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02 15: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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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手機媒體的特點
1）手機媒體具有較強的移動性和即時傳播性。手機在當下是非常普及的生活日用品，甚至有影子媒體之稱，形容手機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并機不離身。另外，手機也能將時間以及空間限制打破，極大縮短新聞的時間差，打破新聞時空性，新聞媒體報道更快、更新的新目標正在實現。
2）手機媒體的個性化傳播和接受模式。因為終端存在固有接收方式的限制，傳統媒體要完全實現個性化定制，尚且存在一定的困難，但是手機媒體就能實現傳播分眾模式。在大數據基礎之上，手機媒體能對用戶以及信息進行進一步的分析和分類，使受眾能接收到自己想要知道，或者喜歡知道的媒體信息。
3）手機媒體的多形式化。手機媒體能將文字、音頻、圖片、網頁、視頻、影像、實時語音以及電子郵件等功能進行整合，使之呈現功能一體化，充分滿足受眾的各種功能，在手機媒體中能將同一種內容整合呈現出不同的形式，以此實現最大化的傳播效果。
3 手機媒體在新聞傳播學上的創新意義
1）手機媒體傳播格局的創新。新舊媒體在內容、形式上的融合進程，因為手機媒體的出現而得到了很大的進步和發展。在傳統媒體的基礎之上，手機等新興媒體在不斷的壯大；同時，傳統媒體也對新興媒體進行充分利用和整合，使之為己所用，加快了媒介融合進程。
2）手機媒體的信息傳播與接收方式的創新。隨著手機功能的不斷增加，大眾傳播成為手機媒體的一大功能。大眾傳播、人際傳播以及組織傳播被手機媒體融合為一體，也滲透著自我傳播。手機媒體既能實現先行方式傳播，還能實現非線性方式的點播以及下載，從而使異時性傳播和實時性傳播實現共存，受眾既可以通過手機媒體了解當前的新聞，又能了解過去的新聞。在手機媒體的傳播和接收中，受眾對信息的接受自主性以及選擇性在不斷的加強，人們可以進行信息的自由選擇、發送，能實現信息的及時互動性。受眾能通過手機媒體進行新聞、電影以及電視等各種多媒體節目信息的在線收看，還能將其與朋友分享，完成大眾傳播和人際傳播的全面對接。與互聯網連接的手機其互動性得到了有效的增強，因為其本身就較為注重互動性，能夠實現新聞信息傳播以及受眾的反饋。比如，人民日報在自己的微博上一條消息，關注人民日報的微博用戶就能接收到消息，沒有關注人民日報的用戶也能對其進行檢索，而且還能對微博進行評論以及轉發，這樣一來，就使用戶以及媒體的供給者之間的互動性得到極大的增強。
3）手機媒體新聞內容的創新。手機已經成為現代人必備的用品，新聞產品形態以及內容因為UGC而得到了極大的豐富，傳統媒體報紙也能通過手機報進行簡要報紙圖文內容的發送，也能將音視頻內容在手機網站上進行展示，還能將所要推送的內容通過手機App客戶端進行。另外，手機廣播也增加了和受眾溝通的渠道，能隨時通過手機廣播App客戶端進行廣播信號的接受，還能任意收聽各種網絡廣播電臺節目，同時也可以進行廣播微信公眾號的關注。而手機電視的創新和發展，其傳統的線性傳播方式缺點也得到了改進，能對電視直播進行隨時隨地的收看。傳統媒體已經打破了傳統新聞報道形式以及傳媒界原有的界限，各種傳播媒介的在不斷實現深度融合，當前的媒體進行全媒體運營中心的建立，也注重各方面資源的調度，受眾也能在全新聞形態產品的展現下，得到更為全面的感官體驗。手機網絡也經歷了2G、3G，到現在的4G，新聞信息的接收也因為移動互聯網以及手機媒體的發展越來越便捷，不斷出現自媒體全媒體等信息傳播渠道。用戶自制以及專業新聞生產共同承擔起了監視環境的社會責任。
4 手機媒體在新聞傳播學上的發展前景
手機媒體是目前為止所有媒體形式中最快捷、最方便、最具有普及行的媒體平臺，有著非常巨大的發展空間。隨著手機各項功能的多樣化和科技化，手機的媒體地位也逐漸得以體現?，F如今手機微博、手機博客、手機支付、手機視頻以及各種和生活息息相關的手機App讓人們的生活越來越便捷、越來越舒適，手機媒體儼然已成為了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于手機媒體的便捷性和及時性，使手機媒體在社會新聞的傳播中往往能夠搶先傳統媒體，在未來的發展中手機媒體必將成為新聞傳播的首選媒介，尤其是在重大自然災害預警和重大突發事件的處理等方面，這種需要第一時間讓大眾了解的新聞方面，手機媒體將更能體現它的價值所在。
與貴州省大眾傳媒和民族新聞傳播事業的發展相配合，貴州省應大力發展民族新聞傳播學，這也是與其大力發展文化旅游業的勢頭相互助長的。
一、大力發展民族新聞傳播學是貴州省文化旅游業的直接呼喚
貴州省之所以能將其文化旅游業做得象芝麻開花節節高一樣，是因為其作為一個多民族省份，具有豐富多彩、神秘獨特的少數民族原生態文化。依托這些得天獨厚的文化旅游資源，貴州省不斷推出精彩繽紛的文化節，慕名前來旅游的海內外朋友們絡繹不絕。例如：全國苗族侗族原生態文化中心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于2007年7月23日--8月3日成功舉辦了“中國·貴州·凱里原生態藝術節”，成了黃金暑期海內外游客關注的焦點。多元民族文化風情得到了絢爛的展示——凱里民族飲食文化節、施秉杉木河漂流節、雷山西江、郎德苗族吃新節、鎮遠古城文化節、黎平侗族喊天節、錦屏隆里古城舞龍節等文化旅游產品既展示了多姿多彩的原生態民族文化，又大大推動原生態民族文化資源優勢盡快轉化成為經濟優勢。
但這種經濟優勢的實現離不開大眾傳媒的巨大作用。倘若沒有大眾傳媒的報道和宣傳，貴州各少數民族及其原生態民族文化就失去了向大眾展現自我風采的平臺，所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這些豐富獨特的文化旅游資源跟以往的封閉狀態一樣，“藏在深閨人未識”，這樣的話，文化旅游業又從何談起！由此可見，大眾傳播媒介為貴州民族文化旅游資源搭建了一座通往市場的橋梁、也為海內外廣大游客認識貴州打開了一扇窗戶。通過大眾傳媒及時、精彩、有效的信息傳播，可讓國內外的受眾們盡情感受貴州各民族風采，從而吸引更多的國內外游客走進貴州。例如：在7月23日-8月3日的“中國·貴州·凱里原生態藝術節”中，海內外媒體100余家、記者400余名前來采訪報道，其中中央電視臺、日本《朝日新聞》、香港《大公報》等均是受眾面廣、影響力大、權威性高的知名媒體，它們從不同的角度記錄和報道這一大眾狂歡的民族文化藝術盛況，勢必讓更多的海內外人們欣賞到貴州黔東南獨特的生態風光和民間文化，“原生態文化中心”的形象也會因此而大名遠播。
依靠“民族文化→大眾傳媒報道→游客被吸引前來旅游”這一運轉模式，貴州省成功地提高了自己的民族文化旅游在國內外的知名度和美譽度--“貴州在全國知曉度排位已經從2004年底的26位上升到第10位，慕名到貴州旅游者絡繹不絕。”
大眾傳媒在貴州省文化旅游業的蓬勃發展中功不可沒，而為了更好地發揮其巨大的宣傳作用，從而進一步擴大貴州民族文化旅游的影響力，我們非得下大功夫研究民族新聞傳播學不可。只有把那些新近發生的與少數民族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等方面有關的新聞報道的規律掌握了，我們才能揚長避短，充分利用各種大眾傳播媒介為貴州民族文化旅游業“吶喊”、最大限度地讓它們發揮威力，從而讓貴州經濟盡塊地“飛”起來。一句話，現實呼喚著貴州去大力加強其民族新聞傳播學研究。
二、大力發展民族新聞傳播學是改變貴州省新聞傳播學研究力量薄弱的迫切需要
目前貴州省新聞傳播學研究力量相當薄弱。主是表現在以下3個方面：1. 研究機構缺乏。貴州省社會科學院身為貴州省綜合性社會科學研究機構，致力于探討富民興黔事業的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可到目前為止竟未設置新聞研究所，這與當前新聞傳播事業在貴州省經濟發展中的地位來說，根本不般配。就貴州省內高校而言，據粗略統計，目前只有貴州大學、貴州民族學院和貴州師范大學3所高校設有新聞學專業，其中貴州民族學院相關專業辦得最多、最齊全，在“文學與傳播學院”中辦有4個新聞學相關專業：新聞學、廣告學、廣播電視新聞學、廣播電視編導學，貴州師范大學次之，在“文學院”中辦有2個新聞學相關專業：廣播電視新聞學、播音與主持藝術專業，貴州大學僅辦有一個新聞學專業，歸屬于“人文學院”。這些新聞學專業均不“獨立”，歸并在其他學院之中，所以我們希望貴州省的高校有“新聞傳播學院”出現。除此之外，省內三所高校的新聞學專業還有一個特點：創辦歷史較短，是新專業。例如，貴州民族學院的新聞學創辦于2002年、廣播電視新聞學創辦于2001年，貴州師范大學的播音與主持藝術專業創辦于2006年--是最新的專業。新聞研究機構過少，遠遠不能滿足目前形勢的需要；新聞研究機構過新，又只能說明研究力量尚在起步、還不夠成熟。2. 研究人員匱乏。貴州省新聞傳播學研究機構少且新的一個重大原因便是這方面的研究人員太少。目前，貴州省尚無一位新聞學界的知名學者，這是我們要努力解決的問題。讓人欣喜的是，貴州大學成功申辦了新聞學碩士點，于2007年開始招生，可碩士生導師只有2位，在國內的新聞學界尚無太大影響力，所以說研究力量仍是十分薄弱。貴州民族學院雖然新聞學相關專業辦得最多，發展最快，擬創辦“新聞與傳播學院”，但這個學科領域內的專家學者太少，師資力量還待加強，所以說引進人才是我們的一項重要工作。3. 研究成果太少。由于上述2點原因，造成了新聞傳播學方面的研究成果太少。國內的新聞學核心期刊，如《國際新聞界》、《新聞大學》等很難見到我們貴州學者的文章。在貴州省新聞學研究隊伍中，發表的文章涉及到貴州民族新聞傳播的又可以說是少之又少，但這方面的成果又非常重要--貴州民族文化旅游業的發展離不開民族新聞傳播的巨大幫助。
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2]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3]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優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
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要發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經費投入,尤其是在學術研究上以及優秀人才與成果的獎勵上,更應有足夠的經費支撐。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實現,高等教育的資助渠道必將越來越多樣化,對此,我們要注意積極爭取,大力開拓、吸納。近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除了通過課題申報,爭取政府和學校撥款外,還十分注意與相關傳媒、產業合作,拓展經費來源。目前,全院博導的科研經費年均人平在8萬元以上。
總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會科學革命和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時代,為了使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發展成為一種培養有創造力的優秀學者的有效途徑,應著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結構,擴展其必需的學科知識,力求教學質量優秀和研究設施、成果先進,從而便于其在規模增加的基礎上盡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樣化、高質量的學術體系。
參考文獻:
[1]單波.反思新聞教育[J].新聞與傳播研究,1998(4).
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2]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3]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優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
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要發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經費投入,尤其是在學術研究上以及優秀人才與成果的獎勵上,更應有足夠的經費支撐。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實現,高等教育的資助渠道必將越來越多樣化,對此,我們要注意積極爭取,大力開拓、吸納。近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除了通過課題申報,爭取政府和學校撥款外,還十分注意與相關傳媒、產業合作,拓展經費來源。目前,全院博導的科研經費年均人平在8萬元以上。
總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會科學革命和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時代,為了使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發展成為一種培養有創造力的優秀學者的有效途徑,應著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結構,擴展其必需的學科知識,力求教學質量優秀和研究設施、成果先進,從而便于其在規模增加的基礎上盡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樣化、高質量的學術體系。
參考文獻: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中圖分類號:G20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8122(2010)11-0168-01
一、新聞傳播學處于何種研究場域
一直以來,新聞傳播學的學科定位問題是學界經久不衰的討論熱點。從時空發展來看,傳播學是一門新興學科、交叉學科,又是一門顯學,難以與主流學科平等對話;從學科發展程度看,新聞傳播學學科成熟度低,鮮有形成產生重大影響的核心理論,對人文科學的貢獻率低,被引用量低。尚未形成具有共識的研究方法,沒有屬于自有領域的研究方法。
筆者以為既然將傳播學定位為一門社會科學,那么其作為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是必不可少的。當然也不能以社會科學的話語霸權排斥人文科學的研究方法。判斷一個學科發展程度高低的重要指標應包括:該學科研究方法的成熟度如何,該研究方法是否具備了科學意義上的可證偽性(falsifiabi- lity)?這些可證偽性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得到重復性驗證?這些研究路徑(方法)是否受到了主流學科的普遍認可?這門學科是否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核心理論(體系),并且這些理論能夠為其他學科所廣泛接受并加以應用?該學科的學術評價機制是否相對完善?顯然,現階段的新聞傳播學科尚未具備成熟學科的條件,甚至仍處于學科起步階段。因此,與其他主流學科的對話更無從談起。
新聞傳播學必須立志于創立適合于本學科的研究方法和路徑,但方法的創新不應機械地套搬社會學、心理學等實證科學的成熟范式,要避免陷入新技術主義陷阱。技術至上卻又缺乏應有的人文思想的支撐,容易導致社會科學的偽科學化,筆者以為應當發揮新聞傳播學的“想象力”,即對準當下鮮活、生動的富于時代意蘊的現實問題,對接中國與世界的傳播話語,少以“言必稱希臘”的所謂量化方法研究一些“邊角料”問題,這不僅是對學術資源的浪費,其癥結更是關乎新聞傳播學科能否找到本學科足夠的合法性依據及發展壯大問題。
二、學科系譜與本土化路徑愿景
英國作為主要的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之一，是現代高等教育發源地之一，新聞學起步較早，在新聞傳播學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優勢，值得我們進行學習、研究與借鑒。
一、中國新聞傳播學發展趨勢。
隨著新聞裝備、人們思想觀念、計算機網絡技術的不斷提高，新聞傳播學得以飛速發展，并呈現出一些新的趨勢與特點。
（一）、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相互交叉融合。傳統的新聞學研究突出實用性質，淡化理論性。傳播學被引入新聞學界以后，新聞學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傳統的研究領域，它包括廣播、電視、網絡媒體等多種傳播媒體或形態，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的內容。這種融合不僅是原來兩個學科的融合，而且與傳媒活動相關的各個學科的研究成果，也越來越多地被運用到新聞傳播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中。這就要求必須創新現有的課程設置以及教材內容的劃分方式，重新構建一種適合新的環境條件的新聞傳播理論。
（二）、新聞傳播學的研究領域正在不斷擴張。近年來，中國的傳媒處于大整合的時期，傳播業急速膨脹，傳媒每日每時與社會發生互動，矛盾沖突的頻率上升，新聞官司增加，社會對傳媒職業道德不規范的指責增多。因此，傳媒業自身的法治建設和職業行為的規范化，越來越成為學界關注的問題。傳媒經營、新聞法治與職業道德成為新聞傳播學研究的新領域。
（三）、新聞傳播學的內涵不斷拓展。20世紀90 年代以后，中國廣播電視特別是電視的發展速度和規?？涨?。從行政、綜合市場、專業市場三個角度看中國電視產業的市場格局，中國電視產業呈現三大發展趨勢：政府導向讓位于市場導向；民營電視業將成為市場上的一支重要力量；電視資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時進行，形成區域性傳播中心。
二、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發展歷史淵源。
英國作為主要的西方發達國家之一，在近現代新聞傳媒的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聞傳播學教育源遠流長。
（一）、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起步較早。
英國最早的日報《每日新聞》創辦于1702年，是世界上較早采用雙面印刷并分欄、較早形成近代日報形式的報紙；1851 年出現在倫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誕生的新聞通訊社之一；1922 年以民營形式組建的英國廣播公司于1927 年改組為公立（BBC）以來，已成為西方最大的公共廣播電視機構；1 936 英國廣播公司（BBC）建立的電視臺是世界上第一座電視臺，英國的新聞傳播教育也伴隨著新聞媒介的發展而不斷發展。在英國人的觀念中，掌握實際本領的最好辦法就是實踐，從實際接觸中學習其中的技巧，新聞傳播教育也不例外。這種理念影響著早期的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奠定了英國新聞傳播學的地位。
（二）、傳播學發展先于新聞學。英國的傳播學出現在新聞學之前。早在上世紀30年代，一些社會科學家便開始對媒體效果研究產生興趣，傳播研究與傳媒研究院系應運而生。西方新聞學的研究領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傳播學，范圍更加寬泛，設計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內容，以及廣告研究，公共關系研究，媒體經營研究等。在英國傳媒教育領域頗具盛名的城市大學新聞系被規劃入該校的藝術學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維斯敏斯特大學新聞和大眾傳播卻在同一個學院，還有一些院校的傳播學被劃入英語學院和商學院。
（三）、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起始較晚。在新聞與傳播學教育方面，倫敦大學曾率先開設新聞學專業本科教育（非學位教育）；最早開設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學，于1971 年開始進行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倫敦城市大學于1976 年開始辨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學位教育是在20 世紀90 年代初開始的。英國的新聞與（大眾）傳播學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較晚，但英國以其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學教育傳統和發達的傳媒業等基礎，在新聞與傳播教育/媒介教育與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獨有的特點。 [ ]
三、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現狀。
英國高校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層面的教育，新聞學教育與傳播學教育區別較明顯，而且整個學科領域的教育總體上也形成了幾種不同類型的學位點，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
新聞傳播學強調專業實踐性。從新聞學與傳播學教育的區別角度來講，英國新聞學教育領域的學位點，雖然提供寬厚的理論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強化專業新聞實踐。無論是倫敦大學戈德斯密斯學院媒介與傳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實務細分的專業方向設置，還是威斯敏斯特大學媒介、藝術與設計學院研究生教育中劃分較寬的專業方向設置，均要求學生深入某種媒介領域進行大量練習。而傳播學領域的研究生課程設置，則側重于傳播學、文化學和相關學科的理論視角、爭議點、研究方法等，以便為研究生選擇課題進行研究，奠定寬廣的理論基礎。
（二）、新聞傳播學教學要求嚴格。關于整個學科領域形成不同類型的學位點，英國高校的新聞與傳播學科的研究生教育，不僅有歐美較為常見的研究型、課程（教學）型之分，而且還有研究與課程（教學）型，而且對課程學習的數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 Degrees”來說，不但該專業的博士學位點在時間分配上以研究為主，并對開題報告、研究項目和博士學位論文有嚴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論文達到8～10 萬，并強調博士論文對于專業的獨創性貢獻，而且該專業的哲學碩士點（A 型）也要求學生聚焦于選定的研究領域并撰寫4 萬詞的學位論文。而該專業屬于教學型（“TaughtProgrammes”）的碩士學位點，則要求研究生修滿4 門課，撰寫1 萬詞的學位論文。
（三）、社會科學特征明顯。英國站在社會科學的視點上研究新聞和傳播活動的規律，表現出較強的社會科學特點。從理論課授課內容也可以看出其較強的社會科學特點，比如《新聞理論》，涉及戰爭與新聞、新聞業市場結構與新聞實踐、新聞從業者為誰而工作、新聞與政治、國際新聞流與通訊社等專題。與英國相比，中國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尤其是新聞學教育表現出較強的人文學科特點，新聞學更多地“體現出政治與文學雜揉的特點”，“更具人文學科的特點”。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這種新聞學教育視角與社會對新聞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
但是，“當新聞活動越來越表現為一種文化消費活動時，以社會科學的態度對待新聞學已是一種必然選擇。”站在社會科學的視點上把握新聞傳播活動的規律，可以讓新聞學教育更貼近現實操作。
（四）、學校教育國際化特色突出。此類學校師資構成較為國際化，不少教師來自國外；其學生結構更呈現出國際化特征，約50%的研究生是外國留學生。這種師、生構成的國際化特點帶來的文化間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間了解不同文化的機會，有助于培養學生的國際化視野，以及對于新聞與傳播學領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時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帶著其對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學習而給教學帶來一定的困難。社會傳播現象和傳播學科的跨學科性質，在當今時代傳媒的傳播活動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這種跨學科、個性特色突出的專業方向，有利于培養寬口徑、復合型的傳媒人才，也有利于對于傳媒實踐的深刻理解。
四、結束語。
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發展歷史源遠流長，新聞傳播學強調專業實踐性、新聞傳播學教學要求嚴格、社會科學特征明顯、學校教育國際化特色突出等，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特點，抓住了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精髓，對我國新聞傳播學教育具有很好的借鑒作用。[ hi138/Com]
參考文獻
按專業方向開展的圖書館電子資源利用培訓是一種新的培訓理念，也是讀者培訓服務的一次全新嘗試與探索，需要在吸收以往各類培訓經驗的基礎上加以深化和創新，主要是由各專業的學科館員根據專業需求分別設計符合本專業研究方向的培訓內容和方案，針對相應專業的讀者進行培訓，并最后給予效果的評價和進一步改進。而培訓設計的系統性和科學性也將對培訓項目的效果產生重大影響。為此，筆者在參考了一些相關培訓設計模式的基礎上，構建了一套專業方向資源利用培訓的基本模式。專業需求分析不同學科專業的學生對圖書館館藏各類文獻及電子資源的需求情況往往是與其學科性質和專業特點緊密聯系的，因此在制定培訓方案前，圖書館員必須首先對本校所有學科的專業設置及研究方向有一個清晰明確的了解，在研究學校的學科專業的基礎上，最好能與相關專業教師進行溝通，找準專業定位，把握本專業的資源需求狀況。總之，明確專業研究方向是開展專業方向資源利用培訓的基礎，在培訓時最好能使讀者帶著研究課題查找資料，做到有的放矢。
培訓內容設計培訓內容的設計要結合專業研究方向的特點來展開。一方面需要對圖書館相關文獻資源進行精選和推介，重點介紹與專業有關的電子資源的相關收錄內容及其利用技巧，將圖書館現有的電子資源中與本專業研究方向聯系緊密或者相關度高的內容進行分類整合，統一抽取并融入整個培訓內容中，此外可著重挑選幾個專業性強的數據庫進行重點推介，這也是體現專業方向資源利用培訓特點的最重要一環。另一方面，為了使讀者更深入了解電子資源應如何與自身專業的課題研究結合起來，可以選取幾個本專業方向的利用電子資源進行研究的典型案例進行分析，同時穿插一些專業領域的文獻研究方法，結合數據庫操作技巧和統計功能等為學生在本學科領域內或跨學科的研究中提供一些啟發思考與創新思路，進而深入探討數據庫在學術科研中對于提供文獻保障和啟發研究思路等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培訓效果評價在對專業方向資源利用培訓進行探索和實踐的基礎上，需要對其實施效果進行評價。一方面可以從前來參加培訓講座的人數以及學生和專業教師的反應等來評價效果；另一方面也可以通過電子資源使用量的統計數據來觀察和評價。
上海外國語大學專業方向資源利用培訓的開展
目前上海外國語大學（以下簡稱“上外”）圖書館的讀者培訓采取了多種形式開展，包括本科生的新生入館教育、面向全校的文獻檢索公選課，以及相關數據庫專業人員作的電子資源系列培訓講座等等。為了進一步加強圖書館各類電子資源的推廣力度和利用效率，面向更高層次和需求的讀者進行更有專業針對性的電子資源使用培訓，根據以上培訓設計思路，“上外”圖書館開展了由學科館員按專業方向分專題講解圖書館的各類文獻信息資源的系列培訓講座，并陸續推出了語言學、文學、新聞傳播、國際關系、經濟管理及其他人文社科等方向的專題圖書館資源利用培訓。這些講座主要由圖書館相關專業的資深學科館員擔任主講，除介紹圖書館文獻和服務之外，重點結合各個專業方向開展電子資源數據庫的使用培訓和現場演示，指導讀者更為有效地查找和利用論文寫作及學術研究所需的各類文獻信息資源，為讀者提供強大的文獻保障，培養其良好的信息素養和科研能力。以下結合專業方向資源利用培訓的基本模式及“上外”開展的實踐，以“上外”新聞傳播學專業為例，嘗試結合其學科特色和相關資源進行培訓方案的設計，探索專業方向電子資源培訓的新思路，以期為此類培訓項目的開展和實施提供一定的參考和借鑒，從而提高圖書館電子資源培訓質量和信息服務水平。新聞傳播學專業需求分析對于新聞傳播學專業的師生而言，其對文獻信息資源的需求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對新聞素材的需求，即各類新聞媒體的新聞報道材料，這主要集中在圖書館的中外文報紙和相關網站上；二是對學術文獻的需求，包括理論性和實踐性的文獻，這主要可以從圖書館相關領域的學術期刊、圖書和學位論文中獲得。同時，由于電子資源具有比紙質資源內容更豐富、更新更迅速、檢索更便捷等諸多優勢，因此，新聞傳播學專業方向的資源利用培訓應當主要從報紙、期刊、圖書以及學位論文這四種類型的資源展開介紹。
新聞傳播學專業培訓設計培訓的內容主要根據專業需求和文獻類型等展開，一方面對圖書館相關文獻資源進行推介，重點介紹電子資源的相關收錄內容和演示其利用技巧；另一方面結合有關研究案例來深入探討數據庫在學術科研中對于提供文獻保障和啟發研究思路等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圖書館相關資源介紹及其利用學科館員在對專業定位和學科方向有了明確的把握之后，就需要對圖書館現有的相關館藏文獻信息資源進行梳理，找出與之相關度最高的各類文獻，并有重點地將其推介給該專業的學生加以利用。由于圖書館文獻種類繁多，筆者主要從資源類型入手加以分類介紹，重點介紹上海外國語大學圖書館與新聞傳播學聯系緊密的電子資源數據庫及相關功能。報紙。報紙作為新聞報道的重要載體形式，是新聞傳播學研究素材的一個重要來源，與其具有極高的相關度。因此，在進行該專業方向的資源利用培訓時，報紙這一類型的資源應作為首選的推介對象。就中文報紙而言，培訓主要推介了CNKI中國重要報紙全文數據庫，對于檢索和利用國內主流的報紙媒體資源十分方便和全面。就外文報紙而言，則首推Lex－isNexis學術大全，可深入搜索世界范圍內的眾多報紙內容，是新聞傳播學專業學生進行專業學習與研究的必備數據庫之一。另外，Factiva新聞數據庫也可一站式訪問大量的新聞資訊，時效性強，檢索方便。由于這兩個數據庫的使用技巧性較高，培訓時應重點介紹和演示其檢索利用的具體操作流程。
期刊。鑒于電子期刊的學術性和便捷性，培訓過程中應著重引導學生善加利用電子期刊資源。就新聞傳播學專業期刊而言，重點推介了CNKI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和EBSCO的傳播學與大眾媒體數據庫，基本涵蓋了中文和外文的重要新聞傳播學類期刊資源，對于利用中外文資源進行學術研究具有很大作用。此外，人文社科類的期刊資源對于新聞傳播的學習和研究也會有很大的幫助作用。由于新聞傳播學是一門應用性社會科學，它的發展與人文社會科學密切相關，因此，要搞好新聞傳播學的學習和研究，還必須注意相關人文社會學科文獻資源的利用。培訓時可適當推介如SAGE人文社科庫（包含有Commu－nication＆MediaStudies學科專題）、ProQuestRe－searchLibrary等相關資源。對于外文期刊數據庫的快速查找和定位，培訓中需強調圖書館的“外文期刊導航”功能。利用該導航讀者可以按照學科分類和專業方向查找和定位所需電子期刊資源，從而極大地節省讀者的檢索時間，并使資源得到更為充分有效的利用。#p#分頁標題#e#
圖書。與報紙和期刊相比，圖書類文獻資源在數據庫中的收錄并不十分全面，利用方式上也較之前兩者存在一定的不便，而紙本書籍或更能滿足讀者需求。因此，在進行圖書文獻介紹和利用的培訓過程中，應協調紙本和電子的平衡，建議讀者從館藏實際出發充分利用此兩種類型的圖書資源。對于中文圖書的利用，可以突出強調“讀秀學術搜索”功能對于查找紙本和電子圖書的重要作用，其能一站式檢索超星數字圖書館的電子書以及該館館藏的紙本書，對于讀者而言資源獲取率大大提高，是目前查找中文圖書的首選方式。對于外文電子書而言，主要介紹Ebrary電子書和MyiLibrary電子書這兩個數據庫。在這兩個庫中雖然沒有新聞傳播學類的專題分類，但其人文社科類圖書資源相當豐富，且學術質量也很高，適合讀者進行擴展性閱讀，開闊視野和研究思路，為跨學科的研究提供參考與幫助。這同樣適用于其他專業方向的資源利用。學位論文。學位論文對于專業學習和研究同樣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CNKI中國優秀碩博士學位論文庫可下載全國各大高校歷屆碩博士的學位論文，尤其是本校相同研究方向或相同導師的論文更是對畢業論文的選題、思路、寫作方法、格式等各方面起到極大的幫助和指導作用，具有較強的參考和借鑒意義。對于“上外”新聞傳播學專業的師生而言，除了參考中文的學位論文外，英文的學位論文資源也是極其重要和不可或缺的重要信息來源。ProQuest學位論文數據庫收錄了歐美1000余所著名大學的碩博士學位論文，是學術研究中十分重要的外文學位論文信息資源，可以幫助學生們及時了解國外該學科領域的碩博士研究生的最新研究動向和關注的熱點問題，學習和借鑒國外的相關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將其引進或運用到自己的研究中來。因此，這兩大學位論文庫也是專業方向的資源利用培訓不可忽視的內容。新聞傳播與文獻研究案例舉要培訓的另一項重要內容主要是通過分析新聞傳播學相關研究案例，結合數據庫的檢索技巧和統計功能等剖析在研究方法上的拓展與創新，為學生的學術科研提供一定的思路上的啟發與指導，展示電子資源在檢索和利用上的便捷性和科學性。以下通過兩種類型的案例加以分析。
新聞傳播學文獻的計量統計研究。該類型的研究主要通過對新聞傳播學領域相關專業期刊或學術論文等的文獻引證頻次或下載數量等信息的計量統計和匯總分析，研究新聞傳播學自身的學術發展狀況。如“中國新聞傳播學高被引論文分析———基于CSSCI、CNKI兩個主流引文數據庫的研究”一文，分析了新聞傳播學學術論文CSSCI、CNKI兩個數據庫被引證的現狀，找出了新聞傳播學自1978－2007年30年以來的高被引論文，比較兩個數據庫的引證特點，并對發現的新聞傳播學高被引論文的領域分布、年代分布、期刊分布等數據進行了分析〔2〕。從該實際研究案例中，重點引出對于CNKI數據庫引文統計功能的介紹，演示新聞傳播學領域學術論文的“被引頻次”統計和排序功能，從而可以進一步對高被引論文的特點進行深入研究和分析。又如“中美新聞傳播學學術傳統比較研究———兼談我國新聞傳播學的發展”一文，選取了中美兩國各兩份新聞傳播學的主流學術期刊（分別為美國《Jour－nalism＆MassCommunicationQuarterly》和《Jour－nalofCommunication》以及中國的《新聞與傳播研究》和《新聞大學》），通過對其6年間（2000－2005年）所有論文的內容分析，描繪出中美新聞傳播學學術傳統的概貌并比較其異同〔3〕。
對于此研究案例而言，中外文期刊數據庫就能起到極大的幫助作用，其檢索和統計遠比紙本期刊方便快捷得多。結合專業領域與相關案例的分析，介紹數據庫的功能特色，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和研究興趣，并深入發掘其對實際研究有意義的功能。新聞媒體信息源檢索搜集與統計分析。該類型利用各種傳播媒體（如報紙、期刊、圖書等）對某一專業領域的報道、闡述、論證等的文獻資源，通過專業數據庫全面搜集，對其信息源進行統計分析研究，從而得出該領域的某些結論。如“議程與框架：西方輿論中的我國外交話語”一文，以我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的話語為切入點，通過對2004－2008年間LexisNexis數據庫中新聞文本的定量分析和定性解讀，探索了當代中國外交話語在西方輿論中的角色問題〔4〕。本案例值得借鑒之處是其對于數據庫中檢索條件的設定，其以LexisNexis學術大全數據庫為資料源，選取其新聞庫中世界主流報紙庫（MajorWorldNews－papers）里的英語報紙為樣本范圍，對近5年的新聞設置的相關指標進行分析。這樣的實際檢索案例對于學生深入理解數據庫的檢索限定技巧和研究使用方式具有很大的幫助作用。
培訓方式探討
培訓講座主要采取PPT課件演示和網上數據庫操作相結合的方式來進行，同時設置現場提問和互動環節來解答同學和老師的提問。多種方式的相互配合與穿插可以使培訓效果得到最優化的呈現。PPT課件講授作為一種多媒體演示工具，PPT已被普遍應用于各類教學培訓，圖書館的文獻檢索課程和資源利用培訓也不例外，其對于教學效果的實現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PPT的頁面導航層次和內在邏輯結構是至關重要的，有人說“邏輯”是PPT的靈魂，的確如此。PPT也要講究謀篇布局和創意策劃，應能體現培訓內容的層次結構和表達出教師的脈絡思路〔5〕。如本培訓設計分別從新聞傳播學的專業需求、圖書館相關電子資源的利用（資源又進一步按照類型進行分類介紹），以及結合有關研究案例對數據庫使用和研究思路等進行深入探討等幾個方面展開，層層深入，結構清晰，導航明確，對于培訓信息的傳遞可以起到積極作用。
網絡平臺演示由于網絡數據庫的操作步驟連續性等特性，如果僅憑PPT的圖表和截屏等方式來展現教學內容還無法達到良好效果，因此必須同時結合網上現場操作演示的方式來進一步呈現。有調查顯示，有將近80％的圖書館文獻資源檢索類課程運用了截屏來講述教學內容，有的截屏頁面數量占了PPT總頁數的絕大部分〔6〕。這與網絡數據庫的應用性特點有一定關系，但并非所有的操作過程和步驟都適合用PPT來展示。一般而言，在重點介紹某一數據庫（如本培訓中的LexisNexis學術大全）的利用方法和檢索技巧時，可以選擇在線演示的方式來進行，其操作過程的連續性和動態性更有利于學生直觀地了解和掌握整個流程。當然，在線操作可能會受到網速條件影響和培訓時間制約，因此，應選擇幾個與培訓專業方向密切相關的重點電子資源數據庫加以演示。#p#分頁標題#e#
現場互動問答除了PPT課件和在線數據庫演示以外，還應留出一部分時間給學生和老師進行現場提問，這樣可以彌補講座培訓中沒有涉及到的內容，也可以了解相關專業讀者在利用圖書館文獻尤其是電子資源的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并給予及時的指導幫助和現場解答。此外，在培訓中還應準備一份專業方向讀者利用電子資源的需求調查問卷，調查內容包括讀者的身份、專業和研究方向、最常使用的數據庫類型、使用中遇到的問題、利用電子資源的實際需求和目的，以及對于本次培訓效果的滿意程度和意見建議等，以便于回收反饋信息，進一步改進和完善此項培訓工作的內容安排和組織形式。
2011年，根據教育部、團中央社會實踐等相關文件要求，經共青團陜西省委員會 和陜西師范大學黨委統一部署，新聞與傳播學院以建黨九十周年為契機，按照陜西師范大學社會實踐各項要求，積極申報立項，自組團隊奔赴全國各地開展了專業實習、義務支教、社會調查、愛心環保、參觀走訪等實踐活動。2014年陜西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一如既往地開展暑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學院師生結合學科專業特色，赴陜西寶雞眉縣開展了以“絲綢之路經濟帶文化建設與傳播戰略調研”為主題，以“社會調研、資料查閱、交流座談、項目考察、采訪報道”為方式的特色實踐活動。由新聞與傳播學院團委書記朱尉老師帶隊指導，學生干部姜開元、艾伊、楊珂馨等10余人組成的“暑期三下鄉”社會實踐團隊結合自身專業優勢深入村鎮、深入農戶，開展了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社會實踐活動，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團隊師生不僅對傳統文化的現狀進行調研，對發展及規劃進行分析，同時還結合當地特殊的情況進行了一系列特色顯著的實踐調研。
調研團隊師生緊扣調研主題，圍繞“絲綢之路文化建設”的大方向展開調研活動。結合活動前期在互聯網和圖書館搜集的資料信息，活動按步驟有條不紊進行。調研小組前往眉縣西湯峪鎮調研考察、開展座談、實地走訪，重點調研當地特色的文化遺產“關學張載”及其相關文物建設，特別了解有關農家村落對于農耕歷史文物和農家特色產品的規劃保護等相關問題。通過實踐調研，獲取了大量寶貴的資料。調研團隊將實踐材料整理匯集，形成十余篇新聞稿與手記，還將利用所采集到的素材制作專題視頻、成果雜志。調研成果最終以論文的形式體現，團隊成員結合調研資料撰寫了論文，在2014年9月完成《新媒體環境下高校文學經典傳承新思路探究》《傳統文化傳播新形式與發展新變化》《大眾傳播下鄉村旅游現狀與發展方向》等7篇論文。
此次實踐調研活動領導者為陜西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團委書記、講師朱尉，調研活動及科研成果的主要成員有沈伍合、丁艷霞、姜開元、沈伍體、艾伊、楊珂馨、勛、馮育超、秦文攀、陳思。
本期“新視野專欄展臺”特刊登陜西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特色的社會實踐調研活動，意在為優秀學子搭建展示與交流平臺，促進專業人才成長與進步，研究成果供讀者學習討論。
陳力丹和童兵是較為系統研究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的學者。陳力丹于2002年、2003年發表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出版概述》同題文章，在對上一年度的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總體評價后，再對主要著作進行點評。自2006年起，他每年出版一本《解析中國新聞傳播學》，內容涉及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如《解析中國新聞傳播學2009》，其中有一節內容為《回歸新聞學本體——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新聞理論教材結構的變化》。自2006年開始，復旦大學出版社每年推出一部由童兵主編的《中國新聞傳播學研究最新報告》，該報告梳理和評介該年度的新聞傳播學科研究概況和成果，包括這一年的研究重點與熱點、主要研究領域、重要代表性論文及觀點、重要學術會議和公開出版的著作及教材等。這些述評既有利于梳理新聞傳播學發展的脈絡，又對讀者起到了導讀作用。近年的一些研究者不再局限于整體述評，注意從不同視角切入，分門別類、多角度進行分析，這有益于研究的深入。如王彤、陳貝貝分析了傳媒類圖書的特點，認為各出版社定位的相似性導致了傳媒類圖書市場不僅存在數量上的短缺，而且存在結構性短缺，敏銳地指出“傳媒類圖書成長期更可以體現出出版社對傳媒類圖書品質的敏感度和品位的把握度，甚至是對戰略智慧的考驗。此時，出版社對市場的細分、對目標市場的選擇和定位就顯得至關重要”。張濤甫、章永宏則指出新聞傳播學著作的出版繁榮主要表現為中低端市場的繁榮，尤其在教材出版領域呈惡性競爭之勢。韓雋通過對國外新聞傳播學教材的使用，同時比照國內同學科教材的內容、風格、定位以及總體理念，歸納了國外新聞傳播學教材的形態機理特點。劉鴻英則通過對中美兩國新聞學/傳播學權威教材內容的比較和分析，指出我國高校新聞傳播教學和教材存在的不足及改進的建議。
2.研究方法從定性研究走向定性定量研究相結合20世紀90年代之前少有的運用統計學方法進行定量分析的學術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如許欣根據文獻計量學原理，對中國大陸傳播學專著出版數量、主題內容、譯著、譯著國別、合著率、核心著者、多產出版社等進行了分析研究，力求發現中國大陸20余年來傳播學研究的一般狀況和特點，同時分析存在的問題和不足。殷琦根據計量經濟學原理對2002～2006年國內出版的譯著進行文獻檢索與統計分析，描述了譯著的總體概況，并歸納與分析了譯著的研究主題與研究方法，以期展現在此5年內我國譯著的導入情況，以及導入過程中所反映出的我國學者的研究取向與研究視野。錢玲飛、孫輝對CSSCI中新聞傳播學論文引用圖書的出版社進行統計，列出被引次數前100名的出版社，將這些出版社按綜合出版社、大學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專業出版社、教育出版社、地方和機構出版社以及其他出版社7類進行分析，得出對新聞傳播學最有學術影響力的出版社主要是綜合類出版社和大學出版社的結論；對新聞傳播學引用次數排名前10位的出版社進行分析，得出人民出版社和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圖書單本被引最多的結論。將被引次數排名前20位的出版社列為核心出版社，并對其特點進行分析。蘇新寧（2011）對CSSCI中2000～2007年新聞傳播學論文引用圖書情況進行統計，選出本學科中被引次數相對較多的197種圖書。該研究對于分析新聞傳播學圖書學術影響力很有幫助。
3.新聞傳播學說史研究與圖書出版研究互相借鑒學說史很大程度上有賴于對學術著作出版的研究，通過學說史又可以了解到代表性著作的出版，以及重要作者在學說發展史中的地位和貢獻。但圖書出版研究不同于學說史，二者價值評判標準不盡一致。最根本的一點是，學說史是以學術為本位，出版研究則是以讀者為本位。另外，出版研究具有更多元的視角，如影響出版的各項政策、閱讀心理等各種因素，出版機構與讀者研究等。新聞傳播學說史的研究目前已經較為充分，專著主要有徐培汀的《中國新聞傳播學說史》（2006），丁淦林、商娜紅的《聚焦與掃描：20世紀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研究》（2005），謝鼎新的《中國當代新聞學研究的演變——學術環境與思路的考察》（2007），童兵的《中國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報告（1978～2008）》（2008），王怡紅、胡翼青的《中國傳播學30年（1978～2008）》（2010）等。我們從這些著作可以了解到新聞傳播學專著和教材出版的大致情況。其中徐培汀的著作不僅對新聞傳播代表作進行了比較客觀的點評，也對作者作了較為詳細的介紹。謝鼎新的著作重點在新聞學研究演變的路徑，其中關于“研究主體的構成與研究風格”類似于作者研究，用實務派和學院派對學者進行歸類，還分析了研究主體風格與地域文化的關系、新聞學研究人員構成的代際關系等。這些內容令人耳目一新，也說明從出版學角度研究學說史可以拓寬視野，使研究更加深入。
此外，書目研究較為充分，如1988年新華出版社出版、由林德海主編的《中國新聞學書目大全》，收錄了從1903年至1987年我國出版的新聞學書目1900多種。2008年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由周偉民主編的《中國新聞傳播學圖書精介》，更是收錄新聞傳播類圖書近5000種，上自1903年我國首部新聞學著作，下迄2005年百年間有關新聞傳播類圖書，主要包括專著、教材、論文集、譯作、工具書等。自1982年始歷年出版的《中國新聞年鑒》也辟有新書簡介專欄，提供上一年出版的新聞傳播類書目，并對部分重點圖書做選介。書目研究對于梳理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大有裨益。清代學者王鳴盛在其所著《十七史商榷》卷一的第一條就標明說：“目錄之學，學中第一緊要事，必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痹诰砥摺稘h書敘例》條中又重申其義說：“凡讀書最切要者，目錄之學。目錄明，方可讀書，不明終是亂讀?！?/p>
二、我國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研究不足分析
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研究成果顯著，不足也很明顯。其不足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缺乏系統性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已有上百年的歷史，尤其是近10多年相關著作呈現激增局面，但該領域的圖書出版尚未被當作出版專史予以全面梳理，因此從已有的研究著作中看不出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在出版史當中的地位和作用，亦很難發現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的規律?？傮w上看，對圖書內容評介的多，對出版與社會文化及閱讀心理研究的少；對作者評介的多，對出版機構、編輯和讀者研究的少。在文學、社會學等領域，研究該學科出版專史的博士論文或專著已有不少，而新聞傳播學作為一級學科，圖書出版有上百年的歷史，理當有系統全面的研究著作。
2.缺乏足夠的理論支撐，研究方法單一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研究有必要引入出版傳播學、社會心理學、文化史等理論，才能把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納入歷史文明進程中進行考察，重點關注出版傳播系統的整體性、出版與社會環境、傳播要素間的關聯性，并把握好圖書傳播的個性和特征，這樣的研究才能具有足夠的深度和廣度。如張仲民從文化史的視角，結合既有的中國近代書籍史研究成果，挖掘了大量清末報紙雜志中的書籍史資料，特別是廣告資料，對以前研究中注意不夠的清末出版的“衛生”書籍——主要是生理衛生書籍、生殖醫學書籍進行了考察，發現這些書籍的廣告及其內容大多將其與身體、種族和國家建立了關系，透過這種修辭策略，它們獲得了出版和應該被閱讀的合法性。此外，研究方法有待改進。雖然近年來引入了傳播統計學的方法，但仍顯得單一，尤其是業界、學界缺乏交流，結論自然片面。如對出版社、圖書和作者影響力的分析，基本上是借助CSSCI，對論文引用圖書進行統計分析，選出被引次數較多的圖書，分析其學術影響力。這種分析得出的結論雖然有一定的說服力，但要更加客觀、全面，還需要運用問卷調查、訪談法、比較研究等多種方法，以反映該領域出版的全貌，得出更加令人信服的結論。
3.概念不明，分類不清，評判標準不一新聞傳播學圖書在人文社科類圖書中，雖然占的比重不大，但相對雜亂。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還是因為新聞傳播學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加之作者學科背景復雜，又有學院派與實務派的分野，研究者的立場、視角，研究的對象以及采用的文本等具有多樣性，因此圖書的學術性與非學術性、專業與非專業、理論型與實務型之間的界限模糊不清，因此新聞傳播學圖書歸類成為一大難題。我們從歷年的《中國新聞年鑒》新書介紹欄目，以及周偉明主編的《中國新聞傳播學圖書精介》等書可以看出種類的龐雜性。沒有哪個學科面臨如此“光怪陸離”的局面。嚴格地講，《中國新聞傳播學圖書精介》收錄的近5000種圖書，相當一部分因為缺乏學術性，或過于偏重資料性和應用性，不能算作“新聞傳播學圖書”，書名冠之以“中國新聞傳播類圖書精介”較為恰當。正因為界限混亂、模糊，研究文章中有“新聞圖書”“傳媒類圖書”“新聞傳播圖書”等多種叫法，實際上這些概念是有差別的。像媒介觀察、采編心得、媒體企業或人物實錄之類作品，屬于傳媒類圖書，但不是新聞傳播學圖書。如肖克•羅斯著《默多克傳：一個王國的誕生》、袁友興著《報業風云：南方都市報經營實錄》等。有些新聞業務和媒介經營管理等方面的圖書既是傳媒類圖書，也可歸屬新聞傳播學著作，二者有交叉重合之處。如杰克•卡彭著《美聯社新聞寫作指南》、約翰•V•帕夫利克著《新聞業與新媒介》等。雖然新聞傳播學圖書歸類十分困難，但作出相對合理的界定是有必要的，否則“放進籃子都是菜”，只會加劇混亂。如果沒有區分，在價值評判上就只能執行人文社科學術出版的一致標準，而忽視新聞傳播學科及傳媒研究的特殊性。如談到新聞傳播學研究失范的問題時，“缺乏規范的注釋、引文”常為人所詬病。但如果它是偏重實務的傳媒類或新聞類圖書，沒有注釋也未嘗不可——暨大新聞學院院長、南方報業集團原董事長范以錦根據實戰經驗寫的《南方報業戰略》，深圳大學特聘教授、原《深圳日報》總編輯辜曉進通過現場采訪寫的《走進美國大報》等書，全書未見一個注釋，但都很有分量，且不失嚴謹。所以，新聞傳播類論文或圖書要根據內容和作者背景予以細分，執行不同的評判標準，否則不僅影響到圖書的價值評判，也影響到學術評判和作者評價。
二、近年新聞傳播學研究的重大進展
數套傳播學的譯叢(數十本)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起的連續幾年內陸續出版了，這對這回影響和促進新聞傳播學研究和新生代的持續發展。當前來看，我國新聞處奧博教學的應用教材多為翻譯版本，而且這些翻譯教材大多來自國外教材。傳播學研究方法的研究開始受到重視。隨著學術會議和交流增多，傳播學論文數量和質量也大有改觀。在高校各新聞傳播院系中，傳播學發展成果顯著，作為新聞傳播學的學科基礎課程的地位己經得到確立。許多受到傳播學界認可的教材被積極引進，并得到廣發應用，這些教材多為國外教材，國內自己的研究性著作極為匱乏。隨著傳播學的快速發展，與傳播學相伴而生的傳播學批判學派也開始出現，批判學派的研究獲得發展，符號學、輿論學隨著批判學派的發展也有所進步。
三、發展新聞學研究的重大進展
《中國新聞事業通史》陸續出版，這是中國新聞史中提綜合研究的豐碩成果，這一成果已經得到了業內的公認，并且不斷豐富和完善。中國新聞史的個案研究在今年來也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很多高質量的研究論文不斷展示給大眾，研究發展蓬勃進行。中國新聞史的個案研究促進了新聞傳播思想的研究，各個時期的新聞傳播的研究思想都在這個時間段得到了新的重視也研究，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成果。隨著最近你年來的各項發展，成套的新聞傳播學教材在各主要高校的新聞傳播院系出版或重新出版，這些教材注人了較新的材料和思想。隨著新世紀的到來，研究人員在回顧歷史、拓展研究的基礎上出版了一些成套的歷史性研究著作，這對于總結過去，繼往開來有重要意義。
四、新聞學與傳播學的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