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2-28 15:5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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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類政策主張有悖于自由貿易學說的經典理論，但是給當前風行的新貿易保護主義提供了辯護。畢竟，人們看到，諸如日本這樣的國家從貿易保護主義和指導性產業政策中獲得重大利益。而與此同時，美國由于其自由貿易政策遭受了損失。那么，我們的問題是，在WTO這樣一個趨向于對貿易干預持否定態度的多邊貿易體制在全球的影響向縱深發展的情況下，戰略貿易理論與自由貿易理論的發展方向是什么？另外，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透過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基本內容、實施條件和政策效應能夠得到什么有裨益的啟示？
一、重新審視國際貿易理論
傳統國際貿易理論建立在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之上，按照這一理論，發展中國家在選擇貿易戰略時順理成章的行為就是以自己的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換取他國的比較優勢產品。然而，這一理論本身的完美卻因其在指導發展中國家追求經濟發展中目標的戰略選擇時的不適應性而面臨挑戰。由一系列“完美”假設而推導出的“自由”必須要放入現實重新加以審視。
（一）自由的代價
在人們的觀念中，發展中國家缺少資本和技術，而有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豐富且價格低廉的優勢，發達國家則具有資本和技術資源優勢。因此比較利益的貿易格局是發達國家進口勞動密集型和自然資源密集型的產品，出口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產品，發展中國家則反之。我國目前的進出口結構基本上是這種格局，但是問題在于，我國的這種貿易結構能否長期化，這種低附加值的出口戰略是否會使我國的所謂比較優勢陷入低水平循環的陷阱。
曾就不平衡發展進行研究的部分學者發現國際貿易有一種內在的不平衡機制在起作用。世界上總是只有一部分國家率先開始工業化的，不管是由于國家歷史、經濟結構、社會制度發展的必然因素，還是由于諸如個別偉人的偶然因素，也不管工業化的資本是來自“清教徒”式的節儉還是來自圈地運動、奴隸貿易的殘酷的掠奪。不平衡發展在工業國出現即開始。工業品的投資利益率高，導致資本向工業聚積，其規模經濟發展空間遠大于農業，導致工業增長速度高于農業，再加上工業的外部效應遠非農業可比，所以工業國的經濟結構和經濟實力迅速改變，并擠占了農業國獨立發展制造業的空間。工業國發展到一定程度，一部分資本將流向少數相對比較具有發展條件的國家，但是不會流向更窮的國家，從而形成一定比例的“中產階級”國家（如“四小龍”等）。這樣以來，工業國、新興工業國和窮國的差距將會越來越大，但新興工業國和工業國的差距將越來越小。這個推導與90年達國家、新興工業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格局相吻合。在沒有外在因素的時候，這種專業化分工將持續不變，相對的生產率分別按照工業的高速和農業的相對低速不斷地深化發展下去。
并且，由于農產品收入需求彈性低，工業品收入需求背景性大，農業國對工業國的產品需求增加，而工業國對農業國的產品需求不變或變化相對要小，則貿易條件惡化，農業國不得不用更多的農產品換取同樣多的工業品。雖然隨著兩國的生產率和收入的提高，農業國在國際交換中還是能夠得益，但是，第一，它的得益的增加小于工業國得益的增加，長期看來，差距會擴大，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第二，農業國因片面出口農產品可能導致對外貿易引起的有效需求增加大部分都流向工業國了；第三，農業國的得益是靜態的（與本國既生產工業品又生產農業品相比），但若動態來看，如果放棄暫時的靜態得益，發展本國的工業品，努力降低成本，從長遠來看可提升本國的貿易條件。
（二）自由的挑戰
按一般分類，我們可將產業由低位到高位劃分為資源密集型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其劃分依據主要在于各類產業產品的生產率的增長率和收入彈性分別由低到高，進而決定了各類產品的競爭能力由低到高。產業高度化的國家（在資本密集型產業和技術密集型產業有競爭優勢的國家）的貿易條件越來越優，其維持固有貿易格局的意愿就越來越強。如果現實按照主流貿易理論的假設運行，那么產業低位化國家的福利日相對縮短小是“自由”的必然結果?？墒牵捎谥髁髻Q易理論的諸多基本假設與現實嚴重不符，它就更不能解釋世界貿易中的如下現象：一是里昂惕夫之謎展現的美國進出口商品結構的實證分析與該理論不符；二是國際貿易伙伴結構揭示出的國際貿易主要在發達國家之間而非在要素稟賦不同的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進行；三是國際貿易內容主要是資本品與資本品之間的貿易而非資本品與勞動密集型產品或資源密集型產品之間的貿易。
于是，經濟學家們日益重視世界經濟中普遍存在的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他們以此為出發點，結合產業組織理論和搏弈論探討對國際貿易格局的解釋。他們的研究是從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條件下貿易各方的政策及行為對國際市場競爭、貿易獲益、貿易量的影響入手，結合對國內種種不完全競爭條件下市場結構、市場行為、市場績效的相互關系以及旨在提高市場績效的各種管制政策的研究，得出如下結論：首先是，一國采取在稱之為“戰略性貿易政策”框架內的多種貿易干預措施可以防止或限制外國企業進入國內市場，增加本國企業成本競爭性：第二是，出口補貼可降低本國企業的成本，增加其市場份額和利益；最后是，通過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的緊密結合可以支持具有高度技術機會和外在性產業的發展。這意味著，如果國內廠商行為及其后果不能令人滿意，則要求設法糾正即產生了政策干預的可能性，一些產業和壓力集團要求保護的特殊利益與國家的貿易利益有時是一致的，與別國是沖突的。總之，這類經濟學家認為，相對于完全競爭這一最優境界而言，不完全競爭的次優境界并不能保證潛在的收益一定能實現，理論上政府干預能夠改善市場運行的結果，一種貿易政策新思路似乎產生了。
至此，我們看到發達國家對于發展中國家（兩者的產業結構級別通常不同）的競爭優勢是由產業級別決定的，兩者間的貿易越自由對發達國越有利，而同產業結構的發達國家或者是發展中國家之間則由于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的存在并不會使某國自然具有競爭優勢，所以政策主張傾向于干預。因此，我們看到的是一方面多邊貿易體制致力于減少管制，促進自由貿易，一方面似乎是一種所謂“戰略貿易理論”的形成正掀起為保護正言的逆流。
作為發展中國家可以從這兩種看似對立的理論得到啟示：接受現有國際貿易格局的產業發展政策會使發展中國家陷入一種低水平增長，并且在國際貿易利益這塊日益膨脹的“餡餅”中分得的份額越來越小。干預的貿易理論與產業政策的結合是發展中國家實現產業高度化的手段。發展中國家或者發展中國家的聯合體要么通過資源轉換在高位產業中擁有與發達國家同享貿易利益的競爭優勢（“四小龍”的發展軌跡是一個例子），要么形成對低位產業的壟斷優勢（歐佩克組織因為輸出石油而獲得貿易順差，但國家競爭力并不強），才不致于使貿易條件惡化。
（三）再定義自由
因此筆者認為，所謂自由貿易的目標應該是全球各利益集團（以國家或國家聯合體為單位）致力于盡量“公平”地分享國際貿易得益而達成的使貿易自由度最大化的激勵與約束相交織的貿易制度的形成。這里提到的自由隱含“公平”的前提，已非主流貿易理論中的絕對“自由”。在這種“自由”目標下的國際貿易制度存在一個使欠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有可能實施其產業政策和發展戰略的邊際區域。所謂“戰略貿易理論”等保護性理論應服務于這一邊際區域。各國只能在這一區域內實施貿易干預，并且通過干預盡快改善市場運行的結果，否則就要落后于自由化的趨勢而陷入被動，自由化的進程是主流。在這樣一個多邊體制下，發達國（工業國與新興工業國）有必要協助發展中國家改善其加入自由化進程的條件。另外，實現這種“自由”的結果也與主流貿易理論的“最小的政府是最好的”的論斷矛盾，因為即使這種貿易制度的激勵和約束使得“自由”的程度越來越大，那也是各國政府作為“謹慎的干預者”（克魯格曼）合力的結果，是努力創造“自由”條件、減少“不自由”的產物。
二、新貿易理論在我國的適用性
在確定我國的對外發展戰略時，需要明確我國發展開放經濟的目標定位。我國作為發展中大國對國家貿易依存度與發展中小國不可同日而語。發展中小國的國內市場狹小，其經濟的發展要依賴出口的擴大。我國的國內市場容量和資源條件為其發展專業化和規模經濟提供了必要條件，因此，我國的對外貿易目標不是片面追求外向度，而是在擴大開放和擴大對外貿易中利用國際資源和國際市場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那么，為了創造我國具有國際競爭優勢的產業，國家要在市場選擇的基礎上，通過在國際市場上以低位資源換取高位資源，引進技術和資金或使兩者結合的機制，有重點地培植一批高位產業，如目前比較切合我國市場需求的機械電子、石油化工、汽車制造、建筑業等資本密集型產業和某些代表未來發展方向的關鍵性產業如計算機、電信、生物技術等技術密集型產業。同時，對國外資源及國外產業建立一定進入壁壘，鼓勵高位資源和高位產業進入我國。確定目標后，我們可根據我國的市場結構、發展水平的實際并運用戰略貿易理論的基本內容、實施條件、政策效應得到一些啟示。
（一）我國的規模經濟、不完全競爭與貿易干預
要探索傳統貿易理論（或比較優勢理論）與現代貿易理論（或新貿易理論）在中國現階段的適用性問題，首先必須從一般理論意義和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實踐歷程分析這兩種理論的適用性。
（一）兩種國際貿易理論前提假定
比較優勢理論的實質是自由貿易論，其基本理論立足點是古典和新古典經濟思想，考慮的是在完全競爭條件下如何在世界范圍內最優配置經濟資源的問題。比較優勢論最根本的前提假定是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這是一種典型的新古典分析方法。盡管新古典微觀經濟理論在理論史上遭到了眾多的批評，但其理論大廈歷經100多年的風雨卻從來沒有被摧毀過。比較優勢理論是新古典經濟理論在國際范圍的延伸，它所倡導的是基于國際分工基礎上的貿易互利論。從福利經濟學的角度說，這種國際范圍內的自由貿易可以達到整體世界經濟的帕累托最優。因此，比較優勢理論具有堅實的理論根基。從理論的應用來看，傳統貿易理論較客觀地解釋了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現象。但比較優勢理論解釋不了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貿易領域出現的新變化，如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量大大增加、同類產品之間的貿易量大大增加、跨國公司在國際經貿活動中的作用空前加強、產業的規模經濟明顯等現象。
新貿易理論正是抓住了比較優勢理論的兩個基本前提對其進行否定，認為國際商品市場具有不完全競爭和規模收益遞增兩個基本特征，從而合理地解釋了國際貿易領域的新現象。以古魯格曼、赫爾普曼、迪克西特等為代表的新貿易理論，其精髓和要義集中體現在規模經濟理論中。規模報酬遞增意味著廠商存在內部規模經濟，也即大廠商比小廠商有成本優勢，從而可形成寡頭壟斷或壟斷競爭的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在這種前提下，同行業廠商數目少，各廠商生產有差異產品，從而每個廠商一定程度上都是價格制定者而不是價格接受者。這就是說，假定消費者的需求偏好是異質的，那么即使在資源稟賦相似的情況下，各國出于規模經濟考慮來專業化生產有限類別的產品也必然產生國際貿易。即除比較優勢外，規模經濟成為國際貿易又一獨立動因，通常用來解釋行業內貿易現象。由新貿易理論必然邏輯推演出戰略性貿易政策，即一國政府借助研發補貼、生產補貼或出口補貼等政策手段，保護國內市場，扶植本國戰略性產業的成長，實現規模經濟，搶占國際競爭對手的市場份額，或者通過進口征稅攫取外國壟斷利潤。因此，戰略性貿易政策本質上是一種有限保護政策。
單純就理論本身的適用性而言，兩種理論的主要分歧點在于對國際商品市場結構的把握和判斷上。如果國際市場是一個完全競爭市場，那么，比較優勢理論就是絕對成立的；反之，如果國際市場是一個不完全競爭市場，那么，攫取壟斷租金必然成為各國或各經濟主體追求的目標，因而在假定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戰略性貿易政策有其合理性。為此，我們需要從國際貿易歷程以及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效果來進一步分析。
（二）從國際貿易歷程看兩種理論的適用性
反對比較優勢論的觀點主要來自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他們認為，比較優勢論的完全競爭假定不能成立，因而，比較優勢論雖然在短期內有利于世界資源的優化配置，但在長期內卻導致各國貿易條件的變化。具體來說，由于發展中國家主要出口初級產品，技術進步慢，需求彈性低，且規模收益遞減，完全競爭特征明顯；而發達國家主要出口技術產品，需求彈性高，且規模收益遞增，這樣，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貿易就是一種“不平等貿易”，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日趨惡化，如果發展中國家一味奉行比較優勢論，將在國際分工中處于越來越不利的地位，落入“貧困陷阱”（普雷維什，1950）。從世界各國經濟增長的情況看，確實出現了各國經濟差異越來越大的特征，因此，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實行有限的貿易保護政策存在合理性。問題是，實行有限保護政策是否就意味著完全否定比較優勢論的適用性？戰略性貿易政策是否可以完全替代比較優勢論，并作為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的基礎？我們認為不可。
第一，盡管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惡化論”早在50年代就已提出，但并沒有對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產生實質性影響。相反，國際貿易規模變得更大了，各國經濟增長對對外貿易的依賴性更強了。以1996年為例，低、中、高收入國家外貿依存度分別達到了43%、52%和40%（世界銀行，1999）。研究表明，自50年代以來，在與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有關的各經濟指標中，要數出動與經濟增長的相關程度最高；而且，至今還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夠長期使其經濟增長率保持在高于出口增長率的水平上（瑟爾瓦爾，1983，第351～360頁）。這說明，國際貿易發展的歷史表明，盡管各國從國際貿易中獲利程度不同，但均從中獲益卻是無可辯駁的事實。
第二，盡管國際市場存在不完全競爭因素，但商品的競爭程度一般大于國內市常一方面，世界經濟的自由貿易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隨著各國間貿易壁壘的解除，自由競爭的程度更大；另一方面，面對眾多國際競爭對手的反應，某一經濟主體要想在一個廣泛的國際市場上長期控制某一類產品的價格變得非常困難，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因此，戰略性貿易政策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并不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相反，比較優勢理論在指導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戰略上更具有適用性。
第三，盡管戰略性貿易政策在理論上有助于發展中國家改善貿易條件，但實施的難度很大。從理論上看，
這一政策實施成功的關鍵在于行業的不完全競爭特性，至少在國內市場上具有規模經濟，但發展中國家往往既面對完全競爭的國際市場，又面臨條塊分割的國內市場結構；而且，戰略性貿易政策的成功還取決于單方面采取戰略性行動，即假定外國沒有采取相應報復措施。顯然，這種理想狀態不可能達到，日本在鋼材業實施的戰略性貿易政策就招致了美國的報復。相反，比較優勢理論不存在招致報復性的問題，它是一種“雙贏”政策。
顯然，無論從兩種貿易理論的假定前提還是世界貿易實踐來看，比較優勢理論對于指導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具有更強的適用性，而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前景并不樂觀。更具體地說，探討一種理論政策在某個國家的適用性問題，就是要研究這個國家是否具備這種理論或政策所要求的前提假設與實施條件。我們認為，中國現階段尚不具備戰略性貿易政策賴以實施的前提和條件。原因在于：
其一，行業及企業規模經濟不明顯。戰略性貿易政策所實施的行業要求具有規模收益遞增特征，這就首先要求這些行業在國內市場上具有規模經濟。據發達國家經驗，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對象包括商業航空部門、半導體、電信設備部門、汽車部門等。而在我國，這些行業地理集中度偏低，企業規模普遍偏小，達不到最小有效規模，不足以與國外同類部門相抗衡；另一方面，企業“遍地開花”，重復生產，過度競爭嚴重。國內市場的行政性分割造成了這些行業的規模不經濟。
其二，容易導致新的市場扭曲。戰略性貿易政策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種對自由貿易的干預，它可能帶來兩種市場扭曲。第一，扭曲微觀經濟主體。中國正處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許多重要產業多屬于國有企業，尚未完全按照現代企業制度進行內部轉制，企業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帶有行政色彩，企業現有的壟斷地位是一種行政性壟斷，而不是由市場競爭中自然產生的，企業缺乏技術創新的動力和壓力，無法實現規模收益遞增，因而不能勝任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微觀主體角色。在這種情況下，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強制性推行反而可能使行業或企業產生更多的政策依賴性，甚至引發大量的非生產性尋租行為，造成效率流失。第二，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全面實施必然需要政府的大量補貼或經濟支持，這往往過多用稀缺經濟資源，導致過高的機會成本，從而削弱我國比較優勢產品的出口。同時，對戰略性貿易產業或企業進行壟斷性保護，讓其在“溫室”中成長，也犧牲了市場競爭的效率，不利于整個經濟的健康發展。
除了以上制約條件及招致外國報復的可能性大等因素外，戰略性貿易政策還需其他一系列苛刻的必要條件及應用領域限制。比如，鑒別戰略部門需要大量、及時、充分、可靠的信息，而且政策制定稍有失誤都將導致極為嚴重的后果。由此可知，我國現階段不宜采用戰略性貿易政策，不但是經濟理論邏輯推演的必然，更是中國現實經濟利益保護所必需。
二
（一）比較優勢理論與中國現階段對外貿易地位相適應
第一，中國貿易的伙伴國多為發達國家。克魯格曼(1998)認為，“行業內貿易、行業間貿易的相對重要性取決于國家之間的相似性”，而國家之間的相似性可以用資本勞動比率這一指標來衡量。他的基本觀點是：國家之間若資本勞動比率非常相似，則行業內貿易占據統治地位；相反，若國家之間資本勞動比率截然不同，則所有的貿易都會建立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上。有資料顯示，與我國貿易的伙伴國多為與我國資本勞動比率差別大的發達國家或地區，中國香港、日本、美國、歐盟是我國的四大貿易伙伴。以1998年出口為例，當年我國出口額為1837億美元，對上面四大貿易伙伴的出口就占我國出口總額的73.3%，而對其他100多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及原蘇聯、東歐國家的出口所占比重還不到27%。由此可見，我國的對外貿易理應并且必然建立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上。
第二，中國出口商品更多地是面臨完全競爭的國際市場，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控價能力差。根據微觀經濟學理論，判斷市場結構是否屬于完全競爭類型關鍵在于兩點：一是進入市場的生產廠商數目；二是廠商是否為價格接受者。一般而言，生產者甚眾且產品之間差異不大的屬于完全競爭市場，最典型的例子是農產品市場；反之，生產者較少且產品之間差異大的歸于非完全競爭市場，比較典型的如汽車業、飛機制造業等。雖然我國在“八五”期間已基本完成出口商品結構由以初級產品為主向以工業制成品為主的轉變，但我國目前出口的工業制成品中，絕大部分是粗加工的輕紡產品和一般機電產品，而精加工和高科技產品所占比重很少（徐復，1999），這意味著我國大多數出口產品仍屬于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由于不具備生產資料的獨占性、規模收益和專利技術等形成壟斷的因素，在國際市場上沒有控價能力。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盡管中國的主要出口行業如紡織、服裝、制鞋、加工裝訂業務等諸多產品，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產品雷同、產業相似、競爭角逐日趨激烈，但還是具有相當強的國際競爭力，而這些產品都屬于比較優勢產品。我們應該充分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站穩和拓展國際市常
（二）比較優勢理論在中國現階段仍具潛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逐漸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比較優勢理論伴隨著這種轉型而得以在外貿領域貫徹和適用。可以說，改革開放20年來中國外貿成就就是立足于比較優勢而取得的。具體現現在：第一，外貿結構逐步反映了要素稟賦。從進口品的結構變化看，農業密集型產品大幅度下降，資本密集型產品增長最快；在出口結構方面，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比重在1986年后較快增長，雖然資本密集型產品的出口份額也在提高，但它的大部分生產是對進口原料和零部件進行加工、組裝，其中進口零部件占到出口值的4/5，因而這類出口實質上仍屬勞動密集型（張軍，1998）。第二，加工貿易充分利用了我國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將我國勞動力同外商的資金、技術、市場相結合，貫徹和體現了比較利益思想。近些年來，加工貿易在我國對外貿易總額中比重不斷上升。由是觀之，我國已
根據比較優勢理論初步建立了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模式和資本密集型產品的進口模式。
我們認為，目前，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貿易模式在我國還遠未發揮其潛力，仍有很大增長空間。從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貿易形式的轉換過程來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在勞動力成本未大幅上升以前，不宜轉換成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特別是對我國這樣一個勞動力充裕、就業壓力巨大的大國而言更是如此。如此我們運用巴拉薩顯示比較優勢指標進行衡量，我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仍具有明顯比較優勢。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顯示比較優勢系數約為3.5，遠遠高于系數值為0.5的資本密集型產品。而香港地區、韓國、臺灣地區1980年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顯示比較優勢系數分別是6.98、4.95、5.24，這就說明了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仍有很大增長空間。
當前，世界經濟正逐步走向全球化、一體化，各國的生產、貿易和投資日益融為一體。只有用比較優勢理論來指導各國的對外貿易實踐，才能順應這股國際潮流。要言之，無論是從經濟理論的邏輯推演還是從貿易實踐看，以比較優勢理論作為我國對外貿易的理論基礎，是中國現階段貿易戰略的理性選擇。
【參考文獻】
[1]克魯格曼.國際經濟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
[2]瑟爾瓦爾.增長與發展，金碚、李揚等譯[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
“WTO允許采取保障措施嗎？”這看上去是一個明知故問的問題。但本文的考察表明，答案并不那么簡單。從WTO的規定和各國的做法看，答案是肯定的。然而，從WTO過去的案例看，一個非常技術性的要件使得“合法”使用保障措施幾乎不可能。
本文從三個方面試圖對標題所提出的問題作一個較為全面的回答。首先是說明WTO協議明確允許采取保障措施，
并且很多國家都在采取這種措施。然后揭示了一個事實，即過去采取保障措施的所有國家在WTO中都敗訴了，而原因之一就是沒有證明進口增加與國內產業嚴重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或者更為具體地說，是沒有將“其他因素”與進口增加所造成的損害區別開來。本文提出了一個核心的問題：WTO上訴機構所確立的這種確定因果關系的嚴格要求實際上是否能夠被滿足？由于在WTO過去的判例中找不到答案，所以本文在第三部分建議應放松這一要件，使其可以實現。但本文同意保障措施是一種特殊的措施，應當有比較嚴格的紀律，因此本文在結論部分建議各國慎用這種措施。
一、WTO的規定與各國的實踐：保障措施是允許的
1、WTO的規定
在進口產品增加，給國內產業造成嚴重損害，或者有可能造成嚴重損害的情況下，進口國可以通過提高關稅或者實施進口數量限制，對該國內產業進行保護。這種保護措施就是保障措施。WTO明文允許各成員采取這種措施。關貿總協定第19條（“對某些產品進口的緊急措施”）和WTO《保障措施協定》就是專門為此而制定的。
當然，這些規定同時要求，采取保障措施必須遵守一定的紀律。最為基本的紀律就是：進口確實增加了，國內產業確實受到了嚴重損害，并且，更為重要的，也是本文所要重點分析的是，國內產業的嚴重損害必須是由進口增加造成的，即進口增加與嚴重損害之間必須有因果關系。
2、WTO成員的實踐
實踐中，在過去幾年時間里，WTO成員采取了許多保障措施。[1]
從1997年到2001年，共有18個國家對幾十種產品采取了保障措施。[2]WTO保障措施委員會2001年報告顯示，[3]僅從2000年11月10日至2001年10月29日，該委員會就審查了30個根據《保障措施協定》第12條第1款（a）所作的發起保障措施調查的通報，14個根據《保障措施協定》第12條第4款所作的實施臨時保障措施的通報，17個有關確定嚴重損害存在的通報。共有8個國家對15種產品采取了保障措施。到2001年10月29日為止，共有46個成員向該委員會通報了其保障措施的國內立法和有關規定。也就是說，這些國家都是有可能采取保障措施的。
二、WTO保障措施案例：采取措施的所有國家敗訴
上述保障措施，有些被訴諸WTO爭端解決機制。至2002年7月，在WTO已經審結的5個保障措施案件中，所有采取保障措施的國家都敗訴了。[4]從專家組和上訴機構的報告中可以看出，敗訴原因有一點是共同的，即沒有證明進口增加與國內產業嚴重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5]
1、進口增加與國內產業嚴重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WTO的規定及WTO判例
采取保障措施，必須證明是進口增加造成了國內產業的嚴重損害。這個因果關系要件在WTO協議中有明確規定，而WTO判例則從操作的層面進行了更為詳細的解釋。
（1）WTO的規定
《保障措施協定》第2條第1款規定，只有在一產品進口正在絕對增加，或者相對于國內生產相對增加，并且對國內生產相似或直接競爭產品造成或者威脅造成嚴重損害的情況下，才可對該產品采取保障措施。該款列出了采取保障措施所必須具備的主要條件，即進口增加和嚴重損害。但嚴重損害必須是由于進口增加造成的，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
而《保障措施協定》第4條第2款（b）項則更加明確地規定，調查機關應根據客觀證據，確定進口增加與嚴重損害或損害威脅之間存在因果關系（causallink）。對于如何確定這種因果關系，第4條第2款（b）項的第二句話提供了一項重要的標準：如果進口增加之外的因素同時對國內產業造成損害，則這些因素造成的損害不得歸咎于進口增加（suchinjuryshallnotbeattributedtoincreasedimports）。這常常被稱為“不得歸咎要件”（non-attribution）。本文重點分析這個要件的使用情況。
（2）WTO判例
WTO在過去的保障措施案件中，設定了一些確定因果關系的標準。[6]我們此處要研究的，是上述“不得歸咎要件”。
對于如何滿足這個“不得歸咎要件”，上訴機構認為，調查機關審查因果關系的第一步，應當是將進口增加給國內產業造成的損害性后果與其他因素造成的損害性后果區別開來（distinguishedandseparated）；第二步是將包括進口增加在內的所有不同因素造成的損害分別分配給進口增加和其他有關因素。經過這樣兩個步驟，調查機關就能夠確保實際上由其他因素造成的損害沒有被歸為進口增加，從而確保這些損害不被作為進口增加所造成的損害對待。也只有這樣，調查機關才能最后確定進口增加與嚴重損害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并且這種因果關系是否為兩者之間真實和實質性的（genuineandsubstantial）原因和后果的關系。[7]如果不是這樣，就不可能對進口增加所造成的損害進行適當的評價。[8]因此，調查機關應當確定進口增加之外已知因素的損害性后果的性質和范圍，并且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調查機關必須在合理、充分解釋的基礎上，明確證明其他因素造成的損害沒有歸為進口增加；解釋應當用明確的詞句（expressterms）表示，是清晰（clear）、不含糊（unambiguous）、直截了當的（straightforward），而不僅僅是暗含或表示了某種解釋。[9]
在以上闡釋中，上訴機構已經說明，因果關系必須是真實和實質性的原因和后果的關系。我們可以把“不得歸咎要件”稱作一種排除法，即將其他因素造成的損害從國內產業的整體損害中剝離開來，使得進口增加造成的嚴重損害顯露出來的角度確定這種真實和實質性的關系。
2、對具體案件的考察
如上所述，采取保障措施的國家在WTO過去的案件中有一個共同的敗訴點，即沒有證明進口增加與嚴重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讓我們從“不得歸咎”要件的角度來看看，WTO是如何就此裁決的。
（1）韓國奶制品保障措施案：調查機關沒有審查造成損害的“其他因素”
韓國對脫脂奶粉原料采取保障措施，歐共體將此案訴諸WTO。專家組認為，該措施的實施，違反了《保障措施協定》的規定。
韓國稱，由于脫脂奶粉原料進口的增加，國內生產奶粉的原料，例如生牛奶的生產受到了嚴重損害。專家組在審查因果關系時，認為韓國有義務不將其他因素造成的損害歸咎于被調查產品的進口增加。例如，專家組發現，奶酪進口不屬于韓國的調查范圍（即脫脂奶粉原料），但奶酪進口對國內生牛奶的消費和需求有直接影響，因此屬于對國內產業造成損害的“其他因素”。對于這個因素，韓國調查機關的報告中根本沒有評價或者分析它的影響，即奶酪進口如何使得國內生牛奶的需求下降。因此，韓國沒有證明奶酪進口等“其他因素”造成的損害沒有被歸為脫脂奶粉原料進口增加所造成的損害，因此韓國沒有證明脫脂奶粉原料進口增加，與國內產業的嚴重損害，例如國內生牛奶產量的下降之間，存在因果關系。[10]
（2）阿根廷鞋類保障措施案：其他因素未被充分評估
這是歐共體訴阿根廷對鞋類進口采取保障措施的案件。專家組裁決，阿根廷違反了《保障措施協定》。
關于對“其他因素”的分析，阿根廷承認，當時發生的墨西哥比索貶值，以及由此引起的1995年阿根廷經濟衰退，嚴重影響了國內消費能力，也相應影響了衡量國內產業是否受嚴重損害的其他經濟指標。阿根廷在回答專家組提問時說，調查機關在調查時考慮了墨西哥比索貶值和阿根廷整體救濟衰退等因素，但結論是，盡管宏觀經濟狀況惡化，進口本身仍然是對國內生產造成損害的原因。
專家組認為，由于阿根廷多次承認國內經濟衰退極大地影響了國內產業的狀況，因此就有必要分析這種經濟衰退的影響，使之與進口的影響相區別。阿根廷將鞋類和整個救濟的宏觀經濟指標進行比較，不是對那些“其他因素”可能造成的損害的充分評價（sufficientconsideration）。專家組裁決，阿根廷沒有充分評價其他因素，因此其認為進口造成了國內產業嚴重損害的結論沒有被充分解釋，也沒有得到證據的支持。[11]
（3）美國鋼管保障措施案：分析其他因素相對重要性的方法不符合《保障措施協定》的規定
美國作為被告的三個保障措施案件，即面筋、羊肉和鋼管保障措施案，美國調查機關國際貿易委員會使用了同樣的確定因果關系的方法，而這種方法在三個案件中都被否定。因此，我們此處僅選擇鋼管保障措施案進行分析。這個案件是由韓國提交WTO裁決的。專家組認為，美國鋼管保障措施不符合《保障措施協定》的規定。
對于因果關系的分析，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確定了一些進口增加之外的對美國鋼管行業造成損害的因素：由于石油和天然氣鉆探活動的減少而引起的鋼管需求下降；國內生產商之間的競爭；1998年和1999年中期出口市場下滑；從產油國管道產品生產向鋼管生產的轉換；以及原材料成本的下降。
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重點第一個因素，即由于石油和天然氣鉆探活動的減少而引起的鋼管需求下降。國際貿易委員會承認，鋼管需求下降無疑會對鋼管國內生產所出現的嚴重損害狀況產生影響；但這種影響并不比進口的影響大。因此可以看出，國際貿易委員會分析這種因素的方法，是為了確定與進口相比，它是否為造成損害的更重要的原因（moreimportantcauseofinjurythantheincreasedimports）。專家組認為，這種方法不能滿足《保障措施協定》第4條第2款（b）項的要求，即其他因素造成的損害不得歸咎于進口增加，因為從這種分析中看不出國際貿易委員會是否將這種因素造成的損害與進口增加造成的損害區別開來。國際貿易委員會的分析沒有涉及這種因素所造成損害的性質和范圍（natureandextent），而只是假定鋼管需求下降沒有造成應歸為進口增加的損害。國際貿易委員會對這個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分析，使用的也是同樣的方法，即確定某個因素與進口增加相比是否更為重要。
專家組還發現，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是立即確定進口增加與嚴重損害之間是否有因果關系，而不是先將其他因素造成的損害區分開來。然后，國際貿易委員會每次分析一個因素，看它在已經確定的嚴重損害（即由進口增加和其他因素共同造成的整體損害）中的相對重要性。專家組認為，這樣分析的損害，就受到了剩余其他因素所造成損害的“污染”（polluted）。因此，美國不是在分析這種因素與進口增加相比的相對重要性，而是在分析與進口增加以及剩余其他因素相比的相對重要性。專家組認為，使用這種方法，調查機關無法確定進口增加和嚴重損害之間真實和實質性的因果關系。因此，專家組裁決，美國沒有充分解釋如何確保其他因素造成的損害未被歸為進口增加。[12]
三、可能的解決辦法：放松要求
1、概述
從上面兩個部分的考察可以看出，WTO明文允許采取保障措施，很多國家也在使用這種手段，但使用保障措施的國家，在WTO中都敗訴了。這開始讓我們懷疑WTO允許采取保障措施這種說法是否名副其實。我們甚至可以進一步擔心，采取保障措施，不成被告則罷，成了被告則必輸無疑。
我們已經看到，WTO對進口增加與國內產業嚴重損害因果關系的要求非常嚴格；每一個案件都敗在這個點上。我們不禁要問：由WTO判例所發展起來的這種“不得歸咎”的技術性要求是否過于嚴格，以至于根本無法滿足。
試想一下，如果進口國某一行業出現利潤率下降、失業率上升、產品庫存增加等狀況，表明國內產業受到了嚴重損害，而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有多種，包括進口增加、國內企業之間的競爭、世界經濟形勢不好等等。按照WTO上訴機構所確定的“不得歸咎”的分析方法，即把每一種因素所造成的損害在整體損害中的性質和范圍加以確定，才能證明嚴重損害是否為進口增加造成。這樣的分析盡管是可以理解的，但也可能是過去理想化的。也就是說，這種方法可能不具有操作性。
事實上，無論使用什么方法，都是為了確定進口增加與國內產業嚴重損害之間的“真實和實質性的”因果關系。換句話說，只要能達到這個目的，使用什么方法都可以。上訴機構所確定的那種方法，應當理解為僅僅是一種方法，而不是唯一的方法。
本著這個宗旨，讓我們試著找找，看有沒有什么辦法能夠確定因果關系。
從WTO保障措施案件中，顯然已經不可能找到答案。因此，我們不得不把眼界放開一點，看看其他規定和案例。
我們發現，WTO反傾銷協議（第3條第5款）在要求確定進口產品造成損害這種因果關系時，也要求調查機關審查已知的、同時對國內產業造成損害的其他因素；這些其他因素造成的損害不得歸咎于進口。這個規定與保障措施的要求極為相似。不僅如此，涉及這一規定的美國熱軋鋼反傾銷案可能會給我們一些重要的啟示。
2、美國熱軋鋼反傾銷案
這是一個日本在WTO中訴美國對熱軋鋼進口采取反傾銷措施的案件。[13]
專家組審查了兩個重要的“其他因素”，認為美國調查機關適當地審查了它們對國內產業損害的影響。[14]
（1）小鋼廠生產能力的增長的影響
專家組認為，調查機關在審查國內產業生產能力時證明，國內生產能力從1996年的67.3百萬噸，上升到1997年的70.0百萬噸，再上升到1998年的73.5百萬噸；這與美國1996年至1998年的國內消費水平大致相等。從1997年到1998年，小鋼廠生產能力有所增長，但其增長沒有1996年到1997年的增長大。因此，調查機關考慮了小鋼廠生產能力增長的情況，證明了這種增長與需求的增加相當。
因此，專家組認為，調查機關適當的評價了小鋼廠的競爭。
（2）1998年通用汽車公司罷工的影響
專家組認為，調查機關明確審查了1998年通用汽車罷工的問題。罷工持續了5周，未購買的所有鋼板（包括熱軋鋼板）共685,000噸。調查機關承認，這次罷工對1998年的鋼材總需求有一定的影響，因而對國內價格的下降（即國內產業受損害的指標之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這次罷工只有5周，未購買鋼材的數量不足以解釋鋼材價格下降的狀況。事實上，1998年鋼材的整體消費是很高的。
因此，專家組認為，調查機關審查了罷工的影響。
專家組認為，調查機關對“其他因素”所造成損害的性質和范圍作出了令人滿意的解釋，充分證明它們所造成的損害沒有被歸為進口。
我們可以看出，專家組在此處并沒有要求調查機關將小鋼廠生產能力增長和通用汽車公司罷工這兩種“其他因素”的影響從國內產業的整體損害中區別開來。調查機關證明了小鋼廠生產能力增加為國內需求增加所吸收，罷工的影響微乎其微，因此就滿足了“不得歸咎”要件。
3、建議
鑒于WTO保障措施案件在因果關系問題上都作出了否定的裁決，而我們又沒有發現怎樣才能將不同因素造成的損害區別開來；并且這種確定“不得歸咎”要件的技術性方法有可能阻礙對保障措施的使用，因此我們是否可以建議：只要能夠證明進口增加與國內產業嚴重損害之間“真實和實質性的”因果關系，只要能夠證明其他因素造成的損害不存在或者非常小，就是滿足了因果關系要件。換句話說，只要進口增加和國內產業嚴重損害已經確定，而其他因素沒有改變嚴重損害的性質，則應認定因果關系成立。這是一個一般性的、只看結果的要求，而不是對實現結果的手段作出硬性要求。
我們同意專家組在美國熱軋鋼反傾銷案中的觀點：很多因素可能會以各種方式對國內產業造成損害，而調查機關的任務就是對進口之外的因素進行審查，確保它們不要打斷進口與（嚴重）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15]
結論
回到本文標題所提出的問題，“WTO允許采取保障措施嗎？”答案當然是肯定的。WTO專家組和上訴機構恐怕不會否認這一點。例如，上訴機構就曾指出，保障措施是給WTO成員一種機會，即在貿易自由化的過程中，在特殊情況下援用一種有效的救濟，以臨時保護國內產業。[16]
但上訴機構進一步指出，在確定適當、合法地使用保障措施權利，與確保保障措施對公平貿易實施時不超過特殊和臨時救濟的限度之間，有一種天然的緊張關系。采取保障措施的成員會說，使用保障措施的權利應受到尊重，以維持國內支持貿易自由化的動力。而另一方面，受到保障措施影響的成員則會說，這種措施應當限于保持正在進行的貿易減讓的多邊完整性。成員之間想達到的平衡就是保障措施協定的規定。[17]
我們可能要問：在這兩者的緊張關系中，專家組和上訴機構站在哪一邊呢？從WTO裁決所有采取保障措施的成員都敗訴這一情況看，他們好像是正在后者這邊的。上訴機構的一段自白似乎對此提供了佐證：保障措施是一種特殊救濟措施，只應在緊急情況下采取。這種措施是在沒有證明存在不公平競爭的情況下實施的進口限制措施。在這一點上，保障措施與反傾銷和反補貼是不同的，因為這兩種措施是針對不公平貿易做法的。因此，保障措施所針對的，可能是其他成員的公平貿易做法，從而影響其他成員享受在多邊貿易談判中所得到的貿易利益。[18]
這段話說明了保障措施的特殊性質，但我們大概不應由此猜測專家組和上訴機構在具體審理案件的過程中，會故意設置一些技術性的障礙，例如要求證明因果關系時將其他因素造成的損害區別開來，使得保障措施事實上無法使用。[19]因此，為了使保障措施名副其實為WTO所允許，需要放松一點在過去的案件中所設定的技術性標準。不知上訴機構能否同意這種建議。
最后需要聲明的是，建議放松要求，使得采取保障措施成為可能，并不是鼓勵采取，甚至鼓勵濫用保障措施。真正的目的，是讓各國在進口大量增加，國內產業狀況嚴重的情況下，可以合法地使用WTO所允許的保護手段。相信這也是保障措施起草者的初衷。
【注釋】
本文是參加美國天普大學法學院國際法與公共政策研究所舉辦的“中美WTO專題研究班”（US-ChinaWTORoundtable,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LawandPublicPolicy,TempleUniversityLawSchool,2002年7月8日至8月12日）的研究成果之一。在此感謝天普大學主辦了這個項目。還應特別感謝該所所長JeffreyDonuff教授；他是最早與我討論本文內容并提出珍貴意見的專家。此外，紐約Debevoise&Plimpton律師事務所的GaetanVerhoosel先生提供了極有價值的資料，在此一并致謝。
[1]有人指出，保障措施沒有反傾銷頻繁：在WTO成立后最初5年的時間里，只有20個保障措施，而僅從1995年至1997年，反傾銷就高達333個。見ChadP.Bown,WhyAreSafeguardsUndertheWTOSoUnpopularWorldTradeReview,1(1)2002，第49頁。
[2]WTO保障措施委員會1997年至2001年年度報告。見WTO文件：GL200(1997)、GL272(1998)、GL338(1999)、GL409(2000)、GL494(2001)。
[3]見WTO文件：GL494，2001年10月31日。
[4]這5個案件是：
1、歐共體訴韓國對奶制品進口實施保障措施的案件（簡稱韓國奶制品保障措施案）。專家組報告于1999年6月21日散發，見WTO文件：WTDS98R；上訴機構報告于1999年12月14日散發，見WTO文件：WTDS98ABR。
2、歐共體訴阿根廷對鞋類進口所采取的臨時和最終保障措施的案件（簡稱阿根廷鞋類保障措施案）。專家組報告于1999年6月25日散發，見WTO文件：WTDS121R；上訴機構報告于1999年12月14日散發，見WTO文件：WTDS121ABR。
3、歐共體訴美國對面筋進口采取保障措施的案件（簡稱美國面筋保障措施案）。專家組報告于2000年7月31日散發，見WTO文件：WTDS166R；上訴機構報告于2000年12月22日散發，見WTO文件：WTDS166ABR。
4、新西蘭和澳大利亞訴美國對羊肉進口采取保障措施的案件（簡稱美國羊肉保障措施案）。專家組報告于2000年10月21日散發，見WTO文件：WTDS177R、WTDS178R。上訴機構報告于2001年5月1日散發，見WTO文件：WTDS177ABR、WTDS178ABR。
5、韓國訴美國對進口鋼管采取保障措施的案件（簡稱美國鋼管保障措施案）。專家組報告于2001年10月29日散發，見WTO文件：WTDS202R；上訴機構報告于2002年2月15日散發，見WTO文件：WTDS202ABR。
此外，WTO于2002年5月3日散發了阿根廷訴智利對農產品采取綜合價格制度（pricebandsystem）和保障措施的專家組報告（WTDS207R）。該案處于上訴程序中，因而可以說尚未審結。專家組對因果關系問題的裁決是，智利沒有適當證明進口增加和嚴重損害威脅的存在，因而沒有證明因果關系的存在（專家組報告第7.176段），所以智利敗訴。
[5]關于這些案件中所涉及的法律問題，可參見楊國華“WTO保障措施基本法律問題研究”，北大法律信息網，http211.100.18.62researchacademydetails.asplid=4445。
[6]例如，在阿根廷鞋類保障措施案中，上訴機構指出，在分析因果關系時，進口動向（數量和市場份額）與損害指標動向之間的關系是一個核心因素，即進口增加與相關損害指標的下降之間一般應當具有一致性。阿根廷鞋類保障措施案上訴機構報告，第144段。
[7]美國羊肉保障措施案上訴機構報告，第177、178段。
[8]美國鋼管保障措施案上訴機構報告，第180段。
[9]美國鋼管保障措施案上訴機構報告，第215、217段。
[10]韓國奶制品保障措施案專家組報告，第7.87-7.96段。但專家組在此處裁決韓國沒有滿足因果關系要件，主要不是因為韓國沒有審查“其他因素”。專家組認為，韓國沒有評估第4條第2款所列的確定損害的因素（第4條第2款（a）項規定，調查機關在確定是否存在嚴重損害時，應當考慮對該產業狀況有影響的所有客觀和可量化的相關因素，特別是有關產品進口在絕對和相對兩個方面增加的比率和數量；增加的進口所占國內市場的份額；銷售、生產、生產能力、設備利用、盈虧和就業等水平的變化。）；即使是已經評估的因素，也沒有包括支持其結論的推論、分析或者證據。因此，韓國的損害裁定不符合《保障措施協定》第4條第2款的規定；也就沒有必要對韓國是否證明了進口增加造成國內產業嚴重損害作出裁決。專家組對“其他因素”的說明，僅僅是附帶的。
[11]阿根廷鞋類保障措施案專家組報告，第8.268-8.269段。
[12]美國鋼管保障措施案專家組報告，第7.282-7.292段。
上訴機構在美國面筋保障措施案中，還具體審查了其中一個其他因素，即國內生產能力的增長，是否更為重要的問題。上訴機構發現，在調查期內，如果國內生產平均能力不變，則生產能力的使用率應為74.8％；而當國內生產商和進口商維持一個穩定市場份額時，則這個比率應為54.2％。因此，上訴機構認為，國內生產能力的增長，對國內產業的整體狀況的影響是非常重要的。見美國面筋保障措施上訴機構報告，第90段。
但應當指出的是，即使上訴機構認為國內生產能力的增長不太重要，也不等于說“不得歸咎”要件滿足了，因為這個因素的損害并沒有從進口增加的損害中分離出來。
專家組在美國羊肉保障措施案中還提出了一個非常有趣的觀點。專家組說，即使每一個其他因素都不比進口增加重要，也不排除一種可能性，即這些其他因素一起造成的損害程度很高，使得進口增加本身所造成的損害達不到“嚴重損害”的程度。見美國羊肉保障措施案專家組報告，第7.261段。因此，關鍵的問題仍然是把不同因素造成的損害區別開來。
[13]日本訴美國熱軋鋼反傾銷案（簡稱美國熱軋鋼反傾銷案）。專家組報告于2001年2月28日散發，見WTO文件：WTDS184R；上訴機構報告于2001年8月23日散發，見WTO文件：WTDS184ABR。
上訴機構說，雖然《保障措施協定》和反傾銷協定中的因果關系要求并不相同，但兩者在“不得歸咎”要件方面非常相像，其解釋可以相互借鑒。見上訴機構報告，第230段。
[14]美國熱軋鋼反傾銷案專家組報告，第7.240-244段。
[15]美國熱軋鋼反傾銷案專家組報告，第7.251段。
[16]美國鋼管保障措施案上訴機構報告，第82段。
雖然改革開放已有二十多年了，但在建設工程領域里是不允許國外，甚至于港澳臺地區的工程造價咨詢機構（測量師行等）在中國獨資注冊開業，從事工程造價咨詢服務。所以我國工程造價咨詢業尚未感到競爭的壓力，這些年來業務水平和服務質量進步不大，如果繼續安于現狀，維持簡單、低效、被動的工作狀態，勢必被蜂涌而至的國外造價咨詢機構所沖跨，所淘汰。我們應盡快適應國際慣例，接受國外先進理念，早日與國際慣例接軌，增強能力，提高水平，向公正、優質、全方位服務方向發展。
一、必須加強對工程造價咨詢機構的培育和管理
工程造價咨詢機構已成為工程造價管理的中介組織，如雨后春筍般地在各地出現，是市場經濟對建筑市場規范化管理的必然趨勢。作為社會中介組織的工程造價咨詢機構，如何進一步健康地發展狀大，如何使其在對外開放的建筑市場中，與國外同行競爭并發揮更大的作用？這是擺在我們面前急待解決的問題。
由于我國工程造價咨詢機構起步較晚，基礎較差，相關政策法規還未完全配套，計劃經濟管理體制的“國家定價”的慣性仍然起著重要作用，企業特別是建設單位的“大而全”觀念仍然在存在，咨詢服務在社會上仍得不到理解和接受，政府的監管力度不夠，因而在前進和發展中尚存在一些問題。目前工程造價咨詢業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有：
首先受主管部門的制約，不能公正地進入社會。工程造價咨詢業是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時期產生的，還帶有計劃經濟色彩和行政管理模式,從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有各級主管部門主辦的、有設計單位主辦的、有大型企業建設單位主辦的、有施工企業主辦的、有會計師事務所及其他行業主辦的，甚至于“一套人員兩塊牌子”的機構等等。這些主辦單位一般把工程造價咨詢機構視為內設機構，或作為附屬二級單位，人員由主管部門下達、收入按比例上繳，成為主管部門搞福利、發獎金的重要來源地。這些咨詢部門必然受經濟利益的驅動和各行政主管部門權力的支配。這樣就嚴重的損害了工程造價咨詢機構作為社會中介組織的形象，同時也違背了中介組織獨立、客觀、公正服務的宗旨．
其次是基礎差、素質低、單一從事編制工程預算業務、不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絕大部分工程造價咨詢機構只開展施工圖預（結）算編制服務工作，極少有綜合，更談不上進行全過程造價咨詢服務。在這些工程造價咨詢機構的從業人員中，普遍存在著專業知識面窄、素質不高、年齡老化、兼職掛名多、專職人員少等問題。
第三，行業、地區、部門壟斷封鎖。由于現已成立的工程造價咨詢機構大多掛靠在行業主管部門或大型企事業單位，他們利用掛靠單位的行政權力和業務便利，壟斷本行業、本地區或本部門的工程造價咨詢業務，形成了眾多條塊分割、行業封鎖的死胡同，嚴重地阻礙了平等競爭的發展，也很難適應建筑市場蓬勃發展的需要。
產生上述問題盡管有基礎差、素質低、發展過速和市場發育不健全等多種原因。但關鍵是：體制不順、法規不全、監管不力。這就需要健全法規，規范行為，政企真正分開，建立自主經營的合伙制、股份制、有限責任制等多種組織形式，一業為主、多種經營服務的綜合性工程項目咨詢顧問公司。否則，就難以在激烈的競爭環境里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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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必須使從業人員整體素質盡快提高
工程造價咨詢從業人員素質的提高是工程造價咨詢機構健康發展，能與國外同行開展競爭并能取勝的保證。新時代的工程造價工作者應是既懂工程技術又懂經濟、管理和法律并具有豐富實踐經驗和良好職業道德的復合性人才。而傳統的只會編制工程概預算、事后有不負責任的人員必將為時代所淘汰。由于種種原因使從事工程造價咨詢業的從業人員普遍存在專業知識面太窄、素質偏低、年齡老化等問題。不可否認，我國現階段工程造價管理人員的業務水平同國際水平比起來是有一定差距的，其中最明顯的是對工程技術知識的掌握程度不如國外，甚少做到能動地確定和控制工程造價，更難做到優化設計、優化施工組織方案。在已實施造價工程師執業資格制度后，如果還是維持目前的狀況，還是滿足于識圖、計算、套定額、取費、算總價等工作，怎能適應現代建設項目全過程的工程造價確定和控制管理的要求？我國目前從業人員原有的專業知識水平遠遠不能適應建筑大市場發展的需要，更不適應在國際市場競爭的環境，所以必須制定從業人員培訓和再教育計劃，并監督實施．同時要制定相應的實際問題處理和判斷能力的考核考試制度，使從業人員的專業知識不斷更新。與此同時還必須強調加強職業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以促進工程造價咨詢業隊伍整體素質的不斷提高。
三、造價咨詢服務工作重點轉移
“索賠”是國際工程承包中經常發生并且隨處可見的正?，F象，正因為它是在正確履行合同的基礎上爭取到合理的償付，是一種正當的權利要求。所以，在國外建設市場里，中介的工程咨詢機構隨著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已把服務的重心轉移到為發包方或承包方“索賠”方面來了。我國在八十年代初期就注意學習、引進、開展國外流行的“索賠”工作，近十幾年來，雖然在一些大型涉外工程項目和世行貸款項目施工中，一些建設單位和監理單位嘗試了一些工程索賠工作，學習和積累了一些處理工程索賠的經驗。但是，在過去長期計劃經濟管理體制的影響下，工程索賠管理工作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受到來自建筑市場各種主體本身和客觀條件的阻礙，導致工程索賠管理工作中存在一系列問題。主體本身主觀上的問題是施工企業不懂索賠、不敢索賠、不會索賠；客觀條件方面的問題是建設單位不準索賠，同時建筑中介服務機構也缺乏專業性的和健全的工程索賠仲裁制度。
2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新型實踐教學模式的實施方案
2.1加強實踐教學案例的選擇并及時更新案例庫通過上文敘述，我們已經大致了解到在實踐教學過程中存在的一些問題。那么，為了提高教學質量，達到理想的教學效果。教師在對實踐教學案例進行選擇時，一定要充分考慮到案例的系統性、針對性等方面，盡可能保持實踐教學的豐富性。其次，教師還要選擇與國際經濟貿易熱點問題有關的教學案例，讓學生們自主進行探討交流，以此來對學生的分析能力以及社會適應能力的培養。其次，教師還要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對案例庫進行更新，多多采用一些研究性較高的案例，這就需要學校領導給予高度重視，加大對案例庫管理系統的建設，促使國際經濟貿易實踐教學工作的順利開展，增強學生們的學習興趣，讓學生們在對案例進行分析的過程中，靈活運用所學的理論知識，進一步提高自身專業學習能力。另外，教師也要盡最大限度的為學生創造良好的學習環境，同時還可以采取情景模擬的教學方式，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到實踐教學活動中。
2.2加強實踐教學的組織由于國際經濟貿易專業涉及的學科內容較多，學生需要學習的理論體系也相對復雜，再加之受到時間方面的限制，教師不可能將所有的章節都進行實踐教學。所以，教師在對實踐教學進行組織規劃時，一定要充分做好前期備課工作，制定明確的實踐教學目標，并將教學重點以及主導思想劃分出來，從而進行有針對性的實踐教學。其次，教師要選擇出合適的實踐教學案例，還要在實際的實踐教學過程中，幫助學生解決提出的疑問，盡量讓學生自己參與到案例的討論、操作和總結環節中，這樣有利于培養學生形成良好的自主學習習慣，同時也可以拓展學生的創造性思維，全面提高學生綜合素質能力。此外，教師要在實踐教學中對學生進行正確的引導提示，充分發揮實踐教學的重要作用，確保每一位學生都能夠學習到過硬的理論知識，進一步增強學生的實踐動手能力。
2.3及時反饋并評價實踐教學效果在傳統的教學評價指標體系的基礎上，要分離并科學合理地建立實踐教學效果評價指標體系，盡可能做到教學目的、原則具體化為可操作性的標準或程序。合理的實踐教學效果評價體系能幫助老師獲得教學的效果，并能夠及時改正以使實踐教學效果向更好的方向發展。另外，通過反饋的效果及時了解學生的學習習慣、興趣，從而不斷完善教師的實踐教學。因此，必須科學合理地構建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實踐教學效果的評價體系。
3明確國際經濟貿易專業實踐教學的最終目標
《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這門課程的理論部分主要包括“國際貿易組織”“國際貿易政策”“國際貿易理論”“國際貿易概述”等方面的內容。實務部分內容主要包括“國際貿易合同的磋商訂立和履行”“市場調研”“商品價格核算”“貿易術語”“國際貨款支付”“國際貨物運輸與保險”等?！秶H貿易理論與實務》課程涉及的內容非常廣泛，牽涉的知識點也相對比較多。同時，隨著國際貿易實踐的不斷發展，相關的內容也隨之更新。例如，國際貿易理論中關于新的貿易保護壁壘，美國以及歐盟聯合推行了新的“碳關稅”，自由貿易區協議也更新了。再如，《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2010年9月12日正式生效。在國際貿易實務方面，英國2009年1月1日正式開始應用《協會貨物運輸保險條款》；2011年1月1日，國際商會正式推出新的《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2010》等。這些都表明不管是國際貿易理論還是實務方面的變化較多。但是，目前一些獨立學院的教學內容更新速度較慢，沒有完全跟上國際市場的變化。在教學中沒有融合最新的內容，導致國際貿易理論與實踐很難有機融合。同時，有的獨立學院教師在實際教學過程中，往往存在“重理論、輕實踐”的傳統教學觀念。教師基本上都是根據教材的編排教學，沒有考慮學生的學習基礎以及理解能力。在教學過程中，他們傳授專業理論知識基本上是照本宣科，與實際嚴重脫節。講授的內容偏難、偏深，學生們很難理解。而在實務教學過程中，教師往往會過于強調實際操作，沒有解釋具體操作的基本概念及原理，導致很多學生只知其然不知所以然。比如，在學習“國際貨物運輸和保險”的相關內容時，教師將課堂教學時間主要投放在填制保險單、計算保險費及運費、提單等方面，導致和后續課程內容出現重疊。其次，有的教師在實務教學中并沒有注重講解、解釋和實務操作有關的國際國內法律、國際貿易慣例等，導致學生沒有建立一個整體的國際貿易理論知識框架，樹立嚴格遵循國際貿易法律、慣例進行操作觀念。這樣的最終結果會導致學生的實務操作流于表面，不能幫助到學生日后的學習。
2.教學方法問題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以及普及應用，很多教師在《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教學中都已經學會應用多媒體技術進行輔助教學。基本上每個授課教師會通過PPT課件列舉案例，讓學生們根據布置的任務相互討論，然后開展課堂演講。但是因為受諸多方面的影響，多媒體教學效果并不樂觀。比如，有的教師在采用PPT課件授課的過程中，一味強調PPT課件的內容，忽略了課件設計的生動性。教師只顧自己講解，缺少學生之間進行互動，導致學生很容易產生學習疲勞。小組討論是目前教師最為常用的互動教學方法，也就是教師選擇比較合適的幾個實際問題，組織學生進行小組討論，并且要求制作成PPT課件在班級上演講，最后再由教師點評學生的發言。但是這種小組討論的教學方法也存在很多問題。因為學生并不能全面掌握所有的知識，也因實踐的局限性，使他們并不能全面搜集相關的資料，這樣會導致分析失誤。有的教師協調、控制能力不足，也會影響教學效率及效果。
二、獨立學院《國際貿易理論及實務》教學改革建議
1.教學內容改革
⑴應注重理論知識的應用。
獨立學院教師應注意整體把握《國際貿易理論及實務》這門學科的發展現狀及其趨勢，真正理解、掌握教學內容的內涵及本質，不斷學習關于國際貿易相關領域的最新研發成果，不斷補充、完善課程教學內容。教師的教學目光不能僅僅盯在課本教材上，而應該從相關的報刊、網絡等多種途徑和渠道獲取更多相關的信息，向學生們灌輸最新的知識。比如，從2012年8月1日起，我國正式開始執行“貨物貿易外匯管理制度”改革，將核銷單制度取消，企業不會再辦理出口外匯的核銷手續。針對這一改革，教師在備課時應根據新的要求做出適當調整。按照新的辦事程序、要求，向學生們講授關于“退稅”“報關”的相關知識和內容。同時，教師不僅應該引導學生們主動關注一些貿易理論作用及背景等方面的知識，還應注重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實際能力培養。例如，政府出臺保護貿易政策、自由貿易政策的主要目的都是為了更好地保護國家的自身利益，都有實施目的、作用及條件。如果從不同的角度分析會出現正面、反面兩種效應。因此，教師應采取多種教學手段，引導學生將理論和實際有機結合，培養和提高學生們分析、解決問題的實際能力。例如，如果從國際貿易地理的層面上分析，我國主要的貿易合作伙伴是日本、美國、歐洲國家。但是近些年來，我國也增強了和一些新興市場國家之間的貿易合作。針對這一現象，教師可以提出，“為什么會出現這種貿易地理方向的變化？”這樣的問題引導學生們進一步深入探究和思考。其次，教師應該增加貿易理論教學中實用性的教學內容。比如，“非關稅壁壘”“反補貼、反傾銷以及保護措施”等，這些內容都是現代外貿企業亟需解決的實際問題。教師應讓學生熟悉、掌握我國對進口產品應該怎樣進行“兩反一保”，而國內外貿企業對外國又如何采取“兩反一保”措施，外貿企業怎樣突破外國建立的非關稅壁壘，特別是技術性貿易壁壘等相關知識。傳授這些知識有利于為學生以后就業奠定良好的基礎。
⑵注重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突出考證的要求。
國際貿易實務的任課教師應采用多種渠道和途徑與外貿企業人員交流、合作，共同開發教學課程。在課程教學內容中引入外貿企業的實際案例及工作流程，突出、強調教學內容的實用性、針對性。其次，教師應以職業技能鑒定的相關標準，根據相關的考證要求，合理安排相關的教學內容?，F階段，國際貿易專業相關的考證主要包括外銷員、商務師、跟單員、單證員等，教師平時應仔細留意這些考試的試題內容，以及考試大綱要求。盡可能幫助學生們能夠順利通過考試，既有利于增強學生的學習信心，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主動性，也能為他們日后應聘提供基礎和條件。
2.應豐富課堂教學方法
多媒體技術有利于提高課堂教學效率及教學質量，教師在制作PPT時應適當加入視頻、圖片等，增強PPT課件的吸引力。比如，在講解“非關稅壁壘措施”的相關內容時，教師在課件中插入相關的新聞視頻，有利于增強教學的趣味性。在小組討論教學時，教師應合理分組，并且明確每一個小組成員的任務分工，使小組成員能夠通過團隊分工合作，提高小組討論效率。同時，教師應注重案例教學，案例教學不在于教學案例數量的多少，而應該選擇合適的經典案例。教師在案例解析時，應給學生們留出充分的獨立思考時間，然后再讓同學們自由發言，最后再由教師進行簡單的總結。如果案例較為復雜，應先讓學生們在認真討論后，制作一份案例分析報告。另外，教師也可以采用模擬實踐教學方法。比如，在講解國際貨款結算中的“金融票據”的相關內容時，教師可以讓學生們以小組為單位模擬票據流轉的過程?；驈耐赓Q公司拿到真實的票據復印件（空白），讓學生們按照教師提供的資料以及相關的要求，模擬完成出票、提示、背書轉讓、付款、拒付、承兌及追索等一系列票據行為。這樣有利于學生更好、更快地熟悉、掌握票據的實際操作流程，有利于提高他們的實踐操作能力。
3.豐富考核方式
考試是評價教師教學效果，掌握學生學習效果的重要手段。目前，獨立學院《國際貿易理論及實務》課程的考試形式比較單一，考核方式缺乏科學性，沒有發揮出考核的應有作用?？荚嚥粌H應采用傳統的筆試方式，同時也可以結合演示考試、操作考試、口試等多種形式，加大對學生的學習能力、實際技能的考核力度。筆試的內容除了包括選擇、名詞解釋、判斷、填空、案例分析等知識記憶能力考核題型外，還應該加大綜合性主觀題型的比例，盡可能做到全面反映學生的創新能力、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和他們的綜合素質。
學生對知識的獲取不再是被動接受，而是通過個人或小組對案例的探究來實現，教師主要起到鼓勵和指導的作用。在教學過程中，通過對案例的剖析、引申使學生的視野更開闊、思維更靈活和深刻，創新能力也得到進一步發揮。案例教學的使用，可以在教學過程中充分發揮學生的學習主動性，增加學生和教師之間的交流互動，達到更好的教學效果。
2.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傳統教學法注重學生對理論知識的掌握程度，強調的是學生記住多少，強迫學生死記硬背，而忽視了對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忽略了學生對知識的靈活運用。通過案例教學的運用，學生可以運用學過的理論知識對案例進行分析，提高了學生自主學習的興趣和能力，養成自學習慣，不再一味地依賴教師的講授和解答。并且在對案例進行分析和討論的過程中，學生積極發言，鍛煉了語言表達能力;與不同意見同學間的交流，可以鍛煉學生的溝通協調能力。
3.便于學生熟練掌握國際貿易業務流程。
國際貿易實務課程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綜合性應用科學，教學內容涉及到國際貿易術語、國際貿易條件、國際貿易程序、國際貿易方式、國際貿易法律法規等多方面知識，具有流程長、涉及面廣、環節多、難度大、涉外性等典型特點。通過案例教學，可以把枯燥的理論知識連貫起來，使學生對相關知識融會貫通，掌握完整的國際貿易業務流程。
二、國際貿易實務案例教學法的設計理念
(一)注意案例的典型性和時效性
由于國際貿易實務課程信息量較大、涉及知識較多、案例選擇也有很大的選擇余地，所以教師在確定案例時，要選擇與理論知識關系密切且具有典型性的案例。例如，學習不可抗力時應該了解:不可抗力是一項免責條款，是指合同簽訂后，發生了合同當事人無法預見、無法避免、無法控制、無法克服的意外事件(如戰爭、車禍等)或自然災害(如地震、火災、水災等)，以致合同當事人不能依約履行職責或不能如期履行職責，發生意外事件或遭受自然災害的一方可以免除履行職責的責任或推遲履行職責。構成不可抗力的條件主要包括:1.意外事故必須發生在合同簽訂以后;2.不是因為合同當事人雙方自身的過失或疏忽而導致;3.意外事故是當事人雙方所不能控制的，無能為力的。有以下兩個案例可以選擇:1.某年，我國A公司與英國B公司成交小麥100公噸，交貨期為當年5—9月。簽約后，A公司購貨地發生水災，于是A公司以不可抗力為由，要求免除交貨責任，但對方回電拒絕。問題:A公司要求以不可抗力免除交貨的理由是否充分?2.某年，我國A公司與日本B公司簽訂進口日本某高新技術設備的合同，交貨期為9月15日，合同簽訂后，日本政府發文限制了對該高新技術設備的出口，從10月1日開始限制出口。日本B公司以不可抗力為由，要求解除合同，我國A公司堅持要求履行合同。問題:該合同以不可抗力免除交貨的理由是否充分?以上兩個案例都有助于鞏固學生對不可抗力的理解，但明顯可以看出，第1個案例要比第2個案例更具典型性，更需要學生通過自己思考才能回答。因此，在教學時間緊的情況下，可優先選擇第1個案例。
(二)注意案例與其他知識的聯系性
由于國際貿易業務是由多種知識串聯在一起組成的流程操作，因此在案例的采用上要注意與其他知識的聯系性。例如:我國某外貿公司與國外B公司達成一筆出口合同，信用證規定“數量9000公噸，7—12月份分批裝運，每月裝1500公噸”。賣方在7—9月份每月裝1500公噸，銀行已分批憑單付款。第四批貨物原定10月15日裝運出口，但由于臺風登陸，第四批貨物延遲至11月2日才裝船運出。當受益人憑11月2日的裝船提單向銀行議付時，遭銀行拒付。后來受益人又以“不可抗力”為由要求銀行付款，亦遭銀行拒絕。問題:在上述情況下，銀行有無拒付的權利?為什么?此案例就是考察不可抗力與信用證條款的聯系性。不可抗力是一項合同中的免責條款，即發生不可抗力時，進口方不能以此向賣方索賠或拒付貨款。但信用證是一項獨立于合同外的自足文件，銀行不受合同的約束。根據《UCP600》的規定，銀行不承認受益人因不可抗力而有改變信用證條款的權力。因此，本案例中的受益人引用不可抗力而要求銀行付款，銀行有權拒絕付款。通過這個案例就使學生加深了對不可抗力的理解，同時也更鞏固了對信用證相關知識的掌握。
(三)充分發揮教師的引導作用
在案例教學中教師的引導作用不容忽視。在每一次案例教學之前，教師要認真備課，對相關案例做到心中有數，并有自己的獨到見解。由于課堂時間有限，教師應要求學生提前預習案例，提示學生做好相應的理論知識準備。教師可根據班級人數要求學生分為若干小組，每組成員人數相等、實力相當，每組設組長一人，組長可輪流擔任。在學生自主討論時，教師在全班巡視，觀察各組討論進展，適時參與，可以進行提示，可故設疑團，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勇于發言。小組討論結束后，每組選派代表發言，表達本組觀點，其他學生可作補充發言。最后，由教師對學生的發言進行總結，并指出每個小組對相關知識掌握的不足之處。在整個過程中教師應始終扮演引導者與鼓勵者的角色，通過鼓勵、提問、獎勵等方式調動學生參與討論的積極性。
三、國際貿易實務案例教學法的注意事項
(一)注意建立長期有效的學習激勵機制
由于學生習慣了教師講授、學生聽講的模式，因此在案例教學中，可能會存在一些學生不積極思考，不積極參與，缺乏主動參與的動力。因此，良好的案例教學必須要有一個有效的激勵機制，即將每個學生在討論過程中的表現進行量化計分，計入平時成績。當然，該成績的評定并不僅僅是答案的正確或錯誤，還在于學生事前的準備、討論時的參與以及事后的總結，還可以通過考慮其思路是否清晰，思維要點的選擇是否科學，能否抓住問題的實質等進行綜合評分。此外，為了激勵學生積極參與討論，還必須讓學生明白:積極參與討論是讓自己的觀點接受挑戰的過程，也是鍛煉從業能力的好機會，可以讓自己的分析能力、邏輯思維能力、語言表達能力、溝通能力、說服他人的能力得到鍛煉，這些能力都是在現實工作中所必需的。
(二)注意對學生案例分析的總結評估
案例教學是對理論知識的鞏固與加深，學生的表現可以體現對理論知識的掌握程度。因此，在案例教學過程中，教師應針對學生討論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進行及時的總結與歸納，以期發現理論知識掌握的薄弱環節，并進行有針對性的強調。所以，案例教學與傳統教學法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
(三)注意與其他教學方式相結合
案例教學法是一種較先進的教學方法，在培養學生能力方面能夠取得較好的教學效果，但也要注意案例教學法也應與其他教學法相結合。例如，以講授為主的傳統教學法對于學生掌握基本理論知識是非常好的教學方法，而且此種知識類型也不適用于案例教學法。另外，把案例教學法與多媒體教學手段相結合，能使教學內容更形象、生動、直觀，信息量更大，更能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也有利于學生的理解、記憶和掌握。
根據國際貿易實務這門課程具有極強的綜合性、教學內容廣泛性、涉及面廣、變化快等特點，在《國際貿易實務》課程的教學中，我們除了采用傳統的講解授課方法以外，在教學過程中還應當采用案例分析教學方法來彌補目前教學方法的不足。因為實施案例教學方法達到既能擴大專業口徑，又能保證專業知識體系的完整性和實用性，是對傳統教學的肯定與完善。所以，采用案例教學方法促使學生在參加實際操作的基礎上掌握專業理論和知識。本文結合實際談談在該課程中案例教學的應用。
1.選擇適合的案例教學內容
1.1案例與教學內容的一致性
這個一致性指的是在選擇案例教學時應當結合教學內容有針對性的選擇案例，也就是說要保持所選擇的案例與教學內容的一致性。沒有好的案例就沒有成功的案例教學方法。以往我們教學習慣于把案例局限于教材，采用的都是一些已經發生的離學生生活或接觸很遙遠的案例來教學，這樣的案例講授方法對教學來說起不到很好的教學效果。所以，要求有好的案例教學內容，我們教師應當通過國際貿易實訓過程等來收集案例，編寫適合教學的案例，為國際貿易實務案例教學收集更好的素材庫、為提高案例教學效果奠定基礎。
1.2案例的典型性
案例的典型性是指在案例教學過程選擇案例時應當選擇與教學內容有必然聯系的案例，并且要求教師在選擇案例的時候、設計案例的時候應當結合知識點經過仔細的推敲，設計出一系列具有典型性或代表性的案例，這樣的案例更具有操作性與誘導性，更符合案例教學目標的實現。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案例案例，體現了教學的現象與本質、個性與共性的統一，有利于揭示教學內在規律的典型性，能從中總結出帶有普遍意義的結論，更好地指導教學實踐。典型性的案例更有利于學生對基礎知識的了解和掌握。
1.3時效性
時效性指的是在國際貿易實務這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案例教學的目的之一就是讓理論與實踐更好地結合起來，彌補理論的滯后性。才用實效性的案例教學從而更能啟示學生開拓新思路、新策略，推動課改健康、深入地發展。隨著國際貿易活動的進步與時世的變化，很多貿易慣例等都會有所改變，如2007年7月1日開始實施《跟單信用證統一慣例》600號出版物，m所以教師在選擇案例時應注意案例的時效性，以便正確的引導學生學習。
2確定合適的案例教學方法
案例教學法是以教師為主導、學員為主體、案例為內容，根據教學目的、內容的需要，通過教師的精心策劃和引導，運用典型案例將學生放在實踐環境中，讓學生通過對實踐環境和事件本身的分析、討論，充分表達自己的見解，以達到高層次認知學習目標的一種啟發式教學方法，是師生的雙向活動。學生在整個案例教學活動中居于主要地位，案例則在教學中占中心地位，比舉例教學中的例子的涵蓋面更為廣泛，更為精致。案例教學具有使學員變被動接受為主動學習、變注重知識為注重能力的特點，體現了教學相長、共同提高的一種互動式教學模式，符合人在社會化進程中不斷發揮主體性的客觀規律，這也是案例教學法之所以被認為是代表未來教育方向的成功教育模式的原因所在。
2.1教師的定位
在案例教學過程中，教師在選擇合適的案例教學內容之后，就是對自身位置的確定，即教師的定位，變傳授者為組織引導者在案例教學時教師提出問題，創造一個良好的合作環境，提供學生討論分析的條件，正確引導學生結合基礎知識分析和解決案例。這就要求教師在有限的教學時問內實現理論教學和案例教學，科學合理的課堂控制是關鍵。因此，案例教學對教師的知識結構、教學能力、工作態度及教學責任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2學生的定位
在案例教學過程中，學生應當改變以前的被動學習地位，積極的參與到教學活動中來，實現自身的學習主體地位的轉變。在確定自己學習主體地位的同時學生應當學會正確的分析方法。傳統的講授方法使大多數學生養成了依賴教師追求結果的習慣。當教師拿出案例叫學生自己分析時，許多學生不知從何著手、找不到案例的關鍵點，很容易根據案例表面象征下結論。另一方面，學生在初步熟悉案例分析技巧之后，又表現出很強的功利性，即認為與教師的答案一致才算正確。+}因此，教師應當使得學生明白一點案例教學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學生一味的追尋正確的答案，而是要開發學生積極思考、正確的分析能力。學生應當結合案例找到所需要的知識來分析案例，可以通過團體或小組討論等多種途徑實現分析的目的，即學會運用理論知識分析問題、總結觀點、運用觀點說服他人，以達到案例分析的真正要求。
2.3結合實訓進行案例教學
一、國際貿易人文化的內涵 進入21世紀后，隨著世界經貿的變化和發展，在多邊貿易體制的制度框架下，一種新的價值取向正在國際貿易領域內悄然形成，即貿易的人文化(即人文貿易)——現代人文主義思想在國際貿易領域的體現，它通過以WTO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的制度安排，特別是“貿易與環境”等問題納入WTO新一輪多哈發展議程，使國際貿易活動不僅重視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問題，而且關注人類發展中的社會問題。 在傳統人文主義的影響下，國際貿易的指導思想以謀取最大限度的經濟利益和對物質財富的最大限度占有為目的。不管是重商主義理論，還是亞當•斯密的絕對成本理論、李嘉圖的比較成本理論和H-O原理都只是重視貿易的總量，很少顧及自然資源、生態環境和人類社會的承受能力。傳統人文主義對國際貿易的影響集中體現在以GATT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的宗旨之一是“對世界資源的充分利用”。
過分地強調人的“主體性”一方面導致個人發展與社會發展的脫節，另一方面導致人類發展與自然發展的對立，使人類社會在取得巨大進步的同時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環境污染、資源短缺、生態失衡、貧富分化等。 現代人文主義思想從根源上改變了傳統人文主義思想對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的錯誤價值導向。以1995年建立的WTO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旗幟鮮明地將可持續發展寫入前言，作為一個重要宗旨，這是對GATT宗旨的重大發展。在發展國際貿易的過程中牢記可持續發展的重大目標，是著眼于全球的長遠利益和子孫后代的幸福，防止片面追求眼前利益的傾向，防止由于一味地追求某一時期生產與貿易的發展，而造成對環境的污染和生態的破壞，以至從根本上動搖國際貿易的基礎，降低人類的生活水平。
從GATT對世界資源的“充分”利用，演變成WTO對世界資源的“合理”利用，一方面反映出WTO尋求的人類對資源利用能力的擴大主要表現在對資源利用質的提高，而非對資源利用量的擴大;從更深層次上講，也是現代人文主義思想在國際貿易的體現，是貿易人文化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里程碑。
二、國際貿易人文化對國際貿易的影響
(一)國際貿易人文化對國際貿易理論基礎的動搖
第一，對指導國際貿易理論價值取向的哲學思考。理性經濟人的假設是現代經濟學基本的核心假設，是現代經濟學產生、發展和研究工作的核心與起點。經濟學研究主要建立在人們受自身利益驅動并能做出理性決策的假設基礎之上。因此，從哲學意義上講，該假設其實是基于人本主義、功利主義的，把人看作是理性、自利、謀求利益最大化的?，F代人文主義思潮的興起，在國際貿易內形化的新價值取向。人文貿易的哲學基礎——現代人文主義堅持“以人為本”，追求人的全面發展。人文主義關注人的發展與完善，強調人的價值和需要，關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義，并且在現實生活中努力實踐這種價值和意義的精神。其哲學價值取向與傳統國際貿易理論是完全不同的，對謀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經濟人”假設提出嚴重挑戰。
第二，對傳統自由貿易能增進社會財富和福利的增長的質疑。關于自由貿易可以改善經濟福利的論斷是經濟學中最古老和最廣泛接受的原則之一。它在構造國際政治、政府和制度框架(比如，單一市場地區，如歐盟和WTO)中起到相當重要的作用。然而傳統自由貿易理論(不管是斯密的絕對成本理論、李嘉圖的相對成本理論還是H-O模型等)論證的條件假設中都沒有把環境污染及生態破壞的負面影響計入生產成本。沒有考慮環境成本的“社會財富和福利”的增長，其實是一種“虛擬”、“現時”的增長，其增長的背后忽略了“現實”、“延時”的補償成本，如果考慮環境成本帶來的財富和福利的損失，傳統的自由貿易會增進社會財富和福利的增長的結論實際上可能站不住腳。
(二)國際貿易人文化對多邊貿易體制的挑戰
隨著國際貿易人文化的發展，如何協調環境與貿易的關系，對多邊貿易體制的許多基本原則提出了挑戰。如生產過程和方法(PPM)問題和雙重環境標準的爭論對現有國民待遇原則提出了質 疑;國內禁止產品出口或對外投資問題及締約國和非締約國不同待遇對非歧視原則和最惠國待遇原則提出了挑戰;環境補貼和與環境成本內在化有關的生態傾銷問題使得人們重新思考公平貿易原則;發展中國家在保護環境方面能否享有特殊待遇，還有數量限制是否符合多邊貿易規則等。眾多的多邊、雙邊環保協議，大量的國家環保法規、政策和措施與現有的多邊貿易存在很多不協調之處，國際貿易人文化的發展，將從新的角度思考兩者的協調問題。
(三)國際貿易人文化考驗著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較量
國際貿易人文化發展一方面促進發展中國家積極轉變對外貿易的增長方式，將環境成本納入貿易利益的評價體系中去，阻止其對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和生態環境的破壞;另一方面，國際貿易的人文化發展也考驗著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較量，從是否應該將貿易與環境議題納入WTO新一輪談判議程這一激烈爭論中也可略見一斑。以美國、歐盟為主的發達國家積極倡導，因為如果在WTO中進行貿易與環境問題的談判，要求各成員實施嚴格的環境法規和標準，發達成員就可以阻止發展中成員低環境標準和低附加值的產品進入本國市場;同時，發達成員可憑借自身在經濟實力和環?？萍忌系膬瀯荩邶嫶蟮膰H環保市場中占據領先位置。
而發展中成員(包括我國)則普遍反對，因為保護環境固然能為發展中成員提供可持續發展的環境資源，但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執行嚴格的環境法規和標準，無論從提高生產成本還是從限制出口潛力來說，對發展中成員都是嚴峻的挑戰;一旦發達成員所主張的嚴格的環境法規和標準為WTO所肯定，很可能被發達成員濫用，成為“人文壁壘”(如綠色壁壘、技術壁壘等)，發展中成員的產品將無法進入其市場。
三、建立以人文貿易為基礎的可持續貿易發展模式的初步探討
(一)建立可持續貿易發展模式的目標 建立可持續貿易發展模式必須以對外貿易的可持續發展為目標，促進對外貿易的人文化發展。國際貿易的可持續發展目標應與人文化發展方向內涵是一致的。國際貿易的可持續發展應跳出傳統意義上的片面追求貿易額的“可持續”增長，而是在關注貿易總量的同時還應關注貿易的實際質量，從以物為中心的可持續發展到以人為中心的可持續發展，從追求短期利益的可持續發展到追求長期綜合利益的可持續發展。
(二)建立可持續貿易發展模式的主要措施
第一，重新審視對外貿易效益來源，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轉變外貿的增長方式，必須重新審視外貿效益來源。首先必須建立人文貿易的評價體系，在衡量外貿效益的經濟指標體系中增加生態指標和社會指標，客觀評估外貿對國家經濟、生態、社會帶來的整體影響。在此基礎上，重新思考外貿效益的來源，對資源投入與貿易收益嚴重失衡的產業進行技術革新，減少其負外部性，促進產業結構和貿易結構優化升級，實現外貿收益的現實增長。
第二，建立貿易與環境的有效協調機制。建立貿易與環境的有效協調機制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加強貿易與環保法規、政策的協調，充分考慮貿易政策對環境的負面影響及環境政策對貿易的扭曲代價，實現貿易與環境的雙贏;其二是建立人文貿易措施保護體系，推行綠色貿易行動計劃，合理建立中國產品綠色標準體系，既可以增加我國在國際貿易中產品的實際競爭力，又可以實現以人為本，自然、社會的協調發展的保障體系。
第三，構建應對國際貿易“人文壁壘”的預警和快速反應系統。國際貿易的人文化發展伴隨著“人文壁壘”的產生，為了防止其帶來的負面影響，需構建相關的預警和快速反應系統，對人文貿易發展過程中有可能引起的“人文壁壘”的變化因素進行監測、識別、評價、預測、預防控制并及時矯正不良發展的趨勢，以保證國際貿易人文化的健康發展。
[2][美]理查德•T•德•喬治.經濟倫理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一、前言
使用計算機軟件對貿易文件傳遞進行管理促進了國際貿易的發展?？梢詫崿F無紙貿易，降低交易成本，改進企業之間的通訊，改進客戶服務，縮短交易時間，加快貿易循環，加快信息、資金流動，提高經濟效率和競爭力。國際貿易業務中涉及46種不同的單證，連同正副本共有360份以上，要在二十多個部門間進行流傳，用計算機系統進行管理就勢在必行。
用建模技術對國際貿易文件實現面向對象的描述方式。在具體系統功能實現之前，建立起系統模型是很必要的，這里采用具有可視化、能夠柔性實現分析、設計和開發系統的統一建模語言實現系統模型構建。
二、國際貿易文件傳遞系統用例分析
要開發一個軟件系統，首先要對軟件系統的需求進行分析，深人描述目標系統的功能和性能，確定軟件設計的限制和軟件同其他系統元素間的接口細節，定義軟件的其他有效性需求。運用UML ( United Modelling Lan-guage，統一建模語言)可以捕捉系統的功能需求、分析，提取所開發系統領域的類以及描述它們之間合作概況，在完成系統的OOA( Object一Oriented Analysis，面向對象分析)基礎上，對系統進行OOD ( Object一Oriented De-sign，面向對象設計)。
UML的用例圖(見圖I}較詳細和確切地描述了用戶的功能需求，使系統責任明確到位，奠定UML對系統建模的基礎，這樣，其他模型圖的構造和發展依賴于用例圖中所描述的內容，直至系統能夠實現用例圖中描述的功能。采用用例圖描述的文件傳遞管理主要包括三類用戶:進口公司、出口公司、其他部門。對于系統，進口商可以向出口商發盤、發送訂單和其他票據、查詢信息，直接聯絡其他部門，海關、商檢、其他出口公司、運輸公司等。出口商可以接收發盤、訂單、檢查訂單、發盤、發送訂單、聯絡其他部門和查詢等功能。
基本事件流:
1.用戶輸人請求傳遞信息。2.系統顯示輸人身份驗證密碼。3.用戶輸人密碼。4.系統確認有效。如果無效則執行其他事件流AI。如果與主機聯接有問題，則執行異常事件流EI。5.系統提示:請輸人對方公司名稱及代碼。6.用戶輸人要傳遞信息對方公司名稱及代碼。
7.系統進行對方身份驗證。8系統確認有效，提示按鈕一確認。如無效則執行其他時間流A3。9.系統提示輸人有效信息。10.系統顯示正在檢驗信息是否標準。11.系統確認有效。如果無效則執行其他事件流A2。如果與主機聯接有問題，則執行異常事件流E2。
擴展事件流:
A1;1)密碼錯誤，請重新輸人密碼
2）退出，用例結束。
A2:1）文件不標準，請按照標準重新輸入
2）退出，用例結束。
A3:1)用戶不存在或代碼錯誤。
2）退出，用例結束。
E1:1)系統告訴客戶連接主機出現錯誤。
2)系統在錯誤日志記下錯誤。
3)退出，用例結束。
三、系統靜態建模
在用例分析基礎上，根據需求可建立起系統的數據模型，即建立系統類圖，以及相關的關系和方法。在面向對象分析中，一般只考慮與問題描述域和系統功能相關的對象，針對這兩部分，可以分化為以下相關類:發送的用戶類、接收方、文件類等。這些類之間可以用樸素的關聯關系作一簡要表達。如圖2為國際貿易文件傳遞類圖，在圖中每條有直接多重性關聯的線上已標示出多重性，這為以后編程中提供了更好的關聯參考價值，并為類在整個開發中的統一性奠定基礎。
四、系統動態建模
在考察了系
統某一時刻的對象及對象之間樸素關系的靜態結構后，下面要關注的是在任何時刻對象及其關系改變的情況，這些情況可以用UML的動態模型進行形象化描述，可以借助UML中的活動圖、時序圖(State/Ac-tivity Model)來描述，在活動圖中(見圖3)，把每時刻的系統狀態抽象成狀態和事件，然后組成一個網絡，側重于描述每一類對象的動態行為。它是對某一時刻中屬性特征的概括，并且每種狀態間存在著遷移，遷移則表示了這類對象在何時對系統內外發生的哪些事件作出何種響應?；顒釉O計一般是在對操作序列的順序圖細化的基礎上表達。建立起系統動態數據的邏輯視圖，如圖4所示，以此為點，可以建立起整個系統的狀態流程分析。
五、系統部署
關鍵詞：中國；戰略性貿易政策；風險
一、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內涵、
在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研究中，Brander和Spen—cer(1981，1984，1985)描述了政府如何將外國生產者的壟斷利潤轉移到國內生產者手中來，并得出結論：一國政府總存在出口補貼的單邊干預動機。他們運用“第三國市場”模型，分析了一國政府通過對生產者干預如何提高本國生產者從雙頭壟斷的共同出口市場中所獲得利潤的，在自由貿易和Coumot競爭的情況下，企業間會達成一個Coumot—Nash均衡，該產業最終趨于均衡狀態。但當有一方政府進行干預時，競爭就會演變為Stackelberg競爭，有政府補貼的一方廠商就會處于Stackelberg領導者的地位，而外國競爭企業則處于跟隨者的地位，外國企業會做出向本國企業讓渡市場份額和利潤的反應，此時，即產生利潤轉移效應。也就是說，政府已經承諾對行業的干預行為，并且外國企業也會認為，即使其拒絕退卻而使得轉移利潤失敗，補貼也會持續下去，此時的政府補貼成為可以置信的威脅。因此，政府最佳反應是給予一定的出口補貼。
Krugman(1984，1987，1992)設計了一個模型從保護幼稚產業的角度進行了戰略方面的分析。他通過一個含有一種機會的非正統假定，從根本上改變了分析的焦點，該假定使一個國家通過限制進口的戰略部署來實現另外一種福利。其分析依賴于兩個基本要素：賣方的國際壟斷和規模經濟。對于賣方的國際壟斷，類似Brander和Speneer的分析，他假定有兩個企業，一個國內企業和一個外國企業，每個企業只生產單一產品，企業之間進行Coumot競爭，但有一點的差別是，Brander和Spencer僅分析第三國市場，而Krugman的模型允許產品向多個市場銷售，這樣，國內和國外市場由于政府的政策就有可能被分割開來。其結果是獲得了一個多元市場的Cournot模型。對于規模經濟，他通過給予本國生產者在本國市場上擁有特權的地位，這樣，本國生產者可以獲得一種較外國生產者在生產規模上的優勢，這種規模上的優勢即使在沒有保護的市場上也將轉化為較低的邊際成本和較高的市場份額。規模經濟的獲得有靜態的規模經濟、動態規模經濟以及干中學。而當一國政府把外國生產者從開放的市場中擠出的時候，干預行為會在競爭雙方的邊際成本上引起相反的變化，結果是國內生產者產量擴大，邊際成本繼續降低，而外國生產者產量減少，邊際成本增加，這樣就形成了從產量到邊際成本再到產量的循環的因果關系鏈條，而這一循環過程就形成了進口保護和出口促進的機制。
二、我國戰略性貿易政策的風險分析
1、扭曲的規模經濟風險。規模經濟是戰略性貿易政策存在的理論假定，但在一些國家和一些行業卻存在很大的扭曲。在相當多的國家和行業，規模經濟的存在實際上并不是該行業存在著高效率與低成本，而有可能是政府壟斷的結果，在中國就存在這種大量的情況。盡管目前我國國內市場巨大，規模經濟明顯，但是全國并沒有形成統一有序的國內大市場，這種分割的國內市場嚴重阻礙著一些行業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所需要的規模經濟。另外，Markusen和Ven—ables(1988)以及Horstmann和Markusen(1986)認為，如果該行業是自由進入的，出口補貼給本國企業帶來的利潤會誘使新的企業加入，這將會造成行業集中度的降低，提高行業的平均成本，從而降低利潤轉移效應。對于中國來講，如何設定行業準入機制，既保證行業的一定寡頭壟斷來保證規模經濟的存在，又要保持企業的競爭能力，也是戰略性貿易政策能否獲益的重要因素。
2、微觀基礎的缺乏風險。在戰略性貿易政策實施中需要通過一定的市場途徑來進行。如果一國不存在微觀基礎，或者國內市場處于分割的狀態，就會影響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效果。缺乏國內市場運行傳導機制，政策就缺乏實施的渠道。目前中國，正處于經濟體制轉型中，市場主體、市場機制及市場體系等因素發育不全，創新機制還沒有有效建立，在我國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缺乏企業和企業家的推動。
3、競爭模式風險。Eaton和Grossman(1986)指出，根據戰略貿易模型的Cournot競爭假定，每一廠商的最佳產出是假定對手的產量給定而推測出來的，但是，如果廠商進行的是Bertrrad競爭而非Coumot競爭，那么最佳政策應該是出口稅而非補貼，因為出口稅可以使得本國廠商做出不與外國廠商打價格戰的承諾，這樣，兩家廠商可以維持較高程度的合謀；另外，他們認為，在Brander和Spencer模型中只有一個本國企業，如果本國企業的數目大于1，在確定政府干預政策時會出現相互矛盾的傾向，這種矛盾會存在于以出口補貼來轉移利潤的動機和傳統的為改善貿易條件而施加出口稅的動機之間，所以，只有當本國的企業數目不太大，出口補貼才是合理的。如果寡頭雙方致力于不變的推測變量，而且每一廠商的推測變量與其競爭對手的實際政策的反應是一致的，那么，租金轉移到國內公司或利潤轉移是不可能的而自由貿易政策成了一種最優政策。
4、資源競爭風險。Dixit和Grossman(1986)放松了經濟中只有一個寡頭行業的假定，考慮了存在多個寡占行業的情況。他們研究了與一種固定供給資源相關的幾個壟斷性行業的情況，稱之為“科學家”，其研究表明，當國內出口行業面臨共同的外部環境，具有相同的生產能力時，被補貼廠商大量使用國內競爭性稀缺資源“科學家”，對其中一兩個行業進行補貼，會把國內競爭性稀缺資源“科學家”從其他行業轉移到被補貼的行業，從而使得被補貼行業的出口增加是以其他行業的規?？s小和出口萎縮為代價的，其代價往往要高于利潤轉移效應，因此自由貿易仍然是最佳選擇。在中國很多行業都存在類似的資源競爭狀況，如何化解不同行業對于同一資源競爭的狀況將是中國戰略性貿易政策能否順利實施及實施能否獲益的關鍵。
5、政府行為的非理性風險。政府干預論也忽略了特殊利益集團采用某些政策的可能性。當進行微觀經濟干預時，政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特殊利益集團的影響，這些集團隨時準備獲取更大的利益，而成本卻由大的分散的集團承擔，他們不能獲得有關政策的所有信息。結果，政策的干預經常被誤導。因此，進行經濟決策時依靠政治和官僚的強制命令，而不是依靠經濟手段，必然會降低國家福利。政府為了履行政策的承諾對廠商提供補貼時還存在著一個固有的道德公害問題。國內廠商會發現追求補貼比追求生產行為有更高的收益，這樣只能增加依賴性。這種追求補貼的做法屬于扭曲引起的直接的尋求非生產性利潤的行為，是一種典型的尋租行為。
6、收入分配風險。Gruenspecht(1988)和Neary(1991，1994)認為在Brander和Spencer模型中，隱含了出口補貼和企業利潤被同等對待的假定，政府并不關心國內收入的轉移支付，但在實際生活中，籌集補貼資金會給經濟帶來扭曲的成本，這意味著1美元公共基金的機會成本大于1，另外兩國企業的成本也被認為是一致的。Gruenspeeht和Neary分析了這種情況后得出結論，只有當公共基金的機會成本不太高時，出口補貼才是合理的。另外，政府的有效干預不可避免會產生有害的再分配效應。出口補貼將有助于把收入從社會其它方向轉移給被保護行業的所有者和雇員。因為，受補貼的行業一般是高科技行業，這種收入的轉移將或是表現在已被雇用的高薪熟練技術工人的工資增長或是股東超乎尋常利潤的增加。
7、信息風險。Qiu(1994)從信息不對稱的角度對戰略性貿易政策實施的風險進行了分析。他首先假定外國企業的成本是公共知識，而本國企業有可能是高成本也有可能是低成本，本國企業完全了解自己，但外國企業和本國政府不了解。得出結論，在信息不對稱時，如果企業進行的是Coumot競爭，那么政府傾向于設計分離政策，分離政策具有信號作用和信息甄別作用，提高社會福利。但如果企業進行的是Bet-trand競爭，政府將選擇一個統一的政策，允許本國公司隱藏其信息，這樣，利潤轉移效應較大。Wong(1991)、Brainard和Martimort(1992)以及Collie和Hviid(1993)也對不完全信息進行了類似的研究，從中可以得到一些共同的結論，其中之一就是政府政策對于信息依賴的重要性。而政府要獲得這些信息卻是幾乎不可能的。
8、國外報復風險。Collie(1991)指出，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很容易引起對方國家的報復，尤其是在知識密集性行業。這樣，即使政策是有效的，也只是一方受益另外一方受損，世界總體福利水平并沒有上升，而只是全球福利的再調整。這種報復更可能發生于知識密集型的高科技產業中，那里與世界市場相關的規模經濟被這些新理論的支持者假定為更具意義，因為，這些產業被普遍認為是至關重要的。
三、我國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應注意的問題
總體上看，中國存在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的條件和可能。具體說，市場化的總體推進程度已達到60％以上，市場在經濟運行中發揮主導作用，政府有獨立的決策能力，信息完備性比較差，但有改進的可能，并且在中國有一些特定的寡占行業，如汽車等行業(胡昭玲，2002)。但在實施過程中，必然會因條件的不完備而帶來實施效果的弱化。具體實施過程中要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