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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伊埃文·佐哈爾是當代著名的文化理論家，盡管他并不以翻譯理論家著稱，但他在1978年發表的“翻譯文學在文化系統中的地位”一文中提出的多元系統論對翻譯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本人也被認為是翻譯研究學派的先驅之一。根據多元系統論，翻譯文學在整個文學系統中可以占據不同的地位。當翻譯文學在整個文學系統中占據中心地位時，翻譯傾向于采取異化的方法，譯文在形式和內容上都將非常接近原文，做到充分的翻譯。反之，當翻譯文學在整個文學系統中占據邊緣地位時，譯文在內容和形式上都將非常接近譯入語文學系統的規范，譯文會采用歸化的方法，也就是說，譯文為了遷就讀者，會盡量使用讀者所熟悉的語言和結構而犧牲原文。玄奘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翻譯家，也是四大佛經譯師之一。他的譯文被稱為“新譯”。他翻譯的佛經在數量上超過了其他三大譯師所譯卷數的總和，在質量上也達到自有佛經漢譯以來的最高水平。另外，在翻譯工作的組織和翻譯人才的培養方面，玄奘也做出了杰出的貢獻。本文旨在在研究玄奘佛經譯文的基礎上，證明多元系統論有它不適用的地方。簡單地說，佛經雖然在中國古代文學中占據重要的位置，但依然占據的只是邊緣的位置，玄奘的譯文也是如此，應該采用歸化的方法，即在形式和內容上接近譯入語。但是，玄奘的譯文一看就是一種“外國文學”，至少和中國古代的文言文是有相當距離的，可以說玄奘在翻譯過程中采用了異化的方法，充分保留佛經原文的特點。這和多元系統論是不一致的。本文將就這個問題進行一些探討。
關鍵詞 伊埃文·佐哈爾；玄奘；多元系統論
伊埃文·佐哈爾是以色列特拉維夫文化研究學院的教授，他在20世紀70年表的一系列論文中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統論。根據這一理論，文化、語言、文學和社會都不是由不相干的元素組成的混合體，而是由相關的元素組成的系統。在文學這個大系統中，各個系統所處的位置又不盡相同，有的系統處于多元系統的中心位置，有的處于邊緣位置。多元系統本身不是靜止的、固定不變的，由于社會文化因素，有的系統會從邊緣走向中心，有的會從中心走向邊緣。那么，翻譯文學什么時候會在整個文學系統中占據中心的位置呢？伊埃文?佐哈爾認為有三種情況：第一，當一個文學系統處于還沒有被固化，還很年輕，還處于被建立的時候；第二，當一個文學系統本身即處于弱勢或是邊緣化的時候；第三，當一個文學系統遭遇轉折，危機或是遇到真空的時候。很多翻譯作品采用了異化的翻譯方式，出現了所謂的歐式漢語，因為譯文要在內容和形式上盡量接近原文和譯入語。那么，翻譯文學什么時候會在整個文學系統中占據邊緣的位置呢？與上面相反，當一個文學系統具有悠久的歷史，已經有了自己的文學范式，已經被凝固化，已經完成了自己的建設的時候；當一個文學系統和其它文學系統相比較處于強勢或是中心地位的時候，或是這個系統自認為如此的時候；當一個文學系統處于鼎盛時期，沒有出現轉折、危機或真空的時候。事實上，中國文學從春秋時期就建立了自己的文學范式，經過兩漢、南北朝的發展，到了隋唐時期，中國文學已經相當成熟了，也可以說已經凝固化，已經完成了建設自己的階段，剩下的工作是在已有的大廈上裝修了。中國文化向來以天朝上國自居，不論到了明清時代這是否還是事實，至少中國文化自己是這樣看自己的。此外，隋唐時期正是中國文化的鼎盛時期。因此，在這一時期，翻譯文學無論如何只能占據邊緣的位置，佛經的翻譯也不例外，鼎鼎大名的玄奘的翻譯也不例外。
佛經翻譯具有悠久的歷史，從東漢時期攝摩騰、竺法蘭譯出《四十二章經》經多部經典到宋代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北宋譯經終告寢息為止，一共有長達1千多年的歷史。若是算到清代佛經在漢文、藏文、蒙古文、滿文之間互譯，中國佛經翻譯則有長達兩千多年的歷史。這其中，涌現了四大譯師，其中最著名的當屬鳩摩羅什和玄奘。尤其是玄奘，他的譯經事業達到了中國佛經翻譯的最高峰。關于翻譯，有三個關于玄奘的問題值得提及。第一個問題是他提出了著名的“五不翻”的理論，就是說，在佛經翻譯的過程中有五種情況不做意譯，而只是音譯。這五種情況是：（1）多含不翻：如“薄伽梵”，指世尊，是佛陀的名號之一，又含有自在、熾盛、端嚴、吉祥、尊重等義。又如“摩訶”，含有大、殊勝、長久及深奧等義。（2）秘密不翻：如楞嚴咒、大悲咒、十小咒，以及各種經咒，一經翻出，就會失去它的神秘性。（3）尊重不翻：如“般若”，不可直譯為智慧，“三昧”不可直譯為“正定”，“涅磐”不可直譯為圓寂或解脫等。（4）順古不翻：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可直譯為“無上正等正覺”，“阿羅漢”，不可直譯為“無生”，“菩薩”不可直譯為“覺悟”等。（5）此方無不翻：“此方”，就是指中國。如印度的庵摩羅果，形似蘋果，其意為“無垢清凈”，食之可除風熱，但中國沒有。佛經中常以“庵摩羅果”，來比喻地球的形狀。第二個問題是玄奘在翻譯過程中成功地運用了補充法、省略法、變位法、分和法、譯名假借法、代詞還原法等等翻譯技巧。第三個問題是玄奘設立了譯場，分出了十一個不同的職位，使集體譯經制度化，系統化，保證了翻譯的質量。玄奘的譯場有譯主、證義、證文、書寫、筆受、綴文、參譯、刊定、潤文、梵唄等多個崗位，譯主為玄奘，其他的職位由求學者擔任，這些學者不僅有核對梵文、書寫紀錄、語法整理、譯文潤色等工作，而且還要將譯稿回翻為梵文再次核對，他們為保持翻譯的準確性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有一個問題值得注意，就是玄奘熟悉六朝文體，在請求唐太宗為其所譯經文作序所呈的表中，玄奘寫道：“伏惟陛下睿思云敷天花景爛。理包系象調逸成英?？缜Ч乓燥w聲。掩百王而騰實。竊以神力無方。非神思不足銓其理。圣教玄遠。非圣藻何以序其源。故乃冒犯威嚴敢希題目。宸眷沖邈不垂矜許。撫躬累息相顧失圖。玄奘聞。日月麗天。既分暉于戶牖。江河紀地。亦流潤于巖崖。云和廣樂。不秘響于聾昧。金壁奇珍。豈韜彩于愚瞽。敢緣斯理重以千祈。伏乞雷雨曲垂天文俯照。配兩儀而同久。與二曜而俱懸。然則鷲嶺微言。假神筆而弘遠。雞園奧典。托英詞而宣暢。豈止區區梵眾獨荷恩榮。蠢蠢迷生方超塵累而已?！边@樣的文章，即使是當時的著名文人，恐怕也很難做到信手拈來。事實上，這種文體是當時中國的標準文體，是中國文學系統的范式。按多元系統理論來看，作為處于邊緣化位置的翻譯文學系統，理應采用這樣的文體才對。但在以下的討論中，我們將看到，玄奘在翻譯佛經的過程中并沒有采用這種作為范式的文體，而是采用了中國的古代白話，使人一看就知道佛經是一種外來的舶來品。
其實，玄奘當年從印度取回來的佛教經典數不勝數，但其中部頭最大的只有兩部，這就是著名的《瑜伽師地論》和《大般若經》。事實上，玄奘在翻譯這兩部經典的時候采用了異化的翻譯方法，這是處于中心位置的翻譯文學系統應該具有的特征，這與佛經翻譯文學在隋唐時期的漢語文學系統中處于邊緣的位置是矛盾的，也是多元系統理論的一個漏洞。以下是《大般若經》中的一段話：
善現。瞋清凈即布施波羅蜜多清凈。布施波羅蜜多清凈即瞋清凈。何以故。是瞋清凈與布施波羅蜜多清凈。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瞋清凈即凈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清凈。凈戒乃至般若波羅蜜多清凈即瞋清凈。何以故。是瞋清凈與凈戒乃至般若波羅蜜多清凈。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善現。瞋清凈即內空清凈。內空清凈即瞋清凈。何以故。是瞋清凈與內空清凈。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瞋清凈即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散空無變異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無性空自性空無性自性空清凈。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清凈即瞋清凈。何以故。是瞋清凈與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清凈。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善現。瞋清凈即真如清凈。真如清凈即瞋清凈。何以故。是瞋清凈與真如清凈。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大般若經》卷二百零二）。
這段話最大的特點之一就在于反復。正如有人評論的那樣，梵文好繁，華文尚簡。又如著名學者指出的那樣，梵文原典往往特別冗長啰嗦，非要有識之士痛加刪減不可，方才可讀。提出要刪減佛經，這種觀點值得商榷，但他認為梵文佛經原典冗長啰嗦，卻在一定程度上是個事實。其實，玄奘在翻譯《大般若經》的時候，采用了異化的翻譯方法，在漢語譯文中盡量保留了梵文原文的內容和形式。作為一名睿智的佛教學者，玄奘對隋唐時期漢語文學系統的強大勢力，以及佛經翻譯文學系統所處的邊緣化位置并非沒有清醒的認識，但他依然采用了異化，這是為什么呢？其實，玄奘在一開始翻譯這部經典的時候，也準備采用鳩摩羅什翻譯《大智度論》的方法，即采用刪減的方法，但隨后就做了許多噩夢。后來決定采用直譯的方法，于是就做了很多吉祥的夢。這個故事是否說明佛菩薩真的給玄奘提示姑且不論，但至少說明玄奘在內心深處對梵文原文是極其敬畏的，不敢輕易改動，更不要說是刪減，這也反應出玄奘在翻譯過程中是極其謹慎的?？傊?，對梵文原典的敬畏大概是玄奘采用異化、保留原文內容和形式的原因之一，這種方式只有處于中心地位的譯文文學系統才能夠享有。以下是《瑜伽師地論》中的一段話：
云何五識身相應地。謂五識身自性。彼所依彼所緣。彼助伴彼作業。如是總名五識身相應地。何等名為五識身耶。所謂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云何眼識自性。謂依眼了別色。彼所依者。俱有依謂眼。等無間依謂意。種子依謂即此一切種子。執受所依。異熟所攝阿賴耶識。如是略說二種所依。謂色非色。眼是色余非色。眼謂四大種所造。眼識所依凈色。無見有對。意謂眼識無間過去識。一切種子識。謂無始時來樂著戲論。熏習為因。所生一切種子異熟識。彼所緣者。謂色。有見有對。此復多種。略說有三。謂顯色形色表色。（《瑜伽師地論》卷第一）。
以上的段落與一般的文言文在文風上有著很大的區別。究其原因，還是梵文原文在敘述方式上比較異于傳統的中國文學，受到原文的限制，譯文也就顯得比較具有西域風情。事實上，不僅在隋唐，而是在整個從東漢到隋唐的佛經翻譯史中，佛經翻譯一直處于邊緣化的位置，但除了支謙采用了頗從文麗的歸化翻譯法以外，剩下的譯者們差不多都采用了異化的翻譯方法，使佛經一讀上去就有一種西域的味道，這其中包括著名翻譯大家鳩摩羅什，其作品被稱作有西域天然之語趣。如果檢查一下玄奘的其它譯文，也會得出同樣的結論。
結論：
從以上的分析不難看出，玄奘譯文采用了異化的翻譯方法，這是處于中心地位的翻譯文學系統應該采用的翻譯方法，但是在玄奘所處的隋唐時代，佛經翻譯文學其實是處于邊緣化的地位的，應該采用歸化的翻譯方法。這不能不說是多元系統理論的一個不足。上。
參考文獻
［1］陳?？?中國譯學理論史稿[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
隨著中國與世界各領域的對話日趨頻繁，新疆作為中國的一個子系統也逐步參與同世界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活動中。新疆外宣英譯活動頻繁也是史無前例的。筆者打算結合埃文·佐哈爾創立的多元系統理論對新疆外宣英譯呈現的特點進行描述。
一．理論簡介
多遠系統理論是埃文·佐哈爾與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在發展了俄國形式主義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他將翻譯作為文化系統中的子系統來看待。（1990）。隨后佐哈爾的弟子，著名翻譯理論家，以色列學者吉迪恩·圖里進一步發展了該理論，他主要對影響譯者的因素進行了描述。博士論文，邊緣性。他認為譯者所從事的翻譯行為要受制于主流意識形態，主流詩學和贊助人等因素的影響，不受外界潛質的文本是不存在的，翻譯行為并非真空，譯者要考慮上述因素的影響來篩選文本。他提出了三類規范：初始規范，預備規范和操作規范，由此衍生出翻譯策略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翻譯選擇的陌生化和本土化（1995）。國內最早對多遠系統理論譯介的是楊自檢教授，張南峰、謝天振、廖七一等也分別作了譯介和評論。
三，對新疆外宣英譯的解讀
1. 新疆外宣英譯的邊緣性與發展性
多元系統內的各子系統地位不平等，有的處于邊緣，有的處于中心，他們之間處于斗爭和交替中。從《西域翻譯史》（熱扎克·買提尼亞孜，1997）和《新疆現代翻譯史》（陳世民，1999）中，我們發現新疆翻譯從周朝開始直至近代，主要存在于漢語和西域個少數民族語之間，其次是與俄羅斯，中亞各民族之間的翻譯交流。英譯活動在新疆翻譯史上幾乎是一片空白。博士論文，邊緣性。直至九十年代，有些書籍不斷被譯成英文：《神秘的塔里木》、《克拉瑪依奇觀》等。新疆也開啟了英文網站，成立了一些對外翻譯公司。新疆大學從2001年起，開始招收翻譯方向的碩士，一部分學者開始參與全國英譯漢，漢譯英的探討。期刊上不斷有關于新疆的地名、旅游，飲食等英譯規范探討的文章。從以上信息我們可以看出，新疆外宣翻譯理論發展還很弱小，翻譯實踐中存在很多的問題。但新疆外宣英譯這個子系統也在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張力。博士論文，邊緣性。
2. 新疆外宣英譯受意識形態的影響
主流意識形態對翻譯和翻譯策略有很大的影響(埃文·佐哈爾，1990)。新疆外宣英譯在文本選擇和譯者的翻譯策略上受到譯者本國的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博士論文，邊緣性?？v向觀察中國外宣英譯書目名稱：《神秘的塔里木》、《中國烏魯木齊》、《新疆新貌》、《新疆旅游》等，英譯書籍主要集中在旅游方面，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與新疆的發展是以旅游為先鋒（鄧新民，2000）。而西方譯者對新疆的英譯因受其固有的對新疆的認識而出現片面性。如：Though 250 years ofChinese control, Xinjiang retains a lot of its traditional culture( DavidLevinson，Kien Christenson,1999)。 從譯者用“250 years of Chinese control”可以看出他有意曲解新疆的歷史。這就需要我們新疆本地的譯者站在愛國，愛家鄉的立場上清楚地回應，不能讓我們在解讀自己的文化上出現“失語”現象。
3. 部分新疆外宣英譯的不充分性和不可接受性
段連城指出，外宣英譯的目的之一就是幫助外國人了解中國。圖里在解釋“翻譯規范”時，將其稱為‘可接受性’和‘充分性’（2004）。目標語讀者的接受性是譯者在外宣翻譯中必須考慮的因素之一。外國人認為中國的大眾媒介過于呆板，喜歡用華麗抒情性的文體，而有些文本直接用中國的計量單位，或使用修飾性的計量給人以信息不明了的感覺。新疆外宣英譯存在此類問題，請看以下的譯例:
（漢語文本略）
Since the first day whenXinjia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started in the early period after the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ighur and Chinese have been usedat the same time and then Kazak, Mongolian and Kirgiz languages were usedlater.（余言，向京，2009）
中國人喜歡用“早些時候，什么什么事情過后，后來，曾經”，等中國人自認為的大事來表示時間段。殊不知，這只會令外國人費解，增加文本解讀的信息量。博士論文，邊緣性。上文中的“early period”到底早在什么時間，不得而知。以及“later”，直譯為漢語的隨后，但在時間差上，漢語的“隨后”強調動作發生的快，而“later”并不強調這一點。所以該英譯文本內容拖沓，簡單的信息被復雜化，令人費解，其結果是削弱了英譯文本的可接受性，宣傳的充分性也受到了挑戰。
4．新疆外宣英譯的“本土化”
雖然我們在外宣英譯時，讀者被作為影響英譯的因素之一進行考慮，但作者和讀者不是評判譯文的唯一標準（埃文·佐哈爾，1990）。外宣還在于宣傳自我，讓外國的讀者了解到不同于他們本國的別樣的風土人情或是打破他們憑借想象捏造出來的形象。這樣就讓“異質的東西”（埃文·佐哈爾，1990）存在，創造一種陌生化的翻譯，旨在體現“本土化的翻譯”（姜秋霞，2009）。新疆文化的“多元性”和地緣政治（唐立久，2009）和新疆通用語言的多樣性就決定了宣傳新疆文化時要如實地將新疆文化最本質的東西展現給世界讀者，打破部分國家對新疆的蓄意捏造，同時讓新疆本土文化走向世界。（漢語文本略）
Turpan Basin lies in the middle of the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and between 41 and 43 degrees north latitude,a little higher than Beijing or New York City. But the basin has more extremetemperatures than most places on similar latitude because of its landscape. Thebasin’s landscape is very unique. About 2,000 square km of the basin is morethan 100 meters below sea level. The lowest point, the water surface of Aiding Lake, is 155 meters below sea level, and is the second lowest place in the world,trailing only behind the Dead Sea. Mountains, some of which stand a fewthousand meters tall, surround the basin. The mountains keep humid, cool airfrom entering the basin and trap heat in. The weather in the basin is extremelydry, with annual average precipitation of no more than 16 cm. Extreme heat anddryness cause high evaporation,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big rivers to survivethere.
The secret to Turpan’ssurvival is the Kerez irrigation system, a network of wells connected byunderground channels, which takes full advantage of the unique landscape. （ Wang Hairong，2008）
該文本即從讀者接受角度出發，也成功保留了新疆文化的核心。博士論文，邊緣性。首先，簡單明了將吐魯番的氣候狀況及其成因，并在講述氣候成因過程中清晰呈現了吐魯番的地理位置、地貌，并讓外國游客了解了吐魯番不同于西方現代的灌溉技術。內容新穎、豐富但不刻板。其次，對吐魯番和坎兒井的名稱英譯上，遵循了我國《民族區域自治條例》的有關規定，“譯名處理以當地主要少數民族的地名稱謂為譯名的基準。”（謝旭升，2009：112）
四.結語
中國西部大開發政策使新疆對外宣傳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新疆外宣英譯是新疆對外宣傳的重要手段，但新疆外宣英譯在日益強大的中國對外宣傳中處于邊緣地位，新疆外宣英譯中存在大量的受意識形態影響和譯者解讀不到位的不可接受性文本。新疆外宣英譯若想從邊緣走向中心，除了處理好原文、意識形態和讀者接受性之間的關系，譯者也需加強對新疆文化的深入解讀。
參考文獻：
1.Even -Zohar, Poly-system Studies, PoeticsToday11:53-72,1990
2.Toury·G，Descriptive TranslationStudies and Others[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3.陳世民，新疆現代翻譯史，新疆大學出版社，1999.1
4.段連城，對外宣傳理論初探，中國建設出版社，1988
5.鄧新民，推動旅游發展，促進西部開發，旅游，2000.4
6.辜正坤,當代譯學建構理論略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7.姜秋霞，文學翻譯與社會文化的相互作用關系研究，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9.1
8.劉宓慶，文化翻譯論綱，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9.熱扎克·買提尼亞孜，西域翻譯史，新疆大學出版社，1997.4
10.唐立久，崔保新，發現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4
中圖分類號：H15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7）06-0283-01
多元系統理論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被提出，這一理論的提出無疑對整個翻譯界有著重要作用，同時也掀起了對這一理論的研究熱潮，為后來的研究提供了巨大幫助。
一、多元系統理論概述
相互交錯的多種系統（包括社會的各種現象以及人們的生活標記）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網，這就是多元系統。其中多種交叉的關系網也不是相等的，有的影響巨大，有的則微弱，但無論影響大小，它們之間都是相互聯系的，不是獨立存在的，所以，當一個關系網發生變化時，要結合整體對其進行觀察。
二、多元系統理論視角下文化語境對文學翻譯的作用
文化語境指的是在指定的社會或者團體定的規范和習俗，它包括很多方面，如社會的行為規范、道德底線、“三觀”認識等，都屬于這個范疇。所以，文化語境并不屬于語音語境。而我們將多元系統與文化語境聯系起來，其實就是想說明文化語境對翻譯的影響。
首先，文化語境與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譯者是翻譯的主體，譯者根據自身所掌握的知識進行相關的創造，所以文化語境因素影響著譯者自身，同樣也制約著譯者的翻譯實踐。翻譯時，譯者要明白原文想要表達的主題，這無疑要經歷原語和目的語文化語境的碰撞，對譯者自身的文化感知和創造力都有著較高要求，譯者不能脫離原文的意思，同時還要根據自己的文化語境進行合理的創造，這種創造性體現了語言層面和文化交際層面的二重效應。
其次，文化語境與讀者。譯者的譯文是不變的，但是讀者是變化的，多元系統理論有著對動態因素的考察，讀者有著不同的審美標準和不同的文化經歷，這都是可變因素，所以為了適應這種可變因素，在多元系統理論的結合下促使譯者對譯文不斷更新，為的就是適應讀者不同的文化語境，滿足讀者的需求。
再次，文化語境與文本“復譯”。多元系統理論對因素變化的考慮，使得翻譯實踐要根據特定的文化語境進行[1]。就如之前所說，讀者的文化語境在進行更新的同時，對譯文的要求也會隨之改變。文化語境的更新給復譯的譯文帶來新鮮的血液，讓復譯無論是內容還是形式都有著多樣的變化。
三、多元系統理論視角下文學翻譯的文化語境順應
在社會發展的今天，翻譯學的發展可以說十分繁榮，翻譯研究有兩個趨勢：一是翻譯理論深深地打上了交際理論的烙??；二是從重視語言的轉換轉為更重視文化的轉換。[2]這樣做也是讓翻譯成為科學的轉換和文化的交際。
現階段文化的發展是繁榮的，在多種文化共同發展的今天，文化語境的順應顯得尤為重要，譯者不僅要考慮作者當時的歷史背景以及文化語境，也要結合現在的文化語境更準確地翻譯出作者想要表達的內容與思想。
如今全球文化相互滲透，譯者不能再像以前那樣根據自己的文化語境來翻譯，使得最后的g文都歸化了?，F在更多的譯者嘗試用異化的方式來翻譯，用這樣的方法也是基于他們對外來文化的了解與掌握，但是異化的程度要把控好，要考慮到讀者的文化語境順應，必要時也要采取歸化的方式，使二者相互結合。
首先，應盡量傳達原作的異域文化特色。翻譯是一種語言與另一種語言的轉換，但是說其是轉換也不夠恰當，因為翻譯的過程還要設計相應的文化內容，這不是在語言的范疇內。語言是傳播文化的載體，異國文學作品中當然也體現著自己獨特的文化內容，所以譯者在翻譯時要盡量保持原有的文化內容，好讓讀者最大程度地感受到異國文化的影響。
現在有些外國文學作品的翻譯歸化過于嚴重，使得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實在感受不到異國文化的影響，甚至認為是在讀本國的文學作品。因此，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盡量避免使用過多的本國特色，保持文化的真實性。
其次，翻譯研究離不開對各學科的深度認識，多元系統理論把翻譯與眾多因素相互結合促進，使得翻譯研究有了長足的發展，文化的多樣性使得文學翻譯必須跟上其文化語境的更新與發展，特別是現階段各國文化的相互交融，使得人們的思想發生了相應的變化，這一變化促使文化語境也發生改變，所以對翻譯的要求就是不斷順應文化語境。
參考文獻：
[1]陳言.20世紀中國文學翻譯中的“復譯”、“轉譯”之爭[J].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5，（2）.
偵探小說(detective story)是西方通俗小說中一個新的類型和新的流派，它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以翻譯偵探小說著稱的周桂笙說：“偵探小說，為我國所絕乏，不能不讓彼獨步。蓋吾國刑律訟獄，大異泰西各國，偵探之說，實未嘗夢見”(周桂笙，1904:3)。作為中國翻譯小說的一種類型，偵探小說在近代譯介較早，1896年至1897年《時務報》英文編輯張坤德最早翻譯了柯南?道爾的四篇福爾摩斯探案，并刊載在《時務報》上，題為《歇洛克?呵爾唔斯筆記》；隨后，許多外國偵探小說家如愛倫?坡(AllanPoe)、埃米加?加博里奧(MileGaboriau)、鮑福(Fortune
duBoisgobey)等的作品也陸續被翻譯過來。到1911年左右，中國作家幾乎將世界上所有的偵探小說都翻譯一遍，其數量之多，用阿英的話說：“當時譯家，與偵探小說不發生關系的，到后來簡直可以說沒有，如果說當時翻譯小說有千種，翻譯偵探小說要占五百部上”(阿英，1980:180-186)。據資料顯示，當時投身這股翻譯偵探小說熱潮的譯者有程小青、孫了紅、周桂笙、悉若等數十人，其中不乏林紓，周瘦鵑等翻譯大家。由此可見，域外小說中偵探小說的翻譯在當時尤其風靡。
多元系統理論(Polysystemtheory)是以色列學者伊塔瑪?埃文一佐哈爾(Itama Even-Zohar)于20世紀70年代初提出的一種理論。該理論以俄國形式主義文藝理論為基礎，汲取了結構主義、一般系統理論與文化符號學的積極因素，將翻譯文學視為文學多元系統中的子系統。
一 晚清偵探小說的譯介
晚清時期，翻譯活動明顯比創作活動活躍，“就翻譯書的數量，總有全數量的三分之一99(阿英，1980:180)。陳平原也認為，1896-1916年這20年間出版的小說“具體數字很難準確估計，但這20年小說出版中譯作占壓倒優勢，卻是明顯的事實(陳平原，1989:29)”。當時的翻譯文學在中國文學多元系統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發揮著比創作小說更為重要的影響。翻譯偵探小說作為當時翻譯小說的主流之一，在當時的中國文壇占據了主流的地位，其“數量之多(約占全部翻譯小說的四分之一)、范圍之廣(歐美偵探名家幾乎都有譯介)、速度之快(翻譯幾乎和西方偵探小說創作同步)”(郭延禮，1996:81)、影響之深在當時翻譯小說界可謂是名列前茅。
二 晚清偵探小說翻譯熱潮之緣由
在當時，偵探小說翻譯熱潮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其本身的藝術內容與形式：它內容新穎，“給中國讀者提供了全新的閱讀體驗”(劉揚體，1997:281)；另一方面，當時的社會、政治、文化和文學背景都起到了關鍵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說，偵探小說在當時的繁榮是晚清社會政治文化因素與譯作之間互動選擇的結果。
佐哈爾認為，翻譯文學在三種條件下會在目的語的文學多元系統中占據中心地位，下面我們將針對這三種條件分別探討分析。
1. 第一個條件――晚清時期新小說處于建立中
清朝末年，大多數具有改良意識的文人將文學作為政治改良和社會變革的手段，梁啟超等竭力倡導“文學救國”，提倡譯介西方小說，以作為開啟民智的工具。晚清偵探小說大量譯入以致形成偵探熱，大約是在1907年之后，到五四時期達到頂峰。由于當時中國所處的內外交困的歷史環境，人們痛感科學力量的偉大，“迫切想在政治小說中祈望新的民主體制，在科學小說中領略科技的魅力，在偵探小說中獲得公平法制”(張萍，2002:53)，而且晚清時期正好是中國傳統的文學體系行將崩潰，而新文學體系又尚未完全確立之際(1919年爆發的五四為中國新文學體系真正確立的分水嶺)，翻譯文學不可避免地成為文學多元系統中的主流，承擔起了啟迪民智的作用。
2. 第二個條件――晚清小說處于弱小狀態
小說這一文學題材在中國傳統文學多元體系中一直是邊緣化的角色，屬于“小道”，寫小說是“雕蟲小技，壯夫不為”。正是因為中國本土小說長期處于邊緣和弱勢的地位，它們不具備足夠的影響力來對翻譯小說進行限制和打壓，只能放任它們泛濫流行。
傳統小說的弱小使得它無法擔負起當時的社會環境賦予小說的任務――改良圖志；因此，梁啟超等人倡導“小說界革命”，正是要借助于域外小說的力量實現新文學的發展，從而改變國家的落后地位，翻譯文學在當時就一躍成為文學多元系統中的主流，占主導地位。
3. 第三個條件――晚清傳統文學受到沖擊，處于轉折點
晚清翻譯小說的可以說是隨著“小說界革命”的興起而來臨的。梁啟超在1902年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飲冰，1989)。把小說視為“改良群治”，救國救民的關鍵，雖說只是傳統的“文以載道”觀念的延續，但前人多對此不甚重視，梁啟超等卻借此提倡小說。但是他們所提倡的新小說卻不是中國原有的古典小說，因為中國傳統小說為“中國群治腐敗之總根源”(飲冰，1989)。至此，中國原有的傳統小說似乎已經走到了盡頭，真正意義上的新小說又尚未誕生，所以外來的翻譯小說自然進入了梁啟超等人的視野。要“改良群治”，自然要借助翻譯小說，因此域外小說變得身價百倍。在這股變革洪流中，原以詩詞歌賦為文學正宗的傳統文學體系受到了極大的沖擊，正在處于佐哈爾所說的何去何從的轉折關頭。當形式新穎、內容扣人心弦的外國偵探小說介紹到中國時，國內讀者的注意力為之吸引，促使了翻譯熱潮的產生。
清朝末年，國內各種矛盾尖銳，經濟處于崩潰邊緣，中國社會無可避免地在各個方面都將經歷巨大的改變。文學作為社會意識形態和整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必然要反應近代中國的這些變化并且其本身也必然被卷入到變革之中。為了引進西方民主思想，激活中國沉悶的思想界，文學界掀起了一個譯介外國作品的。
偵探小說翻譯之所以在晚清出現熱潮，不僅得益于偵探小說本身內容新穎、蘊含西方的科學民主思想等原因，而且還由于翻譯和社會文化語境之間相互選擇
和促進的動態關系。借助于佐哈爾的多元系統理論，不難發現，晚清時期傳統文學的地位受到沖擊，而新的文學體系尚未形成，因此翻譯文學在多元系統中占據中心地位；同時又由于偵探小說與當時社會、文學和文化大背景的契合，就促成了晚清偵探小說翻譯之熱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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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謝天振，多元系統理論：翻譯研究領域的拓展[J].外國語,2003(4):60.
[10]飲冰，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A].陳平原，夏曉虹，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H].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偵探小說(detective story)是西方通俗小說中一個新的類型和新的流派，它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以翻譯偵探小說著稱的周桂笙說：“偵探小說，為我國所絕乏，不能不讓彼獨步。蓋吾國刑律訟獄，大異泰西各國，偵探之說，實未嘗夢見”(周桂笙，1904:3)。作為中國翻譯小說的一種類型，偵探小說在近代譯介較早，1896年至1897年《時務報》英文編輯張坤德最早翻譯了柯南·道爾的四篇福爾摩斯探案，并刊載在《時務報》上，題為《歇洛克·呵爾唔斯筆記》；隨后，許多外國偵探小說家如愛倫·坡(AllanPoe)、埃米加·加博里奧(MileGaboriau)、鮑福(Fortune
duBoisgobey)等的作品也陸續被翻譯過來。到1911年左右，中國作家幾乎將世界上所有的偵探小說都翻譯一遍，其數量之多，用阿英的話說：“當時譯家，與偵探小說不發生關系的，到后來簡直可以說沒有，如果說當時翻譯小說有千種，翻譯偵探小說要占五百部上”(阿英，1980:180-186)。據資料顯示，當時投身這股翻譯偵探小說熱潮的譯者有程小青、孫了紅、周桂笙、悉若等數十人，其中不乏林紓，周瘦鵑等翻譯大家。由此可見，域外小說中偵探小說的翻譯在當時尤其風靡。
多元系統理論(Polysystemtheory)是以色列學者伊塔瑪·埃文一佐哈爾(Itama Even-Zohar)于20世紀70年代初提出的一種理論。該理論以俄國形式主義文藝理論為基礎，汲取了結構主義、一般系統理論與文化符號學的積極因素，將翻譯文學視為文學多元系統中的子系統。
一 晚清偵探小說的譯介
晚清時期，翻譯活動明顯比創作活動活躍，“就翻譯書的數量，總有全數量的三分之一99(阿英，1980:180)。陳平原也認為，1896-1916年這20年間出版的小說“具體數字很難準確估計，但這20年小說出版中譯作占壓倒優勢，卻是明顯的事實(陳平原，1989:29)”。當時的翻譯文學在中國文學多元系統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發揮著比創作小說更為重要的影響。翻譯偵探小說作為當時翻譯小說的主流之一，在當時的中國文壇占據了主流的地位，其“數量之多(約占全部翻譯小說的四分之一)、范圍之廣(歐美偵探名家幾乎都有譯介)、速度之快(翻譯幾乎和西方偵探小說創作同步)”(郭延禮，1996:81)、影響之深在當時翻譯小說界可謂是名列前茅。
二 晚清偵探小說翻譯熱潮之緣由
在當時，偵探小說翻譯熱潮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其本身的藝術內容與形式：它內容新穎，“給中國讀者提供了全新的閱讀體驗”(劉揚體，1997:281)；另一方面，當時的社會、政治、文化和文學背景都起到了關鍵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說，偵探小說在當時的繁榮是晚清社會政治文化因素與譯作之間互動選擇的結果。
佐哈爾認為，翻譯文學在三種條件下會在目的語的文學多元系統中占據中心地位，下面我們將針對這三種條件分別探討分析。
1. 第一個條件——晚清時期新小說處于建立中
清朝末年，大多數具有改良意識的文人將文學作為政治改良和社會變革的手段，梁啟超等竭力倡導“文學救國”，提倡譯介西方小說，以作為開啟民智的工具。晚清偵探小說大量譯入以致形成偵探熱，大約是在1907年之后，到五四時期達到頂峰。由于當時中國所處的內外交困的歷史環境，人們痛感科學力量的偉大，“迫切想在政治小說中祈望新的民主體制，在科學小說中領略科技的魅力，在偵探小說中獲得公平法制”(張萍，2002:53)，而且晚清時期正好是中國傳統的文學體系行將崩潰，而新文學體系又尚未完全確立之際(1919年爆發的五四為中國新文學體系真正確立的分水嶺)，翻譯文學不可避免地成為文學多元系統中的主流，承擔起了啟迪民智的作用。
2. 第二個條件——晚清小說處于弱小狀態
小說這一文學題材在中國傳統文學多元體系中一直是邊緣化的角色，屬于“小道”，寫小說是“雕蟲小技，壯夫不為”。正是因為中國本土小說長期處于邊緣和弱勢的地位，它們不具備足夠的影響力來對翻譯小說進行限制和打壓，只能放任它們泛濫流行。
傳統小說的弱小使得它無法擔負起當時的社會環境賦予小說的任務——改良圖志；因此，梁啟超等人倡導“小說界革命”，正是要借助于域外小說的力量實現新文學的發展，從而改變國家的落后地位，翻譯文學在當時就一躍成為文學多元系統中的主流，占主導地位。
3. 第三個條件——晚清傳統文學受到沖擊，處于轉折點
晚清翻譯小說的可以說是隨著“小說界革命”的興起而來臨的。梁啟超在1902年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飲冰，1989)。把小說視為“改良群治”，救國救民的關鍵，雖說只是傳統的“文以載道”觀念的延續，但前人多對此不甚重視，梁啟超等卻借此提倡小說。但是他們所提倡的新小說卻不是中國原有的古典小說，因為中國傳統小說為“中國群治腐敗之總根源”(飲冰，1989)。至此，中國原有的傳統小說似乎已經走到了盡頭，真正意義上的新小說又尚未誕生，所以外來的翻譯小說自然進入了梁啟超等人的視野。要“改良群治”，自然要借助翻譯小說，因此域外小說變得身價百倍。在這股變革洪流中，原以詩詞歌賦為文學正宗的傳統文學體系受到了極大的沖擊，正在處于佐哈爾所說的何去何從的轉折關頭。當形式新穎、內容扣人心弦的外國偵探小說介紹到中國時，國內讀者的注意力為之吸引，促使了翻譯熱潮的產生。
清朝末年，國內各種矛盾尖銳，經濟處于崩潰邊緣，中國社會無可避免地在各個方面都將經歷巨大的改變。文學作為社會意識形態和整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必然要反應近代中國的這些變化并且其本身也必然被卷入到變革之中。為了引進西方民主思想，激活中國沉悶的思想界，文學界掀起了一個譯介外國作品的。
偵探小說翻譯之所以在晚清出現熱潮，不僅得益于偵探小說本身內容新穎、蘊含西方的科學民主思想等原因，而且還由于翻譯和社會文化語境之間相互選擇和促進的動態關系。借助于佐哈爾的多元系統理論，不難發現，晚清時期傳統文學的地位受到沖擊，而新的文學體系尚未形成，因此翻譯文學在多元系統中占據中心地位；同時又由于偵探小說與當時社會、文學和文化大背景的契合，就促成了晚清偵探小說翻譯之熱潮。
參考文獻
[1]Even-Zohar，ltama.The Position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Literary Polysystem[J].In LarenceVenuti，ed.The Translation StudiesReader[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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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43.
[6]郭延禮，近代翻譯偵探小說述略[J].外國文學研究，1996(3):81.
[7]廖七一，多元系統[J].外國文學。2004(4):49.
[8]劉揚體，流變中的流派——“鴛鴦蝴蝶派”新論[H].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7:281.
[9]謝天振，多元系統理論：翻譯研究領域的拓展[J].外國語，2003(4):60.
[10]飲冰，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A].陳平原，夏曉虹，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H].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關鍵詞：多元文學系統；局限性；理論；不足
一、多元文學系統理論簡述
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以色列學者伊塔瑪?埃文?佐哈爾提出了一個概念――多元系統。翻譯文學被佐哈爾定義為多元文學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并通過其在多元文學系統中的位置來研究翻譯文學對主流文化的影響，以便于更加客觀有效地了解和發現文學翻譯的規律。
佐哈爾認為，存在著三種情況，使得翻譯文學在多元文學系統中處于中心位置。佐哈爾認為，如果翻譯文學在多元文學系統中處于中心位置，這就意味著引領著文學形式庫的創新，并會對文學史產生巨大的影響。在這時，作品的原創與作品的翻譯之間不再有很嚴格的界限，翻譯規范很有可能過于異化，而翻譯作品存在著忠實性和充分性相統一的趨勢。主流的翻譯作品都是由主流的作家翻譯的。在這樣的文學模式的構建中，翻譯這一行為引進了新思想，引進了新的語言和模式以及技巧。
多元系統理論的提出，在翻譯研究方面可謂是創新之舉。多元系統理論從以往的純翻譯研究擴展到了翻譯理論方面的研究，促進了文化的交流傳播。從該理論的應用我們可以看出，譯者所采取的翻譯策略，會隨著當時翻譯文學在多元文學中的地位而變化，以滿足不同的翻譯需求。但是，該理論也存在著一些不足，這將是接下來所要探討的問題。
二、多元文學系統理論存在的一些不足
在多元文學系統理論中，佐哈爾僅僅詳細論述了文學或語言多元系統，因此該理論還有需要完善之處，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多元文學系統理論存在以下幾點局限性：一是忽略譯者的主觀性，沒有將譯者的主觀能動性考慮進來；二是忽略其他社會因素，諸如社會、文化、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等因素完全沒有加以說明；三是對核心概念的標準定義不清，對于多元系統論的核心概念的標準評價存在一定的主觀性。
1、忽略譯者的主觀性
根據多元系統論，在周而復始的系統運作之中，譯者的主觀性成為系統之外的因素，這是多元系統論的一大缺陷。擬譯文本的選擇不僅僅是由對多元系統起支配作用的情況決定的，譯者的主觀性也對文本的選擇起直接作用。在實際操作中，譯者會盡可能選擇與自己風格一致的文本，或盡可能選擇自己熟悉的體裁，以發揮自己的優勢，提高譯文質量。在這一方面，譯者的主體性不容忽視。
此外，多元系統理論提出了一系列的翻譯策略選擇的規則，但實際上，譯者不是機器，不可避免地會受到主觀因素的影響。所以說，多元系統理論一再強調并規定了翻譯策略的選擇并不符合實際，明顯剝奪了譯者本身的主觀能動性，一味強調客觀而忽略了人的主觀性。
2、忽略其他社會因素
多元系統理論將一系列的社會文化因素進行了抽象簡化，簡單地認為譯入語的文學形式庫就能決定翻譯文本采用什么樣的翻譯策略。但實際上，多元系統理論所提供的規則只是一方面，在翻譯策略的選擇上，更是要考慮之前提到的譯者本身，以及社會、文化、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等因素。
佐哈爾并沒有從真正的實際出發來研究文本的產生，而只是將假設的結構模式和概括的理論用在了文本上，并分析其與事實的相符度。但是，多元文學系統中的“元”不能僅僅是某類文學，還應該將社會、文化、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等因素考慮進來，并加以詳細地說明。而佐哈爾僅僅在其理論中簡略提到了以上因素的作用，并沒有將其對于多元文學系統的影響一一加以說明。這是多元系統理論的不足所在，也是多元系統理論可以豐富并加以挖掘的地方。
3、沒有關鍵概念的明確標準
在多元系統的概念中，處處可見作者對于多元文學系統理論核心概念的定義，如一級、革新等等。然而我們不由得會產生疑惑，這些一級與二級、強勢和弱勢、中心與邊緣的標準是什么？
以我國民國時期的多元文學系統為例，一部分認為我國的文學系統亟需變革，因此主張直譯，如魯迅等；而另一部分則認為我國文化博大精深，僅需吸納西方文化的一些特色，因此主張意譯，如梁秋實等。所以說，判斷一個文學系統是“強勢”還是“弱勢”、處于“中心”還是“邊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判斷標準。那么，怎樣判斷一個文學系統是處于“強勢”還是“弱勢”狀態？標準在哪里？佐哈爾在他的理論中并沒有給出標準。也就是說，佐哈爾自己也沒有對這些核心概念有一個明確的定義，僅僅通過主觀上的分析來進行判斷。
三、小結
科學告訴我們每個理論都有局限性。佐哈爾的理論產生土壤在以色列文化，放之四海，必然存在著與實際不甚相符之處。首先，多元系統理論忽視了譯者自身的三觀取向，沒有考慮譯者的主體能動性。其次，該理論對于經濟、文化等社會背景因素考慮不夠深刻，還可以繼續完善和挖掘。最后，佐哈爾對于理論內的一些核心概念定義不清，存在著一定的主觀主義和經驗主義色彩。因此，我們在分析文學活動現象時，要批判地、辯證地來運用該理論?？梢钥闯?，多元文學系統還存在著很大的完善空間，只有充分認識到多元系統理論的局限性，才能夠更好地促進理論貼合實際，進而完善理論、使多元系統理論具有更大的普適性。（作者單位：沈陽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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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謝世堅.從中國近代翻譯文學看多元系統理論的局限性[J].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2（4）.
關鍵詞：醫療信息統計；醫院管理；多重作用
中圖分類號：F4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4）03018001
一般來說，醫療信息統計是指對有關醫療信息數據運用統計學的方法由點到面進行深入的、具體的搜集、整理、計算、分析、解釋、表述等的活動。醫療信息統計是醫院信息的重要來源，任何一家醫院，無論是領導評價和總結工作，還是醫院研究及制定政策和計劃，都需要依托醫療信息統計才能正常進行。因此可以說，任何一家醫院的正常運轉，也都離不開醫療信息統計。而醫療信息統計具體包括三個方面的含義：一是醫療信息統計工作；二是醫療信息統計資料；三是醫療信息統計科學。隨著醫院信息化進程的不斷發展，醫療信息統計中數據的收集必須越來越全面，整理必須越來越規范，計算必須越來越準確，分析必須越來越透徹，揭示必須越來越深刻，表述必須越來越嚴謹。扎扎實實地做好醫療信息統計工作，不僅能提升醫院的信息化水平，而且能在現代醫院管理中發揮出多重作用。
1 高效配置醫務人員的參考作用
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目前，許多醫院的醫務人員普遍緊狹，如果崗位配置不科學、不妥當，勢必會影響到工作效率的高低。做細、做好了醫療信息統計工作，就能根據醫院的規模、地域等差異，醫院各個科室、部門人員需要的差異，以及患病者來院就醫的季節性差異等，分析、了解哪些科室或部門什么季節的業務量更大，找出本醫院醫務人員安排上存在的缺憾，并根據具體需要調配更多的專業人員。
科學安排久了，就能優化區域內醫院醫療、護理、行政、后勤人員的合理配置，優化業務人員崗位結構，并以此完善醫院的人事編制和崗位規制。
2 周密安排病房床位的依據作用
床位資源管理是現代醫院管理的一個重要內容。目前，許多醫院的床位普遍緊張，尤其是三等甲級以上醫院，一床難求的現象更為突出，在醫院管理中必須將床位使用率、周轉率以及出院患者平均住院日等作為反映醫院工作效率的重要指標。以病床使用率為例，病床使用率過高，說明病床數量不足；病床使用率過低，則說明病床使用效率不高。還有，有的科室病床使用率雖然很高，但由于周轉率低，占床現象嚴重，造成床位資源的浪費。
而開展扎實有效的醫療信息統計工作，就能根據醫院病床的日常統計數據分析和調整床位分布，盡量配置適當的病床數量，合理安排病床的周轉率，盡量縮短病人的平均住院日，通過病房床位的周密安排滿足各個科室收治病人的需求，使床位資源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
3 合理使用各種診療設備的參謀作用
診療設備是現代醫院必備的物資基礎，是醫院現代化程度的重要標志。尤其是B超、CT和核磁共振（MRI）等現代診療設備，更是不斷提高醫院診療水平的重要條件。
目前，基層醫院的診療設備（尤其是現代化的診療設備）配備嚴重不足，而三等甲級以上醫院的診療設備（尤其是現代化的診療設備）配備比較齊全，但使用卻不盡合理。而通過開展醫療信息統計，就能對醫院的各種醫療設備、儀器等的供應、使用和管理情況進行統計調查分析，準確判斷醫院的診療設備供應是否充足，使用是否充分，管理是否到位。
再根據病人診療需要及經濟、實用的原則，通過正確選購為醫院提供品種、性能、精度適當的各種診療技術裝備，通過科學調配提高在用儀器的作用率，通過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形成科學、先進的管理方法，進而使各種診療設備得到充分有效合理的利用。
4 系統規范醫院日常事務的助手作用
醫院大大小小的日常事務很多很多，也都離不開醫療信息統計。比如：對于醫院門診科室治療的人數、急診室治療人數、病危人數、住院人數、手術治療人數、醫院研究成果、醫院收入等諸多情況，醫院的醫療統計人員只有每天進行這方面的數據整理和統計分析，得出準確的參數數據，才能為醫院系統規范日常事務提供一個便捷方式，使醫院工作更有效率。
同時，現代醫院都必須面對兩大挑戰：一是生存；二是競爭。生存是競爭的基礎，競爭是為了更好地生存。尤其是基層醫院，本來生存壓力就比較大，且由于醫務人員素質不夠高，裝備水平不夠高，在競爭中更處于不利地位。為了在生存和競爭中揚長避短，更應該重視醫療信息統計工作，在做好常規的日報、月報、年報和定期分析的同時，對醫療業務工作的劇增或銳減等異?，F象進行跟蹤調查，分析形成原因，提出應對方略。
比如：建立健全醫院衛生統計信息系統，并通過該信息系統對醫院日常管理中的相關數據進行對比整理，綜合運用各種統計學知識，統計出月度、季度、年度的統計分析報表，對每個科室完成的業務指標和經濟指標及其德、能、勤、績情況等進行全面、公正、客觀的評價，正確判斷醫院的運行狀態，歸納成效，發現問題，提出解決辦法，并上報給醫院
管理者。可以說，規范、全面的醫療信息統計，既是醫院領導掌握全院各科室工作狀況的直觀依據，也是制定合理的工作目標、充分調動科室工作主動性和積極性的理想助手。
5 科學進行醫院管理決策的支持作用
俗話說，細節決定成敗。醫院管理又是一門多知識結構的綜合學科。由于醫院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民生服務行業，診療質量是醫院社會經濟效益好壞的生命線，任何一個細節疏忽或決策錯誤都可能給患者造成經濟上、身心上的不良后果。經濟上，管理疏漏或決策錯誤可能給患者造成不必多付的經濟損失；身心上，管理疏漏或決策錯誤可能給患者造成痛苦、殘疾乃至失去寶貴的生命。所以，詳細記錄、整理、分析、提煉、判斷和監督醫院的經營情況、社會影響力、經濟效益及運行趨勢的醫療信息統計，在醫院管理中的作用是不可代替的，不斷強化醫院的細節管理，努力提高醫院管理中的科學決策水平，顯得尤其重要。
為此，必須要特別加強醫療信息的統計工作。因為隨著醫療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醫療信息統計已經成為對醫院各項工作的數量、質量進行綜合評價的重要手段，以及醫院制定工作計劃和發展規劃的信息反饋中樞。只有醫療信息統計這一中樞手段發達了、健康了和暢通了，才能有效地開展醫院的目標管理和績效管理，有效地開發利用醫院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資源。
具體說，醫療信息統計在醫院管理中能發揮兩方面的作用：一方面，醫院自身建設方面，醫療信息統計有助于醫院管理者掌握本院在本區域內、省內、國內所處的地位，有沒有比較優勢，重要學科和重點實驗室、重點科室的建設該如何提升；另一方面，診療服務方面，醫療信息統計有助于醫院弄明本區域內、省內、國內不同人群的健康狀況和不同疾病分類結構及其變化趨勢，及時了解本區域內、省內、國內衛生事業的發展及衛生資源的分布利用情況，掌握本區域內、省內、國內主要的社會問題和人民群眾對衛生服務的要求及就醫人員結構，并解決與本區域內相適應的醫務人才培養、設備配置、技術引進等關鍵問題。
為此，必須要特別加強醫療信息的統計工作。通過醫療信息統計數據分析，把各種復雜的工作用量化的指標精確地體現出來，為醫院管理者進行決策提供可靠的數據，促進醫院管理的科學性和先進性，不斷優化重要崗位的管理，加強薄弱環節的管理，優化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提升服務水平，改善就醫環境，均衡各部門人員資源配置，規避和防范出現無謂的失誤和錯誤，從而更好地促進醫院各項工作的又好又快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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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元性會計信息網絡系統下所提供的會計信息首先是具有多重屬性，這就如同在一臺電視上可以看到不同頻道的電視節目一樣，它能夠滿足不同客戶的不同需求。同時，基于網絡基礎之上的系統建設能夠使會計數據的存儲和傳輸遍布國內外所有角落。同以往單一會計信息系統相比，多元性會計信息網絡系統只將原始數據加工成標準編碼的源數據，取消了傳統意義上的會計憑證、會計賬簿和會計報表，實現了會計數據的真正共享?；谏鲜鲆螅瑯嫿ǘ嘣詴嬓畔⒕W絡系統，需要對現有會計核算系統實施業務流程重組，并采用分布式對象技術解決整個系統的動態問題。同時，也預示著將更多地采用事件驅動、網絡和多媒體技術。
二、多元性會計信息網絡系統的建設，需要借助業務流程重組技術對現有會計業務流程進行徹底改造業務流程重組（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BPR）是20世紀80年代末期開始在國際上非常流行的一種新的管理觀念和。業務流程重組的概念及具體定義有很多，其中，漢默（Michael Hammer）所提出的概念較具有權威性，并被廣泛接受。他認為：業務流程重組是對企業業務流程進行根本性再思考和徹底地重新設計。重組的過程是要從客戶需求和企業戰略目標出發，以信息技術、人與組織管理作為重新設計和實現的手段，通過對企業原有業務流程的徹底變革，達到滿足現代企業降低成本、改善產品和服務質量、適應客戶多變需求、提高企業整體績效的業績需求。從一定意義上講，會計信息本身就是會計活動的產品或結果，會計活動與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有著許多相似之處。因此，如何提高會計信息產品的質量，特別是如何更好地為會計信息客戶提供多樣化服務，降低會計信息生產成本、提高會計信息生成速度，是會計核算系統改造所必須認真考慮的問題?；诖朔N理由，對現有會計核算系統實施業務流程重組，是尋求會計發展和飛躍的重要途徑。
現有會計業務流程是建立在會計分工下的一種順序化業務流程。勞動分工需將一定的過程分解為具體的個別作業，并認為管理活動的重點是在于提高個別作業的效率?；诖?，在會計業務處理中，通常將會計系統分解為原材料核算、工資核算、固定資產核算、成本核算、報表編制等若干子系統，每個子系統又包括一些具體核算模塊，形成一個類似“金字塔”式的組織結構。然而，這種所謂詳細周密的組織結構也造成了各個子系統之間的相對分割的事實，形成了特有的“孤島”現象?！皢我坏?、順序化”的會計業務流程所帶來的結果，只能提供“屬于會計基本業務的東西”，且在此基礎之上所形成的會計軟件技術只能是對手工會計的簡單模仿，起到的作用無外乎就是減輕手工強度、提高會計處理的速度和準確性而已。而真正體現決策和控制導向的現代會計理念，就必須打破單一的、順序化的會計業務流程，而代之以面貌全新的“多元”和“事件驅動”，會計信息處理采用事件驅動（Event Driven）方式即意味著平時不在進行順序化信息處理，存儲在計算機中的只是一些原始性信息，當使用者需要某類或某種專用信息時，只要驅動相關專用信息代碼，就能滿足其各種“特殊需要”。這時，會計系統作為一種高度集成化的系統而存在，它既是業務和會計兩大系統的綜合，也是財務管理、財務會計和管理會計的統一。在集成化系統內，各個子系統不再是彼此孤立的信息孤島，管理會計將成為主體，財務會計則主要是用來對外提供信息和為管理模型提供資料。與此同時，集成化系統還突破了會計核算中記賬和算賬的諸多框框限制，增加了大量的非貨幣性信息輸入和輸出。
需要說明的是，會計業務流程重組更像是一種經營哲理。它和在分工論下會計業務流程相比，既是一種工作方式再造，同時也是一種補充?；诙嘣詴嬓畔⒕W絡系統下所提供的業務流程并不是對傳統單一會計信息提供的業務流程取而代之。隨著Internet技術不斷完善，架設在網絡平臺之上的所有數據倉庫，都可以實現遠距離的標準編碼的源數據信息的傳輸、搜索和控制。每個能夠進入Internet的客戶，只要建立了加工模型庫，就能按照重新分類匯總模型、財務報告模型、預測模型、決策模型等，采用事件驅動原理，收集、和提取數據倉庫中的信息。多種多樣、豐富多彩的會計信息頻道將會滿足眾多不同口味人們的觀看需求。
三、多元性會計信息網絡系統建設，需要基于網絡上的信息集成系統進行支持，而采用分布式對象技術就是解決整個系統的動態問題基于網絡上的信息集成系統是包含有不同計算機及設備通訊、不同數據庫信息共享、不同應用軟件間數據交換等所有技術的集成總和。它對提高企業整體運行效率，實現多元性會計信息資源共享具有重要作用。在集成化系統的基礎上，對企業各種資源和制造過程進行優化、利用、排序及其重新調整，是進一步挖掘企業潛力、實現生產經營低耗、優質、高產的技術保證。20世紀70年代初期，哈林頓（Dr.Joseph Harrington）提出的CIM理論，其核心就是提高企業競爭力的系統觀點和信息觀點，也即使用計算機采取信息集成方式來實現現代化生產制造，以求得企業整體效益提升。
系統的充分集成實際上就是解決系統的動態化，而要使整個系統真正能夠動起來，就必須采取分布式對象技術（Distributed Object Technology）。系統的動態性是能夠有效實施實時控制的前提和保證。由于現有系統大多是在一系列子系統的層面上被組織或集成起來的，換句話說，現有會計系統的功能劃分是基于子系統這樣一種粒度相當大的層次上，整個系統的劃分是將其所有功能性切割成若干個功能包，而所有功能包實際上又都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子系統。而與此形成對比的是，企業業務流程是由企業中不同角色的一系列活動所組成。因此，動態企業模型要求必須實現業務流程再造，即要求在活動這個功能層次上對系統進行集成改造，形成一種小粒度的功能劃分。但正是這種功能劃分粒度上的矛盾，使得現有系統的體系結構成為實現動態化的障礙。因此，要實現多元性會計信息系統的動態，就必須找到這樣一種軟件集成技術：它能夠把各種小粒度的軟件功能單元靈活地組織為一個有機的整體，而那些軟件單元又能夠自由地運行在網絡環境中。分布式對象技術正是這樣一種先進的軟件集成技術。
Internet技術與分布式對象技術的具有彼此捉進的作用。作為一個通訊框架，Internet為分布式對象技術廣泛提供了理想的平臺，并由此可以推動類似技術應用的蓬勃發展。分布式對象技術改善了基于Web應用的質量，大大增加了Internet價值。這種共生關系正在創造出一種新的模式，它使得應用系統在設計開發及維護等諸多方面都已經不同以往。其主要技術特征包括：可以靈活地混合和搭配來自不同客戶的相互操作的軟件對象：可以集中管理和監控軟件對象；由數據倉庫集中存儲會計信息，使得配置和維護客戶端系統所需費用大大減少。
實現基于分布式對象技術的動態系統，還必須完成如下一些任務：將組成系統的各個模塊分解成一些基本任務或活動的功能單元；依照分布式對象技術標準將這些功能單元封裝或設計為標準對象；定義業務流程集及其角色；建立業務功能模型、業務流程模型、業務組織模型和系統配置模型，同時，建立工作流程控制機制；建立分布式環境，其中，主要是建立分布式對象管理機制。
關鍵詞：多元系統論；翻譯文學；《神州集》；
[中圖分類號]：H059[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2)-08-0139-02
前言
艾茲拉?龐德( Ezra Pound, 1885- 1972)美國詩人、評論家，意象派詩歌的代表人物，是20世紀英美文學史上最有影響力也是最杰出的現代主義詩人之一。他從中國古典詩歌、日本俳句中生發出“詩歌意象”的理論。龐德的詩歌理論推動了英美的現代派詩歌，為東西方詩歌的互相借鑒做出了卓越貢獻。龐德譯介中國詩的第一本英譯詩集《神州集》在中西方譯學界、文學界引起了巨大的轟動, 國內對于龐德翻譯思想及理論的研究始于上世紀末本世紀初, 其中蔣洪新、劉軍平和祝朝偉譯述龐德的翻譯理論較為全面；而對龐德翻譯的《神州集》的研究, 蔣洪新首先做了整體性探討, 謝丹肯定了龐德的翻譯創新及中西文化交流的意義。
一、《神州集》問世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由于經濟政治因素等原因，當時的英美國家對于以中國文化為代表的東方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相對于強大、成熟的英國文學，美國文學正處于邊緣、弱小的形成地位。因此，為了對抗當時占統治地位的后期維多利亞浪漫主義文學，并且發展美國的民族詩歌，龐德發起了提倡以清晰的意象和對事物的直接描述為特點的意象派運動。這一運動從中國古典詩歌中汲取了大量的營養，因為中國古典詩歌中有大量與意象派的創作原則有著共鳴的詩篇，為意象派運動的發展提供了極佳的范例。中國詩歌為西方現代主義注入了清新、強有力的因素，推動了美國新詩運動的發展。它們之間相互影響，從而獲得重建和新生。
龐德的《神州集》(有人譯作《華夏集》、《國泰集》、《中國》等)1915年4月在倫敦發表。這部詩集包括18首詩歌，這些詩歌是以美國東方學者和文藝史學家厄內斯特?費諾羅薩(Emest Fenollosa)的中國古典詩歌筆記為依據的?！渡裰菁芬唤洶l表，即可獲得成功，并在西方立即產生了極大的轟動，引來了用自由詩譯中國古典詩的。對于這部譯作，國內翻譯界大體上還是“頗為欣賞”，認為龐德能夠虛心接受中國文化，特別是在拓展詩歌寫作技巧方面。《神州集》被看做是龐德對英語詩歌的“最持久的貢獻”，也是中國古典詩歌在美國的第一次真正的成功。T.S.艾略特對龐德的譯作是這樣評價的：“龐德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中國詩的發明者，龐德的翻譯比理雅各（James Legge）這類漢學家的翻譯更能使我們深刻領悟到中國詩的真精神。”因此，《神州集》被視為“20世紀詩歌的杰作”。
二、多元系統理論
多元系統理論( Polysystem theory) 理論源自俄國的形式主義,特別是梯尼亞諾夫(Yury Tynjanov)有關系統的理論，埃文?佐哈爾（Even-Zoher）對梯尼亞諾夫的核心概念“系統”（System）和“關系”（Relational）做了進一步的發揮，使之成為多元系統理論中的支柱?！岸嘣到y”這一術語首次出現在1978 年佐哈爾出版的《歷史詩學論文集》中，其核心內容就是把“各種社會符號現象,具體地說是各種由符號支配的人類交際形式,如語言、文學、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等,視系統而非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組成的混合體。這些系統并非單一的系統,而是由若干個不同的系統組成的系統；這些系統各有不同的行為,卻又互相依存,并作為一個有組織的整體而運作。”但是在這個整體里,“各個系統的地位并不平等,它們有的處于中心,有的處于邊緣。與此同時,它們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變的,通過它們之間永無休止的斗爭,整體內的各個系統會不斷地發生變化:處于中心的系統可能被驅逐到邊緣,而處于邊緣的系統可能攻占中心位置。”
佐哈爾在《翻譯文學在多元系統中的地位》一文中進一步說明，翻譯文學與文學多元系統的關系既不能確定為主要的也不能確定為次要的，而是有變化的，這變化取決于本土文學多元系統內的具體情況。為此，他勾勒出三種使翻譯處于主要地位的社會條件:“第一,當一種文學還處于‘幼稚期’或處于建立過程中時;第二,當一種文學處于‘外圍’狀態或處于‘弱小’狀態時;第三,當一種文學正經歷某中危機或轉折點時。”在這三種情形下，本土文學不僅要借助翻譯文學來輸入新的思想和內容，而且寫作的形式和技巧也會被模仿。 如果不存在上述三種社會條件,本土文化系統處于強勢，有豐富的作品時，本土文學就不依賴翻譯文學，那么此時翻譯作品在譯入語多元系統中就會處于次要地位。
三、《神州集》與多元系統理論
構成多元系統的處于不同層級的各個子系統一直不斷地競爭系統的中心地位?？梢哉f，翻譯文學在譯入語文化中所處的“中心―邊緣”位置的變更，就是翻譯文學與本土文學相互競爭的結果。龐德的《神州集》就是在與美國文學的競爭中，以其傳神的創造性翻譯和通俗的、當代的、散文體語言，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勝利。從內容上講，《神州集》呈現出自身特定的鮮明主題，中國古典詩歌中的異域風味如地名、人名、典故等在詩集中有所丟失，但詩歌內在心境、情感氛圍卻得以重現、強化；從語言上講，詩集用詞淺白典雅，文法簡潔單純，呼應了20世紀美國現代詩歌中一種清新自然地的詩語，而且能夠達到這種詩語的最高境界；另外，詩集中意象雖與原詩也有一定的偏差，但意境卻得以重構。詩集中有著明顯的模仿、增刪、保留，正是因為龐德的再創作，使詩集自身具備獨特的文學實體性，在美國文學系統中表現出特有的價值。
龐德的譯作，有相當一部分創意英譯的中文英譯詩被經典化，一方面豐富了現代英語詩歌的寶庫，在美國詩壇占據了一席之地，并成為美國文學的一部分。也在另一方面充分驗證了多元系統論：詩人龐德發揮了現代英語優美和通俗的優勢，把中國古典詩歌的獨特韻味展現在英語讀者面前，使譯作《神州集》贏得了目的語讀者對中國詩歌的喜愛，在美國本土文學系統中獲得了一定的中心位置。
四、小結
多元系統理論是翻譯理論中第一種把翻譯現象置于社會文化的大背景之下，對翻譯現象從宏觀角度進行研究的理論。它突破了傳統翻譯理論把翻譯視為源語文本在目標語中的對應物的局限。翻譯是源語文化與目標語文化間交流的媒介，翻譯文學是目標語文學系統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參與目標語文學系統的構建，并對目標語文學系統，乃至文化系統的發展起到重大的推動作用。
參考文獻：
[1]、E. Pound，“The Renaissance” in T.S. Eliot, (ed.) Literary Essays of Ezra Pound, London: Faber & Fabor, 1954.
[2]、廖七一.當代英國翻譯理論[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3]、廖七一.當代西方翻譯理論探索[M].南京:譯林出版社, 2002.
一、引言
多元智能理論在世界教育教學改革中產生了廣泛的積極影響，學習和研究這一理論，對于推進我國高等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中華傳統文化主要包括：古文、詩、詞、曲、賦、民族音樂、民族戲劇、曲藝、國畫、書法等;傳統節日（均按農歷）有：正月初一春節（農歷新年）、正月十五元宵節、四月五日清明節、清明節前后的寒食節、五月五日端午節、七月七日七夕節、八月十五中秋節、臘月三十除夕以及各種民俗等;包括傳統歷法在內的中國古代自然科學以及生活在中的各地區、各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也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中華傳統文化是民族之魂，是中華民族對人類的偉大貢獻，是我們先輩傳承下來的豐厚遺產，是歷史的結晶[1]。對于我們來說弘揚和發展中華傳統文化責無旁貸，毋庸置疑。
那么探索全新的傳統文化教育之路刻不容緩。迎面襲來的多元智能理論與信息技術潮流帶來更多可拓展的空間。在信息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合理利用信息技術、學生的多元智能，來提高大學生對傳統文化的認識、理解及重視程度大勢所趨。最終培養當代大學生成為時代的主人，中華傳統文化傳承的有生力量當務之急。深入思考、探索，最終走出一條具有特色的傳統文化教育之路迫在眉睫。
二、弘揚傳統文化的意義
剛剛勝利閉幕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給了傳統文化明確的定義：“一個國家的歷史、形象和尊嚴的代言是這個國家的傳統文化?！?/p>
中國文化的根蒂是濃厚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也必須以領悟、尊重中國傳統文化為基本條件。近年來國家大力度進行的深化文化體制改革中，一直把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作為著力點，從而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
三、當前傳統文化教育的現狀
與國家的大力號召相反傳統文化在傳承中卻受到了“冷遇”，在教育中遭遇了“瓶頸”。全面分析當今大學生的傳統文化教育我們不難發現以下問題：
（一）忽略傳統文化教育
1.家庭傳統文化教育缺失、斷層
目前我國的家庭教育中家長對傳統文化的理解偏差，家長的傳統文化教育意識淡薄，子女受其影響而表現出來的消極和抵觸情緒，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因素導致了當前我國傳統文化的傳承不力，甚至在很多方面都出現了缺失和斷層。
2.學校傳統文化教育系統建設不完善
2012年，某教育機構對全國100家高校的傳統文化教育課程設置進行統計，僅有30家高校開設了傳統文化教育選修課程，其中配備對口專業教師的僅有20%。就學生學習情況來看，課程出席率小于35%。
（二）學校對傳統文化教育過度的課程化，任務化，教育推廣面狹窄單一。
灌輸式教育，填鴨式教學，不利于學生對傳統文化的真正理解。使傳統文化的傳承成為僅僅是對傳統文化知識的介紹。
（三）中國的傳統文化教育缺乏情景式教育
中國的傳統文化教育具有適應性，產生于特定的生產生活環境，同時也反作用于生活環境，與環境共融形成一種“共生”關系。當前的傳統文化教育使其脫離了賴以生存的環境，成為無本之木，無根之水，空中樓閣，成為了書本的文化，“僵死”的文化。
四、多元智能理論與計算機網絡支持下對傳統文化教育的探索
在計算機網絡高速發展的今天，大多數新興事物、外來文化迅速占領市場，成為現代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人們除了關注這些“異”物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沖擊面前，我們不能只是愛么能助，望洋興嘆，更應該看到的是他們帶來的活力與生機。那么利用多元智能理論結合信息技術實施多元多維、情景性、發展性的教育模式，正適合傳統文化的教育。
近年來，隨著互連網走入千家萬戶，我們進入了“全城一家零距離，珠穆朗瑪在身邊”開放、虛擬的網絡時代。那么，讓新一代的信息技術與傳統文化之間碰撞出絢麗的火花，是下一步應該探索的問題。
（一）利用網絡虛擬現實技術為傳統文化安個“家”。
在信息技術的支持下虛擬仿真出全世界的旅游勝地，使人們足不出戶就能領略世界的風采，是經濟旅游的新潮流。那么基于網絡虛擬現實技術顯著的技術特點為中國傳統文化安個“家”，是初步探索的方向。
（二）傳統文化教育利用多元智能原理與游戲化學習的“臉對臉”。
讓網絡游戲為傳統文化的學習和傳承提供更加有效的方法和途徑，同時讓傳統文化為網絡游戲填加豐富的內涵。網絡游戲的虛擬環境成為傳統文化教育賴以生存的土地。
網絡游戲是網絡虛擬現實技術中的一種，隨著虛擬現實技術的日益成熟，傳統的網絡游戲也成了新興產業。正引發越來越多的社會問題――青少年沉迷網絡游戲的事件層出不窮。網絡游戲設計的暴力，不規范占絕大部分因素。從網絡游戲設計中入手改善網絡游戲的不足，并在網絡游戲設計中將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融入現代網絡游戲之中，賦予傳統文化騰飛的羽翼，同時也賜予網絡游戲以圣潔的靈魂，實現游戲化學習。
根據眾學者的研究，筆者認為，游戲化學習的難點主要在于游戲與學習之間相互融合的問題，游戲與學習之間的比重問題。
五、小結
根據游戲化學習的意義我們用情理的精神，利用傳統的文化改造虛擬游戲的不足，填補虛擬游戲的漏洞。
利用多元智能理論使學生能無意識的在網絡游戲中領悟、學習傳統文化的意義，相反傳統文化也在游戲中起到引導的作用，抑制其弊端，避免沉迷的現象。有機的將傳統文化，網絡環境，學生的意識結合到一起。三維一體的立體式隱性學習模式。
改變“填鴨式”教學，使學習成為一場有趣的游戲，從學習中感受快樂，使人們不再是對游戲成“癮”，而是對學習成“癮”。
一、引言
在崇尚科學與文化交流的21世紀，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蘊吸引了眾多非漢語讀者。如何將古典文學中的精華英譯以便使更多讀者領略到其美妙之處，成為越來越多翻譯者深入探討的問題。學貫中西的文學家與翻譯家林語堂所譯《浮生六記》以其遣詞精當、準確傳神而對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貢獻，其譯作也被國內外眾多學者作為研究對象，從翻譯特色、翻譯策略、語篇分析等角度進行了探究。但是，在眾多研究中，引入多元系統理論來研究《浮生六記》翻譯尚不多見。本文試將該譯作置于多元系統論的視角下進行分析，以期對作品中的部分特點做出合理解釋，同時希望能對該譯作以外的翻譯實踐活動有所啟迪。
二、多元系統論
多元系統理論（Polysystem theory）是以色列學者埃文—佐哈爾在20世紀70年代初提出的一種理論。多元系統理論的一個核心內容就是把各種社會符號現象，具體地說是各種由符號支配的人類交際形式，如語言、文學、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等，視作一個系統而不是一個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組成的混合體。雖然佐哈爾借鑒了俄國的形式主義理論和方法，但他并沒有像后者一樣把目光都集中在“陽春白雪”式的所謂“高雅”文學形式上而摒棄諸如兒童文學、驚悚小說等邊緣內容（Munday，2001：109）。埃文—佐哈爾在20世紀70年代末首先提出，翻譯文學也是一個文學系統，與原創的文學作品一樣，它的背后也存在著同樣的文化和語言關系的網絡。與其他系統一樣，是一個“多種類，多層次的系統集合體，各系統間相互作用，造成多元系統內總體上不停發生進行中的動態過程?！倍g文學在文學多元系統中并非永遠處于邊緣位置，它有時也會占據中心位置，也就是說，“翻譯文學在塑造多元系統的中心部分的過程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并成為文學多元系統中“革新力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謝天振，2003）
根據佐哈爾的理論，翻譯文學的系統性體現在如下兩種情況中，一是翻譯語言（即目標語）選擇翻譯的作品，二是翻譯規范、行為、策略等被其他共存的系統所影響（Jeremy Munday，2001：109）。下文將以《浮生六記》的翻譯為例對以上觀點進行論證。
三、多元系統理論在《浮生六記》譯作中的體現
（一）翻譯語言選擇翻譯文本
所謂“翻譯語言選擇翻譯文本”，體現出的就是當時目的語社會文化對譯作內容的選擇性。譯作的選擇在于譯者的意愿，而譯者的意愿是受多方面因素影響的，包括其個人興趣等。目的語社會文化的接受度甚或需求度則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
從20世紀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全世界政治經濟迅速發展，與此同時，西方文學也在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個時期的文學作品無論在內容還是在形式上都出現了巨大的變革。未來主義、象征主義、達達主義等歷史先鋒派相繼出現，曾風靡一時的現代主義由盛轉衰，現代主義逐漸興起。西方學者為擺脫傳統的束縛，探索新的表達方式，必然向更廣泛的文學領域求索。在多元系統論的主張中，翻譯文學也是文學大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西方學者若想向他們所熟悉的文化傳統外的東方世界去尋找新方向，翻譯文學便是必經之路。而《浮生六記》的內容，正如林語堂在譯者自序中提到：“我在這兩位無猜的夫婦的簡樸的生活中，看她們追求美麗，看她們窮困潦倒，遭不如意事的磨折，受奸佞小人的欺負，同時一意求享浮生半日閑的清福，卻又怕遭神明的忌——在這故事中，我仿佛看到中國處世哲學的精華在兩位恰巧成為夫婦的生平上表現出來。”行文“洋溢著濃郁的東方情調：雪可賞，雨可聽，風可吟，山可觀，水可玩，云可看，石可鑒，是‘最令西人聽來如癡如醉之題目’，所反映的日常生活的審美情趣帶給當時生活在高度‘物化’和‘異化’的資本主義社會的西方讀者以新鮮的藝術體驗。在這種需求下，《浮生六記》能直接進入西方讀者的視野，滿足他們的期待視野?！保▌┦?，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