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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0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10-0005-02
社會資本是人們在一定網絡基礎上產生的信任和合作關系。人們行動的社會結構由市場、社會、政府共同決定。社會資本形成首先有其認知基礎，人們的行為動機和客觀情境與社會影響一起決定其行為的方式。社會資本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統一，由結構和認知兩方面組成，隨時間和環境而變遷。組織及其企業家是制度變遷的推動者。社會資本形成與組織特征關系密切。人們生活的網絡對不同的社會資本形成有決定作用。社會資本有生產性的和分配性的。民間參與和聯系各種網絡的橋，是更能帶來一般信任的社會資本。本文較為全面地綜合了國外關于社會資本形成的最新理論成果，形成了系統的分析框架，對中國加速社會資本形成及推動市場化導向的改革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一、社會資本形成是結構和認知的統一
1.社會資本的結構方面。制度是一個社會的博弈規則，是人為設計的型塑人們互動關系的約束。制度在社會中的主要作用，是通過建立一個人們互動的穩定結構減少不確定性，目的是抑制人們可能有的機會主義行為。制度是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及其實施機制的統一。國家制度、法律制度、產權制度、市場制度等是社會資本形成的宏觀基礎。社會資本是建立在一定的網絡基礎上的信任與合作。這些網絡和組織有的是生產性的，有的是分配性的，都呈現特定的結構，屬于正式制度，我們稱為結構社會資本。結構社會資本是外表上可見的，有明確的角色、規則、程序，根本原因是降低交易成本、減少不確定性，使合作的成果更可預見和更有益，促使成員形成相互有利的集體行動，使組織得以運轉而實現一定的目的。社會組織形式，由相互性規范維持，由相互有益期望將人們聯系在一起。組織中的每個人有一定的角色，規范人們以可預見的行為方式而行動。沒有角色和作出決定的規則和資源動員，集體行動更困難。角色由期望創造，同時創造期望。角色和規則是客觀的，由監管和期望而加強。支持角色和期望運行的是程序，可以是正式或非正式的。
2.社會資本的認知方面。諾思認為，非正式約束普遍存在，而正式規則只是型塑選擇的約束的很小部分。在我們與他人的日常互動中，不論是家庭內部，還是外部的社會交往，還是事業活動中，支配結構的絕大部分是由行事準則、行為規范以及慣例來界定的。非正式約束來自于社會傳遞的信息，是文化傳承的一部分。心智處理信息的方式依賴于大腦的學習能力，而這種能力通過一種或多種精心構造的自然語言程式，將感性的、態度的、道德的以及事實的信息轉換為能被接受的符號。文化是由教育與模仿而代代相傳，并能影響行為的知識、價值等因素。認知社會資本起源于精神過程和相應的觀念，由文化和意識形態加強，特別是規范、價值、態度、信仰，創造人們將如何行動的期望，如是否合作、友好，促進合作行為和相互有利的集體行動，屬于非正式制度。認知種類社會資本一旦被廣泛共享，使合作更可能，是事前約束人們朝相互有利的集體行動。人的行為從外在約束到內在約束間存在一個連續的統一體。當合作行為由內在激勵時效果更好。認知性社會資本是不可見的、內在的。認知社會資本投資更不明顯，遵守他們需要成本。如果人們確信其他人團結、信任、正直，社會多數人才會相信這些規范、價值是有活力、好的和應該遵循的。
3.社會資本是結構和認知的統一。兩種形式的社會資本不可分離而是內在聯系的。盡管社會網絡與角色、規則、程序一起是可觀測的，最終來自于認知過程?！敖Y構的和認知的領域由人們的主觀期望相聯系，客觀因素有復雜的主觀基礎。在各種社會結構內，角色、規則、程序同規范、價值、態度、信仰一起，由人群共享、相互依賴、相互適應、相互加強，取決于人們如何評估其結果和利益，都通過期望機制影響行為。兩種現象都有經驗條件，由文化等加強，最終是精神的。制定的角色、規則可以客觀存在，但甚至物質影響依賴認知過程的有效性?！保∟orman Uphoff，1999）作為社會資本產生的價值、規范、態度、信仰隨時間而建立，可創造內在的相互加強的合作期望，不是通過物質激勵或強制行為取得合作。人際關系和各種社會網絡，需要人們相互利益的貢獻維持。多數社會資本的存在由于友好和利他而不完全是個人利益。
二、社會結構與社會資本形成
1.組織是社會資本形成的重要來源。具有社會資本的組織是人們按相互利益一起行動的模式，是生產性的而不是純粹分配性的。組織提供穩定的交流空間和持續的社會交往機會，容易建立正式社會資本，為感情社會資本的產生創造了條件。作出決定、動員資源、交流、解決沖突是組織的四個基本過程，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促進個人共同行動。交流可以解決沖突、增進友誼、團結人們一起完成工作。工作中的團隊合作、學徒關系、在職培訓、午間休息等各種面對面接觸，是轉換成穩定、持久的個人關系的來源。組織還提供同顧客的市場聯系，如銷售員同買者、教師同學生、醫生同病人的關系。這些弱的、非正式的關系可以轉變成強的、正式的關系。有更高程度市場聯系的組織可以發展更豐富的個人網絡。公共關系，如工作中的上下級關系，人們以正式角色行動，沒有為個人感情留有空間，因而不是社會資本。必須轉換成個人的、非正式的、持久的關系，使人們相互信任、心理上相互依賴、感情上相互交流、資源上相互共享，從而擁有社會資本。
2.和的哲學有利于組織的生存和發展。人們生活在一定的組織中。組織是在現有制度約束下利用機會，存在的根本條件在于內部的和外部的以及之間的和諧。一個社會中受約束的政府、公正的法律、完善的市場和開放的程度，都是有利于組織中一般信任形成的客觀環境。人本的組織根植于社會中，受到經濟激勵和社會影響，追求利潤和更高生產率，遵守道德約束、社區約束，承擔社會責任，從而擁有外部的和諧。在組織內部，囚徒困境模型說明雇員之間往往存在沖突、競爭超過合作，導致組織的低產出和更多的資源消費。而在給定不確定性時，有效率的任務完成需要員工的團隊合作，朝共同的目標協調工作，而不能以自我利益為中心。和的哲學可以管理員工隱形的心理合約，使強而可靠的合作行為被提供，機會主義傾向被削弱，從而帶來員工之間的相互和諧。組織應當有完善的制度和相當的監督機制，鼓勵集體行動和員工參與，哺育強的同組織目標相適應的和的規范，通過物質和精神的激勵培育員工潛在的利他主義傾向。
3.人本組織促進社會資本形成。人本組織更能形成人力資本，也是信任的一個來源。人本的理念應該貫穿于組織的全過程，哺育特定組織結構中期望的成員行為，形成特有的組織文化，產生更高的經濟社會成績。組織是人的實體，體現人的物質和精神的存在，應該使人的能力和潛力最大限度發揮，而不僅僅是古典經濟學的機器概念。人本的組織既包含物質上可見、可測度的硬的存在，如組織結構、組織信息存量、成員和組織的匹配；又包含難以測度的軟的存在，如人的熱情、公平、友好、協調和同情，更多與人的大腦右半部相聯系。人本組織應該重視人的興趣的充分發展、人的智商和情商的協調發展。情商是人們認識自己和其他人感受、激勵自己、管理和他人關系的能力。敏銳的政治意識和感情影響能力、更多的人際影響使人們更成功。以人為本、增進人的自由、提高人的可行能力，是組織特征的體現。組織存在的根本目的是人的全面、自由、可持續發展。人的個性的充分發展，是社會性發達及社會資本形成的前提。
4.更能產生一般信任的社會資本。個人社會資本既能形成人力資本，同時主要是分配性的。社會一般信任水平的提高是生產性的。首先，要更多發展表達性社會資本。工具性參與是為了獲取新資源，如政治利益集團和等級結構中的關系。更高地位和職業可以提高人們的工具性參與而不能提高表達性參與，屬于分配性社會資本。表達性參與是為了保持和維護資源，如鄰居關系、年輕和老年人小組、各種俱樂部。家庭關系有利于表達性參與。高教育的人們有更多的參與性網絡。其次，要更多發展松散型社會網絡。大的、開放的、提供相異人們橋聯系的網絡有利于資源獲取。橋網絡聯系不同的成員，使多樣化的個人擁有一般相互性和一般信任，幫助社會困境中的合作水平和創造理性結果，能有效地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傳統的社會具有更多的緊密社會資本。而松散網絡減少小組約束、鼓勵創新、給結構洞中的個人提供企業家機會。組織中相異的個人更能帶來新的思想，是社會變革和發展的重要來源。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需要有更多的橋社會資本聯系不同的網絡，和而不同是社會生命力的來源。鄉村社會的進步需要發展更多弱的社區外關系，使信息等資源在城鄉和社區間流動。城鄉互動、城鄉協調發展能為社會資本發展創造條件。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過程，就是社會資本種類多樣化、信任半徑擴大的過程。再次，要更多發展各種民間行業組織。行業協會能動員已存的社會網絡，提供各種網絡聯系的空間，協調產業和公眾關系，維持本行業的利益，是市場化的必然趨勢。垂直的社會結構是個人社會資本不平等的原因，水平的社會結構與市場化是相互促進的。最后，要更多發展民間參與網絡。為培育一般信任，需要開放和多樣的民間參與網絡，使人們在接觸多樣化中獲得廣闊的社會知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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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紀6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提出人力資本理論后，在國際政治、經濟和教育領域立即引起強烈的反響。20世紀80年代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和美國社會學家科爾曼相繼提出社會資本理論，作為人力資本理論的補充和深化迅速運用于世界政治、經濟和教育領域的研究。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兩種資本理論的辯證關系，理論界多有分析和闡述。科爾曼認為在通常情況下，社會資本與人力資本相互補充。[1]356-357林南則認為社會資本有助于人力資本的生產，而人力資本也可以導致社會資本的增加。[2]95國內也有部分學者對人力資本理論與社會資本理論的關系做了研究。這些研究大多從人力資本理論的局限性出發，探討了人力資本理論到社會資本理論的發展軌跡，分析了社會資本理論對教育經濟學中經濟增長的新解釋功能。為了更加深入地探討人力資本理論和社會資本理論之間的辨證關系，本文在區分兩種資本本身和兩種資本理論解釋工具的不同層面分別探討二者之間的關系。
一、具有資本性質的兩種資本之間的關系
作為具有資本性質的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可以從他們所具有的一般資本屬性、二者的互動關系和功能上進行比較分析。
1.二者均具有資本的一般屬性
人力資本概念出現以前，資本概念所指僅限于有形的物質資本。這是由當時的社會生產力水平所決定的，人們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物質資本上，具有時代的局限性。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導致廣義資本觀的產生，撇開社會制度的差異，市場經濟中資本可以定義為“凡可以獲取利潤之物都是資本”[3]?！胺彩穷A期將來能獲得一定的利潤或收益，而在目前一定時期內付出代價獲得的所有物，就是資本?！盵4]因此，資本的一般屬性具有投資性、生產性和增值性等特征。首先，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都是一種投資，都需花費成本才能形成。人力資本強調通過獲取知識、形成能力、保持健康等過程的投入，需要通過對個體自身一定的投資形成。社會資本可能是個人后天獲得，也可能是先天存在于社會結構之中。要獲得嵌入于人與人之間關系中的社會資本，就得投資來維護這種關系。因此，“社會資本的生產不能夠不花費成本，它也需要投資——即使不投資金錢，至少也要投資時間和精力?！盵5]只是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投資對象有所不同，人力資本投資于個體自身，而社會資本投資于個體或組織之間的各種社會關系。其次，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都具有增值性。物質資本的使用過程本身是損耗的，而人力資本的使用過程是增值的。[6]人力資本會隨著勞動者不斷的學習和應用知識而積聚和增多，但如果人力資本長時間處于閑置狀態，人力資本便會逐漸退化而貶值。社會資本也一樣，利用得越多，價值越大，不會由于使用而減少但會由于不使用而枯竭，具有再生性特征。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都可以在使用和生產過程中增值。正如奧斯特羅姆所言，“如果不使用，社會資本就會迅速惡化。如果不經常鍛煉自己的技能，個人也會迅速地喪失其人力資本?！盵7]
2.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互動關系
首先，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二者之間能夠互相促進。社會資本有助于產生人力資本，社會關系廣泛和經濟條件好的父母能夠為孩子獲得較好的教育、培訓以及技能等創造更多的機會。良好的人際關系會促進雙方人力資本的增長，互相學習、互通信息使雙方人力資本在無形中增加存量。同時，社會資本還有整合人力資本的作用，社會資本以其獨特的合作機制，對一定范圍內的人際關系加以整合，通過提高有效利用率，激活、放大有限的人力資本，產生總體人力資本的整合效應。因此，人力資本所處的社會環境決定了其能否充分發揮潛能。反過來，人力資本也會促進社會資本的產生，受過良好教育與培訓的個體社會交往能力強，往往能夠接觸和融入資源豐富的社會圈子和團體中。因此，二者之間具有一種良性互動的關系?？傊?，只有人力資本而沒有社會資本，人力資本的效用就不能充分發揮，同時人力資本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社會意義。反之，如果沒有人力資本做依托，社會資本就會成為無根之木，也沒有存在的必要性。[8]其次，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功能具有互為補充的關系。博克斯曼和費拉普(BoxmanandFlap,1991)發現，當社會資本缺乏時，人力資本對收入的影響較大，而當社會資本充裕時，人力資本對收入的影響較少。[9]此外，費拉普和博克斯曼(FlapandBoxman,1998)對荷蘭經理人員的研究發現，對于高層經理，無論其人力資本處于什么層次，社會資本都會帶來更高的收入，但是當社會資本處于高層次時，人力資本的回報會減少。[2]96這個研究意味著人力資本在地位獲得中對社會資本起著補充作用。國內學者徐曉軍認為，在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上，以人力資本積累的本科畢業為臨界值，在本科以下，社會資本對社會就業的貢獻率大于人力資本，而本科以上則剛好相反，本科水平本身則是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雙重作用并重的狀態。[10]以上研究均表明，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之間存在著相互補充的關系。
3.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之間的消極效應
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之間具有消極的“馬太效應”。依據社會分層理論，社會資源在社會各層級中的分布是不平等的，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會互相加劇對方在社會各層級中的不平等分布。教育是獲取人力資本的最主要途徑，教育支出水平決定了人力資本質量形成的高低。而教育機會和教育支出水平的直接關系者是家庭，在眾多的家庭特征因素中，家庭的經濟狀況、家長的文化程度、家長的職業以及家庭所處的地域環境等社會資本直接影響人力資本的獲得。因此，擁有較好社會資本的個體更容易獲取質量較高的人力資本。反之，擁有較高人力資本的個體更容易產生和利用社會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在社會階層中的分布存在著互相對應的關系。這就使好者更好，差者更差，加劇兩種資本在社會各階層中的不平等分布。有時人力資本的提高是以犧牲社會資本為代價的。愛丁堡大學的斯庫勒(Schuller)教授在1997年的研究發現，一些個體總是沉浸在他們學習的課程之中，而沒有一點把所學的東西與別人分享的意識，包括朋友、同事、家庭和更廣闊的社會環境。人力資本因受教育程度的不斷提高而提高，但這種提高是以削弱人際溝通和人際關系為代價的。如果人力資本的積累確實獨立于社會環境之外，這種人力資本至多只有很有限的社會和經濟價值，而且這種人力資本也很可能會消逝。[11]社會資本同樣對人力資本有著消極的效應。波斯特提出了“消極社會資本”概念，認為社會資本限制了個人自由，社群或團體的參與必然產生服從的要求，組織和團體的規范對個體產生嚴格的控制水平，這樣很可能抑制了個體人力資本的發揮，抑制了個體創造性思維的產生，使人力資本的激勵功能受到影響。這樣，組織規范就被用來消除秀異之人，并且可能強迫更有野心的組織成員離開，從而使組織或團體的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總量都受到損失。
二、作為資本理論研究工具的兩種理論之間的關系
1.社會資本理論是人力資本理論的延伸和發展
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一樣都是廣義資本觀發展的結果，人力資本為社會資本的提出建立了詞源上的基礎。人力資本理論在經濟與社會發展史上第一次將資本概念從錢物擴展到人本身，啟發了人們提出社會資本理論。社會資本理論再在人本身的基礎上往前進了一步，將資本概念延伸到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上。因此，社會資本理論是人力資本理論的一種延伸，更是對人力資本理論的深入和發展。人力資本理論和社會資本理論都有其自身的理論假設，人力資本理論是建立在理性經濟人假設基礎上的，理性的個體追求功利的最大化。根據這一假設，社會由眾多獨立的個人組成，每個人的行動都是為了實現各自的目標，社會系統的活動便是這些個人行動的總和。但是這一假設與現實生活中的人實有不同，“在現實生活中，個人并非獨立地行動，目標也并非以獨立的方式予以實現，個人追求的利益更不是完全以自我為中心?！盵1]352因此，科爾曼和新經濟社會學的代表人物格蘭諾維特等對人力資本等經濟理論都有著非常直接的批判?？茽柭f，“經濟理論存在一種失誤，即使在新制度經濟學中也不例外，忽視個人的關系及其社會關系網絡對產生信任、建立期望以及確定和實施規范的重要影響”。[1]353每個人的行動都是嵌入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當中的，科爾曼認為的理性行動就是指為了達到一定的目的或為了獲得一定的資源而通過人際關系或社會關系網絡所表現出來的社會性行動。格蘭諾維特全面駁斥了“人的不完全社會化”，他對主流經濟理論提出了相同的批判，他認為經濟交易是嵌入于社會關系之中的。主流經濟理論的失誤在于，忽視了個人關系及其社會網絡對產生信任、建立期望以及確定和實施規范的重要影響。[12]也就是說，人力資本理論研究的是獨立的個體，是沒有經過社會融合的人，社會中的人還有其它各種非理性、非經濟、持久起作用但變化緩慢的文化習俗和價值追求。人力資本的個體依附性特征決定了人力資本理論運用的局限性，忽視了群體人力資本的研究，尤其無法解釋個體或群體之間的關系。而社會資本存在于人與人之間的各種關系中，它關注的是處于各種社會結構中的人。因此，理性社會人可以說是社會資本理論的假設基礎，它試圖把人力資本理論的微觀層次的個人選擇與宏觀層次的集體和社會選擇結合在一起，是資本理論假設的一種進步和發展。社會資本理論突破了人力資本理論單純將人作為資本要素的研究，將人提升到資本運用的主體地位。社會資本理論對人的審視層次更高，更接近人本身具有的主體生存狀態。社會資本理論的提出反映了社會科學中一度削弱和低沉的人本精神的復興。理性選擇范式雖然順應了市場對社會全面滲透的現實，但是夸大了生活中沖突的一面，對人的理解片面化、實用化，追求定量分析和指標體系背離了社會科學研究關注人、完善人的根本目的和基本精神，忽視了社會心理的人際關系、群體間關系的作用。[13]另外，社會資本理論直接把社會心理這一無形資本因素引入了對社會政治經濟等領域的分析中，彌補了人力資本理論在這些研究領域中的不足和缺陷，使許多社會現象更加全面地展示在我們面前。在研究視角上，人力資本理論雖然也從世界各國之間競爭的角度涉及到宏觀視野，但是總體上還是微觀個體分析法，從個體人力資本的投入成本與產出效益分析人力資本。[14]社會資本理論同樣關注微觀個體的行為選擇，關注影響微觀個體行為選擇的社會關系。但社會資本理論更傾向于宏觀分析法，從群體人力資本的角度，研究什么樣的社會組織結構、社會心理結構能夠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促進社會經濟增長。這是社會資本理論對人力資本理論研究方法的一種突破和發展，也是人類社會科學研究進步的一種明證。因此，無論從理論假設和理論內容上，還是從理論研究視角上看，與其說社會資本理論是人力資本理論的一種補充，不如說社會資本理論更是對人力資本理論的深化和發展。
2.社會資本理論深化了人力資本理論在經濟教育等領域的運用
人力資本理論源起于經濟研究領域，解釋了經濟增長中的“余數”和“列昂錫夫”之謎等問題，指出了教育是經濟增長的源泉。但卻無法解釋具有相似人力資本的地區和國家之間經濟增長的差距問題，究其實質是因為人力資本理論沒有深入到經濟增長的全部因素。同時人力資本理論也無法解釋在不完善和信息不充分的市場經濟中的許多社會現象，比如教育發展并不能完全解決社會不平等問題等。正如布爾迪厄所說的，“經濟學家的可貴之處在于明確提出了教育投資與經濟投資(及其演變)的利潤率之間的關系問題，……他們無法解釋不同的行動者或不同的社會階級，為什么分配在經濟投資和文化投資上的比率會如此地差異懸殊，這是因為他們沒有能力去系統地思考不同的利潤的可能性的結構，這一結構是各種各樣的市場提供給那些行動者或階級的，這一結構的差異在于，財產的數量與構成情況的各不相同。”[15]193也就是說，經濟學家只看到人力資本投資的未來收益，卻沒有注意到人力資本投資來源的差異性特點，不同階級(階層)經濟地位不同，因而在人力資本投資方面的差距是明顯的。而且“教育資格在經濟和社會方面的收益也依賴于社會資本，而這種社會資本又是繼承得來的，它又可以用來支持人們獲得那種收益”。[15]194因此，人力資本投資理論雖然從一開始就具有人文主義的內涵，但卻始終沒有超出經濟主義的范疇。因為人力資本理論從一開始就排斥了人的社會性的特性，而社會資本理論顯然深化了人力資本理論在經濟教育等領域的運用?，F代意義上的社會資本在一開始就是作為一個經濟學術語提出的。盧里(Loury)在20世紀70年代通過對勞動力市場的研究，他在對不同群體的收入和就業機會差異進行比較后指出，以社區性的社會(關系)資源體現的社會資本決定了處于不同地位的群體的收入和就業機會。[16]最近，越來越多的學者也開始利用社會因素來解釋不同的國家或地區所存在的貧富差異，并由此而形成了一種新的觀念：影響經濟績效還存在一種新的資本性要素——社會資本。[17]社會資本是解釋經濟增長差異的重要決定因素。國外多位學者采用跨國截面數據研究表明，那些社會資本存量較高的國家具有較高的經濟增長率。[18]國內學者崔萬田等指出，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與社會資本的差異存在著密切的聯系，優質的社會資本有利于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而劣質的社會資本則阻礙區域經濟的發展。[19]類似這樣的研究還有很多，這些研究不僅深化了經濟領域的探討，而且也明確了社會資本、人力資本和經濟增長三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即社會資本影響人力資本的形成，人力資本的積累又有效地促進了社會資本總量的增加，社會資本又通過影響人力資本進而影響經濟增長，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均是作為生產要素有力地推動了社會經濟的增長。自舒爾茨采用收益率法測算了人力資本投資中最重要的教育投資對美國1929-1957年間的經濟增長的貢獻比例高達33%后，教育對經濟發展的巨大作用被眾多學者所證實。由此，人力資本理論成為教育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人力資本理論成為廣泛應用于教育領域的研究工具。隨著世界教育的發展，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人力資本理論在教育領域應用的局限性日益顯現，時代呼喚新的教育經濟理論。比如國內學者蔡曉良和蔡曉陳采用信任衡量社會資本，研究發現我國各省市區的社會資本與人均教育經費和人均學雜費顯著正相關，與1997—2004年文盲率顯著負相關，與1997—2004年高中及大專以上人口比率顯著正相關。[20]借鑒社會資本理論對人際關系、社團組織、網絡溝通以及規范契約等的研究，在教育經濟學研究中，教育對經濟的影響同樣也會因為教育對人際關系、社團組織、網絡應用以及契約規范的影響而對經濟產生影響。它會遵循著“教育—社會資本—經濟增長”，即教育促進社會資本的增長，社會資本增長促進經濟增長的規律，影響著社會經濟的發展。[21]因此，從社會資本理論這一新的視角研究教育對社會資本投資、形成與影響以及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作用，我們才能更準確、更全面地把握教育與社會經濟發展的相互關系。
三、結語
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都屬于資本的一種形式，都具有資本的基本屬性，二者既相互補充，又相互促進。而且二者之間既有積極方面的互動性，也有消極方面的互動效應。人力資本理論適應時代的需要破土而出，社會資本理論又是在對人力資本理論批判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二者之間具有邏輯上的關聯性。一種理論的性質決定了該理論作為研究工具的有效性，人力資本理論和社會資本理論都具有自身固有的基本特性，因此，無論單獨運用哪一種理論來解釋當代社會政治經濟等現象，均顯示出其固有的理論本身的局限性。面對紛繁復雜的社會現象，只有把兩種理論結合起來才能對一些社會現象解釋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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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理論是近年來社會學研究中新興的理論，這個理論也被經濟學家用來分析和解釋經濟和管理領域的問題，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它為我們研究和透視社會經濟問題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著名經濟學家帕累托在他的著作《普通社會學通論》中明確劃分了經濟學和社會學各自的研究領域，即經濟學研究理性行為，而社會學研究非理性行為。這一劃分使經濟學的研究越來越局促，對很多現實中的經濟管理活動缺乏解釋力，一些非主流的經濟學家發現，理性選擇理論存在缺陷，現實中人類的很多決策行為，無法用理性選擇理論來解釋。個人行為的目的不僅要滿足自我的物質需求，還要獲得社會的認同，其行為是在歷史文化和制度的背景下做出的選擇，受到歷史、文化和社會價值體系等的影響。人們偏離理性最優化的現象往往不是隨機的，由于社會或心理方面的原因，這種偏離經常是系統的。這時需要一種新的分析工具或視角，而且這種新的分析工具或視角必須具備能夠使社會學研究與經濟學研究范式相融合的特點，即在一個行動者身上具有使理性選擇假設與社會結構約束假設相容的功能。于是學術界把注意力投向社會資本。
一、社會資本理論
20世紀5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西奧多·舒爾茨首次提出人力資本概念以后，使“資本”首次擺脫了具體的物質形態而向廣義的、抽象的層次擴展，其他社會科學學科紛紛從自己研究領域出發引入資本范疇，于是，政治資本、文化資本、組織資本、體制資本、權力資本等概念應運而生，豐富了資本理論。法國社會學家皮爾·布迪厄（pierre.bourdieu ，1979）首次提出“社會資本”概念后，社會資本理論很快就成為當代西方最有影響的分析框架之一，關于社會資本的研究文獻大量涌現，并引起廣泛爭議。
關于社會資本的概念，雖然爭議很多，但其基本思路是統一的，即社會資本是基于信任、制度、規則、慣例、習俗或投資于社會關系的人與人、人與組織、組織與組織之間的網絡關系可以為個人和組織的生存和發展提供動力或方便，即社會資本是行動主體與社會的聯系以及通過這種聯系獲取稀缺資源的能力。從宏觀層面來看，社會資本能夠改善法律、法規的執行效率和政府政策的宏觀經濟績效；從微觀層面來看，社會資本能夠減少經濟運行中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
大量事實證明企業所具有的競爭優勢與它所嵌入的關系網絡是相關聯的。強大的企業社會資本可以大大減少企業的交易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增強企業核心競爭力。從這個角度來看，企業社會資本構成了企業的一項重要經濟資源。
在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中，企業與市場都是管理非常相同的交易的備擇組織形式。在新古典的完全競爭假定中，個人對自己利益的追求的同時也促進了集體的福利，這是一個市場中的“看不見的手”博弈，在這種博弈中，納什均衡是帕累托最優的。但是由于存在市場失靈，諸如囚徒博弈的社會兩難困境就會出現，個人的理性博弈恰恰降低了集體福利，而集體的利益只有在個人非理性的時候才能達到。在經典的囚徒困境博弈中，如果兩個囚徒合作的話，他們的處境都會改善，但是由于每個人對私利的考慮，導致最后的結果并不是帕累托最優的。個人對自己利益的追求只是一個陷阱，而不是能夠達到有群體效率的機制。要達到有效率的群體結果，必須運用某種社會的交互作用而不是個人對自利的追逐。對這種社會兩難困境經典的解決辦法是建立科層（即企業），在科層中賦予某個人強制性的權威，由這個人去促使別人做本不會符合自身利益的事。也就是說，企業就是一個融合了經濟、政權、法律三方制度形態。用權威、命令、強迫性調和甚至親情、友情、愛部分取代貨幣作為交易媒介的人的組合。因此人的自利傾向被部分限制了。所以企業組織對市場的取代有助于減少交易費用，然而，科層或企業的建立也不能徹底解決市場失靈所造成的問題。因為即使是企業也不能完全消除單個經濟活動者的機會主義行為傾向。個人在企業中像在市場中一樣，理性地運用各種策略行事，并不和企業融為一體，人們仍在其中討價還價，這就造成了企業管理困境。企業管理困境與企業內部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壟斷和外部息相關。
二、企業管理困境
企業管理困境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專業化與組織失靈
企業里不同工種之間的專業化分工可以增進效率，這是人所共知的，然而專業化同時也意味著信息不對稱、壟斷和外部性。如果團隊生產的產出大于人們分別生產的總和，足以彌補組織和管束團隊成員的成本，團隊生產就會被采取，但是企業面臨兩個重要難題：考核投入要素的生產力和分配報酬。作為企業的管理者，他的任務就是監督和考核下屬的工作并根據他們的績效給予報酬。如果他能夠洞悉下屬在生產中的努力程度并公平合理地給予報酬并進行獎懲的話，那么就解決了市場失靈所造成的種種難題。但是由于專業化，使監督和考核的難度越來越大。首先，在企業的生產過程中，生產合格的產品必須依靠成員之間的合作，每個人的邊際生產力依靠企業其他成員的努力。團隊成員的相互依賴性模糊了個人的工作成果，這種外部性促使每個人都有搭便車的激勵，對團隊成員進行考核，必須知道他們的真實努力的水平。然而每個人的努力水平和他的知識技能是每個人的私人信息，管理者難以觀測到，而且團隊越大，每個人的努力對團隊產出的作用越小，越難以衡量，就像南郭先生混在人群中吹奏樂器，別人根本不知道他到底吹得怎么樣，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的真實水平。如此一來，每個人都難以有足夠的熱情投入于團隊生產。其次生產過程越是專業化則賦予員工的壟斷力量越大，因為他們難以被替代。既然努力程度難以衡量而且具有外部性，所以人們的理性決策將是搭便車，即推卸責任，即使被監督者觀測到他們的卸責行為，也不能立刻替換他們，因此卸責者就更加有恃無恐。最終該博弈的均衡將是穩定且毫無效率的。
（二）討價還價失靈
關鍵詞:社會資本 概念界定 測量理論
Key words:Social Capital Definition Measurement Theory
作者簡介:周娟, 河北任丘人,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07級本科生。
近20年來,與社會資本相關的理論研究與實證工作取得了迅速發展。社會資本概念的界定從結構和功能主義視角到社會網絡關系視角再到多學科研究視角,尚未形成統一定論但也不乏代表性理論;基于對概念的不同定義和理解,關于社會資本測量的理論也較為明顯的分為三類,即依據概念層次進行測量、依據構成要素進行測量和結合二者的綜合測量。
一、社會資本概念界定回顧與總結
首先,我們對前人對社會資本概念的發展脈絡及不同學者對此概念界定給出的不同答案進行簡要回顧?！吧鐣Y本”一詞最早由漢尼芬(Hanifan,1916,1920)用來說明社會交往對教育和社群社會的重要性時獨立使用。19世紀80年代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布迪厄(Bourdieu)在《社會科學研究》上首次對社會資本進行正式界定并在社會學領域廣泛使用。他提出社會資本市實際的或潛在的資源集合體,這些資源同隊大家共同熟悉或認可的制度化關系的持久網絡的戰友聯系在一起(Bourdieu 1985)。布迪厄第一個把社會資本和社會關系網絡聯系起來,江社會資本的界定放到了社會學的框架下。詹姆斯?科爾曼在《作為人力資源發展條件的社會資本》(1988)一文中對社會資本的概念和內容進行了界定,他認為社會資本即“個人擁有的社會結構資源”,包括社會團體、社會網絡和網絡攝取?？茽柭^為全面的從學理上對社會資本進行了全面的界定與分析。布迪厄和科爾曼對社會資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社會學領域,普特南(Putnam)則讓社會資本全面進入了經濟學、政治學領域。普特南在研究意大利南北政府績效時候引入社會資本概念,他認為社會資本是“一種組織特點,如信任、規范和網絡等,向其他資本一樣社會資本是生產性的,它使得實現某種無它就不可能實現的目的成為可能”。
布迪厄、科爾曼和普特南無疑是社會資本理論發展過程中的代表性性人物,除此之外還有一些社會學家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有福山(Fukuyama)、奈克(Knack)、伯特(Burt)、武考克(Woolcock)、林南(Lin)以及國內的一些學者。
二、社會資本測量方法歸納
由于社會資本概念的抽象性,使其在操作化上困難重重。不過近幾年來,不少學者在這方面進行了很有意義的探索。筆者認為可對其依據重點的差異對現有測量方法進行如下分類。
1.依據概念層次的測量方法
在微觀上,對社會資本的測量主要有局部網方法和整體網方法,局部網方法依據個體自我的屬性特征主要用來判斷和測量個體自我在網絡中的社會連帶問題,而整體網方法則關注網絡的整體結構性質。在宏觀上,普特南、奧尼科斯和布倫的研究成果最具代表性。普特南在實際工作中發現通過自發性組織成員資格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社會資本, 他認為可以從個人擁有的社群網絡來描述和量度他的社會資本。布倫、奧妮克絲做了社會資本方面的小規模研究,總結出了一套測量社區社會資本的方法, 他們根據對社區的參與、社會背景中的能動性、信任和安全感、鄰居間的聯系、家庭與朋友的聯系、差異化的承受力、生活價值和工作聯系八個指標設計問題, 繼而同坐人們對問題的回答測量社會資本水平。
2.依據構成要素的測量方法
厄普霍夫和帕克斯通等人將社會資本的構成要素分類后再測量。厄普霍夫認為社會資本對發展的影響是通過結構型社會資本和認知型社會資本在相互作用中體現的。結構型社會資本與作用、規則、先例和程序以及大量有助于合作的網絡,特別是互惠集體行動相聯系;認知型社會資本得出于智力過程及其引起的思想,通過文化和意識形態得以加強。帕克斯通認為社會資本由個體間的聯系和包含了積極情感的“主體間”的聯系組成,利用調查數據對這兩個部分進行測量可以避免對社會資本的結果――行動和資源獲取的測量,而僅測量社會資本的構成形式。
3.綜合性測量方法
世界銀行認為,無論是從概念層次還是從組成要素來理解社會資本,社會資本理論考察的核心內容都是人們之間合作行為的實現。因此,主張將兩種方法結合起來,為社會資本的理論研究和測量方法提供一個完整的框架。格魯特爾特和貝斯特納爾將社會資本的縱向維度(按布朗的分類)和橫向維度(按厄普霍夫的分類)相結合,提出社會資本的測量框架。目前大多數的研究關注在微觀層次上的結構型社會資本的測量,重點在于那些與家庭、村莊和社區有關的制度或規范。宏觀層面上的認知型社會資本的測量是研究者的長期目標。
2004 年,格魯特爾特等人擴展了3 個指標,他們針對凝結性社會資本、橋梁性社會資本、連結性社會資本,以及認知型和結構型社會資本進行了綜合考慮,最終確定了社團和網絡、信任和團結、集體行動與合作、信息與交流、社會凝聚力和包容力、授權與政治行動六方面內容。2006 年杜維克等人又針對這六方面的定量指標進行了補充,將定性方法與定量測量結合在一起。他們認為,社會資本是一個復雜多維的概念,只有將定性分析與定量測量方法的結合,才能夠對其進行更清晰的理解和更準確的測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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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林南.2005.社會化資本一關于社會結構與社會行動的理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社會資本”一詞來源于經濟學，是從中演化出來的一個最有影響的理論概念。使用社會資本這個概念的人很多，但很少有人詳盡的闡述過其理論上的細節。社會資本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古典社會學家涂爾干的“集體意識”和齊美爾的“互惠交換那里，不過真正作為社會資本理論,是從布迪厄的研究開始的，他最早將社會資本概念引入到社會學的研究領域。但是正如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社會學教授布朗指出的一樣：“關于社會資本的第一個重要的理論表達是由詹姆斯?科爾曼于1988年提出的”[1]，科爾曼則被認為是從理論上對社會資本給予了全面而具體的界定和分析的第一位社會學家，1988年他在《美國社會學學刊》上發表了專門論述社會資本的論文。
一、定義解讀
關于社會資本的定義，科爾曼是從功能的角度給它下定義的：“社會資本是指個人擁有的以社會結構資源為特征的資本財產，是否擁有社會資本，決定了人們是否可能實現某些既定目標，而沒有它則不可能實現?！盵2]
深入理解科爾曼所定義的社會資本，即在復雜的行動系統中，人們建立了各種各樣的社會關系，并形成了不同層次的人際關系網絡，這種關系網絡可以為個人提供新的資源。原始性的社會資本是由家庭、村社提供的，它使個人在遇到困難或者需要幫助時能夠得到必要的社會支持，這種社會支持包括物質支持和感情支持。社會資本是一種表現為相互關心、相互信賴關系的無形資本或者公共物品，這種資本很難通過市場交換來提供。科爾曼認為信任的源泉是理性選擇理論的核心問題，信任的存在個人自我利益最大化是相關的，兩個個體之間建立的有償還的義務關系構成了他們之間的關系紐帶。這種關系紐帶也是一種資源，人們需要時可以利用它，從而解釋了社會資本依據理形成的原因――創造社會資本是理性的，并且是有利可圖的。這種利益或者說收益是存在于未來，就像我們將錢存入銀行，以備將來可以用，同時也會產生利息一樣。
盡管科爾曼將社會資本定義為以社會結構資源為特征的資本財產，但是社會資本和社會資源還是有很大的區別的。要嚴格區分社會資本與社會資源兩個概念是困難的，在二者都指出個人可以利用社會關系實現工具性目標的意義上講，二者沒有本質區別。如果要試圖對二者做出區分，暫且可以這樣理解，社會資源是在社會網絡中嵌入的、可攝取的資源，而社會資本則是從社會網絡中動員了的社會資源。比方說：一個人有親屬、朋友、同事等各種關系100人，這100人的權力、財富、聲望等對他來說，就是他可攝取的社會資源。只有當他有具體的行動，利用這些被“動員了的”關系擁有權力、財富、聲望等資源時，這些資源才會成為他的社會資本。
二、社會資本的特征
資本分為很多種類型，科爾曼指出，每個自然人一出生就擁有以下三種資本：一是由遺傳天賦所形成的人力資本；二是物質性條件，如土地、貨幣等；三是自然人所處的社會環境所構成的社會資本。[3]與其他形式的資本不同，社會資本具有其本身的特征。
第一，社會資本存在于人際關系的結構中，由結構的各個要素組成，它不依附于獨立的個人。社會資本是個人所擁有的、表現為社會結構資源的資本，并為結構內部的個人行動提供便利。社會資本是一種個人通過自己擁有的社會網絡關系而獲得的資源，在結構中對網絡關系的投資可以給人們帶來預期的收益。在個人從事一些目的明確的活動時，他們不僅能從社會網絡關系中獲得各種有價值的信息，還可以從網絡中獲得一些實質性的幫助，從而達到自己的目的。
第二，社會資本具有生產性的特點，這與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具有相趨性?？茽柭J為，只有那些投資于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人，才能增加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而社會資本一經創造，它就會有益于相關社會結構內的所有個體，行動者通過利用不同形式的社會資本,不僅可以實現他們個人的目標,而且可以實現集體行動目標。
第三，社會資本只為結構內部的個人行動提供便利，它具有不可轉讓性。社會資本的主要形式是相互信任關系，因而可以戶型提供資源。其他的形式還有：共享的信息網絡、有效的社會規范、權威關系以及合作行的社會組織，這種組織是可以提供公共物品的。[4]
三、社會資本的形式
在科爾曼的社會資本理論中，社會資本的表現形式主要有五種，包括義務與期望、信息網絡、社會規范、權威關系和社會組織，這些形式都直接來源于他的理性選擇理論的概念體系，與行動系統的基本元素直接相關。
1、義務與期望。社會互動創造了義務的“信用卡”和互惠的規范，這種義務能夠被轉換為社會資本，所謂的期望也就是義務將會得到回報。當某個人為他人做了某些事情，并相信此人日后會報答自己，且為此承擔一定的義務時，他就擁有了一種社會資本。
2、信息網絡。信息網絡是基于“相信他人會提供作為行動之基礎的準確信息”的觀念發展起來的。個人可以用自己社會關系網絡中的各種信息來為自己的行動提供便利，這就構成了信息網絡的社會資本。當一個人自己不愿意花時間去看新聞、讀報紙了解世界的形勢時，可以通過跟朋友聊天的形式得到相關方面的信息。當然，這種信息網絡必須存在于相當水平的信任基礎上。
3、社會規范。作為社會資本，社會規范可以通過有效的懲罰措施限制一些社會行動，同時為另外一些行動者提供便利。在科爾曼的理論體系中，特別強調個體利益的既定性特征，認為社會規范是在行動者的微觀互動過程中形成的，并伴隨著一定賞罰措施來影響人們行動的宏觀社會建構。社會規范是微觀層面的產物，是理性行動者的有意創造，并不是既定存在。社會規范形成以后，現實社會生活中行動者們會發現，規范中也同樣蘊含著利益，如果行動者遵守規范，就會獲益，否則就會受到傷害。于是，人們在對可能的商法進行權衡之下，情愿放棄對某些自我行動的控制以換取對他人某些行動的控制，通過規范的實施，從而更好地滿足自身的某些利益。
4、權威關系。即以人們控制權的轉讓為前提形成的社會資本?？茽柭鼌^分了不同的行動，有一種行動是行動者控制著能使自己獲利的資源，但是卻對這種控制實行單方轉讓?？茽柭赋觯袆诱邽榱烁玫貪M足自己的利益需求，有時會將自己的某些資源和行動的控制權轉讓給他人，從而形成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權威關系。處于社會管理的需要，權威的支配者往往會將一些資源轉讓給第三方人控制，由他們來使用這些權威，關系越來越復雜，權威關系也得以產生。
5、社會組織。由于社會資本具有所謂的“公共用品”的性質容易使人們產生“搭便車”的心理，即只想獲取，不想付出，所以有時候就需要一些社會行動者特意投資和建構，如各類公益事業組織等?？茽柭J為，在傳統的社會結構中，社會資本主要是由家庭和鄰里、社區等原始性社會組織所提供的，正是依靠這種大規模的社會資本以及規范結構，傳統社會的各種信任和義務關系才得到支持與保障，社會才得以不斷發展。而在現代社會中，隨著原始性社會組織的逐漸衰落，原有的社會資本不斷受到侵蝕，社會資本很難得到及時有效的補充。針對這種現象，必須通過多種途徑重新建立社會資本，有目的地創造一些社會組織，來填補原始社會資本的缺口。
四、社會資本的“過程”
之所以要用“過程”一詞，是因為在社會資本理論中，科爾曼論述了社會資本的創造、保持和消亡，這是一個持續性的過程?？茽柭J為，影響社會資本形成和存亡的因素有四個。一是關系網絡的封閉性，這是一種對相互信任進行維持的保證。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社會網絡中，行動者不會只局限于在一個領域中互動，這就有助于為社會資本的產生創造條件。二是環境的穩定，社會組織或者社會關系的瓦解會使社會資源消失殆盡，這種穩定不僅是社會組織意義上的，還是人員意義上的，個人的流動也會使社會資本賴以存在的相應結構完全消失。三是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形成社會資本的途徑是把某種要求強加給意識形態的信仰者，即要他們按照某種既定的利益或某些人的利益行動，而不考慮其自身利益?！盵5]科爾曼的意識形態是廣義上的，他認為個人主義的意識形態會對社會資本的形成起消極作用。四是官方支持下的富裕或者需要的滿足，這種因素會降低社會資本的價值，使其無法更新，因為社會資本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質，需要的人越多，創造的社會資本數量也越多。
總之，為了維持社會資本創造更多的資本，需要保持期望和義務的長期關系，進行定期交流，維持規范的存在，正如科爾曼自己所說的一樣，社會關系必須盡力維持。
五、結論與討論
盡管科爾曼本人和后來的學者都對于社會資本作了經驗層面的研究，但是筆者認為他最大的貢獻還是在于對社會資本的系統闡述，以及對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之間的關系的研究?？茽柭趯W理上對社會資本給予了全面的界定和分析，不僅使社會行動者的行為動因解釋更加全面深入，而且對于描述和分析宏觀層次的集體行為也有很強的說服力，為我們也提供了一種分析框架。
很多學者對科爾曼的社會資本概念提出質疑，認為他用社會資本的功能社會資本本身下定義是錯誤的，從而造成了理論性不足，過于簡單化，用結果給社會現象下定義是混淆了前項和后項。[6]但是，正因為科爾曼提出社會資本的目標并不是社會結構理論，而是在社會結構的大系統中，承認社會背景的理性動因選擇理論，所以筆者認為，科爾曼從功能意義上給社會資本下定義，正是想引導我們重新認識社會結構，了解社會結構中所產生的因素對我們行為的影響。也有人認為科爾曼關于社會資本的承載主體的論述是不明確的，實際上，社會資本的擁有者可以小到個人，大到家庭、組織甚至是國家或者全球組織，而且科爾曼的理論中強調的是行動者，行動者作為社會資本的主體，是無可爭議的。
參考文獻：
[1]托馬斯?福特?布朗.社會資本理論綜述[J].與現實，2000（2）.
一、引言
對社會資本的研究最初以社會結構中的個人為主體，后被發現其可應用于多種層面，如個人、組織、組織間層面以及整個國家層面（Tsai and Ghoshal，1998）。最初把社會資本由個人層次延伸至企業層次的Burt認為關系資本存在于企業內部和企業之間，他屬于社會資本，決定企業的最終成功與否。由于企業是有目的的社會行為者，而社會資本是社會行為主體從社會關系網絡中獲取的資源，社會資本概念便理所當然地被一些學者擴展到企業層次。在企業管理領域對于社會資本的早期研究大多側重于個體社會資本，但事實上，社會資本的觀念對于公司和個體都是可用的（Uzzi，1997）。企業社會資本的概念的提出重在強調企業是其關系網絡中的扭結。
發展和維系社會資本需要個體和群體共同參與以及彼此承諾。開發社會資本經常需要付出專門的努力并隨著時間的流逝和經驗的豐富而積累下來。盡管企業社會資本是一種組織資源，但是它要通過個體關系網絡去構建。例如，企業間的社會資本是經由各企業人之間相互交往而發展起來的。兩家企業的資源交換會受到兩家企業人之間非商業性連帶關系的影響，如兩個企業的經理人可能是同一社會組織的成員、可能孩子在同一所學校上學、可能是同一所大學的校友、可能去同一家教堂或者可能是同一家非盈利機構的志愿者等。
二、企業社會資本的概念
與社會資本概念類似，不同學者從各自的視角出發界定企業社會資本。
雖然企業社會資本的定義各不相同，但歸結起來主要有兩類：一類是基于資源的觀點，如Gabbay（1999）認為企業的社會資本是以社會結構為載體，有助于企業這一主體目標實現的那些資源，是企業通過社會聯系所能夠獲得的用于實現一定目標的資源；一類是基于能力的觀點，邊燕杰（2000）認為社會資本是企業攝取稀缺資源的一項能力。社會資本的資源觀將企業社會資本看做一項企業的資本，它能為企業帶來收益。而企業社會資本的能力觀則認為社會資本是企業獲取網絡資源的一種能力，這種觀點更重視企業社會資本在獲取資源中的功能屬性。國外學者多采用資源觀點，而國內學者采用能力觀點的居多。
企業社會資本可以被看作是企業關系與企業通過與其他公司關系所獲取資源的一種組合。在商業活動實施過程中，企業通常會與多個其他組織發生互動。企業社會資本可以被定義為企業與其他企業間的關系。這些關系可獨立于企業的人而存在（即制度化的），或它們也可以明確的依賴于經理人、關鍵雇員和公司外部其他人員的關系。
三、企業社會資本的構成維度
為了更深入地研究企業社會資本，許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其進行了劃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Nahapiet和Ghoshal二人的研究。
Nahapiet和Ghoshal從企業社會資本的自身構成進行研究，從構成方面將企業社會資本分為三個不同緯度，即結構維、關系維、認知維?！敖Y構維”涉及行為主體之間的聯系方式，即網絡結構、企業在網絡中的位置以及網絡配置等。“關系維”涉及行為主體之間的關系密切程度已經不同密切程度的關系中包含的資產，包括信任、規則以及關系負債和期望、嵌入身份等內容?！罢J知維”涉及行為主體之間對彼此的認知程度以及是否擁有共同的價值觀等。通過統計分析，Ghoshal和Tsai（1998）得出結構維和認知維對關系維有較強影響；而結構維認知維的影響則較弱”。
我國學者邊燕杰和丘海雄（2000）從企業的聯系對象方面對企業社會資本進行劃分，分為縱向聯系、橫向聯系和社會聯系。張其仔（2001）將企業社會資本分為三種：蘊含在員工之間的社會資本，員工與管理者之間的社會資本，管理者之間的社會資本。但這種劃分沒有考慮存在于企業外部的各種聯系和資源。
四、企業社會資本的不同測量層面
對于企業社會資本進行研究，對其測量至關重要，定量的測量可以使得對主體社會資本擁有情況的描述更加精確?，F有關于企業社會資本測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業組織層面和企業家個體層面。
1.企業組織層面
王霄和胡軍（2005）對企業社會資本劃分為結構性和非結構性兩個部分，對結構社會資本的測量采用Landry提出的方法，而對非結構性資本包含的信任、價值觀的部分，則設立了多指標進行測量。韋影（2007）則在考慮社會資本認知維度、結構維度和關系維度的基礎上從多角度進行分析，在此基礎上設計了李克特量表，從而測量企業社會資本。
2.企業家個體層面
對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企業社會資本往往由企業家個人社會資本轉化而來，因此，從企業家層面對企業社會資本進行測量變相應具有科學性。邊燕杰和丘海雄（2000）在將企業社會資本從企業向個體層面轉化：分為企業主有無在行政機關工作經歷的縱向聯系，企業主有無在不同行業的其他企業工作經歷的橫向聯系，和企業主社會交往廣泛程度的社會聯系，并在此劃分的基礎上對企業社會資本的三個層次分別進行測量。
除此之外，對企業高管團隊的社會資本進行測量，以此反應企業社會資本，也是當前的一個重要研究方面。
五、結論
針對企業社會資本的研究是當前關于社會資本研究內容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由于對企業社會資本理論進行研究的研究者來自不同行業、不同專業，并采用了不同的視角，因此對其便產生了不同的理解、劃分以及采用不同的方法進行測量。本文對現有的、有代表性的企業社會資本主要研究文獻進行歸類和劃分，并進行系統性的闡述，這對于相關后續研究具有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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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 F062.9
文獻標識碼 A
成熟的產業集群不僅僅是很多企業聚集在一起形成的一種表征，而更在于企業扎堆在一起這一表征下隱藏的深層次的社會資本——企業與企業之間、企業與服務機構之間、企業內外、區域內外所形成的各種網絡關系、信任關系、規范制度等。因此，需要從社會資本理論這一角度出發，把握社會資本的實質內涵及其對產業集群的作用機理，提出產業集群組織內社會資本的重塑方向，積累產業集群組織的社會資本，促進產業集群走向成熟。
1 社會資本的概念綜述及外延界定
1980年，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社會科學研究》雜志上首次提出了“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概念，并將起定義為“實際或潛在資源的集合，這些資源與由相互默認或承認的關系所組成的持久網絡有關，而且這些關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此外，不同的學者從各自的研究領域和研究對象出發，對社會資本給予了不同的界定和解讀。國外比較廣泛認同的定義有以下幾個：詹姆斯·科爾曼（James Coleman）于1988年將社會資本定義為“許多具有兩個共同之處的主體：它們都由社會結構的某些方面組成，而且它們都有利于行為者的特定行為——不論它們是結構中的個人還是法人?！绷_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提出“社會資本是指社會組織的特征，例如信任、規范和網絡，他們能夠通過推動協調的行動來提高效率”。亞歷山德曼·波茨（Alejandro Portes）認為：“社會資本指的是，處于網絡或更廣泛的社會結構中的個人動員稀有資源的能力”。羅納德·博特（Ronald Burt）指出，社會資本是“朋友、同事和更普遍的聯系，通過它們你得到了使用（其他形式）資本的機會”。林南（Lin）認為社會資本是“期望在市場中得到回報的社會關系投資”。
國內對社會資本概念研究比較早的是張其仔，他將社會資本簡單地定義為社會網絡，認為社會網絡是一種最重要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同時也是一種資源配置的重要方式。邊燕杰和丘海雄認為，社會資本是行動主體與社會的聯系以及通過這種聯系涉取稀缺資源的能力。卜長莉認為，社會資本是以一定的社會關系為基礎的，以一定的文化作為內在的行為規范，以一定的群體或組織的共同收益為目的，通過人際互動形成的社會關系網絡。國內比較得到認同的是李惠斌和楊雪冬給的定義，他們認為社會資本是處于一個共同體之內的個人、組織通過內部、外部的對象的長期交往、合作互利形成的一系列認同關系，以及在這些關系背后積淀下來的歷史傳統、價值理念、信仰和行為范式。
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學科背景，不同的研究領域和不同的研究視角，因此關于社會資本也必然會產生不同的界定。將以上國內外學者關于社會資本的定義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一是將社會資本定義為一種社會網絡；二是將其定義為一種普遍聯系或社會關系；三是定義為一種行動者的隱藏于社會結構中的資源；四是定義為信任、網絡、規范、制度等。
2 產業集群的社會資本作用機理
格蘭諾維特（Granovetter）認為，經濟行為是嵌入社會關系結構之中的。企業等組織集聚形成的產業集群是嵌入在區域的社會資本之中的。這種社會資本通過信任機制、流動機制和創新機制作用于產業集群。
2.1 產業集群的社會資本信任機制
信任被普遍認為是最重要的一種社會資本，它是經濟活動得以穩定協調進行的重要因素。福山（Francis Fukuyama）指出，信任是一種有助于“使人們在群體或組織中為共同目標而團結合作”的因素。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Arrow也曾言，沒有任何東西比信任更具有重大的使用價值，企業中的每一項交易活動都包含有信任要素，信任是社會系統的重要劑。在產業集群組織內，企業的信任比集群組織外的信任更為重要。格魯特爾特（Grootaerl）等人認為，企業密度高的地方，信任顯得更為重要。對于產業集群組織內的任何一個企業來講，理性的選擇是在經濟交易與合作中采取信任。在產業集群組織內，信用的選擇與放棄（即冒險、背信、采取機會主義行為）實質上是一場囚徒困境博弈。在有限的博弈次數下，信任的囚徒困境博弈均衡是產業機群組織內每個企業都理性地選擇互不信任。但產業集群形成的社會網絡關系和企業之間重復博弈的可能性約束了企業的行為邊界，使企業的短期機會主義行為實施面臨著很大風險。格魯特爾特（Grootaerl）等人認為，“社會資本建立了人與人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的信任，減少了機會主義行為的結果導致了交易成本的下降”。
2.2 產業集群的社會資本流動機制
產業集群組織內的要素流動以及產業集群組織內外的要素流動是區域經濟增長與發展的關鍵。社會關系網絡的構建有利于要素在企業之間、區際之間充分流動和高效配置。格魯特爾特等人認為，“社會資本有利于傳播技術和市場信息，從而減少市場在信息傳播中的失敗”。在目前信息渠道和信息系統尚未建立和完善的條件下，通過非市場渠道——社會關系網絡來傳播和擴散信息，加快信息在產業集群組織內的流動與共享很有必要。林南（Lin）認為，“在市場不完備，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網絡充當了信息橋，通過社會關系網絡可以獲得許多有價值的信息?！鄙鐣P系網絡作為集群組織內部以及集群組織與集群組織之間的重要載體，不僅提高了信息流動的頻率和效率，同時也為知識流、經驗流、技術流、資金流以及人才流等“要素流”創造了機會和便利。對于產業集群組織來說，內部的社會資本越豐富越深厚，要素就越能自由而充分地流動。產業集聚促使社會資本集聚，而社會資本集聚為要素實現價值最大化創造了“便利通道”。另一方面，要素的充分流動反過來強化產業集群社會資本的形成。彼得·布勞（Blau Peter）指出，“社會關系取決于接觸的機會”。
2.3 產業集群的社會資本創新機制
創新是經濟發展的原動力。在產業集群組織系統內，社會資本是創新的關鍵所在。簡·弗泰恩和羅伯特·阿特金森就認為，在新經濟中，社會資本已成為科技創新的一個關鍵因子。社會資本加速創新的動力之一是合作與信任。福山認為，“組織中人們之間的彼此信任，蘊涵著比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更大而且更明顯的價值，高信任度的社會，創新的可能性更大”。在一個企業高度密集的產業集群組織內，企業之間的信任和合作是組織創新不可忽視的重要條件。正如簡·弗泰恩和羅伯特·阿特金森所言，“成功的創新取決于合作與信息共享。沒有合作的網絡——如果這種網絡還能運轉的話——會導致交易成本急劇增加，引發合同糾紛，使各方蒙受巨大損失?！睂撔聛碚f，加強產業集群組織內企業之間知識共享與交流合作很有必要，而這依賴于網絡關系資本的暢通和信任關系資本的有效發揮。社會資本加速創新的動力之二是流動性。產業集群組織內，豐富的社會資本網絡使信息流、知識流、技術流、經驗流等高速流動，從而為知識文化的相互碰撞創造了條件，而正是這種碰撞的火花使創新成為可能。
3 產業集群組織的社會資本發展方向
3.1 產業集群組織的社會資本應從封閉性走向開放性
我國產業集群尤其是自然生成的產業集群大都根植于傳統社會資本之上。這種傳統社會資本的核心是家庭（血緣、親緣），社會網絡本質上是血緣、親緣關系的延伸和擴展，社會資本通過血緣、親緣得以傳承。正如著名學者對傳統社會資本的描述，如一輪輪波紋，以自己為中心向外推，愈推愈遠，關系也愈薄的人際網絡。
傳統型社會資本對產業集群的影響是雙向的，在產業集群發展的初期，成為其形成的助推器；當產業集群格局初步形成，需要在市場機制逐步完善、法制體系逐步健全的條件下重新整合的時候，傳統型社會資本又成了阻礙力量。另外，從信任來講，福山（Francis Fukuyama）認為中國社會是一種低信任度的社會，因為一切社會組織都建立在血緣之上，人們缺乏對家族外其他人的信任。這種傳統型社會資本有利于節省短期交易成本，但是從長期來看不利于形成現代經濟發展所需要的穩定的制度結構和可靠的行為預期。傳統社會資本過于封閉、保守、排外，只在血緣、親緣、地緣網絡內形成緊密的關系和信任，對外界資源普遍缺乏信任，因此也就阻礙了外部信息、技術、知識、人才等資源的流入。在經濟發展以開放為目標取向的條件下，傳統社會資本必須以開放、理性的心態向現代型社會資本轉化，由非正式社會資本或關系型社會資本（信任、關系、網絡）向正式社會資本或契約型社會資本（規則、制度）過渡。
3.2 產業集群組織的社會資本應從凝固狀態走向流動狀態
根植于傳統社會資本的產業集群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凝固的系統。從產業集群組織內部與外部的流動性角度來看，存在著產業集群組織內外封閉，即我國產業集群組織內部的社會資本對外部的社會資本有著某種與生俱來的排斥現象，對外來的社會資本不信任，從而產業集群組織內外的合作很難實現。比如溫州人的觀念中存在“自己人”與“外人”之分?！白约喝恕毙纬蓭蛶В⒅乇F，形成很好的社會網絡和社會信任，但對于“外來人”則表現出不同程度的不信任感和排斥感。另外，從產業集群組織內部來看，存在著橫向封閉和縱向封閉。橫向封閉是同類企業（生產替代品）之間、企業與政府之間以及企業與中介機構之間存在著信息的阻塞、合作的欠缺、互信的不足；縱向封閉則指處于上下游產業鏈條的各類企業之間存在著信息不對稱，從而導致機會主義行為頻頻發生，長期合作信任關系難以得到有效維持的狀態。產業集群組織由發育、發展到成熟必須打破內外封閉、橫向封閉和縱向封閉，加強內外交流、橫向交流和縱向交流，促使產業集群的社會資本從封閉、凝固走向流動，優化要素在產業集群組織內部的配置。
3.3 產業集群組織的社會資本應從單純的競爭走向競合（競爭與合作）和信合（信任與合作）
產業集群使生產同類產品的企業聚集在一起勢必加大了企業生存的壓力，造成企業之間盲目競爭、過度競爭甚至無序競爭。這種狀態導致了產業集群組織自身的內耗，不利于產業集群組織提升競爭力，更不利于與產業集群組織外企業或其他集群組織進行競爭。當今世界經濟競爭的哲學基礎是“大范圍競爭、小范圍合作”。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競爭實質上是區域與區域（國家的經濟“發展極”）之間的競爭，而區域經濟之間的競爭表現為區域內產業集群組織的實力較量。區域經濟發展的一體化和區域經濟核心競爭力的提升依賴于區域內產業集群組織的社會資本整合。因此，產業集群組織的社會資本必須轉化定位，從過度的注重競爭向注重合作基礎上的競爭，尤其是長期互信基礎上的合作轉變。通過信任、合作，建立產業集群組織深厚的社會關系資本和廣泛的社會網絡聯系，而這又反過來強化集群組織內企業與企業之間的信任與合作，規避風險和機會主義，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頻率和效率，促進產業集群的良性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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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資本 貧困 反貧困
key word: Social capital impoverished counter-impoverished
作者簡介：周治勇（1975―），男，貴州畢節人，貴州省畢節學院政法學院講師，華中師范大學法學碩士。研究方向：應用社會學。
一、問題的提出
貧困與反貧困作為現代社會發展面臨的一個現實社會問題，無時無刻困擾著人類的生存和發展。解決貧困問題，實現社會大眾的和諧發展、社會有機體的健康進步，是當代乃至未來人類面臨的挑戰和重要任務。如何消除貧困一直是世界各國政府和各級各類社會組織的首要目標和現實追求，他們解決與消除貧困問題的實踐得到學術界的回應與反饋，這種回應和反饋又指導和影響了反貧困的實踐。學術界各學科的研究視角與路徑為貧困與反貧困研究提供了可參考與借鑒的范式。
在已有研究中，對貧困形成原因的探析經歷了從物質資本范式到人力資本范式，再到社會資本范式的漸進認識過程。之前的研究主要關注貧困者的物質缺乏狀態。從物質資本范式出發，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被視為消除貧困的不二法門。但實踐證明，盡管經濟持續增長，但其反貧與減貧效果卻收效甚微。貧困群體未消減，反而呈現擴大化的態勢，并出現一些新的貧困形態。導致這種狀況的原因是收入分配不公、貧困者獲取收入機會的匱乏，造成貧困群體無法參與分享經濟發展成果，致使貧困差距依然存在甚至出現擴大化趨勢。這一擴散效應的具體化就是每一位貧困者、貧困家庭、貧困社區的就業機會匱乏、就業質量低下，難以維系個人、家庭、社區的生存和發展，甚至出現集體返貧現象。
隨著對反貧困及其成因研究的深入，對貧困群體自身的狀況關注成為研究重點。而這一時期盛行的人力資本概念啟發了研究者，使他們的研究轉向從人力資本的角度分析貧困問題。通過對貧困者自身狀況的分析研究，發現大多數貧困者成為勞動力市場的棄兒是因為人力資本的缺少，即便某些人能就業，但收入的低廉也難以維持其生活。于是，人力資源素質提升培訓與教育成為反貧困的主要手段之一。
隨著社會資本概念的提出和對社會資本研究的深入，特別是社會資本在職業獲取過程中的作用印證了社會資本與貧困之間的內在聯系?？茽柭J為社會資本作為個人擁有的社會結構資源，由個體與所屬群體、組織、國家、社會結構的關系和個人自身社會關系網絡二者組成。這種特定的社會關系網絡結構必然會對其內部的個人行為施加影響和產生效用。已有的研究證明各種類型的社會資本在青年人創業、就業中發揮了作用。 特別是民間社會資本、組織社會資本、國家社會資本在消除與減輕貧困狀態程度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說明國家制度和意識形態社會資本在減輕、消解貧困方面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反貧困研究中導入社會資本范式必然會對消除貧困、促進貧困地區發展提供借鑒與啟示。
二、社會資本缺乏與貧困的關系
既然社會資本與貧困有著如此緊密的聯系，探討社會資本的缺乏與貧困之間的關聯度，必然會對分析貧困工作有所啟示。
（一）社會資本缺乏產生貧困
社會資本作為個人最重要社會結構資源，其作用在于人們可以通過它實現某些既定目標并獲得更多資源。而一個人或家庭所擁有的社會資源的多寡，取決于其自身的社會關系的廣度與密度。如科爾曼所說，社會網絡即社會資本，個人的社會網絡越大越廣，鑲嵌在其身上的社會資本質與量就越大，在社會關系網絡中汲取與控制社會資源的能力就越強。當處于強勢地位的人或群體大量占有和使用鑲嵌于社會關系中的資源時，處于弱勢地位的個人或群體可使用的社會關系資源就大大減少，處于弱勢地位的個人或群體因關系的缺乏而陷入關系貧困，關系貧困剝奪了貧困者占有資源的權利，而資源的缺失必然導致貧困者陷入貧困狀態。正是處于弱勢地位的人或群體自身社會資本的單一性和有限性，使其必然走向貧困。
阿瑪蒂亞?森認為貧困的真正含義是貧困者創收能力和機會的缺失。當一個社會成員或家庭所擁有的社會資本數量和質量都極低的時候，那么其在市場上的位置就極為尷尬。一個社會成員沒有社會資本或其所擁有的社會資本不能在勞動力市場中給他支持或支持有限，那就容易陷入失業境地或極少的收入狀態?？梢哉f，社會資本的缺乏是一個社會成員或一個家庭貧困的重要根源。
（二）社會資本缺乏加劇貧困
社會資本在社會生活過程中的非均衡性是由社會群體所處的結構性位置的優劣、高低、等次，以及社會關系網絡的時空位置差異導致的。這又必然導致社會群體的社會行動能力出現差距。社會結構系統中的某些社會成員或群體因其擁有的先賦地位或自致地位，在社會結構系統中占有相對較多的資源。他們因而容易借助社會資源獲得特定利益與達成行動目標。而那些處于弱勢地位的社會成員或群體，由于自身占有社會資源量少或缺失社會資源，限制了社會行動能力，無法借助社會資源獲得利益與實現行動目標，致使其現有境況更加惡化。而社會資源的匱乏使得他們失去了改變貧窮狀態的能力。正是獲取資源的機會和能力的缺乏。讓原本就處于貧困狀態的個人或家庭雪上加霜，出現更加貧困的“馬太效應”局面。
（三）社會資本缺乏能再生產和固化貧困
貧困具有再生產和固化的傾向。社會資本缺乏對于貧困的再生產最典型的是貧困文化的形成。這種類型的社會資本對貧困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家庭在貧困文化代際傳遞機制中的作用。長時期處于貧困的生活狀況與生存狀態經過無數代人口傳身授的強化，成為貧困地區人們的一種心理暗示與心理狀態；這種貧困文化通過限定人們的所思所慮塑造人的行為，生活在貧困環境中的個體，極易受這種貧困文化的影響，最終導致貧困的代際遺傳和再生產，并固化成他們的一種生活方式。
三、社會資本與反貧困策略
社會資本的匱乏是貧困者喪失發展能力和發展機會的原因，波茨認為各種背景下的社會資本通常具有三個基本功能：（1）作為社會控制的來源，主要關注使社會處于良好運轉中的社會規則的執行；（2）作為家庭支持的來源，關注家庭對子女的支持以及家庭內部的相互支持；（3）作為通過家庭外的網絡獲得收益的來源，較多地用來解釋就業、職業階梯上的流動以及企業家的成功。[1]這一理論論斷為社會資本與反貧困工作的解釋提供了一個基本的理論分析框架。
社會資本是鑲嵌在社會關系網絡中使社會行動得以實現的資源，貧困群體和貧困社區正是因為處于社會結構系統的底層與社會關系網絡的末端，從而導致在實施改變自身狀態行動上的力不從心和無能為力，因此，政府和其他社會組織可以通過國家意識形態和制度的保障作用來提升貧困者的社會地位，延伸其社會關系網絡，構建貧困者的社會支持系統、以及貧困群體的社會資本存量，增強他們的反貧困能力，最終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與發展。
（一）培育家庭外的社會資本
在社會資本的解釋框架下，我們發現陷入貧困境地的個體或家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家庭層面外的諸多社會資本的普遍匱乏。比如物質、教育、發展機會、權利等。而這種社會資源的缺失必然限制貧困者及家庭施行計劃與行動的能力。因此，國家及地方政府應加大對貧困者及家庭外社會資本的培育與扶持，各種社會組織、當地社區應積極主動地參與到對貧困者及家庭外社會資本的培育與扶持上來。根據貧困者及家庭社會資本匱乏的現實，有針對性的給予貧困家庭相關幫助和社會資源的提供。其次，貧困個體和家庭也應積極主動地參與到社會中去，加強與社區、個人、政府和各種民間組織的聯系。實現了彼此的認同與理解、合作與發展。
國家、地方政府、各種社會組織、當地社區對貧困者及家庭外社會資本的培育與扶持，體現了國家與社會對弱勢群體的真正關注。修復了貧困者原已斷裂的社會關系網絡。重新配置了社會關系網絡的資源，緩解社會關系網絡內部的矛盾與沖突。
（二）消除社會排斥
社會排斥理論認為，排斥會作為一個社會的總體力量壓迫某些個體或群體制造出貧困；也會以各種不同方式對人群做出自然或人為的類別區分。排斥是貧困的直接原因之一。貧困群體由于被排除在許多的社會事務和公共事務之外，從而被剝奪和喪失了擺脫貧困、進行自我發展的機會，這種社會人為設置的“門檻”使得貧困群體的社會資本缺乏越加嚴重。因此，消除有關社會排斥的機制對于貧困群體社會資本的累積乃至擺脫貧困十分必要。
首先，政府方面在制定有關社會政策時，充分考慮貧困群體的利益和實際。社會政策既可以確定“窮人”標簽的指向(“誰是窮人”、“誰將成為窮人”)，也可以再造貧困(比如政策本身就是排斥之策、解救貧困的政策因執行失誤再造了貧困等)。 [2]因此，政府應該提高消除具有社會排斥作用的社會政策的工作效率，比如加大廢除城鄉分割的二元制度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建立社會補償機制等。
其次，應警惕和減少社會富人集團以及既得利益群體對國家社會政策的影響，提升其社會良知和社會責任感，減少社會生活的底線失守的情況發生[3]。強勢群體應積極主動的給予弱勢群體更多的社會發展機會和發展空間。
（三）建構貧困者的社會支持網絡
貧困群體的個人關系以及社會關系網絡的缺失，決定了他們在面對困難或者貧苦的生活狀態時，不可能獲得社會結構系統以及社區的有效幫助與扶持，進而陷入絕望無助的境地，加速了他們掉出社會安全網外的概率與可能性。所以必須積極動員全社會力量，為貧困者建構一個多方參與、協作配合的社會支持網絡，從而更好地為他們服務、滿足他們的需求。社會支持網絡的建構一方面可以滿足貧困者及其家庭的心理需求與現實需要，幫助他們解決日常生活中的問題和危機，維持日常生活的正常運行。另一方面，對于整個社會關系網絡的全體成員來說，頻繁而積極的成員互動可以增強社會結構系統的穩定性與成員間的凝聚力，有利于社會系統內部個人目標的實現以及維系社會組織自身的正常運行與發展。并且，社會支持網絡作為社會安全網絡的一種形式，對個體的社會行動起到重要的支持和保障作用。
四、結語
由于產業結構調整、科學技術的進步、城鎮化進程的加快等因素的影響，導致我國貧困群體的規模有所增大，隨著全球市場一體化的不斷深入，中國的貧困狀況有進一步惡化的趨勢。怎樣有效地治理貧困、消除貧困，保持社會的和諧穩定，保證改革的順利進行，已成為全社會共同關心的重要問題。從社會資本的分析貧困產生機制和制定反貧困政策不失為一個很好的視角。
參考文獻：
我國未成年人犯罪的控制效果并不顯著，存在投入與產出不成比例的矛盾。社會資本理論為未成年人犯罪防控提供了一個新的解釋視角和研究范式。社會資本理論與其他犯罪控制理論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暗合和差異關系。其中存在的本土化困境也需要與相應具體問題結合來解決和完善。通過強化未成年人家庭社會資本、科層式社會資本與社區社會資本來間接增強未成年人的整體社會資本，借此完善未成年人犯罪預防的社會資本體系。
關鍵詞:
未成年人犯罪;預防;社會資本;犯罪控制
一、問題的提出
與成年人犯罪相比，未成年人在犯罪動機、犯罪心理等方面具有顯著特征。強化對未成年人犯罪社會矛盾糾紛的化解研究具有特殊價值和重要意義。我國學術界和實務界都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也取得了較多的研究成果。從未成年人犯罪的不同特征到影響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因素，從事前的未成年人犯罪預防到事后的處遇控制等不同的角度和方向分別進行了不同程度的闡述，尤其是不少實證方面的研究成果，更是較好地把握了當代語境下我國未成年人犯罪的現實特征。盡管如此，我們發現，未成年人犯罪現象似乎愈演愈烈，犯罪類型和犯罪方式不斷更新。傳統的財產犯罪仍然居于未成年人犯罪構成比例的首位，但是與以往單純的盜竊、搶劫方式相比，似乎融入了更多的科技含量，利用計算機網絡及現代通訊工具犯罪特征愈來愈明顯，而基于炫富消費的需要，“”等現象亦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與現代市場經濟流動性特點相適應，未成年人犯罪也表現出明顯的流竄作案特性。我們發現，一方面是犯罪控制資源源源不斷地投入，另一方面卻是犯罪現象屢禁不止，有人甚至認為控制犯罪“從來沒有象失敗那樣成功過”，由此產生的問題是，犯罪行為，犯罪現象是否可以人為控制，相應地，未成年人犯罪行為是否可以進行預防和控制。筆者認為，從實踐來看，制度的構建，政策的推行，法律的制定和實施，雖然沒有能從根本上消除犯罪，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它們對遏制犯罪行為沒有積極作用。我們需要檢視以往未成年人犯罪理論的不足，強化對現有未成年人犯罪現象的深入研究，進而通過對比分析，挖掘現有的研究資源，整合現有的研究成果，提出一種新的研究范式和解釋視角。而這，也正是本文寫作的基本思路:對已有未成年人犯罪理論進行歷史考察，在此基礎上，整合已有的研究資源，從社會資本的維度提出對未成年人犯罪的預防控制的新策略。
二、社會資本理論的界定與解讀
社會資本理論產生于20世紀80年代，產生之初，便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盡管毀譽參半，甚至有學者公開呼吁放棄社會資本理論，社會資本理論的魅力似乎絲毫未減，相反，它被不同學科的專家學者引入和借鑒，以服務于本學科的發展和完善［1］。國內外關于社會資本理論的研究觀點可以概括如下:在國外，作為該領域的先驅之一的JamesColeman認為，社會資本由包含兩個共同因素的各種不同實體構成，即它們都包含社會結構的某些方面，都為處于該社會結構中行為主體(不論是個人還是公司主體)的特定行為提供便利［2］;RobertPut-nam從社會資本的功能出發，認為社會資本具有社會組織的某些特征，如網絡結構、規范以及信任，以此促進行為主體的行動便利與合作，實現互利共贏［3］;Fukuyama認為，社會資本理論可以被定義為某一群體所共享的非正式價值觀或是行為準則，該群體在此基礎上進行合作［4］;PaulS．Adler和Seok－WooKwon從交換標的、交換標的明確與否等維度分析了市場關系、科層關系以及社會關系之間的異同，在此基礎上歸納了不同學者對社會資本的觀點，進而提出一個操作定義以及社會資本概念模型，他們認為，社會資本是個人或組織享有的聲譽，它來源于行為主體所處的社會關系結構之中，為行為主體帶來信息資源、影響力以及友好協作關系［5］。國內社會資本理論的主要觀點可以概括如下［6］:其一，指代社會網絡關系;其二將社會資本界定為主體所具備的，通過網絡關系以及社會結構獲取資源的能力;其三，從行為主體的功利動機以及社會資本的工具價值出發，認為社會資本是主體所動員的持有回報預期的社會結構資源，是一種有助于實現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其四，從社會資本屬性出發，認為社會資本本身即是一種資源。盡管關于社會資本理論國內外不同的專家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差異化的定義，但是通過對比，我們認為在社會資本理論中以下的基本事實是不言而喻的:從性質上看，社會資本是一種資源，它必然具有資源的效益屬性;從表現形式來看，它是一種網絡關系，存在于社會交互關系之中;從形成的路徑上來看，它具有一定的生產實踐活動性，嵌入于社會結構之中;從具體內容來看，它至少包括信任、規范、標準、聲望(譽)、價值觀等等。社會資本作為資本的一種表現形式，必然具有效用的屬性，即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人們的某種需求或是期望。由此如果我們對社會資本進行良好的運用，必然可以最大限度發揮它所具有的效用，如果利用得不當，亦會產生不良的后果，如未成年人之間的團體性犯罪。有學者通過實證研究發現，當前我國青少年犯罪的首要特點就是“共同犯罪是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形式”。所以，筆者認為，如果通過對于未成年人犯罪可能具有的不良“社會資本”進行控制或者是遏制，未嘗不是控制未成年人犯罪的一種有效的途徑。也就是通過一種倒逼機制來發掘未成年人犯罪所具有的資源，然后對其可能存在的資源進行有效的梳理或指導，引導他們正確地利用上述資源。事實上，這其中所蘊含的基本原理并不新鮮，它在社會預防理論中具有更為詳細的描述，但是社會資本理論在未成年人犯罪運用中又具有特殊的效益或價值，而這也正是社會預防理論與社會資本理論在預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所具有的不同之處。關于此，筆者將在下文展開論述。
三、社會資本理論與其他犯罪控制理論的差異與暗合
通過對犯罪學界常用的犯罪控制(預防)理論進行概括總結，發掘其與社會資本理論的契合之處，同時找出其中差異點所在，可以為社會資本理論在犯罪學研究中的適用提供理論上的支撐。
(一)主要犯罪控制理論概述
明確將法律與社會控制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始于美國社會法學派創始人龐德，在其名著《法律哲學導論》中，他指出法律以社會控制的方式承認、滿足和保護人們的利益需求，認為法律是一項日益有效的社會工程［7］。在犯罪學研究中也存在著社會控制理論，但與龐德法律社會控制功能角度不同，犯罪學界的社會控制理論只是眾多研究犯罪預防和控制理論中的一種。在犯罪學界常用的社會控制理論主要有以下幾種:其一，社會預防理論。該理論認為犯罪是各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預防、控制犯罪也需要對各種影響因素進行干預控制。社會預防理論著眼于構建健康和諧的社會秩序，提倡社會主體廣泛參與犯罪預防，倡導積極預防、控制違法犯罪行為。其二，社會聯系理論。社會聯系理論被認為是“解釋和控制犯罪關系的最主要的理論”。該理論重點關注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聯系，認為該種聯系表現為個人對社會的依附，這種依附關系由依戀、奉獻、卷入和信任等四個因素組成，共同構成了我們不犯罪的理由，因為在赫?？磥?，“如果一個人與傳統社會的聯系中斷，其必然會進行違法犯罪”。其三，犯罪情景預防理論。情景預防理論在20世紀70年代即已提出，與以往對犯罪預防和控制理論的不同之處在于，它將研究視角轉移到了犯罪行為和被害人之上，因而更加具有操作性和可實施性。其基本含義是，通過確認、管理、設計、調整的方式持久有機地改變環境，影響行為人的理性選擇，減少犯罪機會情景因素和犯罪促成情境因素，從而達到犯罪預防的目的。此外，還有逐級年齡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它認為應當根據不同的年齡階段采取不同的非正式社會控制手段。其基本假設是違法犯罪行為的發生是因為主體與社會聯系的弱化乃至破裂。上述四種犯罪學社會控制理論都或直接或間接地與社會資本理論聯系著，所不同的是，它們控制或預防的層面不同，有的從宏觀的角度來分析，如社會預防理論，強調綜合考慮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來分析犯罪產生的原因及其預防對策;有的從微觀的角度來分析，如犯罪情境預防理論，強調以犯罪行為和被害人為中心來分析未成年人犯罪;有的從中觀的層面來分析該問題，如逐級年齡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同時我們還發現，犯罪現象首先作為一種違法行為而存在，主要是犯罪學家重點關注的對象，同時犯罪現象還是一種社會現象，也引起了社會學家的極大興趣，因此我們會發現社會學家也不余遺力地提出自己的社會控制理論。這為交叉學科的發展提供了可能性，也為犯罪預防添加了更多的資源。
(二)社會資本理論與其他犯罪控制理論的異同
通過將以往犯罪控制理論與社會資本理論對比研究，我們很容易發現二者既有相似的地方，同時又有差異之處。二者的暗合之處主要表現在:它們都為犯罪控制預防提供了一種研究的視角，提供了一種研究的范式，盡管上述的理論中同樣存在著交叉關系，甚至是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但是不能不說每個理論都有獨立存在的價值，它們共同貢獻于犯罪現象的研究、犯罪規律的把握和犯罪措施的供給。從更為具體的角度而言，我們發現，與社會預防理論相適應，社會資本理論同樣強調控制犯罪的多主體性和多樣性，尤其是在未成年人犯罪預防上。從未成年個體社會資本的角度來講，它強調未成年人自我，家庭，成長的社區等等多方的共同努力促進未成年人成長環境的改善;與網絡理論相適應，社會資本的表現形式就是一種社會關系網絡;而社會聯系理論似乎構成了社會資本理論內容的部分構成要素，同樣強調信任依賴等等。二者的差異之處則更多地表現在社會資本理論所具有的特殊功能上:首先在于社會資本理論“是一個有概括力和解釋力的概念”，這主要體現在社會資本理論強大的包容性上，它的內涵極其豐富，包括關系網絡、非制度因素、文化因素，但是又不限于這些因素。同時，社會資本包含一定的“社會關系”，是一種社會網絡關系，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社會關系都是社會資本的組成部分，該種社會關系中必須包含一定的信任、合作或者一定的共同遵循的價值觀念，即使不具備，也應當在一定范圍內具有共同遵守的規則、規范或者是標準等等。事實上我們通過對以往犯罪控制理論分析也可以發現，社會資本理論與它們有著十分緊密的關系，從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看成是前者的集合。即社會資本理論為諸多種存在著的犯罪控制理論提供了一種共同對話的平臺，具有根本上的整合功能。正如McCarthy所言，社會資本理論為更好地理解違法犯罪行為提供了一個更為廣闊的視角，它可以被用來整合其他的犯罪理論［8］。其次社會資本理論是一個伸縮性很強的理論體系，一方面它作為理論的整合，具有宏觀的視角和向度;另一方面，在與某一犯罪主體如未成年人犯罪結合研究時，它又具有了非常強的實際功能和效用，具有很強的針對性，更加強調對個體的社會資本的關注，因而也突出了人文情懷。最后，社會資本理論的提出和適用，為尋找更為合理的犯罪控制理論提供了支撐。與傳統的社會控制理論相比較而言，社會資本理論為犯罪研究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提供了新的研究工具支持，作為一種新的研究范式，它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為尋求更加有效的社會控制方法提供新的契機。
四、社會資本理論
在我國未成年人犯罪控制中的可行性社會資本理論對我國而言屬于舶來品，其在引進和適用的過程中，勢必會產生本土化的問題，有必要對此進行分析。
(一)適用的理論和實踐可行性分析
社會資本在我國犯罪控制中具有理論和實踐上的可行性。理論上而言，我國的犯罪學研究整體上起步較晚，盡管目前已經構建了犯罪學研究體系，但是其中核心概念和基本范疇都是移植和引進而來，尤其是涉及關鍵性的理論運用更是如此。我們大量借鑒西方已有的犯罪學成果，結合部分的國內原創，然后以我國的犯罪實踐土壤，使之本土化，在實際的運用中進行不斷的修正和調試，使之完善，這是我國眾多的犯罪學研究成果的構建和實施的基本模式。與眾多的其他犯罪學理論本土化模式相似，社會資本理論同樣具有適用的可能性和空間。所不同的是社會資本理論是一個更加具有包容性的概念，因而在適用過程中更加需要解構和發散，更加需要尋求合適的土壤供其生長。此外，上文我們已經分析了社會資本理論與其他犯罪控制理論的關系，作為一個更為宏觀的概念，邏輯上應該更加具有適用的可能性。實踐上而言，社會資本理論在我國具有適用的社會文化土壤。學者們在論及我國的社會結構和人際關系的特點時使用最頻繁的解釋視角就是先生的“差序格局”觀念，它認為中國社會基本結構如石子入水所激起的波紋一般，水波逐漸推出、推遠、推薄［9］。所以，從社會關系的角度而言，筆者認為社會資本理論在我國適用具有天然的實踐性土壤，社會資本理論在我國適用空間上具有極大的廣闊性，正因為如此，不論是企業管理，水資源的治理，高等學校教育資源管理還是政府治理中都或多或少地對社會資本理論給予了關注，所以，社會資本理論在我國具有相當的實踐土壤。
(二)適用的本土化困境及其解決
盡管我們認為社會資本理論在我國具有天然的適用土壤，但是仍然不能忽略其適用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本土化困境。一般認為，本土化具有三種不同的情形［10］:一是簡單移植，直接照搬適用;二是對外來理論修補使之本土特色化;三是，本土理論原創化。將社會資本理論引入我國犯罪學界，我們首先需要認識到它是作為社會學而不是犯罪學的理論而存在，因而在適用前，應該對其進行學科交叉的過渡，使之更加具有犯罪學的表征和內涵;其次，社會資本理論最初產生于西方社會，是西方學者在對西方文化和社會特質進行觀察和思考的結果，因而可以用來指導西方的犯罪控制實際，但其是否與我國的社會文化特質相適應還需要進一步的考證研究。同時結合我國的城鄉分立的二元化實踐，我們要從不同的分析框架中對社會資本理論在城鄉的適用進行分析。而結合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流動人口的增加的實際情況，也要注意到流動人口的社會資本理論問題。前文已經分析，社會資本理論在我國具有理論和實踐適用上的可行性，因而盡管存在著文化和特質上的差異，該理論依然具有適用可能性。而從未成年人犯罪的角度來看待上述存在的諸多問題，筆者認為它們都構成我們研究社會資本理論在未成年人犯罪中應該重點關注的課題方向。例如在未成年人流動中的新生代農民工犯罪的問題，城鄉不同的環境對未成年人犯罪的影響因素，對未成年人犯罪類型的影響等等，所以，筆者的思路是如果我們將上述的諸多問題細化到每個具體的領域，則可以實際地研究其是否具有本土化適用上的困境以及困境的解決方式。
五、社會資本理論視角下未成年人犯罪的預防措施探究
社會資本理論視角下未成年人犯罪預防措施的前提是分析未成年人這一特定群體所擁有的社會資本，尤其是在其成長道路上對其影響至關重要的社會資本。結合上文的理論分析以及以往學者的實證研究，筆者認為，強化對未成年人成長過程中社會資本的干預實屬必要，一方面需要增加利于其成長的社會資本存量，提高未成年人犯罪預防控制能力;另一方面是控制、切斷、減少不利其健康成長的“社會資本”，優化未成年人成長環境。具體而言，需要從以下幾方面著手:首先是家庭社會資本。家庭是社會結構的最小單元，也是未成年人成長的第一場所，家庭關系和睦與否、融洽程度如何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影響重大。實證研究表明，父母對孩童投入充足的時間與精力有利于降低他們實施違法行為的可能性。家庭社會資本亦可以有效降低青少年實施違法犯罪行為［11］?？疾旄改竻⑴c(作為社會資本因素)孩童學習成績、逃學、輟學關聯程度的另一項研究也發現，父母參與程度是衡量孩童學習成績、逃學等行為結果的一項“相當重要的因素”，在逃學等諸多不良行為的案例中都發現父母參與程度較低的現象［12］。因而，良好的家庭關系，充分的父母參與是未成年人學習、成長的首要社會資本，是未成年人順利社會化的必要前提，應當給予家庭社會資本密切關注，增強未成年人家庭歸屬感，培養其健全人格和良好品質。其次是科層式社會資本。科層制結構是社會結構的一個重要維度，它通過塑造社會關系的結構來間接影響主體的社會資本，例如影響機會供給、培育激勵因素以及強化能力培養等。科層式社會資本是基于組織結構形態而劃分的一種資本形式，宏觀上的科層社會資本主要由政府通過制定各種政策來調整社會資本的供給，進而影響行為主體的社會資本存量和獲取社會資本的機會。具體的未成年人犯罪預防的社會資本政策供給主要包括:
一、良好的教育政策。教育對于一個人的成長進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個人接受教育的最佳時機就是未成年時期。實施犯罪行為的未成年人主體中相當一部分沒有接受或者沒有完整接受義務教育。據調查，流動青少年不能適齡入學問題嚴重(失學率高達9．3%)。隨著年齡的增大，流動兒童中失學者的比例逐漸提高，以8歲、14歲、18歲為分界點，其比例分別為0．8%、15．4%、30．2%［13］。這其中固然有未成年人自身的素質方面的原因，但是筆者認為教育資源的分配不均，教育制度的不合理，教育水平參差不齊等等都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而，國家應該通過科學地制定教育政策，合理地組織教育制度，規范地擬定教育計劃來促進教育目的達成，改善未成年人整體受教育水平低下的狀況。
二、適當的未成年人犯罪處遇政策，即所謂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西方學者在這方面已經積累了較多的經驗，如非刑罰化政策、非刑事化政策、恢復性司法政策等。我國的理論界和實務界對此進行了引進，尤其是《刑法修正案(八)》和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在未成年人犯罪的處遇上更是進行了有益的嘗試。但是在原則、抽象法律規范之下缺乏具體明確的實施細則，以至于未成年人犯罪預防實踐中存在著諸多混亂，不利于相關政策和制度精神的發揮。故應進一步細化未成年人犯罪的處遇政策。最后是社區社會資本。除家庭之外，社區是未成年人生活成長的最重要環境因素。社區環境、社區治安狀況、社區友好程度甚至是社區的政治參與等都潛在地影響著未成年人成長步伐與發展軌跡。關于社區環境對未成年人成長的研究并不少見，如Ross的研究發現，人們對于一個犯罪率高、資源供給率低的社區更易產生不信任感，而且在應對恐懼威脅時更容易產生無力感，而這也反過來強化了社區的失序和不信任［14］。社會信任被認為是公民參與的核心因素［15］，高度的社會參與水平有利于將未成年人整合為一體，阻止違法犯罪行為的產生和發展［16］。所以，作為未成年人成長環境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的社區，社區整體信任程度、公民社區事務參與水平以及社區資源供給狀況都在很大程度上塑造著未成年人社會關系的認知狀況以及在此狀態下的行為選擇。毫無疑問，打造良好的社區氛圍，睦鄰友好合作，將社區整體信任狀況維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強化社區居民的參與意識是豐富社區社會資本的有力途徑，亦是預防和制止未成年人犯罪的必需之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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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273.7；C3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1)01-0010-06
一、引 言
社會資本是從嵌入于社會結構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動中使用的資源。由于企業的經濟行動都嵌入在更大的社會背景當中，并且任何企業都不可能擁有自身發展所需的所有資源，而必須通過與其他組織建立聯系，并交換有價值的資源才能生存發展下去，因此，企業可以被看做有目的的社會行動者，所以社會資本概念被引入到企業層面的研究中就自然成為理論拓展的基本方向。顯然，這種拓展是由社會學者和管理學者共同完成的，但學界對社會資本的定義、分析層面、產生社會資本的社會網絡結構及社會資本的前因與結果變量等問題尚存有較大的異議。在這個大的理論背景下，本文旨在通過梳理1995-2010年間發表在15個高層次管理學期刊上的有關社會資本研究的學術論文，力圖展示組織與管理學研究中組織層面的社會資本理論，指出現有研究的不足和未來主要的發展方向，同時本文還將關注該研究領域中對社會資本的操作化方法，為國內學者在該領域的研究提供借鑒與參考。
二、組織層面社會資本的概念框架
在社會資本被引入管理學領域之初，學者們多是關注個體通過發展社會關系和網絡所獲得的資源如何影響其行為，但學者們逐漸注意到個體的社會關系和網絡也會對組織產生一定影響，比如高管的社會資本可以為組織帶來收益，因此，社會資本在管理學中的應用被逐漸拓展到組織層面。
社會資本是行動者可以通過其社會關系所處的社會結構中所獲得的資源，其核心思想是關系網絡對個人或組織而言是有價值的資源(也就是資本)。在復雜的企業網絡中，企業對社會資本的可得程度取決于企業在網絡結構中的位置。
社會資本概念有著豐富的內涵和外延，包含著不同的形式和分析層次。Nahapiet和Ghoshal認為，社會資本是嵌入于個體或社會單位的關系網絡內，并通過這個網絡獲得的實際和潛在資源的總和。同時，他們從結構、關系和認知三個維度對社會資本進行了考察，這為管理學研究中組織層面社會資本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論基礎，也提供了研究操作的便利性。這三個維度是高度相關的，尤其是結構維度和關系維度，這兩個維度是以結構嵌入和關系嵌入理論為基礎的。其中，結構嵌入是指社會系統和整體社會網絡的性質。因此，結構維度是指行動者之間聯系的整體形式，這一維度著眼于有無網絡聯系，網絡的結構和形態等。關系嵌入是指人們通過交易歷史所建立的關系的類型。企業間關系代表了社會資本的原因之一是企業間互動建立起以互惠和平等的規范為基礎的責任和期望。因此，關系維度是指通過關系創造并受關系影響的資產，這一維度著眼于信任與可信性、規范與制裁、責任與期望、身份與認同等。
企業的社會資本是通過行動者的社會關系獲得可見的實際的并促成目標實現的資源。組織層面的社會資本可以分為兩個方面：組織內社會資本和組織間社會資本。正如Leana和Pil所言，在組織層面，社會資本既是組織成員之間關系的總和，也是組織與外部利益相關者、競爭者或者伙伴之間的聯系總和。關于組織內社會資本，Leana和Van Buren認為，組織的社會資本是反應企業內社會關系特征的資源。Koka和Prescotl認為，企業間關系代表了社會資本，因為企業之間通過互動建立起以互惠和平等的規范為基礎的責任和期望，為企業從這些關系中獲取資源提供了便捷的途徑。Chung等認為，一個企業的社會資本是與外部相關方存在潛在收益的關系。相似地，Zahra認為組織的社會資本是企業從與其他企業的關系中得到的信譽和資源。
我們發現，學者們對組織層面的社會資本概念并沒有統一的說法，多是借用或套用社會學中社會資本的概念。即便如此，我們還是發現在多樣的社會資本概念中，其共同因素有兩點：一是社會資本源于網絡行動者之間的關系結構；二是行動者有能力得到網絡或社會結構收益。綜上所述，組織層面的社會資本包含組織內和組織間社會資本兩個方面。首先，組織內社會資本是蘊含在組織內個人與個人、部門與部門或個人與部門之間關系當中的資源，這種資源有利于個人與個人、部門與部門或個人與部門之間信息交流、技術共享，從而促進組織目標實現。其次，組織間社會資本則由兩部分構成：一部分是蘊含在組織與其他組織之間社會關系中的資源，這一部分完全體現了組織間關系的特征；另一部分是蘊含在組織內個人(尤指邊界人員或高管人員)或部門與其他組織的社會關系中的資源。這本來是屬于組織內個人或部門的社會資本，但當它能為企業或組織帶來利益的時候，就成為了組織層面社會資本的一部分，因此，這一部分體現了個人或部門的社會聯系對組織的影響。
三、組織層面有關社會資本的研究問題――“前因”和“后果”
(一)組織層面社會資本的“前因”
Leana和Van Buren把組織社會資本看做反映企業內社會關系特點的一種資源。他們認為，雇用活動在關系、規范、角色三個方面影響組織社會資本。Bolino和Jaylor認為，組織中的社會資本和組織公民行為是相互促進的。Lazarova和了aylor把無邊界職業生涯分為四種類型，并指出特定類型的無邊界職業生涯會減少(或增加)組織的社會資本。
學者們還把戰略聯盟、跨國公司、家族企業等作為具體情境對組織層面社會資本進行研究。Koka和Prescotl認為，企業隨著社會資本程度的變化而變化，社會資本的程度不但在于企業在聯盟網絡中的結構位置，而且還在于聯盟形成和維持背后的動力。而Kostovat和Roth認為，社會資本的程度和形式由跨國公司總部和分部相互依賴的性質決定，并隨跨國公司形式的變化而變化。Arregle等通過同構機制把組織社會資本與家庭社會資本聯系起來，這些同構機制包括共享的組織身份和理性、人力資源實踐以及重合的網絡；并通過考察家庭社會資本穩定性、互動和相互依賴的作用，連同家庭的規模、承諾和為企業提供關鍵資源的能力，提出家庭社會資本如何影響組織社會資本的發展。
(二)組織層面社會資本的“后果”
組織績效是組織層面社會資本研究的主要內容，因為社會資本的得失會或多或少地影響組織績效和競爭力的好壞。Fernandez等發現，企業對雇員社會資本的投資會產生巨大的經濟收益。Lee等檢驗了企業內部能力和外部網絡對
企業績效的影響。內部能力和以伙伴關系為基礎的外部網絡對績效有顯著影響，而以贊助關系為基礎的外部網絡對績效并沒有單獨的影響，但與財務機構的聯系對投資在新興企業的技術能力和財務資源有多重作用，可見，獲得財務支持對企業績效有重要影響。Batjargal從社會嵌入視角去考察了前蘇聯企業家的社會資本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他發現，關系嵌入和資源嵌入對企業績效有積極影響，而結構嵌入對企業績效并沒有直接影響。Koka和Prescott在指出聯盟網絡構成社會資本的同時，還發現社會資本的信息維度對企業績效有不同的影響。Gopalakrishnan等也發現，企業的可信度與獲得聯盟伙伴的財務支持是積極的影響關系。Maurer和Ebers對創業企業社會資本的結構、管理和演化如何影響企業的績效進行了研究。他們發現，當企業成員不斷采用社會資本的結構去適應變化的資源需要時，企業可以實現績效收益；這種慣性會把企業的社會資本變成一種可靠性。Acquaah發現，來自于管理者的網絡和與其他企業、政府官員和社區領導社會關系的社會資本會提高企業的績效。企業的競爭力是企業績效的重要表現之一，Wu發現，信息共享在社會資本與企業競爭力關系中具有調節作用，具體地講，信息共享在新人和網絡聯系與提升競爭力的關系中起完全調節作用，而在重復交易和提升競爭力的關系中只起部分調節作用。Tsai認為，社會資本(先前的網絡中心性，可信性)與戰略關系之間的互動極大地影響組織內聯系的形成。Miller等認為，企業的內部社團以及企業與外部相關者的聯系在家族企業中更為普遍，這些關系會提高新興市場中高科技企業的績效，這種影響取決于重要的專業知識和組織社團內外部的社會資本。
有關智力資本的研究可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直接研究組織層面社會資本與智力資本之間的關系。Nahapiet和Ghoshal認為，社會資本促進創造新的智力資本，同時，企業擁有的社會資本越密集，則在創造和共享智力資本方面越有優勢。Reiche等認為，個人的社會資本必須明確轉化到組織層面才能對部門間的智力資本有持續的作用。另一部分學者則認為智力資本由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和組織資本三個部分組成的，以此為基礎研究二者之間的關系。Reed等認為，社會資本對財務績效的影響取決于其他兩個部分的價值。Subramaniam和Youndt在研究中發現，智力資本的各方面對創新能力具有不同的影響，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緊密相關，除非把知識通過關系網絡化、共享、傳播，否則很難對組織的創新能力有益。Tsai和Ghoshal發現，社會互動和信任與部門間的資源交換極大相關，這對產品創新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組織行為包括：企業的生存；投資于新企業、在起步階段發展商業關系以及對新企業的管理；選擇外部董事；組織學習等。Fischer和Pol-lock發現，在企業作為一個公共實體的前5年，管理團隊的平均任期和IPO協議的網絡嵌入降低了企業失敗的可能。Lester等把前政府官員的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分為深度、廣度和衰退程度三個維度，并發現這些維度是公司選擇外部董事的重要標準。Zahra發現，組織社會資本對企業投資、交易、合資、聯盟以及對新企業的管理等方面有積極的影響，并且企業的所有權在其中起了調節作用。Kang和Snell也把智力資本分為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和組織資本三個部分，整合出三者互補的框架，以促進兩方面的組織學習，包括知識開發和知識利用。Inkpen和Tsang將網絡分為三種類型，即公司內部網絡、戰略聯盟和產業區，每一種網絡類型都有各自的社會資本維度。為了有效和高效地轉移知識，企業要預先管理和建立社會資本。社會資本使信息轉移的社會聯系具有雙向性，因此，員工流動給企業帶來雙向的信息流。
組織間社會資本的研究主要是以戰略聯盟為背景展開的。Chung等發現，來自銀行直接和間接的合作經歷的社會資本在聯盟形成中起了重要作用。Gopalakrishnan等發現，在制藥企業擁有較大管理控制權的聯盟中，制藥企業能從生物科技企業獲得更大的財務資本。在較早的研究中，Walker等發現，社會資本的發展極大地影響了企業間網絡的形成和產業增長。后來，Stare和Elfring認為，高度網絡中心性和廣泛的“橋”聯系會加強中心聯系；而企業間若少有“橋”聯系，中心性則會減弱創業導向和績效之間的關系。
從文獻的回顧來看，組織層面社會資本的研究呈現出“輕前因，重后果”的局面，絕大部分研究把組織層面社會資本作為因變量，而忽視了組織層面社會資本的前因變量。在解釋組織或企業社會資本從何而來的問題上，基本是套用了社會學中對個人社會資本的解釋，但是社會學的理論是建立在個人層面上的，把它直接轉化到企業層面有可能產生重要的理論問題，我們要注意到這種轉換不是隨意的，要建立在厚實的理論基礎之上。在對組織或企業社會資本“后果”的研究問題廣泛，而且重點突出，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這些研究中，絕大多數發現了社會資本的積極作用。但是，也有少部分研究發現，社會資本的某個維度對企業績效有不顯著的影響；Yli－Renko等甚至發現社會資本的關系質量維度與知識的獲得是負向聯系的。另外，Yoo和Lee還發現，缺少高度信任的社會資本并不會妨礙企業取得好的經濟績效。
四、組織層面問題的社會資本測量
從現有文獻來看，絕大多數研究都是采用調查問卷的方法來獲得數據，也有研究通過二手資料來獲得數據，還有的研究通過調查訪問來搜集數據。現有文獻的研究對象也是對外界資源依賴較大的企業，值得注意的是，Leana等把我們的視野從對作為營利組織的企業轉向了非營利組織的公共學校。
從現有文獻來看，學者們主要是采用了量表對社會資本進行測量。由于學者們對組織層面的社會資本的概念還沒有達成一致看法，因此在過去的研究中，測量組織層面社會資本的主要指標并未形成統一的指標體系。以往的研究大多基于Nahapiet和Ghoshal的研究中社會資本的結構、關系和認知三個維度，尤其是結構和關系維度，每個維度選用一個或多個指標進行測度。如結構維度主要選擇的指標有網絡聯系(如“我們企業與許多財務機構有密切的關系”)；關系維度主要選擇的指標是信任(如“我們的商業伙伴從來沒有機會主義行為”)；認知維度主要選擇的指標有共同愿景(如“我們部門與正在合作的其他部門有共同的目標和愿景”)等?，F有研究已經表明這些指標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測量量表則是根據過去相關研究，根據具體指標選擇適當的問項，如測量網絡聯系多選擇Peng和Luo，測量社會互動和關系質量則多選擇Na-hapiet和Ghoshal以及Tsai和C，hoshal等。
在Zahra的研究中則是根據Adler和Kwon、Arregle和Hitt、Tsai和Ghoshal等之前的研究開發出了新的量表。
由于對組織社會資本的測量還沒有形成統一的指標體系，因此，不同學者的研究中所采用的指標存在一定的差異，有些研究直接利用量表對社會資本總體進行測量(Su等)，有些研究把社會資本分為內部社會資本和外部社會資本進行操作；有些研究雖然采用了Nahapiet和GhoshalLllj的劃分方法，但在實際操作中僅測量了其中的一個或兩個維度。
五、現有研究小結、不足與未來方向
社會資本引入管理學研究領域十余年，經過學者們的共同努力，已在這一領域取得了一定成果。首先，在社會資本的概念框架上，雖然研究者們對社會資本概念的表述不同，但基本包含了兩個共同要素：一是社會資本源于網絡行動者之間的關系結構；二是行動者有能力得到網絡或社會結構收益。這為在管理學研究中應用社會資本選擇研究問題以及社會資本的測量指出了方向。其次，學者們應用社會資本對組織層面的其他變量(組織績效、組織學習等)和組織間關系進行研究，取得了一些一致性結論，這也為后續研究奠定了基礎。再次，關于社會資本的測量指標，雖然還沒有達成統一的指標體系，但現有研究中所采用指標的信度與效度已被證實，這也為今后研究中選取社會資本測量指標提供了方便。
雖然現有研究在這一領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依然存在一些不足，需要未來的研究進行更加深入地探討。
笫一，在現有有關組織層面社會資本的研究的重心在其“后果”，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社會資本在管理和組織研究中的“工具性”。但是，組織社會資本來源顯然是不能靠簡單地套用社會學的概念就能解決的，因為組織間的聯系具有不同于個人間聯系的特質。同時，組織內個人或群體的社會資本如何跨層次轉化為組織層面的社會資本，也是未來研究要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
中圖分類號：F27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5349（2016）13-0084-03
f眾創新的概念以來，我國不斷加大創業創新的鼓勵力度，推出一系列輔助創新創業的優惠政策，孵化器和高新創業園區如雨后春筍，數量不斷增加。孵化器培育了大量綜合型、技術型創業企業，創業的不確定性從一定程度上得以控制。對企業而言，創新創業也是提升生產效率和刺激業績增長的重要手段。創業績效成為企業在創業過程中的結果衡量標準。學者們從不同視角、不同分析框架研究了企業創業績效的前置影響因素，其中包括資源、行為、文化、能力等諸多方面。而由于社會資本可以為企業帶來創業過程中亟需的各類資源，因而在企業創業績效方面具有更好的解釋力，備受關注。
一、研究對象界定
（一）社會資本
最初正式提出社會資本概念的皮埃爾認為社會資本是實際或潛在的資源集合體，是體制化關系網絡。Nahapiet和Ghoshal將企業層面的社會資本界定為以企業為原點的外部關系網絡中，企業可以直接或間接獲取的各類資源總和。根據學界對于社會資本的一般分類，基于概念，可以把社會資本按維度劃分為結構維、關系維以及認知維度三方面。社會資本的結構維度將企業存在的社會網絡以及企業外部聯系的網絡視為整體，描述在個體層面或組織層面之間的非個體的聯結架構。企業社會資本的關系維度主要是企業關系中的包含的各類無形資產，重點描述企業在長期重復博弈中因連續交往而形成的個體間聯系及企業間聯系。通過有效的個體或組織聯系，創業者或企業因此占據社交網絡中的中心位置，得到更廣泛的認可，建立更高的市場聲譽和網絡威望與權力。因此社會資本的關系維度主要探討企業間信任程度、網絡規范是否存在、價值取向和結果期望一致性等。按此標準劃分的社會資本第三維度被稱作認知維度，主要描述在認知層面組織內、個體間或組織間在共享過程中，對目標的共同理解程度。在企業內部，愿景往往指導各職能部門與個人對未來的努力方向，因此組織內部周知的愿景以及一直的價值取向可以導致企業內認知趨同，該過程又反作用于個體及部門，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升，強化個體及組織行為。因此，目標一致性以及文化背景趨同成為認知社會資本的基礎。
社會資本的分類方式較多。從系統角度出發，可以將社會資本劃分為微、中與宏觀三個層次。宏觀社會資本是指社會基本存在的廣泛信任、價值觀和行為規范，主要是外部文化、政治對網絡性質、網絡結構和網絡動態性的宏觀影響。中觀社會資本指的是關系網絡及組織網絡內一致認同的文化、價值取向以及行為規范。而微觀社會資本是指個體間社會關系網絡在重復博弈中的預期，表現為彼此信任與互惠，共同價值取向與主張等。按企業邊界劃分，社會資本又可以分為企業內部以及企業外部社會資本兩部分。企業內部社會資本主要基于內部信任的關系網絡，組織內部各部門溝通順暢，有效協調，從而提升工作效率、加強組織凝聚力；后者是企業外部存在、有助于企業獲取各類稀缺資源的社會關系網絡。這類社會資本包括基層員工間、基層員工與中高層管理者之間以及中高層管理者之間的關系。內部社會資本可以實現內部的交易成本降低、員工投機行為的減少等。因此社會資本表現為規范、網絡和信任。組織親和與組織信任可以促進知識信息共享，增強員工對組織的承諾、增強企業柔性，并可以大幅提高組織或企業績效。
（二）創業績效
創業績效是從組織績效概念中衍生出來的，主要從管理、運營、市場和營銷等多個角度進行衡量，創業績效是績效理論中，尤其是組織績效研究中較為重要的一個分支。創業績效主要指企業在創業活動中表現出在組織層面的績效產出結果，包含多個測量指標。對于科技型在孵企業而言，創業績效的探討尤為重要。創業績效的第一表現應該是企業達到可持續經營的邏輯前提，即保證企業可以存活，然后通過外部環境中的機會識別、資源整合與利用，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中積累競爭優勢，以提高在孵企業應對風險的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
對于在孵企業而言，都是初創型企業，其企業績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企業學習能力的影響。如果企業環境較為寬松，且變化性較大，則以穩定方式對各類資源進行整合，能夠有效提升企業績效。當然，初創企業的企業績效主要會受到各方面能力的影響，比如企業學習能力等，這些都能夠影響企業績效與企業成長之間的關系，企業績效也會受到團隊穩定性以及團隊或組織職能劃分的影響。很多研究從三個層面對創業績效進行概述。第一個層面主要考慮利益相關者，該層面中主要將創業者以及創業團隊納入框架。第二個層面主要是在異質性方面上對創業績效進行衡量。在這個思路影響下，環境、戰略和資源都被納入研究框架范圍，而且環境占據著更高權重。第三層次是從時間層面上對創業績效進行衡量，主要體現的是創業績效在時間變遷過程中的變化程度。這就要求企業必須具有長期的發展能力以及企業對風險抵抗的能力等。國外學者在衡量企業創業績效時指出，研究應注重生存和成長兩個不同側面。生存績效主要是從財務指標進行衡量，包括市場占有率、企業銷售額、企業投資回報率等。這三類指標是初創型企業創業績效最具代表性的指標，一般情況而言，財務績效是績效測量的最具代表性的組成部分，因為數據具有公開性，相對易于獲取，因此財務績效成為上市企業最偏好的績效測度指標。根據資源基礎理論，企業在發展中都會受到資源的限制，企業的成長會受到如資金、技術、人才、原材料等各類資源的限制，因此企業在可存續發展中應當通過資源共享及稀缺資源補充克服資源束縛與限制，進而達到提高自身競爭力的目的，形成競爭優勢。對于處于初創期的企業績效測量體系的設計，多數學者都贊同從財務和非財務兩方面進行測量，除了包括企業的營運能力、創新能力，也包括了企業成長能力等。因此，成長績效是初創型企業的重要績效維度，也代表著初創企業的成長能力高低。
學界對企業創業績效的理論研究得到了較多創業者的認同，其前置影響因素的識別也為創業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參考和證據。但是，關于企業創業績效的測量，對于創業績效分維度績效指標的選取，尚未達成一致結論，尤其針對企業生存績效的測度方法，爭議最大，目前主流思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根據企業是否破產的時間節點，采取兩分變量的測量方法；第二類是根據企業年限進行簡單判斷；第三類思路需要結合企業年限和該企業在未來八年的存續可能性兩個方面綜合衡量企業生存績效。而企業成長績效的測度較為簡單，主要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根據一些關鍵財務指標，如銷售收入、凈利潤增長等；第二類是企業長短期獲利能力的增長，比如市場份額擴張增速、員工數量的增長等。本文對在孵企業創業績效的衡量從生存績效和成長績效兩個維度衡量。
（三）變量間關系
學者們已經充分認識到社會資本在創業活動中的重要作用，并開始將企業社會資本作為企業創業過程中企業利用環境資源來克服限制和解決瓶頸的主要工具。學界也涌現出大量的研究成果，證實企業社會資本對企業經營管理水平與企業經濟效益提升之間的直接影響關系，企業利用社會關系可以有效提升企業績效，企業通過同類企業間的社會資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企業技術創新，進而提升創業績效，以及初創型企業社會資本以及企業創業績效之間的關聯。
社會資本的結構維度是通過網絡規則建立起來的規范，與此同時，由社會資本聯結在一起形成網絡的各節點，根據網絡位置確立關系角色。孵化器與在孵企業之間、外部創新主體與在孵企業之間，以及在孵企業間都存在信息與資源的分享過程，在重復博弈中，組織慣例以及組織制度形成，網絡聯結以及網絡資源配置制度形成。異質性信息及資源使各主體間交互聯系增強，同時新知識、新技術、新信息識別并捕捉商業機會。在此過程中溝通的頻率增加、溝通內容的深度增加，在孵企業與其他主體間的互動程度活躍，彼此間建立有效信任，并達成獎懲機制默契，進而再次促動了信息和資源的流動與交互。而社會資本的認知維度主要是基于共享與一致性的表現結果。認知程度高低來自于信息的通暢程度、溝通雙方或多方的理解以及溝通各方所處環境的預設目標和背景文化等，認知意愿則來自于成員可以從中獲取的資源質量。社會資本的關系維度重點討論的話題是信任。該維度重視各種類型的關系，包括個體間、個體與組織間以及組織間的網狀關系。涵蓋了各種關系的內容、各方聯系的強度、信任的程度，各方交互溝通的頻率與深度等等。在孵企業和網絡中其他創新主體之間的信任有助于信息交換、資源共享、知識轉移等對產品創新、技術提高、績效表現具有積極幫助作用的因素。
二、在孵企業社會資本對其創業績效的影響機理
在孵企業生存在企業孵化網絡環境中，往往屬于初創期企業，在孵年限處于48月以內，因此在孵企業在生存成長中往往受到各類資源的限制。而學界認為創業者如果具有良好的社會關系，則越容易在外界為企業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因而能夠獲取更多的異質性資源，從而推動企業創業績效的提高。因為創業者或企業所擁有的社會關系網絡強度越大，則更容易發現識別更多、更有效的創業機會，并且通過在關系網絡中獲得更加豐富的異質性資源，也更容易同社會關系網絡中、甚至網絡外的其他個體間建立有效的信任關系，從而為企業帶來更好的成長性。因此，企業擁有較高水平的社會資本，可以幫助企業更有效地獲取價值稀缺的資源，對于科技型在孵企業而言，這類資源往往可以促進企業學習，知識轉移與資源補充可以提高企業技術創新的能力，從而表現為新品開發速度加快、企業創業績效積極等有利側面。
（一）結構類型社會資本對在孵企業創業績效的影響
結構類型的社會資本主要表現為社會性的大型網絡，具備整體性特征，包括個體間、個體與組織以及組織間各類關系結構，囊括了對于網絡聯系強弱、網絡結構特征以及網絡資源配給等不同方面的解釋，具體表現為網絡組織成員間聯系以及價值資源流動與配給等。網絡作為有效工具，降低了在孵企業在初創發展過程中交易成本敏感的問題，以較低成本獲取各類稀缺資源，為企業建立合法性，通過競爭優勢積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在孵企業往往是組織規模較小，對成本較為敏感的小微企業。財務敏感是小微企業的共同特征。降低交易費用從一定程度上可以成為保證企業存續下去的邏輯前提，節省下來的費用可以投入關系聯結的建立，以獲取更有利的資源，建立成本更低的資源獲取渠道。廣泛的聯系也可以為企業贏得網絡位置、網絡聲譽，得到網絡認可。長期的成本優勢以及知識技術積累，可以為企業贏得更強的可持續發展能力。良好的發展能力又會反向作用于企I與其他節點的聯系。有效運用網絡資源改變網絡位置，提升獲取資源的層級，進而達到刺激創業績效的最后目的。因此本文認為在孵企業結構型社會資本對生存績效有正向影響關系。
良好的互動關系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良好的社會交往可以保持關系的長期性與穩定性，而長期合作基于重復性博弈，促進了企業間交流，有利于優勢資源共享以及稀缺資源獲取與利用。網絡知識的遷移，正向增強了企業間溝通的意愿，拓寬了溝通渠道。良好的互動導致知識和資源在企業間有效流轉，產生技術創新，在分工合作的基礎上，促進各企業高速成長。因此，本文認為在孵企業結構類型社會資本對其成長績效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二）關系類型社會資本對在孵企業創業績效的影響
關系類型的社會資本主要是人們由于社會聯系或友誼等形成的特別聯系，主要包括信任、規范和期望等。孵化器以及外部創新主體對在孵企業的扶持幫助較大，可以為在孵企業提供潛在的市場、需求的知識以及欠缺的資源。良好關系與重復博弈導致了網絡主體間較高程度的信任，信任也推動了資金流、技術流、資源的流動，各類資源的聚集觸發協同效應，實現了經濟價值增值的效果。同時也形成更具體的行為規范與慣例制度。成員間的良好關系引發了成員合作深度加大，協同能力增強，凝聚力增強，目標一致性增強，進而導致企業可存續能力增強，應對風險能力增強。因此，本文認為在孵企業關系類型社會資本對其生存績效有積極的促動作用。
信任建立后，重復博弈使成員間更意愿遵守行為規范，執行組織慣例與制度，不同組織規模間互動的前提是資源互補，尤其是知識和技術為典型代表。因此，合作雙方或多方在協同過程中深化信任，創新資源開始有效流動，促動了企業的成長成熟，增強了在孵企業在初創過程中面臨市場和技術的廣泛不確定性。因此，本文認為，在孵企業關系類型社會資本對其成長績效有積極的影響作用。
（三）認知類型社會資本對在孵企業創業績效的影響
認知類型的社會資本較為抽象，更常見表達為網絡組織中的認知范式。所謂認知可以理解為對同一事物的理解程度。包括了對于目標的理解，對于自身的定位，對于反應的選擇等諸多方面。具體可以表現為共享概念，比如對于目標一致性的理解與執行，其中涵蓋著語言一致性的要求、背景差異化的消除、愿景一致性的期望等等。也就是說，從宏觀的外部環境，到微觀中企業的具體執行，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認知的左右與影響。就在孵企業的運營而言，愿景是與企業聯結的各主體對于企業未來目標與發展方向的認同與期待，這是在重復合作過程中的基礎與保障；其次是文化，這是在不同企業合作中最常見普通的問題，即是否擁有共同的價值取向與行為規范；最后是溝通過程中的媒介選擇――語言，這是彼此雙方理解的核心要素。因此，認知類型的社會資本可以幫助在孵企業迅速在合作企業中建立合法性，贏得環境與合作主體對自身的認可，進而占據更高的位置，獲取更優質的資源。同一性的認知水平，使不同合作企業針對在孵企業的發展目標清晰化，將不同主體的分工合作內容明細，有利于在網絡組織層面對資源進行綜合性整合與利用，避免重復與浪費的同時，提升了在孵企業應對風險的能力，多主體合作將松散的組織間關系扭轉為緊密聯系，情感交流與維系在中國情境下可以有效增強成員的合作動力與凝聚力，有助于企業在不確定與變動性環境的生存。因此，本文認為，在孵企業認知類型社會資本對其生存績效有積極影響。
在孵企業成長的具體表現，可以簡單體現在銷售增長、份額增加、規模擴大等方面。目標一致性、價值取向趨同催生了在孵企業的認知類型社會資本，其他創新主體與在孵企業在互動過程中，受認知類型社會資本的反作用影響，增加合作，促進了資源流動與隱形知識轉移。不僅如此，共同性認知使合作各方合作意愿提升，彌補了不同主體間目標間差異和價值認知不同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在認知趨同的背景下，在孵企業的創新效率提高，新產品開發速度加快，人手需求量增多，組織規模發展迅速。因此，本文認為在孵企業認知類型社會資本對其成長績效有正向作用。
三、結論與建議
本文認為可以從在孵企業社會資本的結構維度、認知維度和關系維度均可以提升在孵企業知識獲取及其創業績效。社會資本有助于科技型型在孵企業接觸更多的供應商和投資資本，可以在市場上獲取更多的信息和潛在客戶，可以吸收更多更有價值的技術知識及信息，進而促進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因此在孵企業，尤其是在孵企業創業者及創業團隊要大力發展社會資本，通過個人連接的社會資本、企業連接的社會資本不斷擴大企業社會網絡連接的規模，不斷建立以人、團隊、企業為聯系的廣泛的社會網絡。這就要求在孵企業創業者及創業團隊在創業階段亟需通過各種個人聯系、業務交往和社會交往與聯系來獲取企業運營中所需的各種稀缺資源和需求信息。
提升在孵企業社會資本的方式主要可以考慮通過加強與政府部門的聯絡，拓寬資源獲取渠道；主動參與孵化器建設，主動接觸孵化器連接的外部各類資源，積極參加孵化器與政府舉辦的各類會議；加強與孵化器內其他在孵企業的溝通，促進知識與技術交流，形成新的合作領域與關系；與科研院所有效連接，加強技術交流與成果轉化，加快新產品開發及上市速度等?？傊诜跗髽I利用各類社會資本彌補其在發展過程中的資源缺口，因此，在孵企業構建有利于自身可持續發展的社會資本對其生存績效和可存續成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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