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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傾向于不改變稅率的情況下采用單邊征收的方式。在當前的情況下,應該向賣方征收,鼓勵投資者購買證券
印花稅改革的基本思路是降低稅率,目前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可供選擇:
第一,單邊征收。即只對買方或只對賣方征收。目前世界上其他國家有不少實行交易稅單邊征收的,其中既有對買方單邊征收,也有對賣方單邊征收。采用這種方法的國家有英國、愛爾蘭、韓國等。采用單邊征收的方式,既降低了印花稅水平,也使得買方成本和賣方成本不一致,進而可以體現出不同的稅收扶持政策。
第二,降低稅率。目前A、B股適用稅率都為0.2%,如果直接降低印花稅稅率的話,估計可以降0.05個百分點或降0.1個百分點,降至0.15%或0.1%。這種方式從總體水平上看會降低投資者的交易成本,但無法體現出對買賣行為的差別調控。
一、導言
證券市場是現代資本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被形象地稱為現代經濟的“晴雨表”。稅收作為政府調控證券市場的重要政策工具，對證券市場的發展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證券稅制是由多稅種、多征稅對象、多稅率組成的稅制體系。它主要涉及的稅種有三種。一是證券流轉稅。這是對證券的發行和流通課征的稅，包括證券印花稅和證券交易稅等。二是證券投資所得稅。這是對證券投資所產生的股息、紅利、利息所得課征的稅，即通常所指的股息稅和利息稅，它們經常列進個人所得稅和公司所得稅范疇。三是證券交易利得稅。這是對證券買賣差價收益課征的稅，理論上應回屬于資本利得稅范疇，很多國家未單獨開征資本利得稅，就把證券交易利得回進普通所得稅計征?？傮w而言，國外證券稅制模式的發展表現為初期以流轉稅為主體稅種模式，成熟期以所得稅為主體稅種模式，稅制目標經歷了“效率優先——公平為主——效率與公平兼顧”的調整過程，具體制度設計也體現出“簡單——復雜——簡單”的特點。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格式的形成和各國之間經濟競爭的加劇，各國政府都在積極調整各自的證券稅制政策，以更好地鼓勵投資的增長，維護資本市場的穩定發展。因此，研究各國證券稅制的發展動態，鑒戒它們的成功經驗，然后結合我國證券稅制的運行狀況，做出適當的證券稅制政策調整，可以更好地規范和調節我國證券市場的發展，進步資源配置效率，貫徹社會公平政策。
二、國外證券稅制的發展動態
(一)證券流轉稅的發展動態
理論上以為，證券流轉稅會降低證券價格水平，遲滯資本的活動，縮減市場成交量，影響證券市場效率，總體的消極效應較大。所以，證券流轉稅通常適用于發展初期的證券市場。世界上多數發達國家已不再征收證券流轉稅，現在仍然征收該稅的部分國家，也在積極調整相關的稅收政策。
證券流轉稅的發展動態主要表現為：(1)證券流轉稅改革朝寬稅基、低稅率方向發展。隨著各種金融工具的創新，金融產品層出不窮，因而各國證券流轉稅征稅范圍也從傳統的股票市場擴展到債券、基金以及期貨期權等衍生金融產品，涵蓋整個資本市場。同時，證券流轉稅的稅率呈現不斷下調趨勢，甚至很多國家已完全廢止證券流轉稅。(2)證券流轉稅普遍運用差別稅率來調整證券市場結構。通常，股票交易稅率較高，公司債券和政府債券稅率依次降低，基金稅率更低甚至免稅，而各種衍生金融產品稅率也各不相同。同時，不同的投資主體也實行不同稅率，短期投機者適用的稅率要高于長期投資者適用稅率。這些措施的目的都在于調整投資結構，促進證券市場的平穩發展。(3)證券流轉稅主要采用單向征收方式。由于雙向征收無差別地對待買賣雙方，抑制投機效果較差。假如僅對賣方征稅，那么僅增加賣方本錢，促使其延長證券持有期，這樣可以鼓勵投資抑制投機，促進證券市場健康發展。同時，單向征收稅負遠低于雙向征收，也符合證券流轉稅率不斷下調趨勢。因此，盡大多數國家的證券流轉稅僅對賣方征收，只有極少數國家仍采用雙向征收方式。
(二)證券投資所得稅發展動態
證券投資所得稅中最主要的是股息稅，關于股息稅的理論爭辯很激烈。傳統論代表Poterba和Summers等以為股息稅對新股投資和留利投資均產生了很大影響，因此解決股息的重復征稅具有重要意義。而新論代表Auerbach等以為，股息稅會對新股投資產生重要影響，但并不影響留利投資。經驗論證中，支持股息稅傳統論和新論的實證證據基本是平分秋色。各國分別根據各自的經濟特點采納不同的股息稅理論，并積極調整股息稅政策。
股息稅的發展動態主要表現為：(1)證券投資所得稅稅率呈不斷下調趨勢。OECD國家在1980—2000年之間，均勻最高個人所得稅率從67％下調到47％，均勻公司所得稅率在1996—2002年之間從37.6％下調到31.4％。這些持續的輕稅政策強有力地刺激了投資需求，推動了證券市場的發展。(2)妥善處理股息稅已成為完善證券投資所得稅的核心題目?，F實中，美國等極少數發達國家和部分發展中國家實行古典制所得稅，對股息重復征收公司和個人兩個層次的所得稅。而歐洲發達國家和多數發展中國家則實行一體化的所得稅制度，采取各種措施減輕或者消除股息的重復征稅現象。目前，這兩種所得稅制度呈現不斷融合的趨勢。因此，根據各國實際情況，設計公道可行的所得稅方案已成為完善證券投資所得稅的核心任務。(3)稅制設計兼顧公平與效率，體現簡化原則。發達國家為貫徹稅收公平，常采用一體化所得稅制度，并且稅制往往設計得很復雜，這在20世紀下半期已經成為股息稅改革的主流趨勢。然而，過于復雜的制度設計，使得實踐中的稅收遵從本錢和行政本錢都很高。因此，發達國家也正在考慮簡化股息稅制，以更好地進步稅收的效率。2000年，德國對實行了數十年的極其復雜的分劈稅率和回集抵免制度進行改革，重新實行簡便的古典制所得稅，這充分體現了稅制簡化原則的回回。
(三)證券交易利得稅的發展動態
證券交易利得稅會產生“資本緊鎖”效應，妨礙資本活動，也會影響證券投資需求，調節證券市場規模和價格水平，經濟效應較復雜?？傮w而言，證券交易利得稅不適用于初期的證券市場而更適用于成熟的證券市場，證券所得稅代替證券流轉稅是證券稅制發展的大趨勢。
證券交易利得稅的發展動態主要表現為：(1)長遠來看，各國都逐步將證券交易利得納進征稅范圍，以貫徹稅收公平政策。由于證券交易利得稅會改變證券市場的分配狀況，不利于高收進者，往往會遭到激烈的反對。例如，英國稅法就將證券交易利得排除在所得范圍之外長達250年，澳大利亞也是在開征所得稅后80年才對證券交易利得征稅。但是，隨著證券市場的發展，證券交易利得逐步成為高收進者的重要收進來源，開征證券交易利得稅能對這部分非勤勞所得做出適度公道的調節，是稅收公平政策的重要體現，所以是證券稅制發展的主流趨勢。現在，發達國家已大都將證券交易利得納進征稅范圍，并適時調整各自的證券交易利得稅政策。(2)各國都很謹慎地處理證券交易利得稅，認真研究恰當的開征時機。證券交易利得稅“雙刃劍”效應很強烈，它在成熟的證券市場上發揮“自動穩定器”作用，防止證券價格暴漲暴跌；而在不成熟的證券市場中，卻起到“震蕩p;
器”作用，產生了強烈的壓抑市場上揚和促使市場下挫的效應。例如，1986年意大利政府擬開征證券交易利得稅的消息傳出后，短短10天左右股價指數就暴跌了25％。證券交易利得稅的重要影響體現得淋漓盡致。因此，各國都會認真充分地研究各自的證券市場環境，做好各項評估猜測，才會做出征收證券交易利得稅與否的重大決策。證券交易利得稅開征時機的把握是至關重要的。(3)證券交易利得稅實行稅負從輕原則。各國的證券交易利得稅率普遍控制在20％～30％之間。同時，還充分運用差別稅率，來調整證券的品種結構和期限結構，以貫徹鼓勵投資、抑制投機等政策意圖。另外，配套以公道的證券投資利虧抵扣措施，以更好地實現政策目標。相對于證券流轉稅而言，證券交易利得稅更輕易實現公平目標。它根據能力負擔原則，多得多稅，少得少稅，再輔之于起征點、免稅額等方法，充分發揮了稅收調節社會財富分配狀況的功能，實現公平收進的目標。
三、我國證券稅制的運行現狀分析
我國的證券市場從90年代初起步，經歷十多年的風雨坎坷，已經取得了巨大發展。證券稅制也隨著證券市場的發展而不斷調整?？傮w來說，我國形成了以證券流轉稅為主體，證券所得稅為輔助的證券稅制模式。它對證券市場初期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調控作用。然而，隨著證券市場的逐漸發展成熟，也暴露出很多題目與不足，需要加以仔細研究并及時調整完善。
(一)證券交易印花稅的現狀分析
1．在財政收進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我國的證券交易印花稅在90年代基本處于持續增長狀態，增長速度較快。它占財政收進的比重也一路攀升，從1995年的0.42％增長到高峰期2000年的3.63％。隨著2001年后的證券市場持續低迷，證券交易印花稅收人大幅萎縮，其占財政收進比重也相應下降。
(2)稅率偏高，稅基偏窄。我國的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90年代初起征時設為6‰，這是個非常高的水平。直到2001年前，稅率仍維持在4‰的高水平。2001年后的股市持續走低，政府才調低稅率至2‰，2005年1月后調低至1‰。2007年5月底，政府又將證券交易印花稅率從1‰上調到3‰，而世界上征收證券流轉稅的國家的稅率基本都在1‰左右，且多實行單向征收，實際稅率遠低于我國。另外，我國的證券交易印花稅實際上僅對股票交易征收，并沒有將債券、基金和金融衍生工具納進征稅范圍，稅基相對較窄。
(3)調控功能不明顯，股市投機很活躍。我國的證券交易印花稅曾多次進行調整，試圖調節股市的運行。但事實證實它對股市的調節大多為短期影響，并不能使股市進進理性運行狀態。例如1998年6月調低印花稅率后，固然當日成交量漲幅達20％，但后期成交量不增反降。2000年股市狂漲，印花稅也未能抑制過度投機。2005年1月下調證券交易印花稅率，試圖拯救過度頹廢的股市，而結果恰相反，一周后股票指數不升反降，跌幅達1.69％。而2007年5月30日證券交易印花稅率從1‰上調至3‰后，當日股指重挫下跌6.5％，連續三日內股指累計暴跌近14％，市值蒸發12873億元人民幣。印花稅的巨大震蕩影響已遠遠超出決策層的預料。種種現象表明，印花稅顯然不是調控股市的優良稅種。另外，我國的證券交易印花稅對買賣雙方征收，它對抑制我國股市過高的換手率作用甚微。
(二)證券投資所得稅的現狀分析
(1)股息的個人所得稅實行分類征收，不利于較好地貫徹公平原則。我國稅法將個人所得分為11類，股息利息所得屬于單獨的一類，不論股息收進多少均按20％的稅率單獨征收。而世界上多數國家實行綜合的個人所得稅，將股息利息并進個人全部所得，再按適用的累進稅率征收個人所得稅。隨著我國股份經濟的蓬勃發展，股息收進已成為富裕群體的一項較重要的收進。假如繼續給予富裕群體股息收進以單獨課征的稅收優惠，就無助于縮小社會正逐漸拉大的貧富差距。
(2)我國的股息稅名義稅率較低，但聯合的企業與個人所得稅稅率要普遍高于多數發展中國家。我國的企業所得稅稅率33％，股息的個人所得稅率20％，由于古典制重復征稅，100元企業稅前所得，先要承擔33元企業所得稅，余下分配的67元股息還要承擔20％的個人所得稅，所以終極要繳納合計46.4元的聯合的企業與個人所得稅。固然2005年6月政府為刺激過度低迷的股市，暫時將股息的個人所得稅率調低至10％，但股息的聯合的企業與個人所得稅率仍然達到39.7％的較高水平。而世界上很多國家因實行一體化所得稅制度，聯合的公司與個人所得稅率并不高，如發展中國家巴西為33％、阿根廷為33％、墨西哥為34％，新興產業化國家如韓國為40％、新加坡為28％。發達國家均勻的聯合的公司和個人所得稅率稍高，理論上能達到51.1％，但這是按各國最高的個人所得稅率計算的，實踐中大多數股東適用的個人所得稅率要低很多，實在際的股息聯合稅率要低于我國股息46.4％的名義稅率，而發達國家證券市場的成熟完善程度卻是我國無法相比的。所以我國的證券投資所得稅制度可能對股份經濟的長遠發展存在一定的抑制影響。
(3)我國的股息稅未能對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發揮積極的調控功能。我國上市公司普遍形成國有股“一股獨大”的獨特的股權結構，這直接導致中小股東表決權太小，“以手投票”治理機制失效。廣大的上市公司又很少發甚至不發股息，股東無從了解公司經營信息，且沒有很大的投資選擇余地，“以腳投票”治理機制也收效甚微。而我國的證券投資所得稅非但不能懲罰那些不支付股息的低信譽公司，還對國有股和法人股不征收股息稅，加劇股權結構的不公道。因此，如何利用稅收政策來改善公司治理結構，公道調控證券市場已成為越來越值得關注的題目。
(一)完善我國的證券流轉稅
1．增設發行環節的證券印花稅，運用稅收調節證券低級市場的運行。低級市場的證券發行是
資源配置的重要環節，英國和日本等國也都在證券發行環節征收相關的印花稅或者注冊稅。我國應開征低級市場的證券印花稅，根據產業政策設計既公平同一又兼顧特殊的稅目稅率，以更好地對進進股市的資源進行公道的初次配置，平衡低級市場和二級市場的稅收收進，也可適度調節低級市場的投機活動。
2．根據“寬稅基、低稅率”原則，調整證券交易稅。建議首先將證券交易印花稅改名為證券交易稅，奠定其應有的法律地位。然后，擴大證券交易稅的征稅范圍，從股票擴展到債券、基金以及期貨期權等金融衍生工具，成為真正的證券交易稅而不是單純的股票交易印花稅。最后，仍要根據市場發展情況，繼續調低證券交易稅率，同時按照股票最高、債券居次、基金較低甚至免稅的順序制訂差別稅率，以公道調節證券結構。
3．實行單向征收方式，充分發揮證券交易稅的調節功能。我國的證券市場投機氣氛濃厚，股票均勻年換手率在300％左右，遠高于西方國家成熟證券市場年均勻換手率60％的水平。因此，應改變現在向買賣雙方征收的方式，實行僅向賣方征收的方式，可以對證券市場的投機活動起到積極的抑制作用，有利于實現證券市場的理性平穩運行。
(二)改革我國的證券投資所得稅
1．擴大證券投資所得稅稅基，設計公道的稅制模式。首先，要將股票、債券、基金以及金融衍生工具的投資收益均列進證券投資所得稅征稅范圍，公平稅收待遇，減少各種稅收優惠待遇。其次，同一國有股、法人股和個人股的證券投資所得稅待遇，取消給予國有股和法人股的不公道的稅收優惠。最后，待時機成熟時，將證券投資所得列進個人的綜合所得，按累進的個人所得稅率征稅。
2．降低證券投資所得的實際稅率，權衡考慮實施一體化的所得稅制度。我們一方面要考慮適度調低企業所得稅稅率，2008年開始實施的同一的新企業所得稅法已將稅率確定為25％，這是個較理想的稅率水平；另一方面，要留意適度減輕股息的重復征稅題目，考慮實施一體化的所得稅方案。這個改革過程的相關的測算和設計比較復雜，所以要做得謹慎具體。作為過渡措施，相關部分可以確定公布降低股息的個人所得稅率至10％，取消“暫按10％”字樣，增強投資者信心。甚至可采取更積極措施，加大股息所得稅優惠力度，降低股息的個人所得稅率至5％，以更強有力地促進股份經濟及證券市場的持續發展。
3．所得稅一體化方案中優先考慮分劈稅率法，再結合回集抵免制度，以充分發揮稅收對股市的調控作用，改善我國的公司治理結構?？梢詫⒐镜亩惽八梅譃閮刹糠?，對未分配利潤征收相對較高的企業所得稅，而對作為股息分配的利潤則征收較低的企業所得稅，這樣可以促使公司積極分配股息，以便股東把握公司較多的經營信息，從而對公司經營者產生較好的約束。另外，可以在股東層次實行股息稅的回集抵免制，這樣可以減輕甚至徹底消除重復征稅現象。這樣，稅收對公司治理結構的調控作用就得到了較好的發揮。
(三)健全我國的證券交易利得稅
1．明確劃分投資期限，抑制投機活動。證券持有期限劃分為：1年以下為短期，1－5年為中期，5年以上為長期。短期證券交易應繳納法定全額的交易利得稅，而中期證券交易可獲得減半征稅的優惠，長期證券交易則全部免稅。其目的就在于抑制證券市場的短期投機活動，促使證券市場長期平穩運行。
【關鍵字】證券市場;稅收政策;證券交易印花稅
一、我國證券市場的稅種設置現狀
1.證券發行環節。對于一級市場證券發行如何征稅,《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加強證券交易印花稅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中沒有明確規定。而實際上,對于股票發行并不是不征稅,我國的《印花稅暫行條例》中有關的稅目對此已作出了征稅規定。例如對溢價發行股票的稅務處理,按照有關企業財務制度規定,企業在一級市場溢價發行有價證券,由此取得的溢價收入在企業財務上列入“資本公積”科目,不征收所得稅。但該筆收入作為企業自有資金,應按“營業賬簿”稅目課征萬分之五的印花稅。對國家發行的公債免征印花稅,對溢價發行股票的購買者,則沒有征稅規定;針對各省的柜臺交易市場,交易雙方應按產權轉移書據分別交納萬分之五的印花稅。
2.證券交易環節。開征了股票交易印花稅。對二級市場交易的股票(包括A股和B股),按證券市場當日實際成交價格計算的金額,由交易雙方當事人分別按一定的稅率繳納印花稅。自1999年6月1日起,B股印花稅稅率下調為0.3%,2001年11月16日起,A股印花稅下調為0.2%,同時規定對債券買賣免征印花稅。對于在上海、深圳證券公司集中托管的股票,在辦理法人協議轉讓和個人繼承、贈與等,作交易轉讓時,其證券交易印花稅統一由上海、深圳證券登記公司代扣代繳。
3.證券所得環節。國際上有關證券所得的稅收設置,針對投資所得(利息、股息和紅利)和資本所得(證券買賣的價差增益),分別開征證券投資所得稅和資本利得稅。到目前為止,我國尚未開征證券交易所得稅和資本利得稅,但開征了證券投資所得稅,其規定主要體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等有關規定中。證券投資所得稅是對從事證券投資所獲得的利息、股息、紅利收入征收的稅額,按納稅人的不同,可分為對個人證券投資者征稅和對企業證券投資者征稅?，F行規定如下:一是對個人投資者的股息、利息和紅利所得征稅,采取20%的比例稅率,計稅依據為每次所得的利息、股息和紅利收入。為合理稅負,從1991年起,計稅依據改為每年股息、利息和紅利收入超過銀行定期存款利息的部分,并由證券交易所代扣代繳。另外,對投資于國債、金融債券及重點企業債券所獲得的投資收益均免征證券投資所得稅。二是對企業投資獲取的股息、利息和紅利收入采取33%的比例稅率。對于在中國境內設有機構場所從事生產經營的外國企業,其取得的上述收入按30%的稅率納稅,并附征3%的地方所得稅。其他外國企業有來源于中國境內的上述收入,按20%的稅率繳納所得稅。
4.征收其他稅。我國對證券行業內的金融機構還征收其他稅,如營業稅、城市維護建設稅以及教育費附加。證券營業稅是指對從事證券發行、交易活動的證券公司、證券交易機構,就其營業收入按“金融保險業”稅目課征的營業稅。按照1993年11月26日國務院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營業稅暫行條例》,我國證券營業稅的征稅對象是金融證券業的營業收入,納稅義務人是在我國境內從事證券業務的法人,稅率為5%,而非金融機構和個人買賣有價證券或期貨,不征相關的證券營業稅。
二、我國證券市場稅收制度的缺陷
1.政策缺陷。在當時特定的情況下,借鑒香港對證券交易征收印花稅的做法及時推出我國的證券市場稅收政策很有必要,但具有明顯的臨時性特征。政策實施后,在不同時期還根據實際情況作了相應的調整和完善。如《股份制試點企業有關稅收問題的暫行辦法》未能涉及股票之外的證券品種,因而對于1997年之后按照《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辦法》批準成立的新基金交易是否征收印花稅,就缺乏明確的政策規定。為此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不得不了《關于證券投資基金稅收問題的通知》(財稅字[1998]55號文)進行補救,規定對投資者、買賣基金單位在1999年底前暫不征收印花稅。2000年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又以補充規定的形式對基金單位是否征收印花稅作了說明。因此,我國以證券交易印花稅為代表的證券市場稅收政策,從總體而言,不具有完整性,尚處在探索階段。
2.證券交易過程中存在的稅收缺陷。我國在證券交易過程中開征的是印花稅,從當前實際來看,證券交易印花稅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缺陷:第一,稅種缺乏獨立性。證券交易印花稅從收入歸屬、征收管理方面來看,是一個獨立的稅種。但是,從有關該稅種的制度規定來看,由于當前并不存在一個統一的行政法規或法律,而主要是分散在一些部門規章、國務院通知等政策規定之中,存在政策代替法律規定的缺陷,因而證券交易稅不具有獨立性。第二,征稅范圍過窄。我國現行的證券交易印花稅只對二級市場上個人交易的A股、B股課征,對國債、金融債券、企業債券、投資基金等交易不征稅,對國家股和法人股免稅,對二級市場以外的股票轉讓和交易,稅收的約束幾乎處在空白狀態。第三,對買賣雙方課征,不利于資本的自由流動。第四,稅率設置不合理。我國現行證券印花稅對股票交易雙方實行按交易額的0.2%的固定比例稅率征收,既沒有考慮交易額大小和證券持有期長短等因素,也沒有適當的減免稅規定,容易造成中小投資者的實際稅負較重,而機構和大戶投資者稅負較輕,不能體現“鼓勵長期投資,抑制過度投機”的原則。
3.證券投資收益分配過程中存在的稅收問題。一是稅收負擔不均等。一方面是各上市公司之間的稅收負擔不平等,相比較而言,特區企業比內地企業在稅率上更低些,既不統一,又不公平;另一方面,同一上市公司內部的各股東之間稅負也不平等,我國只對個人股而不對國家股和法人股的股利征稅,違背公平原則。二是缺乏避免對公司和股東個人股息、紅利重復征稅的機制。我國現行的《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規定將企業獲得的股息、紅利作為企業所得一并征收企業所得稅,而我國《個人所得稅法》則規定個人取得的上述收入按20%繳納個人所得稅,不作任何費用扣除。這種做法實際形成了重復征稅,增加了企業和個人的負擔,不僅違背了稅收公平原則,對股息、紅利收入產生稅收歧視,而且會妨礙股東將分得的股息收入投資到更有效的公司中去,不利于高效益企業的發展,進而從總體上降低了資源的配置效率,同時也誘使股份公司通過少分紅而拉升股價的方式幫助股東避稅。
4.對證券交易的凈收益即資本利得的稅務處理不明確。資本利得指股票、土地、房屋、機器設備等資產的增值或出售而得到的凈收益,證券市場中習慣上被看作是證券交易過程中因差價而取得的收益。目前,我國對資本利得征稅不是很明確?！秱€人所得稅實施細則》中規定“對股票轉讓所得征收個人所得稅的辦法,由財政部另行制定”,現行的辦法是,對股票轉讓不征個人所得稅。這種優惠在證券市場發展的初期的確有很大的促進作用,但隨著證券市場的不斷規范,它的負面效應也越來越明顯,它會促使股票投資者注重短期炒作,增加了股票的投機成分,不利于中長期投資,容易引發股市的震蕩。同時,國家對企業的資本利得規定也不盡相同,對內資企業的資本利得納入企業所得稅的應稅所得中,其資本損失不沖減當期所得,而對外資企業轉讓不是其設在中國境內的機構場所所持有的B股取得的資本利得卻暫免征稅,并且資本損失可以沖減當期所得,導致內外資企業的不公平競爭。
三、完善我國證券市場稅收政策的相關建議
1.建立系統和健全的證券稅收制度。盡管我國目前證券稅收政策目標是多重的,但政策工具卻是單一的,主要是證券交易印花稅,代替其他稅種實現特定的政策目標。隨著證券市場規模的日益擴張,有必要建立相對獨立的證券稅種和稅制,實現政策工具的多元化。這是因為:一是為了實現政府在證券市場中的多重政策目標?，F行證券交易印花稅在籌集財政收入方面能有效地發揮作用,但在調控市場及調節收入分配方面作用不大。二是我國稅制結構變遷的必然選擇。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我國的稅制結構將實現由現行的以流轉稅和所得稅為主,逐步轉向以所得稅為主。此時,所得稅無論在收入總量,還是調控作用方面都將發揮更大的作用。與此相適應,證券市場的稅收政策工具也將由現行的主要依靠證券交易印花稅轉變為同時依靠印花稅和資本利得稅、遺產和贈與稅等多稅種,因此,我國稅制結構的變遷也要求構建系統和健全的證券市場稅收制度。
2.調整證券交易印花稅的征收辦法。一是將證券交易印花稅確立為獨立的稅種。雖然就實質而言,我國當前的證券交易印花稅是一個獨立的稅種,但其法律依據不足,而只是作為印花稅的特別稅目得以確立其法律依據僅僅是國家稅務總局和體改委聯合的公文,這與我國制定稅法的法律程序不符。因此,有必要通過授權,由國務院頒布一些補充規定,以此來提高證券交易印花稅的法律級次,將其真正確立為獨立的稅種。二是按證券品種和持有時間長短實行差別稅率。對不同的證券品種實行差別稅率,能有效地對某些券種加以扶植,體現國家的投資結構政策。至于各應稅品種稅率的高低,應根據其預期收益率和流動性來確定。同時還應根據投資者持有證券品種時間的長短,分別設計不同的稅率,持有時間越長,適用的稅率越高,這樣有利于提高證券品種的流動性,推動證券市場的發展。三是實行單向征收,將納稅人確定為證券交易的賣方。當前的雙向征收,提高了有價證券的交易成本,在我國未開征證券交易所得稅的情況下,對組織財政收入、打擊投機行為確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從實際來看,這種作用的有效性是有限的。從理論上分析,僅對賣方征稅有利于鼓勵長期投資,抑制投機,這也是實踐中多數國家的一般做法。
3.消除對公司和股東個人股息、紅利的重復征稅。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都在力爭避免重復征稅,有許多經驗值得我國借鑒。西方國家主要采取兩種方式來消除或緩解重復征稅:一是實行扣除制或雙稅率制?？鄢频淖龇ㄊ窃试S公司從應稅所得中扣除部分或全部的股息。比如美國為了減輕重復征稅,規定股東每年取得的第一個200美元股息可以免征所得稅。雙稅率制又稱分率制,即對公司分配的股息按低稅率征稅,對留存收益按高稅率征稅。這樣做也部分減輕了重復征稅,但公司的額外負擔并未減輕,因此很少采用。二是實行抵免制和免征制。抵免制的核心是當股東個人獲得股息或紅利,在計征個人所得稅時,應扣除這筆收入在公司繳納企業所得稅時已支付的稅款,這一方法為西方大多數國家采用。免征制是指股東個人所得的股息或紅利收入不作為個人的一項所得,免除繳納個人所得稅。如希臘和我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都采用這一做法,它可以比較徹底地消除重復征稅。在我國,比較理想的選擇是采用抵免制和扣除制,既可以保證國家財政收入。又能比較徹底地消除重復征稅,還能與國際常規接軌。免稅制雖然可以做到徹底消除重復征稅,但勢必減少財政收入,在目前我國財政拮據的情況下不宜采用。
4.統一上市公司企業所得稅政策。我國股份制企業間的稅負不公平,其實質就是對上市公司實行稅收優惠。一般來講,上市公司具有一定的生產規模和良好的經營管理基礎,而且能通過發行股票募集到資金,因此,理應成為國家稅收的重要來源,對其減免所得稅的優惠,勢必減少國家財政收入。這種以減少國家收入為代價來換取企業內部轉機建制的政策,可能使這些企業缺乏加強管理和提高效益的內在壓力,實際情況也證實了這一點。同時對上市公司減免稅,對非上市公司是極不公平的。上市公司原有的良好經營基礎和上市融資已經為這些公司提供了市場競爭的優勢,若再加上稅收優惠,就會使非上市公司在市場競爭中的處境更加艱難。從國家宏觀政策角度考慮,優勝劣汰只能通過促使企業內部的優勢得到真正發揮來實現,而不是通過“殺富濟貧”的政策來實現。因此,國家應該執行規范、統一的法人所得稅,改變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之間及各上市公司之間稅負不公的局面,這樣才能促進證券市場的正常發展和公司間的公平競爭。
[參考文獻]
[1]周海東.我國證券稅制評價及思考[J].福建稅務,2000,(2).
一、導言
證券市場是現代資本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被形象地稱為現代經濟的“晴雨表”。稅收作為政府調控證券市場的重要政策工具，對證券市場的發展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證券稅制是由多稅種、多征稅對象、多稅率組成的稅制體系。它主要涉及的稅種有三種。一是證券流轉稅。這是對證券的發行和流通課征的稅，包括證券印花稅和證券交易稅等。二是證券投資所得稅。這是對證券投資所產生的股息、紅利、利息所得課征的稅，即通常所指的股息稅和利息稅，它們經常列入個人所得稅和公司所得稅范疇。三是證券交易利得稅。這是對證券買賣差價收益課征的稅，理論上應歸屬于資本利得稅范疇，許多國家未單獨開征資本利得稅，就把證券交易利得歸入普通所得稅計征?？傮w而言，國外證券稅制模式的發展表現為初期以流轉稅為主體稅種模式，成熟期以所得稅為主體稅種模式，稅制目標經歷了“效率優先——公平為主——效率與公平兼顧”的調整過程，具體制度設計也體現出“簡單——復雜——簡單”的特點。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格局的形成和各國之間經濟競爭的加劇，各國政府都在積極調整各自的證券稅制政策，以更好地鼓勵投資的增長，維護資本市場的穩定發展。因此，研究各國證券稅制的發展動態，借鑒它們的成功經驗，然后結合我國證券稅制的運行狀況，做出適當的證券稅制政策調整，可以更好地規范和調節我國證券市場的發展，提高資源配置效率，貫徹社會公平政策。
二、國外證券稅制的發展動態
(一)證券流轉稅的發展動態
理論上認為，證券流轉稅會降低證券價格水平，遲滯資本的流動，縮減市場成交量，影響證券市場效率，總體的消極效應較大。所以，證券流轉稅通常適用于發展初期的證券市場。世界上多數發達國家已不再征收證券流轉稅，現在仍舊征收該稅的部分國家，也在積極調整相關的稅收政策。
證券流轉稅的發展動態主要表現為：(1)證券流轉稅改革朝寬稅基、低稅率方向發展。隨著各種金融工具的創新，金融產品層出不窮，因而各國證券流轉稅征稅范圍也從傳統的股票市場擴展到債券、基金以及期貨期權等衍生金融產品，涵蓋整個資本市場。同時，證券流轉稅的稅率呈現不斷下調趨勢，甚至許多國家已完全廢止證券流轉稅。(2)證券流轉稅普遍運用差別稅率來調整證券市場結構。通常，股票交易稅率較高，公司債券和政府債券稅率依次降低，基金稅率更低甚至免稅，而各種衍生金融產品稅率也各不相同。同時，不同的投資主體也實行不同稅率，短期投機者適用的稅率要高于長期投資者適用稅率。這些措施的目的都在于調整投資結構，促進證券市場的平穩發展。(3)證券流轉稅主要采用單向征收方式。因為雙向征收無差別地對待買賣雙方，抑制投機效果較差。如果僅對賣方征稅，那么僅增加賣方成本，促使其延長證券持有期，這樣可以鼓勵投資抑制投機，促進證券市場健康發展。同時，單向征收稅負遠低于雙向征收，也符合證券流轉稅率不斷下調趨勢。因此，絕大多數國家的證券流轉稅僅對賣方征收，只有極少數國家仍采用雙向征收方式。
(二)證券投資所得稅發展動態
證券投資所得稅中最主要的是股息稅，關于股息稅的理論爭辯很激烈。傳統論代表Poterba和Summers等認為股息稅對新股投資和留利投資均產生了很大影響，因此解決股息的重復征稅具有重要意義。而新論代表Auerbach等認為，股息稅會對新股投資產生重要影響，但并不影響留利投資。經驗論證中，支持股息稅傳統論和新論的實證證據基本是平分秋色。各國分別根據各自的經濟特點采納不同的股息稅理論，并積極調整股息稅政策。
股息稅的發展動態主要表現為：(1)證券投資所得稅稅率呈不斷下調趨勢。OECD國家在1980—2000年之間，平均最高個人所得稅率從67％下調到47％，平均公司所得稅率在1996—2002年之間從37.6％下調到31.4％。這些持續的輕稅政策強有力地刺激了投資需求，推動了證券市場的發展。(2)妥善處理股息稅已成為完善證券投資所得稅的核心問題?，F實中，美國等極少數發達國家和部分發展中國家實行古典制所得稅，對股息重復征收公司和個人兩個層次的所得稅。而歐洲發達國家和多數發展中國家則實行一體化的所得稅制度，采取各種措施減輕或者消除股息的重復征稅現象。目前，這兩種所得稅制度呈現不斷融合的趨勢。因此，根據各國實際情況，設計合理可行的所得稅方案已成為完善證券投資所得稅的核心任務。(3)稅制設計兼顧公平與效率，體現簡化原則。發達國家為貫徹稅收公平，常采用一體化所得稅制度，并且稅制往往設計得很復雜，這在20世紀下半期已經成為股息稅改革的主流趨勢。然而，過于復雜的制度設計，使得實踐中的稅收遵從成本和行政成本都很高。因此，發達國家也正在考慮簡化股息稅制，以更好地提高稅收的效率。2000年，德國對實行了數十年的極其復雜的分劈稅率和歸集抵免制度進行改革，重新實行簡便的古典制所得稅，這充分體現了稅制簡化原則的回歸。
(三)證券交易利得稅的發展動態
證券交易利得稅會產生“資本緊鎖”效應，妨礙資本流動，也會影響證券投資需求，調節證券市場規模和價格水平，經濟效應較復雜?？傮w而言，證券交易利得稅不適用于初期的證券市場而更適用于成熟的證券市場，證券所得稅代替證券流轉稅是證券稅制發展的大趨勢。
證券交易利得稅的發展動態主要表現為：(1)長遠來看，各國都逐步將證券交易利得納入征稅范圍，以貫徹稅收公平政策。由于證券交易利得稅會改變證券市場的分配狀況，不利于高收入者，往往會遭到激烈的反對。例如，英國稅法就將證券交易利得排除在所得范圍之外長達250年，澳大利亞也是在開征所得稅后80年才對證券交易利得征稅。但是，隨著證券市場的發展，證券交易利得逐步成為高收入者的重要收入來源，開征證券交易利得稅能對這部分非勤勞所得做出適度合理的調節，是稅收公平政策的重要體現，所以是證券稅制發展的主流趨勢。現在，發達國家已大都將證券交易利得納入征稅范圍，并適時調整各自的證券交易利得稅政策。(2)各國都很謹慎地處理證券交易利得稅，認真研究恰當的開征時機。證券交易利得稅“雙刃劍”效應很強烈，它在成熟的證券市場上發揮“自動穩定器”作用，防止證券價格暴漲暴跌；而在不成熟的證券市場中，卻起到“震蕩
器”作用，產生了強烈的壓抑市場上揚和促使市場下挫的效應。例如，1986年意大利政府擬開征證券交易利得稅的消息傳出后，短短10天左右股價指數就暴跌了25％。證券交易利得稅的重要影響體現得淋漓盡致。因此，各國都會認真充分地研究各自的證券市場環境，做好各項評估預測，才會做出征收證券交易利得稅與否的重大決策。證券交易利得稅開征時機的把握是至關重要的。(3)證券交易利得稅實行稅負從輕原則。各國的證券交易利得稅率普遍控制在20％～30％之間。同時，還充分運用差別稅率，來調整證券的品種結構和期限結構，以貫徹鼓勵投資、抑制投機等政策意圖。另外，配套以合理的證券投資利虧抵扣措施，以更好地實現政策目標。相對于證券流轉稅而言，證券交易利得稅更容易實現公平目標。它根據能力負擔原則，多得多稅，少得少稅，再輔之于起征點、免稅額等方法，充分發揮了稅收調節社會財富分配狀況的功能，實現公平收入的目標。
三、我國證券稅制的運行現狀分析
我國的證券市場從90年代初起步，經歷十多年的風雨坎坷，已經取得了巨大發展。證券稅制也隨著證券市場的發展而不斷調整。總體來說，我國形成了以證券流轉稅為主體，證券所得稅為輔助的證券稅制模式。它對證券市場初期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調控作用。然而，隨著證券市場的逐漸發展成熟，也暴露出許多問題與不足，需要加以仔細研究并及時調整完善。
(一)證券交易印花稅的現狀分析
1．在財政收入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我國的證券交易印花稅在90年代基本處于持續增長狀態，增長速度較快。它占財政收入的比重也一路攀升，從1995年的0.42％增長到高峰期2000年的3.63％。隨著2001年后的證券市場持續低迷，證券交易印花稅收人大幅萎縮，其占財政收入比重也相應下降。
(2)稅率偏高，稅基偏窄。我國的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90年代初起征時設為6‰，這是個非常高的水平。直到2001年前，稅率仍維持在4‰的高水平。2001年后的股市持續走低，政府才調低稅率至2‰，2005年1月后調低至1‰。2007年5月底，政府又將證券交易印花稅率從1‰上調到3‰，而世界上征收證券流轉稅的國家的稅率基本都在1‰左右，且多實行單向征收，實際稅率遠低于我國。另外，我國的證券交易印花稅實際上僅對股票交易征收，并沒有將債券、基金和金融衍生工具納入征稅范圍，稅基相對較窄。
(3)調控功能不顯著，股市投機很活躍。我國的證券交易印花稅曾多次進行調整，試圖調節股市的運行。但事實證明它對股市的調節大多為短期影響，并不能使股市進入理性運行狀態。例如1998年6月調低印花稅率后，雖然當日成交量漲幅達20％，但后期成交量不增反降。2000年股市狂漲，印花稅也未能抑制過度投機。2005年1月下調證券交易印花稅率，試圖挽救過度頹廢的股市，而結果恰相反，一周后股票指數不升反降，跌幅達1.69％。而2007年5月30日證券交易印花稅率從1‰上調至3‰后，當日股指重挫下跌6.5％，連續三日內股指累計暴跌近14％，市值蒸發12873億元人民幣。印花稅的巨大震蕩影響已遠遠超出決策層的預料。種種現象表明，印花稅顯然不是調控股市的優良稅種。另外，我國的證券交易印花稅對買賣雙方征收，它對抑制我國股市過高的換手率作用甚微。
(二)證券投資所得稅的現狀分析
(1)股息的個人所得稅實行分類征收，不利于較好地貫徹公平原則。我國稅法將個人所得分為11類，股息利息所得屬于單獨的一類，不論股息收入多少均按20％的稅率單獨征收。而世界上多數國家實行綜合的個人所得稅，將股息利息并入個人全部所得，再按適用的累進稅率征收個人所得稅。隨著我國股份經濟的蓬勃發展，股息收入已成為富裕群體的一項較重要的收入。如果繼續給予富裕群體股息收入以單獨課征的稅收優惠，就無助于縮小社會正逐漸拉大的貧富差距。
(2)我國的股息稅名義稅率較低，但聯合的企業與個人所得稅稅率要普遍高于多數發展中國家。我國的企業所得稅稅率33％，股息的個人所得稅率20％，因為古典制重復征稅，100元企業稅前所得，先要承擔33元企業所得稅，余下分配的67元股息還要承擔20％的個人所得稅，所以最終要繳納合計46.4元的聯合的企業與個人所得稅。雖然2005年6月政府為刺激過度低迷的股市，暫時將股息的個人所得稅率調低至10％，但股息的聯合的企業與個人所得稅率仍然達到39.7％的較高水平。而世界上很多國家因實行一體化所得稅制度，聯合的公司與個人所得稅率并不高，如發展中國家巴西為33％、阿根廷為33％、墨西哥為34％，新興工業化國家如韓國為40％、新加坡為28％。發達國家平均的聯合的公司和個人所得稅率稍高，理論上能達到51.1％，但這是按各國最高的個人所得稅率計算的，實踐中大多數股東適用的個人所得稅率要低很多，其實際的股息聯合稅率要低于我國股息46.4％的名義稅率，而發達國家證券市場的成熟完善程度卻是我國無法比擬的。所以我國的證券投資所得稅制度可能對股份經濟的長遠發展存在一定的抑制影響。
(3)我國的股息稅未能對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發揮積極的調控功能。我國上市公司普遍形成國有股“一股獨大”的獨特的股權結構，這直接導致中小股東表決權太小，“以手投票”治理機制失效。廣大的上市公司又很少發甚至不發股息，股東無從了解公司經營信息，且沒有很大的投資選擇余地，“以腳投票”治理機制也收效甚微。而我國的證券投資所得稅非但不能懲罰那些不支付股息的低信譽公司，還對國有股和法人股不征收股息稅，加劇股權結構的不合理。因此，如何利用稅收政策來改善公司治理結構，合理調控證券市場已成為越來越值得關注的問題。(三)證券交易利得稅的現狀分析
證券交易利得稅理論上應列入資本利得稅范疇，而我國至今尚未形成完整的證券交易利得稅體系。我國的企業所得稅法規定，企業從事證券買賣所獲得的差價收益列入企業所得范疇，統一征收企業所得稅，這與多數國家相關稅法規定一致。而我國的個人所得稅法規定，個人從事證券買賣所取得的差價收入應列入財產轉讓所得，按20％的稅率征收個人所得稅。但我國相關稅收法規又規定，對個人買賣股票取得的差價收入暫不征收個人所得稅。所以，事實上我國并沒有征收個人的證券交易利得稅。隨著證券市場的不斷發展成熟，以流轉稅為主體的證券稅制模式轉變為以所得稅為主體的證券稅制模式，這是大勢所趨。所以完善證券交易利得稅體系將是今后證券稅制建設的重要任務。
四、我國證券稅制的政策調整
綜合考慮國際上證券稅制的發展趨勢和我國證券市場實際狀況，我們認為，我國證券稅制調整的總體思路應為：改革流轉稅為主體的證券稅制模式，逐步過渡到以所得稅為主體的證券稅制模式。具體應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一)完善我國的證券流轉稅
1．增設發行環節的證券印花稅，運用稅收調節證券初級市場的運行。初級市場的證券發行是
資源配置的重要環節，英國和日本等國也都在證券發行環節征收相關的印花稅或者注冊稅。我國應開征初級市場的證券印花稅，根據產業政策設計既公平統一又兼顧特殊的稅目稅率，以更好地對進入股市的資源進行合理的初次配置，平衡初級市場和二級市場的稅收收入，也可適度調節初級市場的投機活動。
2．根據“寬稅基、低稅率”原則，調整證券交易稅。建議首先將證券交易印花稅改名為證券交易稅，奠定其應有的法律地位。然后，擴大證券交易稅的征稅范圍，從股票擴展到債券、基金以及期貨期權等金融衍生工具，成為真正的證券交易稅而不是單純的股票交易印花稅。最后，仍要根據市場發展情況，繼續調低證券交易稅率，同時按照股票最高、債券居次、基金較低甚至免稅的順序制訂差別稅率，以合理調節證券結構。
3．實行單向征收方式，充分發揮證券交易稅的調節功能。我國的證券市場投機氣氛濃厚，股票平均年換手率在300％左右，遠高于西方國家成熟證券市場年平均換手率60％的水平。因此，應改變現在向買賣雙方征收的方式，實行僅向賣方征收的方式，可以對證券市場的投機活動起到積極的抑制作用，有利于實現證券市場的理性平穩運行。
(二)改革我國的證券投資所得稅
1．擴大證券投資所得稅稅基，設計合理的稅制模式。首先，要將股票、債券、基金以及金融衍生工具的投資收益均列入證券投資所得稅征稅范圍，公平稅收待遇，減少各種稅收優惠待遇。其次，統一國有股、法人股和個人股的證券投資所得稅待遇，取消給予國有股和法人股的不合理的稅收優惠。最后，待時機成熟時，將證券投資所得列入個人的綜合所得，按累進的個人所得稅率征稅。
2．降低證券投資所得的實際稅率，權衡考慮實施一體化的所得稅制度。我們一方面要考慮適度調低企業所得稅稅率，2008年開始實施的統一的新企業所得稅法已將稅率確定為25％，這是個較理想的稅率水平；另一方面，要注意適度減輕股息的重復征稅問題，考慮實施一體化的所得稅方案。這個改革過程的相關的測算和設計比較復雜，所以要做得謹慎詳細。作為過渡措施，相關部門可以確定宣布降低股息的個人所得稅率至10％，取消“暫按10％”字樣，增強投資者信心。甚至可采取更積極措施，加大股息所得稅優惠力度，降低股息的個人所得稅率至5％，以更強有力地促進股份經濟及證券市場的持續發展。
3．所得稅一體化方案中優先考慮分劈稅率法，再結合歸集抵免制度，以充分發揮稅收對股市的調控作用，改善我國的公司治理結構?？梢詫⒐镜亩惽八梅譃閮刹糠?，對未分配利潤征收相對較高的企業所得稅，而對作為股息分配的利潤則征收較低的企業所得稅，這樣可以促使公司積極分配股息，以便股東掌握公司較多的經營信息，從而對公司經營者產生較好的約束。另外，可以在股東層次實行股息稅的歸集抵免制，這樣可以減輕甚至徹底消除重復征稅現象。這樣，稅收對公司治理結構的調控作用就得到了較好的發揮。
(三)健全我國的證券交易利得稅
1．明確劃分投資期限，抑制投機活動。證券持有期限劃分為：1年以下為短期，1－5年為中期，5年以上為長期。短期證券交易應繳納法定全額的交易利得稅，而中期證券交易可獲得減半征稅的優惠，長期證券交易則全部免稅。其目的就在于抑制證券市場的短期投機活動，促使證券市場長期平穩運行。
一、導言
證券市場是現代資本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被形象地稱為現代經濟的“晴雨表”。稅收作為政府調控證券市場的重要政策工具，對證券市場的發展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證券稅制是由多稅種、多征稅對象、多稅率組成的稅制體系。它主要涉及的稅種有三種。一是證券流轉稅。這是對證券的發行和流通課征的稅，包括證券印花稅和證券交易稅等。二是證券投資所得稅。這是對證券投資所產生的股息、紅利、利息所得課征的稅，即通常所指的股息稅和利息稅，它們經常列入個人所得稅和公司所得稅范疇。三是證券交易利得稅。這是對證券買賣差價收益課征的稅，理論上應歸屬于資本利得稅范疇，許多國家未單獨開征資本利得稅，就把證券交易利得歸入普通所得稅計征。總體而言，國外證券稅制模式的發展表現為初期以流轉稅為主體稅種模式，成熟期以所得稅為主體稅種模式，稅制目標經歷了“效率優先——公平為主——效率與公平兼顧”的調整過程，具體制度設計也體現出“簡單——復雜——簡單”的特點。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格局的形成和各國之間經濟競爭的加劇，各國政府都在積極調整各自的證券稅制政策，以更好地鼓勵投資的增長，維護資本市場的穩定發展。因此，研究各國證券稅制的發展動態，借鑒它們的成功經驗，然后結合我國證券稅制的運行狀況，做出適當的證券稅制政策調整，可以更好地規范和調節我國證券市場的發展，提高資源配置效率，貫徹社會公平政策。
二、國外證券稅制的發展動態
(一)證券流轉稅的發展動態
理論上認為，證券流轉稅會降低證券價格水平，遲滯資本的流動，縮減市場成交量，影響證券市場效率，總體的消極效應較大。所以，證券流轉稅通常適用于發展初期的證券市場。世界上多數發達國家已不再征收證券流轉稅，現在仍舊征收該稅的部分國家，也在積極調整相關的稅收政策。
證券流轉稅的發展動態主要表現為：(1)證券流轉稅改革朝寬稅基、低稅率方向發展。隨著各種金融工具的創新，金融產品層出不窮，因而各國證券流轉稅征稅范圍也從傳統的股票市場擴展到債券、基金以及期貨期權等衍生金融產品，涵蓋整個資本市場。同時，證券流轉稅的稅率呈現不斷下調趨勢，甚至許多國家已完全廢止證券流轉稅。(2)證券流轉稅普遍運用差別稅率來調整證券市場結構。通常，股票交易稅率較高，公司債券和政府債券稅率依次降低，基金稅率更低甚至免稅，而各種衍生金融產品稅率也各不相同。同時，不同的投資主體也實行不同稅率，短期投機者適用的稅率要高于長期投資者適用稅率。這些措施的目的都在于調整投資結構，促進證券市場的平穩發展。(3)證券流轉稅主要采用單向征收方式。因為雙向征收無差別地對待買賣雙方，抑制投機效果較差。如果僅對賣方征稅，那么僅增加賣方成本，促使其延長證券持有期，這樣可以鼓勵投資抑制投機，促進證券市場健康發展。同時，單向征收稅負遠低于雙向征收，也符合證券流轉稅率不斷下調趨勢。因此，絕大多數國家的證券流轉稅僅對賣方征收，只有極少數國家仍采用雙向征收方式。
(二)證券投資所得稅發展動態
證券投資所得稅中最主要的是股息稅，關于股息稅的理論爭辯很激烈。傳統論代表Poterba和Summers等認為股息稅對新股投資和留利投資均產生了很大影響，因此解決股息的重復征稅具有重要意義。而新論代表Auerbach等認為，股息稅會對新股投資產生重要影響，但并不影響留利投資。經驗論證中，支持股息稅傳統論和新論的實證證據基本是平分秋色。各國分別根據各自的經濟特點采納不同的股息稅理論，并積極調整股息稅政策。
股息稅的發展動態主要表現為：(1)證券投資所得稅稅率呈不斷下調趨勢。OECD國家在1980—2000年之間，平均最高個人所得稅率從67％下調到47％，平均公司所得稅率在1996—2002年之間從37.6％下調到31.4％。這些持續的輕稅政策強有力地刺激了投資需求，推動了證券市場的發展。(2)妥善處理股息稅已成為完善證券投資所得稅的核心問題?，F實中，美國等極少數發達國家和部分發展中國家實行古典制所得稅，對股息重復征收公司和個人兩個層次的所得稅。而歐洲發達國家和多數發展中國家則實行一體化的所得稅制度，采取各種措施減輕或者消除股息的重復征稅現象。目前，這兩種所得稅制度呈現不斷融合的趨勢。因此，根據各國實際情況，設計合理可行的所得稅方案已成為完善證券投資所得稅的核心任務。(3)稅制設計兼顧公平與效率，體現簡化原則。發達國家為貫徹稅收公平，常采用一體化所得稅制度，并且稅制往往設計得很復雜，這在20世紀下半期已經成為股息稅改革的主流趨勢。然而，過于復雜的制度設計，使得實踐中的稅收遵從成本和行政成本都很高。因此，發達國家也正在考慮簡化股息稅制，以更好地提高稅收的效率。2000年，德國對實行了數十年的極其復雜的分劈稅率和歸集抵免制度進行改革，重新實行簡便的古典制所得稅，這充分體現了稅制簡化原則的回歸。
(三)證券交易利得稅的發展動態
證券交易利得稅會產生“資本緊鎖”效應，妨礙資本流動，也會影響證券投資需求，調節證券市場規模和價格水平，經濟效應較復雜。總體而言，證券交易利得稅不適用于初期的證券市場而更適用于成熟的證券市場，證券所得稅代替證券流轉稅是證券稅制發展的大趨勢。
證券交易利得稅的發展動態主要表現為：(1)長遠來看，各國都逐步將證券交易利得納入征稅范圍，以貫徹稅收公平政策。由于證券交易利得稅會改變證券市場的分配狀況，不利于高收入者，往往會遭到激烈的反對。例如，英國稅法就將證券交易利得排除在所得范圍之外長達250年，澳大利亞也是在開征所得稅后80年才對證券交易利得征稅。但是，隨著證券市場的發展，證券交易利得逐步成為高收入者的重要收入來源，開征證券交易利得稅能對這部分非勤勞所得做出適度合理的調節，是稅收公平政策的重要體現，所以是證券稅制發展的主流趨勢。現在，發達國家已大都將證券交易利得納入征稅范圍，并適時調整各自的證券交易利得稅政策。(2)各國都很謹慎地處理證券交易利得稅，認真研究恰當的開征時機。證券交易利得稅“雙刃劍”效應很強烈，它在成熟的證券市場上發揮“自動穩定器”作用，防止證券價格暴漲暴跌；而在不成熟的證券市場中，卻起到“震蕩
器”作用，產生了強烈的壓抑市場上揚和促使市場下挫的效應。例如，1986年意大利政府擬開征證券交易利得稅的消息傳出后，短短10天左右股價指數就暴跌了25％。證券交易利得稅的重要影響體現得淋漓盡致。因此，各國都會認真充分地研究各自的證券市場環境，做好各項評估預測，才會做出征收證券交易利得稅與否的重大決策。證券交易利得稅開征時機的把握是至關重要的。(3)證券交易利得稅實行稅負從輕原則。各國的證券交易利得稅率普遍控制在20％～30％之間。同時，還充分運用差別稅率，來調整證券的品種結構和期限結構，以貫徹鼓勵投資、抑制投機等政策意圖。另外，配套以合理的證券投資利虧抵扣措施，以更好地實現政策目標。相對于證券流轉稅而言，證券交易利得稅更容易實現公平目標。它根據能力負擔原則，多得多稅，少得少稅，再輔之于起征點、免稅額等方法，充分發揮了稅收調節社會財富分配狀況的功能，實現公平收入的目標。
三、我國證券稅制的運行現狀分析
我國的證券市場從90年代初起步，經歷十多年的風雨坎坷，已經取得了巨大發展。證券稅制也隨著證券市場的發展而不斷調整?？傮w來說，我國形成了以證券流轉稅為主體，證券所得稅為輔助的證券稅制模式。它對證券市場初期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調控作用。然而，隨著證券市場的逐漸發展成熟，也暴露出許多問題與不足，需要加以仔細研究并及時調整完善。
(一)證券交易印花稅的現狀分析
1．在財政收入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我國的證券交易印花稅在90年代基本處于持續增長狀態，增長速度較快。它占財政收入的比重也一路攀升，從1995年的0.42％增長到高峰期2000年的3.63％。隨著2001年后的證券市場持續低迷，證券交易印花稅收人大幅萎縮，其占財政收入比重也相應下降。
(2)稅率偏高，稅基偏窄。我國的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90年代初起征時設為6‰，這是個非常高的水平。直到2001年前，稅率仍維持在4‰的高水平。2001年后的股市持續走低，政府才調低稅率至2‰，2005年1月后調低至1‰。2007年5月底，政府又將證券交易印花稅率從1‰上調到3‰，而世界上征收證券流轉稅的國家的稅率基本都在1‰左右，且多實行單向征收，實際稅率遠低于我國。另外，我國的證券交易印花稅實際上僅對股票交易征收，并沒有將債券、基金和金融衍生工具納入征稅范圍，稅基相對較窄。
(3)調控功能不顯著，股市投機很活躍。我國的證券交易印花稅曾多次進行調整，試圖調節股市的運行。但事實證明它對股市的調節大多為短期影響，并不能使股市進入理性運行狀態。例如1998年6月調低印花稅率后，雖然當日成交量漲幅達20％，但后期成交量不增反降。2000年股市狂漲，印花稅也未能抑制過度投機。2005年1月下調證券交易印花稅率，試圖挽救過度頹廢的股市，而結果恰相反，一周后股票指數不升反降，跌幅達1.69％。而2007年5月30日證券交易印花稅率從1‰上調至3‰后，當日股指重挫下跌6.5％，連續三日內股指累計暴跌近14％，市值蒸發12873億元人民幣。印花稅的巨大震蕩影響已遠遠超出決策層的預料。種種現象表明，印花稅顯然不是調控股市的優良稅種。另外，我國的證券交易印花稅對買賣雙方征收，它對抑制我國股市過高的換手率作用甚微。
(二)證券投資所得稅的現狀分析
(1)股息的個人所得稅實行分類征收，不利于較好地貫徹公平原則。我國稅法將個人所得分為11類，股息利息所得屬于單獨的一類，不論股息收入多少均按20％的稅率單獨征收。而世界上多數國家實行綜合的個人所得稅，將股息利息并入個人全部所得，再按適用的累進稅率征收個人所得稅。隨著我國股份經濟的蓬勃發展，股息收入已成為富裕群體的一項較重要的收入。如果繼續給予富裕群體股息收入以單獨課征的稅收優惠，就無助于縮小社會正逐漸拉大的貧富差距。
(2)我國的股息稅名義稅率較低，但聯合的企業與個人所得稅稅率要普遍高于多數發展中國家。我國的企業所得稅稅率33％，股息的個人所得稅率20％，因為古典制重復征稅，100元企業稅前所得，先要承擔33元企業所得稅，余下分配的67元股息還要承擔20％的個人所得稅，所以最終要繳納合計46.4元的聯合的企業與個人所得稅。雖然2005年6月政府為刺激過度低迷的股市，暫時將股息的個人所得稅率調低至10％，但股息的聯合的企業與個人所得稅率仍然達到39.7％的較高水平。而世界上很多國家因實行一體化所得稅制度，聯合的公司與個人所得稅率并不高，如發展中國家巴西為33％、阿根廷為33％、墨西哥為34％，新興工業化國家如韓國為40％、新加坡為28％。發達國家平均的聯合的公司和個人所得稅率稍高，理論上能達到51.1％，但這是按各國最高的個人所得稅率計算的，實踐中大多數股東適用的個人所得稅率要低很多，其實際的股息聯合稅率要低于我國股息46.4％的名義稅率，而發達國家證券市場的成熟完善程度卻是我國無法比擬的。所以我國的證券投資所得稅制度可能對股份經濟的長遠發展存在一定的抑制影響。
(3)我國的股息稅未能對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發揮積極的調控功能。我國上市公司普遍形成國有股“一股獨大”的獨特的股權結構，這直接導致中小股東表決權太小，“以手投票”治理機制失效。廣大的上市公司又很少發甚至不發股息，股東無從了解公司經營信息，且沒有很大的投資選擇余地，“以腳投票”治理機制也收效甚微。而我國的證券投資所得稅非但不能懲罰那些不支付股息的低信譽公司，還對國有股和法人股不征收股息稅，加劇股權結構的不合理。因此，如何利用稅收政策來改善公司治理結構，合理調控證券市場已成為越來越值得關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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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證券交易利得稅的現狀分析
證券交易利得稅理論上應列入資本利得稅范疇，而我國至今尚未形成完整的證券交易利得稅體系。我國的企業所得稅法規定，企業從事證券買賣所獲得的差價收益列入企業所得范疇，統一征收企業所得稅，這與多數國家相關稅法規定一致。而我國的個人所得稅法規定，個人從事證券買賣所取得的差價收入應列入財產轉讓所得，按20％的稅率征收個人所得稅。但我國相關稅收法規又規定，對個人買賣股票取得的差價收入暫不征收個人所得稅。所以，事實上我國并沒有征收個人的證券交易利得稅。隨著證券市場的不斷發展成熟，以流轉稅為主體的證券稅制模式轉變為以所得稅為主體的證券稅制模式，這是大勢所趨。所以完善證券交易利得稅體系將是今后證券稅制建設的重要任務。
四、我國證券稅制的政策調整
綜合考慮國際上證券稅制的發展趨勢和我國證券市場實際狀況，我們認為，我國證券稅制調整的總體思路應為：改革流轉稅為主體的證券稅制模式，逐步過渡到以所得稅為主體的證券稅制模式。具體應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一)完善我國的證券流轉稅
1．增設發行環節的證券印花稅，運用稅收調節證券初級市場的運行。初級市場的證券發行是
資源配置的重要環節，英國和日本等國也都在證券發行環節征收相關的印花稅或者注冊稅。我國應開征初級市場的證券印花稅，根據產業政策設計既公平統一又兼顧特殊的稅目稅率，以更好地對進入股市的資源進行合理的初次配置，平衡初級市場和二級市場的稅收收入，也可適度調節初級市場的投機活動。
2．根據“寬稅基、低稅率”原則，調整證券交易稅。建議首先將證券交易印花稅改名為證券交易稅，奠定其應有的法律地位。然后，擴大證券交易稅的征稅范圍，從股票擴展到債券、基金以及期貨期權等金融衍生工具，成為真正的證券交易稅而不是單純的股票交易印花稅。最后，仍要根據市場發展情況，繼續調低證券交易稅率，同時按照股票最高、債券居次、基金較低甚至免稅的順序制訂差別稅率，以合理調節證券結構。
3．實行單向征收方式，充分發揮證券交易稅的調節功能。我國的證券市場投機氣氛濃厚，股票平均年換手率在300％左右，遠高于西方國家成熟證券市場年平均換手率60％的水平。因此，應改變現在向買賣雙方征收的方式，實行僅向賣方征收的方式，可以對證券市場的投機活動起到積極的抑制作用，有利于實現證券市場的理性平穩運行。
(二)改革我國的證券投資所得稅
1．擴大證券投資所得稅稅基，設計合理的稅制模式。首先，要將股票、債券、基金以及金融衍生工具的投資收益均列入證券投資所得稅征稅范圍，公平稅收待遇，減少各種稅收優惠待遇。其次，統一國有股、法人股和個人股的證券投資所得稅待遇，取消給予國有股和法人股的不合理的稅收優惠。最后，待時機成熟時，將證券投資所得列入個人的綜合所得，按累進的個人所得稅率征稅。
2．降低證券投資所得的實際稅率，權衡考慮實施一體化的所得稅制度。我們一方面要考慮適度調低企業所得稅稅率，2008年開始實施的統一的新企業所得稅法已將稅率確定為25％，這是個較理想的稅率水平；另一方面，要注意適度減輕股息的重復征稅問題，考慮實施一體化的所得稅方案。這個改革過程的相關的測算和設計比較復雜，所以要做得謹慎詳細。作為過渡措施，相關部門可以確定宣布降低股息的個人所得稅率至10％，取消“暫按10％”字樣，增強投資者信心。甚至可采取更積極措施，加大股息所得稅優惠力度，降低股息的個人所得稅率至5％，以更強有力地促進股份經濟及證券市場的持續發展。
3．所得稅一體化方案中優先考慮分劈稅率法，再結合歸集抵免制度，以充分發揮稅收對股市的調控作用，改善我國的公司治理結構?？梢詫⒐镜亩惽八梅譃閮刹糠?，對未分配利潤征收相對較高的企業所得稅，而對作為股息分配的利潤則征收較低的企業所得稅，這樣可以促使公司積極分配股息，以便股東掌握公司較多的經營信息，從而對公司經營者產生較好的約束。另外，可以在股東層次實行股息稅的歸集抵免制，這樣可以減輕甚至徹底消除重復征稅現象。這樣，稅收對公司治理結構的調控作用就得到了較好的發揮。
(三)健全我國的證券交易利得稅
1．明確劃分投資期限，抑制投機活動。證券持有期限劃分為：1年以下為短期，1－5年為中期，5年以上為長期。短期證券交易應繳納法定全額的交易利得稅，而中期證券交易可獲得減半征稅的優惠，長期證券交易則全部免稅。其目的就在于抑制證券市場的短期投機活動，促使證券市場長期平穩運行。
一、導言
證券市場是現代資本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被形象地稱為現代經濟的“晴雨表”。稅收作為政府調控證券市場的重要政策工具，對證券市場的發展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證券稅制是由多稅種、多征稅對象、多稅率組成的稅制體系。它主要涉及的稅種有三種。一是證券流轉稅。這是對證券的發行和流通課征的稅，包括證券印花稅和證券交易稅等。二是證券投資所得稅。這是對證券投資所產生的股息、紅利、利息所得課征的稅，即通常所指的股息稅和利息稅，它們經常列入個人所得稅和公司所得稅范疇。三是證券交易利得稅。這是對證券買賣差價收益課征的稅，理論上應歸屬于資本利得稅范疇，許多國家未單獨開征資本利得稅，就把證券交易利得歸入普通所得稅計征。總體而言，國外證券稅制模式的發展表現為初期以流轉稅為主體稅種模式，成熟期以所得稅為主體稅種模式，稅制目標經歷了“效率優先——公平為主——效率與公平兼顧”的調整過程，具體制度設計也體現出“簡單——復雜——簡單”的特點。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格局的形成和各國之間經濟競爭的加劇，各國政府都在積極調整各自的證券稅制政策，以更好地鼓勵投資的增長，維護資本市場的穩定發展。因此，研究各國證券稅制的發展動態，借鑒它們的成功經驗，然后結合我國證券稅制的運行狀況，做出適當的證券稅制政策調整，可以更好地規范和調節我國證券市場的發展，提高資源配置效率，貫徹社會公平政策。
二、國外證券稅制的發展動態
(一)證券流轉稅的發展動態
理論上認為，證券流轉稅會降低證券價格水平，遲滯資本的流動，縮減市場成交量，影響證券市場效率，總體的消極效應較大。所以，證券流轉稅通常適用于發展初期的證券市場。世界上多數發達國家已不再征收證券流轉稅，現在仍舊征收該稅的部分國家，也在積極調整相關的稅收政策。
證券流轉稅的發展動態主要表現為：(1)證券流轉稅改革朝寬稅基、低稅率方向發展。隨著各種金融工具的創新，金融產品層出不窮，因而各國證券流轉稅征稅范圍也從傳統的股票市場擴展到債券、基金以及期貨期權等衍生金融產品，涵蓋整個資本市場。同時，證券流轉稅的稅率呈現不斷下調趨勢，甚至許多國家已完全廢止證券流轉稅。(2)證券流轉稅普遍運用差別稅率來調整證券市場結構。通常，股票交易稅率較高，公司債券和政府債券稅率依次降低，基金稅率更低甚至免稅，而各種衍生金融產品稅率也各不相同。同時，不同的投資主體也實行不同稅率，短期投機者適用的稅率要高于長期投資者適用稅率。這些措施的目的都在于調整投資結構，促進證券市場的平穩發展。(3)證券流轉稅主要采用單向征收方式。因為雙向征收無差別地對待買賣雙方，抑制投機效果較差。如果僅對賣方征稅，那么僅增加賣方成本，促使其延長證券持有期，這樣可以鼓勵投資抑制投機，促進證券市場健康發展。同時，單向征收稅負遠低于雙向征收，也符合證券流轉稅率不斷下調趨勢。因此，絕大多數國家的證券流轉稅僅對賣方征收，只有極少數國家仍采用雙向征收方式。
(二)證券投資所得稅發展動態
證券投資所得稅中最主要的是股息稅，關于股息稅的理論爭辯很激烈。傳統論代表Poterba和Summers等認為股息稅對新股投資和留利投資均產生了很大影響，因此解決股息的重復征稅具有重要意義。而新論代表Auerbach等認為，股息稅會對新股投資產生重要影響，但并不影響留利投資。經驗論證中，支持股息稅傳統論和新論的實證證據基本是平分秋色。各國分別根據各自的經濟特點采納不同的股息稅理論，并積極調整股息稅政策。
股息稅的發展動態主要表現為：(1)證券投資所得稅稅率呈不斷下調趨勢。OECD國家在1980—2000年之間，平均最高個人所得稅率從67％下調到47％，平均公司所得稅率在1996—2002年之間從37.6％下調到31.4％。這些持續的輕稅政策強有力地刺激了投資需求，推動了證券市場的發展。(2)妥善處理股息稅已成為完善證券投資所得稅的核心問題。現實中，美國等極少數發達國家和部分發展中國家實行古典制所得稅，對股息重復征收公司和個人兩個層次的所得稅。而歐洲發達國家和多數發展中國家則實行一體化的所得稅制度，采取各種措施減輕或者消除股息的重復征稅現象。目前，這兩種所得稅制度呈現不斷融合的趨勢。因此，根據各國實際情況，設計合理可行的所得稅方案已成為完善證券投資所得稅的核心任務。(3)稅制設計兼顧公平與效率，體現簡化原則。發達國家為貫徹稅收公平，常采用一體化所得稅制度，并且稅制往往設計得很復雜，這在20世紀下半期已經成為股息稅改革的主流趨勢。然而，過于復雜的制度設計，使得實踐中的稅收遵從成本和行政成本都很高。因此，發達國家也正在考慮簡化股息稅制，以更好地提高稅收的效率。2000年，德國對實行了數十年的極其復雜的分劈稅率和歸集抵免制度進行改革，重新實行簡便的古典制所得稅，這充分體現了稅制簡化原則的回歸。
(三)證券交易利得稅的發展動態
證券交易利得稅會產生“資本緊鎖”效應，妨礙資本流動，也會影響證券投資需求，調節證券市場規模和價格水平，經濟效應較復雜?？傮w而言，證券交易利得稅不適用于初期的證券市場而更適用于成熟的證券市場，證券所得稅代替證券流轉稅是證券稅制發展的大趨勢。
證券交易利得稅的發展動態主要表現為：(1)長遠來看，各國都逐步將證券交易利得納入征稅范圍，以貫徹稅收公平政策。由于證券交易利得稅會改變證券市場的分配狀況，不利于高收入者，往往會遭到激烈的反對。例如，英國稅法就將證券交易利得排除在所得范圍之外長達250年，澳大利亞也是在開征所得稅后80年才對證券交易利得征稅。但是，隨著證券市場的發展，證券交易利得逐步成為高收入者的重要收入來源，開征證券交易利得稅能對這部分非勤勞所得做出適度合理的調節，是稅收公平政策的重要體現，所以是證券稅制發展的主流趨勢?，F在，發達國家已大都將證券交易利得納入征稅范圍，并適時調整各自的證券交易利得稅政策。(2)各國都很謹慎地處理證券交易利得稅，認真研究恰當的開征時機。證券交易利得稅“雙刃劍”效應很強烈，它在成熟的證券市場上發揮“自動穩定器”作用，防止證券價格暴漲暴跌；而在不成熟的證券市場中，卻起到“震蕩器”作用，產生了強烈的壓抑市場上揚和促使市場下挫的效應。例如，1986年意大利政府擬開征證券交易利得稅的消息傳出后，短短10天左右股價指數就暴跌了25％。證券交易利得稅的重要影響體現得淋漓盡致。因此，各國都會認真充分地研究各自的證券市場環境，做好各項評估預測，才會做出征收證券交易利得稅與否的重大決策。證券交易利得稅開征時機的把握是至關重要的。(3)證券交易利得稅實行稅負從輕原則。各國的證券交易利得稅率普遍控制在20％～30％之間。同時，還充分運用差別稅率，來調整證券的品種結構和期限結構，以貫徹鼓勵投資、抑制投機等政策意圖。另外，配套以合理的證券投資利虧抵扣措施，以更好地實現政策目標。相對于證券流轉稅而言，證券交易利得稅更容易實現公平目標。它根據能力負擔原則，多得多稅，少得少稅，再輔之于起征點、免稅額等方法，充分發揮了稅收調節社會財富分配狀況的功能，實現公平收入的目標。
三、我國證券稅制的運行現狀分析
我國的證券市場從90年代初起步，經歷十多年的風雨坎坷，已經取得了巨大發展。證券稅制也隨著證券市場的發展而不斷調整?？傮w來說，我國形成了以證券流轉稅為主體，證券所得稅為輔助的證券稅制模式。它對證券市場初期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調控作用。然而，隨著證券市場的逐漸發展成熟，也暴露出許多問題與不足，需要加以仔細研究并及時調整完善。
(一)證券交易印花稅的現狀分析
1．在財政收入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我國的證券交易印花稅在90年代基本處于持續增長狀態，增長速度較快。它占財政收入的比重也一路攀升，從1995年的0.42％增長到高峰期2000年的3.63％。隨著2001年后的證券市場持續低迷，證券交易印花稅收人大幅萎縮，其占財政收入比重也相應下降。
(2)稅率偏高，稅基偏窄。我國的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90年代初起征時設為6‰，這是個非常高的水平。直到2001年前，稅率仍維持在4‰的高水平。2001年后的股市持續走低，政府才調低稅率至2‰，2005年1月后調低至1‰。2007年5月底，政府又將證券交易印花稅率從1‰上調到3‰，而世界上征收證券流轉稅的國家的稅率基本都在1‰左右，且多實行單向征收，實際稅率遠低于我國。另外，我國的證券交易印花稅實際上僅對股票交易征收，并沒有將債券、基金和金融衍生工具納入征稅范圍，稅基相對較窄。
(3)調控功能不顯著，股市投機很活躍。我國的證券交易印花稅曾多次進行調整，試圖調節股市的運行。但事實證明它對股市的調節大多為短期影響，并不能使股市進入理性運行狀態。例如1998年6月調低印花稅率后，雖然當日成交量漲幅達20％，但后期成交量不增反降。2000年股市狂漲，印花稅也未能抑制過度投機。2005年1月下調證券交易印花稅率，試圖挽救過度頹廢的股市，而結果恰相反，一周后股票指數不升反降，跌幅達1.69％。而2007年5月30日證券交易印花稅率從1‰上調至3‰后，當日股指重挫下跌6.5％，連續三日內股指累計暴跌近14％，市值蒸發12873億元人民幣。印花稅的巨大震蕩影響已遠遠超出決策層的預料。種種現象表明，印花稅顯然不是調控股市的優良稅種。另外，我國的證券交易印花稅對買賣雙方征收，它對抑制我國股市過高的換手率作用甚微。
(二)證券投資所得稅的現狀分析
(1)股息的個人所得稅實行分類征收，不利于較好地貫徹公平原則。我國稅法將個人所得分為11類，股息利息所得屬于單獨的一類，不論股息收入多少均按20％的稅率單獨征收。而世界上多數國家實行綜合的個人所得稅，將股息利息并入個人全部所得，再按適用的累進稅率征收個人所得稅。隨著我國股份經濟的蓬勃發展，股息收入已成為富裕群體的一項較重要的收入。如果繼續給予富裕群體股息收入以單獨課征的稅收優惠，就無助于縮小社會正逐漸拉大的貧富差距。
(2)我國的股息稅名義稅率較低，但聯合的企業與個人所得稅稅率要普遍高于多數發展中國家。我國的企業所得稅稅率33％，股息的個人所得稅率20％，因為古典制重復征稅，100元企業稅前所得，先要承擔33元企業所得稅，余下分配的67元股息還要承擔20％的個人所得稅，所以最終要繳納合計46.4元的聯合的企業與個人所得稅。雖然2005年6月政府為刺激過度低迷的股市，暫時將股息的個人所得稅率調低至10％，但股息的聯合的企業與個人所得稅率仍然達到39.7％的較高水平。而世界上很多國家因實行一體化所得稅制度，聯合的公司與個人所得稅率并不高，如發展中國家巴西為33％、阿根廷為33％、墨西哥為34％，新興工業化國家如韓國為40％、新加坡為28％。發達國家平均的聯合的公司和個人所得稅率稍高，理論上能達到51.1％，但這是按各國最高的個人所得稅率計算的，實踐中大多數股東適用的個人所得稅率要低很多，其實際的股息聯合稅率要低于我國股息46.4％的名義稅率，而發達國家證券市場的成熟完善程度卻是我國無法比擬的。所以我國的證券投資所得稅制度可能對股份經濟的長遠發展存在一定的抑制影響。
(3)我國的股息稅未能對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發揮積極的調控功能。我國上市公司普遍形成國有股“一股獨大”的獨特的股權結構，這直接導致中小股東表決權太小，“以手投票”治理機制失效。廣大的上市公司又很少發甚至不發股息，股東無從了解公司經營信息，且沒有很大的投資選擇余地，“以腳投票”治理機制也收效甚微。而我國的證券投資所得稅非但不能懲罰那些不支付股息的低信譽公司，還對國有股和法人股不征收股息稅，加劇股權結構的不合理。因此，如何利用稅收政策來改善公司治理結構，合理調控證券市場已成為越來越值得關注的問題。
(三)證券交易利得稅的現狀分析
證券交易利得稅理論上應列入資本利得稅范疇，而我國至今尚未形成完整的證券交易利得稅體系。我國的企業所得稅法規定，企業從事證券買賣所獲得的差價收益列入企業所得范疇，統一征收企業所得稅，這與多數國家相關稅法規定一致。而我國的個人所得稅法規定，個人從事證券買賣所取得的差價收入應列入財產轉讓所得，按20％的稅率征收個人所得稅。但我國相關稅收法規又規定，對個人買賣股票取得的差價收入暫不征收個人所得稅。所以，事實上我國并沒有征收個人的證券交易利得稅。隨著證券市場的不斷發展成熟，以流轉稅為主體的證券稅制模式轉變為以所得稅為主體的證券稅制模式，這是大勢所趨。所以完善證券交易利得稅體系將是今后證券稅制建設的重要任務。
四、我國證券稅制的政策調整
綜合考慮國際上證券稅制的發展趨勢和我國證券市場實際狀況，我們認為，我國證券稅制調整的總體思路應為：改革流轉稅為主體的證券稅制模式，逐步過渡到以所得稅為主體的證券稅制模式。具體應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一)完善我國的證券流轉稅
1．增設發行環節的證券印花稅，運用稅收調節證券初級市場的運行。初級市場的證券發行是
資源配置的重要環節，英國和日本等國也都在證券發行環節征收相關的印花稅或者注冊稅。我國應開征初級市場的證券印花稅，根據產業政策設計既公平統一又兼顧特殊的稅目稅率，以更好地對進入股市的資源進行合理的初次配置，平衡初級市場和二級市場的稅收收入，也可適度調節初級市場的投機活動。
2．根據“寬稅基、低稅率”原則，調整證券交易稅。建議首先將證券交易印花稅改名為證券交易稅，奠定其應有的法律地位。然后，擴大證券交易稅的征稅范圍，從股票擴展到債券、基金以及期貨期權等金融衍生工具，成為真正的證券交易稅而不是單純的股票交易印花稅。最后，仍要根據市場發展情況，繼續調低證券交易稅率，同時按照股票最高、債券居次、基金較低甚至免稅的順序制訂差別稅率，以合理調節證券結構。
3．實行單向征收方式，充分發揮證券交易稅的調節功能。我國的證券市場投機氣氛濃厚，股票平均年換手率在300％左右，遠高于西方國家成熟證券市場年平均換手率60％的水平。因此，應改變現在向買賣雙方征收的方式，實行僅向賣方征收的方式，可以對證券市場的投機活動起到積極的抑制作用，有利于實現證券市場的理性平穩運行。
(二)改革我國的證券投資所得稅
1．擴大證券投資所得稅稅基，設計合理的稅制模式。首先，要將股票、債券、基金以及金融衍生工具的投資收益均列入證券投資所得稅征稅范圍，公平稅收待遇，減少各種稅收優惠待遇。其次，統一國有股、法人股和個人股的證券投資所得稅待遇，取消給予國有股和法人股的不合理的稅收優惠。最后，待時機成熟時，將證券投資所得列入個人的綜合所得，按累進的個人所得稅率征稅。
2．降低證券投資所得的實際稅率，權衡考慮實施一體化的所得稅制度。我們一方面要考慮適度調低企業所得稅稅率，2008年開始實施的統一的新企業所得稅法已將稅率確定為25％，這是個較理想的稅率水平；另一方面，要注意適度減輕股息的重復征稅問題，考慮實施一體化的所得稅方案。這個改革過程的相關的測算和設計比較復雜，所以要做得謹慎詳細。作為過渡措施，相關部門可以確定宣布降低股息的個人所得稅率至10％，取消“暫按10％”字樣，增強投資者信心。甚至可采取更積極措施，加大股息所得稅優惠力度，降低股息的個人所得稅率至5％，以更強有力地促進股份經濟及證券市場的持續發展。
3．所得稅一體化方案中優先考慮分劈稅率法，再結合歸集抵免制度，以充分發揮稅收對股市的調控作用，改善我國的公司治理結構。可以將公司的稅前所得分為兩部分，對未分配利潤征收相對較高的企業所得稅，而對作為股息分配的利潤則征收較低的企業所得稅，這樣可以促使公司積極分配股息，以便股東掌握公司較多的經營信息，從而對公司經營者產生較好的約束。另外，可以在股東層次實行股息稅的歸集抵免制，這樣可以減輕甚至徹底消除重復征稅現象。這樣，稅收對公司治理結構的調控作用就得到了較好的發揮。
(三)健全我國的證券交易利得稅
1．明確劃分投資期限，抑制投機活動。證券持有期限劃分為：1年以下為短期，1－5年為中期，5年以上為長期。短期證券交易應繳納法定全額的交易利得稅，而中期證券交易可獲得減半征稅的優惠，長期證券交易則全部免稅。其目的就在于抑制證券市場的短期投機活動，促使證券市場長期平穩運行。
當前我國收入再分配的方式主要有稅收、轉移支付和社會保障。這三種制度在具體運行過程中出現了諸多問題，使得收入再分配成效并不顯著。作為回應，許多學者也開始探討收入再分配體系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并形成了大量的學術成果。本文將結合收入再分配的三種主要方式，分別論述各種方式在實踐操作中遇到的障礙。
一、稅收視角下收入再分配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現有稅收制度，尤其是個人所得稅制度的不完善，被許多學者當作是收入再分配過程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妒杖朐俜峙渲贫冉ㄔO芻議》（易培強）、《對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思考》（宋桂霞、齊曉安）、《我國社會收入再分配忽略公平之原因及其矛盾化解》（和志蓉）等諸多文章對這一問題均有論述。學者的論述主要是從個人所得稅的不完善、其他現有稅種設計不合理、具備社會公平功能的稅種缺失、稅收征管制度不健全等四個角度展開的。
（一）個人所得稅制度不完善
和志蓉、宋桂霞、郝秀琴等學者都認為，目前政府通過個人收入所得稅手段調節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幾乎還沒有體現，根本沒有實現對高收入者的調低和對低收入者的扶持。個人所得稅制度不完善，主要包括個人所得稅在稅收總額中比重太低、具體制度設計不合理、征管制度不健全三個方面。
首先，郝秀琴認為，個人所得稅規模小，是稅收制度難以有效發揮收入再分配作用的主要原因。與西方的個人所得稅相比，我國的個人所得稅引起的收入再分配規模較小，涉及面較窄，沒有起到將國民收入應有份額從社會富裕階層向貧窮階層轉移的作用。我國個人所得稅占稅收總額的比重低于發達國家，也遠遠低于發展中國家水平。
其次，現有的個人所得稅制度設計不合理。個稅起征點偏低，使多數人稅負過重，而且缺乏對高收入群體的必要限制和調節，使得高收入群體稅負過輕。個人所得稅起征點長期偏低，稅率缺乏累進性或累進的程度偏低。征收方式采取分類稅制，對不同來源的所得采用不同的征收標準和方法，不能準確地體現納稅人的真實納稅能力，客觀上有利于高收入者用分散所得或分次支付方式逃稅。
最后，個人所得稅的征收管理制度不健全，而且落實也不到位，導致個人所得稅變為事實上的“薪金調節稅”，使得高收入群體逃稅避稅更加容易，進一步擴大了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使得個人所得稅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弱化。
（二）現有其他稅種的不完善
霍軍在《收入分配差別與稅收分配調節》一文中對現有的證券交易稅、資本所得稅、利息稅和消費稅制度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詳細分析。他認為，對證券交易行為課征印花稅代替證券交易稅，證券交易稅因“錯位”而缺位，未能發揮調節證券交易收入的作用；個人股息收入存在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雙重課稅問題，使個人股東間接投資、資本投資的稅負重于直接投資、生產經營性投資，影響了個人股東資本再投資的積極性；對教育儲蓄存款利息、特定專項儲蓄存款利息或者儲蓄性專項基金存款利息所得免征個人所得稅的政策，留下了利息稅逃避稅的隱患，且免稅方向沒有體現對低收入者的照顧；我國現行消費稅政策一成不變，未能適時實現高消費征稅項目的新老更替，對消費行為和投資導向調節不力。
（三）遺產稅、贈予稅、社會保障稅等稅種的缺位
易培強認為主要功能在于調節財產收益差距的遺產稅、贈予稅、物業稅或不動產稅等缺位，是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的原因之一，因為當前居民財產的差距比收入的差距更為突出。和志蓉也認為，遺產稅、贈與稅、社會保障稅等稅種的欠缺，使得財產轉移更加容易。
霍軍則對財產稅、遺產稅和贈與稅、社會保障稅等具備社會公平功能的稅種缺失，對收入再分配的影響進行了具體分析。我國高收入階層的財產規模巨大，使征收財產稅更加必要，也提供了充分的稅源。遺產稅、贈與稅長期缺位，使稅收對居民財富的調節一直處在真空狀態。社會保障稅缺位則使低收入群體的基本生存權失去法律保障，因為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障基金是以收費的形式籌集的，規范性和約束力差，籌資成本高，影響了社會保障制度的規范。
（四）稅收征管的透明度低、監管弱
這既影響了納稅人納稅的主動性、積極性，又造成隱性收入、灰色收入大量增加，而且逃稅現象嚴重。宋桂霞也認為，已有的稅收制度沒有落實到位，其結果造成了我國稅收的嚴重流失。
也有部分學者從累進稅率在現有稅收結構中使用比例較低的方面進行了研究，具體可參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問題探析》（陳文茹、孫大巖）。作者在文中提出，累進稅率一般被認為是政府進行再分配的重要工具。但我國稅收結構中具有累進性的部分（也就是個人所得稅收入）僅占總稅收的3%左右，沒有起到平抑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
二、財政轉移支付視角下收入再分配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財政政策是收入再分配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手段。近年來，出現了很多從財政政策的角度探討收入再分配問題的研究成果，如《我國政府收入再分配能力與規模的國際比較》（郝秀琴）、《縮小收入差距的財政思考》（劉嵩）、《強化我國財政的收入再分配職能作用問題研究》（李吉雄）等。
（一）財政收入角度
劉樂山、劉嵩、唐文光在《財政收入分配職能弱化與收入差距擴大》一文中認為收入再分配的職能應該主要由中央政府承擔。因為如果允許地方政府行使再分配的權力，則會在全國范圍內出現地方間的差別稅收、差別轉移支付等制度，從而導致生產要素不合理流動，以致缺乏經濟效率。如由中央政府在全國范圍內運用政策手段，就可以避免居民通過移居來避稅或通過移居來競相享用政府轉移支出的現象。
劉嵩在《縮小收入差距的財政思考》中提出，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的高低以及中央財政占總財政收入比重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財政職能的發揮。目前我國財政收入的這兩個比重都偏低，遠遠低于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水平。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財政職能對收入差距的調節作用。
（二）財政支出角度
首先，財政支出結構不合理。陳文茹、孫大巖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問題探析》一文中認為，財政支出結構的不合理加劇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具體體現為財政支出中支農比重持續偏低，公共服務支出嚴重向城鎮傾斜，財政轉移支付不規范。
郝秀琴認為財政用于收入再分配的財政支出規模小，對政府收入再分配等社會責任關注不夠，主要體現在教育支出不足、衛生保健支出較少、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支出不足等，而且政府機構運營效率低下，也降低了再分配的效率。
魏杰在《我國經濟增長中的兩個“為什么”》中也認為，我國再分配機制在財政支出上存在缺陷，無法有效調節收入差距、有效啟動居民消費。政府在財政收入支配上更多地傾向于投資，尤其是基礎設施投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居民再分配收益的增加。作者還認為政府之所以偏重于投資，尤其是基礎設施投資，主要是為了為追求 GDP 和所謂政績，還有可能是因為基礎設施建設與有些人的私利緊密相連。
其次，財政支出決策機制不合理。盧現祥、朱巧玲在《再分配的制度分析》中提出，我國的再分配失靈與我國公共支出的決定機制有關。在我國，再分配給誰，如何再分配，一般是由行政權力決定的。我國行政權力受到的制約比較少，這就使再分配規則的確定、再分配方式的選擇容易受到利益集團的影響。按照利益集團理論的重要原則，即組織起來的集團往往比沒有組織的集團能向官員們施加更大的壓力，而小集團組織起來的可能性又比大集團大的多。在公民權利未被充分實現的情況下，部分強勢的既得利益集團能夠使政策更多地向他們傾斜，這樣便發生政策扭曲，加劇本來已經由于經濟的發展而產生的不平等。所以他們認為從深層次看，我國再分配失靈和再分配目標的偏離主要還是一種體制性現象。
三、社會保障視角下收入再分配過程中的問題
近年來，我國政府逐漸加大了對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視程度，也取得了相當顯著的成效。不過也有學者對現有的社會保障制度進行了詳細而深入的分析，探討了其中存在的諸多缺陷。相關論述主要從制度構建不完善、社會保障待遇不均、社會保障的逆向調節三個方面展開的。
（一）現有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
首先，現有社會保障制度不能有效滿足實際需要。和志蓉在《我國社會收入再分配忽略公平之原因及其矛盾化解》一文中就提出了這一觀點。隨著我國行政管理體制和經濟體制日趨合理、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大量員工的下崗、失業、分流、退養，老齡化現象的加劇使得社會保障壓力空前加大。社會保障無論是覆蓋范圍還是保障力度都遠遠跟不上社會實際需求，我國社會保障基金的巨大壓力也成為了關系社會穩定和經濟持續發展的全局性重大問題。
其次，現有社會保障制度責任劃分不清，責任分擔機制不明晰。楊燦明，胡洪曙，俞杰在《收入分配研究述評》一文中認為這構成了社會保障制度健康發展無法逾越的障礙。具體來講，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級政府之間，民間、政府與企業之間責任劃分不清晰，嚴重影響了新型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與發展。
再次，和志蓉還提出在我國現行體制下，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資源的分配并不是根據實際需要，而是根據身份。有些福利和保障項目，只有體制內人員或城鎮人口可以享受，而體制外人員和廣大農村人口無法享受。這就導致越是相對富裕的人，越有機會享受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而越是收人低的和困難的人，越沒有機會享受這種待遇。
（二）社會保障待遇不均
首先，區域之間社會保障待遇不均。劉娟在其碩士論文《我國現階段居民收入差距問題研究》中提出，由于各地社保制度和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差別，也使得不同地區社會保障待遇存在顯著差別，東部經濟發達地區各項社會保障待遇普遍比中西部地區高，各地區的社會保障待遇水平與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呈現出明顯的正相關性。
其次，城鄉之間社會保障待遇不均。楊翠迎在《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城鄉差異及統籌改革思路》一文中提出，中國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的非均衡發展，使得城市居民與農民享受著很不公允的社會保障待遇。城市居民不但享有穩定的制度保障，而且其社會保障水平遠遠高于農民的社會保障水平，這對農民是極大的不公。施曉琳在《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與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一文中認為，社會保障制度建立的目標是調節收入分配差距、保護社會成員的基本生存權、實現社會意義上的收入分配公平。但目前城市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已相當齊全，而農村社會保障項目相當少，進一步加劇了城鄉收入差距。
也到學者提到了不同企業之間社會保障待遇不均，如國有企業高于集體企業，集體企業高于個體和私營企業等。
［中圖分類號］F810.4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9339(2012)02-0069-11
由于金融市場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其發展受到各國政府的高度關注，各國均采取各種措施推動、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次貸危機爆發后，各國紛紛采取多種措施恢復受損害的金融市場。在這些措施中，尤以名目繁多的稅收優惠措施最為典型。然而以促進金融市場發展為目標而實施稅負減免是否符合憲法上的平等原則，違反量能課稅原則的差別待遇是否具有正當合理性，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尤有重新反思和考量的必要。
一、各國及地區金融市場稅收立法的基本趨勢從現代金融市場逐步形成至今，各國對金融市場的稅收負擔進行了多次調整，但基本上遵循了稅負從輕且不斷調低的基本趨勢，賦予金融主體的稅收優惠措施名目繁多、形式各異。盡管曾有個別國家力圖適當提高金融交易的稅收負擔，如重新開征證券交易稅或取消優惠稅率，卻仍因隨之而來的金融市場效率的喪失而放棄。
（一）各國及地區金融稅法的基本趨勢：金融交易的稅負從輕
證券交易稅作為證券市場的主要稅種之一，在多數國家經歷了“先征后廢”的調整趨勢，如美國于1966年、德國和瑞典于1991年、意大利于1998年、日本和丹麥于1999年、新加坡于2001年均相繼廢除了
［收稿日期］2011-11-10
［基金項目］本文系作者在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稅法與公共財政研究所承擔的博士后研究項目“Income Tax Issues on Structured Financial Transactions”的部分研究成果；本文同時獲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青年教師科研專項項目（項目編號：182040308）資助。
［作者簡介］湯潔茵（1980-），女，福建漳州人，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法律系講師,法學博士,德國馬普稅法與公共財政研究所研究人員。
證券交易稅。Tax Note International and World Tax Daily(省略)。根據美國國庫伯斯•里伯蘭德國際稅收網提供的95個國家和地區的稅收情況來看，對證券交易行為征稅的國家和地區只有27個。即便在開征證券交易稅的國家，其稅收負擔也較輕且呈現下降的趨勢。各國或地區無論是單方或雙方征收，其總稅負一般在0.1%～0.3%左右。除澳大利亞、中國香港外，各國僅對買方或賣方實行單邊征收。在中國大陸，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自2008年4月28日起由3‰下調至1‰，并于2008年9月19日實現單邊征收。
各國對金融資產收益的稅收課征通常不單獨設立稅種，而是并入公司或個人普通所得征稅，但多規定各種優惠的稅收待遇。在資本利得稅方面，希臘、奧地利、比利時僅在將本國股權出售給外國公司的情況下，才按16.5%課征稅收。對資本利得給予免稅的待遇。在中國，對股票轉讓所得則免除個人所得稅。大多數國家對資本利得給予特殊的免稅待遇。如法國對短期資本利得并入企業所得按1/3征稅，長期利得可抵減以前損失后按普通所得征稅。西班牙、愛爾蘭等國則按不同資產項目和持有期長短規定了減稅幅度遞增的方法。此外，各國大多允許資本損失在資本利得范圍內充抵和結轉。美國、英國等為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也采取諸多措施加大資本市場的稅收優惠力度。在利息所得稅方面，雖然大多數國家對利息所得征稅，但各國一般均對利息所得實行一定的稅收優惠政策，或實行低稅率，或規定一定的扣除項目。在中國，從1999年開始恢復對利息征收個人所得稅，但為應對金融危機，對儲蓄存款利息所得稅稅率先由20%降至5%，并自2008年10月9日起對儲蓄存款利息及證券交易結算資金利息所得完全免稅《關于儲蓄存款利息所得有關個人所得稅政策的通知》（財稅〔2008〕132號）、《關于證券市場個人投資者證券交易結算資金利息所得有關個人所得稅政策的通知》（財稅〔2008〕140號）。。
為應對此次破壞力巨大的金融危機，各國紛紛制定了名目繁多的經濟對策，其中，減稅作為重要的財政政策之一而倍受推崇。從各國為救市而實施的減稅政策來看，針對金融市場的稅收減免依然為不少國家所采用，如日本、韓國、中國、羅馬尼亞、巴西等。在日本，個人從股票中獲得的資本利得和股息所得享受10%的優惠稅率的政策延長至2011年。羅馬尼亞2009年度對證券交易的資本利得免稅，個人的資本損失可以用同類型的資本利得沖銷，從2010年1月1日起，未沖銷的資本損失余額可以向后結轉1年。在匈牙利，35%的股息稅稅率被取消。在巴西，個人消費金融操作稅的稅率由3%降至1.5%。在韓國，資本利得稅的起征點從6億韓元提高到9億韓元。
（二）各國及地區金融稅法的立法意圖
稅收的課征對各國政府的機構運作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隨著金融自由化和信息技術的發展，金融市場已經成為了一股指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 ［1］，促進本國金融市場的發展也成為各國、地區政府放棄或削減金融市場稅源的最重要的立法考量。如在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個人轉讓股票所得繼續暫免征收個人所得稅的通知》（財稅［1998］61號）中強調，對個人轉讓上市公司股票取得的所得繼續暫免征收個人所得稅，其目的在于“配合企業改制，促進股票市場的穩健發展”。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股息紅利個人所得稅有關政策的通知》（財稅［2005］102號）則稱對個人投資者從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暫減按50％計入個人應納稅所得額，目的在于“促進資本市場發展”。我國臺灣地區停征證券交易所得稅，是“為增進公共利益，權衡經濟發展階段性需要與資本市場實際情況，而采取的合理的差別規定”。在本次金融危機中對金融市場采取減免稅措施的國家，其目的則主要在于以減輕稅負使金融市場的流動性和交易量得以恢復。
從各國的情況來看，與其他產業不同的是，適用于金融市場的稅收規則被賦予了更多的宏觀調控職能，而其固有的收入職能卻被大大弱化了。在制定金融稅法規則時，對金融市場征稅能夠為國家獲取多大規模的財政收入并非最主要的考量因素；相反，如何以稅收利益為誘導，推動和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增強本國金融市場的競爭力，已成為最根本的制度考量。也正是基于宏觀調控的目標，金融市場成為稅收規則變動最為頻仍的領域，金融交易稅的開征、停征、減征或免征均視金融市場的發展情勢而定。而由于金融市場本身對稅收的潛在排斥性，對金融稅法的修正也主要集中于金融交易稅收的減免或停征。
金融資產發行和交易的成本主要由費用和稅收構成。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稅負高低將會增加或降低金融資產的交易成本。隨著交易成本的提高，投資收益將有所降低，由此影響參與金融交易的投資者數量以及投資者購入金融資產的數量和品種，甚至影響金融資產的資本總量，減少金融資產的交易總量，縮小金融市場的規模。有學者利用美國的經驗數據證明，如果資本利得稅的稅率從28%下降到0，那么，股票的資本成本可以從15.1%下降到12.7%。不僅如此，作為“無對價給付”的稅收，一旦對金融交易征收，也將造成部分資金流出金融市場，并不會直接流回金融市場，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市場的存量資金。據估算，如在中國將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提高2個千分點，以目前每天約3 000億元的交易金額計算，每天上繳的交易印花稅將高達9億元，凈增加6億元。但每個月因此從證券市場上多流出的資金超過120億元，相當于每個月發行一個大盤股。因此，對金融市場征稅對其運行效率有著重要的影響，將直接影響金融市場的流動性，減少金融市場的交易規模。在“金融市場的流動性本身創造流動性”的悖論下，各國對金融市場開征任何稅種或采用增稅的措施都極為慎重；相反，停征金融交易的相關稅收或賦予一定的稅收減免，以稅收成本的降低而減少金融交易成本，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卻成為各國金融稅法制定的基本選擇。
基于扶持和培育本國金融市場發展的考量，稅收也成為各國、地區增強自身競爭力的重要因素。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國、各地區的金融交易逐漸產生同質化，其交易條件、交易規則和交易的金融產品并不存在實質的差別，加上各國、地區紛紛放松對外匯的管制，資金的無國界流動使各國金融市場之間具有高度的可替代性。在此情況下，交易費用的差異，包括對同一金融產品課征的稅收，將對資本的進出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可以說，隨著金融市場開放程度的逐漸提高，稅收將成為影響金融交易產品和市場競爭力的重要因素。為維護并增強本國金融市場的競爭力，金融市場也成為各國稅收競爭的重要領域之一。如果一國金融交易的稅收負擔過重，將會迫使本國金融市場上的資金轉向稅負較低的相似或類似的金融市場?！俺窃谌蜥槍V泛的金融工具征稅，否則后果只會是異地轉移和所使用工具的變化”［2］，即使對本國金融市場的征稅確實能夠“擠出”一部分窖藏于金融市場的過剩資本，但由于全球金融市場之間的可替代性，從本國金融市場流出的資本并不會進入本國的實體經濟中，相反卻為相同或類似的其他金融市場所吸納，由此，對金融市場征稅，不但改善本國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發展的初衷無法滿足，反而會大大降低本國固有的資金量，對本國金融市場發展乃至國民經濟的發展并無任何實質性的益處。稅收課征對本國金融市場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的減損，最為突出的案例為瑞典和我國臺灣地區。為增加稅收收入，并懲罰被視為“非生產性和”的金融服務部門，瑞典從1984年開始征收股權交易稅，交易稅收入占到往返交易本金的2％。隨后，瑞典本土的股票交易量下滑，同時，投資者將交易轉向倫敦和紐約的交易場所。瑞典市場上11家最活躍的上市公司60%的交易量及所有上市公司30%的交易量被轉移到倫敦。為減少“社會不良行為”，1987年瑞典對貨幣市場工具開征了交易稅。結果同樣導致了債券和票據的期貨交易量下降了98％。在現金市場，交易也轉向相似的不征稅的債券工具市場。于是，瑞典于1991年12月1日取消了所有正在征收的證券交易稅。詳細可參見中國金融稅制改革研究小組編撰的《中國金融稅制改革研究》，中國稅務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頁。新加坡SIMEX1997年1月推出臺灣股價指數期貨，而臺灣期貨交易緊隨其后在1998年7月推出臺灣加權股價期貨。同樣是臺灣股價指數期貨，由于SIMEX不征收交易稅，臺灣則征收0.05%的交易稅，眾多投資者紛紛投向新加坡證券交易所，導致新加坡的臺灣指數期貨擴大一倍左右。為增加吸引力，臺灣交易所不得不在2000年5月、2006年分別調低期貨交易稅。詳細可參見李瑞林、薛立言撰寫的《交易稅政策對臺灣期貨市場效率績效之影響》。也正因為如此，盡可能降低本國金融市場的稅收負擔成為各國的必然選擇，各國在金融領域的稅收競爭也因之愈演愈烈。在此競爭壓力下，各國、地區立法中的稅收優惠方式也日益繁多，優惠程度和范圍也日漸擴大。有些國家甚至放棄對創新金融產品制定相應的課稅規則，形成立法的空白，實際上也使其處于無稅的狀態。如1993、2002和2006年，美國政府多次向國會提交征收期貨及衍生品交易稅的計劃，但都引起了各大交易所的強烈反對，導致立法計劃未能獲得通過。
從經濟效率的角度而言，向金融市場提供程度不同的稅收優惠，對推動金融市場的整體運行無疑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但單純在金融產業中強化稅收的政策調控功能而弱化其本應固有的財政功能，并由此形成金融主體與其它市場主體的差別稅收待遇，這是否能以金融市場發展作為其合理正當化的理由仍有待進一步的探討。而在稅收立法中，經濟效率的追求是否應作為最根本的合法性判斷，同樣有待研究。
二、金融市場稅負從輕的正當性分析稅負減免成為金融稅收立法的主要趨勢，但以“促進資本市場的發展”為立法意圖，仍不足以成為其合法化的基礎。以金融市場的宏觀調控為核心的金融稅法的合法性和正當性，仍需在考察對金融市場稅收優惠的必要性、是否合乎比例原則及由此所形成的差別稅收待遇對納稅人權利的影響等之后才能予以確認。
（一）金融市場稅負從輕的比例原則審查
根據傳統稅法理論，以經濟調節為目的的稅收的正當合理性在于立法者對于納稅人的經濟行為基于公共利益有誘導促進或管制的必要，因此，有必要采用稅收減免或加重征收作為工具。［3］稅收政策形成對不同主體的差別性稅收待遇時，應當具有“合乎理性的、從事物本質所導出的理由或其他明白的理由”［4］，否則即構成對稅收平等原則的違反。所以有必要對該稅收優惠的目的與手段之間、政策采行與實施效果之間是否合乎比例予以斟酌。
1．金融市場稅收減免措施的必要性審查。金融立法規定，判斷金融交易的諸多稅收減免是否具有正當合理性，首先應考察此稅收優惠是否為金融市場的發展所必需。由于稅收減免所形成的差別待遇將構成“稅收公平”這一稅法上具有重大特殊意義的法益的犧牲，因此，只有在除稅收優惠政策外，別無其他可達成政策目標的手段或根據經濟形勢所確定稅收政策能夠以最小成本、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的方式達成促進金融市場發展的目的時，才可選擇使用。
如前所述，各國在立法中規定，實行金融交易的諸多稅收減免措施其基本的前提在于，通過稅負的降低，能夠使金融交易維持低成本和高收益，從而吸引資金進入金融市場，促進金融市場的高效發展。但金融市場的發展是否有必要以低稅負提高金融交易的收益水平，進而增強金融市場的吸引力是值得懷疑的。隨著各國推行寬松的貨幣政策、放松對金融市場的管制，金融交易的收益率一直居高不下，金融市場也實現了膨脹式的發展。以我國為例，據估算，我國工業企業年平均利潤率為1.96%左右，2001年以后，中國的證券市場收益率大約維持在37%左右，證券市場的收益率一般是工業企業年利潤率的8～20倍。［5］在畸高的收益率的刺激下，中國證券市場的總市值達23．57萬億元，市值全球排名第三位。證監會：《截至7月底滬深股市總市值23.57萬億元》，資料來源：省略/jrzg/2009-08/26/content_1401371.htm，最后訪問時間：2009年9月21日。從全球來看，1990年全球金融資產總量為328 818億美元，GDP總量為208 139億美元，金融資產總量相當于GDP的1.6倍。2003年全球金融資產總量達到3 169 741億美元，增長了9．6倍，全球GDP總量達到361 698億美元，僅增長了1.7倍，金融資產的總量與GDP的比值達到8.8的高水平。到2009年，全球的虛擬金融資產超過270萬億美元，實體經濟的總資產不到它的2.5%?？梢哉f，稅收的減免并非維持金融市場高收益的根本原因。排除稅收的原因，基于眾多因素的影響，包括政府所采取的除稅收外的經濟政策，金融市場的稅前收益已經遠遠高于實體經濟，這是導致貨幣結構扭曲、金融市場吸納過度資金而造成急劇的膨脹式發展的根本原因。從這個意義上看，稅收減免并非金融市場發展所必需的政策手段。
2．金融市場稅收減免措施的政策效果審查。對金融市場所采行的稅收減免措施為實現“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這一目的所達成的政策效果如何，同樣是衡量其立法正當合理性的重要方面。
就這一目的而言，并不單純意味著金融市場的高速發展，更意味著金融市場發展的安全與秩序，及與實體經濟的協調發展。稅收優惠通過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提高金融市場運行效率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如美國1977年資本利得稅稅率為49%時募集的創業資本僅為0.68億美元，而1983年資本利得稅稅率降低至20%時募集的創業資本高達50.98億美元。優惠的資本利得稅有利于吸引更多的資金流入資本市場。［6］在實物與金融資產差距如此巨大的稅收負擔下，實體經濟與金融市場的收益率差異更加明顯。隨著各國逐漸降低本國金融交易的稅收成本，隨之降低的交易成本和增加的收益水平促使過剩的資金轉向追逐全球范圍內的各種金融資產，最終促成了金融資產的過度膨脹與流動性過剩。據測算，從1996年起全球的流動性快于全球名義GDP的增長。此次金融危機的發展，并非導源于金融市場流動性的不足，而在于全球金融市場的過度無序發展而導致投資者投資信心的喪失進而所引發的市場流動性黑洞當利率降到很低水平，市場參與者寧可持有貨幣也不愿貸款或購買金融資產，市場參與者只愿意賣出債券，持有現金，經濟學上稱這種現象為“流動性黑洞”。。在此背景下，單純交易成本的降低也難以刺激投資者的投資需求。在采取金融市場減稅政策的國家中，其金融市場并未如期恢復，其政策效果由此可知。
如果說稅收優惠推動金融市場的高速運行乃至形成全球流動性過剩的話，那么，在金融市場發展的安全與秩序方面，稅收優惠的作用卻極為有限。金融市場的安全與有序發展從總體上看應包括金融資產的安全，金融體系的穩定、正常運行和發展等核心要素。因此，所采用的稅收措施應當能夠對金融交易的價格波動和交易總量予以適度的調節與控制，維持虛擬資本與實體資本之間的相應比例，并通過稅收的安排，降低頻繁進出市場的國際投機資本的流動頻率，從而抑制金融系統中不協調的因素與力量，保障金融制度的穩定、金融體系的健康與可持續發展的協調狀態，控制和防范金融風險，防止金融動蕩、金融危機的消極狀態［7］，最終有利于金融安全。為實現這一目的，正如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托賓提出，資本的過度泛濫是金融市場風險的重要根源，為此，必須增加短期交易成本，降低資本流動速度，獲得全球金融體系的穩定。［8-10］對金融交易提供稅收減免恰恰與此背道而馳。隨著金融交易稅收優惠的增加，金融交易成本降低反而為短期投機行為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更進一步加劇了金融市場所蘊藏的無序與風險。
稅收優惠制度不僅在實現金融市場的安全與秩序方面差強人意，在促進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的協調發展方面同樣備受質疑。只有實體經濟部門與金融市場的投資收益率大體相當時，資本在兩大部門之間的配置才會大體均衡。投資者在選擇投資項目時，其目標在于實現投資收益的最大化。與其發展規模并不相適應的稅收負擔則進一步加大了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之間的投資收益率的差異。當金融市場的投資收益率遠遠高于實體經濟部門，那么，就將產生資本對金融市場的過度偏好，導致大量的貨幣流向金融市場。資本在金融市場的大量積聚，使金融資產的交易規模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資本總額既定的情況下，金融市場貨幣規模的極大膨脹必然擠壓實體經濟的發展。當各國立法為金融資產提供更為豐厚的稅后收益時，大量資金將從實體經濟領域中不斷流出，實體經濟部門的投資供給則相對減弱，造成經濟的虛假繁榮和經濟泡沫的不斷累積，形成對生產性投資的擠出效應，造成了金融市場極度繁榮而生產部門相對萎縮兩者失衡的局面。在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聯系斷裂的情況下，由于商品和勞務依據價格信號做出反應的速度遠遠低于金融資本流動的速度，由此將形成產品市場的價格扭曲，造成社會福利損失，由低稅負所形成的金融市場“效率”將導致實際的無效率。
因此，在稅法中肯認金融交易的稅收優惠，并非促進金融市場發展的必要措施；事實上，它只能推動金融市場量的發展，即只能實現金融市場整體市值、交易速度和交易總量的增長，卻無法真正改善金融市場的運行效果，減少金融市場的風險，實現金融市場的安全、有序乃至健康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在稅法中肯認金融交易的稅收優惠與促進金融市場發展這一立法意圖兩者之間欠缺必要的適用性和有效性，因此是無效率的，不具有正當合理性。
（二）金融市場稅收優惠對公民基本權利的影響評估
任何稅法規則的適用，均不應侵及或限制公民的基本權利，因此，對當前金融稅法的評價，除在促進金融市場發展方面的政策效果外，其對公民基本權利的影響程度同樣值得關注。
1．金融市場稅收優惠對納稅人自由權的影響。根據傳統的稅法理論，作為資本投資所得，其性質為“非勤勞所得”，與工資等勤勞所得在性質上有所不同，具有更強的支付能力，因此認為對資本性收益并不適宜給予優惠的低稅率待遇。在金融稅法中確立金融交易的諸項稅收優惠，由此形成金融業與其他產業的稅收差別待遇，對平等權的損害自不待言，但其對公民工作權、自由權的限制卻往往被忽視。
根據美國經濟學家、現代人力資本理論的奠基人舒爾茨對資本的劃分，資本分為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兩種形式。兩種不同形式的資本投入，其稅收負擔卻可能存在巨大的差異。在當前的金融市場的立法選擇下，投資于金融資產的物質資本所取得收益的稅收負擔遠遠低于作為人力資本投入的價值體現即工資或薪酬。以中國個人所得稅為例，個人投資者買賣股票、證券投資基金取得的差價收入無需承擔任何稅收，從上市公司所取得的股息也可以享受減半征收的優惠待遇。由于國家以財政資金的注入拯救金融市場，金融市場上的過度投機風險同樣也將轉由政府承擔。在國家將金融市場發展奉為至上目標的情況下，金融主體有強烈的動機投資于高收入、高風險的金融產品中，從而獲取高額的利潤。而在其遭受投資虧損時，由于政府為其提供財政資助，其過度投機的風險成本也將借助財政轉移由全體納稅人承擔。某一特定主體的投資風險由全體納稅人承擔，而收益卻僅由該特定主體取得。相反，個人投入人力資本所形成的勤勞所得則需繳納個人所得稅，而在當前的稅制體系下，個人投入人力資本的費用，包括生活費用、教育費用與學習者自己的學習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實際上并無法獲得完全的扣除。個人工薪所得實際上面臨并非針對凈所得課稅的境地。這都使得資金資本與人力資本的稅后收益差異尤為明顯。從薪酬水平上看，金融從業人員的薪酬水平遠遠高于其他行業。以北京市朝陽區為例，2006年朝陽區工資水平最高的行業仍屬金融業，職工平均工資為213 391元，是工資水平最低的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的10倍。
由于人力資本在當前的稅制結構下必須承擔更多的稅收負擔，對同一納稅人而言，人力資本的投入將面臨更高的邊際稅負，這將扭曲納稅人進入勞動力市場就業、投資人力資本和做出職業選擇的決定，大大降低實體經濟生產或勞動的積極性，促使納稅人放棄工作轉而專門從事金融資產交易。從社會整體來看，以人力資本投入為主的中低收入階層承擔社會財富的生產的同時，必須承擔遠遠重于資本投資的稅收負擔，也將產生“懲罰勞動、獎勵投機”的社會效果，此“示范效應”一旦在社會廣泛傳播，以人力資本形成為目標的資源投入同樣可能大大削減，導致人力資本產出的不足，卻誘使更多的資金被投放于金融市場，形成投機的羊群效應，導致國民經濟的發展彌漫在投機的氛圍里。因此，金融資本與人力資本之間的稅負差異必然對納稅人選擇工作或投機形成一定的強制，從而干預納稅人選擇經濟行為的自由。
2．金融市場稅收優惠削弱納稅人基本權利的物質基礎。稅收是文明的對價，公民要享受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必須向政府讓渡一定的財產。作為現代國民經濟的核心產業之一，金融主體同樣分享了國家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金融業本身所固有的系統性風險更要求國家以各種監管手段來保證金融安全，對國家的公共服務有著更高的要求。事實上，金融市場發展所必需的公共基礎設施，如市場機制在全社會確立、完備的商業法律體系、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講究誠信的文化成為商業文化的主流、現代金融企業制度的建立和私人財產權利的憲法保護等［11］，都依賴于國家擁有足夠的資金以履行自身的公共服務職能，從而“為整個社會提供最低社會安全網絡”［12］。因此，金融主體與其它市場主體一樣，應當分擔國家為提供公共服務而付出的成本，從而讓渡其部分財產與國家。然而，與此相背離的是，由于在金融稅法中明確規定金融交易的諸多稅收優惠，金融交易主體所承擔的稅收負擔遠遠低于其從政府獲得的公共服務所應支出的成本。在政府所需財政規模既定的情況下，稅收負擔在納稅人之間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對于一部分人的稅收優惠，其實就是對于其他納稅人的稅收負擔的加重。［13］為支應金融市場的公共成本所需，政府不得不將取自各產業部門的稅收用于金融市場的公共產品的提供。金融交易主體本應承擔的稅收負擔轉而由其他產業主體提供，必然大大加重實體經濟中納稅人的稅收負擔，形成稅負的不公平。
除日常的財政投入以提供金融市場運作所必需的公共產品外，為防范金融風險、挽救危機破壞的金融市場，各國更是投入數額巨大的財政資金。在次貸危機發生后，美國以各種途徑向金融機構注資，尤其在2008年10月3日提出以授權政府購買銀行以及其他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為核心內容的7 000億美元的金融救援計劃。在歐洲，各國直接向金融市場的注資也達到2萬億歐元。在中國，政府向金融業所提供的財政支持更是數額驚人，政府或向其提供大規模的財政注資，或向被關閉的金融機構提供再貸款，或為國有銀行提供減免稅優惠?？梢灶A見的是，在危機過后，金融創新所蘊含的風險將對政府的監管提出更高的要求，為此，也將產生大量的財政投入。這些巨額的財政注資最終均必須由其他產業的納稅人來承受。從資金來源上看，各國救市資金一部分來源于稅收，一部分則來源于政府所發行的國債。由于國債是稅收的預先支付，因此，可以說救市資金最終均必須由納稅人以稅收的形式來承擔。各金融市場主體承擔了較其他產業主體偏輕的稅收負擔，卻占用了巨額的財政資金，享有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務，對其他產業的納稅人極不公平。在國家財政規模既定的情況下，金融市場所吸納的財政資金多，對其他公共產品的財政投入就少，從而影響其他產業納稅人所能夠享有的公共服務水平，影響其相關權利的實現。
因此，各國于金融稅法中賦予金融交易主體諸多的稅收優惠，不僅與“促進金融市場發展”的目標相去甚遠，對公民職業自由權也形成一定的限制，更在形成稅負轉嫁的同時削弱公民基本權利所賴以實現的公共財政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金融稅法中的優惠措施欠缺合理正當性的基礎。
三、走下神壇的金融市場：金融稅法立法意圖的再反思如前所述，在實現“促進金融市場發展”這一立法目標政策效果的有限性及造成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侵害與限制方面，尤有必要重新反思在金融稅法中以稅收調節功能為主導的必要性。不僅如此，在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日漸背離的趨勢下，以“促進金融市場發展”作為金融稅法的主要立法意圖同樣值得懷疑。
（一）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間的關系背離：金融市場在經濟發展中的重新定位
各國對金融市場發展的高度重視，假定的基本前提是，金融市場的發展對實體經濟的增長有著極為關鍵和重要的意義。長期以來，金融市場被視作儲蓄與投資之間高效的轉化途徑，為社會閑散資金向各實體經濟部門的自由移動提供了充足的媒介工具，擴大了企業的融資渠道，加速了資本的轉移運動，為實體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資金來源。同時，金融市場的發展也為資源的重新配置提供了可能，有利于促進公司治理結構的改進，從而為實體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宏觀經營環境。在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的發展存在正相關關系的前提下，國家通過在金融稅法中確立的稅收優惠措施能夠積極傳導宏觀經濟發展的意圖，并借金融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而進一步調節實體經濟的發展。
然而，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這一前提卻倍受質疑。隨著金融創新的深入，金融市場作為現代經濟核心的地位正在被削弱，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的相關性也在逐漸減弱，兩者之間的聯系正在被割裂，金融市場逐漸脫離實體經濟的制約，呈現獨立發展的態勢。從本質上看，金融交易是一種價值權利的轉移，作為其交易標的的金融資產或者獨立于所代表的實物資產，或者根本不存在相應的實物資產代表，而僅僅代表虛擬化的符號，如債務、股票或期貨指數、天氣，如氣候衍生性產品所聯結的標的資產為全球氣候或溫度指數。如美國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ME）即推出日高溫指數與日低溫指數。金融資產的價格基本上與生產成本無關，而與人們對其未來收入的預期有關，且具有自我維持和自我實現的特質。因此，它能夠脫離實體經濟的具體生產過程，利用人們心理預期的變化所造成的短期市場波動來賺取價差收益。由此可見，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其與實體經濟活動的正相關關系正在斷裂，兩者不存在相關性甚至出現負相關。金融市場對實體經濟發展的資金融通功能和資源配置功能已經大大弱化，金融市場已經不是實體經濟活動的晴雨表。
在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日益背離的情況下，金融市場形成了封閉的運行鏈條，大量資金在金融市場中囤積和沉淀，而不流入實體經濟中，形成所謂的“金融窖藏”金融窖藏是指那些用于金融資產投資而沒有對實物經濟活動起融資作用的資金。金融窖藏對實物經濟的影響是沒有定論的，這取決于特定的經濟環境。當金融資產提供的回報率比實物資本投資的回報率更高的時候，金融窖藏的增長可能會抑制實物資本的投資，從而造成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背離。［14］。在金融市場上沉淀的資金，僅在金融體系內完成自我循環，促使金融市場呈現爆炸式的發展。在金融市場的資本化定價機制下，參與金融交易的投資行為逐漸演化為以資本大小和價格博弈情緒為基礎的投機活動。這種投機活動已經完全脫離實體經濟的范疇，獨立于生產循環過程，其收益的取得也具有博弈性。有人甚至認為，非實質交易證券以該證券市場價格決定給付因素，由于證券市場價格受各種不確定因素尤其是投資人心理預期的影響，其價格變動實際上已成為隨機事件，以金融衍生品為內容的交易實際上與“以未來不確定、偶然的事件確定財物分配”的賭博并無差別。［15］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指出：“金融衍生工具不是一種生意，它和預測賽馬中哪匹馬會贏的賭博行為沒什么兩樣”。［16］正如凱恩斯所言，當一個國家的資本市場發展變得跟賭場相似，則這種發展是有害的。［17］在這種情況下，金融市場的投機活動對資源流向“穩健性企業”將有不良的影響。金融發展可能造成金融脆弱性加劇進而可能導致金融危機，出現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背道而馳的局面，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綜合效應和影響方向在一個不確定的世界里變得更加不確定。
隨著金融市場由現代經濟的核心逐漸演化為投機盛行的場所，金融市場的發展能否最終推動實體經濟的發展，是否會導致金融市場系統性風險的沉積進而誘發金融風險，尚有賴于特定的經濟環境。在這種情況下，以“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作為基本的立法目標，并以此構建金融市場稅收法律規則體系是極不明智的。
（二）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背離對稅收調節機制的阻斷
以稅收作為政策工具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其前提在于稅負的減輕能夠降低金融交易成本，進而提高其收益。但在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日益背離的情況下，金融產品的回報率與工業生產增長率之間存在明顯的“剪刀差”，并呈逐漸擴大的趨勢。由于金融產品的收益并不取決于實物經濟活動，而受眾多經濟變量的影響，單純降低金融交易的稅收成本，并不能夠必然提高其收益。因此，降低金融交易的稅收負擔能夠實現所預期的“促進金融市場發展”的目標，同樣是值得懷疑的。
金融市場的發展使得稅收政策的傳導受到更多國際、國內因素的制約，而各種因素的影響力度和方向又不盡相同，因而稅收政策調控宏觀經濟的效果也受到一定的限制。金融市場投資結構和規模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金融市場的投資需求、信息透明程度、本身的流動性以及投資者非理等多種因素都將影響稅收政策所預期的傳導途徑。隨著金融自由化與金融市場全球化趨勢的加強，各國金融市場之間的相互依賴性增強，各個市場間諸要素的變化都將擴散并傳導至其他的市場。［18］各市場間的緊密聯系使得針對本國市場實施的稅收政策也同樣必須將國際市場的影響因素納入其考量范圍。從根本上說，在金融創新趨勢下，任何可能影響金融市場主體預期收益的因素都將影響其遵循稅收政策誘導的程度，因此，國內外金融市場的發展變化、短期資本的流動、對本國經濟和金融市場的信息與預期、金融資產價格水平的變化以及任何足以改變投資預期的突發性事件都將影響其政策效果的實現。隨著金融創新的發展，在傳統金融工具的基礎上，不斷衍生、組合新的金融工具。金融創新程度越高，金融產品的交易鏈條也越多，這將使得稅收政策在金融市場的傳導環節隨之增加。在傳導環節中各種經濟變量的互動關系更加復雜，稅收政策的調整對投資者信心及未來收益的預期效應將隨著傳導環節的增加而不斷改變。各市場參與主體對稅收政策在強度和方向上的反應也更加難以預測，各種經濟變量間的互動關系和過程更加復雜。稅收調節的政策效應實現的不確定性也由此產生。
稅收對金融市場發展調節效果的不確定性在投機行為盛行的背景下將進一步加劇。在現代虛擬經濟背景下，純粹以投機為目的的金融交易急劇增加。投機行為主要為非理性的短線金融交易，并不足以對實體經濟產生實質性影響，只會影響金融資產價格的短期波動。在稅收政策實施過程中，投機易將對稅收政策引起的金融資產價格的波動起推波助瀾的作用，加劇金融資產價格波動的幅度，并縮短資金供求產生影響的實際過程，加快資金流動與調整的幅度。投機交易的加劇將使得稅收政策的實施導致資金短期的過度調整，甚至改變稅收政策預期的資金流向。可以說，投機行為的加劇使得稅收政策僅僅成為金融資產價格的變量之一，無法真正通過稅收利益的讓渡誘導資金的長期投資方向，進而影響實體經濟的發展。投機行為阻斷了金融市場本應具有的資源配置的傳導作用，使得稅收政策的實施效果更加無法預期。
在金融市場與實物經濟日益背離的情況下，金融產品可以不依賴于實物資產，而僅以任何虛擬性的符號為基礎而無限量地被憑空創造，甚至根本僅僅是頭腦中的想象。金融交易以不具有任何實際價值的數字符號或虛擬資產作為交易標的，這就使得金融產品的提供者甚至可以根據風險和收益的變化，精確地調整金融工具的風險特性，以適應交易者對風險的偏好和容忍程度。［19］一旦稅收政策的調整造成不同金融資產的收益乃至風險的相對狀況變化，投資者將改變其持有的金融資產的組合。［20］當稅收政策調整其規制的方向和重點時，新的金融工具便可能被創造出來，以適應新的政策規則所產生的市場風險和收益水平。金融產品之間的替代效應越明顯，稅收政策越難以對某一特定的金融工具的交易給予特定的激勵，其調整預期甚至可能因金融產品之間的替代效應而落空。
如果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的增長存在正相關關系，那么，對金融市場實施低稅負而減少的稅收收入有可能通過金融發展所帶動的經濟增長得以彌補。但在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背離的情況下，稅收激勵可能僅僅引發金融市場本身的膨脹，無法透過金融市場的資金融通和資源配置功能推動實體經濟的增長。更重要的是，脫離實體經濟控制的金融市場，猶如一匹脫韁的野馬，對其實施的稅收政策無法通過預期的成本―收益調節機制，對金融市場的發展產生預定的引導效果。因此，在金融稅法中是否肯認稅收規則對金融市場的調節功能，應有必要對金融市場在當前國民經濟中的地位重新予以評估。
四、回歸正途的金融稅法：量能課稅原則的重新確立無論從該制度對金融市場發展所產生的政策效果、對公民基本權利實現的影響，還是從金融市場的功能及其在金融市場上的定位，于金融稅法中明確金融交易的特殊稅收優惠，實現“促進金融市場發展”的立法意圖，都是值得商榷的。因此，稅收在金融市場上應當如何予以定位，而這一定位在金融稅法規則中應當如何予以體現，尤其值得關注。
（一）金融市場上的稅收功能選擇
稅收作為公民享受國家所提供的公共物品而承擔的強制性公法上的金錢給付義務，原則上，應以“支應國家任務的財政需求為目的”［3］。隨著市場經濟矛盾的加深，國家職能日益擴張，成為社會秩序的重要維護者和促成者。稅收作為經濟調節工具也日漸受到重視，并被廣泛用于調節收入分配和引導社會、經濟資源的重新配置，進而對市場經濟的發展予以干預和調節。自此，稅收不僅具有財政收入功能，更形成了市場調節的經濟功能，在稅法中也形成了一部分非財政目的的“經濟調節規則”。在現代市場經濟下，稅收的調節功能日益受到重視，“經濟調節規則”和“財政目的規則”成為稅法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以稅收優惠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顯然是稅收的市場調節經濟功能的重要體現之一。但如前所述，稅收措施促進金融市場發展的效果極為有限，卻在很大程度上干預了經濟自由權的行使，并在一定程度上侵蝕了公民基本權實現的財政基礎。就性質而言，對金融交易提供稅收優惠，本質上是對金融交易主體所提供的補助金、補貼或社會給付。［21］在金融交易足以維持遠遠高于實物交易的收益水平的情況下，對金融交易主體給予補貼顯然并無實際的必要。對政府而言，放棄來自金融市場的部分稅收收入，在金融資產規模日益膨脹、金融交易日漸頻繁的今天，卻可能導致稅源的流失，加劇財政資金的短缺。以金融衍生工具為例，1986年末到1994年末，交易所交易的衍生合同的名義總值平均每年增長40%，從6 000億美元增加到89 000億美元，年交易量從3.5億份合同增加到11.42億份合同。［22］如此頻繁的金融交易和如此龐大的金融資產，可見，其間必然蘊藏巨大的經濟收益，成為政府重要的稅收來源。在稅收成為各國政府最主要的財政收入來源的情況下在西方發達國家，稅收占財政收入的比例平均為91.1%，美國為93.7%。從2003年以來，我國稅收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都在98%以上。，對金融交易提供稅收優惠，便可能導致國家機關運作、政府職能履行所必需的財政資金無法得到滿足。因此，對金融市場征稅，應當受到重視的并非其經濟調節功能，而是其財政收入功能，對金融交易征稅的稅法規范也應同樣以“財政收入目的的規范”為主。
（二）金融稅法的正當合法性基礎：量能課稅
稅收的功能不同，其相應的稅法規范的設計所遵循的基本原則也有所不同。在以經濟調節為目的的稅法規范中，基于經濟利益的誘導而達到調節經濟活動的目的，一般應當遵循“獎賞原則”。而在以財政收入為目的的稅法規范中，強調的是由全體公民負擔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產品和服務的開支，應當依循平等原則在全體國民間進行分攤。
金融稅法的構建既然應以保證國家財政收入的取得為主要目的，則應當使稅收在金融市場上盡可能維持中立，盡量使市場機制在金融業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作用，為此，金融交易課稅給金融業帶來的損失只能限于納稅額，不能給金融主體帶來除稅收以外的損失或負擔，避免因為課稅而導致不同主體的交易成本差異，避免稅收對資本投資選擇的扭曲效果。因此，有必要維持各金融主體之間、各金融交易之間平等的稅收負擔，依納稅人個人的經濟負擔能力平等課征稅收，對金融交易的完成所改變的納稅人的“經濟負擔能力”應當予以準確的衡量。
反對向金融市場征稅的學者認為，金融市場的稅基具有整體的零和性，由于證券市場的交易不會產生收益，而只是投資者之間的收益轉移，因此，證券市場的稅基具有明顯的虛擬性，對虛擬的稅基無需予以征稅。更有學者認為，金融市場作為“資金融通場所”而存在，金融交易過程中，價值權利所代表的實物資本的物量和用途并未發生變化，金融交易本身并不被認為能夠創造新增的價值，只是實現交易各方的收入再分配。有學者強調，金融市場的利潤不過是一種分配性的轉移行為，是對實體經濟領域中收入和利潤的掠奪和轉移。［23］根據稅法理論，稅收應僅對財產增值額征收，在經濟總量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如果沒有新的價值產出，對金融市場則無課稅問題。
且不論金融市場本身能否創造價值，金融交易的發生首先改變了交易雙方的收入分配。金融市場虛擬化的加深，不僅造成金融市場凈產值的虛增，更造成收入分配的扭曲。由于金融市場虛擬化的加深，使得資本化定價的資產越來越多。虛擬資本的運動雖然不創造物質財富，卻創造“國民財富”中的虛擬部分。因此,通過金融工具的投機行為往往可以獲得更多的貨幣收入，而真正創造財富的主體所獲得的收入遠遠不如從事金融投機活動的主體所獲得的收入高，從而造成了收入在不同主體之間的配置。就這些虛擬的國民財富而言，其增減與勞動無關，甚至與自然資源的利用及其技術無關，而僅僅與宏觀經濟政策、貨幣資產的膨脹或收縮有關。就資本利得而言，可以視為對金融市場主體所承擔的風險的補償，是投資者愿意承擔風險而取得的收入。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不能預期的所得，或是意外利得，或是不勞增益。正因為金融市場投機所得的虛擬性及由此產生的對收入分配的扭曲，在對其進行課稅時應當對其與普通所得，如勤勞所得有所區分。在設定相應的稅收負擔時，不應當對此虛擬所得課以低于普通所得的稅收負擔，否則即可能刺激金融投機行為，進一步加深金融市場的虛擬化程度。為矯正因為投機行為所造成的收入分配的扭曲，對投機行為所得可以適當提高其稅負水平，以強制矯正收入在投機者和其他主體之間的分配，并以此稅收負擔提高金融交易的交易成本，抑制金融投機行為。
金融市場本身不能創造新價值的論調實際上仍是值得商榷的。金融市場的增長本身不僅促進實體經濟的增長，其本身也構成現代經濟的財富內容，其自身的增長和擴張也構成現代經濟增長的內涵。［24］越來越多的實證和理論研究認為，金融市場已經形成獨立于實體經濟的價值增值機制。［25］有學者強調，金融市場同樣具有“生產性”，通過及時將各種相關的信息反映在有關金融工具的變動中，讓市場上的各行為主體（金融交易的當事人）在交易過程中加以消化，從而使實際資源的配置更少發生浪費，減少“沉沒成本”，使資源的配置更有效率。這便意味著，隨著金融工具的交易，市場上同一資源所生產的東西增加了，此即經濟的“增加值”或“增量”，構成了所有從事期權或期貨交易的收入來源。［26］不僅如此，金融市場通過帶動一系列服務行業的發展，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通過資本的優化配置使資本的使用效率進一步提高，從而創造出新的財富。實際上，金融資產占私人財富的比例越來越大，占居民總財富的比例甚至將遠遠超過有形資產的比例。［27］如果放棄對這部分私人財富的征稅，將造成國家稅基的巨大限縮，也將大量削減國家財政收入的取得。
“租稅法所重視者，應為足以表征納稅能力之實質的經濟事實”，［28］金融交易無論是改變了財產在交易雙方的配置狀態，還是通過資金的重新配置使用創造新增的價值，都改變了金融交易參與者的稅收負擔能力，因此，應有必要重新評估金融交易參與者因其參與金融交易而發生的經濟力量的變化，從而確定其應當承擔的納稅義務。就所得稅而言，金融市場的投資所得，包括資本利得，應當與其他類型的收入如勤勞所得適用相同的稅率，而不應當給與過多的優惠。就流轉稅而言，對金融交易仍應課以一定的增值稅或交易稅，考慮到金融交易本身的特殊性，為保證金融市場的適度流動性，其稅率可以適當低于對實體經濟課征的增值稅的稅率。
（三）金融領域的國際稅收競爭的消除
對各國政府而言，放棄對金融交易的稅收優惠規則，依照金融交易所引起的經濟負擔能力的改變對交易主體進行課稅，實現從事不同金融交易的主體之間、從事金融交易與實物交易的主體之間的公平課稅，其最大的隱憂在于由此可能導致的本國金融市場國際競爭力的降低。如果在一個封閉的經濟體內，金融交易與實物交易實現公平課稅，稅收利益不再增強金融市場對逐利性的資本的吸引力，資本則可以在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之間維持大體的均衡。 但當前的金融市場已經置身于開放的、全球化的經濟體之下，一國如果貿然放棄對金融交易的稅收優惠，從而提高交易主體的稅收負擔，則從一國金融市場流出的資金并不必然流入該國的實體經濟中，而是撤出該國，進入具有同質性的他國金融市場中，反而可能降低本國金融市場的運作效率。因此，要推動各國在金融市場稅法規則的制定中真正遵循量能課稅原則，必須在全球范圍內消除各國在金融領域的稅收競爭，在全球范圍內對金融市場的稅收課征進行協調，消除各國在金融領域的惡性稅收競爭，確定并保持對金融市場的合理宏觀稅負水平，各國對本國境內發生的金融交易課以相同或大體相當的稅收，并盡量消除資本跨國流動中的雙重征稅，進行廣泛的稅收合作，從而減少從金融市場擠出的資金向其他金融市場流動的機會，迫使其進入實體經濟領域中。
五、結語金融業的發展在各國都受到了普遍的關注，甚至被視為關系本國經濟發展狀況的重要標志。正是在這一理念之下，一味以促進金融市場發展為目標的金融交易的稅收優惠措施將在降低金融交易主體稅收負擔的同時,誘發金融市場的過度膨脹。此次金融危機的發生固然促使各國反思其金融監管體制，所奉行的金融稅法實際上也值得各國予以重新審度。稅收在金融市場的發展過程中應當扮演何等角色值得關注。在減稅浪潮中，實現對金融交易的量能課稅，以恢復被扭曲的收益率差異，盡管是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協調發展之所必需，但仍可以預見，這必然面臨諸多的經濟或是政治的壓力，加之這一原則在金融稅收立法中的確立和遵循更需各國政府攜手與共，其實現過程的艱辛與漫長并不難預見。
［參考文獻］［1］Avinash D.Persaud流動性黑洞：理解、量化與管理金融流動性風險［M］.姜建清，譯.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7：207
［2］張亦春，王先慶國際投機資本與金融動蕩［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1998：85
［3］葛克昌行政程序與納稅人基本權：增訂版［M］臺北：翰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2
［4］陳清秀稅法總論［M］臺北：翰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1：47
［5］張智峰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非協調發展研究［D］天津財經大學2007年博士學位論文：79-80
［6］路瑤資本利得稅制度與創業資本的發展［J］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2003，（6）
［7］張忠軍論金融法的安全觀［J］中國法學，2003，（4）
［8］Tobin, J.A Proposal fo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form［J］Eastern Economic Journal ,1978,(7)：153-159
［9］Tobin, J. International Currency Regimes, Capital Mobility and Macroeconomic Policy［R］Crowels Foundation Discussion papers, No. 993, London:Yale University：420-43
［10］Tobin, J. On the Efficiency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J］Lloyds Bank Review, Vol 15 3(7)：1-15
［11］向文華金融自由化與金融風險相關性研究［M］北京：中央編譯局，2005：250
［12］王曙光金融自由化與經濟發展：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178
［13］黃茂榮稅法總論：第三冊［M］臺北：植根法學叢書編輯室，2008：356-357
［14］M•賓斯維杰股票市場、投機泡沫與經濟增長［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3
［15］Frank Partnoy，The Shifting Contour of Global Derivatives Regulation［J］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2001,(22)：444-445.
［16］Mary Zachariah.Derivatives Almost Like Gambling：PM［J］Business Time（Malaysia）,1995,(3).
［17］凱恩斯貨幣論：上卷［M］蔡謙，范定久，王祖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18］阿爾弗雷德•施泰因赫爾金融衍生品的發展與監管［M］陳晗，張曉剛，譯.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3：248
［19］馬宇金融體系風險分擔機制研究――基于經濟全球化的視角［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6：68
［20］王國華金融課稅問題研究［M］北京：中國稅務出版社，2006：68
［21］葛克昌證券交易所得免稅與違憲審查［J］月旦法學雜志，2005，（1）
［22］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資本市場――發展、前景及關鍵性政策問題［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1997：67
［23］弗朗索瓦•沙奈金融全球化［M］齊建華，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5
［24］王愛儉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研究［J］現代財經，2003，（1）
［25］孟穎虛擬經濟運行的獨立性特征研究［J］開放導報，2009，（3）
［26］張曉晶.符號經濟與實體經濟――金融全球化時代的經濟分析［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7］王國忠，王群勇經濟虛擬化與虛擬經濟的獨立性特征研究――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動態化過程［J］當代財經，2005，（3）
［28］林進富租稅法新論［M］臺北：臺灣三民書局，1999：70
Legislative Choice on Tax
for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Market
――with the Focus on Function of Tax to Regulate
Tang Jieyin
(Department of Law,China Youth University for Political Sciences,Beijing 100089,China)
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就已經比較大,在1978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之比為2.57∶1。經過20年的改革開放,差距進一步擴大,2000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上升為2.80∶1。目前,我國人均GDP為900美元(2001年統計)。從國際上其他國家情況看,當經濟發展水平在人均GDP為800—900美元階段,城鎮居民收入大體上是農村居民收入的1.7倍。而我國這一比例遠遠高于其他國家,且呈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第三,從不同地區居民的收入差距情況看?？煞謩e從城鎮和農村兩方面考察。在城鎮,比如1999年,按東、中、西三大區域進行統計顯示,三大區域城鎮居民的人均收入比為1.48∶1∶1.06。其中,從省級情況看,收入最高的上海市人均收入是最低的山西省人均收入的2.52倍;而從城市情況看,最高的深圳是最低的西寧人均收入的4.31倍。從動態情況看,差距也在逐年拉大。從1997年到2000年,上海和北京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幅度相對較快,平均每年要比上一年多增加1.57%,而山西和河南卻只比上年多增加0.25%。在農村,1998年東、中、西三大地域的人均收入比為1.94∶1.35∶1。從動態角度看,1978年人均收入最高的華南地區與人均收入最低的西北相比為1.68∶1,而到了2000年,相對差距已達到2.15∶1。由此可見,不同地區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斷擴大。第四,從不同行業職工收入差距情況看。改革開放之初,由于我國所有制形式單一,不同行業間的差距是微乎其微的。但經過20年來的改革開放,行業差距在逐年擴大。據國家統計局測算,1990年,收入最高行業與最低行業人均收入比為1.29∶1,1995年達到2.23∶1,1999年達到2.55∶1。
同時,這種收入差距的擴大還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其中,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收入差距主要集中在不同所有制單位成員之間,私營、個體階層的收入較高。而90年代中后期至今,隨著所有制結構的全面調整和分配過程的市場化,收入差距已轉移到不同行業之間、不同單位及部門之間、甚至同一單位不同個體成員之間。上述分析表明,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形勢已變得嚴峻起來。過大的收入差距,不僅影響著整個社會的安定團結,而且也直接制約著宏觀經濟的健康運行。1998年以來,我國已全面進入買方市場,通貨緊縮逐步顯現和加深,居民消費價格持續負指數增長,經濟低迷問題也越來越引人關注。雖然,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它與我國目前居民收入差距過大不無關系。
二、收入差距擴大的成因與個人所得稅制的缺陷既然我國目前收入差距擴大的形勢已十分嚴峻,并開始制約著我國宏觀經濟的健康運行,我們就應當想辦法去縮小差距、啟動經濟。為此,首先需要尋找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首先,最根本的因素,是我國經濟體制的市場化取向。由于市場化改革,收入的分配機制由過去的按勞分配模式,轉化為目前的以按勞分配為主、各種生產要素共同參與分配的格局。由于經濟組織的競爭能力、各社會成員的要素投入和勞動貢獻上的差別以及不同地區資源稟賦上的差距,必然會帶來不同區域和不同群體居民間收入差距的存在和擴大。從歷史上看,在市場初始化時,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不同所有制之間競爭的初始條件不同,從而他們在競爭能力上一開始就存在著差距,由此也決定了收入分配的格局在市場化運作中必然存在差距。其次,現實的因素是市場化轉軌過程中的雙軌并存。市場化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總要經歷一段過渡期。
在過渡期中,舊的體制尚未完全打破,而新的體制尚未真正建立。一些人憑借自己有利的地位,如掌握重要經濟信息,獲取特定的市場準入權,對重要的、緊缺的商品享有控制權等,利用雙軌體制,謀取巨大利益。由此,出現了一部分暴富群體。另外,在市場機制作用范圍還沒有得到完全延伸的條件下,一些領域所存在的行業性壟斷,也使不同行業、不同部門之間的個人收入差距明顯擴大。再次,政策性因素,是宏觀經濟政策不平衡。為了早日擺脫貧窮落后的舊面貌,小平同志提出,允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然后由先富帶動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這條思路本身是正確的,但在具體貫徹落實中,人們采取了一系列的不平衡發展的政策措施。比如,對東南沿海地區,尤其是經濟特區和沿海開放城市,給予較多的優惠政策,使得這些地區得到了快速發展,人們的收入水平明顯提高。但卻沒有采取有效的調控措施,解決先富帶動后富問題,從而使地區差別、城鄉差別和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搞市場經濟就不可能沒有差距。然而,這種收入差距應該是合理形成的,應控制在社會可承受的范圍之內。這就需要借助強有力的宏觀調控,尤其是要借助收入再分配機制,對收入差距進行調節。
國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既要依靠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更要依靠經濟杠桿,尤其是稅收杠桿。在對居民的收入差距調節中,個人所得稅是最直接和最重要的。但從目前情況看,我國的個人所得稅調控能力十分有限,甚至在某些方面還進一步拉大了居民間的收入差距。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分類征收所得稅制的明顯缺陷。目前對個人所得稅的征收,大多數國家均采用綜合征收制或分類綜合征收制。采用綜合征收制,不會產生橫向不公平的問題。因為不管何種類型的所得,最終只適用于同樣的稅前扣除和按同樣的稅率計征。這種計征,不僅能充分體現稅負公平,而且還簡便、快捷。然而,目前,我國實行的是分類征收制,這不僅難以體現公平稅負、合理負擔的原則,而且增加了征管上的難度,使得個人所得稅征管效率低下、稅收流失嚴重。這主要體現在以下三點:一是分項扣除和按月計征方法不合理。對工資薪金按月計征,對勞務報酬所得、特許權使用費所得、稿酬所得等按次征納,會產生對納稅人的不合理征稅。比如,在年所得額相同的情況下,月度之間所得比較平均的納稅人的稅負,要低于各月所得差異較大的納稅人。二是按次計征容易出現避稅現象。因為,在這種分類稅制模式下,客觀上造成了從制度上鼓勵納稅人采取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費用的辦法來合理避稅,導致稅源流失。三是所得項目劃分不清。
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有11個應稅所得項目,不同的所得項目,稅收待遇不同。在實際工作中有各種各樣的復雜情況,有些所得之間的界限十分模糊,如工薪所得和勞務所得有時區分起來十分困難,這就給稅收征管帶來了很大的難度,而且造成了同一收入稅負不同。第二,費用扣除額的設定所產生的不公平問題。比如,現行個人所得稅法規定,凡取得工薪者,每月固定扣除800元。這種扣除方法極易帶來不公平問題。原因是,我國個人所得稅現行的費用扣除額未考慮家庭贍養的實際情況。在國外,尤其是個人所得稅制比較完善的國家,其稅前的費用扣除必須考慮納稅人的實際情況,如固定的家庭費用扣除要按家庭實際贍養人口計算,此外還要考慮贍養老年人和撫養小孩的加計扣除,教育培訓的加計扣除以及購買一套住宅的加計扣除等等。通過這些扣除,使納稅人能夠在比較公平的起點上繳納稅收,避免由于扣除的簡單化造成征稅上的不公平。
第三,超額累進稅率的設計所帶來的不公平和低效率問題。我國現行的個人所得稅對工薪階層所征稅收實行5%-45%九級超額累進稅制,而對個體工商戶和承包承租所得則實行5%-35%五級超額累進稅制。如此稅率設計,一方面產生了不公平問題,另一方面,工薪所得最高邊際稅率達到45%,可能產生抑制人們工作積極性的負效應。上述個人所得稅制設計上的問題,往往使得高收入群體相對更易通過“合理避稅”的辦法,減少納稅比例;相反,對于那些收入較低的弱勢群體,往往是納稅中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個人所得稅對收入差距的合理調節功能難以真正發揮。除上述問題之外,目前在對個人所得征稅問題上,還存在著相關政策不配套,稅收征管不力的問題。比如在與相關稅種的配套上,目前只在收入形成環節征收個人所得稅,使用環節征收消費稅,而沒有在收入積聚環節征收不動產稅、證券交易所得稅,也沒有在收入轉讓環節征收遺產和贈與稅。即使在收入形成環節也未開征社會保障稅。調整個人收入分配過分倚重目前尚不健全的個人所得稅,這不能不使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同時,目前個人所得稅的執法環境也較差,例如,公民的納稅意識還不強,稅官們的素質還不高,稅收管理的現代化水平也較低,等等。這些都使得個人所得稅對居民收入差距的調節作用大打折扣。超級秘書網
三、完善個人所得稅制,調節居民收入差距前文述及,欲確保我國宏觀經濟健康運轉,就必須想方設法增加弱勢群體的收入,遏制居民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擴大,以此提高居民普遍的消費能力和他們的平均消費傾向。在這方面,進一步完善我國現行的個人所得稅制乃當務之急。為此,建議做好如下三方面工作:第一,改革目前的分類征收所得稅制,逐步向綜合所得稅制過渡。支付能力原則,是現代課稅制度的最適原則,而綜合所得稅模式恰恰體現了這一點。從理想的角度看,我國的個人所得稅制也應采取綜合所得稅制。但由于受到現有稅務管理、稅收環境等因素的制約,不可能一步到位。為此,可采取逐步過渡的辦法,在現有分類所得稅制的基礎上,逐步綜合。即,先采用分類綜合所得課稅制度,然后擴大分類綜合所得稅的范圍,并逐步過渡到綜合所得稅制。為實現這一過渡,還應創造相關的征管條件。
稅收管理是一國籌集財政收入的根本保證，由于其涉及經濟學(財政學、稅收學)和管理學兩大學科領域，各國政府以及學術界都非常重視如何改革和完善本國的稅收管理制度。以往，在稅收管理制度的比較研究中，我國的理論界主要將目光關注于美、英、法、德、日等發達國家，而對我國市場經濟比較發達的臺灣地區則關注有限。為此，筆者將對我國海峽兩岸的稅收管理制度進行簡要比較并進行總結，為不斷完善我國大陸地區的稅收管理制度提供思路參考。
1稅收管理體制的比較
稅收管理體制是稅收管理制度的核心問題，其實質上就是解決中央與地方在稅收管理權限分配等方面的矛盾關系。稅收管理體制如果不完善，稅收管理制度就難以完善。
從實踐來看，我國的臺灣地區與大陸在稅收管理體制的改革方面具有一定的共性。臺灣在20世紀60年代以前，稅收管理權限高度集中于臺灣省政府，而市、縣政府的稅收管理權限非常有限。這種高度統一的稅收管理體制顯然難以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后來經過多次改革和調整(主要于1951年、1967年和1992年進行)，使得臺灣省的市、縣政府逐漸具有一定的稅收管理權限，擁有一定稅種的征管權和收入權，但是比較有限。目前，凡收入彈性大和征收范圍廣的稅種，比如所得稅、關稅、貨物稅、礦區稅和證券交易稅等均為臺灣省政府掌握，其取得的稅收收入占全部財政收入的六成，而市、縣地方政府僅為四成。由于稅收管理權限被臺灣省政府較多掌握，基層政府的積極性受到很大影響，進一步下放稅收管理權限的呼聲一直存在。
我國大陸地區的稅收管理體制在建國初期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后來經過幾次下放和集中，反復多次，但總體還是以集權為主要特征。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為適應經濟改革需要，中央開始較大幅度下放稅收管理權(主要收入分享權)，直至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1994年進行的分稅制改革，地方政府雖然擁有了幾個地方稅種的征管權，但是主要稅種的收入基本由中央分享。由于地方稅種收入相對較少，難以滿足大多數地方政府履行公共職能的需要，使得一些地方政府“稅外收費”的問題比較嚴重?？梢姡箨懙貐^1994年開始實施的分稅制，其結果使中央集中了大部分的稅收財力，在增強中央政府宏觀調控能力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地方政府的正常運轉。所以，目前乃至今后的一段時期，應該按照公共財政基本框架的總體要求，進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國大陸地區的稅收管理體制。
由上可見，大陸地區和臺灣省的稅收管理體制改革就總體方向而言是一致的，都是逐步向基層政府“放權讓利”，以不斷完善“分稅制”(其實這也是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和地區比較典型的做法)。不過，從改革的實踐來看，大陸地區和臺灣省的分稅制改革還都不徹底，稅收管理權限都過多集中于高層政府，基層政府履行職能的財力還難以得到有效保證，這顯然難以適應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因此進一步下放稅收管理權，就成為今后海峽兩岸稅收管理制度改革的一個共性問題。
2納稅申報制度的比較
納稅申報制度是稅收管理制度的起始環節。我國臺灣省的納稅申報制度的一個重要特色，就是對所得稅收實行“藍色申報”制度。所得稅收的征管比較復雜，難度相對較大，因此如何有效預防所得稅收的偷逃稅問題，也是現代稅收管理實踐中迫切需要解決的一個課題。臺灣省在所得稅方面實行“藍色申報”制度，通過將納稅人分類管理，較好地激勵和約束了納稅人依法納稅。
臺灣地區的稅收管理制度規定，營利事業所得稅的納稅人(相當于我國企業所得稅的納稅人以及個人所得稅中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業戶等)，凡能夠按照會計制度和稅收管理制度的規定，有健全的財務制度(設置專門財務部門、人員，據實登記賬簿、保留憑證等)，并且能夠依法申報納稅的，可以申請使用“藍色申報表”。使用藍色申報表的納稅人，在申報納稅時可以享受很多便利和優惠。比如簡化審核程序、允許延期申報、延長虧損抵補、提高業務招待費列支標準等?？梢?，使用藍色報表進行納稅申報的納稅人，可以得到實實在在的便利和優惠。對于稅務機關而言，也可以減輕對這部分納稅人報稅資料的審核與稽查壓力，從而將稽查的主要精力轉向使用其他報表的納稅人?？梢?，“藍色申報”制度對于提高我國臺灣地區的稅收征管水平有著重要作用。
我國大陸地區從2001年開始，借鑒臺灣省等地的經驗，開始對納稅人試行“A、B、C、D”評級和分類管理制度，就是將納稅人按照納稅信用程度從高到低劃分為4個等級，A、B級的納稅人可以享受較多稅收優惠，而C、D級納稅人將是稅務機關稽查的重點。這一稅收管理制度對于預防偷逃稅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不過，由于經驗不足，現行的納稅人分類評級制度還難以做到像我國臺灣地區那樣完善，特別是對納稅人等級的評定工作，目前主要由基層稅務機關進行，有的稅務機關在評定時甚至存在“矮子中選高個子”的問題，這顯然不利于這一制度的有效實施。基于此，可以借鑒臺灣省的“藍色申報”制度，將納稅人的信用評定工作進行科學量化和動態跟蹤調整，并與具體重點稅種(比如先從所得稅開始)的征管相聯系，從而讓這一制度對納稅人真正起到激勵和約束作用。
3稅務制度的比較
稅務是指稅務人(稅務師及其事務所)在法定范圍內，受納稅人或其他單位委托代為辦理各項涉稅事宜的總稱。建立和健全稅務制度對降低征稅成本、提高征稅效率以及維護征納雙方的合法稅收權益，都具有重要意義。
我國臺灣地區的稅務制度建立較早，至今已有40余年的歷史。目前從業的稅務人員有5萬余人，遍及整個臺灣地區，臺灣地區稅務人的主要任務有：接受委托，納稅申報事宜；建制建賬，包括記賬、撰寫涉稅文書等；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事宜；協助政府開展稅務教育；接受稅務咨詢；進行稅收籌劃以及其他維護征納雙方合法權益的事宜。為保證稅務制度的全面實施，臺灣地區有關部門對稅務人賦予了較多的權利和義務，并且在有的稅法中規定，納稅人需委托有執業資格的稅務師辦理相關涉稅事宜。由于制度較為完備再加上稅務市場發育健全，臺灣的稅務已經成為稅收管理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輔助力量。我國大陸地區的稅務起步較晚，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一些地區的稅務機關借鑒國際上的做法，在征管領域對稅務進行了有益探索。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稅務初具規模，國家稅務總局曾一度要把稅務全面引入稅收征管流程，后來由于“非中介”、“強制”等問題比較嚴重，使得稅務的發展受到很大影響。為此，20世紀90年代末我國又進行了稅務行業的清理整頓，要求稅務機構徹底與隸屬單位在編制、人員、財務、職能和名稱等方面徹底脫鉤，改制為由注冊稅務師作為出資主體的有限責任制或合伙制的稅務師事務所，以還原其“獨立中介”的市場地位。截止到2003年2月底，全國有稅務機構(稅務師事務所)2307個，其中有限責任所1909個，合伙所398個。從業人員近5萬人，其中注冊稅務師有1．4萬人。不難看出，相對于我國大陸地區的市場經濟總量及發展態勢，現有的稅務規模明顯偏弱。
2000年初，國家稅務總局下發《關于在稅收工作中發揮注冊稅務師作用的通知》，要求各級稅務機關可以根據當地稅務開展的實際情況，制定發揮注冊稅務師作用的具體辦法。對一些政策性強、技術難度高、涉稅事項較為復雜、納稅人自己做起來有困難的納稅事項，堅持在自愿的前提下，可以建議納稅人委托稅務，以保證國家稅收政策正確執行，提高納稅申報質量。但是，由于我國大陸地區的稅務發展時間還不長，納稅人還沒有“付費”委托稅務師辦理涉稅事宜的習慣，再加上相關扶持制度不完善，使得稅務市場發育嚴重滯后，很多稅務機構長期處于業務不足的尷尬境地。基于此，可以借鑒我國臺灣地區的稅務制度經驗，不斷完備旨在促進稅務行業健康發展的制度體系，逐步培育稅務的需求市場，進而促使稅務在稅收管理工作中的效用最大化。
4稅務處罰制度的比較
稅務處罰是稅收管理制度的事后懲戒措施，是稅法剛性和尊嚴的最直接體現，也是震懾稅收違法犯罪行為不可缺少的重要保證。人們之所以懼怕稅法的尊嚴，能夠主動依法納稅，在相當程度上是源于稅務處罰制度的存在。我國臺灣省的稅務處罰制度與大陸地區相比，主要有以下區別：①臺灣省的稅務處罰規定(以行政處罰為例)既包含在稅收程序法(《捐稅稽征法》)中，也分散規定于稅收實體法中，如《所得稅法》、《遺贈稅法》、《證券交易法》等都包含稅務處罰內容；我國大陸地區關于稅務處罰的規定，一般違法行為由程序法《稅收征管法》界定，嚴重違法犯罪行為由《刑法》界定，而一般性的稅收實體法(如《個人所得稅法》、《增值稅暫行條例》等)則不再進行具體界定。關于這一不同，很難界定二者誰更為科學，大陸地區的做法比較符合處罰統一原則，臺灣省的規定則更為符合“因稅制宜”的原則。②從稅務處罰的嚴厲程度來看，臺灣省對稅務違法犯罪行為的懲罰力度相對大陸地區要輕一些。比如臺灣省對稅務違法行為主要采取行政處罰為主，刑事處罰只是一種補充，很少使用。并且，就刑事處罰而言，稅收犯罪行為的當事人，其最高刑期為5年，沒有死刑的規定。大陸地區則大不一樣，稅務處罰不斷向刑事處罰延伸。單從涉稅刑罰規定來看：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甚至死刑都有涉及。嚴厲的涉稅刑罰規定固然有震懾稅收犯罪的積極作用，但是稅收管理更應該重在“預防”，刑罰畢竟是最嚴厲的懲罰措施。一味依賴嚴厲的刑罰來震懾稅收犯罪，久而久之，容易出現刑罰震懾效應遞減的問題，從長遠來看，反而不利于震懾涉稅犯罪行為。因此，不斷完善我國大陸地區的稅收管理預防制度，逐步糾正稅務處罰刑罰化的傾向，也是今后完善大陸地區稅收管理制度的一個重要內容。
5稅收教育及納稅人服務制度的比較
從以上探討中可以看出，完善的稅收管理制度應該主要體現在制度的“預防”效果上，而預防稅收違法犯罪案件的發生，既要有稅務違法處罰的震懾和嚴密科學的稅收征管體系，也必須有完善的稅收教育制度及納稅人服務制度。只有依法納稅的觀念真正深入人心，讓納稅人從依法納稅的過程中切實享受到更好的服務，才可能對廣大納稅人形成觀念上的約束與激勵，進而調動其依法納稅的主動性和積極性。
我國臺灣省的稅收教育工作由來已久，真正從“娃娃”抓起。臺灣省的財政部門每年都要在全省范圍內推廣形式多樣、豐富多彩的全民稅收知識教育活動，充分利用各種媒體和渠道，發動全民特別是學生參與。利用電視傳媒對稅收知識競賽進行現場直播，決賽優勝者由臺灣財政部門的主要負責人親自頒獎，獲獎名單在主要報紙上公布。這一活動使全臺灣省的公民特別是在校學生，普遍受到了直觀的稅收教育。另外，臺灣的稅務部門也經常性地向中小學生發放帶有稅收知識的漫畫、書籍以及紀念品，使得中小學生在不經意問就逐步樹立了誠信依法納稅的觀念卜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