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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稅率的角度進行納稅籌劃
稅種不同，計算稅額的稅率也就不同，即使是稅種不同，也會因稅基不同而產生稅率差異，企業可以通過納稅籌劃，改變稅基分布來適應稅率較低的稅種。如某企業繳納增值稅時的銷售額為150萬元，屬于增值稅的一般納稅人，適用稅率為17%，該企業銷售稅額中需要抵抗的進項稅額較少，僅有10%，其增值率為：（150-150×10%×17%）/150=15.3%，與小型企業3%的納稅稅率相比高許多倍，由于小型企業可以轉化為一般納稅人，但是一般納稅人不可以轉化為小型企業。因此，該企業可以拆分成兩個較小的企業，假設每個小型企業的銷售額分別為75萬元，那么按照3%的稅率計算，兩個企業需要繳納的增值稅為：75×3%×2=4.5萬元，拆分前企業需繳納的增值稅為：150×17%-150×10%×17%=22.96萬元，通過變更企業規模適應更小的稅率，該企業總共減少的稅額為：22.96-4.5=18.46萬元。由此可見，選擇適用較小的稅率可以有效降低企業稅負。
三、從稅收優惠政策的角度進行納稅籌劃
新稅法為了促進社會公益事業的發展，鼓勵企業員工參與社會活動，制定了新的優惠政策，企業可以從優惠政策的角度來獲得納稅福利，如此一來，不僅降低了企業稅負，而且還為企業創造了更好的社會聲譽。在稅收優惠政策方面，企業通過兩種途徑來降低稅負，一是合理確定企業工資福利待遇。企業的工資福利待遇在計算納稅金額時是可以不包括在內的，員工工資和福利在一定的額度內可以予以扣除。新稅法為了鼓勵企業對員工進行職業培訓，還特別規定企業的培訓費用可以歸到之后的會計年度進行結轉，因此，企業可以在規定的范圍內提高員工的工資福利，加強員工培訓，這樣不僅降低了企業稅負，而且還提高了企業員工的職業素養。二是充分利用公益支出的扣除項。企業參與社會公益事業，不僅能夠提高企業的社會知名度，而且還可以獲得多重經濟效益，新稅法規定參與公益事業的企業，可以在年度總利潤的12%以內扣除相應納稅額度，因此，企業可以通過一系列的公益活動來進行納稅籌劃，減少部分納稅金額。
（1）國際稅法的調整對象。國際稅法最核心的問題就是其調整對象，這是該學科研究的起點。我國學者對此歷來持廣義說觀點，認為國際稅法不僅調整國家間的稅收分配關系，還調整國家與跨國納稅人間的稅收征納關系。[1]
（2）國際稅法的客體。有學者認為，國際稅法的客體包含著具有遞進關系的兩個層面的內容。第一層面是國際稅法中的征稅對象，它不僅包括跨國所得，還包括涉外性的特定財產、遺產以及進出口商品流轉額等。[2]第二層面的客體是在國家間進行分配的國際稅收收入或稱國際稅收利益。[3]
（3）國際稅法的主體。有學者認為，從其在國際稅收法律關系中所處的地位來看，國際稅法的主體可以分為國際征稅主體、國際納稅主體和國際稅收分配主體；從主體的表現形式來看，有國家、國際組織、法人和自然人。[4]有的學者則認為，國際稅法的主體有三方，即跨國納稅人、收入來源國和跨國納稅人的居住國。[5]
（4）國際稅法的法律規范。有學者認為，國際稅法的法律規范具有多樣性的特征，既包括國際法規范，又包括國內法規范；既包括實體法規范，又包括程序法或沖突法規范。此外，國際稅法中實體法規范和沖突法規范的并存還決定了其在調整方法上必然具有“兼備直接調整和間接調整方法”的特征。[6]
（5）國際稅法的基本原則。對涉外稅法的基本原則，學者們的觀點比較一致，認為主要包括三條：①維護國家和經濟利益；②堅持平等互利；③參照國際稅收慣例。而關于國際稅法的基本原則，學界的意見也較統一，認為主要有兩條：①國家稅收管轄權獨立原則；②公平原則。只是有學者認為，將公平原則總結為“國際稅收分配關系中的平等互利原則”[7]，或僅指“征稅公平原則”[8]是有失全面的。國際稅法的公平原則應包括國際稅收分配關系中的公平原則（簡稱“分配公平原則”）和涉外稅收征納關系中的公平原則（簡稱“征納公平原則”）。[9]
2.國際稅法與稅法、涉外稅法間的關系
在國際稅法與國內稅法、涉外稅法間的關系上，我國學者持有不同觀點，歸納起來主要有兩大類：（1）按照稅法的主體和適用范圍不同，將稅法分為國內稅法和國際稅法，這是最普遍的觀點。其中又分為兩種。一種主張涉外稅法是國內稅法的一部分，不屬于國際稅法；[10]同屬此種但又稍有不同的觀點認為，國家稅法按其實施范圍可分為國內稅法和涉外稅法，涉外稅法是國際稅法產生的基礎，但又在法律關系主體、制定者與實施方法、規范的形式和內容等方面區別于國際稅法。[11]這一觀點實際上是采國際稅法狹義說的。另一種則認為涉外稅法既是國內稅法的一部分，又是國際稅法的法律淵源之一，大部分國際稅法學者都持這一觀點，[12]這也是目前的主流觀點。（2）按稅法的適用范圍劃分為國內稅法、涉外稅法、國際稅法、外國稅法等，并認為它們彼此之間是相互聯系并可以相互轉化的。[13]這種分類方法的偏誤在于所劃分的稅法的制定主體不統一，對國內稅法和涉外稅法而言，其所劃分的是單個國家的稅法；對國際稅法而言，針對的是兩個或兩個以上彼此間具有國際稅收分配關系的國家；對外國稅法，又是從單個國家與除其之外的其他所有國家間的關系來說的。
我們主張：（1）稅法是指一國所有有關稅收的法律規范，從法律淵源看，包括該國國內稅法（具體又有稅收憲法性規范、稅收法律、稅收行政法規、地方性稅收法規等）和該國締結和參加的國際稅收協定（是國際稅收條約和其他國際條約中有關稅收條款的統稱）以及該國承認和接受的國際稅收慣例等，還有相應效力等級的其他法律法規中有關稅收的條款。（2）涉外稅法是指一國國內稅法中具有涉外因素的稅收法律規范，包括涉外稅收實體法和涉外稅收程序法等，它與所對應的非涉外稅法的交叉部分即為既適用于涉外納稅人又適用于非涉外納稅人的稅收實體法和稅收程序法，也就是所謂的“相對的涉外稅法”。[14]（3）國際稅法是調整國家涉外稅收征納關系和國際稅收分配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針對單個國家而言，包括該國的涉外稅法、該國締結和參加的國際稅收協定以及該國承認和接受的國際稅收慣例等。此時，稅法完全包括國際稅法，因為一國國際稅法之正式法律淵源必同時亦為該國稅法之法律淵源。國際稅法也可以針對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而言，包括各國的涉外稅法、各國締結和參加的國際稅收協定以及各國承認和接受的國際稅收慣例等。此時，國際稅法和其中任一國的稅法是交叉關系，其所交叉部分即為“該國的國際稅法”。[15]在上述兩種情況下，都存在著一國國內稅法與國際稅法的劃分，其所交叉部分為“該國的涉外稅法”。[16]
以上是就部門法的角度而言的，從部門法的角度來看，稅法學應完全包括國際稅法學。而法學研究的范圍必然超過具體部門法的法律規范的內容，所以，國際稅法作為一個部門法和國際稅法學作為一個法學學科是不同的，后者的研究范圍大大超過前者規范體系的內容。[17]
（二）WTO與中國涉外稅法
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與之相關的法律問題開始引起法學界的重視。但是由于稅法學本身的力量不足，目前對“WTO與中國涉外稅法”研究十分深入的成果不多。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稅收學界、特別是國際稅收學界對此十分重視，并相繼有一批成果面世。鑒于兩個學科緊密的關聯度，我們在本部分評述中的視野已經合理地超出了國際稅法的學科界限。
中國加入WTO除了對經濟體制產生影響外，對于我國法律制度的影響也將是巨大而深遠的。世界貿易組織要求每一個成員保證其法律、規則和行政程序與WTO協定及其所附各協議中的義務相一致，而中國目前的國內相關立法在不少領域都與其存在差距甚至沖突，因此，修改與WTO規則相沖突的國內立法，盡快制定WTO所要求的相關法律已是刻不容緩。
與WTO對上述法律部門全方位的直接沖擊相比，中國加入WTO對稅法的影響除了關稅法之外相對間接得多。研究如何利用WTO的現有規則體系，最大程度地發揮關稅在限制進口、保護民族產業方面的作用，是關稅法改革面臨的重大議題。
有的學者認為，關稅減免既不符合國際經貿慣例，也違背了世界貿易組織國民待遇原則，且造成了國內市場的不公平競爭，因此，應逐步取消各種減免優惠政策，在此前提下降低關稅水平，消除名義稅率與關稅實際征收率之間的差距，同時優化關稅結構，以體現我國的產業政策。另外，應當改變中國原有單一的關稅結構，建立包括從價稅、從量稅、季節稅、復合關稅、緊急關稅等在內的特殊關稅制度，建立我國反傾銷、反補貼法律體系，以期達到對本國產業、產品和國內市場適度保護的目的。[18]
我們認為，與普通關稅法相比，WTO對反傾銷稅法和反補貼稅法關注的出發點是不一樣的.[19]
學者們還熱烈地討論了中國涉外稅法與世貿組織規則的積極沖突以及防治對策，比較一致的結論是，WTO
的各項協議和各項規則性文件中，同稅收密切關聯的是最惠國待遇原則和國民待遇原則，此外還有關稅減讓原則、反補貼、反傾銷原則、透明度原則、例外原則和發展中國家優惠原則。我國現行稅收法律制度中的確存在著若干與WTO的要求不相符合的地方，如用稅收支持“以產頂進”和“以出項進”；按出口業績減免稅；進口產品稅負高于國產產品；進口項目投資抵免限于國產產品；即征即退限于某些企業的國產產品等。為此，應對現行稅法進行一次全面清理，對明顯屬于違反WTO原則和規則的規定區分不同情況分別處理，有的要立即主動調整、改革，有的可在過渡期內稍加緩沖，還有的如果不造成其他成員國經濟損害，而又確需保留的，也可暫時保留，待有關成員申訴時再做處理。[20]
另外，我國的涉外稅收優惠法律制度也是近年來學者們援引WTO國民待遇原則經常予以關注和批評的話題，認為由于內在的制度缺陷及其所體現的政策導向的偏差，外資稅收優惠法律制度在發揮積極作用的同時也對我國的經濟持續、健康、穩定的發展帶來了一些不利的影響，主要表現在稅收優惠內外有別、層次過多，稅收優惠方法單一，對產業政策體現不夠等。[21]
最后，WTO關于法律的透明度和統一實施要求對中國稅法的建設無疑提出了更高的標準，這會在一定程度上和一段時間內與中國稅法發生摩擦。[22]
總體而言，我們認為，加入WTO對中國稅法的直接沖擊并不大，除了關稅法的改革必須亦步亦趨地與中國在“入世”談判中所承諾的義務保持一致外，其余的方面可以根據形勢通過微調加以解決。但是，這絕不意味著WTO對中國稅法的影響就此為止，恰恰相反，與加入WTO對中國稅法的制度性影響相比，[23]WTO所代表的世界多邊自由貿易體制及其內含的經濟自由化、一體化及法治化觀念對中國稅法的沖擊更為長遠和持久。中國稅法除了考慮如何修改舊法或制定新法以保持與WTO規則的一致外，更需高瞻遠矚地為中國經濟的改革開放積極有效地發揮作用。在新的形勢下，繼續強化為市場經濟發展和對外經貿合作服務，加強稅收法治、促進依法治稅，在努力維護稅收的同時積極與國際接軌，是WTO對中國稅法在觀念上的最高層次的沖擊。[24]
（三）電子商務與國際稅法
隨著全球電子商務的蓬勃發展，網絡貿易已經成為一種越來越重要的交易形式。由于網絡貿易與傳統的交易方式大相徑庭，許多活動已經從“有形”變成“無形”，從而使稅法上的許多程序性要素，如納稅地點、納稅環節等非常難以確認，同時也很難確定哪個國家當然
享有稅收管轄權，使稅法、特別是國際稅法遭受了很大的挑戰。電子商務在某些方面與傳統的國際稅法基礎理論發生了根本性的沖突，也使得世紀之交的國際稅法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壓力。[25]
1.關于國際稅收管轄權的確定標準
常設機構的確定直接關系到經營所得來源地的確定，以及相關主體稅收管轄權的行使。在電子商務中，人們往往通過網站、服務器、遠程通訊設備直接進行交易，而不一定非要在他國設立傳統意義上的“常設機構。[26]而對于這類基礎設施是否構成常設機構，各國往往根據本國的利益加以判斷和確定。如美國、日本等技術出口強國就持否定態度，不主張由所得來源地征稅，而一些技術進口國則堅決主張將這類設施視為常設機構，以保證自己擁有優先的屬地稅收管轄權。這種分歧的存在使得傳統的管轄權理論無法有效發揮作用，稅收糾紛自然難以避免。
住所是判斷自然人和法人居民身份的重要標[27]但是，跨國網絡經營卻動搖了傳統的“住所”的基本概念。外國公司通過國際互聯網在內國的活動通常不需要設立住所，因而很難對其行使管轄權。由于不需要在固定地點辦理機構的設立登記，而地點本身是變動不居的，因而傳統的登記地、管理控制地、總機構所在地等確定居民的標準同樣難以把握，稅收管轄權的沖突也會越來越尖銳。
2.關于征稅對象的發展
信息社會的發展會在很大程度上擴大征稅對象的范圍，同時也會使商品與服務的區別日趨模糊，從而增加征稅的難度。如文字作品、音像作品、電腦軟件改變傳統的書籍、磁帶或光盤的形式，而在數字化后直接通過網絡銷售就屬于這種情況。而信息加密技術的發展和易于傳輸復制的特性更使征稅機關很難確定征稅對象的具體性質。一項所得究竟屬于營業所得、勞務所得還是投資所得、資本利得，適用稅率可能會有很大的不同，這對于實行分類所得稅制的國家無疑是一種沖擊。
3.關于稅收征收管理
首先，網絡貿易“無紙化”程度越來越高，而電子賬簿、憑證易于篡改且不留痕跡，稅收征管、稽查逐漸失去了“物化”的紙制憑證基礎，難度急劇增加。特別是在金融領域，“電子貨幣”、“電子銀行”的發展使得交易越來越隱秘，大大超出了現時征稅機關的稽核能力。其次，網絡的發展為廠商之間及廠商與消費者之間的直接交易提供了大量的機會，從而嚴重削弱商業的中介作用，也使得稅法上久已形成的代扣代繳制度的作用受到削弱，對稅收征管會產生很大的影響。最后，由于無法對一些無形的憑證貼花，因而很難對這些憑證采用貼花的方式征收印花稅，甚至應否對“無紙化”的交易憑證征收印花稅都有人表示懷疑。
4.網絡貿易征稅問題
對于網絡貿易應否征稅，如何征稅，這是當前爭論較大，也十分重要的一個問題。歐盟基本持肯定態度，但主張不開征新稅（如比特稅等），[28]而是充分利用原有的稅種，對現行征稅范圍加以擴大。美國歷來堅持網絡空間的技術特點，強調對網絡貿易實行寬松的稅收政策，主張遵循稅收中性原則，對與因特網有關的商務活動廣泛免稅，特別是對網絡貿易給予免稅。我國學者對網絡貿易的征稅問題基本上持贊同意見，這里既有稅收公平原則的考慮，更有國家利益的衡量。就前者而言，網絡貿易的特殊性僅在于它是一種數據化的交易，它沒有也不可能改變交易行為的本質，征稅理所應當。況且，如果對一般的貨物貿易及服務貿易征稅，而對網絡貿易免稅，這明顯是對傳統貿易的稅收歧視。從后者來看，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信息優勢不強，如果順應發達國家的要求放棄對網絡貿易征稅，可能會影響國家財政利益。為此，有的學者特別強調，我國對網絡貿易征稅應兼顧公平原則和效率原則。公平原則要求不分貿易的具體形式，一視同仁地征稅；效率原則要求稅收不至于阻礙國際網絡貿易的發展。在稅收管轄權方面，反對單一的居民稅收管轄權原則的適用，堅持屬地管轄權原則優先，居民管轄權原則為輔。同時必須有效地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完善稅收征管，強化稅務稽查。[29]
總而言之，雖然目前有關電子商務的發展對稅法挑戰的著述非常多，對國外的各種學理和官方觀點都有所了解，對稅法面臨的問題也深有體會，但是，在發現問題的同時能夠提出應對之策的較少，特別是對中國在信息技術和產業落后、急需發展電子商務的背景下如何確立電子商務課稅的原則立場和具體方案研究不足。
（四）國際避稅的概念與性質
國際避稅與國際雙重征稅是國際稅法研究的兩大主題。對于國
際雙重征稅問題，經過多年的研究和借鑒國際經驗，目前已經基本形成了解決問題的系統方案，學者們在大的方面也無明顯分歧。但從理論界的論爭中我們看到，人們對國際避稅的概念，特別是國際避稅是否合法還很難達成一致。正是由于國際避稅概念的內涵上不確定，對國際反避稅的方法、手段等就難以達成共識。
有學者認為，盡管避稅行為在形式上并不違反稅法，但它實際上是違反稅法的宗旨的，因而不是稅法所鼓勵和提倡的行為。該學者對轉讓定價這種重要的避稅手段進行了較為深入細致的介紹，并認為我國在完善轉讓定價時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1）應當將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分開，對無形資產交易單獨實行稅法規制；（2）應擴大無形資產的范圍，同時引入新的“利潤分割法”；（3）應規定情勢變更原則，允許特殊情況下的事后調整，尤其是在無形資產的轉讓所得方面；（4）由于我國境內非單一的稅收管轄權并存的局面短期內難以消除，因此同樣還要注意僅在國內經營的企業的轉讓定價問題。[30]學者們傾向于通過劃清其與國際逃稅、國際節稅的界限，實現對國際避稅概念的準確定性。如有學者認為，“國際避稅，是指跨國納稅人利用各國稅法規定的差別，或有關稅收協定的條款，采用變更其經營方式或經營地點等種種公開的合法手段以謀求最大限度減輕其國際納稅義務的行為。而國際逃稅則是指跨國納稅人利用國際稅收管理合作的困難與漏洞，采取種種隱蔽的非法手段，以謀求逃避有關國際稅法或稅收協定所規定應承擔的納稅義務”.[31]有的學者認為：“國際避稅是指跨國納稅人通過某種形式上不違法的方式，減少或躲避就其跨國所得本應承擔的納稅義務的行為。而國際逃稅是指納稅人采取某種非法的手段或措施，減少或躲避應承擔之納稅義務的行為?！盵32]還有的學者認為，國際租稅規避，依其適法性可分為合法節稅行為、非違法之避稅行為和違法之逃稅行為，三種行為都屬于避稅，但法律性質不同。[33]
有的學者從稅法基本原則的角度分析了轉讓定價行為的法律性質，認為轉讓定價是行為人利用經濟往來的意思自治即契約自由原則，濫用法律事實形成之自由，使法律意義上的資產、收益的受益人徒具虛名，經濟成果的享用歸屬于他人，是一種利用法律漏洞的租稅規避行為。轉讓定價違背了實質課稅原則、稅收公平負擔原則、應能負擔原則，但卻是對租稅法律主義原則的維護。故出于對國家法安定性和預測可能性的肯定，應確認轉讓定價在“實然”意義上是一種法無明文禁止規定的避稅行為，但通過立法機關對稅法的不斷完善，將實現對其“應然”意義上為非法逃稅行為的定位。[34]
我們認為，國際避稅是避稅活動在國際范圍內的延伸和發展，它是指納稅人利用各國稅法的差別，或者是一國內不同地區間、不同行業間稅負的差別，采取非法律所禁止或者法律所禁止的方式最大限度地減輕其納稅義務的行為。國際避稅不一定合法，就其性質可分為合法避稅與違法避稅兩種情形，前者是指國際稅收籌劃，后者是指國際逃稅，反國際避稅實際上就是反國際逃稅。而反國際逃稅最有效的法律措施就是轉讓定價稅制、避稅港對策稅制、防止國際稅收協定濫用三位一體的綜合運用。[35]
「注釋
[1]參見劉劍文主編：《國際稅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頁；那力：《國際稅法》，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頁；、陳治東主編：《國際經濟法專論》（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頁。而狹義說則主張國際稅法調整對象僅限于國家間的稅收分配關系，不包括涉外征納關系。
[2]這是一種廣義的觀點，另見王傳綸主編：《國際稅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6頁。狹義的觀點則認為，國際稅法的客體就是跨國納稅人的跨國所得，而關稅法等流轉稅法不包括在國際稅法中。參見高爾森主編：《國際稅法》（第2版），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8－9頁。
[3]參見劉劍文、李剛：《二十世紀末期的中國稅法學》，《中外法學》1999年第2期。
[4]參見劉劍文：《國際所得稅法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9頁。
[5]參見那力：《國際稅法》，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頁。
[6]參見劉劍文：《國際所得稅法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頁。
[7]陳安：《國際稅法》，鷺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16－18頁；參見羅曉林、譚楚玲編著：《國際稅收與國際稅法》，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74—175頁。
[8]高爾森主編：《國際稅法》（第2版），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1頁。
[9]參見劉劍文、李剛：《二十一世紀末期的中國稅法學》，《中外法學》1999年第2期。
[10]參見孫樹明主編：《稅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4頁。
[11參見鄧建煦、劉文珠：《涉外稅法與國內稅法、國際稅法的比較》，《政治與法律》1988年第5期。
[12]嚴振生編著：《稅法理論與實務》，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4－35頁；許建國等編著：《中國稅法原理》，武漢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1頁。
[13]參見劉隆亨：《中國稅法概論》（第3版），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64頁。
[14]參見張勇：《國際稅法導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3頁。
[15]有的學者認為，國際稅法的“國別性”相當明顯，與其稱之為“國際稅法”，不如稱之為“某一國的國際稅法”。參見何江主編：《法學知識》，群眾出版社1985年版，第387頁。
[16]參見劉劍文、李剛：《二十世紀末期的中國稅法學》，《中外法學》1999年第2期。
[17]參見劉劍文主編：《國際稅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頁。
[18]參見洪慧民、陳立梅：《試論我國關稅現狀及其改革》，《財經研究》1999年第11期。
[19]參見本書《WTO體制下中國稅法發展的基本趨勢》一文。
[20]參見涂龍力、王鴻貌：《加入WTO與我國稅收法制體系的調整》，楊志清：《“入世”與我國稅收政策的調整》，馬維勝：《“入世”對我國稅收的影響及對策》，龐風喜：《論我國加入WTO的稅收應對措施》，同載《稅務研究》2000年第6期。另見鄺榮章：《中國加入WTO對我國稅制的影響及對策》，《涉外稅務》2000年第10期；王誠堯：《WTO規則對稅收的要求及調整》，《涉外稅務》2000年第8期；王選匯：《對國民待遇原則的認識要準確定位》，《涉外稅務》2000年第7期；吳俊培：《論我國加入WTO的稅收應對措施》，王選匯：《加入WTO調整國內稅收的基本思路和重點》，同載《涉外稅務》2000年第6期；王?？担骸禬TO與各國國
內稅制的趨同》，《涉外稅務》2000年第12期。
[21]對稅收優惠法律制度的完善可參見本書《國民待遇與外資稅收優惠政策之改革》、《WTO與中國外資稅收優惠法律制度之改革》等文。
[22]參見涂龍力、王鴻貌：《加入WTO與我國稅收法制體系的調整》，《稅務研究》2000年第6期。
[23]即WTO成員不僅在對外貿易政策的制定上受到WTO各項規則制度的拘束，而且其他相關國內政策和法律的制定方面也受到WTO制度的影響。參見蕭凱：《WTO的制度性影響及其法律分析》，《法學評論》2000年第4期。
[24]參見劉劍文：《加入WTO對我國稅法的影響》，《稅務研究》2000年第6期。
[25]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有：張守文：《財富分割利器——稅法的困惑與挑戰》，廣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311－337頁；廖益新：《電子商務的法律問題及對策》，《東南學術》2000年第3期；王歡：《電子商務稅收中的“常設機構”原則探析》，《法學評論》2001年第2期；朱炎生：《跨國電子商務活動對常設機構概念的挑戰》，劉永偉：《論電子商務的國際稅收管轄權》，同載陳安主編：《國際經濟法論叢》第3卷，第277－305頁；王裕康：《電子商務對稅收協定重要概念的影響》，《涉外稅務》2000年第6、7期；許正榮、張曄：《論網絡貿易中的國際稅收問題及對策》，《涉外稅務》2000年第2期；程永昌、于君：《國際互聯網貿易引發的稅收問題及對策》，《稅務研究》1998年第3期；劉?。骸峨娮淤Q易對國際稅收制度的影響》，《經濟科學》1998年第6期；那力：《電子商務與國際稅收》，《當代法學》2001年第3期。
[26]指導國際間制定稅收協定的《UN范本》和《OECD范本》都規定，“常設機構”是指一個企業進行全部或部分營業的固定場所。
[27]參見楊斌：《個人所得稅法居民身份確定規則的比較研究》，《比較法研究》1997年第7期。
[28]“比特稅”構想最早由加拿大稅收專家阿瑟？科德爾提出，其后由荷蘭學者盧？索爾特于1997年正式向歐盟提出方案，建議按電腦網絡中流通信息的比特量來征稅，且對于在線交易和數字通信不加區分，統一征收。方案提出后，引起了學者及政府官員的廣泛討論，意見分歧較大。許多學者提出反對意見，認為其過于草率。如從稅收要素上看，該稅的征稅對象是什么，稅目包括哪些，哪些可以征稅，哪些應當免稅，國際稅收管轄權如何劃分，重復征稅如何解決等，都有待研究。參見董根泰：《國際稅收面臨電子商務的挑戰》，《涉外稅務》1998年第3期。
[29]參見張守文：《財富分割利器——稅法的困惑與挑戰》，廣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337頁。
[30]參見張守文：《財富分割利器——稅法的困惑與挑戰》，廣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337頁。
[31]參見葛惟熹主編：《國際稅收學》，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頁。
[32]高爾森主編：《國際稅法》（第2版），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頁。
（一）互聯網傳輸技術的低成本大大降低市場交易成本，對于經濟效率的提高作用十分明顯。
（二）網絡影響交易成本，進而改變產業結構，改變經營管理的模式，最終實現整個杜會的經濟效率的飛速提高。
（三）互聯網提供的大量的信息資源，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率，為企業內部整合、調整結構以適應時代的發展提供的動力和壓力。
（四）互聯網對于廣大民眾而言，提供了無限的信息數據庫，使我們原來不敢奢望的資源共享成為可能。
（五）互聯網的公開和透明，也為政府管理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和廣闊的開拓空間，提高政府管理國家的效率。
一個結論昭然若揭：互聯網時代的到來是一個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電子商務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它以互聯網作為依托，以網上的實物、資訊、乃至服務為交易內容，依靠其方便、快捷、高效的特點迅速崛起，成為新的熱點和增長點。
然而新的事物的產生，必然帶來新的問題。隨著網絡技術與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與普及，電子商務的出現，對傳統的稅收原則、稅收概念與規范形成了沖擊，給目前的稅收征管帶來了很大困難，使國家稅收流失的風險加大。本文正是從這個視角出發，探討我們面對電子商務，在稅務、稅收政策上所要應對的挑戰，以及相應的可以采用的對策。
電子商務定義：
探討問題首先應該明確定義，對于電子商務的內涵，國際上沒有統一的定義，我國經濟學界也沒有就此達成一致的觀點。有觀點認為，電子商務就是利用因特網，從尋找客戶開始，一直至洽談、訂貨、在線收付款、開據電子發票以及電子報關、電子納稅等通過因特網完成的商務系統。也有人認為，電子商務（ElectronicCommerce）是指在因特網上進行的商務活動，即利用互聯網技術而形成的新的商業交易模式，其主要功能不僅包括網上電子廣告、定貨、付款、貨物和服務遞交等電子交易內容，而且包括市場調查分析、財務核算、生產調度、物資調配等電子商業內容。筆者認為上述定義都停留在表層上，沒有真正揭示概念的內涵。作為一個較新的經濟學范疇，電子商務至少有以下內涵：（1）它是使用互聯網來做廣告和出售有形產品；（2）它是使用電子媒介提供服務；（3）它是把信息轉化為數據模式，并對數字產品加以傳遞。
如前簡要說明，電子商務的具體形式可歸納為三種：第一，電子商務作為遠程銷售有形產品的方式。即互聯網作為有形產品的交易場所而存在，互聯網上實現的僅僅是查看商品目錄、發出訂單等，有形產品的配送仍通過傳統的運輸渠道進行。第二，電子商務作為遠程提供服務的方式。即使用電子媒介從遙遠的地方提供服務，包括通過電話、傳真、因特網技術提供信息服務。第三，通過電子商務銷售數字產品。即將圖表（靜態和影像的）、文本或聲音轉化為數字形式，對同樣信息的數字版本加以傳送或銷售純數字產品（如電腦程序）等。[1]
電子商務給財政稅收帶來的沖擊
按常理，電子商務僅僅是商務交易手段多元化的一種表現，并沒有脫離貿易的實質。也就是說電子商務的飛速發展和交易額的急劇上升，理應大幅度的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然而實際情況如何呢？政府的財政收入非但沒有上升，反而大幅度減少。究其原因不外有二：其一，由于很多公司、企業等開始大量轉向通過電子商務進行交易，使得傳統貿易方式的交易數量銳減，自然就波及到現行稅收，造成了損失；其二，立法上的“真空”地帶。我們知道，法律本身就一定是滯后于社會發展的，只有通過不斷的調整，來彌補其滯后性。但是電子商務作為新生事物，不僅發展迅速，而且來勢兇猛，大有鋪天蓋地之勢，將我們的立法機關搞的措手不及，我們不得不承認，電子商務的發展的確是超過了我們的預期。這就使得“稅務部門還來不及全面研究制定相應對策，造成網絡空間上的征稅盲區，本來應該征收的關稅、消費稅、增值稅、所得稅、印花稅等稅收大量流失。例如：美國函購公司一個公司搬遷到Internet上之后，政府就損失了約30億美元的稅收。美國國內稅務署署長瑪格麗特??米爾納，在1996年12月舉行的國際稅收第九屆年會上，對無約束的電子商務可能導致的全球性政府收入的流失表示出了擔心。”[2]
隨著網絡貿易規模的快速擴大，網上稅收問題逐漸暴露出來，人們對網上納稅問題也逐漸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并形成截然不同的兩種觀點，提出了完全相反的方案。
一是網上貿易就要交比特稅，網上的消費行為、服務貿易、電子商務使許多企業和個人逃避了應盡的納稅義務。一個高稅率國家的消費者只要付出很少的上網費便可從另一個低稅率國家購買到比本國便宜得多的商品。Internet的電子貿易的特殊之處僅僅在于它是一種數字化貨物和服務的貿易，它沒有也不可能改變交易的本質。對政府來說，本質上的交易行為都是應該納稅的。另外，Internet上聚集了大量蘊涵知識產權的知識產品，它們需要各國政府和國際法規的保護，而網上貿易對來自世界各地的信息資源的享用幾乎是無償的，因此，政府對其征稅無可非議。
二是網絡暫不征稅，面對網絡貿易的發展，當務之急是如何加強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為網絡貿易和電子商務拓展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所以現在對網絡貿易征稅顯然為時尚早。此外，目前不能對網絡貿易征稅也有技術上的原因。網絡貿易由于缺乏明確、清晰的地理路線（而這種地理路線正是傳統有形貿易的重要特征），網上交易很難確定買方、賣方和交易地點，盡管可以對通過Internet訂貨而最終由水路、陸路或空運完成交易的貨物征稅，但卻很難對通過網絡實現交易全過程的數字化產品和服務收稅。[3]
應該說，上述兩個觀點也是旗幟比較鮮明主張，比較極端一些。（在**文章中，）我國財稅法學領域也有作者提出比較中性的主張，認為應該堅持1.稅收中性原則，2.財政收入原則，3.盡量利用既有稅收規定原則，4.堅持國家稅收的原則。[4]
我個人以為，從目前我國網絡中電子商務的交易現狀，稅務部門有必要采取有效的措施，來加強對網絡征稅，尤其是對電子商務征稅。當然，因為我們立法上的不甚完善，應該以引導、規制為主，奉行一個相對中庸一點的政策。上文提到的第三種觀點還是相對符合目前的國情的。管是必須的，因為如果置之不理，必然會使國家、企業的資源向電子商務大量轉移，原因在前文中已做表述。造成國家稅收的減少。加之“放權容易，回收權利難”，有朝一日，當政府發現電子商務已經到了嚴重危及政府財政收入，不治理不行的時候，會發現口子開的太大，想收時，于民心，于企業心，甚至于在國際交易中的信度都會大打折扣。所以，我們是要管，但是可以采
用比較柔軟一些的調整手段。畢竟從我國的稅收實踐來看，和西方發達法治國家還是有一定的差距；相對西方而言，在網絡的安全性、網絡的專業性、系統性上也還不可同日而語。
下面我將就我個人對于財稅法的理解，給出一些建議。
前提是要把握好“度”，正如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諾思所說“國家既是人為促進經濟增長的原因，也是人為導致經濟衰退的原因?！?/p>
首先，“無法則不立”要健全相應的法律法規，制定符合我國國情的《電子商務法》，《電子商務稅收管理法》，《電子簽名登記管理辦法》，并修改增加我國傳統財稅法中的相關法條。
其次，堅持稅收中性的原則，既要有利于促進電子商務交易的健康發展，又要能確保政府實施正常的課稅行為；既要學習借鑒各國先進的研究成果和有效的做法，又要考慮到我國電子商務交易的發展現狀和我國稅收征管水平。
第三，針對電子商務本身交易形式的多元化，細化不同交易方式獨立管理方式，應該針對其各自的特點，不一定在統一的模式下管理。
第四，強化稅收的管轄權，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政府財政資金供給與需求之間的矛盾十分尖銳，客觀上還存在著大量稅收流失和財政收支缺口，我們絕不能放棄來源稅收管轄權。
第五，借鑒國際電子稅收經驗，加強國際交流與協作。同時應注意與國際稅收體系的順暢接軌。
第六，針對電子商務的特點，傳統的會計、審計的工作方式和內容應該做重大的調整。會計：網絡會計表現出實時性、多元性、集成性、簡捷性、動態性、開放性、智能性技術特征。審計：應構建在電子商務環境下特有的審計理論和模式。審計要確保企業戰略信息的安全性、可靠性，方便性和完整性。
「注釋
[1]呂建鎖，論電子商務與稅制改革
[2]參考（人大全文數據庫經濟類2003年）李冰/王洛忠：《淺論電子商務環境下的若干稅收原則》，載《行政與法》（吉林省行政學院學報200306.
[3]張楚：《電子商務法》[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4]周忠海：《電子商務法導論》[M]，北京郵電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參考資料
[1]婁策群、王偉軍：《電子商務政策法規導論》[M]，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2]覃征、李順東：《電子商務概論》[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我國當前以統籌方式籌集社會保障基金的做法越來越不適應改革發展的需要，存在諸多弊端。例如覆蓋面窄、籌集方式剛性不足、欠費嚴重、管理混亂。完善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成為我們面臨的亟待解決的問題。開征社會保障稅是解決上述問題的有效途徑。根據我國稅法的一稅一法原則，在開征社會保障稅之前必須建立起與之相配套法律規范，因此制定社會保障稅法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一、國外社會保障稅法律制度的理念和模式
現代各國的社會保障稅制度是多種多樣的，根據承保對象和承保項目設置的方式不同，大體上可以將社會保障稅分為三類：一是項目型社會保險稅模式；二是對象型社會保險稅模式；三是混合型社會保險稅模式。
(一)項目型社會保障稅模式
項目型社會保障稅模式即按承保項目分項設置社會保障稅的模式。這種模式以瑞典最為典型。除瑞典外，世界上許多國家如德國、法國、比利時、荷蘭、奧地利等都采用這一模式。
項目型社會保障稅的最大優點在于社會保障稅的征收與承保項目建立起一一對應的關系，專款專用，返還性非常明顯，而且可以根據不同項目支出數額的變化調整稅率，也就是說，哪個項目對財力的需要量大，哪個項目的社會保障稅率就提高。其主要缺點是各個項目之間財力調劑余地較小。
(二)對象型社會保障稅模式
所謂對象型社會保障稅模式是指按承保對象分類設置的社會保障稅模式。采用這種模式的典型國家是英國。英國的社會保障稅雖然被稱為“國民保險捐款”(NationalSecurityContribu-tion)，但也具有強制性，且與受益并不完全掛鉤。因而雖然稱作“捐款”，實際上也是一種稅，其性質與用途與其他國家的社會保障稅并無軒輊。英國的社會保障稅在設置上主要以承保對象為標準，建立起由四大類社會保險稅組成的社會保障稅體系。
(三)混合型社會保障稅模式
所謂混合型社會保障稅模式即以承保對象和承保項目并存設置的社會保障稅模式。美國是采用這一模式的典型國家。該國的社會保障稅不是一個單一稅種的結構，而是由一個針對大多數承保對象和覆蓋大部分承保項目的一般社會保障稅(薪工稅)與針對失業這一特定承保項目的失業保險稅，以及針對特定部分承保對象而設置的鐵路員工退職稅和個體業主稅四個稅種所組成的稅收體系。
二、我國社會保障稅法設立的法理基礎和前提
我國各項法律制度，就其總體來講，所規范的權利和義務是一致的或相對應的，即沒有只享受權利而不盡義務的法律，也沒有只有義務而不享受權利的法律。但每一部門法，就具體內容來講，有的法律主要規范的內容是權利，或者其中權利規范的內容多，如勞動法、社會保障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等等。社會保障法屬權益保障范圍。社會保障法涉及全體公民的經濟利益，從某種意義上，它保障的是我國公民的生存權，它在我國憲法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社會保障稅法是社會保障法的下位法，設立社會保障稅法可以成為我國對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新的里程碑。在這一過程中，摒棄以往稅法只是稅收征管法，忽略納稅人權益保障的錯誤觀念，切實貫徹憲法保障人權的思想，為構建和諧社會，突出人文關懷提供法律保障。
三、我國社會保障稅法律制度的框架設計
(一)我國社會保障稅的立法原則經濟,政策探討-[飛諾網]
基于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保障需求，立足于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發展的實際狀況，筆者認為我國社會保障稅應遵循以下基本原則：
1.量能負擔原則
我國尚處于社會主義發展的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比較低，企業和個人的承受能力有限。因此應當考慮納稅人的稅收負擔能力問題，在開征社會保障稅時，征收范圍不能過寬，征收項目不宜過多。如果盲目設定過高稅率，可能影響國家經濟良性發展，企業負擔過重的現象。可以全盤考慮，分步實施，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企業和個人收入水平的提高，逐步進行相應的調整。
2.稅款專用原則
限定社會保障稅的使用方向，確保專款專用。對社會保障稅的使用必須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監督機制，禁止任何部門和單位以任何借口挪用社會保障資金。將社會保障稅的收支納入專門的社會保障預算中，有配套的專門預算管理制度保證其收入專用于社會保障支出。收支的結余部分要保值增值，為社會保障提供穩定的財力保證。
3.權利與義務相統一原則
對于企業和有工資收入的勞動者等社會保障稅的納稅人來說，必須體現權利與義務相統一的原則，即只有履行了納稅義務，才能享受保障權利。也就是說，城鎮各類企業行政事業單位及其在職職工、個體工商戶等社會保障稅的納稅人均有義務先行繳納社會保障稅，才能在各保險項目上享受社會保障權利，從而使企業獲得獨立的生產經營權，個人獲得基本保障。
(二)我國社會保障稅的構成
1.社會保障稅的納稅義務人
社會保障稅的納稅義務人應包括：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有住所并取得工薪收入的公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從事生產經營或其他各種活動的所有企事業單位、機關和社會團體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部受雇于任何機關、企事業單位但有收益的個人。
2.社會保障稅的征稅對象
征稅對象即納稅客體，主要指稅收法律關系中征納雙方權利義務所指的物或行為，它是區分不同稅種的主要標志。社會保障稅是一種薪金收入稅，目前國際上通常以工資薪金總額作為征稅對象。就我國而言，現行的社會統籌亦以工資薪金為征稅對象，考慮到政策的連續性和國際慣例，我國的社會保障稅也應以工資薪金總額為征稅對象。
3.社會保障稅的稅目
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具體而言，可先設置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三個稅目。而且從社會保障稅與中國現行社會保障制度的銜接方面來，我國職工上基本養老、醫療和失業保險費征收辦法國務院己有統一性文件，其社會經濟影響最大，改革在各地進行也最為廣泛和深入，因此，社會保障稅.首先設定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三個稅目，以后視情況再增加其他必需的稅目。
4.社會保障稅的稅率
根據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在剛開征此稅時，稅率設計應本著“從低”的原則，以后隨著社會保障項目的拓寬，再逐步提高，這樣可減少稅制推行的阻力，有利于該稅的開征。我國目前正在實施的基本養老保險中的繳費率為不超過工資總額的28%,相比國際上開征養老保險稅的平均稅率大約為20%左右，明顯偏高:基本醫療保險費率為8%，基本屬于經驗數據:失業保險費率為3%。基于此，我國社會保障稅的綜合稅率水平可以規定為28%左右。
參考文獻
[1]楊紫烜：《經濟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1月第一版
[2]劉劍文：《稅法專題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一、稅法司法化的現代性困境
稅收司法，是指行使國家司法權的機關——人民法院在憲法與法律規定的職權范圍內，按照稅法規定的程序，處理有關稅收刑事訴訟與稅收行政訴訟和稅收民事訴訟的活動。稅收司法作為國家司法機關處理有關稅收案件的訴訟活動，其目的是解決稅收利益紛爭，給合法權益遭受損害的個人(集體)提供最公正權威的保障和救濟?，F代性理論倡導“個人主義的中心地位”，它必然體現出對每一個平等的人的價值權利和尊嚴的切實關懷。只有賦關懷于具體可行的稅收司法運作之中，納稅人才能對此獲得真切的體認，并最終形成對稅收司法公正的真誠信仰和對稅收法治的尊崇。
然而，我國稅法司法化面臨著以下主要的問題:
1.稅法司法審判不足，限制了司法權在稅法領域作用的發揮。因為我國的稅收司法活動由公檢法部門來完成，缺乏專業的稅務司法法庭，辦案效率低下;稅務部門行政強制執行的時效性和公檢法部門強制執行的準確性存在較大的反差:稅務部門強制執行比較簡便靈活迅速，時效性強;公檢法部門由于缺乏專業性，其執法的準確性及時效性相對較差，很難保證稅務部門申請的涉稅事件得到迅速有效地處理。
2.稅法司法審查的范圍偏小。稅法的侵權性使其不同于其他部門法，它要求稅款的征收要征得納稅人的同意，由此需要強調稅收立法的高層次性，但是我國稅收立法的行政化以及限制司法對行政立法行為的審查使司法對稅收行政權的制約作用很難得到發揮。
3.納稅人知情權的司法救濟力度弱化。司法設置了以公力為后盾維護社會秩序和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稅收司法作為納稅人權利的最后救濟手段發揮著終局的作用。沒有救濟就沒有權利，但是由于中國傳統意義上納稅人處于弱勢地位，征納雙方地位不平等的事實和觀念長期存在，使得納稅人權利的保障往往只停留在理論的理想化狀態，這與法的現代性要求相去甚遠，因為現代法是權利之法已經是現代各法治國家的共識。但我國在義務本位至上的氛圍中，只有強化納稅人權利的司法救濟力度，才能達到契約精神要求的納稅人權利義務對等。
稅收法定主義要求稅收司法機關在處理涉稅爭議時，改變傳統稅法中征稅機關主觀任性過大，納稅人權利無法保障的現實狀況，主張強化納稅人權利，限制征稅機關的自由裁量權，相關爭議只能以法律的相關規定和爭議的事實情況為依據進行審判和裁決。因此實現稅收司法化也是稅收法定主義的應有之義。由此可見，稅收司法也是稅法運行的重要環節，其宗旨在于排除稅收法律運行障礙，消除稅收法律運行被阻礙或被切斷的現象，從而保證稅法的正常運行。因此稅收司法化是稅法現代性問題緩解的突破口，只有實現了稅法的司法化，稅法的現代轉型才能最終完成。
二、稅法司法化的現代性進路
中國法的現代性問題之所以非常嚴峻，就在于我們全盤接受了知識論的思想傳統卻從來沒有時間和機會去對知識論思想傳統進行認真地反思。正因為現代性的缺憾和不良后果，才需要不斷地推進和完善現代性，尤其是需要通過“反思性”的現代性來解決現代性的憂患和危機。強調現代性概念是一個指稱一種普適性的轉換每一個體民族傳統社會制度和理念形態之處身位置的現實性(社會化的和知識化的)力量，現代化所描述的科學技術經濟法律文化生活方式等基本社會范疇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過程，勢必也是司法現代化置身其中的過程。法制現代化所表達的法律制度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法律發展運動本身就必然地要求一個司法現代化進程的出現。因此，在目前要緩解稅法司法化的現實困境，具體可行的進路是:
1.設立稅務法庭
“一個完全獨立與高度受到尊重的司法權的存在，是英國各種制度充分發揮作用所必不可少的，為了這些制度的建立與鞏固，法院在歷史上曾做過有力的貢獻，”說明了稅務法院在稅法司法化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本土化和國情理論背景下，應當構建或完善我國的稅務司法組織。
目前，我國法院受理的稅務案件有兩類，一類是稅務行政案件由行政庭受理?鴉一類是涉稅犯罪案件由刑庭受理。但是稅收司法具有很強的專業性特點，因此只要具備了一批專業稅收司法人員，利用現有的法院機構，可以為稅收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根據我國行政訴訟法和刑事訴訟法的管轄原則，應該在各地統一增設稅務法庭。有些學者主張設立稅務法院，但是設立了稅務法院，勢必還要設立稅務檢察院，這樣一來，全國將要新增許多機構，稅務法院設計的可行性就值得重新考慮了。因此，目前最可行的舉措應當是在現有的各級法院中設置我國的稅務法庭，專門審理涉稅民事刑事行政案件。借鑒國外，如美國與德國的成功經驗，稅務法庭法官的任職資格應具備法律稅收審計會計等相關素質;地域管轄方面，對于民事稅務案件根據“原告就被告”的原則由被告所在地的法院管轄;在級別管轄方面，一般的稅務案件均由基層人民法院受理，重大稅務案件可以由中級人民法院受理，特別重大的稅務案件可以由高級人民法院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在特殊情況下才可以決定受理稅務案件。同時確保稅務法庭的獨立性，才能保證它對稅務糾紛作出客觀公正的裁決，使稅務法庭真正成為稅法司法化的平臺之一。:
2.稅基界定不規范，內資企業稅前扣除限制過嚴稅法對稅基的確定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與企業會計制度的關系不協調，由于稅收制度和會計制度在職能、目標和核算依據等諸多方面存在差異，近年來，為適應市場經濟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需要，會計制度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且不斷處于調整之中，而稅法沒有建立一套獨立的所得稅稅基確定原則，有些規定甚至在沿用老的會計制度，如對銷售收入的確認、對資產的稅務處理等。二是稅法對界定稅基的一些概念比較模糊，如對業務招待費、支付給總機構的管理費都以收入的一定比例為計算依據，收入凈額和總收入是會計概念還是稅務概念，其內涵和外延有多大，并不明確。三是對內資企業稅前扣除項目列支標準規定過嚴，如內資企業計稅工資標準，廣告性支出的限額、對折舊方法和折舊年限的嚴格限定等，使得為取得應稅收入而發生的許多費用不能在稅前足額列支，不符合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發展規律，也不利于內資企業的健康發展。
3.稅收優惠政策導向不明確，稅收優惠形式單一一是稅收優惠政策不能有效體現國家宏觀調控需要。內資企業的優惠比較少，且多屬照顧性，或是替代財政支出性的優惠，稅收優惠偏重于解決機制轉換過程中的臨時性困難，對資源優化配置的引導不足。而對外商投資企業的優惠政策，其效果偏重于鼓勵吸引外資總量，不能有效調節外商投資的方向。二是稅收優惠方式單一，政策效果不確定，容易引起企業偷稅、避稅現象。所得稅優惠政策以直接優惠居多，間接優惠較少，主要是減稅、免稅和低稅率。這些優惠措施，容易誘使企業通過頻繁注冊新企業、人為安排獲利年度、利用關聯交易轉移定價調節企業間的利潤水平，鉆稅法的空子。目前，與我國簽訂稅收協定的國家有79個，已經生效的65個，而有稅收饒讓條款的國家只有30多個，我國給予外商投資者的低稅率和減免稅等直接優惠措施，外方需要在母國補繳稅款，實際轉化成了投資者所在國的稅收收入，并沒有使投資者最終受益。三是優惠政策的實施主觀性、隨著性大。我國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每年都有一些優惠政策以法規、規章甚至規范性文件形式出臺，加上各地區為了本地區利益，無視稅法的統一性和嚴肅性，用減免稅優惠政策作為招商引資廣告，隨意擴大優惠范圍，越權減免稅，采用地方稅先征后還、即征即退等形式變相減免稅，搞低稅優惠競爭，擾亂了正常的稅收秩序。我國已經加入WTO，這種有失公平、公正、多變的稅收優惠政策很可能面臨外國投資者的訴訟。
4.企業間稅負差異過大，部分企業稅負過重我國現行稅制對同一經濟行為在各類主體之間稅收待遇上的差異性，尤其是在所得稅上表現最為明顯。如內資企業與外資企業、高新技術開發區內企業與區外企業、現代企業制度試點企業與非試點企業、上市與非上市公司、境外上市與境內上市公司之間在適用稅率以及所享受的稅收優惠政策方面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導致稅收待遇不公現象非常突出。
我國的企業所得稅稅制所存在的上述弊端亟待通過所得稅制改革來完成。在中國已經加入WTO的今天，在世界經濟日益一體化的今天，中國的稅制改革不能脫離國際主流稅制的發展方向，不能莫視稅制的國際慣例，不能莫視稅制差異對國際資本流動的影響。所得稅制的國際借鑒，對探討我國所得稅制改革具有重要意義。
二、企業所得稅制的國際比較及趨勢分析
1.企業所得稅制的國際比較一是納稅主體的認定。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公司所得稅，一種是企業所得稅，國際上通行的是公司所得稅類型，對不具有法人資格的企業，如個人獨資企業、合伙企業不征收企業所得稅，改征個人所得稅。在稅收管轄權方面，以企業登記地或以實際管理機構或控制管理中心地為認定標準，劃分為居民企業和非居民企業，分別承擔無限納稅義務和有限納稅義務。
二是稅基的確定。在應稅所得與會計利潤的關系處理方面，在“不成文法”國家，如美國、英國等，會計準則通常是由會計師協會等民間組織制定，會計利潤和應稅所得差異也大，在“成文法”國家，因為會計制度以官方的法規為主體，應稅所得和會計利潤相當接近。
三是稅率結構。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實行比例稅率，有些國家仍保留累進稅率，主要出于財政上的原因，企業所得稅的大頭由大企業繳納，稅率高了，小企業難以承受，稅率低了，難以滿足財政收入的需要。在比例稅率的運用上由于各國貨幣制度、政府政策及所得稅的地位等諸多因素的差異，有的國家實行單一的比例稅率，如瑞典、意大利、澳大利亞等；而更多的國家實行差別比例稅率，主要是對小型公司的所得稅采用較低稅率。
四是對成本費用的列支。對存貨的計價，許多國家都允許在先進先出法、后進先出法、加權平均法等多種方法之間選擇，但要保持連續性。有些國家則明確不能采用后進后出法，如法國、韓國、新加坡、加拿大等，有不少國家還允許采用市價與成本孰低法，如法國、意大利、日本、美國等。在折舊的提取方面，各國為了鼓勵資本投資，紛紛放棄傳統的“直線法”計提折舊，實行“余額遞減法”等加速折舊法，采用高折舊率對固定資產進行第一年基礎攤銷，稅法規定的固定資產折舊年限通常短于實際可使用年限，有的國家對固定資產的折舊攤提額規定可以大于固定資產原值，許多國家實行固定資產投資的稅收抵免，額外給投資者一筆稅收補貼。
2.低稅率、寬稅基是國際所得稅制改革的趨勢19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世界各國相繼進行了所得稅制改革，其主要特點是：充分利用企業所得稅在組織收入和調節經濟的功能與作用，通過規范、完善和調整稅收政策，采用加速折舊、投資抵免等稅收鼓勵措施，減輕企業稅收負擔，刺激投資，達到增加供給、促進經濟發展的目的。美國于1986年進行了稅制發展史上涉及面最廣、調整幅度最大的稅制改革，以“公平、簡化和經濟增長”為政策目標，以“拓寬稅基、降低稅率”為基本內容，美國公司所得稅的基礎稅率實行15%、25%、34%三檔累進稅率，最高稅率由46%降低到34%。美國的稅制改革無疑對西方國家產生重大影響，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法國、奧地利、新西蘭、荷蘭、日本等國，都不同程度地進行了以減稅為核心的企業所得稅制改革（注：財政部稅制稅則司：《國際稅制考察與借鑒》，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年。）。在稅率形式上，大多累進稅率演進為比例稅率，到1990年，除美國、荷蘭外，經合組織的其余22個成員國都實行比例稅率。在降低稅率的同時，通過取消一些減免稅優惠措施拓寬稅基，如美國取消了凈資本所得的優惠、股票回購支出的扣除、購買設備投資的10%的減免等。
西方國家稅制改革的結果大大降低了企業所得稅的總體稅負水平。企業所得稅的稅負在降低，這不僅體現在一般所得的邊際稅率降低導致的稅負降低，而是整個稅率制度決定的稅收負擔降低。因為，一方面是當代各國經濟的開放度越來越大，另一方面當代政府的管理理念與政府目標是增強本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保護本國企業的發展，再一方面，公司所得稅是直接對資本的投資所得征稅，與投資報酬成消長關系，所以各國為了吸引外資，解決本國的就業和經濟增長問題，都競相降低公司所得稅。
1.征商機構的設置。（1）征收商稅的體系。宋朝重視經濟的發展，也十分重視商稅的課征，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了完整的商稅征收網絡，覆蓋了從京師到墟市的廣大范圍。（2）征商的管理機構。宋朝商稅事務管理機構有中央和地方兩個層級。基于統治者中央集權的考慮，宋朝商稅征收大權由中央直接掌控，地方只起到執行作用，事無巨細均需由中央主管機構直接統籌安排、核準批復。中央的主管機構是三司，統籌管理全國商稅，另外，還有一個特殊的商稅管理部門太府寺，負責京城一帶的商稅。地方的征商機構分為路、州、縣三級，形成層層相扣的隸屬關系。路一級的管理長官是轉運使，州一級的管理長官是司戶參軍，縣一級的管理長官是縣令。（3）買撲制度。五代后唐時期，買撲制度就已經出現。在宋朝，買撲廣泛用于各類經營活動中。買撲就是將一個地方的商稅劃定出一個官府應當征收的稅額，然后交由合適的人承包，每年上繳這種固定的數額，多余的部分歸承包人所有。
2.征商法制體系。商稅征收之于國家財政的影響不容輕視，由此衍生了大量的專門性法律。宋朝商稅法律的形式多種多樣。（1）商稅則例。例本來是彌補法之不足而存在的，但在宋朝的實際法律程度中，例起到的作用相當大，甚至超過了法令起到的作用，商稅事務也不例外。據史料記載，宋朝初期就已存在商稅則例。雖然商稅則例的具體內容已不能詳考，但仍可知其在宋朝商稅法律體系中擁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商稅則例不僅及時核查梳理、因時編排管理，而且公布于天下，適用于全國。該辦法能夠有效杜絕地主階層設置壁壘阻止財富外流，使國家使用統一的標準征收商稅，有益于商品的流通，從而形成更廣泛的市場。（2）商稅行為規范。納征商稅有法定的程式。征稅種類與操作程序都需通告民眾，稅錢則例因時調整，轉運司依據市場變化每半年重新審定標準，做到增損適中，新創的標準需要先通過戶部的申報準核。商稅務設商稅監官與相關職守公人，監官需要躬親檢視，即時進行點檢，相關職守公人則按序及時檢察批引。經各稅場時，每種稅物按品類數量出具稅引，進行批驗。場務管理規定，每件簿歷都須層報印押，不可擅自增置，相關部門要嚴格查驗，確保施行。（3）征商特別法。盡管宋朝統治者反對官員涉足商場，但是眾多的官員或貴族還是借助掌握的特權從事經商，而且漸成風氣，朝廷雖禁難止。達官貴族借助職權，競相從商，與法令本不相容，但是鑒于風氣已成，法難責眾，統治者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這邊說不可以，那邊照章征稅，成為了一項既定的制度。針對商業活動的商稅，不能隨意加以擴大，需要充分考慮普通百姓生活的需要與正常的社會生產行為。同時，為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包括士大夫階層、軍隊以及外國人等特殊階層的人，提供特別的保護與便利。（4）商稅務官吏違規處罰規定。為了實現遍布全國的商稅網層層相扣，幫助中央控制財權，宋朝對地方稅務既進行了操作性規范，也制定了詳備的處罰準則，不僅可以督促稅吏行使職權，而且能夠管束稅吏行為，營造秩序井然的征收環境。（5）偷漏稅處罰規定及相關獎賞制度。偷漏稅的行為影響了正常的稅收秩序，消減了財政收入，關涉財賦大計，國家明令禁止，并輔之以經濟制裁與刑事處罰。北宋以經濟處罰為主，南宋商稅在國家財政收入的比重增加，處罰偷漏稅更加嚴厲。采用重刑與賞告結合的方式結成細密的法網，攔截企圖偷漏稅的商販，同時，為避免誣告，對舉報者制定了限制性規定與處罰規定，其目的就是既維護商稅征收秩序，杜絕偷漏稅行為，又保護商販的合法權益。
二、宋朝商稅法律制度利弊分析
作為中國古代商品經濟較為繁榮的一個時期，宋朝各項制度的構建具有其完備性的一面，但同時也不乏其腐朽性一面。宋朝商稅法律制度亦不例外，在取得的成就背后，也存在著無法克服的弊病。
1.取得的成就。宋朝各種制度的設計與建立均是以前朝作為藍本的，但同時也存在獨創之處，尤其是商稅則例的出臺。盡管商稅則例設計盡可能全面而細致，作為封建集權制下的產物，依然存在無法克服的缺陷，但從整個宋朝商稅法律制度來說，還是比較完備的。（1）形成嚴密的商稅征收網。兩宋在京都設置都商稅院，在繁華的州府設置商稅院、都稅務或商稅務。對于地處偏遠、不必差官置務的區域，實行買撲商稅的辦法。（2）商稅征收制度的完善。對于商稅征收，宋朝統治者歷來非常重視。宋太祖首定的商稅則例，只是非?；\統地將應稅物品的名稱與稅率列出。之后，宋太宗曾兩次進行修訂，加以補充，形成全國通用的征商則例，為兩宋的商稅法律制度打下了堅實的基礎。（3）商稅立法的完善。在宋代，商稅有住稅與過稅之分，前者屬于買賣交易稅，后者屬于商品流通稅。宋朝統治者注意隨時勢的變化修改完善商稅的立法，以避免加重商人的稅收負擔。在征稅數額上，貫徹法定原則；在征稅任務上，根據稅收制度的修改變化，及時調整稅收任務。（4）禁止非法增收商稅。宋朝禁止非法增收商稅，對違反商稅法律制度的規定、擅自增加商人負擔的行為嚴加懲處，決不姑息養奸。宋朝相當重視商業與商人，把商人受到的不合理待遇提高到“殘民損國”的高度，必須加以肅清。由此可知，宋朝商品經濟的繁榮絕非偶然。
近年來，我國的稅收法律體系不斷建立和完善。但由于我國地域遼闊，情況復雜，所以目前的稅收法律在稅收實踐工作中也暴露了一些問題，例如稅收任務問題、法律規定含糊或不明確等等。那么作為稅收行政執法人員在稅收執法實踐中遇到這些問題該怎么辦？根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稅收執法人員首先應該是一個社會人，在執法的過程中同樣也必須嚴格按照法律規定辦事，并且要學會自我保護，免得出現執法犯法的現象。所以稅務行政執法人員也應懂得自我保護，以適應日益復雜的稅收檢查工作環境。那么稅務行政執法人員應當如何實現自我保護呢，筆者認為，稅務執法人員應當從如下幾個方面做起。
一、多掌握相關的法律知識，以增強對稅收執法法律依據的理解
稅務行政執法的依據是稅收法律，稅收法律不是一部單獨的法律，而是法律體系。這個法律體系也不僅僅是帶有“稅”字的法律構成，而且還包括其他一些不帶“稅”字的法律。稅務行政執法如果離開其他相關法律來理解帶“稅”字的法律，那是很難貫徹到位的。例如，某稅務機關于2005年11月11日對某納稅人采取了稅收保全措施，納稅人于11月12日上午9時繳清了稅款滯納金，稅務機關于11月13日下午3時解除稅收保全措施。如果按照舊《稅收征管法實施細則》的規定應當是在24小時立即解除稅收保全措施，那么該稅務機關解除稅收保全措施則超出了規定的時間界限?，F行《稅收征管法實施細則》規定將稅務機關立即解除稅收保全措施的時限由24小時改為一日，那該稅務機關于11月13日下午3時解除稅收保全措施是否屬于立即解除了保全措施呢？關鍵就在于如何理解“一日”的規定?！睹穹ㄍ▌t》第一百五十四條規定：“民法所稱的期間按照公歷年、月、日、小時計算”。“規定按照小時計算期間的，從規定時開始計算。規定按照日、月、年計算期間的，開始的當天不算入，從下一天開始計算”。“期間的最后一天的截止時間為二十四點。有業務時間的，到停止業務活動的時間截止?！眳⒄铡睹穹ㄍ▌t》的有關規定，上述稅務機關是屬于立即解除稅收保全措施的。
二、參照司法實踐判斷稅務行政執法活動的正確性
例如，《稅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條規定：“……稅務機關通知申報而拒不申報或者進行虛假納稅申報，……”。什么是稅務機關通知申報？過去稅務實踐工作中有三種看法：一是在納稅人不申報的情況下稅務機關必須書面通知其申報；二是稅收征管法本身就規定了納稅人只要是發生納稅義務就應當向稅務機關申報納稅，也就是說稅收征管法的出臺就是通知了；三是認為在辦理稅務登記時，稅務機關同時要辦理稅種登記，告訴納稅人應該繳哪些稅，如何繳稅等等，這個過程就是一種通知。那么究竟上述哪個觀點是正確的呢？目前有關稅收法律法規對此并無具體規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在2002年11月出臺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偷稅抗稅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該司法解釋第二條對上述問題做了具體解釋：“稅務機關通知申報”分三種情況：一是納稅人、扣繳義務人已經依法辦理稅務登記或者扣繳稅款登記的即為稅務機關通知申報；二是依法不需要辦理稅務登記的納稅人，必須經稅務機關依法書面通知其申報；三是尚未依法辦理稅務登記、扣繳稅款登記的納稅人、扣繳義務人，也必須經稅務機關依法書面通知其申報的。該司法解釋是對刑法二百零一條偷稅罪的解釋，明顯不能作為稅務行政執法的法律依據。而稅收法律、法規對上述問題又沒有做具體規定，那么在稅務實踐工作中應該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偷稅抗稅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來理解上述問題。司法解釋實際上就是對司法實踐標準的統一，司法解釋一旦出臺，下級人民法院應當按照執行。也就是說，司法機關就是按照上述司法解釋理解上述兩個問題的，這就是司法實踐。所以稅務機關在實際工作中根據上述司法實踐來判斷什么是稅務機關通知申報，在司法實踐中是站得住腳的。
在稅收檢查執法過程中，除了要多掌握相關書面的法律知識，多看稅收方面的案例之外，還應該多看民事、刑事方面的案例。通過這些案例可以把握法官、檢察官對相關問題是如何理解的。另外，在稅收執法過程中稅務機關還應當多與法官、檢察官溝通。因為法官、檢察官對稅收政策和會計制度并不如稅務人員熟悉，稅務機關應當多向法官、檢察官多介紹稅收法律法規和會計法律法規的規定，使其對涉稅案件的理解更準確。
三、對稅務機關的行政權力從嚴把握，對納稅人的義務從寬把握
稅收法律體系明確了征納雙方在稅收分配活動中的權利和義務，但有些權利和義務明確得不是很具體，那么在這種情況下應當如何把握征納雙方在稅收分配活動中的權利和義務又成了一個重要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原則應當是：對稅務機關的行政權力從嚴把握，對納稅人的義務從寬把握。例如，《稅收征管法》第三十八條規定：“個人及其所扶養家屬維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不在稅收保全措施的范圍之內?！睆淖置胬斫?，“扶養”是指同輩之間的一種幫助關系，而不包含老人和兒童。對老人應當是用贍養，對兒童應該是用撫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合同法的司法解釋第十二條也是這么理解的。那么能據此說明上述《稅收征管法》的規定就不包含老人和兒童了嗎？很明顯是不能這么理解的。再有，什么是家屬？《稅收征管法實施細則》第六十條對此做了含糊的解釋：稅收征管法第三十八條、第四十條、第四十二條所稱個人所扶養家屬，是指與納稅人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直系親屬以及無生活來源并由納稅人扶養的其他親屬。根據這個規定好象是不共同居住的配偶就不是納稅人的家屬了？那么對“個人及其所扶養家屬”應如何理解呢？正確的理解應當是：納稅人的配偶以及符合下列三個條件的其他人，三個條件是：一是與納稅人共同居住生活；二是無生活來源；三是由納稅人扶養。只要是符合這三個條件的，不管與納稅人是什么關系都應當是納稅人的家屬。
四、合理理解稅務行政執法依據
法律條文是死的，如何在稅收執法過程中運用法律條文這就需要依靠稅務行政執法人員根據不同的事實合理理解運用了。那么稅務行政執法人員對稅收法律條文的理解是否正確就直接關系到征收權力的落實和納稅人利益的保護。
例如，《稅收征管法》第三十八條規定：“稅務機關有根據認為從事生產、經營的納稅人有逃避納稅義務行為的，可以在規定的納稅期之前，責令限期繳納應納稅款”。這個規定的宗旨是為了保全稅款不至流失，即為一種稅收保全措施，也就是賦予稅務機關在特定條件下的提前征收權力。提前征收畢竟是對納稅人權益的合法侵犯，但如果錯誤地運用了這個權力則是對納稅人權益的非法侵犯了。提前征收的前提是：稅務機關有根據認為從事生產、經營的納稅人有逃避納稅義務行為。那么什么是“有根據”認為呢？一種說法是有一定線索，另一種說法是有證據。根據一定的線索作出符合邏輯的判斷可能會發生什么，那是將來可能會發生的事，也就是說根據一定的線索作出符合邏輯的判斷可能會發生什么這只能是一種可能，或者說有跡象，但并不一定就會發生，那就更不是行為了。因為行為是正在發生或者過去已經發生過的，將來可能會發生的那是跡象。《稅收征管法》第三十八條明確的前提條件是有逃避納稅義務行為，所以，“有根據”就不能理解為是有線索就可以了，而應當理解為有一定的證據，但也不能理解為要有充分的證據，因為稅務機關要掌握充分的證據可能需要相當長的時間，而提前征收的目的就是為了及時防止稅款流失，如果等到收集到納稅人逃避稅款的充分證據后也就失去了提前征收的必要了。
五、正確認識和理解各級稅務機關和地方政府的涉稅文件
人無完人，都難免犯這樣那樣的錯誤。法律、法規、規章和各種規范性文件也都是由人制定出來的，所以也難免存在一些問題，有些可能是出于某種目的有意識地出臺的錯誤的文件，例如有些地方政府違反法律法規出臺的擅自減免稅的規定等。所以稅務執法人員在執法過程中應當正確認識和理解各級稅務機關和地方政府的涉稅文件，對那些已經出臺的稅收方面的各種文件應當認真研究其合法性，以避免執行錯誤的文件導致納稅人合法權益的損害，導致不必要的行政訴訟，甚至于執法犯法。
那么如果稅務執法人員發現有關規定是錯誤的該怎么辦呢？對此，《稅收征管法實施細則》和《公務員法》已做了明確規定。《稅收征管法實施細則》第三條第一款規定：任何部門、單位和個人作出的與稅收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決定一律無效，稅務機關不得執行，并應當向上級稅務機關報告。《公務員法》第五十四條規定：公務員執行公務時，認為上級的決定或者命令有錯誤的，可以向上級提出改正或者撤銷該決定或者命令的意見；上級不改變該決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執行的，公務員應當執行該決定或者命令，執行的后果由上級負責，公務員不承擔責任；但是，公務員執行明顯違法的決定或者命令的，應當依法承擔相應的責任。
六、細節決定成敗
細節并不一定就決定成敗，但成敗關鍵就在于細節。目前，在稅務行政執法人員思想中有這么一種普遍的想法，就是：我就這么做了也沒有出現什么問題啊。對的，納稅人不告的確是沒有問題，但納稅人把稅務機關告上法庭后那些細節就成了決定稅務行政訴訟勝敗的關鍵了。在稅務行政執法過程恰恰又有很多方面的細節，如果對這些細節稍不注意就又可能導致稅務行政決定的失效，導致稅務行政復議或者稅務行政訴訟案件的發生。如某稅務稽查局所作出的《稅務處理決定書》中有個數據與事實不符，打印校對時也沒有發現，依法送達納稅人后，納稅人發現了這個問題，把稅務機關告上了法庭，最后法庭判決該處理決定與事實嚴重不符，作出撤消該處理決定的判決。再如，某稅務所對納稅人作出了稅務行政處罰決定并依法送達后，納稅人在三個月內既不履行，也不申請稅務行政復議，也不向法院，稅務所根據《稅收征管法》第八十八條第三款的規定對納稅人采取強制執行措施，在《稅收強制執行決定書》上是加蓋該稅務所還是該稅務所所屬的縣級稅務機關的公章呢？對此很多稅務執法人員認同應該加蓋縣級稅務機關的公章，因為稅務行政處罰強制執行都應該經縣以上稅務局批準。如果在《稅收強制執行決定書》上加蓋的是縣以上稅務局的印章，則說明這次稅收強制執行的執法主體即是該稅務局。而《稅收征管法》第八十八條第三款規定：“……，作出處罰決定的稅務機關可以采取本法第四十條規定的強制執行措施，……”?？梢姡瑥娭茍绦械闹黧w應當是“作出處罰決定的稅務機關”，也就是說，誰作出的處罰決定應當由誰實施強制執行措施，而上述稅務行政處罰是由稅務所作出的，所以對稅務所作出的稅務行政處罰決定強制執行的主體也應當是該稅務所。
七、執法程序要合法
作為稅務行政執法的法律依據的稅收法律體系既包括實體法也包括程序法。稅收實體法主要是指各稅種的法律法規，稅收程序法主要是《稅收征管法》和《稅收征管法實施細則》?！抖愂照鞴芊ā泛汀抖愂照鞴芊▽嵤┘殑t》對稅款征收、稅務管理和稅務檢查的程序做了具體規定，在稅務行政執法應當嚴格按照《稅收征管法》和《稅收征管法實施細則》規定的程序進行。在稅務行政執法過程中，不管稅收實體法運用得如何正確，只要是執法程序上發生錯誤都會導致稅務行政訴訟的敗訴。以往的事實證明，很多稅務行政訴訟案件的敗訴敗就敗在執法程序違法方面。
（一）國家稅收管轄權獨立原則
各國的國家稅收管轄權是國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其具體體現之一。稅收管轄權獨立，意味著一個國家在征稅方面行使權力的完全自主性，對本國的稅收立法和稅務管理具有獨立的管轄權力；在國際稅法領域，即指一國通過制定法律，確定本國稅收管轄權的范圍，有權對屬于該范圍內的征稅對象進行征稅。稅收管轄權獨立性和排他性，即國家獨立自主地行使征稅權力，不受任何外來意志的控制或干涉；對國家稅收管轄權的限制，只能是一種在國家間相互自愿、平等地進行協調的基礎上的自我限制。
國際稅法的稅收管轄權獨立原則，也是由國際稅法對國內稅法的必然的依賴性決定的。國際稅法以國內稅法為基礎，一國的國際稅收政策是其國內稅收政策的延續和伸展；具有國際法性質的國際稅收協定往往是各國稅法和稅收政策相協調的產物；稅法本質上屬于國家事宜，一國制定什么樣的稅法取決于該國的國內國際稅收政策。同時，獨立的稅收管轄權還是國際稅法得以產生的基本前提之一。只有在國家稅收管轄權獨立的前提下，國家間的經濟交往才可能是平等互利的；否則，如“二戰”以前廣大殖民地國家附庸于其宗主國，沒有獨立的國家，更不用說獨立的稅收管轄權了，根本不可能產生包括平等互利的國際稅收分配關系在內的國際稅收法律關系。所以，國家稅收管轄權獨立原則是維護國家權益，平等互利地發展國際經濟交往的基礎。
法律原則都有基本原則與具體原則之分。相對于國家（經濟）獨立的國際經濟法的基本原則而言，國家稅收管轄權獨立是具體原則，而國家稅收管轄權獨立作為國際稅法的基本原則，“居民稅收管轄權”和“所得來源地稅收管轄權”原則就是其具體原則。
（二）公平原則
公平原則一般都是各國國內稅法的基本原則。國際稅法領域中公平原則的含義不完全等同于國內稅法中的公平原則，既是對國內稅法中公平原則的承繼，又是由國際稅法的本質特征所決定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國際稅法的公平原則的綜合性及其價值取向上的特點是派生自國際稅法本質屬性的一大特征。
按照國際稅法的調整對象，國際稅法的公平原則可以分為國家間稅收分配關系的公平原則和涉外稅收征納關系中的公平原則兩項具體原則。
國家間稅收分配關系的公平原則是各國在處理與他國之間在國際稅收分配關系上應遵循的基本準則，其實質就是公平互利，是國際經濟法中公平互利基本原則的具體體現?！陡鲊洕鷻嗬土x務》第10條規定：“所有國家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并且作為國際社會的平等成員，有權充分地和切實有效地參加解決世界性的經濟、財政金融以及貨幣等重要問題的國際決策過程，……并且公平地分享由此而來的各種效益。”故國家間稅收分配關系的公平原則就是指，各個國家在其稅收管轄權相對獨立的基礎上平等地參與對其相互之間稅收利益分配問題的協調過程，最終達到既照顧各方利益，又相對公平的解決結果。
眾所周知，公平與效率是稅法的兩大基本原則，二者的關系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國際稅法中雖然也有效率價值的體現，但遠沒有公平價值重要，尤其是在國家間稅收分配關系上。因為如果實行“效率優先”，允許在經濟、技術等方面占優勢的國家以高效率的方式對跨國征稅對象征稅，而以其他相對處于劣勢的國家要付出高于前者的征稅成本為理由，剝奪其對同一對象征稅的權力，熱必破壞國家間在國際稅收分配領域的公平狀態，有違國際經濟交往的公平互利的基本原則。這主要是就稅收的行政效率而言的；稅收的經濟效率仍然是國際稅法的內在價值要求，但亦存在著必要時讓位于其公平價值要求的現象。故國際稅法中公平與效率的關系不同于國內稅法，應該奉行“公平優先，兼顧效率”的價值取向。
國際稅法中的涉外稅法規范同時又是國內稅法的組成部分，是二者相交叉之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國際稅法中的涉外稅收征納關系的公平原則應與國內稅法的公平原則一樣，具體包括兩方面內容：（1）稅收的橫向公平，即指經濟情況相同，納稅能力相等的納稅人，其稅收負擔也應相等。（2）稅收的縱向公平，即指經濟情況不同，納稅能力不等的納稅人，其稅收負擔亦應不同。
應當指出的是，涉外稅收征納關系中的公平原則還具有特殊的意義，體現在對待本國納稅人與外國納稅人稅收待遇的問題上，這也是國內稅法公平原則的延伸。實際上，現代國家在對待本國與外國納稅人稅收待遇上往往并不公平，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多采取涉外稅收優惠政策來吸引國外的資金和先進的技術。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通過涉外稅收優惠政策吸引大量的國外資金和先進技術，彌補本國的不足，是加速其經濟發展的一條切實可行的道路。但是，國際稅法的作用并不是萬能的，其所創造的一國的涉外稅收環境的作用也是有條件的。當然，對稅收優惠政策的作用，不能孤立、片面地理解，而應從全局出發，作適當的評估。在我國，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發展，要求對涉外企業實行國民待遇的呼聲越來越高。這并非意味著一概取消涉外稅收優惠政策，只是強調當吸引外資達到一定規模，內資企業具有參與國際競爭的相當實力以及我國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時，就應當逐步取消對涉外企業的普遍性和無條件的稅收優惠政策，而從彌補我國弱勢產業、全面發展經濟的角度出發，對在國家急需發展的項目、行業和地區進行生產經營的涉外企業有選擇、有重點地給予稅收優惠，從而在整體上保持涉外企業和內資企業在稅收待遇方面的公平狀態。
三、國際稅法上居民的比較
（一）國際稅法確立居民概念的法律意義
居民是國際稅法上的重要概念。在國際上，不同社會形態的國家、同一社會形態在不同國家、同一國家在不同時期，由于政治、經濟、法律、文化等背景的不同，對居民的稱謂及法律界定各異。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國際經貿關系的發展和稅法慣例的國際化，國際稅法學界對居民這一概念已逐步達成共識，即按照一國法律，依住所、居所、管理場所或其他類似性質的標準，負有納稅義務的人，它既包括自然人，又包括公司和其他社會團體。
應當說明的是，國際稅法上的居民的概念最初源自有關的國際稅收協定。早期的國際稅收協定曾規定其適用主體為公民或納稅人。但公民的概念限于國籍，具有較大的局限性，且公民的國籍國往往與公民取得的所得沒有直接聯系。而采用納稅人概念，則范圍又過于寬廣，難以確定，這是因為它實際上只按納稅人的納稅義務來規定協定的適用范圍。既不考慮該納稅人是否
屬于締約國任何一方的國家，又不考慮該納稅人是否居住在締約國任何一方，故缺乏判定國際稅收協定適用范圍的一般標準。自1963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提出《關于對所得避免雙重征稅協定草案》后，國際稅收協定普遍采用居民概念確定協定適用主體的范圍，大多數國家的國內稅法據此亦逐步采用居民這一概念。實際上，居民的概念介于公民和納稅人之間，不論是否為締約國國民，都須符合各國國內法規定的條件。
在國際稅法上之所以要確立居民的概念，其法律意義在于：
1.區別不同類型的納稅義務人，明確稅收管轄權范圍。各國所得稅法實踐中，通常將納稅義務人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負無限納稅義務的納稅人；另一類是負有限納稅義務的納稅人。構成一國稅法上的居民則為無限納稅義務人，即對于源自該國境內、境外的全部所得都要向該國申報納稅。未構成一國稅法上的居民，則為有限納稅義務人，僅就其源自該國境內的所得納稅。
2.避免國際雙重征稅。采用居民與非民居概念，則在某一自然人或公司居民身份單一的情況下，可以避免行使居民征稅權的國家之間對同一所得的雙重或多重征稅。同時，當一個國家行使居民征稅權時，按國際稅收慣例，這個國家必須承擔對該居民所繳納的外國稅款予以抵免的義務。易言之，一個國家的居民到另一個國家投資并取得所得，如果所得來源國行使所得來源地征稅權，則該居民在所得來源國已繳納的稅款應在其所屬居民國按法定標準予以抵扣。這也是所得來源地征稅權優先于居民征稅權原則的要求。
3.維護國家征稅。在國際稅法中既存在居民征稅權與所得來源地征稅權的沖突，又存在因國際稅收條約尚未對締約國國內稅法認定居民納稅人的條件作出規定所導致的行使居民征稅權的各個國家間對同一所得行使征稅權上的沖突。如何適當界定本國稅法上居民的范圍，劃清居民與非居民的界限，對于談判、締結和執行避免國際雙重征稅協定有重大的實踐意義，有利于維護國家的征稅權。
此外，依法確認居民的概念和范圍有利于促進國際經濟合作、科學技術交流及人員往來。
（二）國際稅法確認居民的標準
國際稅法上確認居民的標準可以區分為自然人居民身份的確認標準和公司居民身份的確認標準。在此，我們將分別予以比較論述。
1.自然人居民身份的確定
各國對于自然人居民身份確認標準的規定并不一致，歸納起來，有下述幾種：
（1）國籍標準。根據本國國籍法應為本國公民的自然人，即構成稅法上的居民。國籍標準是從國際法中的屬人管轄權原則中引伸出來的，即國家對于一切具有本國國籍的人有權按照本國的法律實施稅收管轄。但隨著經濟生活日益國際化，人們國際交往的日趨頻繁，許多自然人國籍所在國與自然人經濟活動所在地的聯系較松散，采用國籍標準認定居民身份難以適應自然人實際所得和財產的狀況。在國際私法領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住所法優先于國籍法的傾向，在稅收立法中目前也只有美國、菲律賓、墨西哥等少數國家仍堅持國籍標準確認自然人的居民身份。
（2）住所標準。一些國家規定，一個自然人如果在本國境內擁有住所，即構成本國稅法上的居民。例如，英國所得稅法規定，在英國有永久性住所的自然人或者在英國擁有習慣性住所的自然人為英國稅法上的居民。住所本是民法中的一個基本概念，一般指一人以久住的意思而居住的某一處所。從各國立法與學說來看，住所應包括居住的事實和居住的意思兩個構成要件。住所與國籍的區別在于：住所是個私法上的概念，它反映了自然人與特定地域的民事聯系；國籍則是個公法上的概念，它反映了自然人與特定國家間的政治聯系，故世界上采用住所標準確認自然人居民身份的國家比采用國籍標準的國家較多。但直接援用民法上住所概念的國家甚少，一般在稅法中還附加居住時間的條件并稱之為“財政住所”。例如，日本所得稅法規定，在日本國內有住所并在國內連續居住1年以上的自然人為稅法上的居民。應當指出的是，采用住所標準的國家甚多，且各國對外簽訂的雙邊稅收協定，一般也明確采用這一標準，但住所作為一種法定的個人永久居住場所，并非完全能反映出某個人的真實活動場所。因此，不少國家通過稅法作了補充性規定。例如美國紐約州稅法規定，凡在本州境內擁有一永久性住宅，且在納稅年度內又在本州境內居住6個月以上，則視為本州居民。
（3）時間標準。時間標準又稱居所標準，指某—自然人在一國境內擁有居所并且居住時間達到法定期限即構成該國稅法上的居民。對于居住時間的長短，不同國家有不同規定，大多數國家規定為半年或l年。居住時間如果不累計計算的可以不受年度限制，如果累計計算則一般限定在一個納稅年度。居所與住所的區別在于，居所是指自然人暫時居住的某一處所，其設定條件比住所要寬，它不要求有久住的意思，只要求有一定居住時間的事實。
（4）混合標準。目前國際上廣泛采用住所標準和時間標準相結合的混合標準綜合確定自然人的居民身份。例如，德國所得稅法規定，在德國境內有住所，或者無住所但有居所且居住6個月以上的自然人為德國稅法上的居民。也有些國家還同時采用居住意愿標準，即把在本國有長期居住的主觀意圖或被認為有長期居住的主觀意圖的自然人規定為本國稅法上的居民。判斷某一自然人是否有在本國長期居住的主觀意圖，通常要綜合考慮其簽證時間長短、勞務合同期限、是否建立家庭或購置永久性食宿設施等因素。
2.公司居民身份的確定
確認公司在稅法上的居民身份，同確認自然人的居民身份一樣，其目的是對居民的國內外所得行使征稅權。應該指出的是，這里的公司是指法人團體或者在稅法上視同法人團體的實體，它與自然人相對應。各國關于居民公司的確認標準可歸納為下列幾種：
（1）注冊地標準。即以凡按本國法律組建并登記注冊的公司規定為本國居民公司。例如，美國所得稅法規定，凡是按照美國聯邦或州的法律注冊登記的公司，不論其管理機構是否設在美國境內，也不論公司股權是否為美國公民所控制，都為美國稅法上的居民公司。由于公司的注冊成立地只有一個，故這一標準具有納稅人法律地位易于識別的優點。目前，瑞典、墨西哥、美國等均采用注冊地標準。
（2）管理機構地標準。該標準以公司經營活動的實際控制和管理中心所在地為確認居民公司的依據，凡是實際控制和管理中心所在地依法被認為在本國境內的公司即為本國稅法上的居民公司。按照有關國家的規定，實際控制和管理中心所在地一般是指公司董事會所在地，或者董事會有關經營決策會議的召集地，它不等同于公司的日常經營業務管理機構所在地。采用這一標準的國家有英國、新西蘭、新加坡等。
（3）總機構地標準。此標準以公司的總機構是否設在本國境內為依據，來確定其是否為本國稅法上的居民公司?？倷C構是指公司進行重大經營決策以及全部經營活動和統一核算盈虧的總公司或總店。法國、日本、新西蘭均采用了總機構地標準。例如，日本稅法規定，凡在日
本設有總機構，總店或總事務所的公司即為日本稅法上的居民公司。
（4）其他標準。綜觀各國關于居民公司的認定標準，一般采用上述標準中的一種或幾種，少數國家還同時或單獨采用主要經營活動地標準，控股權標準。主要經營活動地標準以公司經營業務的數量為依據，實行這一標準的國家通常規定，如果一個公司占最大比例的貿易額或利潤額是在本國實現的，該公司即為本國居民公司?？毓蓹鄻藴适且钥刂乒颈頉Q權股份的股東的居民身份為依據，如果掌握公司表決權股份的股東具有本國居民身份，則該公司亦為本國居民公司。
（三）國際稅法上居民法律沖突的協調
由于各國法律對于負無限納稅義務的居民的認定標準不一致，以及跨國所得的存在，導致雙重居民身份而引起的雙重征稅問題。目前國際條約尚未對居民認定標準規定任何準則，各個國家根據國內法律規定稅法上居民的構成條件，并在雙邊國際稅收協定中規定特別條款，以明確優先采用何種居民概念。
1.自然人居民法律沖突的協調
（1）應認定其為有永久性住所所在國的居民；如果在兩個國家同時有永久性住所，應認定其為與該自然人經濟關系更密切（即“其重要利益中心”）的所在國的居民。在締約國國內法發生沖突時，應優先選擇自然人有永久性住所的締約國為居住國，這樣足以解決一個人在締約國一方有永久性住所，而在締約國另一方是短期停留所導致的雙重居民身份。在認定永久性住所時，應注意考慮任何形式的住所，包括個人自有或租用的房屋或公寓、租用帶家俱的房間，但重要的判定因素是住所應為自然人所有或占有的居住所在地，該所在地應有永久性，即有安排并適合長期居住的住宅，而非由于旅游、經商、求學等原因所作短期逗留的臨時居住。如果該自然人在兩個締約國境內有永久性住所，應查明哪一國家同該自然人經濟聯系最為密切。這就要求將該自然人的家庭和社會關系、職業、政治、文化及其他活動、從事營業地點、管理其財產所在地等要素作為一個整體來調查驗證。
（2）如果其重要利益中心所在國無法確定，或者在其中任何一國都沒有永久性住所，則該自然人應為其有習慣性住所所在國的居民。此項規則的含義是傾向于把自然人經常居留國確定為居住國，并主要根據居留時間和間隔時間確定在哪一國有習慣性住所。
（3）如果其在兩個國家都有，或者都沒有習慣性住所，應視其為國籍所在國居民。據此，在稅法居民身份的識別上，住所標準亦優先于國籍標準。
（4）如果某人同時是兩個國家的居民，或者均不屬其中任何一國的居民，應由締約國雙方主管當局通過協商解決其居民身份問題。
2.公司居民法律沖突的協調
對于公司居民雙重身份的沖突，國際上通行的做法是，各國通過締結雙邊性的國際稅收協定加以協調，其方式大致有兩種：一種是締約雙方在協定中事先確定一個解決此類沖突應依據的標準，例如中國與比利時、法國等國簽訂的雙邊稅收協定，都明確地選擇了以公司居民的總機構所在地國作為居住國的沖突規范。但也有不少國家采用OECD范本和UN范本所作出的規范，對于同時成為締約國雙方公司居民的，首先以實際管理機構所在國為其居住國。然而在有些情形下，判定公司的實際管理機構并非易事。對管理機構和控制中心的不同理解，會引起國家間居民稅收管轄權的沖突。因此，就出現了第二種方式，即有關國家通過簽訂雙邊性的國際稅收協定，規定公司居民身份發生沖突時，由締約國雙方的稅務主管當局通過協商的方式，確定所涉公司居民的身份歸屬以及由哪一國對其行使居民稅收管轄權。
（四）我國居民標準的稅法調整
我國居民標準的稅法調整主要體現在國內所得稅立法和雙邊國際稅收協定中。
我國1980年的《個人所得稅法》對納稅意義上的“居民”、“非居民”缺乏較為明確的界定。1994年1月1日起實施的修改后的《個人所得稅法》既解決了中國境內所有自然人按照一個稅法納稅的問題，又與世界各國個人所得稅法的通行做法有了相應的銜接。其按照國際慣例，采用住所和居住時間兩個標準將納稅人分為居民和非居民。我國《個人所得稅法》第1條規定，在中國境內有住所，或者無住所而在境內居住滿1年的個人，從中國境內或境外取得的所得繳納所得稅。關于住所的認定，目前適用民法通則的規定，但應進一步與國際慣例接軌，不應以戶籍作為認定住所的唯一標準，關于居住時間，我國《個人所得稅法實施條例》進一步明確規定，指一個納稅年度中在中國境內居住滿365日，臨時離境的，不扣減天數。
會計準則與稅法從表面現象看，都是規范經濟活動的法規，所以人們不希望它們之間存在重大差異，這樣就可以減少納稅調整。我國《稅收征管法》規定：會計人員有自行計算繳納稅款的義務。所以會計與稅法之間的差異越少，會計人員自行計算納稅數額時就會省時省力，稅務機關也會降低稅收征管成本。但事實卻恰恰與人們的意愿相反，隨著經濟活動的日益復雜，會計準則與稅法的不斷完善，二者之間的差異反而有發展之勢。為什么如此?其理論上的原因是什么?理論界與實務工作者都要求給出一個合理的解釋，以指導我們的經濟工作和理論研究。為此，本人談些個人見解，供探討。
一、會計準則與稅收法規差異的主要表現
因為會計目標是向相關會計信息使用者提供決策相關的信息，向所有者報告受托責任完成情況，所以，它必然提出會計信息的質量要求，約束會計人員恪守會計原則和準則，保證會計信息決策相關性。會計人員的確認、計量和報告必須符合會計的目標，這樣就必然產生與稅法的差異。原因是稅法在立法時主要考慮保證財政收入，但同時又要以企業會計的記錄為依據進行稅款計算。作為計稅依據的會計記錄又要滿足會計信息質量要求，二者的差異一般都表現在會計人員必須堅持的會計信息質量要求方面，主要有以下諸方面：
1在資產計價方面，會計與稅法所采取的計量屬性不同
我國《企業會計準則一基本準則》第四十二條明確規定會計計量資產可以采用五種價值屬性。并且在第四十三條又進一步明確：“企業在對會計要素進行計量時，一般應當采用歷史成本，采用重置成本、可變現凈值、現值、公允價值計量的，應當保證所確定的會計要素金額能夠取得并可靠計量”。也就是說會計計量絕大多數是采用歷史成本，但也可以根據準則規定在選擇適用的其余任何一種價值屬性。而稅法在這一點上卻沒有同會計保持一致，計稅基本完全采用歷史成本。只有極特殊的企業發生資產轉移，確定該資產的收入與成本時才允許采用公允價值計量；還有當企業實行避稅措施，稅務機關進行反避稅的納稅調整時才采用公允價值計量。除了這兩種特殊情況以外，基本保持歷史成本對納稅標的物計價。這就導致會計與稅法在計量納稅標的物價值方面存在差異。
2會計與稅法的“真實性原則”明顯不同
會計為了保證其所提供的會計信息的質量，必須堅持“真實性”原則，這在《企業會計準則》中明確規定。但會計的所謂“真實”，只能是會計法規自己定義的“真實”，絕不是我們日常所講的實事求是，完全符合實物本來面目的“真實”。因為會計所面對的經濟活動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很多數據并不是可靠計量取得，而是估計、預計的結果。而且在估計、預計時還要貫徹“穩健原則”，這就是說，會計計量上的所謂“真實”只是會計準則規定下的“真實”；再者就是會計所確認的經濟業務，會計所追求的是“可靠、完整、中立”，會計所確認的經濟活動最關注的是“可靠性”，即每一筆業務的發生都必須取得證明其發生的原始憑證，沒有證明其發生的原始憑證絕不許確認入賬。會計的如此做法，完全是為了保證會計信息的質量。稅法也貫徹“真實性原則”，但其“真實”的含義與會計截然不同。稅法規定的計稅“真實性”是指以真實的交易為基礎，實際發生的支出才允許扣除。它具有五個方面內涵：其一，與成本費用支出相關的經濟業務活動已經發生，金額確定。如工資薪金、原材料消耗等；其二，資產已實際使用；其三，取得真實合法憑證，國家稅務局《關于進一步加強普通發票管理工作的通知》(國稅發[2008]80號)第八條規定：“在日常檢查中發現納稅人使用不符合規定發票特別是沒有填開付款方全稱的發票，不得允許納稅人用于稅前扣除、抵扣稅款、出口退稅和財務報銷”；其四，部分款項必須實際支付；其五，必須履行稅務管理手續。如企業財產發生非常損失，未經稅務機關審批也不得扣除。在“真實性”原則方面二者存在的差異，導致大量納稅調整發生。
3會計“穩健原則”與稅法“收支確定”的差異
會計必須貫徹“穩健原則”，所謂穩健原則(conservationPrinciple)，別名又稱為謹慎原則、審慎原則。是指市場的多變性導致會計確認與計量存在不確定性(unceytainty)時，會計對于本期間內可能發生的各種損耗、損失都要估計計入本期成本費用，并且寧肯估高絕不估低；對于可能發生的收益則不計入本期收益；對資產計量時凡沒有可靠價格而需要估計的，寧肯估低絕不估高。會計貫徹這種國際公允的原則，目的是資本保全。對于投資者來說，資本保全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因為穩健可以降低利潤，使所有者杜絕盲目樂觀情緒，防止利潤分配侵蝕資本。特別對股份公司來說，一旦虛增利潤導致股利過高而侵蝕資本，。就會損害長期投資者的權益。但稅法計稅時是不承認會計的“穩健原則”的，對于會計計提的很多“減值準備”，沒有經過稅務機關批準與核定是不承認的。稅法對于企業某些過度“穩健”行為可能視為避稅，要采取反避稅措施。稅法要堅持“收支確定原則”，所謂“收支確定原則”是指納稅人取得的收入和可扣除的費用不論何時收取與支付，其金額必須是確定的，而且要取得合法憑證或經稅務管理機關審核批準。這種差異的存在，也導致大量的企業納稅調整。
4會計“重要性原則”與稅收“法定性原則”的差異
會計要向相關的會計信息使用者提供經濟決策有用的信息，就必須堅持“重要性原則”，應當反映重要的交易與事項，對信息使用者無關緊要的信息可以忽略；稅法不承認會計的重要性原則，比如前期會計差錯的處理。稅法在計稅時則堅持“法定性原則”，即不區分企業所發生的經濟業務的性質和金額的大小，稅法規定征稅的一律征稅、稅法規定不征稅或者減免稅的一律不征稅或者給予減免稅。這也是稅法與會計的重大差異存在之處。
5會計與稅法對“實質重于形式”的理解與實施有差異
會計信息質量要求的“實質重于形式”，是指對交易與事項強調看經濟業務實質內容，不看外在的法律形式。比如融資租入固定資產，法律形式上企業并沒有取得所有權，但從實質上看，企業完全控制資產，擁有全部使用權，同自有固定資產沒有本質區
別；稅法也堅持“實質重于形式”，但在理解內涵上卻與會計存在重大差異，稅法是要求看經濟業務主要看其實質，特別是實施反避稅措施，主要是看企業的經濟活動實質是否屬于故意的避稅行為。但二者在貫徹這項原則時，實施依據又有重大差異。會計主要是靠會計人員的職業判斷來實施“實質重于形式”，這里的“實質”要靠會計人員理解、判斷，與會計人員自身業務能力相關；而稅法卻是依法律規定來衡量“實質”，沒有法律規定的，稅務人員不能自行認定實質。比如稅務人員在認定企業實施價格轉移避稅，要實施反避稅時，那就必須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第六章第41條的規定：“企業與其關聯方之間的業務往來，不符合獨立交易原則而減少企業或者其關聯方納稅收入或者所得額的，稅務機關有權按照合理方法調整”。
二、會計準則與稅法存在差異的主要原因
眾所周知，會計記錄是稅款征納的最主要依據，企業交納的絕大多數稅款都是根據會計賬簿記錄進行計算與繳納的。所以，稅法的制定盡量保持與會計法規一致，會計準則修訂時也盡量保持與稅法一致，以減少二者之間的差異，達到減少納稅調整。盡管如此，由于經濟活動規模日益擴大，種類不斷增加、內容越來越復雜，促使稅法與會計準則不斷發展完善，在發展過程中二者的差異不是減少，而是越來越多的趨勢。就當前的正在施行的會計準則與稅法進行考察，會計與稅法的差異存在主要有以下三點原因：
第一，會計的目標與稅法的立法宗旨不同，這是二者產生差異的最主要原因。會計的目標是提供會計信息使用者決策相關的會計信息，反映經營管理者的受托責任；而稅法的立法宗旨是保證國家財政收入實現，促進經濟持續發展。眾所周知，會計的目標是為股東以及相關會計信息使用者服務的，它要提供經濟決策需要的會計信息，要向股東報告受托責任完成情況。在“兩權分離”的經濟環境下，企業的管理者是受股東的委托，按照“契約責任”來經營管理企業的，他有責任或者義務定期向股東報告“契約責任”的履行情況，必須向股東提供決策需要的會計信息；而稅法從產生的那一天起，就承擔著籌集國家管理資金的使命，它必須保證財政收入逐年增長，滿足國家和社會不斷發展的財政需求。稅法與會計二者的目的不一樣，盡管二者互相考慮協調，但還是不可避免地產生差異。
第二，企業會計必須堅持“權責發生制”的基礎，而稅法不需要堅持這個基礎。所謂“權責發生制”(AccyuaIBasi8)就是以收款的權力和付款的責任是否發生為標準來確認收入與費用的基礎，而不是以款項的實際收取與支付作為會計確認標準。即：凡應歸屬本會計期間的收入，不是以現金是否收到為標準來確認收入，而是看是否取得了收取款項的權力。凡不屬于本期收入，即沒有取得收取款項權力的，即使收到了現金，也不能確認為收入；凡屬于本會計期的收入，即取得了收取款項的權力，即使本期沒有收到現金，也要確認為收入記賬；同理，凡歸屬本會計期間的費用，不是以現金是否支付為標準來確認費用，而是看企業是否承擔支付費用的責任與義務是否發生。也就是說，這種費用的責任與義務已經發生，即使企業沒有支付現金，也要確認為費用；這種責任與義務已經發生，即使企業沒有支付現金，也應當確認為費用，只不過以后再支付而已。這種“權責發生制”的會計基礎是會計分期的產物，是企業會計進行會計確認計量的基礎。企業會計之所以必須堅持“權責發生制”的基礎則是為了保障所有者權益，因為企業的股東是經常變換的，不堅持這種會計基礎，就會人為的損害股東權益。正因為如此，我國的《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第九條明確規定：“企業應當以權責發生制為基礎進行會計確認、計量和報告”。而稅法則沒有施行這個基礎的必要，因為稅法的立法目的是保證財政收入。但稅法為了保持與會計統一，減少征納成本，大部分計稅要以會計的權責發生制為基礎；但有時也會以收付實現制為基礎，這是因為稅收必須堅持“納稅資金必須實現”原則。所謂“納稅資金必須實現”原則就是指當納稅人已經收取現金，具有較強的現金支付能力時，即使按照會計的“權責發生制”基礎沒有確認為所得(即收入)。稅法也要按收付實現制征收稅款入庫；當納稅人沒有現金流入、無現金支付能力時，即使會計上按照“權責發生制”的基礎確認為所得(即收人)，在稅法上也可以考慮按“收付實現制”會計基礎不征收稅款入庫。這樣做才能有利于企業資金周轉，保護稅源，促進經濟發展，以利于未來增加財政收入。比如，房地產商已取得房地產的預售收入，在沒有辦理房屋完工決算的情況下，在會計上沒有確認為銷售收入時，也應當依稅法對預售房屋收入征稅。又如，企業以分期收款方式銷售貨物和提供勞務的，可以按照合同約定的應收價款日期確認收入。此時會計上已經確認收入，但稅法卻不征收稅款，待到現金流入企業時再征稅。這樣做，很明顯是保護稅源，促進經濟發展。
第三，是企業會計準則作為法規的同時，又是一種文化形態，必須考慮國際交流，必須考慮經濟全球化的需要。稅法雖然也有國際交流問題，但稅法的立法宗旨要求其把本國的國情放在首位，依據本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企業對稅收承受能力以及國家財政收支狀況來進行稅收立法。眾所周知，我國的《企業會計準則》不斷改革，每一次改革都是進一步向《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靠攏，現在基本做到國際“趨同”。與此同時，我國的稅法改革也在進行，但其一直是考慮中國的基本國情，依據經濟發展和國情來進行稅制改革。
正因為有上述理由，稅法與會計由此而產生差異，盡管人們努力減少二者差異，還是不能統一，納稅調整的內容跟隨經濟發展而日益增多。
三、企業會計與稅法差異的處理
正因為會計與稅法存在差異，而企業的稅款計算又是以會計記錄為依據的，就要依據稅法規定進行納稅調整。
為什么如此呢?常識告訴人們，在立法層次上，稅法高于會計法規；再從重要性方面看，保證國家財政收入遠比保證會計信息質量重要。所以，會計法規必須服從于稅收法規。會計人員可以完全按照會計準則進行會計確認、計量、記錄和報告，但在計算繳納稅款時，將會計記錄進行納稅調整，依據稅法規定計算交納稅金。
對于企業所得稅，我國稅法規定按月或者按季預繳(特殊的大型企業納稅金額較大的可以由主管稅務機關決定預繳時間)年終匯算清繳。
年終企業在報送年度所得稅納稅申報表時，需要針對會計與稅法的差異項目進行納稅調整，調整過程是通過填報納稅申報表的附表《納稅調整項目明細表》明細項目反映。
一、會計制度和稅法的主要差異表現
（一）收入方面的差異
1.銷售商品收入確認的差異
新會計準則對收入重新定義，收入是指企業在日常活動中形成的、會導致所有者權益增加的、與所有者投入資本無關的經濟利益的總流入。對于收入的確認時間，新會計準則也提出了收入確認的五個條件：收入準則規定企業的銷售商品收入金額應當按照從購貨方已收或應收的合同或協議價款確定銷售商品收入金額，但已收或應收的合同或協議價款不公允的除外，合同或協議價款的收取采用遞延方式，應當按照應收的合同或協議價款的公允價值確定銷售商品收入額。而稅法對于銷售商品的應稅收入確認與會計規定基本一致，體現了權責發生制原則，例如有的企業發生分期收款業務時，稅法規定可以按交付產品或商品開出發貨票的日期確認收入，也可按合同約定的購買人應付價款的日期確定銷售收入的實現。但應該注意到，有的企業在實際發生分期收款業務時不是按合同或協議規定的按交付產品或者商品開出發貨票日期確認收入，而是按收到價款的日期確認收入，這樣可以起到推遲交稅的目的，從而影響到國家稅收收入的及時性。
2.非生產部門使用本企業產成品的差異
稅法規定，納稅人在基本建設、專項工程及職工福利等方面而使用本企業的貨物的，應作為收入處理，其價格按同類產品同期市場價格確定。按照會計制度規定，則不符合收入確認原則，而是按貨物賬面價值直接由產成品科目轉入在建工程，應付福利費等相關科目。
3.銷售折扣（現金折扣）與銷售折讓的差異
稅法規定，銷售貨物給購貨方的折扣銷售，如果銷售額和折扣額、折讓額在同一張發票上注明的，可按折扣、折讓后的銷售額計算收入；如果將折扣額、折讓額另開發票，則不得從銷售額中減除折扣、折讓的金額。而會計制度規定，銷售商品涉及現金折扣的，應當按照扣除現金折扣前的金額確定銷售商品收入金額，即按總價法進行會計核算；現金折扣在實際發生時計入當期損益。銷售折讓在發生時沖減當期銷售收入。
4.接受捐贈收入的差異
稅法規定，企業接受捐贈收入視為應稅收入，對于企業取得的貨幣捐贈，應一次性計入企業當年收益，計算繳納企業所得稅；對于企業取得的非貨幣性資產捐贈，應按照合理價格估價計入有關資產項目，同時作為企業當年收益，在彌補企業以前年度所發生的虧損后，計算繳納企業所得稅；若彌補以前年度虧損后的余額較大，企業可在不超過5年的期限內平均計入企業應納稅所得額，并應在相應期間的年度所得稅申報中對有關收益額及分期結轉額的情況做出說明。而會計制度規定，企業接受的捐贈收入包括貨幣捐贈和非貨幣捐贈，不視為企業取得的一項收入，接受捐贈的資產一般會使企業的經濟資源增加，將其納入“資本公積”項目核算。
5.國債利息收入方面
稅法規定，企業購買國債取得的利息收入免稅，不計入應納稅所得額。而會計制度規定，企業因購買國債取得的利息收入計入“投資收益”。
（二）費用方面的差異
1.工資、薪金的差異
稅法規定，（1）工資、薪金支出實行計稅工資扣除辦法的，按計稅工資規定扣除。即企業實際發放工資、薪金在計稅工資、薪金標準內的，可據實扣除；超過標準的部分，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不得扣除。經國務院批準，自2006年7月1日起，企業在計算繳納企業所得稅時允許扣除的計稅工資標準由目前的人均每月800元上調到1600元，同時停止執行按20%比例上浮的政策。
（2）工資、薪金支出實行工資、薪金總額與經濟效益掛鉤辦法的企業，其實際發放的工資、薪金在工資、薪金總額增長幅度低于經濟效益的增長幅度，職工平均工資、薪金增長幅度低于勞動生產率增長幅度以內的，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準予扣除。企業按批準的工效掛鉤辦法提取的工資、薪金額超過實際發放的工資、薪金額部分，不得在企業所得稅前扣除；超過部分用于建立工資儲備基金，在以后年度實際發放時，經主管稅務機關審核，在實際發放年度的企業所得稅前據實扣除。而會計制度規定，企業當期應負擔的工資、薪金應全額計入當期成本費用，沖減當期利潤。
2.職工工會經費、職工福利費、職工教育經費的差異
稅法規定，納稅人的職工工會經費、職工福利費、職工教育經費分別按計稅工資總額的2%、14%、1.5%計算扣除。實際發放的工資總額高于其計稅標準的，應按計稅工資標準分別計算扣除；實際發放的工資總額低于其計稅工資標準的，應按實際發放的工資總額分別計算扣除。而會計制度規定，當期應負擔的職工工會經費、職工福利費和職工教育經費應全額計入當期的成本費用，沖減當期利潤。
3.業務招待費的差異
稅法規定，納稅人發生的與其生產、經營業務直接相關的業務招待費，在規定比例范圍內，可據實扣除。即全年銷售（營業）收入凈額在1500萬元及其以下的，不超過銷售（營業）收入凈額的5‰；全年銷售（營業）收入凈額超過1500萬元的，不超過該部分的3‰。而會計制度規定，企業發生的與其生產、經營業務直接相關的業務招待費應全額計入當期的成本費用，沖減當期利潤。
4.固定資產折舊的差異
（1）折舊年限。稅法規定，除另有規定者外，固定資產都明確了計提折舊的最低年限。而會計制度規定，企業按照管理權限，經股東大會、董事會或經理辦公會批準，可以自行確定固定資產的預計使用年限和計提固定資產折舊的方法。
（2）折舊方法。稅法規定，納稅人可扣除的固定資產折舊的計算采取直線折舊法。確需縮短折舊年限或采取加速折舊方法的，由納稅人提出申請，經當地主管稅務機關審核后，逐級報國家稅務總局批準。而會計制度規定，企業可從平均年限法、工作量法、年數總和法和雙倍余額遞減法中任選一種固定資產折舊方法，折舊方法一經確定，不得隨意變更，如需變更，應當在會計報表附表中予以說明。
5.資產攤銷的差異
（1）無形資產攤銷的差異
稅法規定，法律和合同或者企業申請書沒有規定使用年限的、或者企業自行開發的無形資產，攤銷期限不得少于10年。而會計制度規定，如果合同沒有規定受益年限，法律也沒有規定有效年限，攤銷年限不應超過10年。
（2）開辦費攤銷的差異
稅法規定，企業在籌建期間發生的開辦費，應當從開始生產、經營月份的次月起，在不短于5年的期限內分期攤銷。而會計制度規定，將開辦費在開始生產經營的當月一次計入當月損益。6.研究開發費用的差異
稅法規定，符合條件的納稅人發生的研究開發費比上年實際發生額增長10%以上的，其當年實際發生的費用除按規定據實列支外，年終經由主管稅務機關審核批準后，可再按其實際發生額的50%扣除應納稅所得額。增長比例未達到10%的，不得抵扣。而會計制度規定，企業發生的研究開發費可據實列入當期費用，沖減當期利潤。
7.借款費用的差異
稅法規定，（1）納稅人在生產、經營期間，向金融機構借款的費用支出，按照實際發生數扣除；向非金融機構借款的費用支出，在不高于按照金融機構同類同期貸款利率計算的數額以內的部分，準予扣除。
（2）從事房地產開發業務的納稅人為開發房地產而借入資金所發生的借款費用，在房地產完工之前發生的，應計入有關房地產的開發成本。
（3）納稅人從關聯方取得借款金額超過其注冊資本50%的，超過部分的利息支出不得在稅前扣除。而會計制度規定，企業為籌集生產經營所需資金而發生的費用，全額計入財務費用，沖減利潤。
8.廣告費用的差異
稅法規定，納稅人每一納稅年度發生的廣告費支出不超過其當年度銷售（營業）收入的2%，可據實扣除；超過部分可無限期向以后納稅年度結轉。糧食類白酒廣告費不得在稅前扣除。納稅人因行業特點等特殊原因確實需要提高廣告費扣除比例的，須報國家稅務總局批準。納稅人每一納稅年度發生的業務宣傳費（包括未通過媒體的廣告性支出），在不超過其當年度銷售（營業）收入5%的范圍內，可據實扣除。而會計制度規定，企業發生的廣告費可全額計入營業費用，沖減利潤。
9.捐贈、罰款、贊助支出的差異
稅法規定，各種非廣告性贊助支出不得扣除；違法經營的罰款和被沒收的財物損失、各種稅收的滯納金和罰金不得作為扣除項目；公益救濟性捐贈在年度應納稅所得額3%（金融保險業為1.5%）以內，準予扣除；直接向受贈人的捐贈不允許稅前扣除；對農村義務教育、中國紅十字會、公益性青少年活動等的公益性捐贈可全額扣除，（社會保障體系試點省份）對慈善機構、基金會的公益性捐贈可全額扣除。而會計制度規定，捐贈、罰款、贊助支出全額計入營業外支出，沖減利潤。
二、會計制度與稅法差異的協調辦法
會計制度與稅法產生差異有其深刻的歷史前景和理論根據。由于會計和稅法規范的經濟關系不同，這種矛盾的存在是客觀的。然而，從我國的現狀來看，這種矛盾是可以通過一定的辦法進行協調的，如果片面強調各自的獨立性，會產生較強的負面影響，所以我國應積極采取一系列具體措施對會計與稅法差異進行協調，具體有以下幾方面：
（一）相關政策制定部門應加強溝通
我國的會計制度與稅法制度的制定分別隸屬于不同的職能部門，會計制度的具體制定者為財政部門，稅法的具體制定者為國家稅務總局。他們在制定相關法規時應加強溝通與合作，財政部門在制定會計制度時，不僅要滿足會計報表的報送要求，還要盡可能滿足規范納稅基礎的需要；同時，國家稅務總局在制定稅收制度時，應盡可能與會計保持一致，使得納稅調整項目減少到最低限度，以減小實際征稅的難度。
（二）稅法應適當放寬對企業會計政策選擇的限制
會計政策是指企業在會計核算時所遵循的具體原則以及企業所采納的具體會計處理方法。隨著市場競爭的日益激烈和技術進步的加快，企業資產在實物形式上損耗和技術上的無形損耗都迅速增加。但是目前稅法對企業折舊年限和折舊方法的限制性規定非常嚴格，如規定機器設備的折舊年限為10年，折舊方法一律采取直線法。這些規定極不利于企業技術進步和增強競爭力，同時也增加了會計核算工作的難度。當然為了防止企業利用會計政策變更而達到調節納稅的目的，稅法可以規定當企業發生會計政策變更時，必須報請主管稅務機關批準或備案，并且一經確定在一定年限內不得變更。
（三）加強會計信息的披露和相互宣傳的力度
稅務機關應充分利用企業披露的會計信息，并且應加強會計制度的強制性信息披露要求，以提高稅務機關的稅收征管效率。同時我國還應加強會計制度和稅收法規在會計界和稅務界的相互宣傳力度，結合實際情況，把會計知識與稅法知識的培訓、宣傳納入日常工作，組織單位負責人、會計機構負責人、會計人員、辦稅人員及廣大經濟工作者認真學習，搞好會計制度和稅法的宣傳工作，加深對會計制度和稅法的認識，為進一步深入貫徹會計和稅收改革與發展創造有利條件，以提高會計制度和稅收法規協調的有效性。
（四）會計制度盡量縮小會計政策的選擇范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