施推動社會資源在各階層間的公平合理的分配，加快我國社會結構的轉型迫在眉睫。因此，一個合理、公正、和諧的社會，一定是社會結構良好，社會資源分配公平，社會各階層間通暢流動，公平公正的社會。這不僅是筆者對未來中國發展的希望和追求，同時也是黨和國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經之路。
1.李強.社會分層十講[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2.李強.社會分層與社會空間領域的公平、公正[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 2012（1）
中圖分類號：F06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7685（2013）01-0122-03
社會生態學是研究人類社會的生態關系及其規律性的科學，它同研究動植物或微生物的生態關系的生態學實質上是相同或相通的：它們都有相近或相類的系統結構和功能，也都存在生態平衡與優化的系統狀態，等等。差異或區別在于：它們在進化的層次上有高低之分，而在系統的調控上則區別于是否存在意識的作用。煙臺大學葉峻教授新近推出的專著《社會生態學與協同發展論》一書（2012年9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建構起一門全新的復雜性學科——社會生態學，首創了一個嶄新的社會發展戰略——協同發展論?？梢韵嘈挪⑶移诖摃某霭姘l行是對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尤其是對我國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以及對于生態科學尤其是社會生態學、經濟科學尤其是生態經濟學、社會發展理論尤其是協同發展論等的進一步研究與發展，無疑都有著十分重要的社會現實意義和科學理論價值。
經濟是社會的基礎，這個命題已經成為當今社會的共識和基本規范?！渡鐣鷳B學與協同發展論》一書進一步揭示出社會經濟又以社會生態為最根本的基礎即根基。因為社會實踐已經一再表明并且證實，社會經濟的發生與發展完全取決于由人類主體及其環境客體所構成的社會生態系統的結構質量和功能效率。正因為如此，社會經濟的生產、消費等基本環節，統統都離不開社會生態系統的支撐與制約：如果沒有生態環境（無機環境、有機環境和社會環境）不斷供應原材料和能源，并且調配組合相關社會人才的話，哪怕是最簡單、最基本的社會產品或商品，都根本無法制造與生產出來；同樣地，如果沒有生態群體（經營者、銷售者和消費者）及時經銷和消費這些產品或商品的話，社會生產乃至整個社會經濟系統都將難以為繼。不言而喻，社會生態系統是整個人類社會大系統（包括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教育、科技、宗教等）生存與發展的根基。無論是經濟還是政治，無論是軍事還是文化，如果沒有社會生態系統為其根基的話，它們統統都將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顯然，社會生態根基論是對社會經濟基礎論的進一步豐富與深化，也是經濟基礎原理自身的與時俱進和時代創新。
不僅如此，在社會生態根基論的基礎上，《社會生態學與協同發展論》一書還提出了諸如“社會平等，必然以社會生態平等為基礎”，“社會公民的人權保障，必然以其社會生態權保障為基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必然以在社會生態面前人人平等為基礎”，“天賦人權，不啻就是天賦人社會生態權”，“構建和諧社會，必然以構建和諧社會生態為基礎”，“建設生態文明，必然以建設社會生態文明為基礎”等一系列全新的學術見解和社會理念，從而為包括經濟學特別是生態經濟學、政治學特別是生態政治學、軍事學特別是生態軍事學、社會學特別是生態社會學、法學特別是生態法學、哲學特別是生態哲學、倫理學特別是生態倫理學、美學特別是生態美學等在內的相關學科的科學研究，釋出了許多新的思維與信息。
遵循經濟是社會的基礎這種思維模式，過去我們總是由經濟論經濟，也由經濟論政治，還由經濟論社會的一切。現在，社會生態研究提示我們，今后應當從社會生態來討論社會經濟，再從社會生態及其經濟來討論社會政治，以及社會中的各種問題與矛盾，這樣才能及時找準問題的根源，由此而獲得事半功倍的最佳效果。如，面對當今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的分配不公、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等重大社會矛盾和問題，社會生態學揭示，所有這些社會問題與矛盾的實質或根源，統統都是由社會生態系統的失衡或紊亂造成的。要真正解決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維護人類社會的均衡發展，就必須從社會生態的根基上去著手解決。只有這樣，才能逐步實現分配公平公正、貧富相宜相濟、防治，并由此確保社會的和諧與安定，維持社會生態系統的平衡與優化。
過去我們對社會生產力的研究與論述，往往忽視生態環境在生產中的作用，即忽視了生態的生產力。所以，傳統的生產力概念是由勞動者（生產者）、勞動資料（生產工具）、勞動對象（土地、原材料等）、科學技術和管理等要素所組成。顯然，傳統的生產力概念突出地強調了人類社會對自然界的作用力，從根本上忽略了生態環境因素的力量及其對于人類社會的作用。由此，在引發和助長人類對自然界無休止地征服、改造和索取的同時，也導致自然環境不斷遭受污染和破壞，其結果是不僅加速了生態環境的急劇退化，而且招致自然界持續不斷地報復和懲罰人類。對此，學術界早就有人提出異議：傳統的社會生產力，“它把自然力量這部分生產力刪除了，剩下的只是半邊生產力；它在指導實踐活動時，造成了自然力的巨大破壞，說它是一種致殘生產力毫不過分。”（柯宗瑞，1991）為此，《社會生態學與協同發展論》一書指出，人類社會的生產力系統，必須將“自然生產力”或“生態生產力”包括其中；也就是說，一定要把自然生態環境對人類社會的作用力（自然力或生態力）納入生產力系統中來，即“生產力=生態生產力+社會生產力”。
二、社會經濟統計學所面對的機遇與挑戰分析
1.面對的機遇
（1）進一步明確和強化社會經濟統計學的學科地位。社會經濟統計學體系的構建，從根本上確立了一級學科的地位，并且在日后不斷深化完善過程中多發揮的作用也會越來越大。作為一門一級學科，社會經濟統計學是有著廣泛的數據和現實依據，在我國傳統的教育內容中早已經存在，只是由于其相關的知識涵蓋范圍被社會經濟學所包含，導致沒有成為一門一級學科，具體的研究內容也僅限于表面膚淺的研究，對實際的經濟發展促進作用不是很明顯。如今成為了一級學科后，社會統學的發展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促進，使得研究內容更加豐富，對經濟活動中的數據統計的結果所起到的作用也是與日俱增，為其發展奠定了現實基礎。
（2）彰顯社會統計學的學科特色。由于社會經濟統計學成為了一門一級學科，其相關的研究目標得到了具體的確定，相應的學科特色也得到了彰顯。社會經濟統計學的研究主要是社會經濟活動中的相應數據和指標，通過統計學的處理來為實際工作提供參考和指導，保證經濟發展處在一個健康有序的軌道中，推動整體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2.遇到的挑戰
（1）學科類別有待確定。社會經濟統計學所屬于的學科范疇目前還沒有形成一致的觀點，有些學者認為其研究的對象是社會經濟，那么理應屬于經濟學范疇，但是反方面的觀點是統計學基礎主要是運用統計原理進行分析，應該劃歸理學。相關的爭議導致學科內容和相關聯系還沒有明確確定，成為了學科發展所遇到的挑戰之一。
（2）課程機構問題。由于還未明確劃分所屬范圍，導致學科內容容易出現重理輕經濟的現象，理科課程占據了主體，而對經濟的研究停留在淺顯的層次，課程結構出現偏差，導致學生對發展方向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迷茫。
三、社會經濟統計學遵循的原則分析
1.遵循歷史發展軌跡
統計學最開始的發展是以統計人口、財產、土地等數據發展而
來的一門專業學科，其相應的歷史發展軌跡是統計學發展的主線，也是學科研究和發展的重要指向，社會經濟統計學在成為了一級學科之后，雖然研究的內容和運用的知識及方法較最初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不同，但是卻不妨礙社會經濟統計學的發展所需要遵循的歷史軌跡，其出現的差異只是時展的體現，并不能成為偏離發展軌跡的依據。
2.拓展學科的認知
社會經濟統計學研究的對象主要是社會經濟活動中的數據以及信息。數據的體現是有著現實依據，因此對社會經濟統計學的認知就不能脫離實際的研究對象而成為抽象的數據研究，其所需要遵照的實際就是社會經濟活動的方方面面，所以在實際的學科發展過程中需要拓展學科的認知，與理學進行嚴格地區分以形成自身的學科特色。
3.規律研究與方法研究并重發展
社會經濟統計學研究的實際經濟數據所揭示的社會發展規律是指導實際經濟發展的重要依據，但是也不能忽視方法的研究，對于經濟形勢的迅猛發展，相應的研究方法也會不斷被深化挖掘，實際的學科發展需要將雙方面有機的結合在一起來推動學科發展，防止出現單腿走路的現象，為經濟社會的發展提供準確科學的支持。
4.立足于中國實際的國情進行學科發展
一方面,中國的GDP總量已經居世界第二,名義上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另一方面,中國又正處于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瓶頸階段,可謂跋前躓后,動輒得咎。國內,在國家層面所取得的巨大經濟成果同時卻衍生出一個悖論,即“相對價值剝奪感”(relativedeprivation)(默頓,1968)反倒成為改革開放30多年之后諸多國人的認知,如住房、教育、醫療這三大民生問題,被民眾形象地比喻為“新三座大山”。簡言之,從經濟社會學角度審視,如果以“十二五”劃界,一定意義上,之前的中國經濟建設成果更多體現為經濟增長而不是經濟發展,即便是,也只是古典經濟學意義上的經濟發展,因為“經濟增長本身并不是目的,只是為人類謀福利的一種手段,而經濟發展是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質量、實現平等教育和社會包容性、保證平等的機會、減少人民的不安全感、解決腐敗和破壞環境等問題,確保高質量基本社會服務的全面惠及是達成發展目標最有效方式之一?！盵2](p.19)庫茲涅茨在論述不同于傳統的現代經濟增長時,論及了個中包含的結構性變化,如關于工業化、城市化、一國內各個集團相對經濟位置的變化以及產品在資本形成、居民消費與政府消費之間分配的變化等。[3](p.7)易言之,經濟增長只是經濟發展的一個環節,只是一個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隨著“十二五”的即將實施,一個社會經濟秩序新變遷時代也即將來臨,實現“經濟增長速度與結構質量效益相統一”已經成為當前經濟社會建設刻不容緩的任務,中央已提出了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戰略任務,強調從需求結構、產業結構、要素投入結構三個方面加以轉變,促進產業升級與經濟轉型,關注城鄉結構、地區結構、社會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事實上,在現有的經濟和社會轉型的進程中確實存在不少亟待解決的矛盾和問題,在經濟增長取得非凡成就的同時,必須注意到經濟發展在產業經濟結構升級方面所面臨的諸多約束(例如能源資源的約束、投資與消費失衡的約束、管理通脹預期的壓力加大等),社會建設的改善與加強亟待實施。
一、經濟學理解的經濟發展與社會學理解的經濟發展
與經濟學對經濟發展“窄”式理解不同,社會學對經濟發展是“寬”式理解。經濟學關于經濟發展概念的基本態度為A.C.庇古和C.克拉克等人所持的觀念,即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加視為經濟利增加的指標,是經濟的“進步”,是經濟活動的最主要的側面,乃至是經濟活動的最高指標,這種“進步”觀是基于存在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的假設之上的,然而,事實上,完全競爭的市場只不過是經典經濟學的一個理想假設,經濟學推崇的帕累托效率不能保證市場競爭導致的分配與一般意義上的公平概念相一致。[4](p.6)這種經濟發展“進步”觀其實是發展經濟學中對經濟增長的界定。因為,衡量經濟增長的主要指標指的是,隨著時間的變化一個國家的實際產出(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而經濟發展指的是,隨著時間的變化一個國家提高其生活水平的過程,是“質的改善”,二者是有重大區別的[5](p.342)。雖說發展經濟學對經濟發展理解較為寬泛,認為經濟發展既可以指量上的經濟增長,也可以指對“結構上的側面”(結構的調整)的分析,不過,“經濟增長絕不是經濟發展的最高或唯一的目標,經濟發展應當被視為涉及經濟與社會制度重新組合和定向的多維過程,即經濟發展是指除卻經濟增長的意義之外,還包括體制、社會與管理結構的變化,例如公民意識的興起成長等?！盵6](pp·55-58)相較經濟學對經濟發展的“增長”觀理解,在社會學中,對經濟發展的理解是一個整體,連帶社會發展的整體,健全的經濟發展離不開相應的社會發展,對經濟增長加入非經濟因素的思考是衡量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參考,缺失既定制度重大變革則談不上真正的經濟發展。經濟發展除了經濟增長與結構的調整以外,還應涵蓋包括制度、產業、管理等在內的社會經濟體制的轉型和重構,關注社會公平乃至人自身認知態度的變化(如關于“環境正義”的思考),即經濟發展為經濟增長加變革。經濟發展是一個非線性、多維度和動態的過程,這個過程涉及發展各個方面之間互動關系的系統性轉變,受制于一國特定的制度、社會文化和政治歷史,因此,要求在政策和制度上隨著時間的推移進行可預見的轉變。[7](pp·57-65)換句話說,社會學視野下的經濟發展主要是分析與經濟發展同時出現的社會變動的各個側面及其過程。而作為經濟發展前提條件的社會變動主要是指以契約的制度化為中心的社會制度結構的變化[8](p.271)。概言之,在經濟社會學中,經濟學理解的經濟發展與社會學理解的經濟發展存在著總體性側面的分野,其中之一即為經濟學分析的側面是效率,而社會學分析的側面是社會分化。
從社會學結構功能視角觀察,社會分化指的是社會結構系統不斷分解成新的社會要素與社會結構構成要素在既有功能上進行重新組合的過程,即同質性向異質性的轉化(homogeneitytoheterogeneity),且分割重組的各種社會關系最終形成新的結構,“當這些功能需要得不到充分有效的滿足時,就會對社會結構產生一種壓力,迫使社會創造出一種更為有效、更為分化的結構安排”(帕森斯,1964)。同時,社會學的功能主義也認為一定的社會不平等(社會分化)對于社會的正常運行是不可避免的,例如,新功能主義學者盧曼指出,一個特定的社會結構中總是存在不同成員之間的分化如果某一系統被劃分成多個地位高低不等的子系統,便可謂發生了層級分化。[9](pp·21-23)社會分化通?？珊w角色性分化(職能分化)與地位性分化(功能分化)兩大類別。本文指的是后者,即因為經濟社會政治關系的變動而導致社會成員在社會位置上的落差(等級位置或序列),此觀點符合艾森斯塔德關于“社會分化既是功能性的又是利益性的”論斷。[10](p.11)在中國現實情境中,雖說社會階級階層結構已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即從一個社會資源分配相對平均化的社會,變成了社會資源分配多樣化及其貧富分化的社會;從一個構成相對簡單的社會階級階層結構,演變為日趨復雜的、多元化的社會階層結構,[11](p.26)但是,也要看到超出社會特定時期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承受力的社會分化,往往依舊是導致社會不公平與形成各種社會沖突的主要根源,而對正處于經濟社會快速轉型的社會更是如此。在中國當前社會經濟轉型中,鑒于諸如“身份決定財富”的先賦性分化現象長期沒有得到有效扭轉,甚至有所擴大的這一趨勢背景,按照韋伯關于社會結構和分層研究的啟示,筆者認為,中國當前的社會分化(地位性分化)正在呈現為(經濟地位)財富分化、(政治地位)權力分化、(社會地位)聲望分化三大類型,且(經濟政治社會)強勢精英群體呈現出結盟傳承的跡象,而社會流動則呈現滯緩跡象。①多層分化的結構化趨勢已經成為我國當前經濟社會分化的主流態勢。[12](pp·81-87)于是,在經濟社會轉型的漩卷下,出現了另一個悖論,即經濟社會的參與體進一步多元化,利益關系日趨復雜化,一個多元經濟秩序正在形成之中,與此同時,社會分化程度卻在進一步拉大,尤其是在財富的配置方面。社會距離“橄欖型”建構尚有待時日。因此,對經濟社會秩序變遷中經濟發展測量指標的選取宜由現有的GDP至上時代轉向“后GDP”時代,轉向社會成員能夠“參與”和“共享”的“包容性增長”時代,注重“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分配公平”,即應更多關注實際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財富分配公允性),關注諸如人文發展指數(HDI)、國民幸福指數(GrossNationalHappiness,GNH)等非貨幣性指標,關注社會與個人權利增進與政府能力臻善,以實現經濟社會長久的可持續發展。唯此,這樣的經濟發展才具有積極意義。
三、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社會學思考
1·公民權利的臻善,從“福利”問題的社會學方針
談起經歷30多年的經濟快速發展,“有飯吃、有房住”如今已經不能再作為公民權利已充分實現的證據而津津樂道,況且“有房住”在目前尚是一個頗有爭議的論斷,即便如此,“有飯吃、有房住”也基本只是一種生物性需求的滿足,而不是社會性需求的滿足,社會性需求是基于“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訴求之上的,這種訴求的實現才是經濟發展的目標所在。而要實現此種訴求,公民權利的臻善是必不可少的。眾所皆知,公民權利是為公民所擁有、為政府所保障的合法權利。在福利國家的福利模式中,公民權利是核心,慈善福利為補充,其重點是探討財富的分配,并在探討過程中對于市場的原則和方式提出補充或者修正。[13](pp·6-12)因此,福利與公民權利是不分的。社會科學中對福利問題研究著墨最多的莫過于為經濟學了,帕累托、庇古、米賽斯、蘭格、阿羅,以及布坎南等都是這個領域的大家,再如,弗里德曼即曾指出“福利”應當涵蓋社會保障(socialsecurity)、住房津貼(housingsubsidies)、醫療保健(medicalcare)以及公共援助(publicassistance)等內容在內。不過,經濟學和社會學在對待“福利”問題的方針上存在兩大差別:[8](pp·341-346)其一體現在福利的個人滿足層次,經濟學認為,福利中的個人偏好是給定的與外在的;而社會學則認為,社會成員的偏好是在社會化過程中習得的,與社會結構及其過程化相聯系;其二體現在福利的社會最佳性層次,經濟學對此采取的是價值判斷式評價,用“消費者”(consumer’ssovereignty)作為社會福利函數(socialwelfarefunction)和用帕累托最佳性(Paretooptimality)作為經濟利函數(economicwelfarefunction)對福利的社會最佳性加以衡量;而社會學在福利的第二層次,即社會最佳性維度,則認為經濟學的方針欠缺其所提出的價值分析的實證性,社會學的結構功能分析則把價值因素看作社會結構的最本質的屬性,是經驗性意義上的“社會的相互行為”(socialinteraction)的穩定體系的構建,進而社會學對待福利問題的方針是把社會的主導性價值同該社會的結構聯系起來進行說明。于是,社會學對福利問題的處置可以細化為福利價值變遷與社會階層生活水準變化兩個維度。如果將這種變遷維度引入到國內福利問題的處置上,可以見到,在現有社會經濟轉型中的經濟發展而言,一個相對完善福利機制的建立與運轉是溝通上述經濟學視野的“效率論”與社會學視野的“分化論”的橋梁,是促進現時發展中效率與公平整合的黏合劑,易言之,社會學的福利觀追求以社會公平為基本準則,而有效充足的住房津貼、醫療保健、社會救助以及社會公共服務等的供給則原本是其題中之本意,且在對福利的需求、績效與公益三個維度的測量中[14](p.99),社會學的理解更多的是看重其中的公益性與公平性。于是,若以此社會學視野的福利觀去考察國內福利事業的演進,可以見到,一方面,在福利的實施路徑方面應鼓勵多樣化與試錯,政府主導、民間主導以及政府與民間合作等多種機制都值得探索嘗試,同時,宜逐步建立起包含規范性督查(行政司法力量為主體)與社會性督察(媒體與民間團體力量為主體)相結合的對福利實施進行有效監控的互動機制;另一方面,在新近的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中,福利機制的建制當逐步實現兩個過渡:一種過渡是從既有負福利、低福利時代逐步過渡到正福利、增福利時代,另一種過渡為從主要是服務于“體制內成員”時代過渡到廣泛服務于“社會成員”的時代。換言之,在新舊福利機制建制過渡中,福利問題的指導思想可以參考諸如著名福利理論家哈羅德.威倫斯基(HaroldWilensky)所提出的“剩余論”與“制度論”,①探索如何更有效地實現二者的結合,在效率之外如何更好關注個中的社會關懷與社會公平,例如,“剩余論”轉向“制度論”的擴展幅度。同時,鑒于中國威權政制的歷史與現實,政府的作用依然必不可少,而既有的具有經濟至上單一性的“法團主義”政府建制已無法滿足當前社會經濟轉型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需要,新的轉變應當趨向于社會管理與社會服務職能的社會建設型政府建制。
2·政府責任的臻善———以人為本,深入推進社會建設
正如前文述及,現時中國經濟發展模式中存在著不少的深層次矛盾與問題,如中國社科院的2008、2009、2010年《社會藍皮書》指出,我國既有經濟增長屬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外延式粗放型增長,經濟與社會發展不協調,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相對滯后,物價、看病、收入差距和失業成為最突出的社會問題。
同時,(2004年)因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已經占到GDP的3.05%,環境形勢十分嚴峻。其他諸如“維穩”壓力與內需不足等,不一而足。以“維穩”為例,發生在2010年從南到北綿延性的系列罷工事件及其他迭起不休的則足以令人深思:中國是否在走向拉美式“增長性貧困”。再以內需不足為例,雖說有效需求的不足縱然有國內經濟自身運行和周期變化的特性以及受國際經濟整體不景氣影響的原因,但是,不能不看到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體制上的種種原因,這是在建立和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因為制度的缺失或限制而出現或顯現出來的。顯然,再繼續依賴純經濟學視角重效率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可能難以長久為繼,未來,經濟結構重心必然轉向內需的擴大。但是,內需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卻是因消費不足而引起的,而收入和財富分配的嚴重失衡以及社會福利體系的不完備等問題是導致中國內需問題的相當重要的原因,在既有社會福利機制缺陷較明顯(如過于偏向于“體制內”社會成員)的情形下,內需社會的建立在于通過社會服務改革,建立起有效的社會保護機制,用社會保障來鼓勵居民消費,而擴大內需的關鍵在于此類社會建設的臻善。
社會建設的重要目標和內容是促進基本公共服務逐步均等化與制度化,使其可以作為公共品向全體公民提供,而不是既有的過于向“體制內”成員或強勢群體成員傾斜。不過,縱覽國內社會建設事業現狀可以發現,社會建設在總體上依然滯后于經濟發展,雖然社會主體的多元性、獨立性、選擇性有所增強,但社會建設遠不到位,經驗缺乏,人才也不足[15](p.8)。而問題解決的關鍵則是,一方面要盡快形成第二次轉型的基本思路,跳出經濟看經濟,注重政策與體制的協調配套,注重通過政府轉型促進存量改革,注重利用外部環境[16](p.67)。
中國政府能做的是,努力建設一個內需社會和建立一個有助于減少社會分化的公平的社會保障制度。社會權利如果不能實現,就沒有社會的凝聚力,穩定就沒有基礎。[17](p.39)另一方面,要適度培育公民社會,發揮傳媒糾錯機能,引入新的力量以建立有效的社會控制體系,并賦予民眾足夠的、實質性的權力,讓政府變成一個“可控”的對象,通過較強的社會力量校正地方政府及其官員的謀私傾向,使政府能夠公平地對待社會各群體,公正地調節社會各群體之間的關系,控制強勢群體的侵害行為,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概言之,在后國際金融危機時期,在國際經濟形勢尚存在較多不明確訊息時期,我國政府應履行的職責為深入推進社會建設改革。這種改革既要完善社會服務、保障公民權利及促進社會公正,又要提高國民收入,增加社會保障和福利在財政支出的比例,逐步扭轉現有的“國富民窮”局面,是謂之以“攘外必先安內”策略應對后國際金融危機時期國際經濟秩序的發展變遷,筆者這種認識是基于對市場導向的交易秩序建立與擴展有助于現時經濟社會秩序平穩轉型的理解。
3·構建以市場為導向的交易秩序,通向可提供有效服務的契約國家[18](pp·16-417)
中國經濟秩序正在經歷著一個從計劃和傳統的交易秩序邁向市場導向的交易秩序的轉型過程。這種市場導向的交易秩序的基礎是基于對相互權利尊重的普遍主義信任,為此,保護社會成員的權利法律與規制必須首先建立起來。市場導向的交易秩序不僅是一種可以最有效地利用社會成員的知識并賦予每個社會成員在所有方向上創造的自由的機制,而且是一種能不斷擴展的人類合作秩序[19](p.39)。該交易秩序包括市場交易秩序、企業內部交易秩序和國家內部交易秩序三種具體類型,且國家內部交易秩序是市場交易秩序和企業內部交易秩序不可或缺的基礎。合理國家內部交易秩序的建立需要走向一個可以提供有效服務的契約國家的轉化,即國家應當提供個人權利界定與保護、公正目標維持及增進集體理性和效率這三類基本的社會服務。其中,第一類社會服務是第二三類基本社會服務的前提條件,且公正目標維持包含于“秩序目標”結構的產生和作用中,在目標次序問題上,市場導向的交易秩序秉持公正目標優先論。
中圖分類號：C8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9）24-0003-02
一直以來，社會經濟統計學和數理統計學之間的關系都是我國統計學領域研究的重點?？v觀當前統計學領域當中，對兩者之間的關系主要分成兩種看法。其一，持“分”的態度，部分學者認為應該將社會經濟統計學和數理統計學分別按照各自的理論基礎、內容結構進行分割式的縱向發展。其二，持“合”的態度，很多學者認為應該將二者融為一體，通過相互借鑒、相互學習的形式，促進二者之間的和諧共處與進步，從而既可以用來對自然現象進行認知，又可以使其成為社會現象認知的工具，切實地便于人們更好地工作與學習，為統計工作帶來更多的便利，并揭示自然規律和社會現象。為了深入探究該問題，本文將針對社會經濟統計學和數理統計學的關系進行詳細的解析。
一、社會經濟統計學和數理統計學的概述
1.社會經濟統計學。社會統計學派的創始人是德國的經濟學家、統計學家克尼斯，早期主要代表人物有恩格爾、梅爾等人。他們的觀點融合了更早的國勢學派和政治算術學派，認為統計學在學科性質上是一門社會科學，是研究社會現象變動原因和規律性的實質性科學。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社會科學本身不斷地向細分化和定量化發展，社會統計學派為了提供更有效的整理、分析資料的方法，也日益重視方法論的研究。如今，社會經濟統計學分科包括農業統計、工業統計、人口統計、社會統計、金融統計、國民經濟核算等，是一門涉及范圍相對廣泛的學科。目前，社會經濟統計學活躍在社會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社會經濟統計學是以社會再生產理論為依據，研究國民經濟的生產、分配、流通、使用各環節的經濟運行和社會發展情況的科學[1]。社會經濟統計學主要針對社會經濟各項活動的相關規律內容進行詳細的研究，以反映出國民經濟運行當中的各種數量關系和數量規律。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和進步，為了能準確掌握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情況，社會經濟統計研究工作顯得更加重要。
2.數理統計學。數理統計學派的產生與概率論的發展緊密相關。瑞士數學家伯努利對大數定律的論證，法國數學家棣莫弗發現了正態分布的密度函數，以及顛覆經典統計學的貝葉斯理論等都極大地推動了數理統計學的理論發展。數理統計學是研究社會和自然界中大量隨機現象數量變化基本規律的一種方法，可分為描述統計和推斷統計。描述統計的主要任務是搜集資料，進行整理、分組，以計算各種特征指標，描述資料分布的集中趨勢、離中趨勢等。推斷統計則是在描述統計的基礎上，根據樣本資料對總體進行推斷和預測[2]。數理統計學在實際運用的層面上，涉及到的范圍極其廣泛，也是一門社會基礎性的學科。并且隨著計算機技術的不斷發展，使得數理統計在理論研究和應用方面也得到更深層次的發展。數理統計學可以切實有效地利用先進的數理統計知識，為行動和決策提供強大的數據依據。在各類社會問題的處理工作中，都可以通過數理統計學的手段，針對相關數據進行專業的分析和處理，以進行預先判斷并提供相關決策。
二、社會經濟統計學和數理統計學的關系
1.社會經濟統計學和數理統計學的聯系。統計學本身起源于對社會經濟問題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末期。在奴隸社會制度的早起，需要針對奴隸社會的人口數量以及土地進行丈量與統計，雖然只是簡單的登記和計數，但最初的社會經濟統計學可以說已經出現了萌芽。之后，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以及經濟的進步，人們開展了大量的社會經濟統計活動，在資本主義社會時期，社會經濟統計學的應用已經到達了一個巔峰。在資本主義環境之下，社會資源更加炙手可熱，社會分工更加明確。隨著人們社會實踐活動的展開，在實踐的過程中，社會經濟統計學的使用也更加成熟。早期的概率論所研究的問題基本都來自于當時比較泛濫的賭博活動。17—19世紀，不少數學家都對概率論的發展做出了貢獻。數理統計學隨著概率論的發展而迅速發展起來，雖然從時間上看，形成要晚于社會經濟統計學，但發展飛速。數理統計并非完全獨立于社會經濟統計，它是在統計學的發展階段中形成的一種分析數據的方法，社會經濟統計學在分析問題時同樣需要概率論與數理統計知識的支持。近代，數理統計學的發展勢頭迅猛，甚至有一些看法認為統計學幾乎就是數理統計學。然而社會經濟統計，作為對社會經濟現象的一種調查研究活動，在社會發展中絕對有其存在的意義。有學者提出，社會經濟統計學和數理統計學之間的關系與牛頓的力學和相對論力學的關系十分相似。相對論力學在接近光速時使用，而大多數情況是遠離光速的，此時使用牛頓力學既準確又方便，社會經濟統計學在描述變量時使用，數理統計學在描述隨機變量時使用[3]。隨機變量是隨機現象下的變量，變量與隨機變量的這種聯系揭示了在一定條件下，社會經濟統計學與數理統計學之間存在可以相互轉化的關系。
2.社會經濟統計學和數理統計學的相同之處。社會經濟統計學和數理統計學具有一定的相同點，都能夠有效地針對客觀的事物進行充分的統計，并且針對客觀事物的發展趨勢、發展規律進行研究。社會經濟統計學和數理統計學兩者在研究的方法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共通性，都能夠利用歸納、推理的研究手段分析問題，并針對問題提出相對客觀，且具有建設性的解決建議。學術界在對于數理統計學進行表述時，都明確地說明了數理統計學是對隨機現象的數量變化進行統計，并對研究對象進行規律性的研究和問題揭示。但是針對社會經濟統計學來說，學術界對其的界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異。一些學者認為，社會經濟統計學是獨立的社會學科，在應用的過程中，一般是將具體時間、具體地點、社會現象中所表現出的經濟活動內涵進行闡述，有效地揭示其數量表現以及規律特點。另一部分學術工作人員認為，社會經濟統計學應該被歸納到統計學當中，并在重大社會事件中詳細地分析出事物發展的規律。在經濟現象的積極引導之下，對數據進行收集、整理、分析[4]。從長期的社會實踐和社會發展的總體環境中來看，社會經濟統計學和數理統計學兩者的實際研究對象相同，并且兩者都能夠對統計規律進行詳細的分析和探究。兩者從研究對象的角度來看，都能夠將某一人、某一事物、某一項目作為研究對象。研究對象還可以針對部分進行劃分，分別是研究目標、研究客體，并能有效地分析出研究對象的客觀發展規律。
3.社會經濟統計學和數理統計學的不同之處。社會經濟統計學和數理統計學的區別與差異也是非常顯著的，其主要的差異有以下幾點：其一，社會經濟統計學和數理統計學兩者研究范圍不同。針對社會經濟統計學來說，一般是針對社會經濟現狀內容進行分析。針對數理統計來說，不僅可以對社會經濟現象進行分析，而且還可以有效地針對自然現象進行數據分析處理。相較于社會經濟統計學來說，數理統計學所涉及到的應用問題相對比較廣泛。社會統計學雖然研究范圍相對狹隘，但是社會經濟當中所涵蓋的內容非常廣泛。從廣義的層次上來說，社會經濟不僅涵蓋了人們的物質、精神、自然環境的再生產活動，而且社會經濟統計學當中的各項內容又存在相輔相成、不可分離的特點。所以，在社會經濟統計學在實際運用的過程中，還需要考慮到研究對象與物質、精神、自然環境等內容之間的關系[5]?？陀^來說，社會經濟統計學涉及到了人們日常生活的各個層次領域當中。而數理統計學一般是針對研究對象的自然現象進行研究，利用隨機現象的手段，結合研究對象的實際情況，預測和體現出隨機現象的可能性。其二，社會經濟統計學和數理統計學的理論基礎存在差異?？陀^來說，數理統計學的核心理論基礎內涵便是概率論、統計推斷理論。尤其是針對抽樣推斷來說，更是以概率論的大數法作為核心理論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