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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生態學是生態學與農業科學相互交叉滲透的典范，是研究農業生物與環境相互關系及其作用機制和變化規律的一門學科，在培養、提高學生的系統分析問題和綜合解決問題能力方面起著重要作用。隨著西部大開發的實施，提出了“西部開發，生態要先行”的號召。為此，農業生態學更應該密切聯系西部實際乃至全國的農業發展實際，在挑戰中深化發展，進一步完善農業生態學課程體系可謂勢在必行。
在我國1987年起陸續設立農業生態學課程的形式下，石河子大學從1985年開設此課程，初定為選修課，經幾年的努力與完善，1994年正式規定為農學專業必修的學位課程，經過十幾年的發展，我校的農業生態學學科體系已逐步發展起來，在農學、植保、資環、林學、畜牧等專業均開設了農業生態學課程，并在教學中受到學生廣泛歡迎及教學部門的好評。2007年作為我校精品課程重點建設，作為一門年青的學科，農業生態學的地位、意義、教學內容、教學方法、課程體系等方面還有許多改進與完善。
1.課程改革與建設內容。近幾年，農業生態學作為石河子大學精品課程的教學項目，我們圍繞課程建設任務書，對農業生態學課程進行了全面建設，各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尤其注重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實踐動手能力。主要涉及：教學觀念更新問題；農業生態學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更新和優化問題；教學方法、手段改革問題；教材建設問題；實踐性教學內容、方法、途徑改革問題；成績考核方法、方式問題；教學實習基地陳設及教學實驗室設備改造問題；教研組內教學任務配置問題等方面進行了較為深入、系統的探討、研究和實踐。
2.課程改革與建設成效。
2.1 革新教學觀念，重新定位農業生態學的課程性質。突破原來我校將農業生態學作為專業課，只限于農學開設的局限，目前將農業生態學重新定位在：突出專業基礎課的地位，同時作為農業、生物等自然科學大領域范疇的重要課程，面向多個專業開設，在提高大學生生態環境意識上發揮積極作用。近幾年，新開該課程的植保學、園藝學、生物學、動物科學等專業的學生普遍反映比較感興趣，豐富了知識，提高了認識。
2.2 改革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再原有農學專業基礎L，依據不同專業關于生態學課程的性質、教學重點、任務的不同，對原有農業生態學課程進行調整，將生態學授課內容分為兩大部分，即基礎內容(包括生態學基本原理、基礎知識及生態意識的掌握)和應用內容(結合典型區域進行原理的應用與實踐)。尤其在生態學應用上，從不同專業出發，以專題、討論等形式講授。加強了新設置的課程體系和內容的完善，體現了針對性強、新穎、實用特點。
2.3 實驗課的內容和形式的更新。以往生態學實驗開展一直依托農學系作物栽培與耕作實驗室，沒有獨立的實驗室，更沒有儀器設備的專向投入，實驗開展主要以演示性實驗為主，沒有發揮本學科的特色，嚴重制約了學生實踐能力的提高。目前除對原有內容進行更新外，增加了生態學研究新方法和技術的應用以及綜合性、設計性實驗內容，由原有的培養學生實驗技能為主轉向技能與運用理論知識綜合分析、解決實際問題能力并重。
2.4 教材建設和教學素材的收集。針對生態學涉及面廣，靈活性強等特點，及時更新教學內容，形成了主教材，試驗教材、輔助教材，更替教材等一系列教材建設，同時積極組織主編或參與編寫了相關教材，跟上學科發展的步伐。另外針對抽象的章節，收集了圖片等素材百余張。
2.5 充分發揮現代化教學手段。在教學手段上，結合多項教學研究和改革項目，積極采用現代多媒體技術，研制了效果較好的、多套CAI課件，并建設了教學網站，實現了教學內容的直觀性、立體性、易更新性和教學過程的趣味性、交互性、高效性。
2.6 探討適合生態學學科的、行之有效的教學方法，包括直觀式、參與式、案例分析、教研結合、雙語教學等，將教學研究和改革的成果逐步用于教學實踐。充分利用直觀性強的材料(圖片、影像、動畫)，積極組織學生的參與熱情，將目前的生態學熱點問題以課程論文、討論課、學生自講課等形式引入教學，根據不同的專業特點加以靈活運用，充分調動了學生的學習熱情，提高了教學效果。
2.7 優化和改革課程考核體系。對于有實驗實習的必修課，普遍采用全程化課程考核，包括平時成績、課程論文、實驗成績、實習成績、結業考試成績。避免了以一次期終考試定優劣的局限性，引導學生注重平時的學習、積累。選修性的課程，沒有實驗實習，主要是采用課程論文、平時、期末的成績來進行課程考核。
3.課程建設的創新點。近幾年，針對不同專業，經過教學內容確定以后，如何通過最合適的形式使學生能掌握這些內容，是課程教學是否成功的又一個關鍵環節，為此本課程精心組織教學，盡力達到教學內容和形式的完美結合，進行了以下探索，與以往課程建設相比，并取得很好的效果。
3.1 充分發揮教學與課研相結合，系統授課與專題講解相結合。結合教師豐富的科研知識，在教學過程中每講授完一部分基礎內容，就進行一個專題的講解或分析。這樣使學生不但了解了農業生態學基本原理，也學會了如何將理論運用生產實際之中去的方法，同時也了解了目前農業生產中尚存在的問題及解決這些問題的可能途徑。使學生不但掌握本課程理論知識，同時獲得了較強實際工作能力，提高了學生的綜合素質。
3.2 靈活多樣的教學方式，實現學生主體性和教師主導性的統一。由于大部分學生來自于農業領域，對農業生產都有一定的感性認識，對于農業生態學中存在的問題也有著一定的想法，通過課堂討論和研究性學習過程，可激發他們的學習和創造熱情，強化了教學中的學生主體性意識，變學生的被動性學習為主動性學習。實踐表明：通過課堂討論、學生當老師、研究性學習及課程論文撰寫等方式，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主動性。
3.3 廣泛應用先進的教學手段，實現效果與效率的統一。除傳統的直觀教學方式外，還廣泛采用電化教學、多媒體教學等手段，為此還收集了有關錄像材料，制作了多媒體教學課件。不但增強了教學的直觀性，提高了授課效率，還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現有教學素材和設備的不足。鑒于學生對英語的需求，即將開設雙語教學。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2）04-0077-02
參與式教學是近年發展起來的一種教學模式，參與式教學法的理論依據主要是心理學的內在激勵與外在激勵關系的理論以及弗洛姆的期望理論。參與式教學法有利于學生自我設計，根據自己的興趣拓寬知識面，提高自己獨立思考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它對于充分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培養學生的處主創新能力有重要作用。農業生態學是生態學理論及其在農業生產實踐中應用的課程，它既具有生態學理論的抽象性、數理性強、邏輯性嚴密等特點，同時具有農學應用性、實踐性和參與性的特點，在農業生態學教學過程中運用參與性教學模式，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參與式教學的概念與特征
參與式教學是以學生為中心，通過多元協作性的參與方式來展開教學過程，使學生真正成為教學過程中有主導作用或價值的有機組分。使教學系統中各組分間的互動性更強，對學科的一些關鍵知識元的認知、理解、應用更全面。參與式教學充分讓學生自主思考，運用個體或團隊智慧，讓學生自己組織教學過程。因此在其教學形態上呈多樣性特征，尤其是在上課方式上、在參與的人員數量上、在教學傳播媒介的形式上都有不同的形態。比如在參與的人員上，除了有班級教學以外，可以采用小組教學、課堂討論、個別化教學，在教學傳播媒介的形式上，可通過網絡、手機等手段。在參與過程中，參與的主要方式分為直接參與和間接參與兩種，直接參與課堂中的參與、自主式參與（以主題方式）或命題式參與，間接參與就是開展一些其它教學活動或過程。中國科學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過增元認為，參與式教學法有四個特點：（1）開放式的教學內容；（2）提問式的講課；（3）無標準答案的習題；（4）論文形式的考試。所謂開放式的教學內容是指對該學科現已有定論的內容，以及學科最新的研究內容和前瞻性內容，是教學內容的一種延伸。提問式的講課是教學過程中兩個主體（學生與教師）間的相互提問式教學。無標準答案的習題是指在教學中要引入一些沒有標準答案的習題，使學生自己尋找答案。論文形式的考試，題目可以學生自選，或者教師抽取。
二、農業生態學參與式教學的主要形式
在當前農業生態學的教學過程中，教學的形式與手段主要包括課堂講授、實驗實習、課堂討論、課外習題、考試或論文綜述等五個基本方式，其中課堂講授與實驗實習占主要部分，這表明目前的教學是以基本理論與基本方法的掌握為主，這也是一般課程教學的特征。在當前農業生態學的理論教學過程中，要求教師將各個農業生態原理講深講透，以便讓學生較深入地學習和掌握農業生態學的理論體系，再經單純的課堂教師灌輸式的教學方式往往難以實現。即使加上實驗實習，也只是讓學生初步掌握能流、物流分析及農業生態系統的綜合評價等基本的方法，很難讓學生完全掌握從事農業生態學有關的科學研究方法，難以培養學生在現實中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可能要求教師課堂講授要結合生產實踐，尤其是教師的生產和科研實踐，理論聯系實際，生動講解，講活講懂，培養學生理論聯系實際，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但即便如此，學生還是感覺有些空洞。針對當前的教學現狀，引入參與式教學方法，將有助于提高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創性。參與式教學法有兩種主要形式。一種是正規的參與教學法，另一種是在傳統的教學過程中加入參與式教學法的元素，當前適宜的方式是后者。農業生態學的參與式教學主要有問題式與專題式兩種形式。（1）問題式，問題式就是通過即時性問題的提出和針對性問題的設計，來實現學生對教學過程的參與性，以提高學生隨時性或針對性來解決問題的能力。隨時性的問題主要是課堂教學過程中隨問隨答的，帶有隨機性，但可以引導學生學習的注意力和思想的集中度。針對性問題主要是針對目前農業生態學中的一些重大問題及一些有爭議的問題，由教師給學生出題目，可以由個人或團隊的組織形式來完成。學生通過理論學習和查閱資料，將自己的觀點、看法及解決方法等寫出課堂發言討論提綱，在課堂展開討論，或由學生主講，最后教師總結發言。這樣可以激發學生對該課程的學習興趣，并可集思廣益，較全面深入地認識所討論的題目（2）專題式，專題式是形成一些農業生態學的專題組織形態，如研究興趣小組、社團等，以小團體的方式對農業生態有關專題進行自主式學習、研究與應用，或對農業生態意識進行傳播等活動。活動形式靈活多樣，可以采用編故事、繪畫、戲劇小品表演、辯論賽，以及按教學者要求制訂研究計劃或實施計劃等生動活潑，形象直觀的形式。這是一種教學的延伸，需要引導與相關制度的支撐。
三、參與式教學在農業生態學教學中問題的設計
依據農業生態學的學科性質與教學內容，在問題的設計上應具有廣泛性的特征，即在每章節中都可以設計相關問題以開展主題參與式教學，但依據現在的教學狀況，不可能所有的知識點都進行參與式教學，因此在農業生態學參與式教學中，知識點問題的設計上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生態熱點問題，二是關鍵知識點問題，三是身邊的生態問題等。（1）生態熱點問題，當今生態熱點問題有很多，如氣候變化、水體富營養化、水資源問題，等等，可以結合這些問題進行一些專門設計，展開參與式教學。如在物質循環一章中有關氮、磷物質循環這一知識點，可以針對太湖問題進行設計，要求上課的全體學生以整體的形式，分成四個團隊，每個團隊各從一個方面來解釋太湖問題，并且要求四個團隊所解釋的四個方面的問題，是形成一個完整的報告，形式不限。每個學生在團隊中的要有明確的分工，如收集資料、制作PPT、撰寫課堂報告等，這不僅能培養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還能發揮團隊精神。（2）關鍵知識點問題，農業生態學的知識點較多，在農業生態學關鍵知識點的問題設計上，可以采用課堂隨機提問的方式與主題設計的方式進行。（3）身邊的生態問題，生態其實就是一種生存狀態的表達，人們生活過程中都涉及到相關的生態與農業生態問題。這些主要是以課堂上隨時提問為主進行，適當地開展主題式的參與。
四、有待進一步完善的機制建設
參與式教學在實踐過程中還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否則很難取得良好的效果。作為農業生態學的參與式教學,主要需要加強與完善以下幾個方面：農業生態學課外活動配套方案，并建立學生參與模式與教學考核制度；與大學生社會實踐相結合，制訂一套與農業生態學關鍵知識點相關的社會實踐體系；建立在課程教學結束后的學生參與農業生態服務的機制與辦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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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9795（2013）08（b）-0034-02
環境生態學是20世紀70年代隨著環境問題的逐漸發展而興起的一門綜合性較強的交叉學科，它運用生態學的理論，研究人為干擾下生態系統內在的變化機制、規律和對人類類反效應，尋求受損生態系統恢復、重建和保護對策的科學。目前我國《環境生態學》的教材有10余部，其主要內容介紹生態學基本理論，而聯系我國生態環境問題的實際內容很少，并且教材之間及教材與其它相關課程存在大量的重復。過去對環境生態學教學內容優化和教學方法的改革主要針對環境科學專業的環境生態學課程，而與農業院校生態學專業的環境生態學課程的教學大綱要求存在很大的差別。因此，本人結合多年環境生態學課程的教學實踐及學生的反饋意見，對該課程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和手段等方面進行了一些探討。
1 環境生態學課程教學內容優化措施
1.1 選擇適宜教材，自已編寫教學大綱
通過比較國內外多部環境生態學教材發現，國內教材比較簡單，但對環境生態問題闡述的不夠深入；而國外教材對環境生態闡述比較深入，但知識點太多，知識面太廣，條理不夠清楚。結合本院生態學專業的自身特點，選擇盛連喜主編的《環境生態學導論》第二版為主要教材，以盧升高主編的《環境生態學》為輔，從生態系統的破壞與恢復―― 區域環境污染―― 生物入侵生態學―― 全球性環境生態問題―― 環境質量的生態評價為主線，重新編寫教學大綱，作為環境生態學課程教學的主要內容（見表1）。
1.2 精簡壓縮或刪減與其他課程重復的內容
根據本院生態學專業培養方案大綱，二年級開設一門專業基礎課普通生態學，然而該課程與環境生態學課程教材前四章內容完全相同，必須刪減這些重復內容。三年級開設了一門專業核心課“生態環境監測”，然而該課程與環境生態學課程教材中的第六章的部分內容完全相同，這部分內容也必須刪除。三年級還開設了一門專業選修課“景觀生態學”，與本教材的第六章也有部分內容相同，也同樣精簡壓縮，以避免教學時間和資源的讓費（見表1）。因此，根據本院生態學專業的特點性，生態學專業“環境生態學”課程教學內容重點應放在生態環境的實際應用性方面，再穿插一些普通生態學重要的理論展開講授。
1.3 結合專業特點，合理增加教學內容
生物入侵是我國當前生態學研究領域的熱點問題，特別是煙粉虱和紫莖澤蘭等的生物入侵，已成為我國目前重點攻關的科研項目之一。根據本院生態學專業教學培養方案重點是農業生態學方向。因此，在講授“環境生態學”課程時必須增加一些與農業生態類相關內容（見表1），而且又必須當前生態學方向的研究熱點，同時，也更能體現出教學的時代性和前瞻性。這樣使農業院校生態學專業的本科生對生物入侵渠道、危害和控制技術有一個全面的了解和認識，也能體現農業院校生態學專業學生的特殊性。
1.4 對生態學專業課程設置進行整合優化
環境生態學課程內容優化必須建立在對農業院校生態學專業培養方案深刻了解的基礎上，制訂詳細的教學大綱和切實可行的教學計劃，課程設置要有良好的延續性和關聯性。所以，建議在大學二年級階段設置普通生態學專業基礎課；在大學三年級開設環境生態學、生態監測污染和農業生態工程等專業核心課；而在大學四年級階段開設“景觀生態學、農業生態學、污染生態學、植物生態學”等多門生態類的專業選修課程。而且必須根據專業特點確定每門課程的核心教學內容，實現生態學系列課程的無縫銜接，避免重復，提高教學資源的整體效益。
2 環境生態學課程教學方法的改革
2.1 課堂討論與課堂講授相結合
環境生態學課程的知識面廣和多，大多是生態學理論原理。如果教師的知識面不廣，而又不采取靈活多變的教學方法，整個課堂會枯燥無味和沉悶。因此，這對教師的教學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人結合多年的教學實踐，發現授課時要不斷提出問題，充分調動學生的聽課積極性，啟發生積極思維，使學生們快樂和輕松得學，從而達到良好的教學效果。特別講解一些枯燥無味和難懂的基本概念或理論時，可針對性的采用討論式、互動式、啟發式等豐富多彩的教學方法，鼓勵師生之間相互提問、相互探討，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和興趣，同時，提高他們分析問題、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2.2 教學與科研有的效結合
教學是基礎，科研是主導，只有將教學與科研效結合在一起，才能使講課的內容理加具有前沿性、獨創性和啟發性。教師自身的科研工作對教學也有一個很好的促進作用，可以為學生提供生動的素材。在講授“全球性環境問題及生態對策”這一章內容時，其中有一節內容是“溫室效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內容明確指出產生溫室效應的是主要溫室氣體是CO2。而本人就將自已獲得一個基金資助的課題（高CO2升高下褐飛虱抗逆性變化的分子機制研究）的設計，思路和解決問題的方案等融入教學環節，加深學生對課程知識的認識。根據課題需要，讓部分學生利用課余時間或假期作為助手參與實驗，老師可適當的給學生發放一些科研補助，同時，也對學生實際動手操作能力、邏輯思維能力等方面有一個好的促進。通過鼓勵學生生申請和參與大學生科學創新項目等，提高其科研素質，進一步提高學生的創造力和主觀能動性，也能擴展學生的知識面，增強其團隊精神和自信心。
2.3 采用研究性教學模式，強化學生的研究性學習
在講授“環境污染的生態對策”這一章中“區域污染中的水污染”內容時，先通過實例介紹世界十大污染事件，引入水污污的危害。再由此提出問題，然后布置水污染會造成怎樣的危害？有怎樣的防治措施？對農業生產有什么樣的影響等相關教學內容。教師把班級學生分成若干組，安排每組學生在課前分別收集相關資料和制成PPT，然后每組派個學生代表在課堂上講解，講完后每組相互進行討論，最后老師進行總結與評價。采用這種研究性的教學模式，可以充分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使本來枯燥無味的理論課變的生動有趣，而且激發了學生的思維，同時也有助于培養出具有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的高素質人才。
2.4 合理利用多媒體手段輔助教學
為改善教學效果與提高教學質量，需要改變傳統課堂中的教學模式，應采用傳統式和多媒體手段相結合方式。根據教學目標和教學對象，通過多媒體手段把抽象的內容變成合適的文字、圖形、圖像等多媒體信息，將抽象內容轉變為生動形象的感性素材，再結合傳統式教學方法（板書形式）的講解，降低了教學難度。通過增強和豐富教學過程的外部刺激的方法，大激發了學生的主動學習的思維和興趣，從而達到提高教學質量的目的。
3 結語
近年來，隨著國際上生態理論的迅猛發展，以及全球各種環境問題的出現，使得“環境生態學”課程體系必須緊跟當前形式的發展需求，需要不斷補充和更新教學內容，使教學內容更具科學性、前瞻性和動態性。作為農業院校生態學專業該課程更應突出實際應用性和時代性。通過教、學、研的全方位結合，全面提高環境生態學的教學質量和效果，同時，也能提高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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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盧升高，呂軍.環境生態學[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21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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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呼吸是土壤釋放CO2 的過程，是陸地生態系統碳循環的重要組成部分。全球土壤是一個巨大的碳庫，其碳貯量約1 500 Pg，分別是陸地植被和大氣的2倍和3倍[1]。據估計，全球土壤每年向大氣釋放碳68～100 Pg[2]，是化石燃料燃燒排放碳量的10倍以上。因此，即使土壤呼吸發生微小變化也會引起大氣中CO2濃度的明顯改變。森林是陸地生態系統的主體，其土壤碳貯量約占全球土壤的73％[3-5]。森林采伐及采伐后的土地利用方式變化對土壤碳貯量和碳釋放有較大影響。在中國規模巨大的人工林中，沿海各種防護林占有相當大的比重。木麻黃作為東南沿海地區的主要造林樹種，在防風固沙、改造生態環境方面發揮著難以替代的巨大作用。相信隨著國家沿海防護林體系的不斷完善，木麻黃林在沿海的規模、地位和作用會越來越突出[6-9]。
對濱海沙地立地條件差別不大的不同林齡的木麻黃樣地的土壤呼吸進行比較研究，有助于我們對整個濱海沙地不同發育階段的木麻黃人工林生態系統的碳動態變化規律進行更深入和全面的了解，為深入探討沿海防護林生態系統對碳平衡作用提供參考依據。
本試驗中比較研究了立地條件差別不大的幼林樣地1塊、中林樣地3塊以及成熟林樣地1塊共5塊樣地在四個不同季節的土壤呼吸日動態。
1 試驗地概況
試驗地設在福建省沿海中部惠安縣崇武鎮赤湖防護林場(118°55′ E，24°55′ N)，屬南亞熱帶海洋性季風氣候，年平均氣溫19.8℃；年均降水量1 029mm，年均蒸發量2 000 mm；夏季(7-9月)多臺風和暴雨天氣，秋季東北風強盛，8級以上的大風天達105 d，年平均風速7.0 m•s-1，干濕季明顯。土壤為均一性風積沙土，沙土層厚度80-100 cm。
2 材料與方法
試驗地設置在6年、17年、19年、19年和31年生的5個木麻黃人工純林內，幼林一個，中齡林三個，成熟林一個，分別記為幼林、中林1、中林2、中林3和成林。株行距2.0m×2.0m，樣地面積為20m×20m，在樣地內隨機設置三個50cm×50cm的小樣方作為土壤呼吸測定點，同時在每個小樣方的附近設置一個1m×1m的小樣方進行根排除處理后作為土壤異養呼吸測定點。這樣每個樣地共有6個呼吸點，3個用來測定土壤總呼吸，3個用來測定土壤異養呼吸。
采用排除根系法（也稱作開溝法）進行土壤呼吸分離，即在1m×1m的小樣方四周挖掘深度為70～100cm、寬度為50cm的壕溝，將玻璃纖維薄片放入溝中以阻止根向樣方內生長，然后把溝填平。根據經驗，挖溝在開始觀測3～4個月前進行，即在2006年1月份就把溝挖好，待到2006年5月份才開始呼吸測定，這樣測得的樣方內的土壤呼吸就是扣除了根系呼吸的土壤異養呼吸。
在2006年7月份、2006年10月份、2007年1月份和2007年4月份的四天用Licor-8100土壤呼吸自動測量系統方法進行晝夜24小時測定變化。每2小時測定一次，連續測定3min，3次重復，取平均值；測定前一天將樣方內的綠色草本層從根部剪斷撿凈，測定時盡量選取晴朗天氣，每次測定前進行儀器的調零校準。
3 結果與分析
3.1 不同林齡下日均異養呼吸量和總呼吸量的差異
由表1可見，總的說來，中林1與中林2的異養呼吸速率和總呼吸速率在五個樣地中偏大，其它三個樣地的土壤呼吸速率相差無幾。
3.2 不同林齡下木麻黃樣地土壤呼吸日變化規律的差異
由圖1～圖4可以看出，總體來說五個樣地的土壤異養呼吸的日變化規律基本一致。中林2樣地的土壤異養呼吸量在全年中均比其它幾個樣地的呼吸量大，同時可以注意到，幼林和中林2樣地的異養呼吸日變化曲線變異大于其它三個樣地，因為幼林和中林2樣地里面有明顯的林窗，在天氣晴好的情況下，中午太陽可以直接照射到達地面，從而使地面溫度變化幅度大，相應地就影響到土壤溫度的變化幅度。中林1、中林3以及成林因為林分郁閉較好，使溫度因子不會向幼林和中林1那樣變化劇烈。但是總體來說，這五個樣地的日變化基本一致。
4 小結
本實驗比較研究了立地條件差別不大的幼林樣地1塊、中林樣地3塊以及成熟林樣地1塊共5塊樣地的土壤呼吸作用?？偟恼f來，在呼吸速率上，五個樣地的異養呼吸速率平均值分別為2.05、2.70、2.90、2.01和2.20μmolm-2•s-1；總呼吸速率在五個樣地分別為2.62、3.72、4.02、2.67和3.10 μm olm-2•s-1。幼林和中林2樣地的異養呼吸日變化曲線變異稍微大于其它三個樣地，但是總體來說，五個樣地的日變化規律基本一致，穩定在72.73％左右，變化幅度為68.59%～76.87%，而且土壤異養呼吸所占比例在不同林齡林分之間的差異也不是非常明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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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中國農業與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應選擇什么樣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對于這一問題目前在農業生態學、農業經濟學和農業地理學三大學科領域形成了大量的研究觀點。
（一）農業生態學家的觀點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以中國科學院生態研究中心馬世駿院士為首的生態學家，就開始倡導中國應該走生態農業的發展道路。80年代中期，馬世駿曾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參與了著名的Brundtland宣言——《我們共同的未來》籌備工作。認為應以生態控制方法誘導非機械控制手段去堵截污染，以天人合一的觀點去發展而不是以回歸自然的方式去保護環境，從而促成了宣言所倡導的可持續發展概念的產生，并提出中國應實現以生態經濟原則為指導的農業經濟持續發展。自此，關于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選擇問題的研究，便層出不窮，形成了流派紛呈、見解各異的多種觀點，概括起來主要有：
1.“生態農業論”。生態農業是中國最早觸及農業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發展戰略，且至今仍將其作為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主流方向。
該戰略是在總結吸取傳統農業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根據生態經濟學原理，運用系統工程的方法，結合現代農業的先進技術，建立和發展起來的一種多層次、多結構、多功能的集約經營管理，以期獲得較高的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現代化農業發展模式，其基本特征“循環、持續、高效”反映了持續發展的宗旨。
2.“效益型農業論”。該戰略認為中國持續農業的核心是發展效益型農業，保持糧食生產的持續穩定發展，既是解決“民以食為天”的需要，也是確保社會穩定、國家發展的需要。
這一戰略就其基本內涵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即遵循經濟原則、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依靠科技進步、優化生產力要素組合；調整產業產品結構、充分合理開發利用自然人文資源。其最終目的是要提高資源利用率及經濟效益，拓寬農村勞動力就業門路，增加農民收入，實現農業現代化。
3.“農牧結合論”。這一戰略認為：為確保中國21世紀16億人口的食物安全，建立一個以畜牧業為突破口，實行農牧結合，以農促牧、以牧促農、以農牧產品促加工的“種、養、加”和“產、供、銷”一體化的新型農業生產體系，是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戰略舉措，是發展有中國特色可持續農業的戰略需要。
4.“現代可持續集約農業論”。（注：程序認為中國應該走“可持續集約農業”之路，那種“集約化持續農業”的提法，強調把“可持續的”約束條件作為根本特征，顯然是不足取的。）該戰略認為中國人多耕地少、自然資源相對緊缺，農村欠發達、多數地區尚處于傳統農業階段，不斷增長的人口和消費趨勢，要求農業在有相應投入和依靠科技進步的基礎上，選擇高產量、高質量、高效益的現代集約持續農業道路。
上述生態農業戰略、效益型農業戰略、農牧結合戰略、現代集約持續戰略等，其核心實質都是要試圖解決、回答如何協調發展生產與保護環境的關系問題，這顯然是與中國的現實國情密切相關。
（二）農業經濟學家的觀點農業經濟學家雖然不像農業生態學家那樣，能夠直接敏銳地指出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道路選擇，但是卻尤為關注農業發展的內部運行機制，更能從深層次揭示把握中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問題。目前，其關注的主要戰略問題有：
1.糧食問題。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Brown在《WhowillfeedChina——wake-upcallforasmallplanet》一書中，認為隨著中國人口的增長與生活水平的提高，對糧食的需求將大幅度增加，而耕地面積卻不斷減少，農業灌溉用水也將大量移向非農產業部門，且化肥使用量已達報酬遞減點，到2030年中國糧食將較目前水平減少20％，中國屆時將進口3.69億噸糧食，這將遠超過國際糧食市場擁有的糧食資源，從而提出了“誰來養活中國”的命題。
Brown的這一觀點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高度關注。由此，關于21世紀中國應采取怎樣的糧食發展戰略問題，目前主要形成了兩種觀點——悲觀論與樂觀論。
悲觀論認為中國真正解決吃飯問題，是在20世紀70年代以后，要維持一定的糧食安全水平是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價。這意味著提高糧食生產水平則會增加財政對糧食生產的補貼，從而會降低資源配置效率；尤其是對像中國這樣一個農業資源緊缺且糧食生產比較優勢已經喪失的國家來說，追求100％的糧食自給，會付出高昂的代價；應適度地部分進口糧食，利用人類共有資源最經濟地實現糧食安全，糧食生產應采取“立足國內、基本自給、適度進口、促進交換”的戰略方針。
樂觀論認為中國糧食需求的增長不但不會給中國糧食安全帶來威脅，更不會給缺糧的第三世界國家糧食造成威脅，技術進步是中國過去糧食增長的原動力，也是中國現在糧食生產增長的原動力，還將是中國未來糧食生產增長的第一推動力，糧食問題的關鍵在于科技，而科技發展又取決于國家的科技投資政策。
2.制度問題。中國建國以來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表明：國家總體的產業政策和經濟政策對農業的發展狀態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伴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由傳統戰略轉變為比較優勢戰略，作為產業政策重要組成部分的農業發展政策是否符合比較優勢原則，決定著農業經濟體制的性質或演變方向。只有依據農業比較優勢，推動農業結構變革，提高中國農業整體效率，才有可能使農業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為此，應實施包括技術創新、管理創新、機制創新和觀念創新的農業可持續發展創新戰略。
3.技術問題。中國農業科技的發展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經歷了綠色革命前時期、綠色革命時期、后綠色革命時期（Ⅰ）、后綠色革命時期（Ⅱ），應實施21世紀農業技術創新戰略，即改革現有農業科技投資體制，建立健全政策法規制度，建設強有力的創造發展體系和研究方法，確定重大技術創新項目和研究領域，并建立新的研究方法和思維方式，構造可持續農業生產政策支持系統，加強農業科研、推廣與教育體系建設，是今后持續農業發展的三大支柱。
4.農村問題。關于農村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目前主要有兩種不同的看法，即“一元化論”與“三元化論”。
一元化論認為中國農業的根本問題是農民過剩，過剩的農民是一切問題的根源。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出路在于農村工業化。農業現代化的根本保證在于農村工業化，應以農村工業化為重心，推動農村經濟的快速增長，進一步促進工農業協調發展，促進農村商品經濟發展，加快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以迅速推進高產優質高效農業的可持續發展進程。
三元論認為中國農村產業結構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失衡加劇，失衡主要表現在時間順序上的差異、變動速度上的差異、產業部門之間的差異，農村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取向應是“三化齊動”，即農業產業化、農村工業化和農村城市化。其指導思想與戰略目標就是要以農民為本，以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與生活質量為目的，尋找生產力持續發展的途徑與對策，并以是否對農民有利作為評價有關農業與農村政策的準則。
由此可見，農業經濟學家主要是圍繞“糧食——制度——技術——農村”等農業可持續發展經濟影響因素，探討中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內部運行機理問題。
（三）農業地理學家的觀點如果說農業生態學家關注農業生態問題，農業經濟學家關注的是農業內部運行機制問題。那么，農業地理學家則更為注重資源開發與環境保護問題。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
1.“糧食主導論”。這一戰略認為糧食問題在今后相當長時期內將主導中國農業發展的走勢和農業政策取向。糧食問題不僅表現為總量不足，也表現為區域供需不平衡；糧食供需的區域差異將繼續導致區域農業政策的差異，糧食供需的區域差異與農業政策的區域差異將構成中國農業發展區域差異的主流，也是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所必須考慮的關鍵方面。
該戰略認為實現糧食安全是保證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成功實施的第一性條件。
2.“國土開發論”。這一戰略認為中國農業發展戰略要解決的基本問題是如何使豐富的勞動力同極為有限的人均自然資源和人均工業資源得到優化組合，從而大幅度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資源利用效率，滿足全社會對農產品日益增長的需求。
該戰略認為雖然中國的資源形勢嚴峻，但是資源還有相當大的潛力。中國不僅必須，而且經過努力也能依靠自己的資源解決或基本解決食物與農產品的供給。應實施可持續發展的國土大開發戰略，這是中國人民永遠能夠養活和養好自己的根本性戰略，必須有計劃、分階段、有步驟地開發尚未開發或未充分開發的國土，著重在山區、草原和海洋，實行全面規劃，分區治理開發，納入國家計劃。
3.“發展危機論”。該戰略認為中國空前龐大的人口基數是土地資源供應的危機所在，中國持續農業正面臨著生態、社會、經濟三大挑戰。人口眾多、資源緊缺，物質基礎薄弱，地區差異懸殊，這是中國最基本的國情。為此，考慮農業發展戰略必須強調的基本思路應該是：協調人口與資源的關系，優化人力資源與自然資源的組合；建立資源節約型的生產體系，實行集約化經營；發展高產優質高效農業，建立農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地區資源優勢和促進地區間優勢互補，力求區域經濟平衡發展；加速農業現代化進程，以大幅度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
4.“生存發展論”。該戰略認為中國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嚴重危機：人口膨脹與迅速老化，農業資源日益緊張，環境污染蔓延，生態日益惡化，糧食需求量迅速增加而增長又很困難，加之工業化起步時間晚、發展起點低、歷史負重等原因，今后中國現代化經濟發展的最大阻礙在于農業生產的發展，最大問題在于是否使糧食增產趕上或接近人口的增長，最大難點在于對傳統農業的改造，農村體制改革只是農業現代化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改革只是為創造、提高和優化新的農業生產要素的投入與配置機制提供制度的保證，既不能代替生產力諸要素本身，又不能使農業生產可能性曲線上升。因此，應實施“保證生存與持續發展”的發展戰略，增加農業投入是發展農業生產的關鍵條件，也是改造傳統農業的根本途徑。
總之，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無論是農業生態學家的觀點，還是農業經濟學家、農業地理學家的觀點，其從不同視角所提出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概括起來看主要試圖集中研究解決困擾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三個最基本問題，即食物安全、農業現代化及農村發展問題，它們構成了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的核心。
然而，目前研究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仍主要側重于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研究，還未真正將其轉向農業生態環境保護問題、農村社會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研究，從而也反映出當前中國農業與農村經濟發展仍然是“重經濟，輕生態”、“重視農村經濟發展，忽視農民生活質量提高等社會發展”，這應引起政府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
二、理論源流
回顧歷史，中國像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農業發展戰略的選擇大致經歷了一個由“工業化偏斜綠色革命農業與農村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演進歷程，其理論支撐同樣也基本上沿襲的是“工業化推進戰略理論發展經濟學理論農業可持續發展理論”。
沿著這一主線追蹤溯源，中國農業發展戰略形成確立的主要理論源流有：
（一）前蘇聯的發展理論中國改革開放以前農業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根源于50年代初采取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這一經濟建設方針是完全照搬或承襲前蘇聯模式。適應于這種工業化戰略，就要求“農民除了向國家繳納普通稅即直接稅和間接稅以外，還要繳納一種超額稅，即在購買工業品時多付一些錢，而在出賣農產品時，少得一些錢，以便使資金從農業流入工業”。
中國所選擇的這種以“工業為主導，以農業為基礎”的經濟發展戰略，或稱之為是以犧牲農業發展支援國家工業化進程的“以工擠農”戰略，確立的根本目標是“強國”，選擇的基本戰略是超高速優先發展重工業，采取的主要策略就是“社會主義原始積累”，建立的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和統購統銷制度，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國家主導的計劃經濟。這一發展模式的選擇深受前蘇聯發展理論的影響，其主要理論背景有：
1.協調發展論。該理論十分強調農民問題和工農聯盟的重要性，指出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業商品率是工業積累和發展的基礎。犧牲農民利益不僅不能加快工業化步伐，而且還可能危及國家統治，主張工業化資金應依靠自我積累，以及吸收存款、征收公稅等正常積累方式取得；強調國民經濟計劃不能脫離市場機制，對于農村經濟應通過與之建立市場聯系，將其引導到社會主義軌道上來；通過發展農業，擴大對輕工業產品的需求，從而促進輕工業的發展，增加消費品的供應，而輕工業的發展又擴大了對重工業產品的需求。這樣，農業發展就為工業化創造了巨大的市場和動力，從而使工農業經濟得以協調發展。這一理論雖未能堅持執行，但卻是后來絕大部分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理論依據。
2.超工業化論。該理論認為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存在著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規律和市場價值規律兩個對立的調節者，兩者各有自己的調節范圍。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計劃與市場是對立的，主張由國家利用壟斷地位，運用工農業產品不等價交換，對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征收高額賦稅和實行通貨膨脹政策等方法進行強制性工業化積累，為此就不能允許市場機制發生作用，農業只是被動地為工業增長提供資金和勞動力。
這一理論對后來社會主義傳統經濟體制的形成產生了極大影響。尤其是為保證農業剩余產品能夠由國家掌握，實行農產品義務交售制，并適時地實現了農業集體化等理論觀點，對中國傳統農業經濟體制的形成建立具有極為深刻的作用影響。
3.地理分工論。該理論把社會勞動地域分工問題提到首位，研究與社會歷史聯系到一起的社會勞動地域分工的形成、特點、變化和結果，認為應把蘇聯經濟區當作更為復雜的國內和國際體系中的復雜體系進行研究，在社會勞動分工過程中產生各部門經濟的專門化并促進這些部門的形成和發展，而在國家之間、國家的各個區域之間、部門之間以及部門內部之間的社會勞動地域分工過程中，應促進各類經濟區的形成與發展。特別是在對部門進行空間分析時，應闡明各部門內部勞動地域分工形成的部門區和樞紐，而在對區域系統和個別的區域進行分析時，也必須對區域的部門結構、主要的輔助經濟部門布局和相互關系進行研究?？傊?，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前傳統農業經濟體制的三個基本因素：從一個落后農業國向現代化工業國迅速過渡所采取的經濟發展戰略、戰爭年代慣用的供給制組織形式和動員方式以及農業布局、地域類型劃分及區域規劃等均是上述發展理論運用的具體表現。
（二）西方世界的發展理論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后，伴隨著前蘇聯式傳統農業經濟體制從歷史舞臺的退出，以及新型社會主義市場農村經濟體制的形成和建立，中國農業發展戰略的選擇確立，不僅深受國際環境背景的作用影響，而且還受國內經濟發展環境的影響制約，更深受來自西方世界發展經濟學理論的作用影響，其作用影響最為深刻的主要理論有：
1.比較優勢理論。該理論認為國際貿易的基礎并不限于生產技術上的絕對差別，只要各國之間存在著生產技術上的相對差別，就會出現生產成本和產品價格的相對差別，從而使各國在不同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使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成為可能，每個國家都集中生產并出口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其具有“比較劣勢”的產品，從而可獲得“比較利益”，故這一學說亦被稱為“比較利益”理論。
這一理論認為每個國家應該出口能夠利用其充裕要素的那些商品，以換取那些需要比較密集地使用其稀缺生產要素的進口商品；在開放條件下如果一國根據它當前的比較優勢確立產業結構，而根據它的比較優勢變化調整產業結構，就可宏觀長期、快速、穩定地獲得經濟增長。這就是著名的比較優勢戰略理論。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宏觀經濟發展戰略已由傳統的工業化趕超戰略，轉變為通過培育一個相對價格能夠反映產品的供求和要素相對稀缺性的市場競爭機制，由特定資源結構選擇確定的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的比較優勢戰略，以及在國家宏觀調控和比較利益原理牽動下所形成的農業區域專業化和地區間分工協作的不斷加強等，均是比較優勢理論客觀作用的結果。
2.誘導創新理論。認為歷史上有多種農業增長道路，具有不同要素稟賦的國家應該有不同的農業增長道路。那些勞動力豐富而土地資源貧乏的國家應該走生物和化學技術進步的道路；那些勞動力稀缺而土地面積相對豐富的國家應該走機械技術進步的道路。這一理論的重要意義就在于認識到了把發達國家的農業技術直接移植到發展中國家可能會導致高度無效率的增長。
相反，強調市場需求的誘導創新理論，則認為市場需求決定創新努力的有效配置，不同產業產品的發明數量與產出銷售額密切相關，由此引申出三個命題：技術發明是一種經濟活動，與其他經濟行為一樣，追求預期收益；預期收益取決于該項發明產品的預期銷售額；而采用發明后的預期銷售額很大程度上決定于該產品目前的市場銷售額，認為農業技術推廣和使用的一個主要影響因素是市場盈利性，技術創新的收益是與農業研究的外部效應——生產者剩余和消費者剩余的增加有關，而新技術和新品種的推廣率又受到經濟利益的支配。
近年來一些學者運用上述兩種理論對中國農業科學技術進步問題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認為中國農業技術進步目前仍然是誘導性的。從要素稀缺性來看，雖然中國農村和勞動力市場很不完備，要素價格無法正確體現要素相對缺乏程度，但是作為生產者的農民仍然為追求產出最大化而尋求相應的技術發明。從市場需求來看，盡管中國的主要農產品特別是主要糧食作物還受到遺留下來的統購統銷價格體制和行政命令對生產過程的干預，農產品價格和需求數量在政府政策的限制之下不能正確體現市場需求的強度，但由于農民是利益最大化的主體，農產品生產規模仍然能較好地反映市場需求規模，因而農業科研單位依然可根據實際需求規模選擇具有較大市場潛力的技術創新。
通過綜合應用該理論對中國糧食作物育種優先序列實證研究表明，中國現階段的糧食增產政策應該從資源和產品控制，轉向以提高單產及開發新的糧食增產來源為中心，認為實現這一新型糧食增產政策的關鍵是技術創新、技術進步，只有通過增加農業科研資源投入、改善科研資源分配，才能夠促進推動該政策目標的實現。
3.二元經濟理論。這一理論認為在發展中國家弱小資本部門與相對強大的傳統部門并存形成為二元經濟結構，即高工資經濟部門如礦業、大農場、工業、大型運輸業等部門和低收入部門如家庭農場、手工業、家庭傭工、小商業、臨時工等部門并存。高工資經濟部門資本相對充足，實行競爭，可產生利潤，工人可得到自己的邊際產品；低收入部門資本相對稀缺，沒有競爭，不產生利潤，人們要維持生計，必須要消費多于邊際產出的產品，且伴隨著經濟的發展低收入部門勞動者將轉向高收入部門，其宗旨就是要尋求發展中國家經濟一元化道路，即實現工業現代化和農業現代化。中國因其特殊的國情，不僅客觀決定了全國范圍及不同地區存在著二元化現象，而且同一地區的不同區域或產業也存在著二元現象，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現實的基本格局。但是，對于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的認識卻形成了4種不同的觀點，即三元結構論、雙重二元結構論、二極經濟論和環二元經濟結構論。
三元結構論認為中國二元經濟結構主要應從社區的角度來認識，因而可稱之為城鄉二元結構，其原因在于現代工業一般集中于城市，傳統農業部門分散于農村，但隨著鄉鎮企業的發展，近年來這一結構卻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城鄉二元結構已演化成了城市現代工業——城鎮鄉鎮企業——農村傳統農業的三元結構。
雙重二元結構論認為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農村經濟向非農化方面的發展，農村工業在農村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國民經濟結構已由典型二元經濟結構演變成了雙重二元結構，即農村工業與城市工業、農村內部農業與農村工業并存的雙重二元結構關系。
二極經濟論認為建國以來的中國經濟發展過程表明，中國存在的并非是完全的二元經濟，而是嚴重的二極經濟，即傳統部門與現代部門之間基本不發生勞動及其人口流動，兩個部門因而也不發生整體關聯，傳統部門的一級勞動力淀積越來越多因而趨于停滯，而現代部門一級則由于發展迅速而越來越重型化因而勞動力也必然趨于停滯。
環二元經濟結構論認為雖然中國的工業化及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沒有注意農業及農村發展問題，導致出現了二元經濟結構并進一步演化成了環二元經濟結構。所謂環二元經濟結構就是中國經濟不但從總體上看存在著具有一定優勢的城市及工業和比較落后的農村及農業這樣兩個互相區別的“經濟元”，而且各個“經濟元”內也存在著優勢與落后并存的現象，這些大小不等的“經濟元”便構成了環二元經濟。
總之，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后農業發展戰略的形成演變，并非僅僅局限于上述發展經濟學理論的作用影響，而且還吸收了諸如新經濟增長理論、制度結構理論、貧困惡性循環理論、低水平均衡陷井理論、小農有限理性理論、落后經濟理論以及從宏觀角度研究糧食政策、糧食保障和農業持續增長等問題的多種農業宏觀經濟理論。
（三）中國自己的發展理論中國目前最大的生態問題莫過于人口與耕地的矛盾問題，由此而帶來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農田污染、水資源緊缺等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嚴重威脅著中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因此，中國農業既不能走西方發達國家現代化常規道路，也不可能走低投入可持續農業發展之路，只能選擇適合中國國情的農業可持續發展道路。
伴隨著中國農業發展問題研究的逐步深入，中國科學家在繼承和發揚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根據中國具體實際，提出了一些具有較高理論價值的見解觀點。如馬世駿的復合生態系統控制論李澄與郭瑋的工農業關系理論、王宏廣的要素組合論、馮海發的農業效益評估理論、郭書田的農村經濟發展理論、康曉光的貧困與反貧困理論、吳天然的農村工業化理論、趙昌文的農業宏觀調控論及牛文元的農業持續發展理論等。其中，影響較大的農業發展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主要有：
1.復合生態系統控制論。該理論認為當代若干重大社會問題，都直接或間接關系到社會體制、經濟發展狀況以及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社會、經濟和自然是三個不同性質的系統，但各自的生存和發展都受其他系統結構、功能的制約，必須當成一個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來考慮，衡量該復合系統的三個指標是：自然系統的合理性、經濟系統的利潤、社會系統的效益，且其研究是一個多目標決策過程，應在生態經濟原則的指導下擬定具體的社會目標、經濟目標和生態目標，使系統的綜合效益最高、風險最小、存活機會最大，即就是要依據生態經濟學原理找出生態問題的癥結，在外部投入有限的情況下，通過各種技術、行政和行為誘導手段去調節系統內部各種不合理的生態關系，提高系統自我調節能力，實現因地制宜的可持續發展。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普遍開展的生態農業建設，就是運用這一理論為實現可持續發展進行的一種有益嘗試。
2.要素組合理論。該理論認為農業生物在其生長過程中，總是在一定的生長環境中有順序、按比例地吸收和同化各種生活要素并最終形成一定的生物量，農業生物運動和發展的這一客觀規律就叫要素組合規律。
根據這一理論，認為農業現代化是實現農業高產高效、避免資源及人工投入要素浪費的基礎。運用要素組合理論實證分析研究中國農業發展問題，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農業發展的過程，是農作物生活要素數量不斷提高、不斷組合優化的過程。
3.農業可持續發展理論。該理論認為一個農業生物群體，在土地資源、水資源、光熱資源、礦物元素資源等的共同支撐下完成其生物學的轉換，又在人的參與下完成其經濟學的轉換，其最終所形成的生物物質體增長，既有每年擴大耕作面積所獲得的產品，又有發揮單位面積生產能力的貢獻。這里依據支持人類生存基礎的糧食產量變化趨勢與人口糧食增長趨勢的匹配程度，分析判斷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農業可持續發展能力，并將糧食產品增長作為它自身以及所在區域自然資源的生產函數。
根據推理，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人口增長規律與糧食增長規律之間有驚人的相似性，這種“狹義”的可持續發展規定了糧食增長與人口增長之間的同步性，它意味著年人均糧食數量保持常量的狀態下，糧食與人口的規模總量增長必須保持嚴格的對應可比，且服從于“不超出區域承載力閾值”，才能被認為是在“狹義”可持續發展的范圍。
依照“狹義”的農業可持續發展理論，中國人口眾多，只有基本上實現了農業可持續發展，才能具備生存與發展的前提；只有保證當人口達到零增長時的總規模約有16～17億，確保按每年人均400kg計算應達到6.4～6.8億噸的糧食基本需求，并能夠穩定地保持下去，才具備進一步實現廣義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門檻”，這也是中國農業在目前條件下必須要實現的首要目標。
雖然無論是復合生態系統控制論，還是要素組合論、農業可持續發展論，其理論方法及其實際可操作性等均有待進一步提高完善，但它們畢竟是中國人自己探索開拓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
三、幾點啟示
通過對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觀點及其理論淵源的簡單回顧，我們可以從中得到以下幾點啟示：
（一）綜合研究世紀之交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無論是農業生態學家、農業經濟學家還是農業地理學家，越來越多的學者已不再把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問題簡單地看成是糧食問題或生態問題，而是從更為宏觀綜合的角度去分析考察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問題。
為此，中國亟待形成一個全面綜合而又能夠切實解決農業發展問題的宏觀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體系或分析框架。這一理論不僅能客觀地反映農業可持續發展的現實特點和實際需求，而且還必需具有極強的可操作性和實用性，以改變目前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大多是個案性、經驗性或實證性的空泛論述，很少能夠將其研究提高上升到一定的理論高度。
（二）理論借鑒西方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難免帶有“西方中心主義”的色彩，因而運用其理論并不能“全面系統地解釋或解決”發展中國家的實際問題，尤其是西方學者很少有對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直接研究，更缺乏對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規律的認識，這就客觀決定了吸收、借鑒和運用西方農業可持續發展理論研究成果或發展經驗時，必須十分慎重，絕不能完全照搬或全盤移植。
幾十年來中國綠色革命推廣種植的幾種高產作物，雖然解決了十幾億人口的吃飯問題，但卻付出了極其高昂的代價：生態環境的破壞、生物多樣性的喪失，這應引起我們的高度警覺和重視。因此，歷史不應再繼續重演，對于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只能是在對中國國情有一個明確認識和正確判斷的基礎之上，有選擇地借鑒和運用來自外部世界的理論和方法，在理論構筑上有所創新、研究手段上有所突破，從而才有可能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
（三）新型戰略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無論是生態農業、現代化集約可持續農業戰略，還是農村“三化齊動”、生存發展戰略等，均或多或少地依舊帶有濃厚的行政干涉和政府行為色彩，這在實踐中必然會導致政府對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過度干預。因而，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選擇，只能是在正確體現“適度原則”的宏觀調控這一前提之下，制定一個能夠真正反映農業可持續發展實踐要求和客觀規律，以促進推動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實現的新型戰略。這一戰略既要著眼于未來21世紀中國農村經濟長期穩定協調發展，又能促進中國農業與世界經濟的接軌調整，更能充分體現《中國21世紀議程》所提出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的政策取向。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對于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選擇這樣一個極為復雜的重要命題，絕不可能單純從一兩個學科視角或運用某一原理及理論透視剖析便能夠解決，只有綜合考察其影響作用的各方面因素，全方位、多視角、多學科地加以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形成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新型戰略。這是時代的要求，更是未來的呼喚?！緟⒖嘉墨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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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程體系和學分制實施方面，國外設置的課程類別大致與我國相同，全部課程包括公共基礎必修課、專業必修課和選修課。國外實施學分制與我國一個明顯的不同點是，國外學生在選修上的自由度非常大。專業課數量眾多、涉及面廣，在指定選修課和必修課中也設置若干門課程讓學生自由選擇，甚至允許在校內其他系或學院選修其他領域的課程;在我國，學分制中規定的必修課學分多而選修課學分少，而且在選修課中，也只有本系開設的選修課程或一些全校性的選修課可供選擇，而這些選修課少到若漏選一門則可能學分不夠，使學生在近乎完全同一的模式中學習，這就造成了培養出的人才知識結構單一，難以應付實際工作中的各種問題。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導致國外不嚴格限制學習時間，學生只要修滿學分即可畢業，而我國依然實行四年制本科教育。
二、環境科學專業教學改革發展方向
環境科學的獨特性決定了高校環境類專業所需基礎課內容廣，專業課門類多。然而，學生在校時間有限，如何在課程設置充分體現以培養“綜合型”人才為目標，制訂出較為合理的教學計劃，至關重要。
1．拓寬基礎，文理滲透環境問題不僅僅是自然科學和技術工程范圍內的問題，而且是一個社會經濟問題。在解決具體的環境問題時，往往需要綜合考慮環境、資源、技術、經濟、市場等多方面的因素。因而，課程設置時應考慮多滲入經濟、人文及行為科學的內容，加強文理滲透，提高人文修養，尤其是必須進行經濟、管理、政策、法律等方面的教育。歐美發達國家高校環境類專業的課程設置無統一模式，但其共同的特點是具有寬厚的基礎，幾乎數理化、天文、地質、生物及社會科學等方面的內容都設有必修課或選修課?；A課主要集中在數學、化學、力學、經濟、人文及行為科學等方面。美國佛羅里達大學環境類專業其文科課程約占總學分的13%，體現了文理滲透、加強素質教育的意圖。美國杜克大學環境學院還開設職業寫作、職業技能等多門職業素質教育課程。Brown大學環境科學中心執委會成員的職責之一就是指導學生根據各自的特點和愛好制訂有效的和多樣化的專修課程計劃，使所選課程密切相關，并以一體化的論文為終點。這些做法都值得借鑒。
2．發揮特長，辦出特色我國目前辦環境類專業的院校不少。各高等院校應發揮各自特長，辦出自身特色，不應強求統一模式。要注重專業課程的補充更新，通過開新課或在原有的課程中補充若干新章節來更新充實教學內容，使之能及時敏銳地反映學科的新進展以及當前環境決策和舉措中的新觀點和新動向，盡可能使學生能跟上時代的發展。
3．多設選修課，擴大選課自由度目前，我國高校選修課程占總學時比例小，可供學生選擇的范圍非常有限。這樣的教學計劃必然導致同校同專業的學生所學課程都相似，極大地制約了學生的個性發展與能力培養。國外高校這方面做得較好，如德國Stuttgrat大學選修課約占總學時的30%。英國的一些大學為解決因師資不足造成選修課缺乏現象，甚至可跨校、跨國選修課程。這些做法值得我們參考與借鑒。此外，可讓學生自己選擇畢業論文的研究方向與內容，并讓他們在高年級階段圍繞該研究方向與內容選修相關的專業課。這樣同一學校同一專業畢業的學生，所學的專業課可能差別較大，以避免知識結構單一。
4．加強實踐性教學環節由于環境科學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培養學生從事科研和工程設計與實踐的能力顯得特別重要，因而不可忽視實踐性教學環節，包括實驗室工作、項目設計、野外實習等形式。對于實踐性強的課程，講課時間應少于實踐課時間，精講多練。通過實踐性教學環節可以讓學生了解環境科學專業的性質，加強培養學生的實際工作技能、實驗能力、科研和工程設計能力，同時掌握科技論文寫作方法，參與學術交流。讓學生在大學階段多參與一定的科研工作或參與完成實際工程，對提高就業率也是一個行之有效的途徑。
三、環境科學專業教學模式探討
1．環境科學專業課程模塊和內容體系我國環境科學專業的課程模塊大致如圖3所示。環境科學專業的知識結構和體系應體現強化專業基礎，拓寬專業方向，重視專業技能的改革的基本原則。其基本思路就是:第一，把環境科學的課程體系作為一個系統，按照課程體系的知識結構層次和認識規律的要求，確定各門課程的地位和作用，組織、選擇和合理安排課程的教學內容及相應的教學要求。第二，按知識體系的功能與作用將課程體系分為理論基礎、技術基礎、工程原理基礎和專業基礎以及專業課五個基本模塊，各模塊所設基本課程見圖4所示。這樣的課程結構能更好的反映不同層次的課程所能提供的知識內容，更能反映社會發展對人才質量的要求。在具體辦學當中，各大學依據自己的辦學特色和對學生的不同要求對于專業課程的安排各有不同。如綜合性大學的課程設置比較全面，涉及到了化學、環境管理學、環境工程學、環境倫理學、環境生態學等各個方面;工業類大學則側重工業的特點，開設了一些偏重于環境工程方面的課程，如哈爾濱工業大學將大氣污染控制工程、水污染控制工程、固體廢物處理與資源化、環境影響評價與環境規劃等作為其主干課程;地礦類大學將其專業課偏重于地質學方面的內容，如中國地質大學開設了水文地質學基礎、環境地學等地質類的課程;師范類大學側重環境管理和生態學方面的培養，主要開設了環境規劃與管理，環境生理學、植被生態學、城市生態學、污染生態學等作為其主要專業課程;林業類大學主要開設了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水土保持學、生態學等偏重于資源和水土保持方面的課程而體現出其專業特色;化工類大學主要開設了有機分析、現代生命科學導論、分子生物學、化工工藝學等偏重于生物和化學類的課程作為其基礎課程，體現出其在化學工程和生物工程方面良好的專業基礎;農業類大學則十分重視土壤、資源和生態方面的課程，主要有土壤學、植物營養學、土壤地理與調查、土壤－植物－環境分析、養分資源管理、資源環境信息技術、普通生態學，農業生態學等課程。
2．環境科學專業實踐性教學環節改革目前，環境科學專業實踐教學環節還仍然比較薄弱，還不能完全與課堂教學內容相適應，不能滿足學生動手能力和創造能力培養的需要。因此，為培養合格的環境保護人才，全面提高環境科學專業學生的科學素質，加強環境科學實踐性教學以提升教學質量和教學效果則顯得尤為必要。針對環境科學專業的性質和培養目標提出環境科學專業實踐教學環節應包括認識性環境實習、環境專業課程設計、生產實習和畢業論文等四個環節。認識性環境實習。主要包括:①一定區域內自然環境、人文環境的現狀，如森林、灌木、草原的天然分帶性，草原生態環境現狀，干旱戈壁、沙漠環境現狀，城市環境特征及現狀;②環境演化及其環境效應，如河流源區的森林涵養水源效應，沙漠綠洲的形成演化及其環境效應;③生態環境問題和環境污染問題，如干旱內陸河流域的水環境問題，戈壁、沙漠生態環境及問題，礦山環境問題，城市環境問題等;④環境保護措施和污染防治技術，如生態環境保護措施，土地荒漠化及沙漠治理技術，“三廢”污染防治技術等。(2)環境專業課程設計。環境專業所開設的專業課程都是實踐性很強學科知識，這就決定了所有專業課程的教學都應包含有實踐教學的內容。例如，《環境監測與評價》必須要有各種監測儀器使用操作的實踐教學內容，也包括對取得的數據進行環境質量評價的過程;《水污染控制原理與技術》課程應有污水凈化機理的實驗和污水處理工藝流程等實踐教學內容;《大氣污染控制原理與技術》課程應安排大氣顆粒污染物物理性能檢測、大氣污染物凈化等試驗和安排去火電廠參觀煙氣除塵裝置;《固體廢物處理處置及資源化》課程實踐教學內容主要包括固廢的收集、轉運、分類貯存，壓實、破碎、分選、固化，發酵堆肥，熱解、焚燒，填埋處置及資源化利用等技術過程。(3)生產實習的內容。環境科學專業生產實習的內容既包括專業課程設置所涵蓋的內容，也包括教科書中還沒有反映的相關內容。主要有環境現象和環境問題調查分析方法，環境質量監測技術，環境影響評價方法，污染控制原理和治理技術方法，環境地質災害預測評價，環境政策、法律和環境管理等。環境生產實習要求學生親自參與環境保護實踐工作，如參與區域生態環境現狀調查分析，對大氣、水、土壤污染狀況進行監測，參加一項建設項目的環境影響評價工作等。(4)畢業論文的內容。畢業論文實行導師制，即由一名本專業講師以上職稱的老師或校外相關技術人員擔任導師，指導3～5名學生進行畢業論文的寫作。內容可涉及環境科學相關專業所有知識點。
（一）專業口徑狹窄
傳統農學專業的學習對象主要是大田作物，如玉米、小麥、水稻，而北京郊區隨著城鎮建設的發展，三大作物的種植面積逐漸縮小，甚至生長期間需水量較大的水稻已經限制生產，小麥亦改為節水種植。有限的農用土地逐漸被籽種農業和設施農業的興起所占領，傳統農學專業人才應用的舞臺日漸縮小。
（二）專業課程老化
傳統農學專業的骨干課程主要是作物栽培學、耕作學和作物育種學。作物栽培學和耕作學課程的學習目標是提高糧食作物的產量，面對北京都市型農業中農作物種植的多元化、生產的機械化、設備的現代化和農業功能的轉化，其學習內容與北京農業的發展方向漸行漸遠。
（三）實踐教學簡化
學校正向綜合大學轉變，原本在校內的農場、實驗田逐漸被其他功能的建筑所替代，實踐教學遠離教學區，實驗課與理論課在不同場地進行，增大了實驗課的難度和成本，原來每天都要求觀察農作物生長情況的教學安排，在成本約束下，變成了一次，投入時間少，學生學農興趣很難形成。
（四）動手能力弱化
在教學改革“厚基礎”的大背景影響下，專業課時逐漸減少，相應的實踐學時也在減少, 在規定的實踐教學時間內，很難培養學生扎實的實踐技能。實驗課中以驗證性實驗居多，教師無法得到學生掌握實驗技能情況的反饋，學生也以考試能過關的低標準要求自己，導致實驗設計能力差、獨立操作能力差。
二、專業方向與課程體系的改革
針對上述問題，按照北京都市型現代農業發展特點和專業教師的業務優勢，經過多方調研和論證，提出了“適合北京需求，培養都市型農業人才”的原則，修訂人才培養方案，調整專業方向，構建課程體系，增加實踐環節，爭創特色專業。
（一）調整專業方向
農學專業的支撐學科以作物遺傳育種學科為主，作物遺傳育種學科是北京農學院重點建設學科，碩士點之一，以農作物種質創新和新品種選育為特色，先后選育出 6 個小麥品種，6 個玉米品種，4 個小豆品種，2 個大豆品種，師資力量在種子科學方面有優勢。其次，根據北京農業的發展方向，籽種農業將成為北京農業的優勢產業。因此，農學專業在 2003 年第一次改革時，將專業學習方向調整為“種子科學與工程”方向。2006 年，又針對北京觀光休閑農業的發展需要，進一步拓展專業領域，借助本院園藝學科和北京都市農業研究院（北京農學院）的師資力量和教學條件，增設了“觀光農業”的學習方向。至此，農學專業包括：“種子科學與工程”和“觀光農業”兩個學習方向，形成了培養北京都市型農業中籽種農業、觀光農業兩個核心產業所需人才的新型農學專業，每年兩個專業方向各招收一個本科生班。農學專業的兩個專業方向直接針對北京都市型農業中籽種農業和觀光休閑農業的人才培養，特色鮮明?！胺N子科學與工程”專業方向側重于培養北京籽種產業發展需要的，掌握種子科學與工程技術等方面的理論、技能；懂得國內外種子法規、經營管理等方面的知識，能在種子管理部門、種子加工與生產、種子營銷企業等領域和部門，從事新品種選育、種子繁殖生產、種子檢驗、經營與管理等工作的專業人才；“觀光農業”專業方向側重于培養掌握觀光休閑農業、設施農業等現代農業技術，在農業觀光園區、農業文化旅游產業、高科技現代農業園區等部門和領域，從事技術指導、規劃設計、項目策劃和管理等工作的復合型專業人才。
（二）構建新型專業課程體系
2005 年在北京市教委“農學專業課優化整合及骨干課程體系的研究”教改項目的支持下，根據專業學習方向和培養方案改革課程體系，并對課程內容和教學手段進行深入調整。經過反復修訂，形成了現在的專業課程體系?！胺N子科學與工程”專業方向的專業必修課包括：《植物育種學》《種子生物學》《種子生產學》《種子加工與貯藏》《種子檢驗學》《種子法規》《種子經營與管理學》等，專業選修課程包括：《種子營銷學》《作物栽培學》《耕作學》《園藝學概論》《植物種質資源學》《國際貿易學》等。專業課程體系以新品種選育、種子生產、加工、貯藏、質量檢驗、經營管理為主線，涉及種業產業化方方面面的知識；“觀光農業”專業方向的專業必修課為《農業生態學》《植物種質資源學》《觀光農業》《現代農業生產原理與技術》《都市農業發展規劃》《都市型農業評價案例分析》等，專業選修課程包括：《新農村發展規劃》《現代設施農業》《有機農業》《籽種農業》《農業項目投資與評估》《城市園林與綠化》《觀賞植物裝飾與應用》等，形成了以觀光休閑園區、現代高科技園區建設、管理為主線的課程體系。課程內容均面向北京農業生產需求，很多課程沒有現成教材，任課教師就邊學習、邊總結、邊教學。學生感到學的知識理論聯系實際，有用武之地，增強了學習興趣和主動性。通過專業方向和課程體系的設置，保證每個學生都有學習方向，每個學生都有專業特長。
（三）增加實踐教學環節
為加強實踐環節，在教育部“新世紀高等農林教育改革工程———農學專業實踐教學改革和校內外基地建設的研究與實踐”（2002- 2005）教改項目的支持下，將農業生產中常用的技能作為農學專業的一門必修課，形成實踐課程《農事學》教學體系。《農事學》在 2004 年被評為北京市精品課程，其配套教材《農事學實踐教程》為 2005 年北京市精品教材。目前，該課程改名為《植物科技技能訓練》，成為植科學院所屬農學、園藝、植保專業的基礎實踐課程，該課程從大學第一學期開課直到第四學期，每周 3 個學時。在農學專業兩個新學習方向形成后，又對專業課學習增加實踐環節。原則是專業課學時不變，調整實驗課時和增加教學實習天數，同時安排一些科研實踐、生產訓練和創新競賽等活動，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現在的專業課都增加或補充了實踐教學，例如，《植物育種學》課程包括 30 學時理論課、10 學時實驗課和 9 天教學實習；《種子加工與貯藏》課程包括 16 學時理論課、16 學時實驗課和 3 天教學實習；《種子檢驗學》課程包括 8 學時理論課、16 學時實驗課和 3 天教學實習等等。在科研實踐、生產訓練和創新競賽等活動安排上，第四學期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利用假期或周末參加不少于 12 天的“三農問題調查”和“拓展訓練”，在學習專業課之前了解農村、了解農民、了解農業生產。第六學期以畢業論文為主線，學生自由選擇畢業論文指導教師，參加導師的科研課題活動，完成畢業論文，畢業前答辯。同時組織、鼓勵學生申報市級或校級“北京市大學生科學研究與創業行動計劃”項目課題，通過參與項目研究的方式激發大學生創新與創業熱情，提高科學研究與創業能力，
（一）專業口徑狹窄
傳統農學專業的學習對象主要是大田作物，如玉米、小麥、水稻，而北京郊區隨著城鎮建設的發展，三大作物的種植面積逐漸縮小，甚至生長期間需水量較大的水稻已經限制生產，小麥亦改為節水種植。有限的農用土地逐漸被籽種農業和設施農業的興起所占領，傳統農學專業人才應用的舞臺日漸縮小。
（二）專業課程老化
傳統農學專業的骨干課程主要是作物栽培學、耕作學和作物育種學。作物栽培學和耕作學課程的學習目標是提高糧食作物的產量，面對北京都市型農業中農作物種植的多元化、生產的機械化、設備的現代化和農業功能的轉化，其學習內容與北京農業的發展方向漸行漸遠。
（三）實踐教學簡化
學校正向綜合大學轉變，原本在校內的農場、實驗田逐漸被其他功能的建筑所替代，實踐教學遠離教學區，實驗課與理論課在不同場地進行，增大了實驗課的難度和成本，原來每天都要求觀察農作物生長情況的教學安排，在成本約束下，變成了一次，投入時間少，學生學農興趣很難形成。（四）動手能力弱化在教學改革“厚基礎”的大背景影響下，專業課時逐漸減少，相應的實踐學時也在減少,在規定的實踐教學時間內，很難培養學生扎實的實踐技能。實驗課中以驗證性實驗居多，教師無法得到學生掌握實驗技能情況的反饋，學生也以考試能過關的低標準要求自己，導致實驗設計能力差、獨立操作能力差。
二、專業方向與課程體系的改革
針對上述問題，按照北京都市型現代農業發展特點和專業教師的業務優勢，經過多方調研和論證，提出了“適合北京需求，培養都市型農業人才”的原則，修訂人才培養方案，調整專業方向，構建課程體系，增加實踐環節，爭創特色專業。
（一）調整專業方向
農學專業的支撐學科以作物遺傳育種學科為主，作物遺傳育種學科是北京農學院重點建設學科，碩士點之一，以農作物種質創新和新品種選育為特色，先后選育出6個小麥品種，6個玉米品種，4個小豆品種，2個大豆品種，師資力量在種子科學方面有優勢。其次，根據北京農業的發展方向，籽種農業將成為北京農業的優勢產業。因此，農學專業在2003年第一次改革時，將專業學習方向調整為“種子科學與工程”方向。2006年，又針對北京觀光休閑農業的發展需要，進一步拓展專業領域，借助本院園藝學科和北京都市農業研究院（北京農學院）的師資力量和教學條件，增設了“觀光農業”的學習方向。至此，農學專業包括：“種子科學與工程”和“觀光農業”兩個學習方向，形成了培養北京都市型農業中籽種農業、觀光農業兩個核心產業所需人才的新型農學專業，每年兩個專業方向各招收一個本科生班。農學專業的兩個專業方向直接針對北京都市型農業中籽種農業和觀光休閑農業的人才培養，特色鮮明?！胺N子科學與工程”專業方向側重于培養北京籽種產業發展需要的，掌握種子科學與工程技術等方面的理論、技能；懂得國內外種子法規、經營管理等方面的知識，能在種子管理部門、種子加工與生產、種子營銷企業等領域和部門，從事新品種選育、種子繁殖生產、種子檢驗、經營與管理等工作的專業人才；“觀光農業”專業方向側重于培養掌握觀光休閑農業、設施農業等現代農業技術，在農業觀光園區、農業文化旅游產業、高科技現代農業園區等部門和領域，從事技術指導、規劃設計、項目策劃和管理等工作的復合型專業人才。
（二）構建新型專業課程體系
2005年在北京市教委“農學專業課優化整合及骨干課程體系的研究”教改項目的支持下，根據專業學習方向和培養方案改革課程體系，并對課程內容和教學手段進行深入調整。經過反復修訂，形成了現在的專業課程體系?！胺N子科學與工程”專業方向的專業必修課包括：《植物育種學》《種子生物學》《種子生產學》《種子加工與貯藏》《種子檢驗學》《種子法規》《種子經營與管理學》等，專業選修課程包括：《種子營銷學》《作物栽培學》《耕作學》《園藝學概論》《植物種質資源學》《國際貿易學》等。專業課程體系以新品種選育、種子生產、加工、貯藏、質量檢驗、經營管理為主線，涉及種業產業化方方面面的知識；“觀光農業”專業方向的專業必修課為《農業生態學》《植物種質資源學》《觀光農業》《現代農業生產原理與技術》《都市農業發展規劃》《都市型農業評價案例分析》等，專業選修課程包括：《新農村發展規劃》《現代設施農業》《有機農業》《籽種農業》《農業項目投資與評估》《城市園林與綠化》《觀賞植物裝飾與應用》等，形成了以觀光休閑園區、現代高科技園區建設、管理為主線的課程體系。課程內容均面向北京農業生產需求，很多課程沒有現成教材，任課教師就邊學習、邊總結、邊教學。學生感到學的知識理論聯系實際，有用武之地，增強了學習興趣和主動性。通過專業方向和課程體系的設置，保證每個學生都有學習方向，每個學生都有專業特長。
（三）增加實踐教學環節
地方高校是國家高等教育體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與國家重點高等院校一樣，承擔著培養高素質人才、產出高水平科研成果和為地方經濟服務這三大任務。學科是高等院校進行教學、科研和人才培養的基礎，亦是衡量高?？傮w水平的一個重要標志。作為國家科教隊伍的一員，地方高校更側重于地方特色?？茖W研究是學科建設的重要內容，它帶有明確的目標和特色。進行科學研究，可以充分利用高等院校的科技資源，產出優秀的科研成果，推動著理論和技術創新，推動高等院校特色學科的建設和發展，為完成國家賦予高等院校的三大任務創造更好的條件。因此，正確認識科研對學科建設的關系和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1 科學研究在地方高校特色學科建設中的重要性
學科建設是根據科學的發展和社會的需要，依據學科自身的發展規律，有意識地對學科發展進行規范。學科是高等院校進行高級人才培養和發展科學技術文化的重要基礎，是高等院校的基本元素。一所大學如果擁有自己獨具特色的學科，就會在國內乃至國際上產生影響，就會在社會上立足。加強學科建設就要在符合高校三大任務的前提下突出重點，突出特色。鑒于歷史、區位、人才、經費等多方面的原因，地方高等院校有著自身一定的特色和不足。因此，她在學科建設上更應注意將自己的特點與社會發展的需求相結合，突出自身的特點和優勢，揚長避短，來加強自己獨具特色的學科建設，并以此帶動整個學校的學科建設，提高學校的辦學水平。
長江大學在學科建設上本著“支持重點、發揮優勢、辦出特色、提高水平”的原則，確立了以“石油科技”、“江漢平原澇漬地開發”、“楚文化”研究為三大特色學科。也正是有了這三大學科的建設，不僅使學校在“油藏描述”、江漢平原澇漬地綜合開發上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在荊州古城墻野生植物保護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貢獻；還帶動了學校其他學科的建設和發展，取得了顯著成績。僅在2004年里，長江大學就獲得湖北省科技進步一等獎2項，湖北省自然科學二等獎和科技進步二等獎6項，三等獎5項，居湖北省屬高校獲獎成果數之前列。
2 科學研究在特色學科建設中的作用
2.1 為傳統學科的改造增添新的動力
傳統學科是原有學科經過長期建設，多年發展的產物。它有著自己獨特的優點，也有著一定的局限性，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傳統學科的局限性日漸突出，各種各樣的矛盾會日漸尖銳。要扭轉這一現象，必須加強科學研究，充實新的內容，不斷發展，才能適應日益加快的社會發展和科技進步的形勢?！稗r業水利土資源利用”是設在長江大學農學院的一個省級重點學科，也是一個傳統學科。在學科建設中，該學科人員緊緊抓住“江漢平原四湖澇漬地改造與綜合開發”的科研課題，對以四湖澇漬地進行了深入研究，探索出了以四湖澇漬地特征為代表的南方易澇易漬的中低產田治理與開發利用的理論與技術體系，研究出“對同類型的區域農業可持續開發具有重要價值”的成果。在該項科研活動的過程中，項目承擔者既充分地應用了“農業水土資源利用”學科的理論及相關知識，又通過研究、探索出了一些新的理論和技術，使400多萬hm2次的易澇易漬的中低產田受益，產生了6億多元的經濟效益，也充實了該學科的內涵，為其他學科建設提供了良好的范例。轉貼于
2.2 促進相關學科共同發展
科學研究是學科重要的生存空間。特色學科建設需要相關學科及科學研究的參與、滲透和支持，其間的關系密不可分。高水平的科學研究和眾多相關學科的參與能起不同層次、不同學科的知識碰撞，產生新的知識火花，產出新的科技生長點，獲得新的生長空間，從而更好地促進其學科建設。在“農業水土資源利用”的學科建設過程中，學科的建設者積極爭取并參與各種相關的科學研究工作，獲得了一些建設條件。該學科共主持承擔國際合作項目1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科技部等資助項目及湖北省自然科學基金、湖北省重大科研項目、湖北省重點攻關項目10個，湖北省教育廳資助項目12個，研究經費達到350萬元，加上日方的總援助金額6.5億日元，該學科5年間擁有的科研經費總額達到788萬元。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將作物栽培學與耕作學、作物遺傳育種學、農業生態學等學科的知識溶入，相關學科也有人員參與，均有了較好的收獲：取得一批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研究成果，先后獲得湖北省科技進步獎一等獎1項，湖北省科技進步獎二、三等獎多項；在國內外發表研究論文100多篇，出版著作2部、教材4部。作物栽培學與耕作學、作物遺傳育種學、農業生態學等學科也在這一系列的研究中獲取了大量資料，產生了澇漬特定背景條件下的新理論及新技術。這樣既支持了“農業水土資源利用”學科，也豐富了自己。這樣的合作不僅促進了“農業水土資源利用”的學科建設，也促進了相關學科建設與發展。通過科學研究的磨練和相關學科力量的參與，使該學科及相關學科組成的學科群的建設都有了長足的發展，并為我校走向全國、占領全國濕地農業資源環境保護與利用的制高點打下了較堅實的基礎。
2.3 科學研究促進特色學科發展，更好服務于地方經濟
知識經濟和科教興國使高等教育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和機遇，地方院校也在其列。地方院校通過加強科學研究，促進特色學科建設，產生更多的科研成果，將學科的研究成果轉化為生產力，可以更好地為地方經濟建設服務，學科建設也才能找到自己的立足點，獲得廣闊的發展前景。在長江大學的學科建設過程中，這種事例不時可見。如農學院的作物遺傳育種學科在建設過程中，始終注重科研與生產相結合，在生產實踐中尋找課題，進行科研，又將研究成果迅速推廣到農業生產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該學科培育的大麥品種“鄂啤2號”分別于1989年和1992年通過湖北省和四川省品種鑒定；啤飼兼用大麥“鄂啤5號”也于1993年通過湖北省品種鑒定；我國第一個利用輻射育種成為種植面積上百萬畝的高產、優質、多抗棉花品種“鄂棉15”于1990年通過省作物品種審定委員會審定命名；育出了棉花高產、抗病、抗蟲新組合“HZ101”和“HZ401”；在水稻方面，選出了早熟、高產、抗病三系雜交稻“汕優8號”，早熟、優質秈稻品種“青草早”，野敗型雄性不育系“溫線早A”和秈型光敏感核不育系“湖農5s”；同時還先后選育出油菜“鄂油長莢”、“鄂農82矮蠶豆”、大豆“鄂豆6號”以及紅麻、苧麻新品系和雜交水稻新品系1-94、1-161等共計18個品種（系），累計推廣面積200多萬hm2，增加經濟效益15億元。
3 加強科學研究需要注意的幾個問題
3.1 目標定位
科學研究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目標越大、投入越多。限于地方高等院校的現狀，在運用科學研究策略促進特色學科建設的策略中也有一個目標定位問題。大目標雖然有可能產出大的成果，但若目標定得太高，難以達到，則反而會產生一些負效應，從而影響這一策略的繼續實施。從現實與超前兩方面綜合考慮，應考慮所有現實條件（含現實可利用的條件）為上限，這樣較為穩妥。
3.2 科研環境
科研環境包括進行科學研究所需的硬環境和軟環境。前者包括進行科研所需的設備，資金、物質的集合，后者包括保障科研工作順利進行所需要的規章制度及相應待遇等。要實施科研強學科、強專業、強學校的戰略，必須要從大局著眼，從戰略的高度來組織、實施這一個系統工程。實施單位亦要在上級領導的支持下，充分考慮科研硬環境和軟環境的建設，在硬環境方面，可以在研究的主要方向上進行設備的整合，或集中財力解決一定關鍵設備，亦可以“借般出海”，借用、租用有關單位的設備，在軟環境方面，要制定相應鼓勵政策，使具有科研能力的人員人人思科研、人人愿科研、人人能科研。
3.3 團隊精神
團隊精神是組織眾多科研人員進行攻關的一個重要條件。團隊精神強，眾多科研人員能夠集合在某一個旗幟下各自找到自己的位置，群策群力地向著同一個方向努力，成攻的把握就大，出成果、出大成果的希望亦較大，反之則不然，要從各個方面努力，使集合的科研人員都能有事干，能干事。不然，只靠單干戶、“夫妻店”是很難再成氣候的。與國家重點院校相比較，地方高等院校的人力、物力等條件本身就存在“先天不足”，團隊精神則有更加重要。
參考文獻
我國的環境科學本科高等教育起步于20世紀70年代后期，80年代得到穩步發展。在專業設置方面，也經歷了與國外早期環境科學專業多以原有學科為基礎相似的階段。環境科學專業多脫胎于傳統專業，如給排水工程、化學工程、工業分析、水文地質、植物保護、土壤農化，等等。在辦學中受母專業及師資的影響，課程結構、教學內容甚至培養規格和教學基本要求，在校際之間都有不少差別。尤其是新設點的環境科學專業大多辦學條件較差，實驗教學環節薄弱，造成培養的人才質量不高、專業方向狹隘、就業渠道不暢等問題。因此，在我國目前的新形勢要求下，大學教育模式改革要向辦學形式多樣化和專業設置多樣化方向發展，對于環境科學本科專業的教育而言，如何使其對人才的培養由精英型走向大眾型，這是一個迫在眉睫急需解決的問題。
一、環境科學專業特點及現狀
1.環境科學專業特點
環境科學通過學科間的交叉滲透和幾十年在實踐中的發展，已從各相關傳統學科中獨立出來，形成了新的學科體系，其特點主要表現在：
（1）綜合性強。對環境問題的系統研究，要運用地學、生物學、化學、物理學、醫學、工程學、數學以及社會學、經濟學、法學等多種科學知識，因此，環境科學是一門綜合性極強的學科。
（2）研究領域廣。環境科學研究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引起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以及環境系統在人類活動影響下的變化規律。內容涵蓋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及技術科學諸多方面；研究的空間尺度從宏觀的宇宙環境到微觀粒子，時間跨度從萬年到皮秒計。
（3）分支學科多。在現階段，環境科學主要是運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有關學科的理論、技術和方法來研究環境問題，形成自身的理論和方法體系，建立與有關學科相互滲透、交叉的許多分支學科。屬于自然科學方面的有環境地學、環境生物學、環境化學、環境物理、環境醫學、環境工程學等；屬于社會科學方面的有環境管理學、環境經濟學、環境法學等。
（4）研究的科學整體化。環境中的各種變化是多種因素的綜合，研究和解決環境問題時，必須在科學整體化過程中，全面考慮，實行跨部門、跨學科的合作，充分運用各種學科知識，對人類活動引起的環境變化、對人類的影響，及其控制途徑進行系統的綜合研究。
2.環境科學專業現狀
針對日益嚴重的環境污染和資源短缺問題，導致了對環境科學人才的很大需求，這種需求直接表現在對該專業人才的需求市場上，產生了比較廣闊的就業前景，并影響高等環境教育的培養規模和范圍。盡管我國各地區由于經濟、文化的差異，導致環境科學專業在各地區的布點數量不同，但環境科學專業幾乎覆蓋了全國（圖1）。從環境科學專業在各類型大學的布點數來看（圖2），綜合性大學最高，為54；次之是師范類大學，為30。
二、國內外環境科學專業教學體系對比
從專業結構看，國外發達國家大多專業方向豐富，專業設置呈現多元化發展的趨勢；在我國，過去環境科學專業受母學科制約，專業方向劃分過細。目前我國的環境專業本科生教育正在向寬口徑、適應面廣等方向發展，以改變過去那種在本科就開始培養“專業人才”，以至分配面窄，很難適應實際工作的狀況。
從辦學要求看，無論在國內和國外，其辦學導向都是與社會需求盡量取得一致。在培養目標上，各國普遍強調要對學生能夠進行全面的文化素質培養，在“知識”“能力”和“做人”三方面做到有機統一和結合；在國外，比較重視“知識”和“能力”的培養；我國對本科生的培養目標多年以來強調培養“專家”和“專門人才”，著眼于畢業后的職業，要求畢業后能“專業對口”。因此，培養學生只重深度，不重廣度，近年來雖已逐步擴大培養口徑，但還不夠。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中，這種缺陷已經暴露出來，表現最突出的是畢業生工作適應面窄，適應能力差。致使畢業生就業困難。
在課程體系和學分制實施方面，國外設置的課程類別大致與我國相同，全部課程包括公共基礎必修課、專業必修課和選修課。國外實施學分制與我國一個明顯的不同點是，國外學生在選修上的自由度非常大。專業課數量眾多、涉及面廣，在指定選修課和必修課中也設置若干門課程讓學生自由選擇，甚至允許在校內其他系或學院選修其他領域的課程；在我國，學分制中規定的必修課學分多而選修課學分少，而且在選修課中，也只有本系開設的選修課程或一些全校性的選修課可供選擇，而這些選修課少到若漏選一門則可能學分不夠，使學生在近乎完全同一的模式中學習，這就造成了培養出的人才知識結構單一，難以應付實際工作中的各種問題。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導致國外不嚴格限制學習時間，學生只要修滿學分即可畢業，而我國依然實行四年制本科教育。
三、環境科學專業教學改革發展方向
環境科學的獨特性決定了高校環境類專業所需基礎課內容廣，專業課門類多。然而，學生在校時間有限，如何在課程設置充分體現以培養“綜合型”人才為目標，制訂出較為合理的教學計劃，至關重要。
1.拓寬基礎，文理滲透
環境問題不僅僅是自然科學和技術工程范圍內的問題，而且是一個社會經濟問題。在解決具體的環境問題時，往往需要綜合考慮環境、資源、技術、經濟、市場等多方面的因素。因而，課程設置時應考慮多滲入經濟、人文及行為科學的內容，加強文理滲透，提高人文修養，尤其是必須進行經濟、管理、政策、法律等方面的教育。歐美發達國家高校環境類專業的課程設置無統一模式，但其共同的特點是具有寬厚的基礎，幾乎數理化、天文、地質、生物及社會科學等方面的內容都設有必修課或選修課。基礎課主要集中在數學、化學、力學、經濟、人文及行為科學等方面。美國佛羅里達大學環境類專業其文科課程約占總學分的13%，體現了文理滲透、加強素質教育的意圖。美國杜克大學環境學院還開設職業寫作、職業技能等多門職業素質教育課程。Brown大學環境科學中心執委會成員的職責之一就是指導學生根據各自的特點和愛好制訂有效的和多樣化的專修課程計劃，使所選課程密切相關，并以一體化的論文為終點。這些做法都值得借鑒。
2.發揮特長，辦出特色
我國目前辦環境類專業的院校不少。各高等院校應發揮各自特長，辦出自身特色，不應強求統一模式。要注重專業課程的補充更新，通過開新課或在原有的課程中補充若干新章節來更新充實教學內容，使之能及時敏銳地反映學科的新進展以及當前環境決策和舉措中的新觀點和新動向，盡可能使學生能跟上時代的發展。
3.多設選修課，擴大選課自由度
目前，我國高校選修課程占總學時比例小，可供學生選擇的范圍非常有限。這樣的教學計劃必然導致同校同專業的學生所學課程都相似，極大地制約了學生的個性發展與能力培養。國外高校這方面做得較好，如德國Stuttgrat大學選修課約占總學時的30%。英國的一些大學為解決因師資不足造成選修課缺乏現象，甚至可跨校、跨國選修課程。這些做法值得我們參考與借鑒。此外，可讓學生自己選擇畢業論文的研究方向與內容，并讓他們在高年級階段圍繞該研究方向與內容選修相關的專業課。這樣同一學校同一專業畢業的學生，所學的專業課可能差別較大，以避免知識結構單一。
4.加強實踐性教學環節
由于環境科學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培養學生從事科研和工程設計與實踐的能力顯得特別重要，因而不可忽視實踐性教學環節，包括實驗室工作、項目設計、野外實習等形式。對于實踐性強的課程，講課時間應少于實踐課時間，精講多練。通過實踐性教學環節可以讓學生了解環境科學專業的性質，加強培養學生的實際工作技能、實驗能力、科研和工程設計能力，同時掌握科技論文寫作方法，參與學術交流。讓學生在大學階段多參與一定的科研工作或參與完成實際工程，對提高就業率也是一個行之有效的途徑。
四、環境科學專業教學模式探討
1.環境科學專業課程模塊和內容體系
我國環境科學專業的課程模塊大致如圖3所示。
環境科學專業的知識結構和體系應體現強化專業基礎，拓寬專業方向，重視專業技能的改革的基本原則。其基本思路就是：
第一，把環境科學的課程體系作為一個系統，按照課程體系的知識結構層次和認識規律的要求，確定各門課程的地位和作用，組織、選擇和合理安排課程的教學內容 及相應的教學要求。
第二，按知識體系的功能與作用將課程體系分為理論基礎、技術基礎、工程原理基礎和專業基礎以及專業課五個基本模塊，各模塊所設基本課程見圖4所示。這樣的課程結構能更好的反映不同層次的課程所能提供的知識內容，更能反映社會發展對人才質量的要求。
在具體辦學當中，各大學依據自己的辦學特色和對學生的不同要求對于專業課程的安排各有不同。如綜合性大學的課程設置比較全面，涉及到了化學、環境管理學、環境工程學、環境倫理學、環境生態學等各個方面；工業類大學則側重工業的特點，開設了一些偏重于環境工程方面的課程，如哈爾濱工業大學將大氣污染控制工程、水污染控制工程、固體廢物處理與資源化、環境影響評價與環境規劃等作為其主干課程；地礦類大學將其專業課偏重于地質學方面的內容，如中國地質大學開設了水文地質學基礎、環境地學等地質類的課程；師范類大學側重環境管理和生態學方面的培養，主要開設了環境規劃與管理，環境生理學、植被生態學、城市生態學、污染生態學等作為其主要專業課程；林業類大學主要開設了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水土保持學、生態學等偏重于資源和水土保持方面的課程而體現出其專業特色；化工類大學主要開設了有機分析、現代生命科學導論、分子生物學、化工工藝學等偏重于生物和化學類的課程作為其基礎課程，體現出其在化學工程和生物工程方面良好的專業基礎；農業類大學則十分重視土壤、資源和生態方面的課程，主要有土壤學、植物營養學、土壤地理與調查、土壤-植物-環境分析、養分資源管理、資源環境信息技術、普通生態學，農業生態學等課程。
2.環境科學專業實踐性教學環節改革
目前，環境科學專業實踐教學環節還仍然比較薄弱，還不能完全與課堂教學內容相適應，不能滿足學生動手能力和創造能力培養的需要。因此，為培養合格的環境保護人才，全面提高環境科學專業學生的科學素質，加強環境科學實踐性教學以提升教學質量和教學效果則顯得尤為必要。
針對環境科學專業的性質和培養目標提出環境科學專業實踐教學環節應包括認識性環境實習、環境專業課程設計、生產實習和畢業論文等四個環節。
（1）認識性環境實習。主要包括：①一定區域內自然環境、人文環境的現狀，如森林、灌木、草原的天然分帶性，草原生態環境現狀，干旱戈壁、沙漠環境現狀，城市環境特征及現狀；②環境演化及其環境效應，如河流源區的森林涵養水源效應，沙漠綠洲的形成演化及其環境效應；③生態環境問題和環境污染問題，如干旱內陸河流域的水環境問題，戈壁、沙漠生態環境及問題，礦山環境問題，城市環境問題等；④環境保護措施和污染防治技術，如生態環境保護措施，土地荒漠化及沙漠治理技術，“三廢”污染防治技術等。
（2）環境專業課程設計。環境專業所開設的專業課程都是實踐性很強學科知識，這就決定了所有專業課程的教學都應包含有實踐教學的內容。例如，《環境監測與評價》必須要有各種監測儀器使用操作的實踐教學內容，也包括對取得的數據進行環境質量評價的過程；《水污染控制原理與技術》課程應有污水凈化機理的實驗和污水處理工藝流程等實踐教學內容；《大氣污染控制原理與技術》課程應安排大氣顆粒污染物物理性能檢測、大氣污染物凈化等試驗和安排去火電廠參觀煙氣除塵裝置；《固體廢物處理處置及資源化》課程實踐教學內容主要包括固廢的收集、轉運、分類貯存，壓實、破碎、分選、固化，發酵堆肥，熱解、焚燒，填埋處置及資源化利用等技術過程。
（3）生產實習的內容。環境科學專業生產實習的內容既包括專業課程設置所涵蓋的內容，也包括教科書中還沒有反映的相關內容。主要有環境現象和環境問題調查分析方法，環境質量監測技術，環境影響評價方法，污染控制原理和治理技術方法，環境地質災害預測評價，環境政策、法律和環境管理等。環境生產實習要求學生親自參與環境保護實踐工作，如參與區域生態環境現狀調查分析，對大氣、水、土壤污染狀況進行監測，參加一項建設項目的環境影響評價工作等。
（4）畢業論文的內容。畢業論文實行導師制，即由一名本專業講師以上職稱的老師或校外相關技術人員擔任導師，指導3～5名學生進行畢業論文的寫作。內容可涉及環境科學相關專業所有知識點。
五、結語
我國各類院校在辦環境科學專業時，應發揮自己的特長，辦出自身特色。環境科學本科專業應在堅持“統一性”的基礎上，注意發展“特殊性”，突出“個性”。統一性，就是要在培養規格和基本要求上做到一致，特殊性就是要根據本學校相關學科優勢和自身條件以及畢業生服務行業、部門和區域的要求，使培養的人才在某一領域或某些方面具有特色或優勢。也就是要注重培養方向的目的性、專業課程模塊設置的合理性及其與實踐教學環節的協調性。另外，要根據社會經濟發展及行業變化的需求，適當補充或更新專業課，通過開新課或在原有的課程中補充若干新章節來更新充實教學內容，使之能及時敏銳地反映學科的新進展以及當前環境決策和舉措中的新觀點和新動向，盡可能使學生能跟上時代的發展，滿足就業的需求。只有這樣，環境科學專業才有活力，才能真正為社會所認可。
參考文獻：
[1]李順興，鄧南圣.環境科學本科專業人才培養模式探討[J].漳州師范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02，15（4）：92-96.
最近一個時期以來，中國生態史（或稱環境史）[1]研究如新筍破土、蓬勃向上，呈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中國史學的一個嶄新分支——生態史學正在逐步建立之中。然而，應當如何建立和建立怎樣的中國生態史學？生態史學應當具有什么樣的思想框架？如何在史學體系中給予它以合理的學科定位？它與中國史學的其它分支、特別是目前居于顯學地位的社會史研究是什么關系？對于這些問題，學者時或言之，專門系統的論述則未嘗見，故筆者草成本文，陳述幾點初步想法，期以拋磚引玉。
一、中國生態史學的本土淵源
從世界范圍來說，生態環境史研究大約興起于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國學者開始進行這方面的專門研究稍晚一些，80年代初開始出現在題目上標注“生態環境”一詞的史學論文，90年代中期以后、特別是最近幾年來逐漸成為熱門課題，一些學者相繼呼吁建立中國環境史學，筆者甚為贊同，但更愿意稱之為“中國生態史學”。
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的興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國外環境史學的影響，這一點毋須諱言。近三十余年來，歐美國家的環境史研究不斷發展，新論迭出，漸成熱門之學，并且有的外國學者還致力于研究中國歷史上的環境問題[2]，令國內學者聞風聳動。不過，根據筆者的觀察，直至今日，除臺灣學者之外，國內對西方環境史學的了解仍然很少，有關方面的理論方法尚處于初步引進的階段[3]。也就是說，迄今為止，國內的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在思想理論和技術方法上并未受到歐美環境史學的顯著影響，而主要是依憑本國的學術基礎。換言之，由于“歐風美雨”的刺激，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在較短時間里快速興起，以致最近若干年來標榜“環境史”或“生態史”的研究課題日益增多，但無論就問題意識還是就理論方法來說，它都具有不可否認的“本土性”[4]，可從上個世紀中國史學自身發展的脈絡中找出它的學術淵源和軌跡。只不過早先的相關研究是在不同學科中分頭進行的，顯得非常零散，也沒有明確打出“生態史”或者“環境史”的旗號。筆者以為：構建中國生態史學，固須積極引進和學習國外相關理論和方法，對國內學者所作的前期努力及其所取得的成績進行一番認真清理亦是十分必要的。唯有如此，中國生態史學方能建立在更加堅實的學術基礎之上，更好地結合本國實際開展研究工作，并免受“邯鄲學步”之譏。為此，筆者先對大陸學者以往的相關研究作一個簡要的評述。
1.考古學和古生物學者的相關研究
在中國學術界，最早關注歷史生態環境的是考古學和古生物學家?？脊艑W向以歷史早期的物質文化遺存為主要研究對象，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出土文化遺存時，除了關心人體骨骸、人造事物（如器具、建筑、墓葬、手工業場所等）之外，也注意動物骨骸、植物籽粒或核殼等。出土動物骨骸、植物籽粒和核殼，指示著遠古時代各地動植物種類的構成乃至整個生態系統的構造。上個世紀前期，當考古學家在殷墟遺址中清理出大象的遺骨和古文字學家從甲骨文中發現“獲象”、“來象”之類的記載時，學者逐漸認識到這種動物曾在華北地區棲息，也很自然地想象當地古今生態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隨著其它多種喜溫動植物遺存（如犀牛和竹鼠的遺骸、水蕨孢子等）亦在華北各地不斷出土，學者做出了遠古中國氣候和動植物構成與現代迥然不同的判斷[5]。
上世紀末期以來，日益嚴重的生態環境危機受到社會的普遍關切，考古學者也深受震撼，在國外考古學的影響下，大陸和臺灣都有一批學者積極著手建立中國的環境（生態）考古學，試圖對遠古人類聚落的生態環境進行某種程度的重建，并考察特定區域的生態環境因素對遠古社會組織、經濟生產和生活方式的影響。與此同時，古生物學家也不再孤立地認識某些野生動植物，而是逐漸采用生態變遷的大視野，根據動物和植物考古資料，考察某個區域動植物區系和物種構成和特定動植物種類分布區域的歷史變化及其原因。應該說，考古學和古生物學家所開展的工作是非常有意義的，至少為我們長時段地考察中國生態環境變遷提供了豐富的和古今對比強烈的歷史信息。
2.歷史地理學和氣候史學者的相關研究
歷史地理學以自然和社會現象的歷史空間分布為主要研究內容，致力于探討人地關系演變的過程和規律，與生態環境史研究有著天然的密切聯系。由于特殊的專業優勢，歷史地理學者具有令人贊嘆的廣闊思維空間，他們不僅注意到了歷史上的森林破壞、河湖變遷、沙漠擴張和一些珍稀野生動植物分布區域的歷史變化，也注意到了歷史上聚落、城市及經濟產業的分布與生態環境的關系。雖然他們的思想框架和研究方法是歷史地理學的，但前輩學者如史念海、譚其驤、侯仁之、文煥然、何業恒等人的不少論著實堪稱生態史研究的經典。
氣候史方面，早在民國時期，竺可楨就已注意到中國歷史上氣候的冷暖變遷問題。1972年，他在早年研究的基礎上，發表了題為《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4]的著名論文，對中國東部氣候的周期性寒暖波動進行了系統論述，成為學者引用頻率最高的史學論文。繼他之后，有一批學者先后在這方面開展了系統的研究，出版了數量可觀的論著[5]。
從最近10多年的成果來看，歷史地理學者顯然不再滿足于考察和描繪某些自然和社會文化現象的歷史空間分布，而是日益關注自然現象與社會文化現象之間的彼此聯系，在人口與環境、經濟生產和生活方式與環境、社會變動與氣候變遷、疾疫和災害與環境、民俗與環境等諸多方面，都進行了卓有成績的探討；一些研究其實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歷史地理學課題了[6]。假如它們仍然必須被稱為歷史地理學的話，那么只能說生態史學和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本來即有很大的重疊，兩者間的界線事實上非常模糊，幾乎無法斷然劃清。直到目前，我們所進行的許多生態史課題，往往是由歷史地理學者提出并率先開展研究的。如果說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主要是從歷史地理學中生長出來的，也不算言過其實。我們要想特別標立一種與歷史地理學相區別的生態史學，必須從學理上進行認真辨別，對兩者的理論方法和學術指向做出必要的判分[7]。
3.農牧林業史學者的研究
農業、牧業和林業的本質，是充分利用各種自然條件如水、土、光、熱和物種資源，干預動植物的生命過程，促進那些經濟動物和經濟植物的再生產，獲得以衣食原料為主的各種產品。任何一個類型的農牧林業生產都不可能離開特定的生態環境，它們的歷史發展，與生態環境變遷有著不可分割的密切聯系，因此農牧林業史家比較早地關注到歷史生態環境問題，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我國農牧林業史家關注生態環境，大約是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開始的[8]。在此之前，個別學者已發表過若干相關論文，如雷海宗先生在1950年代曾發表《古今華北的氣候與農事》[9]，根據古書記載概述華北氣候的變遷及其對農業生產的影響。但并未形成一種群體性的學術傾向。20世紀80年代前后，東西方農業科學界都在反思“石油農業”和過量使用化肥、農藥對農業生態系統的危害，提倡所謂“有機農業”（后來又提出“生態農業”，再往后則是“可持續農業”；日本則有人基于道家思想提倡所謂“自然農法”），不少中外農學家稱贊中國傳統農業技術方法的合理性和優越性，使中國農史學家受到了鼓舞，于是有人開始論說傳統農作方式對維持生態平衡的積極作用，比如重視水土保持和積肥施肥、實行作物輪作間作套種、種植與飼養相結合、采用生物防治等等，對促進有機物質循環和保持農業生態平衡的作用和意義，試圖闡發傳統農學的現代價值，其中江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塘”、“蔗基魚塘”生態農業模式被賦予了典范意義。農田水利作為農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向來受到重視，有大量的論著發表，學者很早就關注農田水利建設對水資源調配的重要作用，及其對農業生態環境正反兩方面的影響。與考古學家和歷史地理學家相比，農牧林業史家對歷史生態問題的論說顯得更加專業，這一方面由于他們具備良好的自然科學特別是生物學基礎，另一方面則由于他們一開始就注重對生態學（特別是農業生態學）理論方法的運用。
90年代以后，農牧林業史家的研究思路漸趨開闊，對于中國歷史上農牧林業與生態環境的關系，漸漸不再只是強調好的一面，而是開始反思傳統的農業資源開發利用方式的弊病及其所造成的生態惡果，例如關于黃土高原過度開墾所造成的嚴重后果、宋代以后長江中下游的圍湖造田和明清以來山區墾殖對生態環境的破壞等問題，均取得了不少有深度的研究成果；一批學者從農業史和經濟史入手探討中國歷史上的“天人關系”，也取得了相當可喜的成績[10]。盡管農林牧業史學者的研究范圍大抵局限于對產業內部歷史問題的探討，但由于中國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大國，直到上個世紀才開始走上工業化道路，此前人類活動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其實也主要表現在農牧林業生產方面，離開了這些方面的基礎研究，想要真正認清中國生態環境變遷的歷史，殆無可能。事實上，自譚其驤、史念海以來，歷史地理學家探討中國古代生態環境問題，亦主要從農、林、牧業入手。
由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在中國，與生態環境史有關的學術研究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前期，并且已經取得了不少成績，為進一步考察中國生態環境變遷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也為我們著手建立中國生態史學積累了較為豐富的學術資源。
然而，已有的研究尚不足以構成中國生態史學。首先，以往相關探討大抵只是考古學、古生物學、歷史地理學和農牧林業史等學科研究的外向拓展和延伸，而非以系統繪制中國歷史生態環境圖像為學術指歸。研究者對生態歷史問題的考察仍是立足于各自不同的專業，并沒有凸現出全面認識中國歷史生態環境、最終對之進行某種程度的系統重建的意向，更沒有從開始生態環境出發對社會歷史運動進行系統解釋的努力，這就造成相關研究與主流史學之間存在相當大的隔膜，其成果也未能很好地被一般史學著述所吸收；其次，盡管以往已經探討了許多重要論題，在研究思路和技術方法上也作了諸多有益的探索，為中國生態史學的建立準備了一些重要的構件。但是，這些論題、思路和技術方法顯得相當零碎和分散，彼此之間互不關聯，尚不足以構成學術界域分明、結構層次清晰并具有內在整體性和統一性的生態史學框架；其三，由于“自然”與“社會”二元分立的思想觀念根深蒂固，以往對生態環境史研究的理解和定位存在著不容回避的嚴重偏差：人們普遍將它視為社會歷史之外的另一學術領域。傳統史學一向重人事、輕自然，對自然的歷史用力甚少，對許多問題的認識幾乎是一片空白，生態環境史研究者立志加以填補，這是可以理解的。但矯枉未免過正，早先的生態環境史研究明顯偏重對自然層面的考察，社會層面的問題則被嚴重忽視了，從而造成了新的偏頗，以致許多人以為生態環境史的研究目標只是考察古今自然環境之變；其四、與以上幾個方面相聯系，盡管越來越多的學者逐漸認識到了開展環境史研究的必要性，實際介入這一領域者亦已不可謂少，但極少有人對這一新研究進行學理上的論說。迄今為止，國內的生態環境史研究仍局限于具體問題的探研，附屬在不同的相關學科之下，如果上升到“專門之學”這個層次加以考量，則仍存在著嚴重的學科理論缺失。正因為如此，在一些人的眼里，生態環境史研究只不過是探討一些邊邊角角的歷史問題，算不上什么專門的學問，至多只能充當歷史著述的“緣飾”和“花邊”，難登史學的大雅之堂。這種狀況必須改變。
[1] “生態史”又稱“環境史”，中外學者都往往混用，但“環境史”的叫法更加流行。個人認為：這一研究的基本理論框架應是生態學，因此更愿采用“生態史”一詞。另外，“環境史”仍有將社會文化與生態環境人為分割的嫌疑，而在我所主張的生態史學中，兩者是一個彼此影響、相互作用、協同演變的整體，人類（社會、文化）系統應被視為地球生態大系統的一部分。
[2]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澳大利亞著名中國經濟史和環境史家Mark Elvin (伊懋可)，他在多年前即開始了系統的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其中包括對洱海、巢湖、杭州灣、近代結核病與環境等問題的專門研究。伊氏曾與臺灣學者劉翠溶合作主編會議論文集——《積漸所止：中國環境史論文集》（上、下冊），由臺灣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2000年出版中文版，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英文版（Sediments of Tim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與中文版所收論文略有不同），在中西方學術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最近，伊懋可又以《大象的退卻：中國環境史》（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為題，對中國環境史的一系列問題進行了系統論述。
[3] 近年來，一些研究外國史的學者如侯文蕙、、包茂宏、梅雪芹、高國榮等做了不少這方面的譯介工作，提供了相當豐富的學術信息，令人欽佩。
[4] 筆者這里使用“本土性”一詞意在說明：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的問題意識和研究方法，主要并非導源于近30年來在國外興起的環境史學，而是基于本國學者在相關領域的前期研究。請切勿作過分寬泛的理解。
[5] 例如關于遠古動物，徐中舒早在1930年就發表了題為《殷人服象及象之南遷》的長文[1]（pp.51~71)，根據殷墟出土甲骨卜辭中“獲象”、“來象”之文，參以其它文獻記載和出土實物，對商代河南產象及象之南遷事實進行了論述。其后，德日進、楊鐘健、劉東生等人又先后，對殷墟出土哺乳動物群進行了系統研究[2][3]。這些均可視為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的先聲。
[6] 例如青年歷史地理學者王建革關于華北平原和內蒙古草原生態、經濟與社會史研究的系列論文，其實更多地采用了生態學而非歷史地理學的理論方法，與傳統的歷史地理學研究大異其趣，可為顯著的例證。
[7] 關于環境史學與歷史地理學的關系，同行學者時有議論，但對兩者究竟如何判分，并未形成成熟的意見。個人認為：環境史（生態史）的理論基礎是生態學，它的主要著眼點是“生命系統”，重在考察生物（特別是人類）與環境、生物與生物之間的歷史關系；歷史地理學雖然一向強調人地關系，但其理論基礎是地理學，主要著眼點是“空間構造”和“空間運動”。因此，歷史地理學并不能包辦環境史學的研究工作。
[8] 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開始，《中國農史》、《農史研究》和《農業考古》等幾家農業史刊物，均陸續刊載有題目上出現“生態”一詞的論文。在同一時期的農業史著作中，更時常見有“生態農業”、“生態平衡”、“生態破壞”等詞句，有關論述也不斷增多。
[9] 該文收入氏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
[10]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中國農業史研究中，“風土”和天、地、人“三才”觀一直是學者關注的重要課題，先后有不少論著發表。1999年12月，中國農業歷史學會、中國經濟史學會古代史分會和《中國經濟史研究》編輯部聯合召開了“中國經濟史上的天人關系” 學術討論會，分別從天人哲學、農林牧業生產實踐、資源保護等多方面探討人類經濟活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會議論文由李根蟠、原宗子和曹幸穗等結集為《中國經濟史上的天人關系》，由中國農業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 二、作為一個獨立學科的中國生態史學
誠然，從不同學科出發考察歷史生態環境的具體問題，是非常有意義、也是十分必要的，但相關研究必須加以有機整合。若欲改變目前的“零打碎敲”局面，開展全面系統的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以獲得對環境歷史變遷的貫通認識，并由此取得對社會歷史的更加透徹的理解，就必須建立一種專門之學——生態史學，使之成為中國史學中的一個獨立分支學科。
毫無疑問，生態環境史研究要想提升為一個專門獨立的史學分支，必須具備獨特的思想框架和理論方法。然而，完成生態史學框架體系的構建工作，恐怕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西方學者已就“什么是環境史”、“環境史主要研究什么”這些基本問題討論了數十年，并提出了多種定義和構想，但各家的意見并不是很一致的；國內雖也有個別學者提出了一些設想[1]，但事實上還沒有人真正著手進行這方面的努力。在此，筆者也只能提出自己的一點粗淺見解。
我們認為：生態史學作為一個新的史學分支，其新穎和獨特之處，不僅僅在于它的研究對象，更重要的是它的思想理論和方法，首先（應當）體現在它將現代生態學理論方法應用于歷史研究，以生態學以及它的分支學科——人類生態學（生態人類學）、人口生態學、社會生態學和文化生態學等，作為觀察和解釋歷史的思想導引和分析工具。簡要地說，生態史學是運用生態學理論方法來處理史料、解釋歷史現象和歷史運動（既包括自然現象和自然運動，也包括社會現象和社會運動）的一種新史學。它的基本學術指向是采用廣泛聯系、彼此作用、互相反饋和協同演化的生態系統思想，陳述和剖析人類社會與生態環境互動變遷的歷史經驗事實，并就如何協調人類與環境之間的關系發表自己的觀點和看法。
與一般的歷史研究不同，生態史學的觀察視野不局限于社會和人事，而是將目光較多地投向人類的生物屬性和與人類社會活動發生過種種聯系的那些自然事物和現象；但生態史學又非寬泛意義上的自然史研究，它事實上只著眼于自然界（特別是地球生物圈）中與人類活動發生過關聯的那些方面。也就是說，生態史學的學科特點表現在研究對象上，是它立足于自然生態與社會文化的中間界面開展學術探討，對于這個中間界面，我們或許可以借用“天人之際”一詞加以概括。[2]在生態史學者看來，社會文化與生態環境乃是一個彼此影響、互動作用、協同演變的統一整體，自然環境和人類活動彼此施加于對方的歷史作用，人們對這種彼此作用的認識和反應，以及這些認識和反應的道德、價值、符號、組織、制度和各種行為體現，都是生態史研究者理應探討的內容。了解生態環境的歷史面貌和變遷過程，固然是生態史學的一個重要目標，但考察生態環境及其變遷作用下的社會文化運動亦應作為它的基本任務之一，而正確認識兩者之間的歷史互動關系和過程，則是這一新興學科的最高追求[3]。
很顯然，生態史學雖然看起來應當集中考察歷史“自然”問題（這既是先前的研究所造成的錯覺，也是一種矯枉過正的結果），事實上卻堅決反對將社會和文化排除在觀察視野之外。不過，生態史學者之關注社會和文化，與一般歷史學者關注社會和文化相比，在視角上有較大區別——生態史學強調人類的生物屬性，以及社會現象與環境因素的歷史關聯，文化則被視為人類這種特殊生物同周遭環境（在這里，“環境”既包括自然環境，也包括社會環境）打交道的方式和方法體系。也許可以不甚恰當地說，生態史學在一定程度上有意將人類還原為一種動物——同其它動物一樣需要空氣、食物、水和各種其它資源，人類的繁衍方式、人口密度、生命維持體系和社會組織形式等等，同樣深受特定生態條件的影響和制約。所不同的是，人類具有創造、學習和傳承文化的能力，在應對環境的過程中，構建了復雜的工具、技術、組織、規范、價值觀念和意義象征體系，而一般動物只是渾渾噩噩的寄居者；人類依靠其所創造的文化而生存，一般動物只是憑著本能而已。
在生態史學看來：人類的任何一種社會歷史活動，都是在一定的空間中進行的，離不開特定的環境條件，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種種生態因素的影響，如將生態環境排除在觀察視野之外，就難以全面揭示人類社會發展的真正秘密。因此，具體（而非抽象）、實證（而非玄學化）地考察生態環境因素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影響，理應成為歷史學的一項重要任務。
與一般歷史學相比，生態史學不但有其特定的觀察視野和理論方法，而且具有獨特的社會歷史觀。它特別強調：無論文明怎樣發達、社會如何進步，人類始終都是動物界中的一員，人類的歷史始終都是地球生物圈中生命系統流轉的一部分。正如其它物種因生態環境的區域差異和時代變遷不斷發生變化一樣，人類社會和文化亦因所處環境的地域和時代不同而千差萬別。因此，社會和文化的許多歷史變異和差別，不但需從其自身的發生、演化過程中尋找答案，而且應從其所處的生態環境中求索根源。生態史學將告訴我們：在不同的時代和區域，社會文化如何受到各種生態環境因素的影響，并且在這些影響之下不斷發展演變？
另一方面，與自然史研究不同，生態史學雖然重視考察各種歷史自然現象，但時空界域圈定在人類誕生以來、與人類活動發生了關聯的那些部分。而在這一時空界域內的生態環境變遷，并不是一個純粹的自然過程，人類的各種活動及其方式和結果，都是生態環境變遷的重要影響因子和表現。隨著人類實踐能力的不斷增強，人類活動在生態變遷中所發揮的作用也越來越大。生態史研究的另一重要目標，就是要弄清生態環境在歷史上究竟發生了哪些變化，人類在其中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從一定的意義上說，它事實上想要搞清楚：由人類活動所造成的“第二自然”是如何逐步形成、并且不斷發生改變的？這些改變又如何對社會產生反饋作用，影響人類的繼續生存和發展？
要之，在生態史學的思想框架中，環境是有人類的環境，人類活動是生態環境變遷的重要促發和推動因素；社會是一定生態條件下的社會，許多生態因素都是社會歷史運動的重要參與要素——從總體上說，人類社會文化系統是地球生態大系統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雖然在具體研究實踐中，我們既可側重探討人類活動影響下的環境變遷，亦可側重考察環境影響下的社會文化發展——這兩個側重構成生態史學研究的兩種學術指向，但兩者事實上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如果割裂了兩者之間的聯系，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生態史學。
根據以上想法，我們對自己所設想的中國生態史學的基本框架作如下幾點歸納：
一、生態史學作為一種新史學，并非刻意拋棄傳統的史學理論、方法和命題，而是要在歷史觀察中引入生態學的理論方法，強化對生態環境與人類活動相互關系的歷史探討；
二、生態史學擯棄“人類中心主義”，人類及其社會和文化的歷史被視為地球大生態系統演變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但也不是簡單地主張“生態中心主義”，雖然生態史學的一個重要目標是對生態環境的歷史進行系統描述和某種程度的“重建”，但人類活動及其方式和成果仍然被放置在關鍵的位置。因此，生態史學的歷史觀既非“文化決定論”，亦非“環境決定論”，而是“人類——環境互動論”；
三、生態史學從社會文化和生態環境的中間界面尋找和選擇論題，它的基本內容（根據側重點不同）包括兩大方面：一是歷史時期的生態環境面貌及其在人為作用下所發生的種種變遷；二是在人類（社會文化）的歷史發展進程中，生態環境及其諸要素所發揮的重要影響和作用[4]；
四、生態史學研究的最終目標，是探索人類與其所處環境之間的歷史互動關系與過程，系統地描繪社會文化與生態環境彼此影響、相互作用和協同變遷的歷史圖式。
顯而易見，生態史學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跨學科研究，它所要考察的，不僅僅是社會現象和文化現象，也不僅僅是自然現象和環境因素，并且也不是兩者的簡單堆砌和相加，而是自然和社會兩大領域眾多現象和因素之間的有機、互動的歷史關系與過程。
毫無疑問，開展生態史學研究是一項極為艱巨的工作，研究者需要具備復雜、綜合和廣泛聯系的思想方法，需要具備廣博的知識——最好兼受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個方面的訓練，并且需要具備超越于兩個學科領域之上的進行綜合、整體思辨的能力。由于以往學科劃分和教學方式的局限，一般中國學者在知識結構和思維訓練上都存在不可忽視的缺陷和不足。正因為如此，盡管目前生態環境史研究越來越熱門，已經觸及了非常廣泛的問題，但就所見的成果來看，多數論著的學術水平并不很高，總體上說，研究深度仍未超出1993年香港“中國生態環境歷史學術討論會”的會議論文[5]。我們注意到：一般歷史學者的相關論著中時或出現一些常識性的錯誤，而由具備不同自然科學背景的學者所進行的研究，又往往局限于各自的專業領域，彼此之間缺少必要的聯結和貫通，未能有機地整合起來形成系統的歷史認識。要想很好地開展這一研究，不僅需要有豐富的知識貯備、系統的理論方法訓練，而且要求不同專業領域的學者密切交流、通力協作。
[1] 例如，包茂宏在《環境史：歷史、理論和方法》一文（載《史學理論研究》2000年第4期）曾就此提出了若干值得重視的設想。
[2] 之所以特別指出“借用”，是因為筆者并不認為“天人之際”的歷史含義并非今天所說的“人類與自然之間”。一些學者將“天”理解為“自然”，將“天人之際”、“天人合一”解釋為“人類與自然的關系”、“人類與自然環境的統一”是很不恰當的。但從歷史文獻中，我們一時還找不到一個更簡約的詞匯來表達這種關系，只好暫且借用。
[3]景愛《環境史：定義、內容與方法》[6]一文認為：環境史是研究人類與自然的關系史，研究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歷史過程。顯然，在景先生看來，環境史所關注的“環境”并非寬泛意義上的“自然”，而是與人類發生了關系的自然環境。在這一點上，我們的觀點是一致的。不過，雖然他所主張的環境史研究強調人類與自然的“關系”，但觀察的重點仍在于“環境”，而筆者所主張的生態史學是從生態學立場出發的，更強調人類與環境的整體性和統一性，不僅為了理解環境的歷史，同時更是為了理解人類和社會的歷史。
[4]景愛認為環境史研究應主要圍繞三個方面進行：第一，要研究自然環境的初始狀態；第二要研究人類對自然環境的影響；第三，要研究探索人類開發利用自然的新途徑[6]。梅雪芹在吸收西方學者觀點的基礎上，將環境史研究分為四個層次：一是探討自然生態系統的歷史，二是探討社會經濟領域和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三是研究一個社會和國家的環境政治和政策，四是研究關于人類的環境意識，即人類概述周圍的世界及其自然資源的思想史[7]（pp.10~11）。盡管他們都強調人類與環境的相互影響，但基本學術指向仍是理解“環境”，仍不能包容我們所設想的生態史學。
[5] 這次會議的絕大多數論文均收入前揭伊懋可、劉翠溶主編論文集。其中中文版除《序》和《導論》之外，設立了《比較的觀點》、《對自然環境的詮解》、《人類的聚落》、《邊疆地區》、《水文與水利》、《氣候》、《疾病》、《環境的形象-官方的心態》、《環境的形象-文學的和通俗的感受》和《環境與近代經濟發展-臺灣和日本》等欄目，一些論文視角之新穎、論說之深入十分值得贊嘆。 三、中國生態史學研究的兩種理路
如上所言，我們所主張的生態史學，將社會文化與生態環境視為統一的整體，致力于探索兩者之間的歷史互動關系與過程，它所研究的是“天人之際”的歷史問題。這就決定了它既不能像傳統史學那樣只重視歷史上的社會和人事，曾被嚴重忽視的自然歷史變動將被當作重點突破的對象；亦不能像先前的相關研究那樣只對自然層面的問題情有獨鐘，眾多的社會歷史問題同樣需要認真加以考察，傳統史學所探討的諸多重要問題，仍將成為生態史學的重要論題，只是采用了新的思想方法，變換了論說的角度。換句話說，生態史學研究的對象，既包括自然歷史現象和問題，也包括社會現象和問題，橫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領域，是一種典型的交叉學科。
與多數成熟的史學分支相比，生態史學具有顯著的“邊緣學科”性質。然而，在這里，“邊緣”意指它的思想空間是在多個多科領域的聯結和交匯部分，而不是說它應該被定位在歷史學科的邊緣位置——盡管它目前仍然多少有些尷尬地被視為一種邊角的學問。事實上，只要稍微回顧一下學術史，我們不難發現：一種學術究竟屬于“主流”還是“邊緣”，未必就是命定的，而是既取決于相關成果的積累，更取決于不同時期的學術興奮點——而學術的興奮點總是與人類社會的現實問題密切關聯。隨著歷史條件和社會情境的改變，曾經的主流學術可能被邊緣化，邊緣學術亦可能向中心位移而成為顯學。筆者大膽預測：生態環境史研究將逐漸登上中國史學的大堂正殿[1]。
當然，這仍需生態環境史學者做出持續不斷的努力，開展更扎實系統的研究并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為了達到這個目標，還必須努力改變研究理路，具體來說，需要更多地關注人與社會的歷史，從生態史學的立場出發切入主流史學所長期關注的那些相關歷史命題，即在一定程度上向主流史學、特別是目前居于顯學地位的社會史研究靠攏。這不僅僅是一種爭取學術地位的“技巧”，同時也是推進社會歷史認識的需要——觀察社會歷史運動和解釋社會歷史現象，原本即是生態史學的“應有之義”，只是路徑和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回顧過去一個時期生態史和社會史研究的發展，我們不難注意到：不論從學術動機還是從實際研究情況來看，兩者之間都似乎少有瓜葛。直到最近10余年來，情況才發生了可喜的變化：這兩種分途發展的學術研究逐漸出現了互相交融、彼此會通的趨勢。這是一個非常值得重視和努力推進的學術走向，向來重人事、輕自然和將自然與社會相分離的史學傳統，將可能因此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應該說，互相溝通和彼此聯結乃是生態史和社會史研究不斷深入而產生的共同學術訴求。
試細言之。
按照先前的觀念，生態環境史研究的目標是認識自然環境、而非社會文化的歷史。如前所述，中國學者早先的相關研究，正集中于歷史上的氣候、森林、野生動物、沙漠化和水土流失、河流湖泊、海岸變遷和農業生態平衡等方面，研究者大多具有一定自然科學背景，如氣象學、地理學、農（牧、林）學、文水（水利）學等等[2]。歐美早期的生態史研究大抵也是如此，美國的生態環境史研究，雖然早期的研究已多與環保、邊疆和拓殖的歷史相聯系，但重點仍在于自然方面[3]，目前這一領域的權威雜志——《環境史》是由美國環境史學會與森林史學會合辦的。但是，隨著相關研究不斷深入，學者日益意識到：生態變遷并不是一個純粹的自然過程，至少自農業時代以來，生態環境的諸多變遷與種種人為因素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無視人類活動的影響，就無法理解生態環境的歷史變化。正因為如此，最近一個時期以來，關于生態環境的歷史著述愈來愈重視社會性因素的影響和作用。美國“進入90年代以后，環境史與社會史合流成為一種趨勢，性別、種族都被納入環境史的研究內容。”[4]歐洲的環境史研究視野也在不斷擴展，從歐洲環境史學會網所刊1976-2004年間的相關論著目錄看，雖然近年的論著從數量上說仍以討論氣候、水源、森林、景觀、污染、災害疾病等問題者居多，但經濟、社會和文化與環境的歷史關系愈來愈受到重視[5]。在我國，關于近一萬年來（農業起源以來）生態環境變遷是否主要由于人類活動所致，學者尚有不同的看法，但生態破壞的社會原因日益受到重點關注卻是無可爭議的事實，譚其驤、史念海等著名歷史地理學家其實已經率先做了若干十分精湛的開創性研究[6]。
社會史研究致力于考察人類群體（即社會）發展的既往經歷，理所當然應以解釋社會歷史現象為鵠的。然而，單純從社會來解釋社會、或者僅將生態環境視為社會發展的“背景”，顯然無法對眾多社會歷史現象做出圓融的解釋[7]。從年鑒學派開始，法國的社會史家逐漸不再只是在理論上承認環境對社會的影響，而是將生態環境視為影響社會歷史進程的結構性要素，通過實證研究探索其影響的具體機制，成為社會歷史觀察的一個新視角，并對歐美社會史、文化史和經濟史研究的發展發揮了重要引導作用。最近若干年來，中國社會史研究者特別是地域社會史、災害疾病社會史和社會生活史研究者，也開始將生態環境作為能動因素納入各自研究思考的范圍[8]；在經濟史和文化史研究中，也出現了同樣的學術趨向。
雖然國內迄今仍無人對生態史和社會史研究相互結合的可能性與必要性作專門系統的探討，但在我們看來，這兩個看似互不相干的研究領域發生關聯，互相對話、借取和觀照，走向匯流融通，卻是一種必然的學術發展走向和趨勢。這既是兩者均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途徑，更是生態史學研究應取的理路。
站在目前主流史學的立場，人們也許會提出這樣的問題：生態史研究對于認識中國歷史究竟有何意義？最容易得到認同的回答是：有助于認識社會發展演變的自然背景。這樣的回答自然并沒有錯，但從生態史學的立場來看，則仍然是不全面的，甚至是很偏頗的。這是因為，在生態史學觀念中，生態環境不僅是社會發展演變的自然背景，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能動參與因素。對生態史研究進行合理的學術定位并與社會史研究真正有機地結合起來，完全可能為深化中國社會歷史認識做出更多貢獻，而不僅僅是為演繹社會歷史戲劇鋪設一個“自然的布景”。
筆者曾經指出：生態史與社會史研究互相滲透和結合，可能導致新的學科交叉，根據側重點不同，形成兩個學術分支：一是生態社會史，二是社會生態史[8]。前者的目標主要是了解自然生態環境的歷史變遷，但與某些生態史研究相比，它特別強調并具體論證生態變遷過程中人類活動和社會（及其文化）因素的影響；后者則試圖采用生態學理論來研究歷史上的社會，強調自然環境因素的能動作用和影響，以期更好地認識人類社會及其發展演變，目的在于理解社會的歷史運動。簡而言之，前者是研究人類活動作用下的生態環境的歷史，后者則是研究生態環境參與下的人類社會的歷史。
為了進一步闡明我們的想法，且將自人類誕生以來的歷史不恰當地濃縮為一個童話式的簡短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片茂密的叢林，林中有一個小村，村里居住著幾戶人家。村民們世世代代在這里勞作和生息……?！鄙鷳B社會史家主要講述這片叢林的故事，談論這片叢林曾經有多大，生長過哪些樹木，棲息過哪些動物？進一步，會談論這片叢林逐步縮小、或至消失的歷史過程及其社會原因，如由于村莊的人口不斷增長，需要開墾更多土地、搭建更多房屋、樵采更多燃料等等，樹木因此不斷遭到砍伐，叢林面積逐漸縮小，原先棲息在這片叢林中的許多動物，也因無處藏匿和覓食逐漸逃逸、終至絕跡……等等；社會生態史家則主要講述這個村莊中的人的故事，亦即描述由這幾戶人家所組成的社會的歷史，談論諸如村落社會結構、經濟狀況、生活習慣、婚姻風俗、文化娛樂、生老病死……等等問題。如果想把故事說得更加清晰和完整，就要進一步談論叢林和叢林中其它物種的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對村民的謀生方式、利益分配、權力結構、生育死亡、安全保障、娛樂活動，乃至信息交流、觀念情感等各個方面曾經發揮過的作用和影響。很顯然，由于歷史關注的側重點不同，可能分別做出不同的歷史敘述。而歷史的真實情況是，叢林與村莊乃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彼此互為變化的因果，任一方面的變化都是促使另一方面發生改變的能動因素。
側重“自然”一面的生態社會史研究，基于這樣一個預設：人類活動、特別是經濟活動，至少從農業時代以來就是生態變遷的主因之一。因此，有關研究雖然著眼于生態環境變遷，但強調人類活動的影響，對生態變遷的討論不是從生態環境到生態環境，而是將人口、技術、生產與生活方式、風俗習慣乃至意識形態等等社會性因素，與水、土、光、熱、生物、礦物等自然因素，一同視為參與物質循環、能量流動、信息傳遞乃至整個生態系統演變的重要因子，在特定情況下，甚至視為比自然因素更加重要的歷史變量。沿著這種思路所展開的生態史研究，實際上差不多是考察人類改變生態環境的歷史。
社會生態史研究，則將人類社會視為地球生物圈內的一個特殊生命系統，它一方面承認人類與其它動物相比具有極為特殊的智能，即創造、傳播、積累和更新文化的能力，承認由于這種能力，人類社會具有高度的復雜性；另一方面，它同時認為：人類必須服從生態規律的最終支配，社會發展變遷的歷史過程，從根本上說，乃是人類不斷調整與生態環境關系(包括經過自己改造的生態環境)的過程——技術體系的進步、生業方式的改變、社會組織的變遷，乃至風俗習慣和思想觀念的嬗變，都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社會對生態變遷的適應性調整，或者間接地跟從于這些調整；經濟類型、社會結構、生活方式乃至精神風貌等等許多方面的地域差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態環境差異所造成的；生態環境的歷史變遷，同樣導致上述方面發生種種改變。正由于人類社會在地球生態大系統中與周圍環境存在著廣泛的物質、能量和信息交流，是其中的一個特殊生命系統，因此人類社會的歷史，也就存在著采用生態學理論方法加以認識的可能性。
社會生態史的主要研究對象，仍然是歷史上形形的社會現象、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和流轉不息的生命運動。但與一般的社會史研究相比，它更側重探討社會現象的生物性質和自然基礎，致力于尋找社會系統與生態系統、社會現象與自然現象、社會因子與生態因子之間的歷史聯系。在這里，紛繁復雜的社會歷史現象，諸如衣、食、住、行、生產、消費、婚姻、生育、疾病、死亡、遷徙、社交、娛樂、戰爭等等，以及因之所產生的技術、組織、結構、制度、規范、習俗、思想意識，就不單純地被理解為“社會的”或者“文化的”，同時還被理解為“生物的”，是在特定“自然”和“生態”影響下產生、并反映特定自然生態環境的；家庭、宗族、村落、城邑等等，也就不應只是被理解為社會的單元或聚落，同時還是大小不同的生態單位或系統，可以采用生態學方法加以考察。要之，社會生態史學者承認文化因素的生衍變異和社會系統的發展演化具有自己的內在邏輯，但卻不認為它們是（至少不完全是）封閉、自限和自我決定的過程，而是與生態環境及其眾多因素彼此影響、協同演進的過程。
這樣一來，生態史學研究就有了兩個側重點不同的可取理路：即生態社會史和社會生態史研究。如果選取前者，即使在具體實踐中十分強調人類社會活動的影響作用，也仍然屬于社會史之外的另一學術領域，它的學術目標是系統地描繪生態環境及其變遷的歷史圖像，當然客觀上也可為講述人類社會的歷史故事增添一個“布景”和“底圖”；如果選取后一種理路，則不僅是生態史學研究的一部分，而且可以視為社會歷史觀察的一個新的思想框架。這種新的思想框架，將社會及其所處的環境視作一個有機、統一和整體的生命系統納入考察范圍，不僅考慮各種社會因素的相互作用，而且將各種生態因素視為重要的參與變量，從而呈顯出一種新的社會歷史觀，我們姑且稱之為“社會（文化）——生態史觀”。一旦采用了這種新的框架，史家對“叢林中的村落社會”的觀察，既可能提出許多新的問題，對一些老問題的認識也可能會發生根本性的改變，而不僅僅是在敘述故事時簡單地添加一些在過去看來無關緊要的內容。生態史家有信心為社會歷史觀察提供新的視角、問題意識、解釋途徑乃至新的歷史觀念，并對推進中國社會歷史認識做出獨特的貢獻。
從生態史學的視角來觀察社會歷史可能會提出哪些新的論題，現在還難以預料。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必定會提出并討論許多從前不曾思考的歷史問題；以往曾經探討的不少論題，包括一些長期爭辯的重大問題，亦完全可以、而且應當重新研究，并可望做出新的解釋。事實上，已經有些學者開始了這方面的嘗試。比如關于歷史上中國南北文明進程的差異、胡漢民族的沖突與融合、周期性的社會動蕩、經濟重心的轉移、水利與專制政體的關系[9]等等，已陸續出現了一些結合生態環境而重作思考的新論。還有不少重大問題，例如中國“封建社會”何以長期延續、何以歷史上漢文化不斷成功地向南擴張卻難以向長城以北推進？……等等，亦都可從人類——環境的互動關系和過程中重新求索。微觀層面上的許多歷史問題，同樣可以采用這一思想框架加以考察。當我們全面考察某個地域社會的歷史時，決不能置當地的山川形勢、氣候、水文、土壤、生物（特別是經濟動、植物）構成乃至礦產資源于不顧，因為當地社會在生產模式、飲食結構、服飾式樣、居處方式、交通設施、疾病、災害以及娛樂、信仰、知識等眾多方面所呈現出來的地方特色，都毫無疑問是根植于其獨特的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舉例來說，一個地方的水資源環境，必然要影響當地的生產結構和生活習慣，迫使人們圍繞水源控制管理和水旱災害防治形成某些特殊的組織、制度和秩序，甚至進一步影響到當地民眾的心態，形成某些特殊巫術、禁忌和神靈信仰。如果不充分生態環境因素對社會文化發展的能動作用，許多宏觀和微觀層面的歷史現象都將無法得到合理圓融的解釋。
當然，筆者也曾指出：采用社會生態史的框架來認識社會，只是社會歷史觀察的一個特殊途徑，不能期望所有問題都能由此得到圓滿的回答。這是因為，社會生態史研究并不能完全取代一般的社會史研究，有些社會歷史問題并不在它的觀察范圍；更重要的是，現代生態學畢竟導源于生物學，而人類不僅具有生物屬性，同時還具有文化屬性（特別強調一點：文化具有自我演繹性），擁有復雜文化和思想情感的人類畢竟不同于其它動物，人類社會系統與其它生命系統的差距很大，其系統結構、系統功能與運行機制的復雜性遠遠超過其它任何生命系統，在觀察社會歷史問題方面，現有生態學理論方法的解釋力仍然有所不足，對于現代生態學概念、術語和技術方法在社會歷史研究中的適用程度，不能期望過高，更不能簡單機械地套用，而應在認真披揀、選擇和改造其適用部分的基礎上，努力構建符合中國歷史研究需要的新的理論方法體系[8]。如果將人類社會簡單類同于一般動物系統，而忽略它的特殊性和復雜性，所得出的結論將可能是十分荒謬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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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利華.社會生態史——一個新的研究框架[J].天津:社會史研究通訊（內部交流刊），2000，(3).
[1] 這一點可由《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中國史研究》、《史學月刊》、《歷史地理》和《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等權威學術期刊頻繁刊載有關方面的學術論文可以看出。
[2] 關于過去一個時期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的發展情況，張國旺:《近年來中國環境史研究綜述》（載《中國史研究動態》2003年第6期）、佳宏偉:《近十年來生態環境變遷史研究綜述》（載《史學月刊》2004年第6期）分別作了較系統的回顧；王子今:《中國生態史學的進步及其意義——以秦漢生態史研究為中心的考察》（載《歷史研究》2003年第1期）也提供了一些線索，可參閱。
[3]關于西方環境史學的發展，曾華壁《論環境史研究的源起、意義與迷思：以美國的論著為例之探討》（臺灣《臺大歷史學報》1999年第23期）、包茂宏《環境史：歷史、理論和方法》及《美國環境史研究的新進展》（載《中國學術》2002年第4期）和梅雪芹《20世紀晚期的環境史及其學術意義》（收入氏著《環境史學與環境問題》，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文分別有所介紹，可參閱。
[4]高國榮《美國環境史學研究綜述》（“中華文史網”2004年9月22日刊發）。對于這一轉變，包茂宏《美國環境史研究的新進展》一文也提供了不少信息。此外，J.R.McNeill“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載 History and Theory， Theme Issue 42，December 2003，5-42。茲據historyandtheory.org/McNeill.pdf）一文也有專門的論述。
[5] 由于筆者不懂英語以外的其它西方語言，以上印象只是根據 Europe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 (Eseh)網“Bibliography”英文部分得出的，讀者若欲了解詳細，請登錄 eseh.de/bibliography.html 。
[6] 例如譚其驤《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后會出現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收入《長水集》下冊，人民出版社，1987年）、史念?！端逄茣r期重要的自然環境的變遷及其與人為作用的關系》（收入所著《河山集》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均為經典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