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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社會保障改革問題的研究，理論學術界關注的重點與政府關注的重點領域基本一致，并伴隨著中國社會保障改革的推進而發展。目前討論的熱點如下：
1.中國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在改革傳統社會保障制度的背景下，如何看待社會保障制度？中國需不需要建設一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如何建立一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理論學術界對這些基本問題的看法客觀上存在著分歧。不過，絕大多數學者對社會保障制度持肯定態度，認為社會保障制度不僅是必要的制度安排，而且是利國利民的十分重要的制度安排。長期從事中國社會保障問題研究的宋曉梧、馮蘭瑞、鄭功成、何平、胡鞍鋼等多數專家、學者均主張中國應當建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將中國新型社會保障體系發展成為一個多層次的體系亦已成為學術界與政策層面絕大多數人的共識；但也有陳平等人對社會保障制度基本上持否定態度，認為“建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是短視國策”。
在贊成建設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前提下，不同學者的具體看法亦不盡一致。劉福垣主張大一統論，即以國家財政為基礎，提出應盡快統一全國社會保障體系，并將農民納入這一體系之中，宋曉梧是城鄉有別論，他將建立城鄉有別的社會保障體系列為中國社會保障改革的中長期目標；馮蘭瑞主張盡快通過實現省級統籌來過渡到全國統一；何平堅持長期持續發展論，認為實現這一目標“需要一個艱苦的長期過程，這個過程大約需要30-50年”鄭功成則是漸進統一論，他認為需要在化解養老保險歷史債務、降低社會保險繳費率、強化國家財政與勞動者個人的責任并縮小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差距的條件下，積極穩妥地推進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
與此同時，在探討社會保障體系問題時，必然涉及到對社會保障制度如何界定的問題。國內學術界主要有三種觀點：一是大社會保障論，認為社會保障制度包括社會救助、社會保險與社會福利等各種保障國民生活系統的總稱，這一界定最早是由民政部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確立的，以后成為官方的正式界定，并為理論學術界絕大多數人所認同；一是大社會福利論，認為社會福利制度不僅不應當納入中國社會保障體系，而且社會福利制度應當包括社會保障體系、社會救助體系和社會福利服務體系，這一觀點主要是竇玉沛、尚曉援等的新主張；鄭功成在贊同大社會保障制度論的同時，則提出應當分理論與制度層面來展開討論，即在理論上探討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的差別具有必要性，但在制度層面上尊重已經約定俗成的界定并無問題。上述討論并非純學術探討，而是隱含著重新界定中國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政策體系及框架之爭。
2.中國社會保障改革優先考慮的領域。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是全方位改革，但受各種因素的限制，客觀上不可能全方位推進，因此，優先考慮哪些制度變革是改革進程中必須抉擇的問題，理論學術界已有的成果表明在這一方面存在著明顯的分歧。
由于城鎮改革尤其是國有企業改革是整個改革事業的重心所在，與之相關的社會保險制度改革亦成為最引人關注的問題，它反映在理論學術界就是絕大多數論著均著眼于社會保險制度尤其是其中的養老保險制度，在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承辦的書報資料復印雜志《社會保障制度》的備選文章中，研究社會保險改革的論文約占總數的60%以上。在眾多研究者的論著中，社會保險事實上成為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必須優先考慮的問題。這種傾向與國家近十多年來對社會保險改革的特別重視及社會保險改革在整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中的特殊地位基本一致。
在大多數學者主張優先考慮社會保險改革時，也有部分學者對此并不完全贊同。景天魁、楊團等人在其有關著作及論文中提出基礎整合的社會保障模式，就強調以最低生活保障、社區保障為重點而不是以社會保險為重心來構建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唐鈞亦特別強調社會救助是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重中之重。
鄭功成則從全球范圍出發，將社會保障發展進程劃分為以社會救助為核心的社會救助型社會保障階段、以社會保險為主體的社會保險型社會保障階段和以社會福利為重點的社會福利型社會保障階段，他認為中國正處于一個特殊時期，它既需要著重考慮社會保險制度改革，又必須以改造和完善社會救助制度為基礎，同時還面臨著如何滿足社會成員日益增長的社會福利需求問題，從而主張整體協調發展。
3.政府在新型社會保障制度中的責任。有的論者將其提高到憲法所確定的權益保障層面強調政府責任，有的論者則強調個人及家庭應當承擔起自己的責任，主流的觀點則是建立社會保障責任共擔機制，即政府、企業、個人乃至社會均應當分擔相應的責任。例如，劉福垣就認為社會保障是國家責任，它應當通過稅收來解決全體國民的社會保障問題；何平則認為社會保障不能搞成一個純粹的國家福利和政府行為，主張政府扮演最后出臺的角色，一部分入主張政府財政只承擔社會保障基金收不抵支時的兜底責任。鄭功成認為無論社會保障制度如何改革，政府均肩負著主導社會保障制度的責任。
4.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中的若干具體問題。中國新型的養老保險制度采取的是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模式。對此，多數學者認為有創新意義，較單純的現收現付式或單純的個人賬戶式制度更能夠適應發展需要。但也有人認為個人賬戶并不適合，如劉福垣基于社會保障是公共物品的原理而反對建立個人賬戶，莫泰基基于經濟、社會乃至個人的客觀風險也反對采取個人賬戶制；在國際上，國際勞工組織也是反對個人賬戶模式的，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經濟組織卻推崇個人賬戶制，這些組織的專家還向中國政府提供專門的政策研究報告。在承認統賬結合模式的專家中，有的人肯定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緊密結合在一體，有的主張實行板塊狀結構（即分開管理），有的主張將這一統賬結合模式改成兩個獨立的支柱。在統賬結合的比例上，亦存在著統賬均等、大統籌小賬戶、小統籌大賬戶之爭；在個人賬戶的繳費責任方面，有人主張雇主分擔，有人主張個人承擔全部責任。還有人從長遠目標出發，提出將其改造成普惠式的國民養老金和差別性的職業養老金結構。
在籌資手段方面，單一渠道的資金來源已經被摒棄，主張多元化籌資方略已經成為絕大多數學者的共識。但在社會保險籌資方式上，卻存在著費稅之爭。除劉福垣是將社會保障看成是國家或政府的完全責任而自然完全需要依靠稅收外，包括吳樹青等許多學者均主張盡快開征社會保險稅以替代現在的社會保險征費制，唐鈞、楊良初等人甚至對如何開征社會保險稅進行了政策設計；鄭功成則通過對中國現行社會保險統賬結合模式的考察，明確主張社會保險費改稅緩行，并將這一主張提交給決策層；后來鄧子基、厲以寧等從我國財政稅收體制的角度亦認為中國目前不具備開征社會保險稅的條件。
在農民工社會保障方面，鑒于農民工作為中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與傳統戶籍制度沖突中出現的—個特殊群體規模龐大，在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上，越來越多的學者主張應當給農民工以社會保障，北京等地甚至制定了專門的農民工養老保險政策；也有一批專家認為農民工因為有土地保障，加之政府承受能力不強而主張不必考慮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上述兩種觀點均較流行；第三種思路則是主張分類分層保障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權益，在肯定農民工需要社會保障的條件下，認為應當優先考慮農民工的工傷保障、特困援助等，養老保險則在其后且應分類展開。
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方面，多數專家主張農村居民應當享有社會保障，但也有人認為農民有土地保障和傳統的家庭保障，現階段可以不考慮。在主張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方面，不同的學者亦存在著觀點分歧，宋曉梧持城鄉有別論，王延中主張分區域推進，鄭功成仍然持分類分層推進的觀點，認為應當承認農村人口不斷分化的現實并采取有區別的社會保障政策。
二、對中國社會保障改革研究的綜合評論
1.價值評判?；谏鐣Ｕ鲜且越洕侄谓鉀Q社會問題進而達到特定政治目標的制度安排，制度變革的實質是利益格局的重大調整，研究并解決這一問題顯然不是單一學科能夠完成的。因此，近十多年來尤其是近幾年來，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管理學、精算學等學科的專家均有一些人從不同的角度來研究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問題，專門的社會保障學者也需要運用經濟學、社會學等多學科的知識與方法，多學科合作與跨學科研究已經成為中國社會保障改革這一領域的重要取向，它從一個側面表明了當前社會科學學科尤其是處于應用層次的學科發展的新趨勢。
從中外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歷史來看，社會保障要受經濟、政治、社會乃至歷史文化等多種國情因素的深刻影響，研究中國的社會保障問題必須與中國的具體國情緊密結合。在西方國家社會保障制度早已成熟但又面臨著一些問題的條件下，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一個正處于經濟社會轉型時期的國家和一個對社會保障制度進行全面變革的國家，有著非常獨特的研究價值，這種價值揭示出立足中國國情來研究并解決中國的社會保障改革問題，將為各國改革、完善自己的社會保障制度提供新的啟示和經驗，從而可以對國際社會保障理論的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這正是中外學者普遍關注中國社會保障改革問題的根本原因所在。
推動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和這一制度健康發展是中國社會保障改革研究的基本目標。在近幾年的社會保障改革歷程中，可以發現學術界的研究及其成果對這一改革實踐的影響。如1998年以來，國家的重大社會保障改革方案或政策出臺，大多數均有相關的研究成果作為決策依據，決策層對國內外學術界意見的重視，揭示了中國社會保障改革研究日益理性化和極高的應用價值。
中國社會保障改革研究的貢獻，還表現在對社會保障學科發展的推動方面。盡管社會保障作為一門學科還缺乏必要的、穩定的內核，但確實已經成為一個專門的學術領域。
對中國社會保障改革的研究，因其具體內容（包括國民的養老、疾病醫療、失業、工傷、貧困及各項福利措施等等）均涉及到國民的現實生活，必然促使著學者與學術走出象牙塔，進而推動著理論學術研究更加貼近現實和更富人性與人文關懷精神。
2.值得注意的一些傾向。第一，創新不夠，學風堪憂。盡管研究中國社會保障問題的書籍與文章日益豐富甚至有一片繁榮的景象，但真正具有創新價值的論著并不多見，部分人過于急功近利，在創新不夠的同時存在著較為嚴重的學風問題。
第二，不做深入調查，照搬國外學說。從已有的文獻來看，可以發現相當多的研究缺乏深入的社會調查，一部分研究成果脫離中國的現實國情，或者過分迷信某些國際組織與國外學說，甚至將社會保障政策視同為經濟政策，以至于給社會保障改革的深化帶來負面影響。
第三，對深層次理論問題關注不夠。相當多的研究成果缺乏對中國經濟改革與社會發展宏觀背景及現階段各相關因素的了解與分析，對現代社會保障制度建制理念的發展和特有的人文關懷精神視而不見，對經濟領域中的效率優先與社會保障制度中的公平優先認識不清，只是針對中國社會保障改革中的局部問題開出“頭痛醫頭”的藥方，這一傾向直接損害了中國社會保障改革研究的理論價值與應用價值。
第四，研究中的失衡性。中國社會保障改革研究主要集中在體系構建和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方面，對同樣重要的社會救助制度改革（如對規模龐大的貧困人口的救助）與社會福利制度改革的研究卻較少；對經濟保障研究多，對服務保障與情感保障研究少；對城市保障問題研究多，而對農村社會保障問題研究少；對國有企業職工的社會保障研究多，對非國有單位職工的社會保障問題研究少，對改革中出現的農民工或流動人口群體的社會保障更少；對正規就業者的社會保障研究多，對非正規就業者的社會保障問題研究少；對政府責任的控制研究多，對合理的責任分擔機制研究少；對中央政府的責任問題多，對地方政府的社會保障責任以及中央與地方責任劃分研究少；等等。
3.可以預見的走勢。首先，多學科交叉研究中國社會保障研究將趨向深化。多學科交叉融合將既是中國社會保障改革研究的內在需要，也將推動著中國社會保障改革研究逐漸走向成熟。當然，在肯定多學科交叉融合的同時，各學科關注的重點肯定存在著差異，這種格局表明社會保障政策選擇過程中對改革研究成果的取舍是否合理，將取決于決策者的政治智慧與魄力。
［關鍵詞］
社會保障學；實踐教學改革；應用型人才
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民生”問題逐漸成為我國政府和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和“民生”問題相關的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性也隨之突顯出來。社會保障工作是人力資源管理工作中極其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對于人力資源管理專業的學生而言，必需掌握扎實的、與時俱進的社會保障知識。然而，在當前的社會保障教學過程中普遍存在教學內容嚴重滯后于社保政策的變動、教師知識更新過慢、忽視實踐教學及實踐教學資源受限等問題。為進一步提高社會保障學的教學效果，本文從調整教學模式、關注學科熱點、以“應用”為向導促進實踐教學等方面入手進行社會保障學實踐教學改革研究。
1社會保障學教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對人力資源管理專業的畢業生而言，今后工作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和社會保障相關的。目前我國高等院校大都把社會保障學設置為專業基礎課程，只有部分院校把社會保障學列入專業選修課程。社會保障學是一門應用性、實踐性、政策性都極強的學科。第一，在社會保障體系中，各種規章制度十分復雜，世界各國，乃至中國的各個地市的具體規定都不同。自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我國社會保障的各項事業迅速發展，相關的理念和制度也在不停地發生變化。在這個過程中，一些教師自身并沒有緊跟時代和政策的發展，及時吸收這些新信息、新知識，在教學過程中一味地照搬課本，造成課堂的教學內容嚴重滯后于時代的發展。第二，我國高校人才培養過程中的實踐教學很多時候停留在口號中，理論灌輸仍是目前很多應用型院校課堂教學的主要模式。教師照本宣科講解社會保障的理論和制度，很容易讓學生覺得課程枯燥無味，使學生無法對社保政策產生興趣和感性認識，教學效果不佳，從而造成畢業生在工作中缺乏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因此，基于應用導向和能力培養的實踐教學改革的首要任務就是對課程體系進行優化設計，合理安排課程內容，重視對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通過實踐教學增強學生對社保知識的感性認識，并培養學生運用所學社會保障知識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增加學生在就業市場的競爭能力。第三，目前高校普遍存在實踐教學資源有限的問題。比如，學生很難有機會到社保經辦機構去實地體驗。除了設置有社會保障專業的院校以外，很少有學校為人力資源管理專業配備社會保障的仿真模擬軟件。
2社會保障學實踐教學改革目標的確立
第一，培養學生的“民生”意識。社會保障的實踐教學不僅要讓學生掌握社會保障制度的理論，更應該培養學生的“民生”意識。筆者在社會保障課程教學過程中，感到目前很多學生缺乏學習興趣的原因是沒有“民生”意識。學生因受自身閱歷的限制，認為社保和自己關系不大，不關心“民生”問題和社保熱點，對課程內容自然缺乏興趣。因此，實踐改革的首要目標就是培養學生的“民生”意識，幫助學生樹立為社會大眾服務的意識及社會責任感。第二，要提高學生的綜合實踐能力。社會保障是民生之基，民生之本，是一項綜合事業。社會保障事業需要理論和實踐能力同時具備的綜合性人才。在培養學生“民生”意識的同時，應注重培養學生的綜合實踐能力。應用型本科培養的不是背誦理論制度的人，而是要會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會實際操作的應用型人才。第三，要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和創新能力。在經濟全球化、科學技術更新周期不斷加快的當代社會，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取決于人才的質量。而人才的質量在很大程度上與人才創新能力緊密相關。因此，社會保障學的實踐教學改革的目標之一就是提高學生的創新思維和創新能力。通過實踐教學，引導學生發現我國社會保障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激發學生的潛能和創新思維，使學生主動參與到現實社會保障問題的分析和處理過程中去，提高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
3社會保障學教學改革實施過程
基于社會保障學教學過程中存在的種種問題，以及實踐教學改革的目標，筆者在所在學校的人力資源管理專業進行了一系列的實踐教學的改革實踐。
3.1課堂實踐教學的實施
3.1.1社保新聞熱點的解讀社會保障的教材分為理論部分和實務部分。學期的第一周是教師理論講解周。從第二周開始，根據課程內容，采取“以社會熱點為中心，讀新聞評新聞”的課程教學模式。在課程上，首先對學生分組，根據班級的具體情況，將56名學生分為8個小組。然后把老年社會保障、醫療保險、就業保障、失業保險、工傷保險、住房保障、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相關內容依次分配給各個小組。要求學生在課前對課本進行預習，并根據各自承擔的專題內容分工收集相關社保新聞和熱點問題。每堂課的第一項任務是各小組面向全體同學解讀社保相關新聞。在解讀社保新聞過程中，各組還需要聯系教材相關內容制作PPT，并在課堂上進行簡要講解和案例分析。在這個過程中，教師只做啟發性的指導。學生通過新聞的收集和解讀、課程內容的講解、回答教師和同學提問的環節，學會主動學習，增強基本理論的實際運用能力。通過社保新聞解讀環節，促使學生主動去了解民生，關心民生，增強對社保的敏感性，培養學生對社會保障這門課的興趣及社會責任感。此外，各小組對專題進行新聞收集和討論的過程，也可以提高學生的信息收集和交流能力。
3.1.2課程論文的寫作社會保障學是一門政策性和動態性并存的學科。近年來，各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都在改革和發展中。我國的社保制度發展尤為迅速，過程中也存在各種各樣需要解決的問題，然而這些變革和問題在教材中是無法及時體現出來的，因為社保教材只能給學生呈現社會保障的整體框架。社會保障課程的實踐教學要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能力，就需要引導學生獨立思考中國社會保障事業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因此，在前一階段的基礎上，通過教師的指導，讓各組學生獨立完成社保相關專題的課程論文寫作。前一階段的課程講解及新聞解讀，為論文的材料準備奠定了基礎，各小組的論文既是對課本的深刻認識，也是對社會現狀的深入總結。在實踐中，8個小組所研究的論文分別為：《人口老齡化背景下養老服務體系研究——以馬鞍山市為例》《企業職工對延遲退休的意愿研究——以馬鞍山市某國有企業為例》《城鎮單獨家庭生育意愿及其影響因素研究——基于馬鞍山市的分析》《構建農村留守兒童福利體系的思考——以安徽省××村為例》《職業教育與“農二代”社會流動》《關于大學生失業保險制度的研究》《馬鞍山市高校大學生醫療保險意識現狀及影響因素分析》《人口老齡化及我國農村養老保障問題研究》。這些課程論文包含了近年兩會熱點及社會所關注的主要“民生”問題，比如：人口老齡化和養老問題、延遲退休、農民工和大學生就業、留守兒童福利、醫療保險改革等。教學改革的意義是著力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和分析社會現狀的能力。課程論文是對理論知識和實踐經驗的總結，通過論文的寫作，學生在不斷的認識和實踐中提高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使學生真正成為教改最大的受益者。以第一組的《人口老齡化背景下養老服務體系研究》為例，學生將兩會熱點與馬鞍山市的現狀相結合，從馬鞍山市社保局、民政局收集了大量的信息，深入淺出地分析了馬鞍山目前養老產業所存在的問題，提出了馬鞍山市未來養老服務產業發展的解決方案。
3.2課外實踐教學的實施除了課堂內的實踐教學，教師還要積極將課程內容融入各種社會團體活動之中，鼓勵和組織學生參加創新創業比賽、社會保障知識競賽、社會保障技能競賽、校園志愿公益活動，等等。例如，本校2010級人力資源管理專業學生就以“養老服務產業—老年送餐”項目與“失地農民的養老保障”項目參加“挑戰杯”比賽，并取得良好的成績。另外，在課程論文的寫作過程中，教師要組織和指導學生進行實地調查、參觀訪問等，豐富和鞏固學生的理論知識。例如，第五組的課題，學生為了完成課程論文，深入留守兒童學校和家庭，以調查訪問和開座談會的形式，收集了馬鞍山留守兒童福利狀況的第一手資料，形成了高質量的論文。另外，實踐教學還可采用其他多種形式，比如請馬鞍山社保局的相關工作的人員走進課堂，給學生們介紹最新的社保政策；聯系相關社保機構，使學生有機會親身參與到社保流程當中去，使學生接觸到社保制度的實際運行過程，掌握最新的社保制度和技能，培養學生處理社保現實問題的能力，使他們成為創新型實踐型的應用人才。
4結語
以培養學生應用型能力為主的實踐教學模式，培養了學生的民生意識和社會責任感。通過課堂和社會實踐的結合，增強了學生的社會調查、文獻檢索的能力，使學生更好地掌握社會保障的基本理論和操作技能。在此過程中，教師要及時吸取新信息和新知識并結合自己的科研方向，引導學生去閱讀、觀察、討論和思考，促進學生的創新能力和解決社保實際問題的能力以及就業競爭力的進一步提高。
中圖分類號：D632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5年11月14日
文化作為一個國家的軟實力，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有著不容小覷的影響，其更成為當今社會的一個焦點，是各國都在爭相熱討的話題。我國作為一個文明大國，在中華上下五千年的歷史進程中，形成了豐富多樣的文化形式。各歷史時期的統治者也因深受文化思想的影響，在建立某些制度時打下了傳統文化的烙印。其中，社會保障制度正是在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下開始略見雛形。但是，現代意義上的社會保障制度時在20世紀80年代左右從西方傳入到中國，我國古代的社會保障制度只是思想意義上的。在本文中，筆者也考慮了古代的社會保障思想與傳統文化的關系。這種考慮，可以從文化的視角完整分析社會保障思想和傳統文化之間的關系。
目前，國內學者對社會保障與傳統文化在理論上的研究并不多，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方面是從經濟角度或者實用角度分析社會保障制度因傳統文化引起的在現實生活中出現的某方面不完善的問題，如鄭秉文（2009）等學者在《中國與拉美社會保障比較：傳統文化與制度安排――提高覆蓋率的角度》中除了作比較，更是在比較的基礎上從文化角度分析覆蓋率問題;另一方面是在從理論角度分析二者關系，并沒有明確表示傳統文化下社會保障的發展趨勢，如車程（2013）在《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運行與傳統文化的關系》一文中分析了社會保障在傳統文化蘊涵中的發展以及存在問題;王文茹（2015）在《淺析我國傳統文化對社會保障發展的影響》一文中更多的分析各類傳統文化（儒家、佛家、道教等）對社會保障產生與運行的影響。由于近幾年弘揚傳統文化的興起，傳統文化與社會保障之間的關系也引起了學術界的思考與探討，尤其是一部分學生也開始關注，并以此為方向完成學術論文，他們從分類角度單獨分析某種傳統文化對社會保障的影響或是從傳統文化對社會保障中某種社會保險的作用，這一類主要以學生論文居多，如劉麗（2009）在《儒家社會保障倫理思想探究》一文中梳理了社會保障倫理的思想史。以上學者主要是多種傳統文化去分析，本文則是從儒家文化角度，歷史縱向發展分析傳統儒家文化與社會保障的關系，并分析在傳統儒家文化的影響下，社會保障的發展趨勢，具有一定的獨特性。
為了更好地了解社會保障思想與傳統儒家文化思想之間的關系，我們有必要讓讀者清楚本文的社會保障制度與傳統儒家文化的概念。本文的社會保障制度既包括現代意義上的社會保障制度，即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先生所講的“是國家或社會依法建立的、具有經濟福利性的、社會化的國民生活保障系統的統稱，包括法定的社會救助、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社會優撫系統和非法定的各種補充保障措施。它遵循公平、正義、共享原則，通過對社會財富分配的國家干預，實現保障民生與改善民生的發展目標”，也包括具有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特征的社會保障思想――社會救助思想、軍人優待思想等類似思想;傳統儒家文化則是指早期的一些儒家文化，主要以孔孟為代表人，具有中國本土特征的文化系統。
一、傳統儒家文化與社會保障思想形成與發展淵源
社會保障思想的形成在我國最初可以追溯到春秋時期的奴隸社會，在這個階段影響最大的是以孔子和孟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當時的儒家文化主要提倡“孝道”、“民本”、“仁政”等思想，這些思想形成了最初的社會保障思想雛形?！靶⒌馈碧岢總€社會成員都應該尊老、愛老，讓每個老年人安享晚年，強調的是個人責任與社會責任;“仁政”強調的是政府的責任，統治者應該對其統治的社會成員施予仁政，用“仁愛”思想處以政事;“民本”則是在一個宏觀指導思想的基礎下進行“孝道”、“仁政”，強調的是一切以百姓利益為重的社會文化思想。除了儒家思想的主導地位外，道家、佛教等也起到了輔助作用。如道家的“無為而治”強調的是政府的責任。中國化的佛教思想構成我國文化的重要一部分。信奉佛教的人要有同情之心、憐憫之情、慈悲情懷，使得信教之人具有利他思想。佛家文化講究“普度眾生”、“慈悲文化”，這可延生擴展為政府應平等對待社會成員，講究的是平等性，在精神上樹立一種為他人著想的思想，對古代的慈善事業非常有幫助。正是在這種傳統文化的影響下，社會保障思想也出現了獨特性，從無到有，從簡到繁;從最初毫無規章制度及毫無尊嚴的“施粥形式”，到后來初具國家意識的“開倉濟民”，這些全部屬于現代意義上社會救助思想和慈善思想，是社會保障思想的最初形式。
歷史的發展并沒有抹滅社會保障思想的發展，社會保障思想也逐漸成熟發展起來。從古展到建國以來，我們的社會保障思想并沒有太大變化，這和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傳統儒家文化影響有關。20世紀80年代，現代意義上的社會保障制度引入到中國，中國開始結合國際經驗重新整理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這一時期綜合形成的社會保障制度借鑒了國際經驗，但更多的是與中國國情相融合。也可以講，此時的社會保障制度吸收更多的是與時俱進的思想，但占主流的仍然是我國的傳統儒家文化思想。
由此可見，無論是在最初萌芽階段，還是建立以及完善階段，我國傳統儒家文化思想對社會保障制度思想都具有一種推動作用，促使其建立并不斷完善，傳統儒家文化思想體系中都有社會保障形成的影子。
二、社會保障制度發展影響下的傳統儒家文化
社會保障制度與傳統儒家文化二者是一種相互作用的關系，除了傳統儒家文化在社會保障思想建立發展過程中的推動作用外，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也對傳統儒家文化有所影響。古代的儒家文化占據社會文化思想的主流，任何形式的制度都無法撼動其主導地位，而且更是由于傳統儒家文化根深蒂固，深入人心，所以早期的社會保障制度對傳統儒家文化的作用不明顯，更多的只是一種鞏固和加強作用，也可以簡單理解為早期的社會保障思想只是傳統儒家文化發展過程的副產品，對傳統儒家文化并沒有什么影響。
社會保障制度在現階段的發展對傳統儒家文化的影響是最強烈的，這種影響可以分為兩種：積極的推動作用和消極的抑制作用，這兩種作用也主要從社會保障制度的具體內容中體現，具體表現如下：
1、家庭養老功能的弱化削弱了傳統儒家文化的“孝道”思想。我國自古以來形成的養老模式是以家庭養老模式占主導，體現的是“大家族”似的宗法保障模式。隨著社會多元化的發展以及國際潮流的引入，發展形成了居家養老、社會養老、機構養老等多種形式的養老模式，家庭養老模式的功能不斷弱化，這種弱化的后果則是削弱了我國傳統儒家文化思想中的“孝道主義”。在現階段，網絡上以及報道中不乏看到許多家庭子女虐待老人、苛待老人的現象，甚至出現因贍養父母問題進而引發的“打官司”現象，這種現象并非只在城鎮中發生，就連受外來文化影響力較弱的農村也有所發生。這些現象的出現從側面反映出我國社會保障形式發生變化，但從文化角度則可以看作是傳統文化的弱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在社會成員思想中的作用遠不如從前，“傳統家族”、“宗法文化”的弱化，是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發展引起的一系列后果，這種后果進一步削弱了家庭養老的功能，進一步推動及催發政府及社會在社會保障制度中應該發揮作用。
2、社會福利思想強化了傳統儒家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最初形成的社會保障思想中并不包含社會福利思想，社會福利思想是在20世紀80年代社會保障制度傳入中國后不斷發展起來的。社會福利是國家向全體社會成員提供旨在提高生活質量的一種保障制度，這種制度從無到有的出現表明政府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更加以民為本，以社會成員的利益為基礎出發點。從簡單的教育福利到復雜的醫療福利，從兒童福利到老年人福利，這些方方面面的完善更能證明政府清晰認識到自己的責任，也在努力承擔起自己的責任。這些做法向著“仁政”方向進一步靠攏，并不斷完善“民本”思想。
3、社會保障制度的不斷完善改變著傳統文化中的“德治先行”思想。我國在古代就講究“德治”，并沒有像西方那樣形成法律先行的思想。無論是在古代還是在現代，我國制定政策更多時候并沒有做到法律先行。在吸收西方經驗以及社會發展需要的過程中，國家開始注意到法律先行的重要性。尤其是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把法律的建立提到了重要日程上。在我國這個充斥著多元文化的社會中，現階段法律應該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推動法律先行的思想也是有利于社會保障制度進一步完善和發展的。
三、傳統儒家文化影響下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方向
鄭功成指出：“通過對中國社會保障制度50多年發展歷程的簡要考察，可以發現，前30多年是典型的國家-單位保障制，近20年則是逐漸在向國家-社會保障制演變，目前正處于國家-社會保障制的建設與完善階段?！边@種完善階段也是在傳統文化的影響下不斷發展。目前乃至將來，我國面臨著嚴峻的社會保障形勢：人口老齡化加速，社會保障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凸顯;城鄉之間差別性取消，社會保障制度的流動性問題亟待解決;社會成員權利意識的增強，社會保障的公平性需更加普遍完善。
人口老齡化的加速發展，是我國社會保障制度面臨的重要難題。人口老齡化意味著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在當前乃至將來面臨著空前的養老壓力。這種養老壓力對當前的養老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老年人口的增多，使得養老更為困難，單純的靠“4-2-1”式的家庭養老似乎難以解決這個重任。所以，國家也在不斷發展其他形式的養老模式，形成了以居家養老為基礎、社區服務為依托、機構養老為支撐的養老服務體系建設。嚴格意義上的家庭養老與居家養老并不同，但是從目前發展趨勢看，傳統文化中的“孝道”思想影響下的家庭養老方式并不會完全消失，只是在不同社會發展階段有不同程度的削弱。
社會成員權利意識的增強強調的是社會保障制度在今后的發展中更注重公平性。權利意識的增強是一種主觀形態上的發展，這種主觀意識的增強相對應的是客觀存在的強化，客觀存在則是政府責任的存在。社會成員權利意識增強強調的是社會保障公平性，強化客觀存在則是政府認識自身責任，并不斷完善，這種責任是在國家成立初期就存在的，是一種無法磨滅的自然責任。權利意識和國家責任的相互作用在今后的社會發展中會推動社會保障制度的公平性進一步發展，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著傳統文化中“眾生平等”原則。
城鎮化的加快，對社會保障制度的流動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國部分地區已經實現省內流動，今后要做的是全部實現省內流動和省際之間的流動?，F在，社會發展迅速，人口流動性加強，社會保障制度自然也要跟上時代步伐，滿足社會大眾需求。其實，這與文化之間的融合相通。每個地方社會保障的具體實施措施有所不同，在相互整合的過程中需要參考多方面因素，即調整過后的社會保障方式也可以具有某種適合當地需求的特征，并不全部是相同的。在大趨勢下，求得生存和發展，與時俱進。
四、社會保障制度的缺陷及改進措施
當然，在目前階段，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需要進一步完善，在執行過程中也會出現一些不好的地方：總體經濟水平低、制度不完善、法律依據不夠等，這些與我國的傳統文化有關。自古以來的小農經濟和自然經濟使我國經濟發展受到一定阻礙，再加上人口基數大，增長速度快，社會保障的經濟發展自然受到限制;“德治先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的法律發展。而且，我國在處理社會保障產生問題的解決辦法多是從政策法規入手，很少關注文化層面。規章制度是必要的，但是要根除問題，還是要從思想源頭抓起，這樣才能治標治本。
首先，我國需要做的就是“法先行”。任何規章制度做到有法可依，這樣才能使制度實行長久，執行順利，減少或規避漏洞，更加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也是如此，我國社會社會保障制度建立的比較晚，更是受到西方社會保障制度的影響，在完善過程中結合了我國國情。但是，其在完善過程中應該做到法律先行，做到法律保障。
其次，注重文化思想的影響。目前，我國社會保障的某些形式開始弱化，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人們更加關注平等思想，既看到社會保障過程中個人的責任，也意識到國家不可推卸的職責。我國需要擺正態度，正視自身職責，并利用有效的文化思想影響社會成員，使得社會成員在社會保障發展過程中樹立正確的思想觀，減少社會上出現的“不文明”養老現象，同時也為其他的社會保障經濟效果奠定思想基礎，從思想上達到統一。
我國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它不僅影響著歷代統治者的統治和管理，也指引著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方向。無論是“孝道”、“仁愛”，還是“民本”思想，都在社會保障中得以彰顯。傳統儒家文化影響著社會保障思想的發展，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傳統儒家文化的進一步發展，二者在一種相關的關系下得以發展。我們在解決社會保障問題時，應該吸收傳統儒家文化的精華，并結合我國具體國情，堅持以人為本，完善社會保障制度。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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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形成的社會工作理論中，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起著重要的作用。俾斯麥時代社會保障政策的制定，是對現實的社會問題做出的理性的反應。這種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模式對社會工作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而簡·亞當斯（Jane Addams） 則從社區改良運動的角度通過自下而上的社會行動改變貧民生活環境，進而促進社會整合。本文對這兩個理論進行比較，探討兩者是如何在推動社會工作的發展的基礎上開展社會工作實踐的。
1、兩者的理論觀點
1.1 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與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
隨著俾斯麥時代德國的工業化進程加快，一方面推動了生產力的進步，形成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另一方面也帶來了如社會風險的增加、城市人口貧困化等諸多社會問題，因此推動了工人運動的高漲。俾斯麥出于維護社會秩序和發展的目的，討好工人階級，通過自上而下的立法制定社會保險政策，開創以社會保險制度為核心的社會保障制度，以此緩解社會矛盾。
1.2 簡·亞當斯（Jane Addams）與美國城市社區改良運動
19世紀末20世紀初， 大量貧困移民聚居的城市貧民區問題困擾著美國人民，面對這一城市難題，簡·亞當斯發起的社區改良運動獨樹一幟。在亞當斯看來， 自下而上的社區改良運動的目的是幫助解決大城市的社會和工業問題以及減輕社會兩極分化的問題，實現社會的整體進步。
2、兩者的區別
第一，兩者的研究動機不同。俾斯麥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推行社會保險制度，從統治者的動機來看是對工人階級的讓步，在客觀上達到了維護社會穩定，緩和社會矛盾的目的。而社區改良運動從動機出發就是對一般意義上的慈善運動的一種超越。相對于以高高在上地姿態對移民施加憐憫，社區改良者更傾向于長期生活在貧民區中，將窮人視作鄰居，將社區改良運動提高到了社會改革的高度，賦予其以新的時代的內涵。
第二，兩者研究的視角不同。俾斯麥的社會保險立法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是資產階級為維護政治統治需要所采取的，它意味著國家開始對社會經濟生活進行干預，它對以后的德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亞當斯則以政策的倡導者身份自下而上的鼓動宣傳政府保護下層人民利益，推動社會的進步。簡·亞當斯還注重開展社區調查，這就一方面宣傳倡導美國人對于貧民區的極大關注，另一方面也積極推動政府實行進步的社會立法，從根本上改善貧民區居民的生活處境。
3、兩者的共通點
奧托·馮·俾斯麥與簡·亞當斯的社會工作都是對社會工作專業實踐的探索，這些共性也為比較研究提供了基礎。
首先，兩者都是從宏觀社會工作層面闡述其觀點的。俾斯麥時代社會保障政策的制定，是德國政府對現實的社會問題做出的理性的反應。國家通過社會立法推行社會保險政策，防止了社會保障制度建構的隨意性，確保政策在制定和實施過程中的有效性和暢通性，從而達到維護社會穩定的目的。亞當斯也認為，社會和經濟原因才是造成社會問題的最主要原因。她深信，“沒有整體的提高和進步，個人也不可能實現他在道德以及物質方面的持久的進步?！眮啴斔怪铝τ跇嫿ㄝ^高層次的社區和社會生活中心，“赫爾之家”的志愿者們認識到，局部問題的解決需要制度層面的保障。只有將不合理的制度加以改革，賦予社會中所有人以平等的權利，才是實現對人的權益的最高尊重?！昂諣栔摇钡墓ぷ髦攸c從微觀的救助行動轉向對宏觀政治制度的變革，進而解決社會問題。
其次，兩者都致力于為解決社會問題做貢獻。俾斯麥時代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改善了工人階級的境地，一定程度上緩和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淡化了無產階級的革命意識，有利于社會整合。簡·亞當斯的社區改良思想是在社區改良的實踐中逐漸形成并完善的。“赫爾之家”最初創辦的目的是要幫助社會底層的大眾解決實際問題。隨著亞當斯改良思想的不斷完善，她一直都致力于改善居民居住環境以及公民福利，促使社會進步。
4.對中國社會工作的現實意義
政府對于社會政策的制定可以為社會行動的實施提供方向和指引，是社會行動的基礎和框架，而社會行動是社會政策必不可少的執行環節和組成部分，并且促進社會政策的完善。兩者結合，通過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和自下而上的社會行動，促進社會的整合，推動社會進步。在經濟飛速發展的今天，中國所面臨的社會問題層出不窮，政府有責任建立和完相關社會政策。由此可見，無論是俾斯麥自上而下的社會保障發展模式還是亞當斯自下而上的社區改良運動，都為中國探索本土社會工作理論及實踐提供了參考。（作者單位：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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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厲光通，《論簡·亞當斯的社區改良思想及實踐》：[碩士學位論文]. 浙江：浙江師范大學，2011
農民工正成為我國產業工人的主體，使工人隊伍結構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近年來隨著農民工規模的不斷擴大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種矛盾和問題的出現，農民工問題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但對于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權益還正視不足，對于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還關注不夠。比較分析發現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的現有研究中在取得較大進展的同時還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有進行總結的現實需要。鑒于此，筆者采用內容分析的文獻研究方法，對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的研究進行了梳理和總結。
一、農民工社會保障的現狀及其滯后的隱患和原因
通過整理分析發現農民工社會保障現狀表現出以下兩個基本特征，這集中顯現了農民工社會保障的緊迫性。
第一，農民工社會保障程度低，相應的社會保障機制和體系發育滯后，農民工群體近乎游離于現有社會保障體系之外。有人研究發現，只有很小部分農民工有一至兩項非均衡的、水平極低的社會保障，而且不是完全意義上的社會保障，其中社會保險各險種的參保率都在10%以下，其余75.2%的人沒有任何形式的社會保障[1].還有人分析指出，農民工完全處在城市社會保障網絡之外，尤其在失業救助、醫療看病等方面農民工根本談不上有什么社會保障待遇和保障機制[2].另有人認為農民工雖然進城創造了財富，但大量農民工都沒有社會保障[3].
第二，某些地區對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做了一定的規范，出臺了一些相關的政策措施，但政策執行和實施效果不佳。有人分析指出，部分地區雖然出臺了與農民工有關的一些社會保障政策措施，但實踐效果并不理想[4].另外有人調研后指出，面對農民工社會保障的缺位及其對工傷、醫療保險的迫切需求，政府也嘗試和制定了一些面向農民工的參保辦法，但問題是效果難如人意[5].
農民工社會保障的這種滯后現狀，會導致一系列的隱患和問題，主要表現在：
首先，農民工社會保障現狀是社會穩定的隱患。農民工絕大部分處于中低層職業，還面臨著失業風險，所以在陷入生活困境時容易鋌而走險，從而積蘊社會不安定因素[6].其次，不利于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的建立。目前的城市社會保障體系改革已推進到逐步將城市戶口各類勞動者涵蓋于其中，是否能進一步將符合條件的進城農民包括進來，關系到統一的勞動力市場能否最終形成；再次，不利于實際推進我國城鄉社會結構的轉型。進城農民工如不能為相應的城鎮社會保障體系所吸收，就將長期處于流動狀態，由此會帶來一系列問題；第四，不利于推進城鄉居民實質平等地分享經濟與社會發展成果[7].第五，不符合市場分配的基本原理。農民工在市場初次分配中只能獲得較小的份額，在再分配中應得到適當補償，但城市再分配卻基本將農民工排除在外，尤其是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基本上沒有被考慮到[8].
有些學者對造成農民工社會保障滯后現狀的原因進行了分析，比如有人從農民工的身份認同與流動性、雇主的不自覺以及農民工自身權益保護意識等幾個方面進行了分析[9]，還有人認為造成農民工社會保障缺失有社會地位方面、認識方面、資金方面和操作方面的原因[10]，另有人提出農民工社會保障遲遲沒有大的進展主要是因為研究視角和工作方式還沒有從制度和用人單位轉移到需求和個體上[11].鑒于農民工社會保障滯后原因與本文將要在第三部分中仔細予以介紹的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的障礙因素有著互相交融的特征，故在此對其只是點到為止。
二、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的必要性與緊迫性
理論界對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必要性與緊迫性的認識已有廣泛共識，雖然有人存在異議，但認為有必要注重并加緊農民工社會保障的研究和探索居于絕對主導地位。農民工群體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必要性和現實意義主要體現于以下方面。
第一，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具有其政治意義：（1）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需要。全面小康社會要求現代社會保障體系在覆蓋城市居民同時要為農村人口特別是農民工提供應有的保障[12].（2）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是政府著眼長遠的要求。如果因農民工的流動性與勞動關系不穩定而不考慮其保險問題，那么今后再解決比現在就應對成本要大得多[13].（3）社會保障是國家賦予每個勞動者的一種權利，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是保障農民工基本公民權的需要[14].
第二，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有著重要的社會意義，表現在：（1）發展農民工社會保障事業有利于增進社會的整合與穩定，是社會順利轉型的客觀需要[15].（2）是城市化戰略推進的需要。合理解決我國城市化的難題，必須做的一項工作就是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的有機銜接，要給農民工相應的社會保障[16].（3）農民工得失懸殊、進退兩難的處境使社會主義的公平機制沒有得到應有體現，亟待為其建立相應社會保障機制，兼顧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17].（4）是新時期社會反貧困的重要舉措。農民工作為農村“精英分子”的身份和責任使得他們一旦發生意外事故對其家庭將是毀滅性的打擊，極有可能導致因傷、因病而致貧甚至于返貧[18].
第三，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可以產生一定的經濟意義。（1）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有利于引導農民工放棄兼業型轉移、實現土地的集約化經營，從而可以改善農業經營方式、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2）為形成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就必須建立一個不分所有制、不分用工形式、涵蓋所有勞動者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從而要求建立農民工的社會保障[19].（3）可以引導農民工對勞動力流動的投資。建立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減少了他們流動的心理成本，增加了流動的間接收益和凈收益現值，從而有利于農民工的流動投資[20].（4）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建立可以提高農民工抗風險能力，降低預防性儲蓄、促進消費，對于拉動內需和經濟發展有著積極意義[21].（5）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有利于維護雇傭農民工企業勞動關系的和諧以及企業的發展與長期利益最大化[22].
第四，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對發展社會保障事業具有積極意義。（1）把農民工納入社會保障體系可以在一定時期彌補國有企業職工可能出現的保險金支付不足，有利于城市社會保障體系的改革[23].（2）農民工雖然持農村戶口，但他們已與城鎮職工一樣從事非農產業勞動，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能更好地體現社會保障制度的本質，體現其公平性[24].（3）農民工作為社會邊緣人，他們應有社會保障制度來維護自身權利，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可以進一步完善我國社會保障制度[25].（4）從長遠來看把農民工納入社會保障既能減少改革的阻力與成本，又不會扭曲社會保障一元化目標，是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長期目標的必然要求[26].
第五，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對農民工自身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1）數量眾多的農民工享受不到應有的基本社會保障與他們為城市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所作出的貢獻完全不對稱，這是絕對不合理的；（2）農民工從事的大多是苦、累、臟、險的工種，受工傷、疾病困擾可能性非常大，社會保障是農民工實現基本生存與發展的客觀需求；（3）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是關愛和保護農民工中婦女、兒童這種生理與社會雙重弱勢人群的需要，他們對社會保障的需求更為迫切；（4）有利于對農民工消費行為的引導，使他們在滿足目前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時能兼顧其長遠利益[27].
三、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可行性與障礙因素
有效推進農民工社會保障事業和制度建設，需要對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基本狀況和問題有一個全面系統的理解。這就要求在對農民工社會保障的作用與意義有充分認識的同時深刻剖析該制度安排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不僅要探討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的阻礙因素，也需要對其有利條件進行必要把握，在辨證分析中探索有效的解決之道。
（一）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弊端
有人認為在我國真正建立城鄉一體社會保障體系需要相當長的路要走，如果盲目推行城鄉接軌，很可能會增加企業和農民工的負擔，國家也將付出太大的監督成本[28].
另外有人表示反對把農民工納入社會保障體系，一是因為對農民工來說現在首要任務是增加即期收入而非養老等社會保障問題；二是近年來城鎮職工的社會保障都沒搞好，而且農民工流動性很大；三是讓農民工加入社會保障體系會增加企業成本[29].還有人認為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具有負效應表現在：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對我國城市化會產生負面影響，對農村社會保障建設有不利影響，也不利于農民工的就業[30].
（二）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的有利條件
有學者指出，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了二十年，國家財力和政府承受能力已逐步增強。而且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中政府的主要責任在于制度設計和政策引導，過分強調國家財力不足和過高估計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的代價是一種思想上的誤區，應分類分層對農民工進行保障[31].
有學者認為，目前我國已經基本具備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的條件，具體表現在：一是具備相應的政治條件，二是具備相應的社會條件，三是經濟條件也已基本具備[32].
還有學者認為，建立初步的農民工社會保障機制的時機已經逐漸成熟，政府應該著手建立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機制，尤其是一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機制，更好地體現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人道主義精神[33].
（三）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的障礙因素
首先存在主觀方面的因素：（1）農民工沒有得到基本的身份認同，一部分人單純站在城市社會經濟發展的角度看問題，忽視農民工自身的基本權益；（2）大部分的農民工雇主缺乏自覺保護農民工的意識，政府為促進經濟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視對農民工的保護；（3）農民工自身由于主客觀原因不敢或還沒有意識到需要維護自己應有的基本權益，維權意識缺乏[34].（4）城市居民對對于建立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制度有較強的抵觸心理，擔心會引來更多的農民進入城市[35].（5）一些地方搞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往往是按照上級政府規定的擴面指標層層向企業進行安排，也不管農民工是不是真正需要，這種行政強制的工作開展方式讓農民工心生反感[36].
其次是體制方面的因素：（1）現有制度安排的障礙。主要是國家為保證城市的發展和社會穩定而制定的嚴格的戶籍制度、勞動用工制度和土地使用制度[37].（2）社會保障立法不健全。關于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沒有相應的立法，使相應的的社會保障工作難以實現強制性原則；（3）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滯后甚至是缺失。目前我國廣大農村的社會保障制度遠未形成，與城市社會保障存在嚴重脫節，這嚴重影響了農民工社會保障工作的有效開展[38].（4）農民工雖然人數眾多卻由于其弱勢地位和較低的組織程度使得其爭取社會保障等合法權益的能力不足，他們的訴求和意愿難以引起決策層的應有重視[39].
再次有客觀方面的因素：（1）農民工表現出的極大的流動性。這種流動性不僅反映在城市之間、城鄉之間，也表現在職業及單位之間[40].（2）作為保障對象的農民工規模巨大且構成復雜。我國農民工數量非常龐大且還不斷增長，而且層次不一、構成復雜，他們對社會保障的需求也存在較大差別[41].（3）農民工經濟收入上的障礙。農民工主要分布在勞動密集型企業，工作和收入很不穩定，這種狀況使其難以取得進入現有社會保障體系的資格[42].（4）社保資金的障礙。近年來社會保障資金短缺狀況使得維持原社會保障體系尚力不從心，如果再把農民工納入其中將會不堪重負[43].
四、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的框架體系與基本思路
前文中對農民工社會保障的現狀、必要性以及可行性等問題的論述，最終還需歸于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的框架體系與基本思路上，這也是化解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的根本落腳點。
在農民工社會保障的框架體系構成上，可以從橫向和縱向兩個維度分析。從橫向構成看，主要存在兩種看法。一種觀點認為農民工社會保障應包括農民工的工傷保險、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三個基本組成部分[44]，另一種觀點是將農民工社會保障基本等價于當前的城鎮社會保險，即包含工傷保險、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失業保險以及生育保險等五大部分[45]，較第一種觀點增加了失業保險和生育保險。
從縱向構成看，大多觀點認為當前由于主客觀方面條件的制約，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不宜也不可能求大求全、齊頭并進，而應堅持分類分層分階段逐步推進的策略和基本原則，依次建立農民工的工傷保險制度、醫療保險制度尤其是大病醫療保障制度、養老保險制度、失業和生育保險制度，積極而有效地逐步維護和實現農民工的基本社會保障權益[46].尤其絕大多數觀點都指出工傷保險問題的解決尤顯必要和迫切，應該首先建立針對農民工的以普遍性為原則的工傷保險制度，解決好關聯農民工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及其全家幸福的工傷問題。
另外有人認為農民工社會保障還應包括其他保障項目。有人提出農民工的無保障狀況是引發犯罪的重要因素之一，應在大城市建立“公共勞動”形式的社會救助體制[47].還有人認為應該建立以最低生活保障為核心的農民工社會救助制度，并通過職業福利和社區服務等方式建立農民工的社會福利制度[48].
在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基本思路上，當前理論界還存在著較大分歧和爭論，沒能形成相對一致的意見，更沒有能為大家基本接受的成熟方案，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應將農民工納入到現有的城鎮社會保障體系。有人提出城鎮社會保險體系應將農民工納入其中以解決農民工的社會保險問題，但鑒于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發展的多元化要求只能適時地分層分類將農民工納入[49].還有人認為應將農民工納入城鎮社會保障體系，目前可供選擇的兩條途徑是通過戶籍改革將其變成城鎮居民進而納入鎮社會保障體系或者通過城鎮社會保障制度的擴面將農民工直接納入[50].
第二種觀點認為，應對農民工實行相對獨立的社會保障制度。有人認為仍將農民工納入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既不現實也不可靠，但對農民工一開始即推出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也缺乏財源及其他資源，因此現階段應推出相對獨立的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建構一種作為過渡形態的“三元社會保障模式”[51].另有人指出農民工身份的過渡性要求必須建立有利于城鄉銜接的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其勾勒了一種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基本架構和中長期發展目標，并從該制度的保障對象、保障項目、基金籌集與管理等方面進行了較為系統的論述[52].
第三種觀點認為可將農民工納入到一種“低門檻、開放式與可持續的社會保障新計劃”中，搭建中國社會保障新平臺。其認為近年部分城市把農民工納入社會保險體系的做法可能剝奪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權益，是一種短視甚至是歧視，但如果把農民工納入到這種社會保障新計劃實行全國統籌則不會發生這種問題，而且這種做法具有其合理性與可行性[53].
第四種觀點認為應將農民工納入到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其認為把農民工納入城鎮統一的社會保障體制和參照城鎮社會保障體系建立新的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的兩種模式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不具備可行性，要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應把農民工納入到應加快改革和完善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并最終向城鄉一體的社會保障體制過渡[54].
除了以上的四種觀點，有的解決思路中沒有明確提出農民工社會保障的歸口問題。有人認為農民工是必須予以高度重視和關注的社會弱勢群體，其具有客觀、正當而迫切的社會保障訴求，應采取分類分層保障的辦法依次解決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55].還有人基于現實權衡考慮提出了“低起點、多層次、土地換保障”的農民工社會保障設想和解決辦法[56].
五、結語
現有對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的研究除了本文論及的幾個方面外，還有一些從其他視角進行了探討，鑒于其研究比較稀薄以及本文構思和篇幅的考慮，在此不再贅述。
綜觀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的已有研究尤其是專業性的論文，可以看到該問題已逐步受到各方面專家學者的關注和重視，尤其是去年以來論文數量有了較大增加，認識也日漸由感性走向理性、走向深入，研究視角也在不斷拓展，這必將為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的化解提供有力的理論支持。同時，筆者覺得研究中也還存在不少問題與不足，有待今后注意或改進。
首先，研究在總體上還很不深入。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由來已久，但從對其研究的數量上看，筆者搜集到的該方面文章不過三十余篇，其中比較正規的專門性研究就更為稀少；從研究的拓展情況來看，現有研究大部分著眼點還很籠統，分化和展開不夠；從研究的氛圍來看，雖然有過一些論爭，但總體還很薄弱，離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這樣的重大社會政策確立還不相稱。
其次，研究的實證性有待加強。已有的研究基本限于純理論和經驗研究范疇，實證成分稀缺。對農民工社會保障現狀以及相關情況的調研不足和缺乏第一手調研資料使得對現實狀況的把握不夠精確、肯定和深入，從而導致研究結論尤其是構建方案的可行性與說服力不強。
第三，研究中存在一些偏頗。首先表現在研究中的結構性偏差，即對作為農民工社會保障重要部分的社會救助和社會福利很少涉及，尤其是對后者忽于關注。另外對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分析不夠，重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阻礙因素探討而輕有利條件分析。
第四，研究設定的解決方案還比較粗糙，系統性和實踐性不足。究其緣由，固然有研究歷時不長的客觀原因，但上面提到的問題尤其是對農民工社會保障現狀及其必要性和可行性等基本問題的分析認識不夠全面深入而產生的一種脫離制度安排的基礎性工作即直奔具體方案設計的不合理取向難免使設定方案的有效性打了折扣。
第五，研究的國際視野與經驗借鑒有待重視。我國的改革發展與趕超戰略要求有充分合理借鑒他國經驗教訓的意識，在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上亦應如此。然而現有研究中對國外相關研究成果和舉措的引進與參考還明顯不足，幾乎處于空白狀態。這種傾向也一定程度存在于當前農民工問題的總體研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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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保險釋義
談社會保險，離不開社會保障，它從屬于社會保障體系，作為工業社會的產物，在現代社會中占據重要位置。社會保險是以勞動者為保障對象，以勞動者的年老、疾病、傷殘、失業、死亡等為特殊事件為保障內容的一種生活保障政策，它強調保障者權利與義務相結合，采取的是受益者與雇用單位等共同供款和強制實施的方式，目的是解除勞動者的后顧之憂，維護社會的安定。
二、高等學校社會保險制度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高等學校作為我國教育事業的一部分，具有公共屬性和公益性。高等學校的社會保險發展至今，有它的特殊性。我國高等學校的養老、醫療、工傷、生育等保險制度是計劃經濟體制的產物，制度由國家設計，經費來源于財政和單位，待遇與工作年限掛鉤，退休人員由原單位管理。這一保險制度的建立，起到了積極的歷史作用。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市場經濟的建立，其自身的弊端以及同整個改革開放歷史進程的不協調日益突出，迫切需要改革，其主要問題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高等學校工作人員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和生育保險制度發展相對滯后。國家的基本養老保險政策尚未覆蓋到高等學校及其工作人員(只是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實行合同制工人的養老保險)，目前仍然停留在離、退休制度階段。離、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完全由國家財政和學校自己負擔;保險費用基本由國家和單位統包，導致個人保障意識淡薄，造成了社會各利益主體的保障待遇的不公正，形成了新的社會矛盾。隨著人口老齡化高峰的到來，國家財政將不堪重負。
2.高校參加養老保險人員的養老金與其它同類人員的退休費存在差異。隨著時間的推移，參加社會養老保險的合同制工人陸續達到了法定退休年齡，實質進入社會保險階段，然而，卻出現了退休費與養老金的政策規定差異。在辦理退休時，事業單位工人的退休費大于正常辦理退休的合同制職工養老金的保險待遇。合同制工人辦理退休時，國家尚未有明確文件規定其退休待遇不同于全民事業編制同類人員，可按事業單位全民所有制工人退休政策核定退休費;而其退休進入社會統籌時，按事業單位合同制工人核定養老金。依據同工同酬的原則，對于同一人來說，退休時可同時適用這兩種政策，而退休費和養老金中的“補貼”標準，事業單位政策和養老保險事業單位政策存在差額?，F在這部分差額一直由學校負擔，并將負擔至每位職工死亡時止，顯然不盡合理。
3.關于工傷保險。高等學校教職工的傷殘待遇執行國務院及民政、人事等部門的政策法規，沒有建立切合自身特點的工傷認定和處理制度。隨著高等學校的社會活動日趨頻繁，職工在參與活動的過程中發生意外的機率也相應增加，再加上高等學校還有不少工人編制的職工，由于工作性質的特殊性，存在發生工傷事故的概率。而《工傷保險條例》的對象只涵蓋企業和有雇工的個體工商戶，高等學校一旦發生了工傷事故，常常因政策依據不夠明確統一、工傷認定機構不健全而無法開展工傷認定，職工權益難以得到有效保護。
4.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滯后，嚴重阻礙了高校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目前，高等學校正在進行較為全面的人事制度改革，用人實行合同聘用制度，人事考核與人員的升降淘汰等各項配套措施也開始付諸實施。如果離開了社會保險制度的支撐和依托，人才市場、人才流動、辭職辭退等都難以到位和深化。
5.高校參加社會保險所需經費嚴重不足。社會保險任何政策的出臺，應保持連續性一致性;高校作為一直由政府在教育經費上重點投入的事業單位，政府對高校參加社會保險的經費支持，應該有保障。
三、高等學校社會保險制度改革的思路及具體建議
社會保險制度是一個系統工程。在我國市場經濟的法制建設中應加強社會保障法制建設，盡快建立獨立于高等學校之外的、保障對象管理和服務真正社會化的保障體系。同時，要加強社會保險執業隊伍的建設，為建立和諧社會發揮社會保險制度的作用。
1.養老保險是高校社會保險制度改革的重點。當前，一是以“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為模式，建立統一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二是建立補充養老保險;三是高校的職工養老保險要逐步實行社會化發放，并與當地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及各方面承受能力相適應;四是使養老保險基金保值增值;五是完善改革的配套措施。如高校個人賬戶水平差異的銜接，個人賬戶儲存額的合并計算，保險待遇水平改革前后的銜接問題等。
2.建立適用于事業單位和高等學校的《工傷保險條例》，明確工傷受理及認定機構，嚴格執行“工傷、職業病致殘程度鑒定標準”，更好地維護高校教職工的權益。
3.失業保險方面。自1999年1月1日開始，高校出現了失業保險，使高校承擔社會保險經費的壓力激增，依賴國家全額撥款的高等學校，一方面要承諾在高校內部完全消化富余人員，不可以給社會增加負擔;另一方面，政府未給高校追加相應的經費，實際上讓高校感到了壓力傳遞。
4.政府要改革和完善教育投資體制，增加教育經費。全社會必須對教育的改革和發展具有緊迫感，真正樹立“百年大計，教育為本”的思想，采取切實有力措施，落實教育的戰略地位，使教育投入不斷增加，依法不斷增加教育經費，保證教育改革發展的基本需求;政府對于高校社會保險費用的追加，應列入其對教育經費投入之中。
總之，為了更好地適應高等學校人事制度改革的進程和發展的需要，必須盡快制定統一的高等學校保險政策，充分發揮社會保險制度“社會安全網”、“社會矛盾的緩沖器”的作用，更快地推進高等學校人事聘用制度的改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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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必要性
1.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是保障農民基本權益的客觀要求。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國家發展為公民享受這些權利所需要的社會保障、社會救濟和醫療衛生事業”。農民是公民成員，依法享有憲法賦予的享受社會保障的基本權利
中國是傳統農業大國，廣大農民群眾的基本要求和愿望是實現“生有所靠、病有所醫、老有所養”。農村社會保障是實現社會公平和體現人的自由和尊嚴的客觀要求。
2.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是農村穩定的重要保障農村的穩定是中國社會穩定的基礎，“農村不穩，則國家難定”。但是長期以來，中國農村并沒有建立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主要還是通過個體的家庭保障來實現“積谷防饑，育兒養老”這般的觀念在農村社會根深蒂固。
隨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以土地保障為主的農村家庭保障制度的地位和作用不斷弱化，完全依靠家庭養老，風險很大。傳統家庭養老保障模式受到嚴重挑戰，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也受到嚴重威脅，“城鄉二元制”的社會保障制度種種弊端不斷顯現，農民要求建立社會保障的呼聲口趨強烈，都要求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這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和必然結果，勢在必行。通過社會保障代替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無疑可以減輕家庭負擔，緩解農村貧困，增加農民福利，維持社會穩定。
3.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有利于促進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在中國，城鄉收入差別大，相對于城市較為健全的保障體系來看，農村社會保障刺度的建設大大落后于城鎮，這種狀況已經嚴重制約了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必須以不斷深化農村改革與大力發展農村市場經濟為基本前提而市場經濟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風險性”，農村經濟也是一種典型的風險經濟。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雙層經營體制的實行，使農戶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市場行為主體，從而決定了他們必須獨立承擔生產經營中的各種風險，因而也就產生了相應的社會保障要求此外，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也是農村剩余勞動力不斷增多的客觀要求隨著農村改革的不斷深化和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中國將有大量的剩余勞動力需要轉移到第二、三產業就業，這些脫離傳統農業的農民，如同城鎮職工一樣，也迫切需要有穩定的社會保障。
二、中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存在的問題
1.中國農村社會保障建設起步晚，整個社保體系還不健全，處于摸索階段社會保障制度從城市延伸到農村是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具備了一定社會經濟政治條件后的結果。建立農村的社會保障制度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所決定的，需要具備相應的條件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從誕生到發展，在發達國家中已有相當成熟的經驗。而在中國，開展農村社會保障工作時間很短。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才明確提出，要逐步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農村社會保障建設還處在探索階段、在國內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供遵循。
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主要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優撫安置和社會互助等。從中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現狀看，農村社會保險制度嚴重缺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目前依然處于探索階段;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尚在起步和逐步推廣階段;工傷、生育、失業三大社會保險制度至今尚未在農村建立。目前農村社會救助也主要局限于基本生活救助，醫療救助制度基本沒有建立。在農村，敬老院和殘疾人福利院是農村社會福利體系的主要機構，但受資金供給渠道制約，這些福利機構大大衰減。
2.中國農村社會保障管理體制小順，責任主體不明晰中閏農村社會保障的管理不夠科一學化和規范化，長期以來一直處于“條塊分割、多頭管理”的狀態。財政、民政、巨生、人事、計生、勞保等部門都設有社會保障機構，難以形成統一的管理格局。這些共同行使社會保障職能的眾多機構，由于實施部門所處地位和利益關系的不同，在實際工幾作中會發生決策及管理上的矛盾，必然導致保障政策檢驗與實際效果之間的偏差。農村社會保障基金也缺乏有效的監督這些都直接影響中國農村社會保障的順利實施。
責任劃分模糊，分工不明晰政府、部門、企業和家庭之間、政府各部門之間皆存在責任分工不明確的問題，如政府責任與市場責任相混淆。這既不利于有計劃地緩解歷史遺留問題，也使現實責任難以準備配置，不利于政府職能的行使，也妨礙了市場作用的發揮。
3.農村社會保障資金缺乏穩定來源。農村經濟發展相對落后，農民收人不高。資金嚴重不足一直是束縛農豐并士會保障制度發展的重要原因。中國中央財政用于社會保障的支出比例偏小，只有10%左右，且這10%的投人也基本給了城鎮居民農村從國家財政獲得的主要是每年的扶貧開發基金和用于“五保戶”最低生活補助的救災救濟資金，人均保障額遠遠低于城鎮居民有限的資金難以滿足農民需求，合作醫療資金短缺，農民生病得不到很好治療，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現象較為嚴重。農村社會保障血臨的最為突出的間題是資金缺乏的問題。
農村社保資金來源單一、有限，主要推行“個人繳納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給予政策扶持”的原則。大部分農民實際無力承擔各類保險費用，即使部分農民有能力繳納，卻由于對子卜會保險制度認識不清等原因，而不愿參加保險這樣，社保資金就缺乏穩定性與持久性
4.農村社會保障法制不健個社會保障制度作為一項基本的國家“民生”制度，其建立和完善需要依靠國家法律法規的支持。但是，中國迄今沒有一部專門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法律，部分社保條款只是散見于相關法律之中，沒能形成體系，不具備較強的操作性在一些已制定的條例中，很多是通過各種“紅頭文件”的，這些文件缺乏法律權威，穩定性差，難以有效推進農村社會保障工作。
三、完善中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幾點建議
l.加強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研究，借鑒國外成功經驗建議國家有關職能部門和高等學校、科研院所加強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專題研究，深人農村，調查了解農村社會保障工作的實際，查找原因，研究一切實可行的實施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途徑和方法，供決策層參考，以盡快構建和完善符合中國農村實際的社會保障制度
與此同時，中國應當在結合國情的前提下，借鑒國外的有益經驗，縮短摸索周期，加快推進農村社會保障工作。例如，日本、德國、巴西等國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經過多年的實踐，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特點。例如:日本倡導企業的社會保障責任，于2000年建立了“護理保險”，國家、地方政府、企業、40歲以上的人共同付費支持老年人護理所需的設施、服務等回?？偨Y這些國家的先進做法，借鑒成功的經驗，對于完善中閏農村的社會保障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2.理順農村社會保障管理體制，明確政府的責任主體地位中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發展緩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農村社會保障薄弱的最根本原因，是政府對農村社會保障責任承擔的缺位。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中，政府應當充當主角，承擔主導責任全面統籌管理農村社會保障工作。
概括而言，政府責任主要包括領導管理責任、引導責任、利益主體的協調責任和資金的監管責任等
政府應當構建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制定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遠景規劃與近期規劃，理順管理體制，徹底消除“條塊分割、多頭管理”現象，使管理機制更加統一、規范、有序。
論文摘要：文章簡要肯定了近年來中國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所取得成績，指出了目前中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面臨的諸多問題，從全面推進多層次養老制度體系建設、擴大非繳費型和基本養老覆蓋范圍、重新界定政府在養老保險體制中的職能和建立城鄉有別的養老保障模式等方面對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發展趨勢進行了探討。
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的真正發展是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經過近30年的發展和完善，我國養老保險制度改革不斷深入，制度設計不斷完善，管理服務不斷細化，對保障離退休人員基本生活、促進經濟發展、維護社會穩定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隨著改革深化和經濟社會發展，我國經濟結構不合理、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就業壓力逐年增加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深層次問題逐步顯現出來；伴隨市場化、城鎮化、人口老齡化程度的提高，養老保障的任務越來越重，社會化服務的要求越來越高，政府管理的壓力越來越大，進一步完善養老保障制度面臨著諸多問題和嚴峻挑戰。
一、目前中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存在問題分析
（一）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層次缺失
我國養老金制度模式從1993年提出實施多層次養老保險模式。但作為養老保險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企業年金養老制度推進緩慢，覆蓋率小，大部分城鎮職工依然僅有基本養老保險。而且，我國政策規定企業只有加入了基本養老保障之后，才允許按政策規定設立企業年金。所以，只有少部分經濟效益較好的能源、金融和通訊的企業設立企業年金，而經濟效益差的企業一般只有基本養老金保障，形成企業年金缺位。
（二）基本養老金制度覆蓋率低
2006年我國就業人口為76990萬人，其中城市就業人數為28310萬人，城市就業人口比例為36.77%。數據顯示，我國基本養老保險理論覆蓋率從2001年的38.8%增長到2006年的42.8%，覆蓋率仍不足50%。顯示我國社會養老保障的有效覆蓋面較狹窄。
（三）養老保險基金“所有者缺位”
當前，我國個人帳戶中的養老基金實質上是繳費人的資本或勞動收入的一部分，所以，從經濟學上產權明晰這一原則出發，理應成立一個代表繳費人利益的組織來對這部分基金進行管理。而我國目前的情況卻是由政府代管，政府成為養老基金的托管人。所以，我國目前的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實際上就處于“所有者缺位”繼而“所有權懸空”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發生融資困難和基金被挪用的情況，也就不足為奇了。
（四）農村養老保險制度亟待健全
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城鄉之間在經濟發展水平、收入水平、經濟結構等諸多方面存在較大差異，所以在使我國城市和農村之間形成了不同養老保障制度。與城鎮相比，農村社會保障水平低，保障項目少，社會救助仍是農村社會保障的主體內容，作為現代社會保障核心的社會保險制度在我國農村才剛剛開始發展，保障制度亟待健全。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農村經濟結構的變化，人口政策的影響，以及農村人口結構逐步老化，農村家庭保障日益受到越來越大的沖擊，農村人口對政府組織的社會保障的需要越來越迫切。
二、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發展趨勢探討
（一）全面推進多層次養老制度體系建設
建立多層次養老制度制度體系，是我國的文化傳統和現代社會保險機制的要求，應全面覆蓋無力繳費的貧困人口的社會救濟、社會基本養老、企業年金、商業壽險、家庭保障等多層次養老保障制度模式。
第一層次：加大基本養老保險的執行力度。由政府、企業和個人三方供款的模式，即企業和個人為主，政府提供補貼，實行現收現付籌資方式。通過提高企業和個人的參保意識、加大執法力度等措施，不斷提高參保率。由國家行政部門管理，執行保障和再分配功能。推行激勵機制，對于多繳費者可以多領取相應的養老金。
第二層次：鼓勵企業為員工建立企業年金保障。由政府提供優惠政策，實行勞動權利與義務相結合的原則，由企業為主，個人為輔供款，實行積累制籌資方式。對象為企業職工，執行保障和儲蓄功能。實行激勵機制，保證繳費者退休后有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更為充分的保障。
第三層次：積極發展商業壽險保障。采用自愿性，由政府提供政策，個人具有經濟能力和偏好選擇，實行積累制籌資方式。對象為高收入人群，是在具有了基礎保障之上的更高層次的保障。執行保障和儲蓄功能。政府可視經濟發展需要，給予政策扶持。
第四層次：傳承家庭養老保障。家庭成員對老人的贍養是互惠互利關系的體現。年輕一代對父母提供照顧，也為自己將來獲得子女照顧創造了道德基礎，這種供養與反哺的循環使家庭養老能夠延續。
（二）擴大非繳費型和基本養老覆蓋范圍
擴大覆蓋范圍，是基本社會養老制度的一個基本目標。目前擴大覆蓋范圍的政策是出于制度內的資金不平衡的需求，缺少統籌機制。這種以擴大覆蓋面為手段來緩解養老保險基金壓力的政策背景，使非國有企業產生了其繳費將被用作于退休人員較多的國有企業，進行實質上是現收現付性質的收入轉移支付的預期，而與此同時，國家又沒有對非國有企業及其繳費相對應的養老金承諾做出制度化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保證。制度漏洞是造成覆蓋率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很多國有、集體企業使用農村、外來勞動力臨時工，非公有制企業職工、城鎮個體工商戶及其雇工、城鎮自由職業者、農民工，大部分沒有納入養老保險覆蓋范圍。因為，其中的很多制度規定是很難執行的，存在很多不確定因素。例如，國家規定個體戶按上年社會平均工資的18%～20%繳費，其中的10%～11%記入個人賬戶，8%～9%記作社會統籌部分。個體戶的雇工也是這個總比例，只是個人繳8%～9%，其余由雇主繳納。自由職業者按這個總比例，全部由個人繳納。由于操作很麻煩，而且很難得到這些人的理解和信任。更重要的是，規定中有一些不合理之處，例如個體戶和自由職業者本來是個人全部繳納的，但是進入社會統籌部分其所有權則不再屬于他們自己的了，如果他們中途出現意外，繼承人只能繼承記入個人賬戶的那部分，很難吸引他們入保，這種規定不被理解。這是非國有經濟不愿意參加目前的養老金計劃的背景原因，也是擴大覆蓋面工作難以推進的原因。
（三）重新界定政府在養老保險體制中的職能
造成當前我國養老保險體制出現“所有者缺位”的現象，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直接管理過度的結果。當前個人帳戶中的養老基金完全是由政府的社會保障管理部門管理的，政府既是監管者，同時又是帳戶的直接管理者。在這種情形下，個人帳戶中積累的基金難以得到有效地運作。因此，應當將政府的管理職能限制在社會統籌這一大塊，即現收現付部分；而個人帳戶中的基金部分，則可考慮借鑒國外管理養老基金的成功經驗，成立養老基金會組織來管理個人帳戶中的基金，基金會組織應當是專業化的基金管理公司。并且，為了保證養老基金的管理效率，這樣的基金會應當是競爭性的，即成立多個基金會組織，職工可自主地選擇決定加入哪一個基金會，也可自由地退出。政府間接作用的增強則表現在加強監管職能方面。政府的社會保障部門應對基金管理公司進行嚴格的監督，定期考核其績效和風險管理水平。
社會保障是國家的福利制度，是從政策的角度整合社會閑散資金，經過合理配置之后用于扶持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包括低收入水平的公民或者是缺乏勞動能力的公民經過審核批準后都可以享受這一福利待遇。生存于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往往會由于經濟收入低于社會平均收入水平而被推向社會的邊緣。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弱勢群體的生活狀況也要相應地改善，以維護社會穩定。建立并完善社保檔案管理制度，有助于更好地維護社會穩定。
一、建立并完善社保檔案管理制度的必要性
（一）隨著企業的改革不斷深入，需要建立并完善社保檔案管理制度。企業以創造更高的經濟效益為主。為了降低人力資源成本，將傳統的終身聘用模式打破，而采用了簽訂合同的方式，使得企業的工作人員的流動性增加，企業也更具有生機和活力。但是，企業在人力資源管理上實施了這一系列改革，失業人員的生活保障問題就由政府來承擔，以保證社會的和諧穩定。這就需要國家有關部門將社會保障體系建立起來，以對失業人員的基本生活問題予以解決。
（二）建立并完善社保檔案管理制度是國家性質所決定的。在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中，主要包括4個方面的內容，即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社會優撫和社會救濟，其中社會保險是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目前的失業問題已經成為了社會性問題，如果失業的人越來越多，就會給社會造成一定的負擔，同時社會的穩定性也會受到影響。除此之外，醫療問題和養老問題已經得到了社會的高度關注，特別是中國正逐步邁進老齡化社會運行軌道，養老問題就倍顯突出。與這些社會保障內容相關的單位要提高服務質量，以達到人民滿意，就要秉承“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做好社保檔案管理工作。建立并完善社保檔案管理制度可以確保社會保障工作有序展開。
二、社保檔案管理制度的運行現狀
（一）社保檔案管理工作缺乏系統化。中國的社會保障檔案管理部門比較多，由于管理工作缺乏系統性，就會導致檔案管理工作難以過于繁瑣而導致工作責任分散，難以提高檔案管理效率。將社會保障檔案管理制度建立起來，就是要構建相應的組織機構，將有關的法律制度融入其中，以使得社會保障工作無法統一性管理。社會保障檔案關乎到公民基本保障是否能夠穩定運行，做好檔案資料管理工作，有助于更好地落實社會保障工作，提高工作效率。比如，在醫療保險管理中，不同的管理內容需要相應的管理部門管理，民政部門管理最低生活保障金，其中并不含有社會保險等方面的內容。這就必然會影響到社會保障工作。辦理社會保障業務的公民就需要到不同的部門辦理相關的工作內容，公民在辦理社會保障工作中，不僅費時，而且也費力。如果有公民辦理社會保障業務而有部門工作人員推脫的現象，就會導致工作人員與公民之間的矛盾產生。
（二）社保檔案管理工作的透明度不夠。中國的社保檔案管理工作受到傳統管理模式的影響而存在管理制度保密的問題。公民沒有權力查閱文件的原件，就難以獲得有效的工作證據。即便是公民可以看到文件，也要遵循規定的各種限制條件。這就存在著“有保不能查”的問題。社保檔案管理工作的透明度不夠，不利于社會保障體系的可持續發展。
三、建立并完善社保檔案管理制度的策略
（一）將統一的社會保障檔案管理機構建立起來。要確保社會保障檔案得到科學和規范的管理，就要將相應的管理機構建立起來，以使得目前眾多管理部門針對社會保障時管理更為規范化，而且能夠切實保障相關的管理責任落實到位。只有根據工作實際需要實施合理化的管理，才能夠確保社會保障體系能夠發揮穩定社會的作用。隨著社會保障檔案管理機構的建立，并實施制度化管理，才能夠使得社會保障的工作效率有所提高，以獲得真正意義上的方便民眾，給民眾帶來利益的效果。
（二）社會保障檔案管理按照法制化軌道運行。隨著中國的發展步入法制化運行軌道，社會保障體系也要法制化運行，以使得公民的權益得到保障。將“以人為本”的觀念作為支撐，將社會保障檔案管理的相關法律制定出來，并落實到具體工作中，還要針對制度進行不斷地修改和完善，按照法律法規而展開，使得社會保障檔案管理在法律的保障下展開，不僅流程規范，而且還提高了有關管理部門的約束力，使得社會保障管理機構更為重視檔案管理工作，以使得檔案管理工作人員的工作效率有所提高。
四、總結
綜上所述，在國家的社會福利制度中，社會保障制度是重要的組成部分。建立社保檔案管理制度，在于對社會保障工作有效管理，并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對相關工作不斷完善，以推進社會保障良性化發展。
【參考文獻】
養老保險是社會保障的最重要組成部分，在國外文獻中養老保險被直接稱為社會保障(Socialse-curitySystem)。按籌資方式的不同，養老保險可分為現收現付制(Pay-as-you-goSystem或UnfundedSystem)和基金制(FundedSystem)兩種類型?，F收現付制是從社會保障制度產生以來至今大多數國家采納的一種養老保險制度模式；而基金制是自20世紀80年代人口老齡化及養老保險面臨的財政支付危機以來，一些國家開始試行并逐漸實施的一種養老保險模式。
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Samuelson(1958)和Diamond(1965)的世代交疊模型(OLG)的基礎上，多數研究通過對個人儲蓄、收入分配、勞動力流動之間關系的認識，對養老保險制度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例如Barro(1974)從遺產動機的角度、Romer(1986)從個人儲蓄、勞動供給的增長模型討論了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制度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等。不過這類研究通常不考慮技術、人力資本、制度等要素。
自Lucas(1988)和Rome(1990)等的新增長理論形成以來，經濟增長更加強調技術和人力資本等要素的重要作用，于是人力資本積累與物質資本一樣也被看作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此后，許多研究借助于人力資本積累這一橋梁來研究養老保險制度同經濟增長之間的聯系。在人力資本的新增長模型中，教育投入成為衡量人力資本積累水平的一個重要的指標，教育投入量、受教育時間與人力資本積累水平三者之間是成正比的，延長受教育時間意味著教本論文由整理提供育投資越多，人力資本積累水平就越高；反之，受教育時間少則教育投資則相對會減少，人力資本積累水平也較低。人力資本投資主體可分為政府和非政府兩類，其中政府對人力資本投資一般表現為財政性教育投入，而非政府的人力資本投資主體則包括企業、社會其他經濟組織、學生家庭以及學生本人等。但從新近的文獻研究來看，各類研究主要針對養老金制度與政府或者學生家庭對子女人力資本投資而進行，一般不涉及其他非政府主體的人力資本投資(如企業和社會團體對教育的資助)的內容，且研究路徑也各有差異。
二、養老保險與人力資本投資的理論研究
通過世代交疊模型假定年青期和年老期人力資本和養老保險效用存在代際間相互轉化，是研究養老保險制度與人力資本投資的基本理論框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人力資本投資屬于公共支出，需要符合公共服務效用最大化的公共決策原則；而家庭人力資本投資的決策則需要符合個人終身效用最大化的原則。這樣，通過2期或3期的世代交疊模型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就可以針對現收現付制和基金制這兩種不同的養老保險制度對人力資本投資之間的關系進行分類研究，約束條件為市場均衡條件下的微觀主體效用最大化和經濟穩定增長。
(一)養老保險與家庭對人力資本的投資
在世代交疊模型中，基金制條件下的強制性儲蓄或社會保障稅使父母在年老時獲得的養老保險與子女未來承擔的賦稅無關，也無法產生遺產效應，這可能造成生育率上升和人均人力資本水平下降，不利于經濟長期增長(Stuart，1998等)；反之，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制度則能通過對年青期個體強制征收養老保險或社會保障稅并轉移給當期的老年期個體(或者父母)，以保證年老期個體(或者父母)對孩子人力資本投資的回報，也有利于鼓勵父母對子女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提高他們的技術水平，有利于經濟增長。
Kemnitz&Wigger(2000)等則認為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制度實際上是人力資本積累存在外部性時政府矯正市場失靈的政策手段，它可以本論文由整理提供促成人力資本積累達到最優水平，而基金模式的養老保險制度則與沒有社會保障的自由放任經濟一樣會造成人力資本積累的不足。其原因是，每一代人的人力資本積累總是建立在上一代平均基礎之上的。如果每個人都增加學習時間，不僅可以提高其自身的人力資本存量，還可以提高下一代人的人力資本水平及勞動生產力。在具有基金制社會保障制度的自由經濟中，個人并不能獲取人力資本積累所產生的全部收益，也不可能為了提高下一代人力資本水平而增加學習時間，因此個人投人學習的時間往往少于最優配置的學習時間。
在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制度條件下，養老金的數量往往與個人的工作年限和工資收入有關，而工資收入通常是與教育程度正相關的，這相當于將養老金數量直接與年輕時積累的人力資本掛鉤，使得延長學習時間的人能夠在年老時獲得更多養老金，這種更高的回報是來自于下一代人的人力資本增加而帶來的整個社會生產水平的提高。所以從理論上講，只有現收現付養老保險制度才能體現出人力資本積累在代際之間的正向溢出效應，刺激各代人為了提高下一代的生產能力而積累更多的自身人力資本。
(二)養老保險與政府對人力資本的投資
由于人力資本投資離不開政府對公共教育領域的資助，許多研究還將政府人力資本投入引人理論模型分析之中。政府支出包括生產性支出和非生產性支出，其中，非生產性支出中包括政府用于公共教育和社會保障等領域的投入。由于一國政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府每年預算的約束，增加一方面的公共支出比重則必然會導致另一個公共支出領域預算的減少。
在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模式中，當期工資與養老金數量掛鉤，這利，養老保險計劃不影響當年的財政收支平衡，政府可將更多的公共資源用于教育和基礎設施等公共支出領域，優化公共資源配置以提高全社會生產效率。而在基金制的養老保險模式下，個體的養老金數量或者說未來的福利是由他本人過去的儲蓄和基金運作表現決定的，與下一代人力資本水平提高而帶來的教育收益率的提高沒有關系，他們希望政府能將更多預算投入到社會保障體系中來，這將會減少政府對教育和基礎設施等領域的公共支出，從而不利于政府人力資本投資的決策。因此從養老保險與政府人力資本投資的研究結果來看，這些結論也大都偏向于現收現付養老保險制度對政府人力資本投資和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
在一個3期的世代交疊模型中，Buiter&Kletzer(1995)考慮了現收現付養老保險的代際轉移再分配政策對人力資本積累的影響，發現當年輕個體不能夠從資本市場上進行借貸以支付他們的教育費用時，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制度盡管會降低物質資本的積累，但卻有利于公共資源偏向于對人力資本的投資。而Kaganovich&Zilcha(1999)的研究表明，假定在現收現付的養老金制度下存在市場均衡，那么政府會將大量預算開支用于教育而最大限度地減少對社會保障的轉移支付，這時養老金計劃也許沒有存在的必要。而在子女的福利狀況是由人力資本水平決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定的前提下，父母的效用函數由其自身消費大小和子女當期的人力資本回報來決定，因此，父母考慮到今后的退休福利水平，就必然會加大對子女的教育投入，這時政府給予家庭的教育補貼也會起到積極作用。此外，Bellettini&Ceroni(1999)還將公共支出和人力資本作為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并引入理論分析，指出只有現收現付社會保障才會增強公眾贊成提高生產效率政策的意愿，從而對基礎設施建設和人力資本投資方面產生積極作用…。。
也有一些研究如Starketa1.(1997)、Panu&Poutvaara(2007)等從跨國之間勞動力流動或者技術轉移的角度考察勞動力流動對人力資本的影響。結論是跨國間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能夠促進欠發達國家的人力資本投資并通過技術人員的雙向流動提高欠發達國家的人均人力資本，但現收現付制社會保障形式下，比例工資制社會保障制度國家和固定本論文由整理提供費用制養老保險制度國家間的勞動力流動會導致前者人力資本投資的減少和后者人力資本投資的增加，并由此帶來帕累托改進。
三、養老保險與人力資本投資的應用研究
與理論研究不同的是，養老保險與人力資本投資的應用分析并不關注養老保險制度的唯一合理性問題，而是圍繞著生產率提高和經濟增長這些主題，對不同經濟體中現行的養老保險制度與受教育年限、退休年限、社會福利及生育率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
Rojas(2004)的研究配合了內生生育率選擇來量化1985年以來西班牙的高等教育資助(政策)的成本和收益，結果顯示：西班牙的政府教育補助的增加改變了人口教育程度的分布并導致人口出生率下降，受教育人群中低人口出生率和高人均壽命改變了總人口的年齡結構，使得政府必須增加社會保障稅率以平衡養老金預算，因此這一機制實際上降低了教育投入政策的社會福利。
在充分考慮了美國勞動者工作期內繳費形成的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這些參數的條件下，CruzAEchevarria.AmaiaIza(2006)的研究結果表明，在美國，由工作期內勞動者繳費的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支付制度會促使人們考慮提前退休，但隨著未來社會保障費用負擔人口的減少，預期壽命的提高也能夠促進單位資產GDP增長速度的提高?，F收現付的本論文由整理提供養老保險制度能夠促使個人延長受教育時間，增加家庭或個人對人力資本的投資，但隨著社會保障負擔率的提高會帶來單位資產GDP增長速度的降低，使政府面臨著預算平衡等問題。
我國的養老保險模式是現收現付型還是混合型模式目前還存在許多爭議，不過從目前養老保險資金賬戶運行的實際情況來看，現階段中國仍然處于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模式中。針對這種情形，近來國內也有一些關于養老保險與人力資本投資方面的研究。例如，于凌云等(2008)針對中國社會保障改革過程中養老保險和人力資本公共支出的增長效應進行了分析，并通過人力資本這一指標來體現它們與經濟增長的相關關系，結果表明：從公共支出角度來看，政府對養老保險的轉移支付與人力資本和長期經濟增長率之間呈現出一種負相關關系；公共教育投入對于長期人力資本及經濟增長的正面效應很明顯，而對短期經濟增長的正效應卻不明顯。超級秘書網
針對中國長期的城鄉分割的現實情況，賴得勝等(2004)、田永坡等(2006)等的文獻根據當前中國“統賬結合”的社會保障模式，對我國城鄉人力資本投資進行了比較研究，認為由于當前我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缺位，造成了基層政府和農村家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庭在教育投資領域的沉重負擔，因此需要盡快建立覆蓋全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同時提高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的比重，從而有利于人力資本投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