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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質上分析，貿易政策自由化的提出，可以切實保障世界范圍內各個要素配置在效率上得到有效提升，從而不斷增加各個國家在經濟方面的福利。但是，從嚴格意義上講，貿易政策，尤其是基于政治經濟學考慮的貿易政策，其強調的并不是立足于經濟學理論上成本與收益的簡單效率計量，而是與各種政治因素緊密聯系的復雜性貿易決策或方針。由此可知，無論是國際層面上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還是國內層面上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就貿易政策的本質而言，其最終應用的目的都是為了確保國家內部利益的最大化。
一、貿易政策中國際意義上的政治經濟學
就貿易政策而言，其國際意義上的政治經濟學，又可稱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對這一概念進行分析時，其利用的方法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自由主義方法，而是國際層面上的現實主義方法。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國際現實主義應運而生。這一主義的出現從某種程度上對經濟大蕭條時期，工業化國家以“以鄰為壑”這一貿易政策為福利的舉措進行了客觀解釋。以現實主義者為例，其主張的觀點主要包括：1.國際層面上的政治經濟學，其核心角色和主要分析單位是國家。2.理性占主導的國家所追求的是權利在自身層面上的最大化，但由于立足于國家整體而言，其整體利益更為重要，所以各個國家的政府便是保障這一整體利益的有效途徑。 3.成本與收益的基本分析，是國家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選擇和決策的主要依據。除此之外，有由金德爾伯格、庫拉斯納以及格爾潘等共同提出的“霸權安定理論”，是貿易政策在國際層面上較為有力的政治經濟學分析。該理論認為：在國際政治經濟之中，一個國家的地位能夠直接決定這個國家對外部國家采取的經濟政策。也就是說，一旦在國際這一綜合體系中，出現了一個軍事、經濟以及政治等各方面力量超群的個體國家時，這一國家必然會要求并嘗試構建一個相對開放的國際化貿易體制，從而通過報復、制裁等一系列強制手段進行相關規則、條例的執行和實施。
二、貿易政策中國內意義上的政治經濟學
貿易政策，不單單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相互作用、彼此交涉的結果，還是各個國家自身內部政治、經濟、軍事等諸多因素整合影響和綜合作用的最終結果。從這一角度理解，貿易政策便是各個集團利用政治進行利益決策的真實反映。在國內層面上，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學主要包括以下理論：
1.人們在政治領域追求自身的最大化利益。作為政治這一市場的需求者，選民會直接投票選擇最有利于自身利益增進和擴大的候選人。而作為政治這一市場的供給者，無論是總統，還是議員，這些決策者都會盡可能追求當選或是連任。在貿易政策決定中，這一理論的應用，需要對經濟市場進行假定，即競爭完全、收入二次分配可行、以簡單多數的直接投票原則決定當選者、零投票成本以及決策者選擇自由貿易政策。
2.斯托帕爾-薩繆爾森定理。該定理認為，當一個國家在勞動者數量上大幅度超過資本所有者數量時，如果其密集型勞動產品屬于出口，而密集型資本產品屬于進口，那么，政治層面的決策者便會以絕大部分勞動者的主觀要求對貿易政策進行自由化開放。反之，如果這個國家的密集型勞動產品屬于進口，而密集型資本產品屬于出口，那么，自由化的貿易政策便會使得絕大部分勞動者利益受到損害，故此，該國家會產生自我保護的傾向。這就是國際貿易政策中經常出現的貿易保護主義。
三、貿易政策中綜合意義上的政治經濟學應用
(一)研究DUP經濟
DUP，其實是與非生產性尋租直接的活動的簡稱?？唆敻癖硎荆c經濟學理論上單純的尋求社會財富增加不同，這不是簡單的尋利行為。雖然這種直接且不具備生產特性的尋租活動既不能直接增加商品的商業價值，也不能間接增加其勞務價值，但是，卻可以通過特殊形式尋求并收獲最大化的綜合利益。在國際化貿易活動中，這一理論便有典型表現。通過一系列的院外活動，利益集團可以直接對相應產業實行兩個貿易管理措施，以此確保集團可以獲得相應的利益。其一，最高規格關稅的實行。其二，進口、出口配額的直接保護。通常情況下，這種院外活動的開展和進行的理由或原因包括三個，即某一政策的存在、某一政策的實施以及某一政策的結果。就關稅政策而言，其存在的價值就是保護整個民族工業的全面發展。但是，當國內市場出現一定程度的企業壟斷現象時，其他企業便會失去提升質量、改進技術、增強市場核心競爭力的能力和激勵，故此，關稅政策便會自然成為保護尋租行為的重要手段。除此之外，進口許可證制度、匯率高估管理制度、進口配額、外匯管理制度等一系列伴隨進口替代性政策制度存在的制度和條例，也會產生相應的經濟租追求活動。從資源應用的角度分析，雖然這些活動屬于對社會經濟資源中有效資源的消耗和浪費，但是，這也從某種程度上構成了社會成本的貿易保護，并逐漸發展成為其中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
(二)選擇貿易政策工具
當今世界，各個國家廣泛使用的貿易政策其實是與國際貿易的基本理論分析是相背離的。事實上，之所以讓國外直接承擔例如反傾銷稅、自愿出口限制、反補貼稅等系列保護成本造成的大規模福利損失，而不直接運用在政策上可獲得最優化經濟效率或次優化經濟效率的工具，是因為政治決策者考慮其影響因素、影響范圍、影響程度時，不僅要從經濟層面上深入考慮，還要從政治層面全面分析。
(三)分析貿易政策決策
綜合分析發現，發達國家中，絕大部分在自身政府管理上，都形成了兩個相對獨立且彼此分離的政策性領域。其中，一個領域是產業部門，另一個領域是國民經濟。按理說，政策焦點原本應該屬于宏觀理論上的國民經濟管理，但實際上，卻是偏向于單個且微觀的產業部門的。針對這一點，行政部門之間的一系列活動體現得較為顯著。以行政部門之間的內部或外部妥協，以及行政部門與其他利益集團的利益爭奪為例。這便是美國現行寡頭政治最核心的特點，正是由于行政部門之間的相互作用和彼此牽制，反而阻礙了代表大部分人利益的貿易優化政策的實施。在政治經濟的發展進程中，就各大產業而言，其反對外國進行貿易競爭保護的具體程度和高低，可以切實利用經濟計量這一科學合理的方法進行分析和判斷。針對這一方面，已經有了大量的文獻資料和研究試驗。同時，這些豐富的文獻和研究也為貿易政策中保護性政治經濟學奠定了堅實可靠的理論基礎。
四、結束語
政治經濟學(PoliticalEconomy)是一門古老的學科,其研究的對象是經濟與政治的互動關系,即政治社會關系對經濟的影響,以及經濟運行與發展對社會政治的影響。
經濟活動不僅在國內具有政治意義,經濟活動一旦跨越國界也就有了國際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義?？鐕慕洕顒右艿狡渌鳈鄧业恼谓Y構以及由這種政治結構產生的經濟體制的影響,因為它影響到其他主權國家內社會力量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國際經濟的運行和利益分配還影響國家間的實力對比和權力關系,這種實力對比對主權國家在國際政治中的權力位勢產生重大影響,因為經濟聯系產生的權力關系限制了國家的自由性;反過來,國家間的權力關系也影響著世界經濟運行體制和國際經濟成果在國家間的分配(甚至包括國家內部的分配關系)。對這種國際間的政治經濟現象的系統研究構成了國際政治經濟學(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內容。如果更進一步的分析,世界經濟對各國的影響,不僅局限于國家關系層面,它對各民族內部的社會政治和經濟都會產生重大影響;同時,民族國家原有的經濟政治結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也會產生強烈的抵觸、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響,或對其進行“揚長避短”。這實質是一種世界政治經濟現象。因此,近來人們把國際政治經濟學又稱為“全球政治經濟學”(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興起產生于這樣的歷史背景:上世紀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頓森林體系出現嚴重危機,國際貨幣危機頻繁發生,世界經濟出現停滯,保護主義再次在西方發達國家抬頭;許多學者開始擔憂,世界是否會再次出現類似20世紀30年代所發生的由于世界經濟秩序混亂,各國為爭奪市場,解決國內經濟危機而出現的國際政治沖突。國際政治與經濟互動關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學者的關注。一些西方學者希望通過研究國際政治和經濟的互動關系,研究國際經濟的新變化,研究世界經濟史中由于經濟危機導致的政治沖突等諸方面問題,為國際制度建設與國際秩序的變革尋求政治上的答案。這些研究符合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原則,而且把研究的焦點放在了國際政治與經濟的互動關系上,是一種真正意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對于這些20世紀后期興起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如果從認識論的角度來劃分,它們大體可以分兩類:經驗實證主義/還原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與歷史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②
一、經驗實證主義方法論下的理論
經驗實證主義在哲學中是指應用歷史經驗來證明假定與理論的正確性和精確性。在社會科學的任何領域內,假定與理論都需要從歷史的經驗中得到證明,都需要實證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經驗實證主義把歷史的經驗絕對化與教條化,并以此來推導和預測未來,把社會與歷史的發展還原為一種舊的歷史經驗與經歷。這種方法論下的理論往往帶有一定宿命論和歷史還原論的色彩。這種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當中,但一些具有傾向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也在一定程度上運用這種方法。
西方主流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主要體現在這兩種理論上:霸權穩定理論和自由制度主義理論。這兩種理論首先各自把國際政治的一些假定運用于國際經濟所依賴的政治關系的研究,然后運用西方現代經濟學的一些理論如公共選擇理論、公共商品理論、博弈論來說明國際經濟運行規律,以及國際經濟對國際政治的影響。自由制度主義和霸權穩定理論的不同之處在于:自由制度主義理論強調通過制度的設計和維護,國家仍可以維持經濟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權穩定理論強調國際權力結構是決定國際經濟合作是否導致政治沖突的關鍵。但這兩種理論共同特點是都帶有強烈的經驗實證主義。
1 現實主義的霸權穩定理論
霸權穩定論最初是由美國經濟學家金德爾伯格首先提出的,后來經過吉爾平、斯蒂芬·克拉斯納等人的擴充與修改。③其理論的核心內容是:一個開放和自由世界經濟需要有一個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強國,霸權的衰落必然導致自由開放的國際經濟體系的削弱與瓦解。這種理論把國際政治的假定作為國際經濟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礎,認為國際經濟處于一種沖突的國際政治的環境之中,在這種環境下,要建立和維持一個自由開放的國際經濟體制,必須有一個信奉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霸權國存在。
霸權穩定論的作者的依據是現代經濟學中的“公共/集體商品”理論。所謂“公共/集體商品”就是一種人人都可以消費的商品,而且一個消費時不影響其他潛在的消費者消費。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費這種商品而無需付費,這種商品往往供應不足,除非經濟利益促使某個經濟主體愿意為這種商品承擔較大份額的費用,或者某個機構(如政府部門)迫使消費者為這種商品付費。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中,這個機構就是霸權國家。
霸權穩定論認為,開放自由的國際經濟體制(開放的國際貿易體制和穩定的國際貨幣體制)就是一種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納的話來說,它是在“特定的問題領域內,經濟行為體的期望所共同關注的那些原則、規章條例和決策程序”④。霸權國利用自己的優勢地位和影響力建立這種國際經濟體制,以確定各國的行為規范,防止欺詐和損人利己,分攤成本,抑制經濟民族主義,從而達到限制沖突,維持秩序的目的。霸權國建立維持這種體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強大的軍事、經濟實力和政治與意識形態的感召力。但是,霸權穩定論者相信市場經濟本身具有的擴散財富的功能,或者說是經濟發展的后來者利用后發優勢以更快的速度發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費搭車的特點獲得更快發展,從而改變了原來的國際權力分配的格局。霸權國的實力衰落使得霸權國不再愿意維護這種“公共商品”,出于國際政治的現實考慮(運用了現實主義的假定)而采用經濟民族主義的保護政策以保護自己的權力地位。因此,國際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終瓦解。國際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制的瓦解又導致各國間爭奪財富的政治沖突,甚至戰爭。
霸權穩定論者認為,國際政治經濟關系就是這種必然的霸權穩定與衰落的循環往復,不論技術水平的發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關系的強弱都不會改變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這種特點。因此,這種理論具有一種宿命論的成分。這種理論是建立在對19世紀以來英國霸權興衰的經驗基礎上的,并且結合美國從二戰結束到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經歷加以實證。不論是政治現實主義的各種假定,還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種假定都充斥著經驗實證主義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義理論
羅伯特·基歐漢是自由制度主義理論的首創者也是這一理論最有影響的學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權之后》一書中,基歐漢首次較系統地闡述了自由制度主義的思想?；鶜W漢認為,國際制度是世界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體制是一個處于國際權力關系與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之間的中間變量或干預變量,它可以由霸權國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獨立的功能,即可以促進世界經濟的有效運作,減少動蕩,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確定性,防止市場失靈和欺詐,因為國際體制中的規范、規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對國家的行為施加影響,另外,國際體制的存在可以使國家從中預見到自己的利益實現的可能性和其他國家行為的可能性?；鶜W漢強調,即使國家是一個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個無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沒有霸權的存在,由于國際體制的存在,它們也能進行合作。因為相比較一個沒有國際體制的秩序而言,盡管國際體制存在著一定的不足與缺陷,卻仍能相對促進國家利益。⑤
基歐漢在他的理論中沒有排斥國際政治現實主義的假定,如無政府的國際結構、國家是國際主要行為體、理性行為體。但是,基歐漢同時對其中的國家利益與理性的假定進行了一定的修正,強調國家利益應是具體的,如財富的絕對增加,淡化了國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強調相互依存對國家利益實現的作用;認為理性不應該是現實主義對利益的絕對追求,而是一種既定條件下的相對滿足。他認為,如果一個國際體制下具有促進各國福利的功能(增加絕對收益),國家可以通過理性的比較選擇合作。因為沒有體制的世界經濟可能充斥著更大的不確定、動蕩和欺詐,建立新的體制可能成本過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歐漢的這種理論后來又得到其他一些學者的支持與補充,如阿瑟·斯坦、查爾斯·利普森、羅伯特·阿克塞爾羅德、海倫·米爾納、當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與現實主義的霸權理論的方法一致的,堅持了現實主義的主要假定基礎上,強調的是固定不變的人性、不變的思維理性,所選取的歷史資料也是歷史時期的某個片段,如戰后世界經濟的一個領域或階段,如貨幣領域和能源領域;并且把這種經驗絕對化,作為預測未來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準繩,認為國際體制在人們的這種工具理性的學習與選擇下仍然會繼續延續與發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權穩定理論一樣,在方法論仍是一種經驗實證主義的。但在歷史觀上它卻有某種進化主義色彩。但這種進化主義依以理性人的假設為基礎,認為理性的人通過利弊比較(或者說工具性學習)可以創造和維持一種促進合作的國際體制,只要這種體制可以促進各國的福利(或安全),對所有人/國家都有利。這種進化主義帶有一種功能主義的色彩,以結果來解釋原因,仍然帶有強烈的“后此謬誤”(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這種進化主義沒有從根本上擺脫還原論,因為它的進化動因仍可以歸結為一種不變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體系論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是世界體系論最系統、最有影響的闡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現代世界體系》和《世界資本主義的興起和未來的滅亡》是其世界體系理論經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認為,作為一種世界體系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16、17世紀自西北歐出現以來,逐步擴展到全球范圍,在這一過程中一直呈現出一種周期性的發展模式,盡管出現過霸權國家興衰(如荷蘭、英國、美國)和經濟中心地理變化(從原來只限西北歐轉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內的北半球),但其內在的本質沒有發生變化,即這種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內形成的生產分工體系(中心與外圍)、均勢的國家體系和意識形態是維持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
沃勒斯坦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內就是一種整體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產者提供工業品,它的優勢在生產中以比較優勢體現出來的低成本,外圍生產者提供原材料,它的優勢是強迫勞動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中,多邊的國際政治均勢體系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上并構成支持資本主義世界生產關系的基本政治結構。在世界經濟的中心地區國家和準邊緣國家以及準外圍國家都在從世界經濟中謀求積累。這就形成了世界范圍內不同國家的政治經濟競爭。各類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獲取經濟剩余取決于:國家的政治軍事實力和在世界競爭市場有效競爭的能力。通過這種市場交換與政治強制,核心國家比邊緣國家從世界經濟中獲取了更大的經濟積累,并決定了各類國家在世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與依附的關系。另外,多邊的均勢體系使得無一核心國家能以一個世界帝國形式獨占世界經濟的剩余利潤。因為中心國家之間(也包括各類國家之間)存在著為積累的爭奪,它們力圖通過各種政治經濟的戰略使自己成為利潤最大化的地區,促進資本向著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動,這既為技術的全球擴散提供了新的機會,也防止了某一國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經濟,并從中獲取壟斷性的積累。這樣,中心國家間的均勢努力阻止了單一國家利用壓倒優勢的政治權威(世界帝國)來改變世界資本主義原有的生產和交換方式,這又維持和發展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沃勒斯坦看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還產生了一種文化,這種文化不僅為不公正的資本主義辯護,而且塑造了這一體系內所有人的思維,維護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因此,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由于經濟分工、政治統治和文化影響功能不斷得到了維護與發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盡管運用了歷史唯物論來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但他的方法論中仍然存在著經驗實證主義的成分。因為他把16、17世紀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結構絕對化了,并且通過對歷史的研究來否定資本主義內在變化的可能性。這使人在其理論中看到這樣一種邏輯:16、17世紀建立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盡管其中存在著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維護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這一體系內的社會主義運動無法撼動這一體系,反而客觀上起加強這一體系的作用;資本主義體系最終的滅亡只有等到它發展到最成熟時,其內在矛盾積累到最大時,由于突然的危機被一種“歷史的社會主義”取代。沃勒斯坦也談歷史的發展,但他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認識卻是一種經驗主義永恒論,認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自16、17世紀以后的變化、發展都是一種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最初形態的還原,因而過分地關注維護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對資本主義最終被社會主義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對人在創造世界中的主體性的分析。
二、歷史主義方法論下的理論
歷史主義方法論強調對事物、事件、現象的研究應根據其產生的歷史條件,從其發生和發展的過程中進行辯證地考查,歷史的變化與發展不是一種還原式的歷史循環,而是一種發展的進化論。歷史主義研究方法反對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變的因素(如不變的人性和固定的社會結構)來研究社會事物與現象,強調歷史發展的不可逆轉性和繼承性。歷史主義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會時更多的是注重歷時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經驗實證主義那樣專注于共時性(synchronic)的因素。這種方法論在本體論上強調人是社會本體的塑造者,人對社會本體的塑造是歷史的具體的。這種理論一般對歷史的發展懷有某種不可知論的成分。認為,歷史是人的實踐的具體產物,歷史發展有趨勢性,但歷史發展的具體結果需要由后人的具體實踐來創造,前人無法事先預見。在西方國際經濟學中,羅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論就是這樣一種典型的歷史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他的《生產、權力與世界秩序》是這一方法論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作。與考克斯同一流派的還有斯蒂芬·基爾(StephenGill)和戴維·勞(DavidLaw),基爾與勞所寫的《全球政治經濟學》(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這一方法論的著作。另外,英國學者蘇珊·斯特蘭奇(SusanStrange)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也具有一定程度的這種方法論特征。
1 考克斯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考克斯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主要建立在這樣的論述上:不同的國際生產組織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會生產關系,這種社會生產關系體現著一定的社會權力關系,這種權力關系不僅塑造了不同的國家形態、國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時,也產生著經濟、政治與社會矛盾,人通過反思這些矛盾,創造著新社會生產組織方式、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
具體地說,考克斯提出影響人的行為三種力量是:物質能力、意識和制度;這三種力量構成的歷史結構決定著生產、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在某種歷史結構下,“生產組織的變化產生了新的社會力量,它們反過來影響國家結構的變化;國家結構的整體性變化改變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權世界秩序又可以影響國家的形態,國家形態的變化影響國內的生產組織的變化。⑨考克斯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法,認為生產組織形式是社會力量(階級)產生的基礎,也是其他一些人類活動的基礎;生產產生的社會生產關系決定著國家的社會基礎;國家形式是由社會生產關系有機決定的,是社會生產關系形成的特定“歷史集團”的產物;但國家的形態還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形成后,國家的生產是與世界生產聯系在一起的,國家的社會生產關系處于世界性的等級式社會生產關系之中,國家的形態也受世界秩序的影響。這樣,國家的形態處于國內外社會生產關系的雙重歷史的、具體的建構之下。這樣,國家的利益和對外行為就被歷史具體地塑造了。這種塑造的基礎仍是特定的生產組織方式。世界秩序根據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經濟與國際政治體系。霸權的世界秩序是霸權國(如歷史上的英國與美國)把本國的生產組織形式推廣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認同的產物,也是其他國家的生產組織形式(通過國家這個中介)效法與服從這種生產組織形式的狀態。非霸權世界秩序是各大國為使自己的生產組織形式成為世界主要形式進行競爭的秩序(兩戰期間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從根本上說,也是生產組織形式的產物,是生產組織形式產生的權力的產物。⑩
這種世界政治經濟的分析是實踐本體論在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研究中的具體體現。生產、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實踐的產物,不存在外在的給定性。物質力量、意識與制度是決定生產、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的歷史框架,這三種因素都是在人實踐過程中變化的。變化的動力來自于生產過程產生的矛盾。這種矛盾最終會導致生產、國家和世界秩序的變化。在考克斯看來,霸權秩序只是這種社會永恒發展下的暫時的社會平衡,它的社會交往模式和人類的思維和行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隨著社會的發展,原來的平衡會逐步打破。各階級會從矛盾與沖突中進行反思,創造出新制度(社會運行規則)。這又會導致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的新變化。這種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維,而是一種建立在批判基礎上的創造性心智活動。有機知識分子的主觀創造是一切社會變革的前提。通過有機知識分子的主觀創造(思想)來教育大眾形成一種普遍主觀共識是建構新的歷史結構的基礎。這里,考克斯繼承了葛蘭西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強調社會的變革不僅僅是經濟矛盾下的產物,物質關系的變化并不能導致社會秩序的變化,只有對人的主觀進行教化,改變人的主觀,形成一種集體的共同意識,才可能促進社會的變革。但這種變革不是宿命性,存在著多種可能性。
這樣,考克斯沒有用一種抽象不變的人性和結構來解釋世界政治經濟關系,更重要的是他關注世界的變化以及變化的動因,關注歷史在過去是如何變化,并通過分析歷史是如何變化的來觀察未來的變化。并且他對這種變化的分析不帶宿命論和目的論的成份,而是強調歷史變化的多種可能性,強調世界政治經濟的變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觀努力。
2 斯特蘭奇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英國學者斯特蘭奇建立了一種結構性權力框架的模式對市場與國家互動關系進行分析。她指出:結構性權力決定著世界經濟(生產、交換與分配)如何運行,而且在這種結構性權力下的世界經濟內在地體現著某種政治———“財富、秩序、自由和正義”四種價值的分配和“風險與收益”的分配,從而在世界經濟運行中“誰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類的政治問題有了結果。即權力結構決定著世界經濟,經濟體制中體現出政治。
斯特蘭奇認為,決定經濟體制的是權力,權力決定了各種國內和國際的經濟體制中四大價值觀的不同分配比例;權力決定市場運行和環境。但她強調,決定經濟體制的價值分配與成本、收益、機會和風險的分配的權力是一種結構性權力。這種結構性權力構成和決定全球各種政治經濟結構的權力,是決定辦事方法的權力,建構國家與國家、國家與人民、國家與企業關系框架的權力。結構性權力是通過對安全控制,對生產的控制,對信念的控制和對知識、信仰與思想的控制而獲得。斯特蘭奇把這四個文獻產生出來的權力綜合成決定國際經濟的結構性權力。 從對結構性權力構成的四個基礎的分析看,斯特蘭奇強調這四種結構是相互依賴的,彼此互為基礎(彼此并列,沒有一個處于優先的地位),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才構成了結構性權力。
斯特蘭奇的這種結構性權力分析框架充滿著實踐本體論的色彩。在斯特蘭奇的理論中,正是掌握結構性權力的主體(人、階級、或國家),把自己的利益訴求轉化為一種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種經濟體制,從而決定市場的成本、風險的分配,決定市場運作過程中各種價值的分配。因為結構性權力的主體可以通過強制的力量來維持穩定,可以通過控制生產的權力來決定生產的組織與分配,可以通過控制著信貸的創造與發放來抵制或促進經濟的發展,可以通過思想與知識控制和傳播加強強制力量,決定如何生產、生產什么,加強金融權力,誘導人們去認同現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國際政治經濟安排是人實踐的產物。
建立在實踐本體論基礎下的斯特蘭奇理論有歷史主義色彩。因為結構性權力主體歷史、具體地塑造的國際政治經濟體制,或者說國際政治經濟體制,是由社會歷史地、具體地建構,而不是可以還原的。但由于斯特蘭奇沒有深入探究四種結構之間內在的相互關系,盡管她也強調國際關系理論應該關注國際體系的變化,這導致她的理論沒有對國際體系變化的動因進行深入的解釋。雖然在后來斯特蘭奇把國家、市場和技術視為結構性權力變化以及國際政治經濟體系變化的三個決定因素, 但同樣也沒有深入分析國家形態、市場和技術是怎樣變化與發展的,以及什么是動因促使它們的變化與發展,而只是說明了這三個因素如何共同影響與決定安全結構、生產結構、金融結構與知識結構的變化。這一點使得斯特蘭奇理論中的歷史主義方法論帶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蘭奇的理論說成是“似乎假設了一種社會永恒運動,但沒有找到向前推動的驅動力”的理論。 這一點上斯特蘭奇的理論不如考克斯的理論具有徹底的歷史主義性和實踐本體的特點。
三、結 語
以上以方法論標準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理論進行了概述,但這里必須強調,經驗實證主義和歷史主義的方法論在上述西方現代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的著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學者如吉爾平和斯特蘭奇強調他/她的理論是用一種折中的方法研究國際政治經濟關系或其中的一些問題。這說明,他們都認識到用某一種方法論來研究國際/全球政治經濟關系都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它們只能適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兩種方法論彼此互補與折中,來更深入地研究國際/全球政治經濟關系。斯特蘭奇就說,“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規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與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間,無所謂正確與謬誤之分”?！皣H政治經濟學研究,如同國際關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樣,可以兼容這兩種方法”。 的確,在吉爾平這樣的現實主義霸權穩定理論中也能發現一些歷史主義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蘭奇的理論中也能找到經驗實證的成分,只是他們的理論在整體上更典型地體現出經驗實證主義和歷史主義而已。
注 釋:
①這可以從美國學者羅伯特·吉爾平(RobertGilpin)把他近來研究國際范圍的政治經濟學著作(2001年)取名為“全球政治經濟學”中體現出來,1987年吉爾平將其研究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著作命名為“國際關系的政治經濟學”。吉爾平的這兩本著作: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GlobalPoliticalEconomy,PrincetonUniversi tyPress,2001
②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還有另一種分類,即以意識形態來分類,分為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從這一角度來概述國際政治經濟學可參見李濱、姚鴻《民族主義·自由主義·馬克思: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流派、學術淵源與當代代表》,《歐洲》1999年第5期。
③我在敘述霸權穩定論時主要依據的是Gilpin,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pter3和GlobalPoliticalE conomy,chapter4中的相關內容。
④這一定義來自克拉斯納,見StephenKrasner,InternationalRegime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3,p 2
⑤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
⑥這些人物的有關著述詳見大衛·鮑德溫《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肖歡容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⑦關于基歐漢的新制度自由主義的這種進化主義及其特征的分析詳見AndresHasencleveretal ,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gime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p 39-41
⑧這里作者所用的沃勒斯坦的著作是:現代世界體系(一至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歷史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ImmanuelWallerstein,“TheRiseandFutureDemiseoftheWorldCapitalistSystem”,inImmanuel Wallersteined ,TheCapitalistWorldEconom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
⑨RobertCox,“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inRobertKeohaneed ,NeorealismandItsCr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 220
⑩以上考克斯理論闡述主要依據下列考克斯的論著:“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op cit;andProduction,PowerandWorldOrder,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7
11. SusanStrange:StateandMarket,London:PrinterPublishers,1994(2nded ),pp 23-42
12.StateandMarket,pp 23-32
隨著全球體系的加速形成，興起于 20世紀 70年代西歐和美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IPE)，日漸成為學界所關注的一個重要領域。從理論和方法論角度而言，國際政治經濟學主要形成了三大流派以及若干核心原理，包括 自由主義與相互依存理論 、現實主義與霸權穩定理論 以及激進主義與世界體系理論。國際政治經濟化與國際經濟政治化的日益明顯和相互滲透，為國際政治經濟學提供了更加豐富的研究素材和新穎的思維視角，也昭示著其已經步入新的變革時期。
一、 自由主義與相互依存論
自由主義強調市場對國家的決定性和強制性，其觀點承襲了西方主流經濟學和政治學的理想主義傳統。自由主義把國際關系的發展看作是一部市場進化的歷史，當今世界體系是由全球性的現代化所塑造，并有賴于三種力量 的推進：一是經濟力量，即開發市場、利用新資源的能力；二是技術力量，如通訊、運輸 、制造手段的革新；三是組織力量，即管理經濟活動的方式。靈活應對主要由上述三種力量推動的市場化構成了國家生活的主要內容~13(P14)。國家間穩定的貿易與經濟交流、深化的相互依存關系以及由此凝結的互惠紐帶，有助于鞏固和發展國家問的合作關系，從而成為培植國際和平的源泉之一 。對此，相互依存理論(interdependence theory)從民族國家與全球市場的權能關系角度 ，給出了學理推斷和說明，其也成為自由主義中最重要的分支理論之一。
相互依存理論認為國家間的經濟依賴狀態是一種客觀情形 ，各類國際行為主體(國家、國際組織與跨國公司等)活動的終極 目的是促進全球資源配置的均衡化和效用最大化，實現全球福利的普世化 ，從而為國際和平提供一種功能性的保 障。為此 ，必須限制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充分發揮市場作用，從而強化 國際經濟關系的正向博弈功能，使各類國際行為主體通過合作關系的不斷推進而共享利益，以推動國際經濟體向均衡化發展。經 由相互依存的組織網絡形成的技術上合作、行為上共處的國際體系，為更多的使用非政治方式和非軍事手段來解決國際沖突提供了必要條件。
很多學者的研究證實，相互依存狀態并不必然地意味著國際行為主體問的合作一定就是平等互利和非零和的關系。由此，羅伯特 ·基歐漢(Rob一ert 0．Keohane)和約瑟夫 ·奈(Joseph S．Nye)提出了復合相互依存理論(complex interdependenctheory)。該理論的創新之處是引入了成本一收益分析法，指出相互依存關系包含著代價，而事先指明某種關系的收益會大于代價不太可能。這取決于國際行為主體對自身價值和依存性質的判定[2(P14)。很多學者注意到，相互依存關系的達成及其程度受到交往單元的數量與損失程度兩大變量的迭加作用和影響，致使依存關系中權力的來源更加復雜，形成所謂的敏感性 (sensitivity)和脆 弱性(vulnerability)，依存 的雙方或多方只有相對受益(relative gains)和相對受損(relative loses)。換言之，國際社會中的相互依存關系大多是非對稱的從而造就了國家間的競爭與合作。相互依存關系的遞進與發展 ，非但沒有弱化國家的政治權威 ，反而是相互依存的非對稱性所特有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為國家新的政治權力提供了來源與動力。為此國家間必須保持適度交流(以不引起對方感到威脅為底限)，以減少相互依存中的對立因素并使之趨近于對稱，從而強化由此派生的國際協調與國際合作的基礎，即國際制度 (international regimes)，使之成為調節和控制國家間關系的一般性制度安排C33(P320—324)。
二、現實主義與霸權 穩定論
現實主義源于重商主義和德國歷史學派?，F實主義認為國家是政治經濟問題的中心，市場依賴于國家的存在。馬克斯 ·韋伯(Max Weber)認為重商主義意味著現代 國家的形成 以及資本主義的贏利經營轉移到政治上(4](P370—375，727)。弗雷德里克 ·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生產力理論”認為 ，權力較之財富更重要，并決定著國家的主權獨立和財富保持C5)(P46—47)。國家應大力發展新型工業和貿易，并依賴保護主義手段確保本國的工業競爭力。
現實主義從國家中心論出發，對內強調干預主義，對外主張保護主義，并認為政治權力框架決定經濟利益分配。民族經濟的發展與國家財富的增長依賴于國家“為尋求權力而斗爭”的能力。本質上，國際經濟關系是相互沖突的，世界經濟競爭的零和博弈特性，凸顯國家安全和軍事力量對國家生存與發展的決定性。競爭作為國際交往的一種常態 ，意味著增強自身優勢和削弱競爭對手。霸權穩定理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尤為明顯地體現了現實主義的訴求和預期。
霸權穩定論主張由單一的霸權 國家主導國際體系，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創立結構和秩序，以便規避無政府狀態(anarchy)下國際體系的失序風險。羅伯特 ·吉爾平 (Robert Gilpin)從基本力量模式(crude basic force mode1)角度，給出了霸權國家確立的三大標識：一是形成以霸權國家為中心的經濟勢力范圍；二是建立以霸權國家為核心的金融貨幣權勢；三是霸權國家具有適應全球經濟變化的超凡能力。從公共產品(public goods)角度而言霸權國家所提供的諸如自由開放的國際貿易制度穩定的國際金融體系以及國際政治和安全機制等雖然體現了霸權國家的意志和夙愿，成為鞏固霸權國家權力和地位的重要工具，但也有益于體系內的成員國。因此，霸權也被認為是維持無政府狀態下國際體系穩定與和平的一項條件。
霸權穩定論突出了政治結構變動對 國際經濟秩序的影響，它尤為關注國家體系以及國際政治關系在組織和管理世界經濟中的作用，并視國家安全和政治利益為首要目標?；趯Π詸鄳馉幱绕涫鞘澜缯巫兏锏南到y研究，羅伯特 ·吉爾平從因果機制(causal mechanism)角度闡明了霸權 與國際體系的關系 ，并指出了統治或控制國際體系的三種途徑：一是國際體系中政治聯盟 間的權力分配，從形式上有單一結構的帝國主義或霸權主義、二元結構的冷戰體系，以及多元結構的均勢體系；二是國家間威望的不 同層次 ，威望 (prestige)就是實力尤其是軍事實力的聲望，并 由此決定哪些國家實際上統治國際體系；三是國家間互動的一系列權利和規則—— 國際條約，其所依據的是居于支配地位的集團或國家的權力和利益 ，有學者稱之為“統治者實踐的模型”[6](P35--42)。
現實主義認為，霸權 國家塑造和維持國際體系穩定與和平的基礎是其強大的生產能力所帶來 的“經濟剩余”。這種“經濟剩余”會因邊際收益遞減法則和經濟結構的“軟性化”而趨減，從而導致霸權國家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能力和意欲逐漸減弱，以致其所確立的國際體制最終歸于瓦解，國際社會再度進入失序狀態?？梢?，由唯一主體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很不穩定。由此 ，羅伯特 ·基歐漢提出了霸權后合作理論。通過增加維持秩序的主權 國家的數量來分散負擔國際公共產品，交涉形態的多元化有利于有關國家協調立場，從利害關系的連續微調中達成利益一致，從而實現國際體系的結構性穩定。
三、激進主義與 世界體系論
激進主義的最大創見是立足于世界政治經濟的邊緣地帶(第三世界)而非核心地區(發達國家)從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后果角度來探究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的互動演化[7](P54)。激進主義認 為從本質上國家間關系是一種國家與國家社會力量間的關系。世界體系中占統治地位的社會力量(核心地區與其統治力量)，只要可能總是要對世界進行政治、經濟和精神的改造。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從本質上就是一種剝削關系。擺脫與發達國家的依附關系，最終實現發展中國家的非殖民化和現代化 ，成為激進主義的一項核心命題。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 theory)是其 中一支較為典型和發展相對較快的學說。
世界體系論主張對近代以來的世界歷史和社會變革展 開長時段 (1ong term)和大范 圍(1argscale)的研究，以充分顯現世界體系的“社會時間”和“地理空間”特質。伊曼紐爾 ·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認 為，世界體 系是一個 由政治、經濟和文明三維組成的實體，它具有單一的勞動分工和多元文化，而非一維的“國家”和“社會”。世界體系中政治單位間的聯系圍繞經濟利益分配展開。次序地呈現出中心(center)、準邊緣(semiperiphery)和邊緣(periphery)三級結構，并最終被政治安排和文明認 同所強化[8](P462—470)。
世界體系論的一項假說認為，資產階級必定利用其主宰物質生產過程的巨大優勢來統治世界，并通過建立某種制度來保證這種統治，不符合這種制度安排的國家將受到打壓。由于國家間政治經濟關系受制于某種世界性的生產方式，只要介入這一過程的國家都存在相互作用和影響。在生產方式中居于主導地位的霸權國家必然對國家問的政治關系發揮著領導作用，因而存在外圍或非中心國家的挑戰以及中心結構 內部霸權與挑戰霸權的斗爭E9；(P5—1 3)。世界體系論的最大貢獻是對霸權的興起和衰落，即國際體系在單一中心霸權和多中心力量平衡間的波動周期及其規律的系統研究。喬治·莫德爾斯基(George Modelski)提出一個循環序列(103(P229—230)：第一階段，嚴重政治沖突(全球戰爭)時期，國家對秩序的期望很高，卻很難實現 ；第二階段，世界秩序(世界權力)初創時期 ，國家仍然對秩序的期望很高，這種秩序實為霸權的產物；第三階段，霸權合法性減退 (hegemonic delegitimization)時期，國家對秩序的期望讓位于各種安全范式 ；第四階段，權力分散(deconcentration)時期 ，國家對秩序的期望及其有效性(availability of order)都降至最低點。這種循環序列構成了世界政治的一個霸權周期，即長波周期(一般為 100年)。
對于世界政治 中權力“集中”(concentration) 和“擴散”(diffusion)的波動周期，伊曼紐爾 ·沃勒斯坦從世界體系的運行動力角度給出了分析和解釋。他認為世界體系中存在兩個范疇的運動：一是階級范疇的運動，即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立和抗爭，其動力是資本積累；二是地理范疇的運動，即核心地區和邊緣地帶的依附與對立，其動力是不等價交換El1](P80—81)。從構成中心和邊緣關系的主要層面而言，雙方的結構和地位經由一定條件的催生可以互相轉化換言之，中心和邊緣并非一成不變的，核 fl，地區會 出現停滯并淪為邊緣地帶；邊緣地帶也可能上升為核心地區或準邊緣地區。所謂“一定條件”，主要是三種類型的跨邊界交換 ：一是經濟交換(商品、勞動力、資本流動等)；二是政治交換 (戰爭、侵略、精英聯盟等)；三是文化交換(信息、規范、意識形態、宗教等)。上述三種交換的結果， 并不意味著必然會形成一個單一的集合體，但從 中心化或邊緣化中出現的經濟兩極化必然會伴有政治兩極化，即核心地區成為強 國，邊緣地帶淪為弱國，從而形成了帝國主義的霸權。
四、結 語
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在全球體系中的相互作用和影響 ，從本質上反映了國家權力與世界市場之問的關系，這種關系又直接表現為各種類型的國際行為主體在國際事務中的協調和博弈。由于直面國際關系現實問題，國際政治經濟學迅速發展起來 ，建立了一套系統的概念和假說，產生了一批影響深遠的學說。目前流行于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領域的是大量 的個案研究 (case—studies或 issue—studies)[12](P178—179)。這反映出，國際政治經濟學雖然突破了傳統政治學與經濟學的學科分野，而且日益融會了兩大學科的基本原理，但其仍然受限于理性主義(rationality method)的分析框架。這導致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主要流派長于解釋 國際行為主體在給定結構下的行為選擇以及系統的維持，而不長于解釋結構的變化和系統的更新①，由此從分析方法和分析語言上預留了巨大的延展空間。國際政治經濟學不妨借鑒建構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引入作為解釋結構變化 和系統更新 的新變量 ，比如身份認同(identity)等概念 ，以便增強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學科重釋性和問題 回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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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0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913X（2012）07-0028-02
一、核心框架
本書的內容圍繞著經濟史上的結構與變遷展開，“‘結構’涉及制度框架，‘變遷’涉及在一段時間里制度的設立、更改或破壞。”諾思認為，為了彌補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不足，需要人口變遷理論、知識存量增長理論以及制度理論，其中制度變遷理論是本書的研究重點。該理論包含三大理論基石：國家理論、產權理論、意識形態理論。
作者將國家定義為“在行使暴力上有比較利益的組織”，因而處于界定和行使產權的地位。 國家規定著產權結構，對產權結構的效率負責，而產權結構的效率決定了經濟的增長、停滯或衰退。諾思認為契約論、掠奪論都是不全面的，他用暴力解釋國家：國家可以以其暴力上的比較優勢規定產權組織形式，潛在地利用暴力來實現對資源的控制。
根據有關經濟組織的分析，作者認為，經濟的實績取決于其組織結構；經濟的組織結構影響交易費用。這里所謂的經濟組織安排，就是通常所說的產權形式。不同的產權形式對經濟實績有著深刻的影響?，F代經濟最基本的組織形式是市場與企業、產權制度與市場、交易成本、組織密不可分。市場交換需要產權制度，否則交換不能進行；市場交換存在交易成本，市場交易必須有使交易成為可能的基礎，那就是一套復雜的法律結構及其實施，即需要一套產權制度。產權理論與國家理論關系緊密，產權的創建和實施又與國家相關。諾思指出，國家有著不完全一致的雙重目標：由于稀缺性和競爭的存在，更有效率的組織形式將替代無效率的組織形式，但如果有效率的組織形式損害了統治者的利益，那么相對無效率的組織形式將存在下來。借助國家理論，諾思解釋了無效率的組織形式、不好的產權制度得以存在的原因。
在諾思看來，國家在制定和變革制度方面是受到兩方面制約的：一是政治市場的競爭；二是交易費用。但是交易費用與收益的計算并不能解釋一切制度的穩定與變遷，“歷史上的變革和穩定性，需要有一種關于意識形態的理論來解釋同新古典理論關于個人主義合理算計相背離的那些情況”。國家作為產權的界定、保護和變革者，所提供的產權制度需要人們相應的意識形態才能得以維護，“成功的意識形態必須是靈活的，以便能贏得新團體的忠誠，或隨著外部條件變化也得到老團體的忠誠?！眹铱梢酝ㄟ^對意識形態的投資，使人們理解、支持制度變革，使制度變遷順利，降低變遷成本，抑制“搭便車”行為，使制度變遷的成本內存化，從而節約變遷成本。
上述背景條件構成了作者的理論基礎，經濟環境的變化（如資源條件的變化、 相對價格的變化等）構成了推動產權變動的力量，產權變動向著減少制度費用的方向發展，政府依靠其暴力上的比較優勢在其自身動機的約束下確認并執行有效產權，意識形態上的變革有助于降低經濟組織成本，上述過程有效的解釋了制度變遷的機制。
本文將著重探討在1990年以后的全球化時期，本書所提出的制度理論對于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解釋力。
二、全球化時期國際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主要問題
全球化時期，國際政治經濟學有一個不變的“核心議題”，即國際政治經濟學最終是要研究經濟的全球化與仍然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國際政治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沖突，以及研究如何管理和解決這些結構性矛盾和沖突的問題。
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蘇聯解體，全球化掀起又一浪潮，國際經濟和國內政治之間的聯系明顯增強，這一時期的全球化呈現出一些明顯的特征：首先，在經濟方面，以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等為代表的全球多邊經濟組織努力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各種區域經濟組織不斷產生，一體化程度不斷深化。第二，各民族國家之間的競爭與合作，不僅在貿易方面有所拓展，在環境、疾病和公共健康（最典型的案例包括SARS和AIDS），和洗錢等方面的國際問題也凸顯出來，這些政府無法控制的問題是需要通過國際機制和全球治理來解決的。第三，全球化產生了國際關系領域的開放經濟政治問題，國際體系經濟權力的分布也發生很大改變，除了發達國家通過國際機制進一步確保統一的開放市場之外，游離在全球經濟體系之外的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也紛紛提出了加入這一體系的要求。同時，參與全球化體系的主體從民族國家拓展到跨國公司和利益集團。
針對這樣的趨勢，國際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主要問題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國際政治經濟學90年代后最大的成果是借用經濟學理論研究不同行為主體的經濟利益如何影響其政策選擇。很多學者已逐步走出國家與市場兩分法、國內層次與國際層次相互割裂的狹隘研究視角，在國家、市場維度之外納入“社會維度”，同時打通國際與國內層次。國際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主要問題由“國家——市場”轉變為：“國家——市場——社會”。在新添加的社會層次上，最重要的是要研究社會集團，特別是私人利益集團與公共利益集團的作用。下圖能夠較為全面地概括1990年以后的全球化時期國際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主要問題：國際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主要問題包括國家、市場、社會三個層面，在國內層次中分別以國家、企業、國內利益集團為主體，在國際層次中分別以民族國家、跨國公司、國際組織（包括政府間國際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為主體，同時，國內層次與國際層次相互交織，界線越來越模糊。
三、結論
根據以上的綜合分析，筆者認為諾思的制度理論對于解釋全球化時期（1990年至今）國際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主要問題具有可借鑒之處，具備一定解釋力。
第一，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目前的主要流派來看，國際政治經濟學在全世界的范圍內討論民族國家與世界市場的互動關系，并將國際關系的發展動力歸結為二者的相互作用。自由主義流派強調世界市場更多地塑造了民族國家的行為；現實主義流派認為民族國家對世界市場的形成貢獻更大；激進主義流派則從公平、公正的角度，否定現有的民族國家與世界市場體系，試圖推進不滿足于現狀的力量，完成意識形態上的進步。諾思所強調的推動經濟史中結構變遷的因素——經濟組織的形式、國家對新興產權形式的界定、意識形態的發展變化——構成了國際政治經濟學三個流派關注的對象。
第二，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角度來看，這一時期，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必須了解國內集團如何界定各自物質偏好，這些偏好又是如何被政治機制所加強的。這一問題涉及到兩個研究方向：首先是國際層面與國內層面的互動；其次是制度與利益的互動。
在國家層面，從國家對產權結構界定的角度，諾思認為，國家既有動機建立適宜自己的產權結構以使得統治者獲得的租金最大化，也有降低經濟組織中的交易費用以使得社會產出最大的動機。由于國際政治經濟學最終要研究的是經濟全球化與仍然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國際政治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沖突，以及研究如何管理和解決這些結構性矛盾和沖突的問題，國家和政府需要以暴力規定產權組織形式，潛在地利用暴力來實現對資源的控制。
在市場層面，現代經濟最基本的組織形式是市場與企業。民族國家在推動世界市場形成中起到了主要作用，而在全球化條件下世界市場對民族國家的行為有越來越大的塑造作用?？鐕镜绕髽I成為世界市場上日益活躍的角色，它們以世界市場為舞臺，又影響著世界市場的運行發展，對國家間關系也施加著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甚至在國際意識形態和國際體制的變化與調整中也常常能看到跨國公司等企業的影子。
從意識形態角度來看，全球化時期，社會集團的價值取向，特別是對全球化發展的認同程度，影響到國家、市場或公司的作用。全球化的發展帶來產業結構的調整，帶來了觀念的分裂，基于利益與認同的利益集團的分化組合在某種程度上是對全球化發展的一種反應。如何塑造社會的普遍認同，平衡不同利益集團，維護對外開放政策，成為對國家能力的重要挑戰。諾斯的意識形態理論也解釋了這些現象，并給出了解決方案：職業專門化引起意識形態差異，使得一直因種族（地理）差異而存在的意識形態差異變得更嚴重了，國家利用暴力規定了某種意識形態的主流地位并加以大力宣揚，限制其他非主流意識形態的生成和擴展，進而影響制度的選擇、安排和變遷。
第三，“全球化在將來是會持續下去還是會重蹈歷史的覆轍”是目前全球化面臨的主要疑問之一，也是許多國際政治經濟學者正在研究的課題。伊肯伯里和格里科兩位學者指出，全球化是可以逆轉的，全球化若使世界各國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弱國窮國很可能封閉自己，為了保證國際體系的開放和穩定，需要國際經濟制度和全球治理等多種方式作用。米爾納認為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各國政府能否處理好推進全球化與保護民眾免受全球化沖擊之間的關系。
全球化時期，我們看到了這樣一些現象：關貿總協定的簽訂與世界貿易組織的成立降低了由關稅和種種非關稅壁壘所引起的交易成本；貨幣互換安排降低了各國央行持有外國貨幣的成本；以歐盟為代表的地區性一體化組織降低了交易成本形成了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的種種新現象。上述過程中，既有市場主體的推動作用，又涉及國家在新產權形式認定過程中的關鍵作用與國家租在這一過程中的提高。諾思的制度理論主要是針對國內層面和歷史層面來談的，面對全球化，國際政治經濟學完全可以將這一思想延伸到國際制度層面，也就是說制度費用在世界范圍內的減少，可以成為推進國際政治經濟體制演變、全球產權結構轉變的因素。這同樣驗證了當前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的邏輯：“理性一無政府狀態一合作一共同利益一制度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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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世界歷史，其實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不是一個新問題，早在重商主義盛行的早期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時期，就有不少西歐學者對于這方面的研究。當時的西歐民族國家形成，國家意識日漸牢固，為強化西歐各國內部剛建起的早期資本主義政治結構，各國競相發展海外貿易，企圖通過經濟增長來強化自身實力，從而不可避免地政治會與經濟發生沖突，因此相關研究方興未艾，像古典政治經濟學體系的奠基者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完成者大衛?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古典政治經濟學集大志者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以及德國幼稚產業保護理論的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相關對外貿易中實行關稅保護的理論學說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了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間的密切關系。只是后來占統治地位的自由主義思潮相繼拋棄了政治與經濟統一的觀點，認為“政治與經濟應該分屬于兩個不同的學科，……結果世界政治和經濟關系研究分為彼此孤立的國際政治學和國際經濟學”。［1］
新的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的結合研究興起于上世界70年代以后，當時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者在當時世界政治經濟日益相互依存的時代背景下，對強調權力、國家利益、沖突的國際關系現實主義理論提出了深刻質疑，國際政治經濟學者要求對古典政治經濟學重新評價，在經濟等“低級問題”日益向“高級政治”轉化的過程中，提倡在國際關系理論進行方法論的革命，用新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借用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來分析國際政治問題。20世紀70年代，可以說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興起、創建時期，這一時期主要的代表人物及其相關論著主要有：查爾斯?金德爾伯格的《權力與金錢――國際政治的經濟學和國際經濟的政治學》（1970）；基歐漢和奈的《權力與相互依賴：轉變中的世界政治》，（1977）；克勞斯?諾爾的《國際權力：國際關系的政治經濟學》（1975）；瓊?斯佩羅的《國際經濟關系的政治學》（1977）等等。到了80年代，國際政治經濟學到了理論構建時期，作為該理論構建時期重要人物的羅伯特?吉爾平對于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功不可沒。作為其該時期重要代表的《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更是對以前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觀點及流派進行了綜合整理，并摻雜作者自身重要的學術思想。使得該書國成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發展史重要論著。
“沒有國家，經濟活動的結果將完全由價格機制和市場力量決定，這是純經濟學家的研究領域。沒有市場，經濟資源將由國家或類似的權力機構來分配，這是純政治學家的研究領域。雖然世界絕不可能以某種‘純粹’的形式存在，但國家和市場的相對影響確實在隨時地變化著”，［2］吉爾平在國家與市場關系的闡述中，開啟中了他創作本論著的思想之基。
按照吉爾平本人在該論著英文版前言所說的，他創作本書的意旨在于“對該領域反復探討和普遍流行的若干課題的綜述，……在對某些國際政治經濟問題直抒己見的同時，我也吸納了其他學者的思想和理論，……并加深我閃對當代國際政治經濟現狀的認識?！保?］因此本文思路脈絡清晰，每章在重點介紹以前各派國際政治經濟學者思想觀點的同時，適當介入自己的評論，并且不乏許多深刻的思想見解。在《國際關系：國作者際政治經濟學》一書中，前三章里，作者介紹本書需要討論的思想觀點和理論問題。第一章從國家與市場的相互關系中引出了國際經濟學性質。第二章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中的三大理論觀點（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的觀點進行了綜述，并進行了批判。第三章指出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動力在于結構變革，這種結構變革涉及到三個方面的發展：一是經濟中心轉移；二是經濟部門興衰；三是經濟一體化。
接下來的章節吉爾平探討了當代國際政治學的實質問題。第四章中，作者探討了世界貨幣體系的穩定和持久效率這一主題。五、六兩章討論國際貿易和跨國公司等一系列的國際政治經濟現實問題。第七章作者在引用依附相關理論，評價關于國際經濟對不發達國家福利與經濟發展的影響問題。第九章分析國家金融體系在連接國際經濟方面的重要意義、在維持全球經濟發展方面的主導作用以及國際金融體系暴露出來的虛弱本質對國際經濟穩定性的影響。最后兩章作為總結性的兩章評價了20世紀80年代后期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成就與存在的問題。第九章討論了國際政治的轉變，第十章節討論了國際經濟秩序的問題。
作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領域重要著作，該書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理論與現實的結合。這種結合在全書中得到了充分體現，吉爾平所闡述的國際政治經濟理論并不是純粹的、枯燥乏味的空洞理論，無論是在綜述別人的思想觀點時，還是在闡明自己的思想觀點時，吉爾平都時不時地注重理論與現實結合，在書中，可以看到諸多關于國際政治經濟現實的介紹，具體形象的世界經濟問題案例讓理論顯得鮮活而富于可讀性。吉爾平這種理論與現實的結合，并不是說簡單的有理論有案例，他這種結合是理論與現實的結合，讓人感覺是理論又是現實，是現實又是理論。這種理論與現實的結合更顯吉爾平駕馭理論與現實文字的高超。
第二，引述介紹與自我評論相結合，在綜述別人思想觀點的基礎上，表明自己卓識觀點，實現理論上的創新。在對別人理論思想進行綜述時，作者都用單獨一節表明自己的批判，并用充分的理論與現實對此展開批判。在這種批判中展示自己的思想之光。就像他自己所說的“提出某種代替舊觀念的新理論顯然是客觀形勢的需要，從一點出發，我設法闡明我對國際政治學與國際經濟學間關系的理論?！保?］
第三，多學科知識相互滲透，運用多種學科知識分析國際政治經濟問題。現代科學發展的一個趨勢就是多學科知識相互滲透，交叉學科的出現是典型的表現形式。隨著實踐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許多問題變得越來越復雜，單靠某一學科的知識難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或給出完美的解決方案，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一些問題來說也是如此。在《國際關系：國際政治經濟學》中，吉爾平充分運用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等多學科知識，充分展示了他豐富的經濟、歷史知識和政治理論的深刻見解。這些知識學科的綜合運用，表明了吉爾平思維的廣度與深度，他企圖運用嶄新方法來分析變化著的國際政治經濟新世界。
吉爾平的這本《國際關系：國際政治經濟學》是國際關系政治經濟研究領域的重要成果，它以發展的視野對長期爭執的問題重新闡述。全書緊緊圍繞國家與市場這對主角，以豐厚的經濟學知識評述國際貨幣、國際貿易、跨國公司、依附和經濟發展等問題，在這些問題的評述中摻入國際政治學，形成了具有吉爾平本人獨到見解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吉爾平這種政治學與經濟學的結合的努力對于20世紀80代國際關系理論領域里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構建具有重要意義。
當然，該書也有不足之處，全書中處處透露著美國霸權思維。在最后一章關于國際經濟秩序的討論中，在談到關于政治領導問題，吉爾平更是當仁不讓地指出，“自由國際經濟的確立、維持和成功運行，需要一個領導。某種管理機制應能提供諸如穩定的貨幣之類的公共產品，并促進市場開放。在國際關系中經常會有一些強大的誘因，驅使一個行為主體進行欺詐和損害其他行為主體，很需要一個政治領導來發揮管理和執行政策的作用?！保?］“幾十年來，這種政治領導（或霸主責任）一直由美國承擔著?！保?］這使得吉爾下成為國際關系理論中霸權穩定論的重要代表人物。吉爾平的這種霸權穩定思維實際上在為美國繼續其霸權提供理論基礎，吉爾平認為單靠美國一國霸權就能維持全球穩定是片面的。霸權穩定論中許多錯誤假設以點代面，以特殊性代替普遍性。這是我筆者我不贊同的。當然該書作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中的一部重要著作，白璧微瑕，并不影響該書成為一部優秀學術著作。
注釋：
[1]倪世雄.當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M].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第345頁.
[2][3][4][5][6]羅伯特?吉爾平.國際關系：國際政治經濟學[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頁,第1頁,第2頁,第355頁,第355頁.
參考文獻：
[1]羅伯特?吉爾平.國際關系:國際政治經濟學[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倪世雄.當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M].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無政府狀態是傳統意義上的國際政治研究起點。迄今為止的國際政治教科書認為，國際政治發生在一個沒有中央政府的場景里，不存在一個超越單個主權國家之上的機構能夠擁有權威可以立法和解決國際爭端;國家之間可以締結條約，但沒有高高在上的國際權力可以保證各國履行條約，處罰違反條約的行為。無政府狀態的假定最初來自諸如霍布斯之類的經典現實主義學者，在他們看來，正是因為國家之間沒有信用和仲裁可言，沒有保證國際合作的國際機制，因此，國家要維持自身的生存與安全，最好的而且惟一的辦法就是加強自身的力量，把自保作為主要的生存之道，戰爭狀態一度成為了無政府狀態的同義語。后來的現實主義學者如摩根索特別是華爾茲在演繹其現實主義的科學理論時，都把無政府狀態作為國際政治研究的惟一假定。如果這樣理解無政府狀態的話，國家之間無社會性而言，權力斗爭和物質性競爭成為了國際政治的主旋律。
難道國際政治中的合作永遠是次要矛盾的次要方面嗎?難道國際政治中沒有社會性嗎?難道主權國家的最高法則就是自保和自私嗎?難道除了國家利益之外就沒有國際利益和全球利益嗎?國際之間的規范關系包括制度化的關系能否對國家行為產生重要的制約?人類社會難道沒有進步性嗎?
上述一連串疑問其實可以歸結為一個問題：國際政治中有沒有社會性?國內政治顯然是有社會性的，任何個人都有明確的社會分工，個人無法離開社會而生存，道德、法律以及政府機構保證個人的人身安全與財產安全。人的本質不是他自己，而在于他的社會性，即人天生具有合群性，社會性更能體現人的本質，“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繼續并且超越了亞里士多德的天才論斷，認為“人即使不像亞里士多德所說的那樣，天生是政治動物，無論如何也天生是社會動物”。
那么，國際政治中是否具有社會性呢?回答是肯定的。國際政治的社會性不能完全比照國內政治的社會性。在國內政治中，個人離開了社會就不能夠生存與發展，國家由社會產生并由社會作為政治運作的基礎環節，政府治理與個人成功的重要依托是社會化與道德文化體系。國際政治中的社會性顯然遠遜色于國內政治。國際無政府狀態下，主權國家可以長期在相對封閉和無道德的環境下生存。但是，隨著全球化與世界交往的發展，任何國家的生存與發展都越來越離不開國際交流與貿易往來了。從較為嚴格的意義上講，在國際政治中，社會性主要是指主權國家在政治、安全與文化上的相互依賴性，以及對于共同價值、共同制度和共同命運的真正尊重。當然也越來越多地體現為國家行為體之外的國際組織、國際制度、NGO、國際運動甚至個人對國際間政治日益增長的影響力。我們不能以國際政治中沒有出現一個中央政府來否定國際政治的社會性。國際政治社會性的集中表現是國際社會的存在與發展、世界體系的形成與膨脹，以及以國際制度與國際政治文化為重要外化形式的國際公共領域的建構與擴張。國際政治具有社會性，至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理解。
第一，主權國家之間締結成某種社會契約。在馬基雅維利、霍布斯、黑格爾等推崇國家主義的思想家看來，國家就是最高的理性，是自由的最高體現，國家之間不能夠也不應該達成某種社會契約，國際無政府狀態因而也是天經地義的存在。但是，世界主義的思潮從來沒有停止過，他們試圖建立世界政府或者歐洲合眾國或者康德的“主權國家的自由聯盟”，追求一種超越主權國家之上的國際社會契約，雖然歷經多少次失敗，但畢竟在走向一種現實化了的可能性，特別在歐洲聯盟的成立中我們似乎看到了19世紀以來世界主義在歐洲實現的希望。另外，國際關系發展的一個不爭現象是，主權國家之間從來就在一種契約環境中生存與發展、沖突與合作。19世紀中期，歐洲有關各國就開始對于萊茵河、易北河等國際河流的管理達成了國際協定，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更多的國際條約發生在交通、運輸、電信、郵政、公共衛生、經濟貿易、戰爭與和平等許多領域。1919年出現的國際聯盟，1945年誕生的聯合國，以及1994年出現的世界貿易組織均形成了對主要主權國家的契約關系，這些國家愿意讓渡較重要的國家權力，并保證遵守國際條約，接受有關國際機構的強制性制裁。聯合國的維持和平功能，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安全功能，以及世界貿易組織的個別職能，都出現了類似國內社會契約保證方面的強制作用。這意味著，即使在國際政治中(在全球性的國際公共領域)，社會契約的達成也是可能的。
從理論上講，作為理性自私的國際關系行為體的國家之所以能夠克服集體行動失靈的難題，締結國際制度，形成某種程度的社會契約，不僅是因為開放條件下的國家行為體之間有著利益上的合作與共贏空間，而且因為國家之間存在長期持續的話語溝通以及廣泛的公共批語領域。根據江憶恩的觀點，在共同利益和共贏程度不足以支撐集體行動的情況下，國家一方面仍然有可能在信息充足、勸說者富有權威、重復說服等條件下形成共有的偏好和信念，擴大國際合作;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出于增加國際地位、榮譽和威望或憚于國際社會的譴責、羞辱、懲罰引起國際地位喪失的考慮而加入到集體行動和國際契約中，簡言之，“說服行動”和“社會影響”能夠推動國際社會化進程，使得有關國家或自愿服從某種共識，或懾于國際社會的輿論壓力遵從某種理念，從而促進國際制度的創建和維持，鞏固國家之間的相互依賴性與社會性。
第二，主權國家之間形成了某種較為穩定的國際秩序。社會性的一個基本特征在于其秩序性。雖然秩序性與社會性不能完全等同，但聯系密切。行為體對其他行為體的行為持有可信的預期，說明社會性在起作用，這種狀態可以稱之為有序狀態。在國內政治中，由于中央政府的強制力，這種可預期性更加明顯，而在國際政治中，由于缺乏世界政府，國際秩序更多地需要戰略克制、國際道德與國際條約，這種可預期性就小得多，但是這兩種秩序都是社會秩序，均本質上反映了人類的“首屬群體”性，表明了人類社會中的共同生活方面。秩序是對于社會性的要求，但是不同的社會性對于秩序的條件要求又是不同的，用布爾的話說，“在國家之間與在個人之間，實現有序狀態的條件是不同的”，對于國內政治來說，實現國內秩序必須要有中央權威的力量，因為一方面個人在自我安全的保護方面遠不及國際政治中的國家，另一方面，個人的生命非常短暫，比較容易進行冒險行
為和非理性行為，必須有一種強制的政府力量來威懾個體或者部分群體的非理性行為。而在國際政治中，至少在目前的世界歷史中，完全可以在沒有世界政府的條件下實現國際秩序，即使沒有大國的主導性治理，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國際協調，主權國家都會遵守主權國家建立時的基本國際規則。17世紀有威斯特伐利亞秩序，18世紀有烏得勒支秩序，19世紀有維也納秩序，20世紀有凡爾賽秩序、華盛頓秩序、雅爾塔秩序等等，這些都是大的國際秩序，不同的時段還有很多小的秩序，每個秩序都是有關國家從國際談判、大國會議和國際斗爭中得來的，由國際條約明確規定和國際權力機制加以保證。當然，不同的秩序所代表的國際社會性或者公益性程度不同，其生命力和國際影響力不一樣，其可持續性也有較大差距。我們必須正視這個現實c主權國家的秩序是主權國家的外交實踐本身建構起來的，這種外交實踐體現了人類的進步性，反映了多數主權國家對于歷史發展的呼吁，也符合代表人類社會前進方面的各國國內社會發展方向，因此，國際政治中的秩序建構雖然與國內政治有著形式上的不同，但都體現了人類社會的要求，是人的社會性在不同層次上的反映。
第三，主權國家之間具有天生而且日益增長的相互依賴性。國際政治社會性的較明顯體現，就是主權國家之間具有相互依賴性。這種相互依賴性是天生的，因為主權國家的建立從其本源上講，意味著任何一個民族國家的成立，都不再依賴于國家之上的權威的統治，但是也不是完全根據自身的強大與否決定其生存問題。主權意味著平等權，即在國際政治中，每一個主權國家都是平等的，都在確保自身生存合理性的同時也承認其他主權國家的生存權利。這樣的一種相互承認權，就是一種最基本的相互依賴性。洛克可能是最早在政治哲學領域闡明這種相互依賴性的思想家之一，他反對霍布斯關于國家與社會起源的學說，認為自然法旨在“約束所有的人不侵犯他人的權利，不互相侵害，使大家都遵守旨在維護和平和保衛全人類”，這種社會本質性就是相互依賴性：各國間大致形成了最低限度的互信度和共識，遵從一種“我活也讓別人活”的原則，主權制度由此建立起來，相互間承認對方有一定的領土作為專屬轄區，以擁有一種“生存與自由的權利”。如果說洛克的思想論證了主權國家天生相互依賴性的來源的話，那么，對于國際政治中日益增長的相互依賴性的洞察者則是格勞秀斯，他認為主權國家具有共同的規則與制度，最經典的國際行動是“國家之間的經濟與社會交往”，這無疑都是對主權國家的社會本質性的另一種正確判斷。然而，馬克思看得更遠。他洞察到，主權國家的相互依賴性反映了民族國家發展的內在需求，體現了世界生產力對世界生產關系的根本要求，是經濟全球化本質的社會外化。世界交往、貿易與生產力的擴展，“消滅了各國以往自然形成的閉關自守的狀態”，“使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于整個世界”，“各文明國家里發生的一切必然影響到其余各國”，總之，“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馬克思所預言的全球化浪潮終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產生了更為本質性的影響，人們普遍認識到世界進入了一個相互依賴的時代，不僅在能源、金融、市場、生產諸方面相互依賴，而且在安全與社會交往方面相互依賴，不僅西方發達國家在技術與貿易方面相互依賴，而且與發展中國家之間也相互依賴。復合相互依賴出現在國際交往最為密集和頻繁的地區，成為國際政治社會性最突出的表現。
第四，主權國家之間具有某種體現共同價值觀念的國際政治文化。文化是社會的靈魂，是社會性的最高體現之一。如果一個社會中的基本價值架構或規范的內化程度越高，社會同質性和社會化程度就越高。一個社會若出現了意識形態或者主流文化價值的缺位，那么，這個國家或者社會就處于危險狀態和動蕩狀態，社會性就較低。同樣道理，主權國家之間社會交往的一個重要條件為是否存在共同的國際政治規則，是否擁有最低限度的國際政治道德，是否對未來的世界政治文明持樂觀向上的態度。其實質是，是否承認基本的國際政治文化。什么是國際政治文化呢?它不是政治學中的政治文化概論的簡單延伸，不少國際政治社會學家意識到了國際政治文化的問題，我們認為，國際政治文化是國際社會發展到某一階段所達到的，對國際關系、國際政治、國際秩序、國際道義、戰爭與和平、生存與發展、國際交往、國際權威與國際治理等一系列關乎人類社會生存與發展的基本問題，所擁有的最低限度的共識。從形式上講，它包括絕大部分國家所遵循的全球性國際制度、聯合國國際法基本準則以及有關國際政治運作的理論認知、觀念信仰、基本態度和價值認同，等等。國際政治文化也有一個生成與發展并不斷豐富、不斷擴大、不斷內化的過程。以國際法為例，近代國際法主要是16世紀和17世紀西歐基督教文明的產物，是由英國、荷蘭、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的外交習慣與條約形成發展起來的，但到了19世紀就開始大量吸納歐洲以外的基督教國家的法律成果，20世紀20年代以后，“世界各大文化及各主要法律體系”、非基督教和非歐洲文化和文明對國際法的貢獻增加，目前的國際法體系基本上是一個各主權國家面對共同的國際問題不斷創新的全球法律體系。
從世界經濟發展史來看，一個經濟發展成功的國家必然產生基于本國實踐經驗的經濟學理論，同時經濟學理論也必然進一步推動一國的經濟發展。如18、19世紀英國的繁榮既推動了由亞當?斯密、李嘉圖、穆勒等人所建立的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的發展，更重要的是古典經濟學為英國鏟除封建殘余制度、建立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國家，從而推動英國成為“日不落帝國”提供了思想源泉和理論支撐。又如，作為19世紀后起國家的德國，則是李斯特主義經濟學理論的創立和成功運用，推動了德國從一個落后國家一舉成為具有強大的工業生產能力和創新能力的世界強國。再如，19世紀末美國的崛起，正是美國學派所提出的一整套國民經濟學說和政策方針為美國由弱變強并最終趕超英國提供了理論指導。
長期以來，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改革和發展的過程中，在政治經濟學的指導下，我國形成了許多重要的理論成果，如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理論、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理論、樹立和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的理論，等等。正是在這些理論的指導下，我國的經濟改革發展之路才避免了犯顛覆性錯誤，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之路，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我們的政府在房地產價格的漲幅問題上究竟充當了什么樣的角色呢？或許，我們每位國人都應該熟知，政府利用一些宏觀調控的手段，比如說，嚴格控制有關部門針對于房產商需要的土地這一固定資本，也可以施行積極的財政政策，這樣有效地使銀行的貸款利率降低，使得房產商的投資成本下降，從而起到房價有所緩和的狀態。當然，以上的分析，只是一些\顯的知識概述。本文主要是要從政治經濟學這一角度，來對房價持續走高的問題進行剖析。
中國房價與政治經濟學的關系
作為既是商品，又是生活必需品的住房，當前過高的房價問題，所帶來的弊端也是日益加大的。這種現象，帶有嚴重不健康的經濟運行態勢，而且還會使得我們國家的貧富差距拉大，從而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導致國家社會發展不安定、不和諧。那么從政治經濟學角度來分析，中國房價的一直上漲問題，究竟有什么深層次的內在原因呢，本文將針對此展開相關的論述。
政治經濟學是一種特殊的經濟學，它主要是站在階級的角度研究經濟發展的脈絡。政治經濟學根據所代表的階級的利益為了突出某個階級在經濟活動中的地位和作用自發從某個側面研究價值規律或經濟規律。理論分為三大部分，即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其中與高價房產緊密聯系的，利潤率、地租理論以及其他相關理論都在政治經濟學當中有所體現。
房地產企業既然是以盈利為目的的企業，那么不得不考慮的就是企業的成本，其中包括有成本價格理論、地租理論、以及利潤率理論。通過分析這些理論來分析中國房價問題。從成本理論來看，在房地產構建中建筑材料、建筑設備折舊以及土地成本這些均作為不變資本，成為其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當然，除了不變資本，還有流動資本，包括沙土、鋼筋等。因為當前煤、電、油等能源價格的提升，相繼帶來的連鎖反應，使得原材料價格、運輸成本的增加進而帶來的建筑材料價格的提升。屬于固定資產范疇的建筑設備折舊，在房地產價格中所占的比重不高甚至是下降。這個趨勢，同樣適用于前面所講到的建筑材料這一成本所表現出來的趨勢，隨著中國勞動力技術水平的提高，在不考慮通貨膨脹的前提下，建筑材料成本依然是下滑趨勢，印證了馬克思曾說的：“隨著勞動力水平的上升，帶來的是與之相關的生產部門產品的價值降低，進而，生產費用減少。”但是，也說明了一個問題，建筑材料、建筑設備折舊都不是中國房價上漲的原因。
此外，成本學說還體現在可變資本中。房地產的價值是由建筑工人的勞動所創造的。期間，眾所周知，我們國家為人口大國，所以不缺乏的就是我國的勞動力?，F階段，在我們國家，尤其是農村地區，還留有大量的農民（作為剩余勞動力），與此同時，還有一些看似沒有直接在房產生產資料上做貢獻的，其實這部分人也在其中占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建筑工人的勞動、設計人員的勞動，根據當前現實情況的分析，兩者所占的比例在房地產價格中只降不升，在總體房價價格比重中幾乎是不受影響的。所以由此可以得出，可變資本中的建筑勞動和設計人員的生產勞動也不是構成我國房價上漲的本質原因。
對于地租理論，土地成本費用要和建筑物機器折舊費連在一起進行計算考量的。而非是計算入無形資產，這樣會破壞產權人在土地試用到期之日的重新購置。在中國，國家的土地所有者是國家。土地使用權出讓的定義為：房產商以一定的資金形式向土地的所有者一一國家，交付一定的租金，來獲取土地的使用權。并且土地使用權在房地產生產中被一次性使用完，所以也是一種固定資本的表現形式。然而，土地所在的城市、地區、所處的地理位置、以及用途等方方面面的條件決定了土地的地價款。換句話來理解，即為在不考慮房屋本身構造的前提下，土地價格的高低與所處位置的是否發達程度以及距離市中心的遠近程度呈正相關的。由此，我們可以考慮到政治經濟學中提到的級差地租這一概念，涉及與此的有絕對地租和級差地租。這一概念的涵義就說到了它是針對于絕對地租而言的一種相對概念。其中，中優等地生產的農產品價格和劣等地農產品的社會價格之間的差額構成了超額利潤。
從利潤率角度來看，在經濟學和金融學領域，利潤率是資本主義企業，或資本主義經濟作為一個整體的投資項目的相對收益。這一概念正是體現了政治經濟學中的利潤率公式。利潤率反映企業一定時期利潤水平的相對指標。研究分析利潤率這一概念，對于明確企業的收支狀況以及企業間的橫向比較都具有不可多得的作用?；氐椒康禺a問題而言，作為一項特殊的商品，房產，開發商在投資房產時候，要求企業有更高的利潤率。顯然，利潤率成為房產商衡量經濟效益的重要指標之一，本身房產商有著房價的價格權，當風險來襲，那么，自然而然房產商對于利潤率的要求程度也是在不斷變化著的。
一般來說，房產商銷售土地到下次再次進行土地購買生產都需要四至五年的周期。對此，我們不得不進行反思的是，任何企業只要是以盈利為目的的，都是具備一定風險的，但是房產商往往每次都能順利度過難關。其實，這正是周期的秘密。蘊含了政治經濟學理論，這也是房產商進行投資的一系列周期與房產商實際運營操作之間的關系。
中國房價引發的相關問題
列寧說：“奴隸就是勞動工人把勞動果實交給除自己之外的其他人”。本身我們知道，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充分說明了經濟基礎的重要意義，那么，經濟無論對于國家而言，還是對于我們居民個人而言，都是必不可獲缺的物質保障。此外，經濟給國家、個人帶來的影響也是不可小覷的。如何協調政治與經濟兩者之間的關系，歷來都是各個民族演進過程中遇到的最大難題。
中圖分類號:F831.59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20-0107-03
關于美國次貸危機的根源,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關于次貸危機形成過程的描述卻是大體一致的。一般認為,次貸危機的形成經過了三個環環相扣的階段。
第一階段:房地產市場繁榮導致抵押貸款標準放松。2000―2003年,美聯儲的持續降息拉動了總需求,帶動了房地產市場繁榮。在市場繁榮時期,房地產金融機構爭相放寬信用標準向購房者發放住房抵押貸款。這種向收入水平低、信用等級低的人群發放的貸款就是次級房貸或稱為次級債。
第二階段:次級貸款證券化導致信用風險向整個金融市場傳遞。房地產金融機構為了轉移風險,在投資銀行的幫助下將次級房貸通過證券化和層層打包推向金融市場,出售給投資銀行、對沖基金、商業銀行、保險公司、共同基金甚至于養老基金和個人投資者,使整個金融市場牽扯其中。
第三階段:房價下跌導致次級房貸違約率上升,最終引爆危機。隨著新一輪加息周期的到來和房地產市場的降溫,越來越多的次級貸款出現違約,違約的增多首先使發放次級貸款的公司倒閉,并使購買了次級貸款證券的機構遭受損失,進而沖擊到整個金融市場,引發金融危機。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一是寬松的房貸條件所具有的高風險為危機的產生埋下了伏筆;二是次級房貸的證券化引起的風險傳遞使整個金融市場牽扯其中;三是房價下跌最終引爆了危機。如果這三種情況中的任何一種不出現,都不足以引起大的危機。那么,現實生活中能不能避免這幾種情況的出現呢?讓我們嘗試做以下假設:
一、如果貸款機構不放寬貸款條件
明明知道次級房貸的申請者大都是收入水平低、信用紀錄不好的人,給他們發放貸款就意味者出現壞賬的風險,為什么貸款機構還要給他們放貸?
表面上看,是因為房地產市場的繁榮導致了房貸條件的寬松,次級房貸的高收益率使貸款機構甘冒高風險,更深層的原因卻是這根源于資本的擴張本性。要使房地產市場繁榮,不得不放寬房貸的條件。
資本一經形成,便成為推動國民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同時也使其本身具有了不可遏制的擴張本性。資本為什么具有擴張的本性呢?
1.資本的增值目的驅使它不斷擴張
資本購買資源不是為了實現資本所有者自身的消費,而是為了價值增值,因此,新增值的價值便盡可能地不被消費掉,而是投入到資本循環的過程中,以實現再次增值,這個過程沒有止境。馬克思說:“為買而賣的過程的重復或更新,與這一過程本身一樣,以達到這一過程以外的最終目的,即消費或滿足一定的需要為限。相反,在為賣而買的過程中,開端和終結是一樣的,都是貨幣,都是交換價值,單是由于這一點,這種運動就已經是沒有止境的了?！?/p>
2.資源的資本化生存需要驅使資本不斷擴張
在社會分工的條件下,市場上各種資源相互依賴,孤立的資源無法發揮作用。資源一經資本化之后,便必須在社會經濟流通體系中才能收回成本和賺取利潤,離開市場流通便等于死亡。在市場流通過程中,資本不斷增值,成為社會經濟體系中擴大再生產的新增資本,這些新增資本必須尋求新出路,不斷把外部資源資本化,卷入社會經濟循環體系中,這就必須在原來的流通網絡之外開拓新的市場、新的資源流通渠道,導致經濟體系不斷擴張。如果社會經濟體系不能擴張,那么,資本化的資源將無法流通,造成整個國民經濟體系大面積“淤血”。
3.競爭壓力導致資本的內部擴張力最大化
各個資本之間存在著強大的競爭壓力,它使擴張速度快的企業不斷淘汰擴張速度緩慢的企業,那些資本擴張不力的企業將會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失去其生存權利。于是,競爭迫使資本家將新增的剩余價值盡可能多的轉化為資本,重新投入到再生產過程中,產生了各個企業爭取自身利潤最大化、擴張最大化的傾向,患上了永無休止增長的“擴張強迫癥”。
正是由于資本的擴張本性,當代的資本所有者不會像歐也妮?葛朗臺一樣,緊緊地把金錢捏在手里,讓金錢腐爛,而是千方百計地尋找讓資本流通、讓錢生錢的機會。在經濟衰退的時候,這樣的機會是很少的,資本沒有流通的渠道,不得不自己開辟這樣的渠道。美聯儲連續降息,美國住房與城市發展部率先放寬貸款條件,就是為了激活市場,開辟資本流通渠道。而一旦發現房地產市場開始復蘇,資本便蜂擁而至,一方面給房地產開發公司放貸,另一方面給購房者放貸。在購房者中,收入多、信用好的人占少數,在看到房地產市場升溫的情況下,為了不被其他競爭者搶去所有的利益,貸款機構不得不放寬貸款條件,把錢借給收入較少、信用較差的人。這絕不是貸款機構發善心,要讓收入低的人也能住上樓房,而是為了實現資本的擴張。
二、如果不將次級房貸證券化
貸款公司為什么要將次級貸款轉化為證券出售呢?一個動因是,這樣做可以轉移風險。通過證券化操作,房地產金融機構就可以把抵押貸款的違約風險轉移給資本市場,由次級房貸證券的購買者來承擔相應違約風險,當然,這同時也把一部分盈利的機會轉移了出去。
次級貸款證券化的另一個動因是,雖然發放次級貸款能獲取高收益,但將有限的資金借出以后,就使資本失去了流動性,無法靈活周轉,失去了更多的錢生錢的機會。而出售次貸證券能夠迅速回籠資金以發放更多的貸款,充分發揮了資本的杠桿作用。而這些新發放的貸款又可以轉化為新的證券從資本市場上回籠資金,從而又可以發放更多的貸款……由此,發放次貸者、借錢購房者、投資次貸證券者越來越多,次貸證券猶如一根長長的鏈條,把整個經濟串在了一起。
那么,投資者為什么爭相購買次級房貸證券呢?這也絕不是受到投資銀行和評級機構的蠱惑,而是資本在四處尋找投資機會的過程中,找到了這種高收益的投資方式。當眾多的資本在投資次級房貸證券中獲利時,其他資本所有者怎么能按捺得住?
三、如果房價永不下跌
即使是貸款機構向低收入者發放了貸款,即使是投資者購買了大量的次級房貸證券,只要經濟永不衰退,只要房價永不下跌,就永遠不用擔心借款人還不了貸款,因為有房產作抵押的債券在房價上漲時永遠是優質資產,因此,風險為零。但事實上,經濟衰退、房價下跌是不可避免的,這根源于資本擴張引起的經濟悖論。
資本在競爭壓力下,源源不斷地吸收各種生產要素,源源不斷地生產出剩余價值,同時這些剩余價值又在市場競爭的壓力下源源不斷地轉化為資本,由此構成了資本擴張過程。而這個過程得以實現,必須以不斷擴大的市場為前提條件。市場需求的容量提供資本擴張的空間,市場空間決定資本擴張能力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實現。第一,在資本生產出剩余價值的過程中,必須有充分的市場需求,能夠銷售這些產品,才能實現資本的回籠與增值,真正獲得剩余價值。市場需求量決定資本剩余價值的實現能力。只有銷售量超過一定的數值之后才能實現價值增值,否則必然造成資本的虧損。第二,在剩余價值轉變為資本的過程中,必須具有可以預見的不斷擴張的市場。只有當投資者看到不斷擴張的市場之后,才可能進行投資,將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這兩個條件構成資本擴張的社會需求條件:社會需求必須是不斷擴張的系統,才能給資本擴張提供空間,資本的擴張能力才能夠實現。于是,經濟就像騎在老虎背上,要使資本持續擴張,社會需求必須不斷增長,僅僅由于社會需求停止快速增長,衰退也可以到來。
那么,可不可以使社會需求不斷增長呢?確實,人的需求隨著社會發展不斷增長的。但如果需求的增長僅僅停留在人的心理層面而無法轉化為現實的購買力的話,這種增長還不成為能夠滿足資本擴張需要的有效需求的增長。資本不會無條件地滿足人們增長的需求,也不會做虧本生意。即使有再多的能力提供住房,資本所有者也不會為低收入者免費提供。因此,要維持社會需求的持續增長,關鍵在于提高人們的有效需求,而最根本的又在于使勞動者的現實購買力穩步增長。然而,資本邏輯注定了勞動者的現實購買力不可能穩步增長。
資本的最終來源是剩余價值,資本擴張必然要求剩余價值最大化,通過雇傭工人來生產并占有剩余價值,是資本的固有本性。而企業之間的激烈的市場競爭壓力,驅使各個企業爭相擴大生產規模,從而在市場力上獲得生存權利。這種壓力又進一步迫使資本家追求剩余價值最大化,于是,盡可能壓低工人工資,由此導致了工人的貧困化和消費的最小化。經濟越發展,資本越擴張,資本所有者對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價值也就越多,因而就造成了以下情況:(1)資本的擴大產生了更大的生產能力和擴張能力,需要更多的社會需求來消化;(2)資本所有者擁有了更多的貨幣,但由于他們的邊際消費傾向低,因此,即使他們擁有巨大的購買力,也不會大幅增加社會有效需求;(3)勞動者變得相對貧困,雖然他們的貨幣收入也可能不斷增加,但物價上漲的速度往往超過了他們收入增長的速度,因而無法增加社會的有效需求。這樣一來,就產生了資本擴張需要有效需求的增長來支撐和有效需求不足之間的矛盾。
在有效需求不足時,資本所有者便千方百計地通過刺激需求來緩解矛盾。(1)經濟全球化。向國外輸出產品和服務,通過國際上的需求來消化國內的剩余生產力;向國外進行資本輸出,通過對國外勞動者剩余價值的剝削來實現資本的擴張。這是資本在空間上的擴張。(2)擴大國內信貸。勞動者缺乏現實的購買力,資本所有者就以優惠的條件向勞動者提供貸款,讓他們擁有購買能力,刺激有效需求。這是資本在時間上的擴張。然而,勞動者這種購買能力的獲得是以將來償還更多的本息為代價換來的,這實際上是資本所有者對勞動者未來剩余價值的剝削。有許多勞動者辛辛苦苦工作一輩子,才能在臨終前償還房貸,成為地地道道的“房奴”。
為什么在2000年美國經濟陷入衰退時,美聯儲連續降息?為什么在房地產尚未升溫的時候,美國住房與城市發展部就以優惠條件向低收入者提供貸款?因為美國政府要刺激社會需求,經濟衰退使資本失去了擴張的空間,使美國政府不得不這樣做。在房地產開始升溫時,各貸款機構紛紛推出次級房貸,一方面是他們想這么做,來獲取高額利潤,另一方面也是不得不這么做,非此不能刺激消費需求來實現資本進一步擴張。
但是,這些手段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矛盾,延緩了危機的到來,它們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矛盾,也就無法避免危機的爆發。因為被刺激起來的國內外需求引起了資本的加速擴張,造成了投資過熱、通貨膨脹;同時,資本的擴張又進一步加大了對勞動者的剝削,使得勞動者“相對貧困”進一步惡化。房地產及其他經濟泡沫越來越大,提供給勞動者的貸款越來越多,而當通貨膨脹到購房者不得不挪用本應用來償還房貸的錢來購買基本生活用品時,違約便不可避免地產生了,金融危機隨之爆發。表面看來,是2004―2006年利率的不斷調高增加了還款壓力,導致了危機的爆發。實際上,加息原本是為了緩解經濟過熱帶來的通貨膨脹壓力,延緩危機的爆發。如果不加息,危機依然無法避免,而且還會爆發得更加劇烈。
這就是資本擴張的經濟悖論:擴張的資本必然抑制社會需求,由此導致經濟擴張失去其實現條件,產生資本過剩性危機。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中寫道:“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發展的、與人口相比顯得驚人巨大的生產力,以及雖然不是與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資本價值(不僅是它的物質實體)的增加,同這個驚人巨大的生產力為之服務的、與財富的增長相比變得越來越小的基礎相矛盾,同這個日益膨脹的資本的價值增值的條件相矛盾。危機就是這樣發生的?！苯洕C永遠是細節不同,本質卻相同。1991年日本房地產泡沫如此,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如此,2000年美國網絡泡沫亦如此,這一次的次級房貸危機也不例外,它顯示了一種常規模式,即資產價格上升――信貸擴張――投機――過剩――資產價格下降――違約――市場恐慌,而這種模式的背后是資本擴張引起的經濟悖論。在當前中國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擴大經濟開放的過程中,這個悖論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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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是學校教學的主要工具，是教師授課的重要客體，高質量的教科書作用有二：既能保證學校教學環節的有序開展，又能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率。就當前情況而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質量存在不少問題。
1．政治經濟學課本內容陳舊，版本不一。從目前我國高等院校政治經濟學課本的使用來看，主要分為：自主編寫課本和經濟學系列課本兩個種類。例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就屬于前一類課本，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經濟學系列教科書，以《政治經濟學教程》為例，則屬于后一類課本。同時，對比教科書的內容，我們不難發現，個別章節雖然順序不同，但總體上還是沿用著傳統教科書的內容，并沒有太多的新東西，尤其是對馬克思經濟理論精華的內容，在編寫教材的過程中僅僅對重要理論進行了原始解讀，而對其內容的創新理解甚少。因此，現有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存在著版本不一且內容陳舊的問題，嚴重影響了政治經濟學教學工作的有效展開。
2．教科書內容與實踐聯系不緊密。梳理目前高校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存在著一個共同的詬病———內容陳舊且版本不一，而且授課教師基本上會按照教材的體系和內容開展教學活動，而教材實例較少，與實際聯系不緊密，學生們對教學的實際作用存在困惑，教學效率大打折扣，最終形成了厭學的惡性循環。雖然，各大高校會勤換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但同樣不能解決實際問題，新版教科書與舊版相比，無非在個別地方增加了一些簡單閱讀，但在實用性方面同舊版并無兩樣。換湯不換藥，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教科書內容與實踐聯系不緊密的問題。
（二）教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1．出現了新式的“照本宣科”。多媒體教學的特點是信息量大、時間節省、圖文并茂等，可以將文字、圖表、聲音、動畫、視頻等高度集成于學生的教學中。隨著多媒體等教學手段的運用，部分教師為了省事，在授課中出現了新式的“照本宣科”，照著電腦念，而不是講，電腦內容繁多，學生應接不暇。
2．考核方式單一，限制了教學活動的靈活性。隨著我國教育體制的進一步改革，新的學分制考核制度的不斷推行，部分課程的學習有所壓縮，尤其是政治經濟學課程，課時壓縮得更為厲害，可是課時壓縮而內容在增多，這時考核的方式還是以前的考試內容，這樣教學活動比較死板。教師需要在講授課程的時候更多的考慮學生最終考試的問題，授課就成了只講重點，不顧細節，形成了盡量在有限的課上時間講解考試將會涉及的重點內容，久而久之便走向了應試教育的誤區，學用聯系成了空談，教育的目的無從談起，忽視對學生分析問題的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和創新能力的培養。最終使學生長期以來養成了是考試的內容就學，不是考試內容的就不學，這是典型的“應試教育”，失去了教育的本意。
（三）學生學習積極性
不高學生在學習政治經濟學過程中，積極性不高。研究表明，有很多因素影響著學生學習政治經濟學的積極性，但從課程本身來說，主要表現為：一是認識方面存在誤區。很多學生（包括部分政治經濟學專業的學生）并不了解政治經濟學的學科性質，尤其是理科學生，更是簡單地將政治經濟學理解為“政治＋經濟”，以死記硬背來達到通過考試的目的，這在很大程度上偏離了學生學習這一基礎理論經濟學的目的。二是與其他專業課相比，政治經濟學的實用性不強。政治經濟學與其他課程不同，其理論邏輯性比較強，而且分析與敘述方法也較復雜。只有在學習并理解了其基礎理論之后，才能對其進行有效應用。目前的現狀是，學生不僅不能快捷有效的應用理論，而且認為政治經濟學這門課程對自身的用處或就業沒太大用處，故而不重視對該課程的學習。
二、我國政治經濟學教學探索
（一）改革教學內容
教學內容作為提高教學質量的核心，需要不斷進行改革，即以新內容代替舊內容，在教學內容方面做到與時俱進，理論聯系實際。當然，教學內容的改革主要可以通過新知識的增加、舊知識的刪減。當然，改革必須得圍繞強化和貼近實際的主線，嚴格遵循客觀規律，在繼承和發展的基礎上探索政治經濟學教學新模式。以往的教學內容是對馬克思相關理論的總結性講授，對學生在理解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方面形成了某種誤導，導致學生誤認為經濟的差異就是意識形態的差異。所以說，政治經濟學內容改革要使學生真正學習到預期的知識，重點對勞動價值論、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流通過程、壟斷資本主義及剩余價值等開展有針對性的學習。
（二）改革教學方法
教學的方法對于學生學習意義重大，所以教學方法首先需要理論密切聯系實際。理論聯系實際是科學的重要理論觀點，理論緊密聯系實際，需要高校不斷增強教與學的針對性和實用性。高校教師在授課過程中，應該密切聯系當代的實際，仔細分析是否適用于當前的社會經濟發展。認真比較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的優缺點，積極總結好的教學方法，尤其應當學習和借鑒這些先進科學技術和現代化的管理模式。
（三）深化教師理論功底
創新教學方法分析當前形勢，雖然網絡授課、遠程培訓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但是，在今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高校老師仍將會在政治經濟學教學中起主導作用。因此，要提高政治經濟學教學質量，進一步提高授課教師的理論水平、教學技術和科研能力顯得尤為重要。一方面，學校要加大對于教師隊伍的教育培訓力度，通過下達合理的科研任務，督促教師為高校授課不斷學習和研究，同時建立健全激勵機制，對于完成任務好的教師給予一定獎勵；對于不按規定教學，完成不好的教師進行一定的處罰，從而激勵其更好地開展教學和科研。另一方面，政治經濟學和其他學科一樣，是理論課程，如何才能使理論更好地被學生所理解和運用，那就必須要與實際相結合，科學告訴我們，理論來源于實踐，理論可以指導實踐，理論只有與實踐相結合才能促進生產和生活的不斷進步。
（一）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背景下，我國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這一基本經濟制度既體現了社會主義社會體制機制，同時又彰顯出中國的社會主義特色。在這一經濟制度下，我國也逐步展開了所有制、產權制度等的改革與發展，也收到了較好的執行效果。該基本經濟制度的確立，一方面遵循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普遍原理，另一方面也從本國的國情出發，立足于我國所處的歷史發展階段，當前的時代背景，體現了中國特色。該經濟制度不僅確立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確立了社會主義這一根本社會制度，同時也促進了多種所有制經濟的共同發展，使我國的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更加靈活、變通，豐富了社會主義制度發展形式。
（二）市場經濟體制
我國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就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創建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支持我國經濟變革、政治建設、社會發展的必備之舉，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不僅承認了公有制的主體經濟制度，也同市場經濟體制有效配合、相互支持、同步促進。我國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體制既有區別又有一定聯系，其中的相同點在于都是發揮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調節各個生產要素的合理分配，發揮市場在整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調節作用，提倡自由競爭、優勝劣汰，然而，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卻具有強大的國家干預功能，能夠有效規避市場經濟發展中的負面影響，體現出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特點。
二、我國經濟模式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進程的加快，在學術研究方面，我國經濟模式的研究經歷了一個過程，從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到現在，我國經濟模式發展經歷了下面幾個階段：
（一）比較經濟學范式
經濟改革初始階段，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理論改革也持續進行，然而，在市場經濟體制發展、演變方面缺少理論支撐，因為無論是西方正統經濟學理論還是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都不足以形成支撐市場經濟體制理論，此時，比較經濟學地位開始上升，當時中國極為推崇科爾內的“宏觀調控下的市場協調”理論，以及其他著名政治經濟學者提出的股份制理論、企業改革主線論等，都為中國當時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堅強的后盾。比較經濟學理論對于我國的經濟模式的發展指明了出路，支持我國最廣泛、深入地學習和吸收國外先進經濟發展模式，促進我國靈活吸收、積極借鑒國外經濟發展中的先進制度，它推動著我國逐漸從傳統的計劃經濟模式中脫離出來，逐漸探究、探索，直至走向市場經濟制度，支持并促進了我國經濟制度的發展與正向變革，然而，其劣勢與缺陷也極為明顯，體現在：缺少規范性，雖然可以立足于實踐來對比、分析當前的經濟制度，然而，卻忽視了制度轉移理論的發展。同時，該理論的發展相對抽象、無法實用與實際。
（二）政治經濟學的范式
21世紀以來，中國經濟體制發展進入全新階段，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方面都獲得了突破性發展，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已經初步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已經運作并形成，在這樣的背景下，科學發展觀、可持續發展戰略也日益興起，不斷地發展并完善著中國經濟模式。我國開始依托于政治經濟學范式來探究自身的經濟發展模式，總結出以下關鍵點：中國特色經濟模式受到關注，嚴格區分于普通國家的發展模式，中國經濟模式明顯體現出：四大主體形態，具體為：公有制為主的多樣化產權體制，勞動主體型的多要素分發體制，國家主宰型的多結構市場體制及自力主宰性的全方位擴展體制。自從實行了改革開放制度，我國越來越放眼看世界，逐漸吸收并學習國外先進的經濟制度、經濟發展模式，將國外先進的經濟制度同我國國情相結合，打造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體現了中國模式、彰顯出中國特色。總的來看，我國的經濟模式是社會主義經濟模式同中國國情、中國特色經濟模式的完美結合，是將中國國情融入于，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中國敢于靈活運用，解放思想、事實就是，推動了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創建了有利于中國經濟發展的政治制度、社會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