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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歷書寫是指醫務人員通過問診、查體、輔助檢查、診斷、治療、護理等醫療活動獲得有關資料，并進行歸納、分析、整理形成的醫療活動記錄。護理文書書寫是關于溝通信息、質量控制、法律依據、科研教育、效益評估的一項重要工作[1]。醫療護理文件反映了病人及時有效治療的全過程，是臨床醫療護理原始記錄，是法律證明文件，發生醫療糾紛，在調查過程中要依其中記載，以判斷是非[2]。按照現行《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和《醫療機構病歷管理規定》病人有權復印醫囑、護理記錄等病歷相關資料。特別是涉及醫療事故“舉證責任倒置”條件下，醫療、護理文書的書寫質量和法律的關系越來越重要。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選取2005年1—12月病歷130份，其中婦產科60份，綜合科60份，新生兒科10份。
1．2方法。按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和2003年8月版《廣東省病歷書寫規范》的有關規定，以診療護理規范、常規作為檢查的標準，檢查過程中及時糾錯反饋。以體溫單、長期醫囑執行單、一般護理記錄單、危重病人護理記錄單為檢點。檢查內容為護理文書書寫的正確性，病情評估的真實性，各項客觀記錄的及時性和準確性，護理措施記錄的完整性，護理效果評價的動態性。
2結果
護理文件書寫格式正確，無涂改，字跡清楚113份，格式欠正確4份，字跡有涂改3份。其中病情評估欠真實10份，各項客觀記錄不準確3份，不及時2份，護理措施記錄欠完整10份，缺乏護理效果動態評價15份。隨著國家醫療體制改革，新條例實施及法律意識提高，護理人員主動且認真學習病歷書寫，病歷中護理文書質量有所提高。
3討論
3．1潛在法律責任問題：護理記錄是具有法律意義的原始文件，是支持醫患關系的最關鍵證據。如果護理記錄不及時、記錄不清楚、護理措施記錄不全面、不客觀，虛填觀測結果、重抄護理記錄、書寫不規范，字跡欠清楚，有涂改隨意簽名造成護理記錄失真，一旦出現醫療糾紛，勢必造成舉證困難而失敗。
3．1．1在書寫過程中漫不經心，出現字跡潦草、錯寫、涂改等現象。在護理文書中，確實存在著有些護士書寫不規范，欠清楚，甚至涂改跡象，在醫療糾紛中，存在著舉證不力的問題。
3．1．2病情評估欠真實。醫生護士溝通不夠，醫生病程記錄與護理記錄有出入，搶救、用藥、死亡時間不一致。這也存在著潛在醫療責任問題。
3．1．3客觀數據記錄漏記。護理記錄中有客觀數據記錄錯誤，危重病人有時未按要求漏記錄生命體征等等。
3、1．4醫囑開出時問與護士執行時問不符。有時醫生開醫囑的時問與實際時問不符，護士又忽視了核對醫囑開出的具體時間而錯誤地簽名，導致執行時間跨度大，甚至出現超前執行醫囑；護士在執行臨時醫囑時，沒有正確記錄執行時間，尤其對同一病人執行不同醫囑而執行時間卻一樣。
3．1．5記錄缺乏連續性。上一班病人出現的病情變化或用藥后需進一步觀察等情況，在以后的班次中無相關內容反映。
3．1．6護理措施記錄不完整，護理記錄重點不突出，護理效果動態評價不及時。護理文書記載了對病人治療、護理及搶救的全部過程，是重要的法律依據。而有的護理記錄重點的護理內容沒有在護理記錄中反映，或記錄針對性不強，未能動態反映病人的病情、治療和護理效果，在搶救危重病人時，因繁忙未能及時記錄，這樣就容易造成延誤患者搶救和治療的嫌疑，如遇醫療糾紛時是必究的法律責任[3]。
3．2對策
3．2．1強化護理安全與法制知識教育。長期以來，護士主觀上更多考慮病人健康問題，往往忽視自已身邊的法律問題。特別是在舉證責任倒置情況下的醫患背景下，極易引發醫療護理糾紛。因此，護士應加強法律知識的學習，做到知法、懂法、用法律來約束自已行為。護理文書實際上是最重要的法律性文件，是在處理醫療糾紛、醫療保障等事項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原始依據，具有民法、刑法等法律證據意義。由于護理文書的多種法學意義，確立了其嚴肅性、真實性和科學性，因此，在一定程度：可說護理文書的書寫規范是履行法律義務而不是完成一項簡單的工作任務。
3．2．2加強護理文書質量監控，提高護理文書書寫質量。醫院實行三級管理責任，成立護理質量管理委員會，落實管理責任，定期分析、總結、反饋，防患未然。護理部經常深入科率督查各種護理記錄的書寫，要求從法律角度規范書寫，必須遵循科學性、真實性、完整性、及時性，并與醫療文件同步的原則[4]。護理部按計劃組織相關護士長不定期對現有護理病歷和歸檔病例中的危重病人護理記錄、死亡病歷記錄進行檢查，對存在問題記錄在案，將不屬
于共性問題向所在科室的護士長或責任人指出，督促其及時改正，對共性問題則利用1次／月的護理業務學習進行講解、糾正，提高護理文書的書寫質量。
3．2．3注重教育，提高素質，加強規范化培訓。加強對護士規范化培訓和繼續教育學習，進修深造，提高整體技術水平。強化病歷書寫要求，定期進行病歷書寫質量的檢查、討論、分析，通過考核培訓提高護理文書的書寫能力。同時培養護理臨床觀察習慣，提高護士評估觀察能力和記錄水平。
3．2．4加強醫護人員交流，避免記錄不符。醫療護理記錄的不符，主要是醫護雙方在收集病人的資料過程中信息來源的誤差而產生的[5]，護士在發現醫生的記錄與自已的不一致時，應找醫生給予核對，避免醫護記錄不符。
總之，重視護理文書的書寫，提高對潛在法律問題的認知，對維護自身利益有著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包家明，霍杰．整體護理一臨床問答．北京：中國醫藥科學技術出版社，1998．9．
[2]陳維英．基礎護理學．第3版．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97，223．
學生安全事故,是指學生因接受教育而處于學校管理之下時發生傷亡事件。其范圍包括在學校實施的教育教學活動或者學校組織的校外活動中,在學校負有管理責任的校舍、場地、其他教育教學設施、生活設施內,以及在為參加教育教學活動為目的的交通過程中發生的事故。對學生安全事故中,如何確定學校所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問題,學界和實務部門皆存在不同的看法。筆者認為,學校作為法律關系的主體,具有其特殊性,在教學管理活動中,它既要履行法律規定的義務,又要履行合同約定的義務。學校在學生安全事故中承擔的責任只不過是學校違反法定或約定義務的法律后果而已。
因此,要確定學校在學生安全事故中的法律責任,關鍵的在于對學校的義務在法律上作出科學的界定。
一、法定義務、過錯與侵權責任
學生安全事故發生在學校對學生的管理過程之中,學校在大多數情況下負有不可推卸的管理職責。盡管某些事故的直接成因并非學?；蚪搪毠さ男袨?但學校執行有關規定不到位,往往是事故苗頭未能在萌芽狀態中消滅或者事故損害程度未能有效控制的原因。在我國,有大量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規和規章,都有涉及學生安全事故的規定,這些規定的立法目的就在于保護學生。但是,根據這些法律、法規和規章的規定,學校的相關義務是行政法上的義務,而非民法上的義務;違反義務的法律后果均為行政法上的法律責任,而非民事責任。那么,學生是否可以根據這些規定來請求損害賠償呢?
在德國、日本等國和我國臺灣地區的民法上,因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而致損害的,推定行為人有過錯,規定由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在理論上,通說認為這是一種獨立的侵權類型。
這里所說的“保護他人的法律”,就是指那些未為受害人規定權利而只為行為人設定義務的法律,因此受害人無從據以主張權利救濟。本文所說的那些涉及學生安全事故的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規和規章,即屬此類。但是,我國法律并未規定違反保護他人的法律而致損害的即按侵權根據民法處理;相反,一般而言,法院確認侵權是否成立,先要看看受害人的何種法定權利受到了行為人的侵害。根據上述情況雖然在人格利益的保護方面隨著法院對一般人格權這一框架權利的確認而得到了改變,但在其他方面仍然存在著“無權利即無救濟”的模糊認識。其實,行政法上為保護特定人而為他人設定了義務,但并未為被保護人設定相應的民事權利;違反這些法律的行為直接侵害的客體只是行政管理秩序,而并非他人的財產或人身。
但是,只要行為人遵守了這些法律,被保護人所受的損害就可以避免,因此他對他人的守法行為享有實際的利益,這種利益也是法律所保護的,理論上稱為權利以外的法益。在行政法未能充分予以保護的情況下,這種法益也應當受到民法的保護。在民法所調整與此類法益相關的法律關系中,這類法益是作為法律事實而存在的,保護的方法是民法的方法而不再是行政法的方式。換句話說,行政法的相關規定,在法益由民法保護以后事實上應當被作為一種法律事實來看待。
比如,《建筑法》第22條[1]禁止將建筑工程發包給不具有相應資質條件的承包單位。這一規定為學校建設校舍設定了義務。但是,并未為學生設定相應的權利。從該法所規定的法律責任[2]來看是行政處罰,這表明,以上條文表達的純粹是一個行政法規范。但是,根據該法第1條和第5條第1款的規定,第22條的立法目的是為了保證工程的質量以保護進入該校舍的人的安全[3]。如果學校違反《建筑法》規定,將校舍發包給無法定資質的施工企業承建,而校舍峻工后存有安全隱患,最終校舍倒塌學生傷亡。學校雖然沒有實施直接針對學生人身的侵權行為,但違反了“保護他人之法律”,從而損害學生受法律保護的安全利益,應承擔民事責任。
《教育法》第81條規定:“違反本法規定,侵犯教師、受教育者、學?；蛘咂渌逃龣C構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失、損害的,應當依法承擔民事責任?！贝藯l所確立的由民法保護的客體,是所有合法權益,而并非僅僅為民事法律所明文設定的民事權利。值得指出的是,《教育法》這個法律文件中,本身既有私法規范也有公法規范。
其他與學校管理相關的各種規章,都是對《教育法》有關規定的具體化。這些規章雖然只能對行政責任加以規定,而不能對民事責任加以規定,但其中也確認了學生的合法權益,理應受到民法的調整。換個角度來看,只要規章所設定的行政管理制度是合法有效且向社會公布的,人們就有理由信賴學校及其工作人員會依照這些制度行事,并據此與學校建立民事關系。因此,我們認為規章雖然不是民事規范,但規章所確立的有關制度,可以作為民事法律關系中的法律事實,據以認定學校對學生安全之注意義務的標準。
行政管理性質的法律、法規和規章為學校設定的在學生安全方面的管理職責,體現了學校對學生安全的法定義務。一般而言,此類管理職責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保證學校的校舍、場地、其他公共設施,以及學校提供給學生使用的學具、教育教學和生活設施、設備符合國家規定的標準,在合理的范圍內排除上述設施所存在的不安全因素。(2)建立健全學校的安全保衛、消防、設施設備管理等安全管理制度。
在這方面,相應的規范性文件都明確規定了學校的管理職責。比如《高等學校內部保衛工作規定(試行)》第13條對此就作了具體的規定:
“對因不重視治安保衛工作,制度不健全,防范不力,導致發生盜竊、破壞和治安災害事故或刑事、治安案件及因教育管理不力,本單位人員違人進行處理。”(3)向學生提供的藥品、食品、飲用水等,就對其品質是否符合國家或者行業的有關標準、要求嚴加把關。國家或者行業的有關標準、要求就是學校注意義務的標準。(4)組織學生參加教育教學活動或者校外活動,應對學生進行相應的安全教育,并在可預見的范圍內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按照有關規定和自然規律就所組織的勞動、體育運動或者其他活動是否適合未成年學生從事、參加作出適當的判斷;對學生有不宜參加某種教育教學活動之特異體質或者特定疾病的情況作必要的了解并采取相關的措施。(5)學生在校期間突發疾病或者受到傷害,學校應根據實際情況及時采取相應措施,避免不良后果加重;在負有組織、管理未成年學生的職責期間,學生行為具有危險性,應予告誡、制止;對未成年學生擅自離校等與學生人身安全直接相關的信息,應及時告知未成年學生的監護人,避免未成年學生因此遭受傷害。(6)學校應采取必要措施避免讓患有不適宜擔任教育教學工作之疾病的人擔任教師或者其他
關鍵詞:學生安全事故/監護/教育合同/強制締約/附隨義務
內容提要:要確定學校在學生安全事故中的法律責任,關鍵的在于對學校的義務在法律上作出科學的界定。無論致害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只要損害結果因學校預見或者應當預見而未能避免的,學校即應承擔侵權責任。在學生或監護人與學校之間還存在教育合同關系,學校對于學生安全還負有合同義務。在學生安全事故中存在著學校的侵權責任與違約責任發生競合的問題。
學生安全事故,是指學生因接受教育而處于學校管理之下時發生傷亡事件。其范圍包括在學校實施的教育教學活動或者學校組織的校外活動中,在學校負有管理責任的校舍、場地、其他教育教學設施、生活設施內,以及在為參加教育教學活動為目的的交通過程中發生的事故。對學生安全事故中,如何確定學校所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問題,學界和實務部門皆存在不同的看法。筆者認為,學校作為法律關系的主體,具有其特殊性,在教學管理活動中,它既要履行法律規定的義務,又要履行合同約定的義務。學校在學生安全事故中承擔的責任只不過是學校違反法定或約定義務的法律后果而已。
因此,要確定學校在學生安全事故中的法律責任,關鍵的在于對學校的義務在法律上作出科學的界定。
一、法定義務、過錯與侵權責任
學生安全事故發生在學校對學生的管理過程之中,學校在大多數情況下負有不可推卸的管理職責。盡管某些事故的直接成因并非學?；蚪搪毠さ男袨?但學校執行有關規定不到位,往往是事故苗頭未能在萌芽狀態中消滅或者事故損害程度未能有效控制的原因。在我國,有大量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規和規章,都有涉及學生安全事故的規定,這些規定的立法目的就在于保護學生。但是,根據這些法律、法規和規章的規定,學校的相關義務是行政法上的義務,而非民法上的義務;違反義務的法律后果均為行政法上的法律責任,而非民事責任。那么,學生是否可以根據這些規定來請求損害賠償呢?
在德國、日本等國和我國臺灣地區的民法上,因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而致損害的,推定行為人有過錯,規定由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在理論上,通說認為這是一種獨立的侵權類型。
這里所說的“保護他人的法律”,就是指那些未為受害人規定權利而只為行為人設定義務的法律,因此受害人無從據以主張權利救濟。本文所說的那些涉及學生安全事故的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規和規章,即屬此類。但是,我國法律并未規定違反保護他人的法律而致損害的即按侵權根據民法處理;相反,一般而言,法院確認侵權是否成立,先要看看受害人的何種法定權利受到了行為人的侵害。根據上述情況雖然在人格利益的保護方面隨著法院對一般人格權這一框架權利的確認而得到了改變,但在其他方面仍然存在著“無權利即無救濟”的模糊認識。其實,行政法上為保護特定人而為他人設定了義務,但并未為被保護人設定相應的民事權利;違反這些法律的行為直接侵害的客體只是行政管理秩序,而并非他人的財產或人身。
但是,只要行為人遵守了這些法律,被保護人所受的損害就可以避免,因此他對他人的守法行為享有實際的利益,這種利益也是法律所保護的,理論上稱為權利以外的法益。在行政法未能充分予以保護的情況下,這種法益也應當受到民法的保護。在民法所調整與此類法益相關的法律關系中,這類法益是作為法律事實而存在的,保護的方法是民法的方法而不再是行政法的方式。換句話說,行政法的相關規定,在法益由民法保護以后事實上應當被作為一種法律事實來看待。
比如,《建筑法》第22條[1]禁止將建筑工程發包給不具有相應資質條件的承包單位。這一規定為學校建設校舍設定了義務。但是,并未為學生設定相應的權利。從該法所規定的法律責任[2]來看是行政處罰,這表明,以上條文表達的純粹是一個行政法規范。但是,根據該法第1條和第5條第1款的規定,第22條的立法目的是為了保證工程的質量以保護進入該校舍的人的安全[3]。如果學校違反《建筑法》規定,將校舍發包給無法定資質的施工企業承建,而校舍峻工后存有安全隱患,最終校舍倒塌學生傷亡。學校雖然沒有實施直接針對學生人身的侵權行為,但違反了“保護他人之法律”,從而損害學生受法律保護的安全利益,應承擔民事責任。
《教育法》第81條規定:“違反本法規定,侵犯教師、受教育者、學?；蛘咂渌逃龣C構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失、損害的,應當依法承擔民事責任。”此條所確立的由民法保護的客體,是所有合法權益,而并非僅僅為民事法律所明文設定的民事權利。值得指出的是,《教育法》這個法律文件中,本身既有私法規范也有公法規范。
其他與學校管理相關的各種規章,都是對《教育法》有關規定的具體化。這些規章雖然只能對行政責任加以規定,而不能對民事責任加以規定,但其中也確認了學生的合法權益,理應受到民法的調整。換個角度來看,只要規章所設定的行政管理制度是合法有效且向社會公布的,人們就有理由信賴學校及其工作人員會依照這些制度行事,并據此與學校建立民事關系。因此,我們認為規章雖然不是民事規范,但規章所確立的有關制度,可以作為民事法律關系中的法律事實,據以認定學校對學生安全之注意義務的標準。
行政管理性質的法律、法規和規章為學校設定的在學生安全方面的管理職責,體現了學校對學生安全的法定義務。一般而言,此類管理職責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保證學校的校舍、場地、其他公共設施,以及學校提供給學生使用的學具、教育教學和生活設施、設備符合國家規定的標準,在合理的范圍內排除上述設施所存在的不安全因素。(2)建立健全學校的安全保衛、消防、設施設備管理等安全管理制度。
在這方面,相應的規范性文件都明確規定了學校的管理職責。比如《高等學校內部保衛工作規定(試行)》第13條對此就作了具體的規定:
“對因不重視治安保衛工作,制度不健全,防范不力,導致發生盜竊、破壞和治安災害事故或刑事、治安案件及因教育管理不力,本單位人員違人進行處理?！?3)向學生提供的藥品、食品、飲用水等,就對其品質是否符合國家或者行業的有關標準、要求嚴加把關。國家或者行業的有關標準、要求就是學校注意義務的標準。(4)組織學生參加教育教學活動或者校外活動,應對學生進行相應的安全教育,并在可預見的范圍內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按照有關規定和自然規律就所組織的勞動、體育運動或者其他活動是否適合未成年學生從事、參加作出適當的判斷;對學生有不宜參加某種教育教學活動之特異體質或者特定疾病的情況作必要的了解并采取相關的措施。(5)學生在校期間突發疾病或者受到傷害,學校應根據實際情況及時采取相應措施,避免不良后果加重;在負有組織、管理未成年學生的職責期間,學生行為具有危險性,應予告誡、制止;對未成年學生擅自離校等與學生人身安全直接相關的信息,應及時告知未成年學生的監護人,避免未成年學生因此遭受傷害。(6)學校應采取必要措施避免讓患有不適宜擔任教育教學工作之疾病的人擔任教師或者其他地人民政府批準。”第12條第1款規定:“實施義務教育所需事業費和基本建設投資,由國務院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負責籌措,予以保證?！痹诖嘶A上,《義務教育法實施細則》第11條又進一步規定:“當地基層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權的實施義務教育的學校至遲在新學年始業前十五天,將應當接受義務教育的兒童、少年的入學通知發給其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薄斑m齡兒童、少年的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必須按照通知要求送子女或者其他被監護人入學?！睋?兒童、少年的監護人與特定的學校雙方均負有強制締約的義務。至于《義務教育法》第5條是為其監護人和特定學校強制締約義務的前提之一。[9]
(二)教育合同上的安全保障義務
如果在教育合同或者專項協議[10]中以書面形式明文約定由學校對學生負有安全保障義務,那么這種義務是合同主要義務的一部分,如果有損害事實發生則學校須按《合同法》的規定負嚴格責任,違約責任不以債務人有過錯為前提。即使事故系由第三人之侵權行為所致,學校的違約責任也在所難免。
相對比較復雜的問題是,如果教育合同當事人事先未以書面形式就學生安全保障事宜作出約定,那么又應如何處理呢?筆者認為,雖然教育合同中學校一方的主要義務是教書育人;但是,對于學生的人身、健康、財產等法益,學校還負有盡力予以保障的附隨義務。當然,安全保障作為附隨義務,與作為合同主要義務,是有很大區別的。附隨義務的違反產生過錯責任,而合同主要義務的違反則產生嚴格責任。
王澤鑒先生認為:“在債的關系上,除給付義務外,基于誠實信用原則,在當事人間尚發生保護、照顧、通知、忠實及協力等義務。此等義務非自始確定,而是在契約發展過程中,依事態情況而有所不同,故在學說上稱為‘附隨義務’或‘其他行為義務’。附隨義務之主要功能,在于保障債權的實現,并使債權人之人身或其他法益,不致因債務人之行為而遭受損害。故債務人違反附隨義務,致債權人受損害,構成加害給付,應負賠償責任?！盵11]我國合同法接受了這一理論?！逗贤ā返?0條規定:“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全面履行自己的義務?！薄爱斒氯藨斪裱\實信用原則,根據合同的性質、目的和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助、保密等義務?！彼^保護、照顧、通知、忠實及協力等義務,無一不與學生安全相關。因此,學生安全成為學校的合同義務,無可置疑。在未成年學生,雖然并非合同當事人,卻也受到合同的保護,因為第三人利益合同當然地屬于“附保護第三人作用之契約”,“依契約之意義、目的以及誠實信用原則,契約上之注意及保護義務,原則上亦應延伸及于因債權人之關系而與債務人之給付發生接觸,而債權人對其并負有照顧及保護之人?！盵12]附隨義務是與合同主要義務相聯的,因為學校履行教育合同的某些行為,客觀必然給學生帶來了人身、健康、財產等方面的危險,比如學校的選址決定了學生所處的治安環境等,而且學校作為一個組織也比個人更有條件防范和遏制事故的發生。
筆者認為,違反附隨義務的民事責任,是一種過錯責任。因為既然雙方沒有對此作出明確的約定,就說明雙方對于具體的情況是無法作出詳盡的預見,學生或其監護人根據合同也未作相應的對待給付,而合同上的嚴格責任則是與有對待給付的明確的主要義務相關的。根據《合同法》第60條的規定,附隨義務是事先未作明確約定,而在合同履行過程中依照誠實信用原則,根據合同的性質、目的和交易習慣加以特定化的。因此,義務的內容本身是根據實際情況來確定的,因此其責任也是要根據實際情況來認定。在有明確約定的情況下,遵守約定就是誠實信用原則的要求。而在無明確約定的情況下,沒有過錯即不存在違背誠實信用原則的問題。所以,違反附隨義務的責任,應當是過錯責任。比如,在體育課的競技活動中,風險是客觀存在的,如果學校已經根據現有的科學技術水平采取了應當采取的防范措施,那么學校即已盡到教育合同上安全保障的附隨義務,即使發生安全事故而致學生受傷,也不必承擔違約責任。但如果事故是由于體育設施的隱患所致,即使任課教師沒有責任,學校的責任也是在所難避的。
在學校履行附隨義務的過程中,如果第三方的行為致使學生的財產或人身權利受到損害,學校是否須承擔違約責任?
第一種情況是,在履行教育合同的過程中學生因與第三人交易而發生安全事故。本文試以因校內商品供應而出現的學生安全事故為例進行分析。如果學校后勤部門提供的食品質量不符合標準導致學生食物中毒,而這些食品又是學校從第三方采購的;那么學校與學生是直接供應食品的關系,雙方之間存在買賣合同,學校自然須負違約責任。如果食品的供應者是經校方允許在校內設立店、攤的供應商自行向學生供應,而導致學生食物中毒,學校是否有責任呢?在這種情況下,學校與學生之間雖然不存在食品買賣合同,但圍繞食品安全,學校是否負有教育合同上的附隨義務,則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校園是履行教育合同的場所,但學生與進入校園的商人之間進行與教育合同無關的交易,也并未受到法律的禁止。問題在于,學生與進入校園的商人交易并非全然與教育合同的履行無關。比如學生就餐,如果根據學校的地理位置等情況學生只能在校內就餐,而學校未提供餐飲服務,那么學校允許進入校園的商人便成了學生別無選擇的交易對象。在這種情況下,學生與商人之間的交易是為實現教育合同之目的而進行的,學校當然負有對商人的服務品質進行審核把關以保障學生食品安全的義務。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學生為無行為能力的情況下,他們與一切進入校園的商人進行交易,學校均負有安全保障義務。
第二種情況是,在履行教育合同的過程中學生遭受第三人侵權而發生安全事故。校外人員進入校園毆打學生,是一種比較典型的情況。
第三人對學生的侵權行為,對于學校而言并不屬于不可抗力。而且,由于學校教育合同上安全保障的附隨義務在法理上和社會上均已得到普遍的承認,學校也不適用有關緊急避險的規定。那么,合同上的附隨義務的履行,是否以損害的避免為標準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如果一個強大的犯罪組織糾集多人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持槍沖入校園進行瘋狂掃射,就不能要求學校完全避免學生受到損害。但如果存在學校的教職工臨陣逃跑、或者學校事先已經得到警告而未及時報警等情況,那么就應認定學校未盡教育合同上的附隨義務。
根據我國民法的規定,監護人可以將全部或部分監護職責委托給他人行使。如果未成年人與學校的之間教育合同實際履行,筆者認為可以認定在未成年學生的監護人與學校之間形成委托監護的合同關系。
委托關系并不限于書面形式,即使雙方未以書面形式作出明確的約定,委托關系也可視為雙方已以默示方式設立。未成年人到學校學習期間,其監護人客觀上無法履行即時監護職責,如果這一職責不轉移于學校,則監護落空。
監護人的行為致使監護落空,則為違法。但將未成年人送到學校接受教育為監護人之法定義務,因此其行為不可能違法。據此推定,即時監護職責必然轉移。至于學校,履行即時監護職責,為惟一具備有時間和空間上之客觀條件的法律關系主體。當然,監護職責一般不可能全部轉移給學校,因為對未成年的教育和生活照顧過程不僅僅發生在學校。除非是長時間寄宿制的學生,在其寄宿期間的主要監護職責歸于學校,但也不可能是全部。比如,由于監護人出于種種原因未給予充分的費用而致使未成年學生無法及時治療疾病,導致事故發生的,那么監護人對于該事故至少是有部分責任的。沒有明確的書面委托并不等于學校對未成年學生就沒有法定的監護職責。基于教育合同,此項監護職責是學校附隨義務的必然內容。《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在第7條第2款中規定:“學校對未成年學生不承擔監護職責,但法律有規定的或者學校依法接受委托承擔相應監護職責的情形除外?！边@里的法律規定,自然應當包括《合同法》第60條關于附隨義務的規定,否則規章自身的規定無效。所不同者,也僅在于違反附隨義務的責任為過錯責任而非嚴格責任。
委托關系的成立,意味著學校如果未盡照管職責就必須對未成年學生遭受的損害或者未成年學生的侵權行為承擔民事責任,即使未成年學生所受損害系第三方侵權所致。至于民事責任的具體內容和方式,有書面約定的按約定辦理,沒有書面約定的,則視未成年學生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而有所不同。如果學生是無行為能力人,則學校應對委托人承擔全部責任。如果學生是限制行為能力人,則損害結果的發生原因比較復雜,未必完全是未成年學生當時得到的監護不周所致,有可能存在其他原因,所以按學校和監護人過錯的大小分擔責任。過錯大小,則視學校或監護人的過失對于未成年學生的侵權行為未能被預防或制止或者未成年學生遭受的損害未能避免所起到的作用大小而定。如果學?；虮O護人中有一方故意引發學生安全事故的,則應向對方負全責。
如果第三人受到未成年學生的侵權而致受損害,則不能以學校對實施侵權行為的未成年學生未盡監護職責為由,主張由學校對該受害人直接承擔賠償職責。即使受害人本身系未成年學生,由于其本人不可能是委托監護之合同當事人,也不能以學校未盡監護職責為由主張由學校直接對其承擔民事責任。這與監護人本人未盡監護職責須承擔侵權責任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問題。但與學校有委托監護合同關系的未成年學生的家長,無論是實施侵權行為的未成年學生的監護人還是遭受侵害的未成年學生的監護人,在其作為監護人承擔民事責任以后,均可依合同要求學校承擔民事責任。
三、違約責任與侵權責任的競合
責任競合是請求權基礎規范競合的結果,請求權人有權作出選擇。在學生安全事故中存在著學校的侵權責任與違約責任發生競合的問題。其中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情況:在學生系未成年人的情況下,合同法上的賠償請求權人與侵權法上的賠償請求權人可能并非同一人。從合同法來看,這種情況下的教育合同為第三人利益合同,按照《合同法》第六十四條的規定,由監護人作為合同當事人來追究學校的違約責任。而在侵權法律關系,可以向學校主張權利的當事人為學生本人,監護人僅得為其法定人。由于監護人可能為多人,如果這些人之間就請求權基礎規范的選擇而發生爭議,或者以不同的事由分別,該如何處理。筆者認為,如果原告或者原告法定人分別,按一事不再理原則,對最先的提起的訴予以立案受理,后來提起的訴訟則并案處理。訴訟過程中,開庭前原告或原告法定人一致要求變更案由的,如果不存在管轄權問題即予準許,否則駁回后由原告另行向有管轄權的法院。
注釋:
[1]第二十二條規定:“建筑工程實行招標發包的,發包單位應當將建筑工程發包給依法中標的承包單位。建筑工程實行直接發包的,發包單位應當將建筑工程發包給具有相應資質條件的承包單位。”
[2]第六十五條第一款:“發包單位將工程發包給不具有相應資質條件的承包單位的,或者違反本法規定將建筑工程肢解發包的,責令改正,處以罰款?！?/p>
[3]第一條:“為了加強對建筑活動的監督管理,維護建筑市場秩序,保證建筑工程的質量和安全,促進建筑業健康發展,制定本法?！钡谖鍡l第一款:“從事建筑活動應當遵守法律、法規,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權益?！?/p>
[4]史尚寬.債法總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632.
[5]該條規定:“當事人約定由債務人向第三人履行債務的,債務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債務或者履行債務不符合約定,應當向債權人承擔違約責任?！?/p>
[6]《合同法》第二百八十九條:“從事公共運輸的承運人不得拒絕旅客、托運人通常、合理的運輸要求。”
[7]《電力法》第二十六條第一款:“供電營業區內的供電營業機構,對本營業區內的用戶有按照國家規定供電的義務;不得違反國家規定對其營業區內申請用電的單位和個人拒絕供電?！?/p>
[8]王利明、崔建遠.合同法新論?總則[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112.
[9]在義務教育中,監護人與學校雙方之間顯然存在著合同關系。1.適齡兒童、少年成為特定學校的學生,不可能由行政機關以行政行為直接為之,而必須由監護人與學校以法律行為為之,行政機關只是對監護人和學校的行為進行監督管理,因此在監護人與學校之間存在著直接的法律關系。2.學校與受教育者之間的教育服務合同是以學生報名、學校發出錄取通知書等方式成立的。監護人與學校之間是平等主體,他們之間的法律關系只能是民事關系。3.監護人與學校之間雖然義務教育免繳學費,但仍然存在著直接的互相對待給付的請求權,這是一種交易關系。4.雖然雙方的權利義務中法律直接規定的比較多,但在一定范圍之內仍然由雙方按意思自治原則加以明確化和具體化,比如在對學生進行教育和管理的過程中互相配合的方式(比如住校條件、接送規則)、有關費用(比如教材費)的支付。
[論文摘要]我國產品責任保法律制度相當滯后。本文在分析我國產品責任保F~A’-律制度缺陷的基礎上，提出了完善產品責任保險法律制度的建議。
隨著現代工業的發展．產品責任保險有著突飛猛進的進步。我國尚無產品責任保險法，有關規范產品責任保險的法律主要分散在產品責任法和保險法中，其立法分散，實踐中難以操作。這樣一來．既不能對合法產品經營者進行應有的保護．也不能對假冒偽劣產品的不法炮制者實施有力度的制裁．更不能對消費者給予充分的保護。因此．對我國產品責任保險法律制度的缺陷進行完善實踐意義重大。
一、我國產品責任保險法的缺陷
1產品責任法關于產品責任的缺陷
我國尚無統一的產品責任法．其主要分散于《民法通則》、《產品質量法》等法律中。這些法律對產品責任的規定存在以下不足(1)產品范圍界定不明確?，F有法律對產品的界定顯得有些混亂，民法通則》未對產品作出任何界定，《產品質量法》規定產品是“經過加工、制作．用于銷售的產品”。這一概念并未明確產品范圍易讓人產生分歧。(2)產品缺陷標準不清。衡量產品缺陷有兩個標準：不合理危險標準和國家、行業標準，實踐中后者優于前者。但是符合國家、行業標準的產品并不排除其具有危險性，這種缺陷認定標準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規制到產品所具有的潛在危險性。(3)對經營者處罰較輕。根據損害賠償理念．產品責任以補償被害人的實際損失為限。而且，我國沒有設立懲罰性賠償，精神損害賠償也不成熟從而對經營者處罰較輕。因此，有必要從調節利益入手，加大對經營者處罰力度，減少進而制止制假售假的違法行為。
2．保險法關于產品責任保險的缺陷
保險法中對產品責任保險沒有直接規定，僅籠統地規定責任保險的內容。因此，法律對產品責任保險的規定存在諸多不足：(1)未明確保險人的抗辯義務：保險法中未明確規定保險人的抗辯義務．保險人若對被保險人的賠償責任進行抗辯將從本身的利益加以考慮，極少顧及被保險人的利益。因此，對被保險人不利，尤其是保險人和被保險人的“責任‘利益發生沖突時，被保險人處于更加不利的地位。(2)未確立第三人的直接請求權保險實務上，通常不允許第三人直接向保險人要求給付保險賠償金的。為確保第三人利益在一定條件下確立第三人對保險人享有保險賠償金直接給付請求權是產品責任保險法的發展方向。(3)責任保險條款不規范。產品責任保險作為地方性險種在保險責任、索賠事項等方面存在漏洞。
二、完善我國產品責任保險法律制度的建議
完善產品責任保險法律制度是經營者轉移其不確定產品風險保障消費者權益不受損害的需要，也是安定社會秩序、建設和諧社會的需要。筆者認為：完善產品責任保險法律制度可從以下人手：
1完善產品責任法中有關產品責任的規定
關鍵詞：家庭暴力危害原因對策婦女權益
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員中一方對另一方實施暴力的行為。其形式包括毆打、罰跪、捆綁、拘禁等體罰形式，也包括威脅、恐嚇、辱罵等精神虐待。目前，對于家庭暴力的內涵還沒有全國性的法律做出權威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認為，“家庭暴力，是指行為人以毆打、捆綁、殘害、強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給其家庭成員的身體、精神等方
面造成一定傷害后果的行為?！?/p>
一、我國家庭暴力的現狀:
家庭暴力發生在家庭中，當家庭關系還沒有破裂時往往具有私密性?！凹页蟛豢赏鈸P”的思想觀念又為這種私密性加上了一道防線。因此要對家庭暴力精確統計幾乎是不可能的。下面以幾個區域性的調查和婦聯系統收集的資料進行說明。這些區域性調查中首先留下了“家丑不可外揚”的影子，在暴露家庭不和睦方面都會“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報喜多報憂少?，F實生活中發生的家庭暴力肯定比統計在紙上的多。有關調查統計：北京市婚姻家庭研究會舉辦了遵循概率抽樣原則，采取整體抽樣方法的大型婚姻質量調查。樣本范圍界定在北京市內8個區，發放2400份問卷，回收合格問卷2118份，有效率達88.25％。資料顯示：夫打過妻的占21.3％；妻打過夫的占15.2％；吵架現象占81.8％。值得說明的是男女動武的質量有著量級不同的很大差異。妻給夫一耳光（或一拳）和夫給妻一耳光（或一拳）有質的區別。對這項調查的雙變量分析表明，男人自己承認被妻子打過的概率大于女人承認自己被夫打過的概率。這說明女性中有些人隱瞞了被丈夫打的事實。近幾年來，上海市家庭暴力也呈上升趨勢。1991年上海市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糾紛案件中，因婚姻家庭矛盾激化，當事人揚言或有一定行為的傷害、兇殺和自殺的達800多件。市婦女權益保護委員會統計，1990年全市接待、受理家庭暴力事件3899件，其中發生在夫妻之間的2398件，占61.5％。從對向市婦聯求救的348個受害婦女遭遇來看，她們中輕者被打得鼻青眼腫，身上多處肌肉挫傷；重者腎臟出血，耳膜穿孔，鼻梁骨折，肋骨斷裂；還有個別的則是頭皮拉掉，眼睛摳瞎或留下終身殘疾。有一個被打婦女自己曾作過一個粗略統計，一年中被丈夫打過98次，其中有一星期內被丈夫用皮鞭抽打過3次的紀錄。中國婦女報“家庭暴力問題公眾調查”顯示有11.2％的女性曾經挨過丈夫的打，這與14.6％的男性承認打過妻子大體一致。不過有44.9％男性認為妻子挨打總有其自身原因。從中可以看出家庭暴力行為是受隱型觀念支配的。全國婦聯處1995年共收到要求保護婦女權益的信件128900件，接待此類來訪1600人次。在這些數字中，涉及家庭暴力方面的占三成左右。比起1994年增加了30多倍，尤其以山東、湖南、吉林、四川等地為甚。湖南各級婦聯近年接待的中，狀告丈夫虐待的占30％，有的地區高達50％。長沙市1993年1月至1995年10月，有登記的家庭暴力事件有1936件次，95％以上是丈夫毆打、虐待妻子。婁底地區兩年來有20多名婦女慘死于家庭暴力，30多名被打成重傷，有的還落下終身殘疾。雙峰縣去年調查的1421戶家庭中，有82戶發生了家庭暴力，其中8名婦女被殺或被迫自殺，7名重傷，13名輕傷。湖南每年約有2萬個家庭解體，其中有1／4是因家庭暴力所致。中國婦女報何力記者在吉林省部分地區婦聯采訪時了解到，自1993年以來，在各級婦聯接待的來信來訪中，婚姻家庭類占70％～80％，而其中屬于家庭暴力的案件達40％左右，農村個別地方達70％之多。這些采訪記錄，每一個家庭暴力案件都滲透著女性的血淚和，每一位來到婦聯訴苦的女性都臉上尚淚心里流血。吉林黎樹縣北老壕鄉的一名農婦，如今已當上了奶奶，卻仍擺脫不了丈夫的打罵，結婚30年，挨打30載。馬鞍山市婦聯統計，1995年接待來訪91件，家庭暴力41件，占總件數的45.1％。其中在婚姻存續期間的家庭暴力24件，占總數的58.5％；離婚訴訟期間的家庭暴力2件，占總數的4.8％；離婚后婦女受前夫暴力的8件，占總數的19.5％；家庭成員間的暴力行為7件，占總數的17.1％。可見家庭暴力主要發生在夫妻之間，受害者主要是婦女。
上述點滴統計資料反映了丈夫對妻子家庭暴力的片段概貌。下面一些典型案件也許能增加人們感性認識或視覺效果，它會使你不能不相信中國社會夫對妻家庭暴力的嚴重性。就在中國第一個國際家庭日（1994.5.5）到來前夕，重慶市李億琴被丈夫張文勇割掉左耳和鼻子的事件震驚山城，轟動全國；北京順義縣賈艷榮被丈夫黃云明砍斷雙腿跟踺、挖掉雙眼，給即將召開的’95世婦會一個不大不小的示威（1995.5.12）；世婦會余波未逝，長沙市37歲的姚億召被丈夫譚自忠從六樓陽臺拋出當即摔死的“高樓拋妻”事件（1996.1.4）震驚中外，輿論嘩然；重慶市姚蓉被丈夫杜世平長期虐待的事件披露（1996.1.24）給世婦會唱了一個反調。我們還不能忘記：北京女經理連華被丈夫毀容（1994.3.18）；沈陽惡人張偉將妻子嚴重燒傷致殘（1994.3.18）；廣東一稅管員、先進工作者朱喬被丈夫廖某火燒致死（1994.4.13）；北京姑娘仇芳被戀愛不成的劉洪啟毀容（1994.5.2）；江西宜豐縣違反計劃生育的盧潤民虐妻熊秋蘭致死（1994.5.2）；湖北仙桃農民鄭水才只因片言只語不對勁狠心燒妻楊仙娥致死（1995.1.5）；河南泌陽縣侯發隨囚禁妻子呂貴云，限制其人身自由長達半年之久（1995.3.30）;河南泌陽縣農民曹炳建婚內不成對妻下毒手致使周桂菊次日身亡（1995.5.12）近年來，我國家庭暴力問題更為突出，因為家庭暴力導致離婚和人身傷害的案件不斷增多。據全國婦聯統計，2004年共接到群眾來信、來訪、來電總數31萬多件，有關婚姻家庭權益的占到總數的52.4％。其中有關家庭暴力的投訴又占到婚姻家庭類總數的22.5％。絕大部分是丈夫對妻子施暴。并且家庭暴力的手段也越來越殘忍，煙頭燙，柴油燒，潑硫酸等等，以及由此引發的情殺、重傷害等惡性案件逐漸增多。婦女成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僅僅因為生理上的弱者嗎？不！婦女成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有其深層原因。
二、家庭暴力產生的原因:
1.經濟收入的不平衡是家庭暴力產生的經濟原因。經濟收入的不平衡導致了經濟地位的不平等。傳統的擇偶觀是男強女弱。女方希望找一個各方面都比自己強的男性，而自己甘愿默默奉獻于家庭，一些男性由于有了妻子及其家庭成員的支持，因某些機遇而迅速致富，社會地位也大大提高，所謂的“優越感”得到了體現，于是要求家庭成員絕對服從其意志，否則就惡語傷人，大打出手。此外還有政策的原因，妻子下崗，收入減少，重新就業困難，不得不暫時依賴丈夫，從而受到丈夫的冷落和歧視。一旦發生家庭矛盾，處于弱勢地位的成員通常會成為發泄的對象，并且大都表現出逆來順受。而這種軟弱的反應使得施暴者無需為自己的行為承擔任何責任。
2.立法不完備和法律的可操作性不強是家庭暴力滋生的法律原因。我國目前尚無明文懲處家庭暴力法律規定，雖然《刑法》、《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婦女權益保障法》都規定了禁止用暴力虐待、殘害婦女，但由于有些家庭暴力事件與虐待罪事實之間有本質的差別，存在著規定不明確、立法分散、原則性強、可操作性差的缺陷，裁決起來缺少法律依據。
3.司法的漠然態度是家庭暴力產生的社會根源。中國有兩句古話：一是“清官難斷家務事”；二是“家丑不可外揚”。長期以來，我國司法機關對于一般家庭暴力持比較模糊、曖昧的態度；同時受害者認為家庭暴力屬于‘家丑’，不足為外人道。致使家庭暴力程度不斷升級，因為家庭暴力并非一般的治安問題，還涉及到感情因素。司法人員認為“清官難官家務事”，他們怕自己正兒八斤的去處理了，可當事人之間馬上又和好了，反過來還怪自己多管閑事，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4.男權文化和夫權思想是家庭暴力產生的歷史文化根源。我國長期以來的文化基礎是男性中心本位文化，男女在家庭及社會結構中的地位極不平等，我國古代封建禮教所宣揚的"三從"思想更是其極端表現?！澳凶鹋啊保驒嘟y治貫穿數千年中國歷史：“三從四德”，將女性置于男性統治之下。對子女則實行懲戒之術“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父叫子死，子不敢不死”推行“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封建禮教。掌握家庭經濟權力的家長，對家屬當然地享有至高支配權，從而使干涉與侵害婦女、子女的人身權利的行為合理合法化。直至今天，崇尚男性對女性暴力、父母對子女懲戒的歷史傳統，依然深刻地影響當代中國家庭。
5.社會整體環境的影響。一方面，社會對酗酒、吸毒、重婚、"婚外情"等很容易引發家庭暴力的丑惡現象尚沒有形成有效的解決手段。另一方面，家庭暴力長期來被視為家庭私事，在通常情況下，很少會有相關部門主動管理。盡管家庭暴力性質比社會上一般暴力惡劣，但它成了相關部門不予介入，懲治過輕的真空地帶。實際上是對施暴者姑息縱容，失去了法律應有的震懾和預防作用。
6.隨著社會的發展，工作和生活節奏不斷加快，人們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心理負擔越來越沉重，長期積聚需要得到徹底的發泄，一旦這種情緒被錯誤地帶到家中，就很容易成為家庭暴力的導火索。根據暴力發生的“壓抑-誘發”模式，種種因素造成了個體需要的壓抑，從而產生嚴重的心理沖突，當遇到一定的外界刺激以后，很容易外化為攻擊性的行為。中國在近二十年經歷了巨大的社會變革。社會變革一方面提高了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人們的生活競爭壓力。特別是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社會體制的變革，思想觀念的沖擊，造成了社會秩序的震動，也帶來家庭生活觀念的轉變。社會壓力的主要表現形式是城市人員下崗和農村中勞動力的剩余。由于原有的國有企業的普遍虧損，農村人口的大量增加，部分城市和農村人員的生活得不到保障，生活的壓力積聚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一定因素的刺激下，就容易外化為家庭暴力的行為。
三、家庭暴力的危害結果：
家庭暴力侵犯了受害人的人身權利。具體為身體權、健康權、生命權、和自由權。
家庭暴力伴隨著對婦女的精神摧殘。由于家庭暴力受害人絕大多數是婦女，因此她們受到肉體和精神的雙重傷害，只不過因為身體上的損傷是外在的、較為明顯而吸引了人們更多的注意，精神上的損傷是內在的、較為隱蔽而容易被忽視。精神的創傷往往比身體上的創傷更難以愈合，遭受暴力的婦女長期生活在恐怖、緊張的氣氛中，心里充滿了恐懼與悲哀，有的悲痛欲絕，導致心情抑郁或精神分裂。在找不到正當的解脫途徑的情況下，她們只好采取回娘家、出走，甚至自殺等消極反抗方式。當虐待超過了她們肉體、精神的承受能力時，有些被迫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從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變成了害人者。有資料表明：我國五成以上的女性犯人是因為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走上犯罪道路的。
家庭暴力不但直接損害婦女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尊嚴，導致婚姻破裂、家庭解體，以及傷害兒童的身心健康。更為危險的是，因家庭暴力而引起的自殺、殺人，嚴重地影響了社會的穩定和安全，阻礙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社會發展是全人類的共同事業，需要全社會成員的共同參與，社會的每一個人都應當是社會生存、發展的創造者。而那些受家庭暴力侵害的人，在其生命、生存及人身權利、人格、名譽等這些做人最基本的權利都被暴力所侵害、所剝奪的情況下，在身心受到嚴重傷害的情況下，又如何能夠全身心地投入到社會生產、發展中去呢？家庭暴力不僅嚴重侵害了這部分人的人身權利，而且影響了他們參與社會活動、社會生產的積極性，從這個意義上講，也直接間接地阻礙了社會的發展。另一方面，家庭暴力也嚴重地危害下一代人的健康成長。有統計表明，60％以上的人在對配偶實施暴力的同時，也經常對子女實施暴力。而專家指出，即使沒有受到毆打，見到家庭暴力和受到身體虐待的孩子所受的傷害同樣嚴重。很難想象，在一個充滿暴力、充斥吵罵、怨恨和悲憤的家庭中，其家庭成員會是幸福、快樂的。在這樣的家庭中成長起來的子女，深受家庭暴力的影響，其生理、心靈上必然會受到較大的傷害，也會給下一代人的心理投下灰暗、悲傷的陰影，在這種家庭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子女，大多數患有恐懼、焦慮、孤獨、自卑、不相信任何人，他們性情憂郁，變得懦弱或殘暴，學習成績下降，有自殺傾向等心理障礙。在他們長大之后，很可能會成為新的家庭暴力的實施者，其中有的人甚至會成為敵視社會、報復社會的人，結果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制造社會不安定因素，這一點，已為社會上發生的許多案例所證實。家庭暴力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家庭的范圍。不論對個人、家庭還是社會都有極大的危害，預防和制止家庭中的暴力行為勢在必行。
可見，家庭暴力已經成為破壞現代婚姻家庭幸福，和諧社會的重要威脅。禁止家庭暴力，保護婦女、兒童和老人的合法權益，成為了當前各國都關注的社會問題。
四、制定完善的反家庭暴力法：
為了使反家庭暴力法在保護家庭暴力受害人、制裁施暴者，保障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關系方面發揮應有的作用，我認為制定反家庭暴力法應重點解決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1.明確反家庭暴力法在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法律體系中的地位
由于家庭暴力是個社會問題，涉及社會的各個方面，適用的法律規范也十分廣泛，
因此，對家庭暴力的防治既需要一部專門的法律，同時更需要形成一個法律體系，以憲法為根據，以反家庭暴力法為主體，包括婦女權益保障法、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護法、民法通則、婚姻法、刑法、（民事、刑事、行政）訴訟法等法律和相關的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以及我們國家參加的有關國際人權約法在內的法律體系。既然家庭暴力法是這一法律體系的主體，就應當具備相應的“綱領性”和“綜合性”；綱領性就是這部法律應明確防治家庭暴力的指導思想和應遵循的基本原則，為其他法律規定相關內容提供法律依據；綜合性就是要在內容上既有實體法的內容，又有程序法、組織法的內容；既有民事責任的規定，又有行政責任、刑事責任等方面的規定；既有關于政府組織的規定，又有非政府組織的規定；既有引述、重申性規定，又有協調性、獨創性、保障性的規定；既有倡導性、宣言性的規定，又有義務性、強制性的規定。
2.明確反家庭暴力法的指導思想、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則
反家庭暴力法應當：1、堅持依法治家、以德治家的方針，以建設和維護平等、和睦、文明、穩定的婚姻家庭關系為宗旨，充分體現關懷弱者、保障人權的精神；2、以憲法為根據，整合婦女權益保障法、民法通則、婚姻法、繼承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等法律法規的有關規定，根據反家庭暴力的實際需要，將現有的法律法規的有關規定系統化、具體化，使之具有更強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特別要注意與其他法律的銜接；3、確立預防和制裁相結合的原則，制裁和保護相結合的原則；對施暴者應堅持教育、矯治、制裁相結合；對受害者應堅持保護、補償、幫助相結合。
3.明確政府干預家庭暴力的責任
各級政府作為國家法律的執行機關，在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方面負有不可推卸的、極其重要的職責，因此，反家庭暴力法應明確規定各級政府的各部門有責任結合自身的具體職能，采取各種必要措施，以加強對家庭暴力的行政干預：1、采取組織措施，明確義務（責任）主體。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是政府的重要職責，政府應當采取各種措施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在政府采取的各種措施中，采取組織措施無疑是重要的，因為徒法不能自行，為了將有關防治家庭暴力的法律規定落到實處，設立防治家庭暴力的專門機構是必要的。同時明確相應的監督機構，加強對家庭暴力案件處理的法律監督和社會監督等。2、司法行政部門應與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密切配合，做好家庭矛盾的調解工作，有效控制家庭暴力；解決受害家庭成員的法律援助問題；對要將施暴者告上法庭的受害人，當他（她）們遇有經濟上困難的時候，應有一些政府指定的法律機構，為其訴訟，并減免費用，使受害者得到切實的幫助。與此同時，司法行政部門還應與文化部門密切配合，采取多種多樣的形式，在法制宣傳教育活動中，積極宣傳家庭暴力行為的嚴重性和社會危害性，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促進男女平等在家庭生活中實現。3、教育行政部門應明確要求在有關的課程中增加社會性別意識方面的內容，培養青少年樹立健康、平等的性別觀念。4、計劃、財政、民政等有關部門應將防止家庭暴力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特別是要撥付必要資金予以支持；并把救助家庭暴力受害者，加強受害家庭成員的福利保障，特別是女性家庭成員（尤其是農村女性家庭成員）的福利保障列為其中的重要內容。5、醫療衛生行政部門應要求各醫療單位建立救助家庭暴力受害人的運行機制，積極與司法機關配合，及時為家庭暴力受害者出具自己掌握的符合處理案件要求的證據材料，并提供系統的醫療衛生服務和相關指導。6、統計部門應將家庭暴力的有關情況納入統計范圍，建立家庭暴力統計數據系統，為了解、分析家庭暴力的現狀、發展趨勢以及研究對策提供數據支持。7、各級行政機關要支持和幫助居（村）民委員會等基層群眾性組織、社會團體做好維護婦女家庭權益方面的工作。有條件的地方要建立專門的家庭保護中心，實施多方面、多層次的家庭保護計劃，防止和處理各類家庭暴力案件。各級行政機關要支持有關組織對家庭暴力問題的專門研究，要對在反對家庭暴力的活動中作出突出貢獻的組織和個人進行表彰。
當然，在加強對家庭暴力的行政干預過程中，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是要加大公安機關的干預力度。公安機關作為治安保衛機關，其主要任務是維護國家安全，維護社會治安秩序，保護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財產，保護公共財產，預防、制止和懲治違法犯罪活動。家庭暴力作為一種侵犯家庭成員特別是婦女、兒童、老人基本人權的違法犯罪行為，它不僅侵害了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財產，破壞了家庭的和諧與幸福，而且危害著社會的穩定，破壞著人們賴以生存的社會秩序。因此，作為負有維護社會治安秩序，保護公民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財產等重要社會管理職能的公安機關，應當全面履行自己的法定職責，在預防、制止和懲治家庭暴力，維護婦女、兒童、老人的合法權益方面發揮自己應有的作用。為此，反家庭暴力法應具體規定公安機關處理家庭暴力案件的職責和措施，特別是要明確公安機關處理家庭暴力案件的具體方法、步驟、程序措施，為公安機關在處理家庭暴力案件時依法行使治安處罰權、刑事案件偵查權提供法律依據；明確要求公安機關在處理家庭暴力案件時，必須有效地保護被害人，最大限度地減少重傷、死亡、自殺等現象的發生。對于已然發生的家庭暴力案件，在處理時，應做到及時制止、及時救治、消除隱患，減少損害。既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穩定施暴者的情緒，避免矛盾升級，造成更大的損害，又要做好受害人的安撫工作，給予被害人以關懷、同情、鼓勵，使之有勇氣同家庭暴力作斗爭，最終擺脫家庭暴力。
由于家庭暴力發生在家庭中，而與每個家庭聯系最密切是派出所，派出所作為最基層的公安派出機構，遍布在各個社區。社區民警對轄區內的居民情況比較了解，深入基層也比較方便；當家庭暴力發生后，受害者亦便于報案。因此，反家庭暴力法亦應明確要求社區民警作好以下家庭暴力的預防工作：第一，利用下片走訪之機，加強同管界居民的聯系，廣泛宣傳法律知識，使居民能夠認識到家庭暴力是一種違法犯罪行為，樹立在遭受家庭暴力侵害時應積極報警或尋求其他途徑救助的新觀念；第二，經常與社區的居委會取得聯系，摸清管界內各家各戶的情況，群策群力，共同做好家庭暴力的預防工作，把家庭暴力消滅在萌芽狀態；第三，對于家庭暴力比較突出的家庭，進行重點戶的走訪，找到引發家庭暴力的原因，對施暴者講清法律后果，使之充分認識到家庭暴力對家庭、對社會的危害，及時化解矛盾；第四，配合其他社會支持系統，為受害人提供多方幫助。
4.明確司法機關干預家庭暴力的職責和措施
由于司法干預是國家司法機關運用國家司法權實施的，其干預措施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具有強制性，是各種干預家庭暴力的措施體系中最有效和最后的手段，因此強化對家庭暴力的司法干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當前對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預力度不夠，這一方面有立法不夠完善的原因，但司法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問題。因此，反家庭暴力法應當在完善司法干預措施、改革司法體制方面有所創新。1、借鑒國外成功的經驗，規定人民法院對家庭暴力案件可以簽發禁止令或保護令；2、對于構成犯罪的家庭暴力案件，允許受害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轄，以此方便家庭暴力受害人、參加訴訟；3、增設保安處分，明確規定人民法院對可能實施家庭暴力的人或雖實施了家庭暴力方面的犯罪但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人適用保安處分；4、設立專門機構以增強司法干預的力度。在這方面我國已有成功的經驗，如山西省大同市率先設立了專門審理侵害婦女兒童權利的維權法庭；在北京市豐臺區檢察院也成立了“保護婦女及未成年人合法權益辦案組”，由一名主訴檢察官（女）和兩名業務能力強、工作耐心細致的檢察官組成，專門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家庭暴力案件、女被害人案件和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案件的審查工作。該組堅持“專案專辦、優先審查”的處理原則，將切實擔負起保護婦女和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職責。實踐證明，如果在司法系統設立專門的反家暴機構（如家事法院或專門審理家庭案件的審判庭等）就可以大大提高現有反家庭暴力措施的有效性。
5.明確社區組織在干預家庭暴力方面的責任
社區作為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圍內的人們所組成的社會生活共同體，它在維護本社區居（村）民的合法權益、幫助有需要的人們解決婚姻家庭問題、對婚姻家庭權益受侵犯的人們進行救助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獨特的作用，因此，反家庭暴力法應將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納入北京市的社區建設，使之成為社區工作的重要內容；賦予社區組織干預家庭暴力的職能；要求社區設立相應的庇護機構，給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臨時的避難場所；設立咨詢服務機構對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心理、醫學、法律等方面的咨詢輔導，同時開展對施暴人的心理輔導和社會性別意識培訓；設立相應的投訴、導訴機構。
反家庭暴力法之所以將社會救助作為重要內容加以規定，主要是考慮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給社會成員帶來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由“單位人”向“社會人”的角色轉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和單位不可能像從前一樣對個人的事務包管一切，因此，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社會救助系統，加強社區建設，強化社區功能，充分發揮群眾性自治組織的作用已勢在必行。
6.明確家庭暴力案件中在證據方面的特殊要求
目前，對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預現狀不盡如人意，究其原因，除了法律規定不完善外，證據不足也是很大的障礙。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一方面是當事人證據意識不強，沒有充分注意收集證據，但更重要的是現行的證據規則在證據的采信、認定方面沒有充分考慮家庭暴力案件的特點，因此，在不違反法律的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對有關家庭暴力的民事訴訟中涉及的證據的采信、證明標準、反證責任、司法鑒定的程序等方面作出一些新的規定，適當減輕了家庭暴力受害人的舉證責任。這些規定既符合家庭暴力案件自身的特點和規律，又充分體現了反家庭暴力法關懷弱者、保障人權的特點，也有利于實現真正的司法公正。
7.明確規定救濟措施，強化法律責任
由于“沒有救濟就沒有權利”，所以反家庭暴力法的重點內容之一應是完善相應的救濟措施；特別是有關救濟途徑（程序）方面的規定；明確相應的法律責任，包括施暴者的民事、行政、刑事法律責任（以附屬刑法的形式增加制裁嚴重侵害家庭成員合法權益犯罪的新規定）、負有法定職責卻不履行其職責的執法、司法機關工作人員的法律責任和社會救助機構不正確履行自己的職責應負的法律責任；明確家庭暴力案件鑒定機構的職責及其不正確履行職責的法律責任；明確對因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以暴抗暴案件的從輕、減輕處理原則；從而使反家庭暴力法具備較強的“可訴性”，真正成為執法、司法的依據。
家庭暴力作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它的解決雖然不能僅僅依靠法律，但離開了完善的法律卻又是萬萬不能的。因此，希望國家對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給予高度的重視和關注并采取必要的有針對性的措施，充分利用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所創造的條件，充分利用立法資源，堅決同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作斗爭，把家庭暴力降低減少到最低、最小的限度。
所有的婦女應該勇敢的對家庭暴力說“不”。我們的社會應該是和諧美滿的人間。
參考文獻：
1.劉伯紅。女性權利[M].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2。
2.巫昌禎，楊大文。防治家庭暴力研究[M].北京：群眾出版社，2000。
3.參見中國人大新聞網2005年12月8日刊載，《為了家庭和睦社會安寧》。
本文試就從家庭暴力的概念、成因、危害、救助措施與法律責任以及對策等方面談一些拙見，以期增強公眾對家庭暴力的敏感度，給予受害者更全面、更具體的保護，從而取得更好的社會效果。
關健詞：家庭暴力虐待
一.家庭暴力概述
就現階段全國各媒體報道的情況看，家庭暴力日益凸顯。作為嚴重侵擾家庭、社會安寧的劊子手——家庭暴力，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特別是2001年修訂的婚姻法，明確規定了“禁止家庭暴力”。
（一）家庭暴力的概念
關于什么是家庭暴力，目前還沒有一致公認的界定。但在國外的有關法律特別是制止家庭暴力的法律法規中，大多對家庭暴力采用廣義的概念，即家庭暴力是發生在家庭成員之間的暴力行為，造成其中一方生理或心理上的傷害。形式上可分為身體暴力、語言暴力、性暴力；受害者包括配偶、前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同居伴侶及前同居伴侶；程度可分為輕度、中度、重度，總之任何對家庭成員造成損害和傷害的行為都可以列入家庭暴力的范疇。
家庭暴力的概念是上世紀90年代初才引入我國的。現行《婚姻法》所作出的禁止家庭暴力的規定，是家庭暴力作為法律概念第一次出現在我國法律的層面上。目前，在我國法律法規中，對家庭暴力尚無界定。實踐中所謂的家庭暴力采用的是狹義的概念，主要是指對家庭成員身體上的暴力及因此而引起的精神傷害，如毆打、捆綁、限制人身自由及待等，受害者為配偶、子女與父母，其中以婦女、兒童與老人居多。2001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將家庭暴力的概念在司法層面上明確限定為狹義的：是指行為人以毆打、捆綁、殘害、強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給其家庭成員的身體、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的傷害后果的行為。
(二)家庭暴力的特點
1、家庭暴力的行為主體具有特定的親屬關系。其施暴者與受害者相互關系密切，多為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員，其中，丈夫對妻子的暴力是家庭暴力最常見的類型。而發生的在一定范圍親屬以外的暴力行為，如被家人是家政服務員、家庭經營活動的雇員等，不能視為家庭暴力。
2.家庭暴力行為具有隱蔽性。主要表現在（1）家庭暴力發生在家庭內部而非公共場所，地點隱蔽；（2）有些受害者基于自身的臉面和家庭的榮譽而往往對加之于己的家庭暴力粉飾隱瞞；（3）公眾的漠視和習以為常使人們對家庭暴力現象往往視而不見。
3.家庭暴力的行為手段具有多樣性、損害后果具有不確定性。手段多樣，包括毆打、捆綁、禁閉、侮辱、威脅、精神折磨、甚至還有更為殘酷的手段。手段的多樣性，加之施暴者對后果的放任態度，使得對受害人的損害后果具有不確定性，有時可能較輕，更多時候卻達到慘不忍睹的地步。
4.家庭暴力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具有一定普遍性。主要表現在：（1）在世界范圍內，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家庭暴力；（2）家庭暴力廣泛存在于不同的種族、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階級、不同的、不同的文化傳統、不同的職業、不同的文化水平的人群中；（3）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無論是平時還是戰時，家庭暴力從未間斷過。
5．時間的連續性和長期性。一般發生家庭暴力的家庭中，暴力不會只終止于一次、兩次，往往是存在一定時間連續性6．家庭暴力發生的原因的復雜性。發生家庭暴力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有心理的、生活的、婚姻的等等各方面的原因。
（三）家庭暴力與虐待的關系
1.虐待的概念
虐待是指對家庭成員的歧視、折磨、摧殘，使其在精神上、身體上遭受損害的違法行為，在表現形式上，有作為的行為如打罵、恐嚇等；也有不作為的行為如不予衣食，令其凍餓、有病不予治療等。
2.家庭暴力與虐待的異同
家庭暴力與虐待的相同之處在于都是家庭成員間的施暴行為，表現形式也有重合的地方，如殘害、捆綁、毆打強行等。其二者的本質是相同的，就是對其他家庭成員造成身體或心理傷害的行為。二者的區別在于，家庭暴力既可能是偶發的，也可能是經常性的，只要實施了打罵、殘害等行為就可以構成家庭暴力。而虐待往往是較長時間的，需要一定的連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持續性、經常性的家庭暴力即構成虐待。此外，對于同樣造成重傷或死亡的，傷害罪的刑罰遠比虐待罪為重。
（四）家庭暴力的類型
根據不同標準，可以對家庭暴力作不同劃分；
1.以施暴者與受害者的相互關系為依據，家庭暴力可分為夫妻之間的家庭暴力、父母子女之間的家庭暴力以及其他親戚間的家庭暴力。
2.以被侵犯的權益為依據，家庭暴力分為（1）侵害生命健康權的家庭暴力。對家庭成員的溺、棄、殘害。所謂溺、棄，是指采用溺死、悶死、掐死、餓死等手段殺害家庭成員的行為；所謂殘害是指從肉體上進行摧殘的行為，如凍餓、毒打、故意傷害肢體、器官等行為。另外，對施暴對象公然以施暴行為相威脅，表現為用語言對施暴對象威脅、恐嚇他人的人身、財產安全，使對方產生恐懼的心理，造成受害者嚴重的精神損害。（2）侵害人身自由權的家庭暴力。表現為對弱者采取捆綁、非法拘禁、暴力威脅等手段限制家庭成員的人身自由。
（3）侵害人格權的家庭暴力。表現為對家庭成員采取罰跪、侮辱人格、強制超體力勞動等，更多地體現為精神上的損害或虐待。
（4）侵害婚姻自的家庭暴力。對具有婚姻行為能力者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的方式對待家庭成員的結婚或離婚問題。諸如，父母或其他長輩以暴力強行包辦、干涉子女的婚事；子女以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干涉父母的婚事。
（5）侵害妻子或其他女性家庭成員性權利的家庭暴力。妻子以及其他女性家庭成員的性權利具有不可侵犯性。違背妻子或其他女性家庭成員的意志，強行對妻子或其他女性家庭成員發生或有待行為，都是對女性性權利的暴力。
（6）侵害生育權和生育自由權的家庭暴力。暴力對象是已婚女性，施暴者一般為丈夫或夫家的其他家庭成員，如公婆、伯叔等。表現為有些人對不生育的或生育女孩的婦女百般難，施以暴力等。
3.依據家庭暴力的表現形式，可分為身體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身體暴力包括所有對身體的攻擊及限制行為，如：毆打、推搡、禁閉、使用工具攻擊等，后果通常會在受害者身上形成外傷，易于發現。精神暴力是家庭成員之間實施的經常性的侵犯他人人格尊嚴的不法行為，對家庭成員之間的精神折磨為精神暴力的常見形式。性暴力是故意攻擊性器官，強迫發生、性接觸等，丈夫違背妻子意愿，強迫發生性關系是最常見的性暴力。目前，多數國家對家庭暴力的類型采用此種分法。
二.目前我國家庭暴力的救助措施與法律責任
由于家庭暴力問題的特殊性，需要有一套不同于其他侵權或犯罪的解決辦法，這就要求有有效的救助措施和完善的法律責任。
（一）家庭暴力的救助措施
目前，我國對家庭暴力的救助措施包括：
1.各級群眾性自治組織的救助措施。此類救助措施的實施主體是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我國《婚姻法》第43條第1款規定，實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員，受害人有權提出請求，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以及所在單位應當予以勸阻、調解。另外，婦聯組織作為群眾組織，也有義務在日常工作中救助婦女。
2.所在單位的救助措施。此類救助措施的實施主體是所在單位。對于所在單位應理解為施暴者和受害者所在的單位。根據我國《婚姻法》第43條、第44條的規定，所在單位的救助措施與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的救助措施的實施條件相同，必須在受害者提出請求的情況下才能實施，否則有關組織不宜自行介入。
3.國家機關的救助措施。此類救助措施的實施主體是國家機關。狹義的國家機關的救助措施為公安機關的救助?！痘橐龇ā返?3條第2、3款規定，對正在實施的家庭暴力，公安機關應當予以制止。發生了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員，受害人提出請求的，公安機關應當依照治安管理處罰的法律規定給予行政處罰。公安機關對于正在實施的家庭暴力，應當及時依法采取相應措施，以使暴力無法繼續，受害者的人身安全和利益得到保護。公安機關為制止家庭暴力行為，可以對施暴者采取批評教育、嚴厲訓斥、間隔距離、將受害者或施暴者帶離現場等救助措施?！笆芎θ颂岢稣埱蟮?，公安機關應當依照治安管理處罰的法律規定予以行政處罰”，讓施暴者得到應有的教訓。廣義的國家機關的救助措施包括各種法律責任。
4.家庭成員的自我救助。家庭成員在受到家庭暴力行為傷害時，依法可以實施自我救助，如正當防衛、緊急避險、自助行為等，家庭其他成員也應該及時提供幫助，共同制止違法犯罪行為的繼續，避免發生嚴重后果。應該及時幫助受害者尋求外界幫助，如向有關基層社會組織提出幫助請求、報告當地派出所等警察機關、及時向人民法院提訟等。
（二）法律責任
為了更好地保護受害者的合法權益，我國目前的法律對施暴者規定了三種形式的法律責任，具體而言：
1.行政責任
對實施家庭暴力嚴重侵害家庭成員合法權益的行為，根據《婚姻法》第43條第3款規定，行政機關追究行政責任應依照治安管理處罰的法律規定予以行政處罰。承擔的行政責任包括警告、200元以下罰款和15日以下拘留。
2.民事責任
我國《婚姻法》第46條規定因“實施家庭暴力”導致離婚的，無過錯方有權請求損害賠償。離婚過錯賠償責任屬于民事損害賠償的一種，是一種對權利的救濟，它通過對夫妻雙方中無過錯一方被侵害的婚姻權利的救濟，維護夫妻關系的平等、家庭關系的健康和穩定，并且對過錯方進行一定的懲戒。另外，施暴者承擔的民事責任還包括停止侵害、賠禮道歉等。
3.刑事責任
我國《婚姻法》第45條規定：“對重婚的，對實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遺棄家庭成員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實施家庭暴力本身是一類非法行為，并不是一種罪名，但這種非法行為可以導致《刑法》規定的如下犯罪：
第一種，實施家庭暴力，故意剝奪家庭成員生命的，構成故意殺人罪。依照《刑法》第232條規定，犯故意殺人罪，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種，實施家庭暴力，故意損害他人身體健康的，構成故意傷害罪。按《刑法》第234條規定，犯故意傷害罪，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人重傷、造成殘疾或致人死亡的，可以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
第三種，實施家庭暴力，干涉家庭成員婚姻自由的，構成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應依照《刑法》第257條的規定，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被害人死亡的，處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此外，實施家庭暴力行為承擔的刑事責任，根據具體情況確定，還包括過失殺人罪、過失傷害罪、侮辱罪、誹謗罪等。
上述三種法律責任既可以單獨適用，又可以同時適用，應視具體情況而定。
三.我國防治家庭暴力方面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一）存在的問題
1.有關家庭暴力法律規定的不完善。我國引入家庭暴力的概念較晚，禁止家庭暴力是婚姻法在修改后新增的內容。盡管現行婚姻法在態度和做法上有重大變化與改革，起到了改變公眾意識，推動反家暴工作，保護受害人的作用。但是，將防治家庭暴力納入婚姻法調整，實屬權宜之計。一方面，婚姻法性質上是民事法律，它主要從權利義務的角度對夫妻和其他家庭成員在家庭生活中的行為，予以調整；另一方面，對家庭暴力的防治是一個社會系統工程，涉及到社會干預、行政干預與司法干預等多方面，不僅僅是民事法律問題，還涉及到行政法、刑法等實體和程序法的諸多方面。另外，在我國家庭暴力有關的現行法規中，存在不少的漏洞與缺失，并未提供根本防治及解決家庭暴力問題的途徑，極不利于司法操作及社會實踐。
2、認識不足。首先，公眾對家庭暴力的本質缺乏清醒認識，尤其對精神暴力、性暴力，公眾的認識更為模糊，沒有引起足夠的認識。其次，司法人員在處理家庭暴力的問題上，對男女平等基本國策的認知程度很高，但對男女平等原則的認識存在膚淺性、表面化的問題。
（二）對策
從可操作性和實效性考慮，目前防范和處置家庭暴力，可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加強反家庭暴力行為的立法，依法預防家庭暴力。
從社會發展需要出發，我國應當從整體上規劃反家庭暴力的立法，其中可以從兩方面進行：（1）完善現有的法律法規，增加反家庭暴力的內容和力度，將性別意識納入到相關的法律法規中；（2）建立具有我國特色的《反家庭暴力法》。該法從保護家庭成員的合法權益出發，應當對實施家庭暴力的行為進行科學的界定和必要的法律干預，加大對家庭暴力行為的打擊力度，通過完善法律來預防家庭暴力危害的擴大，保護所有家庭成員的合法權益。
2.強化家庭暴力行為的處置機制，尤其是要發揮警察在家庭暴力處置殊的作用。
經過多年來的努力，我國已形成了多元化的家庭暴力預防和處置機制，這些組織和機構的積極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但他們在處理家庭暴力中還存在一個協調配合的問題，尤其是從目前的情況看，為了強化家庭暴力行為的處置機制，還有必要強化警察在處理家庭暴力中的作用。在我國現實生活中，公安司法機關對實施家庭暴力構成違法犯罪的行為，應當依法打擊；對那些已有殺人、重傷等犯罪威脅言行，但尚無殺人預備行為者，可先行治安拘留，再會同有關部門，邊拘留邊教育，直到被拘留人真心悔過，不至于鋌而走險為止。
3.為受害的家庭成員，特別是婦女和兒童提供人身保護和法律幫助。
提高婦女合法權益的保護意識，對家庭暴力的防范是非常有必要的。要使婦女知道“家丑”不外揚不利于自我保護，如果對家庭暴力一味忍氣吞聲，逆來順受，這樣造成的結果必然是助長了家庭暴力，使自己成為反復受害者。同時，社會也應當為受害成員提供多方面、便捷地反映情況，提供保護和幫助的渠道和途徑。在目前的情況下，家庭成員在遇到侵害時，可以通過“110報警電話”獲得保護和幫助。
4.建立受害婦女庇護場所或救助中心，讓受害的婦女有安身之處。
為了避免女性受害和實施犯罪，20世紀70年代英國首創了“婦女避難所”，之后，許多國家相繼出現了類似的組織，讓受害者有安身之處。我國許多婦女在遭受了家庭暴力后，無處可去，至多往娘家避難，或者求助于婦聯，娘家往往愛莫能助，而婦聯不可能對每一個受害婦女都給予幫助，也不是所有的受害婦女知道受害后主動找婦聯求助的。所以，有必要由政府出面，借助民間的力量，設置“家庭暴力救助中心”等機構，讓受害的婦女有一個臨時的庇護場所，同時經予受害婦女必要的心理支持、情感慰藉和法律援助。
5.將人民調解與依法處理有機結合起來，防止家庭矛盾的激化，打擊家庭暴力行為。
要充分發揮人民調解和司法調解在消除家庭暴力中的特殊作用。各級居（村）委會要加強早期發現家庭矛盾糾紛，注意采用調解的方法，及時化解家庭矛盾糾紛；司法助理員和人民調解員應當主動出擊，經常組織家庭矛盾的排查，特別是對那些可能發生家庭暴力的家庭，要重點予以排查，從中摸清底數，發現先兆，對于能夠解決的則馬上落實措施，盡快疏導，并調解處理；人民法院對于到法院的婚姻家庭矛盾糾紛，也要加強司法調解，盡量挽救家庭，防止家庭解體；對那些家庭矛盾非常突出，夫妻感情已經破裂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解除他們的婚姻關系，以防范家庭暴力事件的發生。
6.加強教育，特別是要注意向家庭成員宣傳和灌輸處理家庭矛盾糾紛和自我防范的科學途徑和方法。
為了消除家庭暴力形成的原因和條件，一方面，社會要提高公民的道德和法律意識，使家庭成員能夠樹立起互相尊重對方人身權的法律意識，并且了解和知曉采取家庭暴力的道德和法律后果；另一方面，要將防治家庭暴力的宣傳教育通過各種途徑輻射到全社會、輻射到社會所有成員。無論是各級各類學校，還是政府機關和司法人員，在普法教育中，既要接受反家庭暴力的教育，也要承擔起教育別人的重任。在反家庭暴力的教育中，尤其是要灌輸給家庭成員正確化解婚姻家庭矛盾和面對家庭暴力的如何處置的方法技巧。
四、國外關于防治家庭暴力立法的概述
在國外，關于家庭暴力的研究及立法較我國進行的早，并經歷了多年的理論與實踐研究。目前，世界上已經有44個國家和地區制定了專門防治家庭暴力法，這些立法經驗也是制定中國防治家庭暴力法很好的參照。
（一）挪威反家庭暴力的立法及實踐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隨著《挪威男女平等法》的頒布與實施，挪威議會和政府開展了同各種對婦女暴力現象的斗爭，并著重對家庭暴力問題進行了防治。
挪威對刑事訴訟法和刑法等方面的法律改革陸續展開。第一,確立了家庭暴力無條件司法干預原則，即對配偶、兒童或其他親密關系者的暴力侵害案件實行“無條件司法干預”的公訴原則。該原則加強了警察和公訴機關的職能，規定他們在沒有被害人同意的情況下，也可以向施暴者提訟，反映出國家對家庭暴力問題態度的轉變；第二，改善刑事訴訟中家庭暴力被害人的地位，加強對其在司法程序上的保護；第三，挪威頒布的暴力賠償法規定，對暴力被害人的最高賠償額可達100萬挪威克朗。在進行法律改革的同時，挪威政府開展“政府行動計劃”，推動反對婦女暴力的宣傳、社會服務、司法干預等工作。
（二）澳大利亞防治家庭暴力的立法。
澳大利亞于1989年制訂了《反家庭暴力法》。該法同樣加強了國家機關在這方面的職能，賦予其一些特權，比如警察在沒有提出刑事控告的情況下可羈押施暴者長達48小時，以及在懷疑家庭暴力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時，可以在沒有搜查令的情況下進屋搜查等。此外，還有許多國家采取的措施都值得我國借鑒。1995年新西蘭國會通過了《家庭暴力法案》，全面調整家庭暴力問題；英國在大量判例法的基礎上，又制定了多部成文法包括《1996年家庭法》、《1997年反騷擾保護法》等；新加坡對此也有專項立法，從刑事、民事、家事和防治服務多種角度治理家庭暴力問題。
結語
在防治家庭暴力問題上，國家必須實施法律改革戰略，但是僅有法律改革還不夠。家庭暴力不僅是法律問題，更是社會問題。要有效遏制家庭暴力，必須在修改現有法律的同時，開展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反家庭暴力公眾運動，通過培訓、宣傳等形式改變傳統文化中的性別歧視，轉變人們對家庭暴力的認識。只有將兩者有機結合起來，才能遏制家庭暴力現象，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有效的司法救濟，從而增進兩性在家庭內部乃至司法上的平等，維護家庭的和睦與社會的文明。
參考文獻
1.楊大文著：《婚姻家庭法學》，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2.《中國加拿大反家庭暴力立法及社會干預機制的比較》，載于《中國婦女報》2001年7月9日
3.李明舜著：《婚姻法中的救助措施與法律責任》，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4.《關注家庭暴力案件》，載于《揚子晚報》2001年11月25日
5.肖建國、姚建龍著：《女性性犯罪與性受害》，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一、發展強制醫療責任保險的現實需求與意義
醫療責任保險對于分散醫院或醫生的賠償風險，預防和減少醫療糾紛，維護患者利益等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但該險種自2000年全面推出以來并沒有受到醫院的青睞，相反醫院普遍對其反應冷淡，投保的積極性不高，從而使醫療責任保險面臨發展乏力的困境。究其原因，醫療責任保險所存在的自身不足是制約其發展的重要因素。在當前醫療責任保險的發展中存在醫療機構投保的積極性不高，逆向選擇嚴重等問題。例如北京市擁有各級各類醫院(含中央直屬和部隊醫院)共計551家。2003年投保醫療責任險的醫院不足20家，其中部分醫療機構具有很高的賠付率。即使在我國保險市場最發達地區之一的深圳，在1999年—2003年的四年間，醫療責任保險累計保費收入僅200多萬元，投保醫療機構比例不足5%，這與深圳保險市場接近20%的年保費增長率是極不協調的。
醫療責任保險發展滯后不僅使社會化的風險分擔機制難以在醫療行業內普遍建立，也使得患者的損害得不到充分彌補，從而不利于維護患者的合法利益。而當前醫療責任保險的運行所存在的問題證明：完全采取自愿投保的方式難以適應形式發展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應建立一種新的醫療損害賠償給付機制和保險制度，即強制醫療責任保險制度，是指國家通過立法建立一種保險制度，確立醫療機構和醫生的強制投保義務，以分散醫療損害賠償的風險，并使受害人的損失及時得以補償。強制投保醫療責任保險符合醫療責任保險的發展趨勢，并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一)強制投保醫療責任保險是發揮醫療責任保險維護和保障患者利益的需要
盡管醫療責任保險在維護和實現患者利益方面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但醫療責任保險卻面臨極為尷尬的境地。一方面，醫療機構賠償能力不足已嚴重影響到受害人損害賠償請求權的實現，這就需要通過一定的保險制度予以解決。事實表明，現階段我國絕大多數醫院的規模偏小，經濟效益不高，自我積累不足，有的甚至長期處于虧損狀態。在發生醫療事故后這部分醫院可能由于無力承擔賠償責任，而使受害人得不到充分的救濟。通過責任保險制度來實現醫療損害的賠償已成為社會的共識。另一方面，盡管醫療責任保險已推行多年，但在自愿投保的情況下，醫療機構普遍存在機會主義選擇而拒絕投保，從而導致醫療責任保險無法在醫療行業內普遍建立，患者在發生醫療損害后仍面臨索賠艱難、損害難以得到彌補的困境。
基于醫療損害賠償風險的普遍存在和患者損害賠償無法兌現的現狀，有必要通過立法確立醫療機構投保的法定義務，建立強制醫療責任保險制度，以充分發揮醫療責任保險在保障患者合法權益、防范醫療糾紛方面的作用。
(二)發展強制醫療責任保險是分散醫院賠償風險、降低賠償壓力的需要
由于缺乏有效的風險分散機制，現行醫療損害賠償模式的另外一個突出弊端是：醫療機構的賠償風險高度集中，從而承受較大的賠償壓力和經營風險。尤其是隨著醫療侵權訴訟舉證責任倒置、損害賠償范圍的擴大與賠償標準的提高，醫療機構的賠償風險和壓力將進一步加劇。為此，應建立醫療責任保險制度，通過保險實現損害賠償的轉移，即把集中于一個醫院的侵權賠償責任分散于社會，做到損害賠償社會化，以降低醫院的賠償壓力。
盡管如此，不少醫院和醫生對醫療責任保險缺乏認識和了解。有的甚至根本就不知道醫療責任保險的存在；有的醫院盡管對醫療責任保險比較感興趣，但仍持觀望態度，或者因缺乏風險防范意識而對醫療賠償風險抱僥幸的態度，或者是基于短期內的成本效益分析而拒絕投保。在自愿投保不積極的情況下，通過強制手段推進醫療責任保險的發展，有利于建立和健全醫院的風險防范機制，實現醫療損害賠償的社會化，從而保障醫療衛生事業的持續健康發展。
(三)強制投保是解決當前醫療責任保險市場需求不足的有效手段
當前醫療機構投保的積極性不高，逆向選擇嚴重，從而導致醫療責任保險市場需求不足。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固然與醫療責任保險自身不足有關系，但是醫療機構自身的原因也不可忽視。首先，不少醫院缺乏風險防范意識，認為自身的醫療技術水平過硬，不太可能發生醫療糾紛，因而也就缺乏通過保險機制分散風險的內在動力。其次，在醫患雙方地位的不平等、醫療訴訟敗訴概率小、賠償金額低的情況下，醫院普遍對于醫療損害賠償存在僥幸心理，從而缺乏購買醫療責任保險的內在動力。最后，醫療機構對醫療責任保險需求的錯位也抑制了對責任保險的市場需求。很多醫院不僅希望通過醫療責任保險轉嫁醫療活動中產生的一切損害賠償，而且希望實現醫療糾紛的轉移，使自身從醫療糾紛的困擾中解脫出來。很明顯，醫院對醫療責任保險的期望存在錯位，實際上超出了醫療責任保險所具有的功能。
對于醫療責任保險市場需求不足的問題，固然可以通過培育市場、完善市場競爭、更新產品逐步予以解決，但這種模式完全依賴市場的自我演進，故發展緩慢而缺乏效率。在體制轉軌和經濟轉型時代，市場需求的培育、競爭機制的完善都離不開國家的適當干預。因此，醫療責任保險市場的發育和完善，國家運用經濟和法律手段進行適當干預是不可或缺的。通過立法將醫療責任保險規定為法定保險，強制醫療機構投保，能夠從根本上解決自愿投保模式下所存在的市場需求不足的問題，從而迅速推動醫療責任保險的發展。
(四)強制醫療責任保險適應了現代侵權行為法歸責原則客觀化、損害賠償分擔社會化的發展趨勢
現代侵權法已由損害分散的思想逐漸成為侵權行為法的思考方式，認為損害可先加以內部化，由創造危險活動的企業負擔，再經由商品或服務的價格功能，或保險(尤其是責任保險)加以分散?？梢?，現代侵權法在追求損害彌補的同時，更加關注損害賠償風險的分散，即如何實現將集中在侵害人身上的風險通過一定的途徑由多數人承擔。對于高度風險的行業和職業而言，具備一定的風險分散機制是至關重要的。如果仍然將醫療過程中產生的賠償風險全部由醫院和醫生承擔，無疑會提高醫院的經營風險和醫生的職業風險，對于醫療機構及醫療事業的健康發展都是不利的。在這種背景下，建立以醫療責任保險為主體的風險分散機制是實現醫療損害賠償社會化的必然要求。
(五)發展強制醫療責任保險是適應醫療衛生體制改革與發展的需要
當前，我國政府已將推進醫療衛生體制改革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和全面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醫療損害賠償給付和醫療賠償風險的社會化分但是衛生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這與醫療保險制度改革、藥品流通體制改革、醫療價格體制改革緊密相連。僅僅通過價格機制轉移醫療賠償風險，不僅會直接導致醫療服務價格的上漲，從而損害醫療服務的可及性和公平性，更會導致醫患關系的惡化和矛盾的尖銳。在這種情況下，建立一定的風險分擔機制，實現醫療機構賠償風險的社會化分擔，關系到醫療衛生事業的持續健康發展和衛生體制改革的穩步推進。
（一）年齡管理者隨著年齡越來越大，越來越傾向于作出常規化、合規性的決策，更希望按部就班的管理企業，對風險容忍度下降，這樣的特征無疑降低了管理者從事非法活動的可能性。同時，基于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年齡越大的管理者在物質條件得到一定滿足后，更看重自身聲譽，更具有社會責任感，會減少對利潤的操縱。所以對于年齡大的管理者來說，出于保障企業聲譽、獲得自我滿足和保障相關利益者利益動機的企業社會責任履行會抑制管理者從事盈余操縱，社會責任與盈余管理更多的呈現負相關關系；相反年輕的管理者更喜歡冒險，同時由于閱歷較少更注重眼前利益，比前者更容易從事盈余操縱活動，甚至為達到自己的目的會以履行社會責任為掩飾來更大程度的進行盈余管理活動，更容易出現社會責任與盈余管理正相關關系。
（二）教育背景管理者教育背景會影響社會責任與盈余管理之間的關系，主要體現在一下幾方面：首先管理者受教育程度越高，會具備越高的道德素養，越會出于道德層面履行社會責任，即履行社會責任與盈余管理呈現負相關關系，而不是出于為了滿足自己的私利的動機來履行社會責任，在這種情況下，管理者往往打著履行社會責任的幌子在私底下進行更多的利潤操縱，使得社會責任與盈余管理呈現正相關關系。其次教育水平越高的管理者具備較高的辯證思維和長遠目光，比低教育水平的管理者更看重相關利益者之間的協調，更看重長遠利益而不是短期利益，基于此高學歷管理者會更出于真心的履行社會責任，避免盈余操縱行為的出現，而不是為了方便進行盈余管理違心的履行社會責任，制造一種良好公民的假象。最后，高教育水平的管理者物質條件一般高于低教育水平的管理者，高教育水平的管理者更看重自身的聲譽，更少的冒險進行盈余管理，而低教育水平的管理者更看重眼前利益，有時為了掩人耳目通過履行社會責任掩蓋盈余操縱的真實目的。綜上，教育水平越高的管理者比教育水平低的管理者更可能真實的履行社會責任，減少盈余操縱行為，社會責任與盈余管理呈現負相關關系；教育水平低的管理者更可能出現社會責任與盈余管理正相關的關系。
（三）任期管理者應聘到企業會面對被解雇的風險，這就導致管理防御的存在。管理防御指管理者面對解雇壓力會采取措施保護自己權益最大化的一種行為（黃國良，2013）。管理防御與管理者任期具有緊密聯系，在管理者上任初期，管理者為了保住自己的職位、體現自己良好的職業素質和業界聲譽，有更大的動機進行盈余操縱，同時為了營造良好的社會形象會通過履行社會責任來掩蓋利潤操縱的真正目的；隨著上任時間的增加，管理者獲得了股東的信任，管理者面臨的被解雇風險下降，管理者冒險進行盈余操縱的動機減弱，同時任期時間長的管理者更傾向于減少盈余操縱來履行更多的社會責任來建立企業聲譽為企業創造價值。綜上所述，任期短的管理者比任期長的管理者更有可能利用社會責任來掩蓋盈余管理活動，即更可能出現社會責任與盈余管理呈現正相關的關系。
（四）持股數量當管理者持有較多企業股份時，管理者的命運與企業的命運就緊密的聯系在一起，只有當企業能夠長期穩定的盈利發展下去，管理者才能有穩定地薪酬來源，所以持有較多企業的股份的管理者比持有較少企業股份數量的管理者更重視履行社會責任帶來的聲譽價值，更重視履行社會責任帶來的聲譽價值，會更少的進行盈余管理。因為盈余操縱雖然能粉飾當期的業績表現，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造假活動會被市場發現，給企業帶來致命的危害，管理者在被解雇的同時在業界的口碑急劇下滑，很難有企業愿意再次聘用其管理企業?；诖?，持股數量多的管理者比持有較少股份的管理者更看重社會責任的長期價值，會抑制盈余操縱的鼠目寸光行為，相對于此，當管理者持股數量較少時，更容易出于滿足自己私利的動機履行社會責任進行更多的盈余操縱。
在煤礦安全管理工作落實的過程中，存在著部分基層安全管理人員綜合能力低的問題，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上級安全要求的落實和本單位安全工作實際狀況的分析與結合。不能夠創新與實施安全管理，而是機械的套用，安全管理浮于表面、遙控指揮等問題突出。缺乏深入井下考察，實施現場辦公的能力與問題的預判能力。也有部分干部怕得罪人，在面對安全生產違章的時候，往往存在著得過且過的心理。這些問題的存在，給煤礦的安全管理埋下了很大的隱患。
(二)部分職工的業務技能素質待于提升
在煤礦生產的過程中，尤其是一些偏遠地區的采掘者，往往其文化程度、業務能力較低，并且短期用工問題的存在，使得煤礦生產與安全管理人員的素質參差不齊。加上煤礦井下地質等條件的復雜性，很容易使得煤礦生產出現違規操作、僥幸心理。如何提升煤礦工人的業務技能與整體素質，成為保證煤礦安全生產的重要內容。
(三)安全生產責任追究待于進一步提高
隨著國家煤礦安全生產管理的不斷加大，各個煤礦企業基本上都能夠制定相對完善的煤礦生產、安全管理制度。并且結合煤礦的實際出臺了相關的考核政策。目標管理責任書、安全生產軍令狀等也是在煤礦安全管理工作中多有實施。但是，現實的狀況卻沒有制度層面的理想。這主要是因為相關監督制度缺乏執行的剛性。對煤礦發現的安全隱患往往存在處罰重、獎勵輕的問題。
(四)安全管理工作超前意識不強
由于煤礦安全生產的工作內容多、任務繁重、工作壓力大，在管理的過程中存在著不能夠正確處理安全與生產的關系;缺乏從系統的角度出發來審視安全工作的重要性;缺乏對安全工作規律的把握。這些問題的存在，導致了煤礦的安全管理工作處在較低的層次，缺乏一種良性的安全運行來支撐煤礦的生產，煤礦安全管理工作的創新意識、超前意識不足，影響了煤礦安全管理工作的質量。
二、煤礦安全管理責任落實的策略
(一)提升煤礦安全管理的領導意識與責任心
在煤礦生產的過程中，煤礦領導的安全管理意識對于煤礦的安全生產有著重要的作用。我國的煤礦安全規程中提出，各級行政正職作為煤礦安全生產的第一人，需要高度的重視安全管理工作，切實肩負起煤礦安全生產的責任，更好地推動煤礦安全管理的有效性、科學性與人性化的提升。
(二)提升煤礦安全生產的全員培訓效果
在煤礦生產的過程中，各項安全管理工作的實施需要通過不斷的培訓來提升其效果。培訓的內容既應該包括煤礦安全生產法規以外，也要涵蓋礦井的實際進行安全生產操作、應急防備等。通過科學的培訓，提升煤礦全體人員的安全意識，掌握基本的安全逃生技能與煤礦生產的操作方法。通過培訓，達到每個員工都能夠自覺、高效的執行煤礦安全生產的規章制度，不斷規范安全生產的行為。煤礦安全生產培訓的方式是多樣化、多路徑的。既可以借助安全圖片展、放映安全事故案例、針對安全事故案例的分析，也可以借助安全知識、生產技能競賽等方式來實現。
(三)規范煤礦生產的安全制度建設
煤礦安全生產工作作為一項綜合性強、管理內容多、管理人員復雜的工程，在管理的過程中，需要通過全員管理、全過程管理、全方位監控、規范化管理等措施來實現。在煤礦安全生產管理的過程中，需要構建完整、系統的煤礦生產安全制度建設體系。第一步，要強化煤礦安全生產的目標管理制度，通過目標管理制度的制定，實現安全管理工作的細化與良好。同時，為了提升管理的效果，需要制定煤礦安全生產的獎懲制度，把各部門及個人的安全效果與經濟利益掛起鉤來，實行目標激勵，在這個過程中實現廣大職工群眾參與煤礦安全生產管理工作的積極性的提升。
(四)煤礦安全生產的質量標準與要求不斷提升
在煤礦生產的過程中，質量標準化作為保證煤礦安全生產的前提條件。要提升煤礦安全生產管理的科學化水平，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做起:首先要強化安全認識，加強安全領導，做好安全與質量、安全與產量、安全與成本之間的關系分析。其次要加大對煤礦生產現場的安全管理。再次，要堅持高標準、嚴要求的安全管理工作開展。對于煤礦生產的各個環節安全檢查要做嚴做細，通過有效的考核促進煤礦安全生產的順利實施。同時要加大對危險因素的整改與規避。第四，要將采煤、掘進、通風等進行重點管理，全面展開，實現全員管理與全過程管理。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職工從國家的羽翼下走向社會，只有在這時人們才意識到，還要從自己的勞動中留下一筆“扣除”來應付包括生老病死傷殘與失業等在內的各種風險。過去完全由政府支撐著的這幢大廈，現在要由政府、企業、個人共同支撐。國家的無限責任轉向有限責任。
這時國家的責任應主要體現為：l、用法律法規保證養老保險制度的穩定實施，保證基金的征收和養老金的發放；2、通過政府預算以不同的方式承擔部分養老保險費用；3、在基金不敷使用時，充當“最后出臺”的角色。
企業肩挑新老職工養老的兩副擔子
統帳結合的養老保險制度嚴格界定了企業和個人的養老保險責任，企業實際上挑著新、老職工養老的兩副擔子：
第一副擔子。企業要為尚未退休的參保人（“中人”和“新人”）繳納后延的養老保險費并分擔部分個人帳戶的費用（通過基金的積累部分體現）。
第二副擔子。企業要為已經退休的職工（“老人”）繳納過去已經貢獻給國家的養老費用，同時還要為新增長的退休人員（退休的“中人”）繳納政策認可的“視同繳費年限”（通過基金的現收現付部分體現）：
1994年廣東省實行新的養老保險制度時，從舊制度轉換到新制度的退休人員有116萬人，在職職工484萬人，征收養老保險費41.l億元，相當于工資總額17.3％，其中用于支付養老金33.5億元，相當于工資總額14.1％。如企業只為在職職工繳費，費率僅需3.2％。隨著職工隊伍老化和經濟結構調整，該省離退休人員以年平均8.5％的速度遞增，在職職工則以4.2％的速度遞減，至1997年，全省平均費率上升到18％，有7個市、50多個縣區超過國家規定的20％的上限。企業負擔超過極限的主要原因，除覆蓋面限制外，還有一個保險責任轉移問題，使養老保險費用一開始就處于高起點之上。
養老保險的轉制成本尚在掛帳
我國養老保險制度從簡單的社會統籌走上統帳結合道路的目的是改變過去吃社會大鍋飯的“現收現付制”，建立國家、企業、個人三者明確的社會保險責任關系，形成“部分積累”的基金制，這是符合我國實際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險模式。
基金從“現收現付制”到“部分積累制”的轉變，需要有一個“轉制成本”。轉制成本包括：l、對新制度實施前已退休人員今后需要支付的養老金的一定補償；2、對舊制度轉向新制度的“國家職工”補償過去沒有“扣除”積累的“虛擬個人帳戶”，或對支付“視同繳費年限”費用的補償。
我國養老保險制度從現收現付制向部分積累制轉換，國家沒有選擇公共債務政策或虛似個人帳戶政策來重新構造新制度，只有沿襲傳統的現收現付方法，用代際轉移彌補基金缺口，結果大大加重現有企業的社會負擔，陷入“舊帳未了，又添新帳”的惡性循環，甚至連新制度下剛剛建立起來的個人帳戶也變成一個只能當作“養老金計發標準”的空帳戶，同“部分積累制”的改革初衷相去甚遠。目前廣東省許多地方已經發生個人帳戶名義積累與實際積累嚴重背離的現象，計有25個市只用完了歷年積累的養老基金，開始使用個人帳戶基金，18個市縣養老基金結存不足支付6個月，9個市縣不足支付3個月，有3個市縣已把個人帳戶全部用完，靠全省調劑維持。這是一種高風險、難持續發展的轉移方式。
擴大覆蓋面同樣遭到責任轉移問題
在擴大覆蓋面時同樣遇到社會保險責任轉移的問題。把現行的高費率覆蓋到外資、港澳臺、街道鄉鎮、私營等所有企業與個體工商戶，就把原來“國家職工”的部分養老責任轉移到其他經濟領域，令這些企業與職工望而生畏，在社會保險大門外徘徊。如果說，國有企業資產屬國家所有，為國家分擔部分責任是理所當然的話，那對其他多種所有制來說則不盡然。盡管長期以來廣東省在擴大覆蓋面方面進行了艱苦努力，但收效甚微。養老保險開展比工傷保險早很多，覆蓋面和參加人數卻遠低于工傷保險，因由無不與此有關。
為解決擴大覆蓋面遇到的難題，廣東省研究在私營企業與城鎮個體戶范圍內局部試行雙層費率，按照略高于“自己養自己”的原則，適當降低費率，以期增強吸引力。但用降低費率辦法擴大的覆蓋面，沒有多少余地可以解決對老職工的調劑，與擴大覆蓋面的目標又有距離。
國家承擔有限責任的實現方式
在界定了企業與職工的養老保險責任之后，應進一步明確界定國家必須承擔的有限責任，體現“國家、企業、個人三者合理負擔”原則。有一種意見認為，國家規定企業繳費在稅前列支，就等于承擔了部分減稅費用。其實，養老保險費本來就是勞動成本的一部分，同工資一樣沒有道理在稅后利潤中列支，即使在計劃經濟時期也是稅前列支的，同樣，企業繳的費帶有稅收性質，不可能費上加稅，再說虧損企業與承包企業沒有所得稅可免，所以稅前列支體現了國家責任之說并不成立。
國家從過去對職工承擔無限責任過渡到承擔有限責任的這一歷史性轉變，把應由國家承擔的責任在短期內完全轉移到社會，社會也承受不了，國家必須通過一些特殊的政策措施對養老保險責任轉移引起的利益分配關系變化進行適當調整，實際上也進一步界定了國家的有限責任：
l、對長期欠繳超過1年的國有企業，由地方財政和上級財政為企業職工補繳，以保護職工的權益。廣東省欠繳100萬元以上的企業有285戶共6．4億元，全省累計欠繳共16億元。有些企業已經五六年沒有繳費，養老金要由社會照樣負擔。這樣的企業多了，社會無法支撐，職工也因欠繳而縮短了繳費年限。
2、改制企業和關停、破產企業按職工和離退休人數的一定標準計算改制補償費，從國有資產變現收入劃入基金，用于對已退休人員和在職職工責任轉移的一定補償，欠繳的還要先予清償。企業國有資產變現收入不足的，由地方和上級財政補缺。改制補償費的具體標準，離退休人員可按當年養老金標準計算平均余命15年，在職職工按平均視同繳費年限20年計算過渡性養老金。過去這方面的政策局限于破產企業，大量的改制企業在“抓大放小”中放掉了，錯過了可以補償的機會，結果留給國家和社會的仍然是老職工生活保障的一堆難題。
3．對原“國家職工”規定的“視同繳費年限”所須費用給予最低限度的補償。具體可借鑒許多國家通常的做法，按照特定的費率（一般按工資總額的2——3％）作為國家一方參與繳費，用于支付當年新退休職工的“視同繳費年限”的待遇。好處是可以列入國家預算有計劃地投入，不必一次調用大筆費用；對國際公約明確養老金由“國家、企業、個人三方負擔”原則中的國家責任以明確定位：更重要的是給社會和職工樹立“國家對社會保險直接參與和支持”的形象，其信念上的意義遠大于出資
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是基于環境污染賠償責任的一種商業保險行為，是以排污單位發生的事故對第三者造成的損害依法應負的賠償責任為標的的保險。在這種保險機制中，排污單位作為投保人，向保險公司預先繳納一定數額的保險費，保險公司則根據約定收取保險費，并承擔賠償責任，即對于排污單位的事故給第三人造成的損害，直接向第三人賠償或者支付保險金。隨著現代工業的蓬勃發展和科學技術存在的局限性，即使是正常的生產作業也可能對環境造成嚴重污染，給人民的生命財產帶來巨大的損失。而環境污染責任的認定實行的是無過錯責任原則，就形成了污染企業對受害人的侵權之債。但由于環境污染損害往往會造成近天文數字的賠償金，侵權企業常常無力負擔，為了適當轉移和分散這種污染賠償責任，從而既使污染受害人能夠得到補償，也確保生產單位的經營活動能夠繼續進行，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機制應運而生。
一、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制度構建的理論支持
1.環境污染侵害由私法救濟到社會化救濟
由于當代社會環境侵權行為的特殊性，不論是侵權行為法遇到的理論困境還是現實問題，都導致在解決糾紛、填補利益的過程中面臨諸多問題，要擺脫上述困境，就必須超出“損害要么由加害者承擔，要么由受害人自擔”的狹隘眼界，構筑環境損害賠償社會化制度，即環境侵權所產生的賠償責任不再由加害人獨自承擔，而是還要由國家、社會、法人組織或者社會上不特定的多數人來分擔賠償責任，使“傳統的自己責任、個人責任原則下的損失轉移轉化為現代的社會責任原則下的損失分配、損失分散”[1]，將環境侵權行為所生損害與責任保險、社會安全體制等密切銜接，從而使環境侵權損害的填補不再是單純的私法救濟，既及時、充分地救助環境受害人，又避免環境加害人因賠償負擔過重而破產。
2.可持續發展理念的貫徹
可持續發展實際上需要有效地解決經濟效益、生態效益與社會效益之間的沖突。國家通過環境法來為環境污染或環境破壞設定可以容忍的限度，其目的即是為了滿足整個社會對經濟效益的追求。然而在追求經濟、促進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環境污染的發生不僅頻繁而且后果嚴重。單個污染企業承擔責任的能力有限，致使污染受害者和公共環境損害往往得不到應有的賠償。為分散企業環境污染賠償責任，最大限度地保護受害者。盡量減少社會和國家的損失，有必要探索建立我國的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制度，從而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實現更加抽象的社會正義。
3.和諧社會實現的保障
發展保險業是完善社會保障體制，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也是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和諧社會的構建著眼于方方面面，對于民生的基本保障和實現是其追求基本價值之一。如前所述，環境責任保險制度就是對復雜的突發性環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損失進行賠償的一種合理機制。這一制度的構建不僅可以分攤污染者的賠償責任，避免他們因無力賠償而即將面臨的悲慘命運，而且可以使被害人在損害一發生時就及時向保險人提出請求，迅速獲得理賠，以填補其遭受的損失。這樣既節省時間和金錢，又避免了求償無門的情形，還能減輕司法訴訟量，及時解決法律糾紛，從而實現高效訴訟的價值目標，最終達到雙贏的局面。
二、中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承保范圍需明確的問題
（一）關于持續性環境污染事故能否納入承保范圍
目前在各國理論和實務中，對于突發性環境污染事故屬于承保范圍已成定論。難點在于對于漸進性或累積性污染事故是否應該承保的問題。
1.從理論上探討對于持續性污染是否屬于可保風險的問題。
依照我國保險法律和保險實務，“可保風險”以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偶然性和不確定性為其根本特征。持續性污染，從無限制的長期來講，污染積累到一定程度，污染事故必然爆發，但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合同與一般的保險合同一樣，保險人和被保險人會在合同中約定保險責任期間。在該期間保險事故可能發生，也可能不發生，危險的發生并非保險人和投保人在訂立合同時完全可以確認的必然事情，因此，符合“危險的發生存在可能”的特征。同時，累積性污染事故發生的時間也是不確定的、事故造成的后果嚴重性程度也是不確定的，這符合可保風險的偶然性特征。
2.實務中將累積性污染事故納入中國環境責任保險的范疇是否可行
當然，將所有的環境侵權行為都納入責任保險的范疇無疑是最理想的。但一項法律制度的實際效果，既與其法律規范的完善程度有關，更與其滿足社會生活的需要程度，以及在程序上的可執行程度有關?？紤]到中國目前環境責任保險所依托的相關法律規范并不完善，而環境責任保險制度的實施和完善也需要一定的進程，再加之中國保險業特別是責任保險還很不發達的情況下，將累積性污染事故納入環境責任保險的范疇條件尚不具備。
（二）關于生態損失是否應納入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所涉及的損失賠付范圍
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所涉及的損失賠付范圍有以下幾種：第一，因環境污染而造成的第三人人身傷亡或財產損壞、滅失而產生的損失；第二，因環境污染事故而產生的救助費用和訴訟支出，以及為查明和確定保險事故的性質、原因和保險標的的損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費用；第三，由于環境污染而導致被保險人的財物損失；第四，因環境污染而導致的生態破壞而引起的損失。一般來說，對于第一種損失列入損失賠付的范圍是毫無疑義的。從我國保險法的相關規定來看，對于第二種損失列入損失賠付范圍也是有法律依據的。我國《保險法》第42條第2款規定：保險事故發生后，被保險人為防止或者減少保險標的的損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費用，由保險人承擔……?！痹摲ǖ?9條規定：“保險人、被保險人為查明和確定保險事故的性質、原因和保險標的的損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費用，由保險人承擔?！痹摲ǖ?1條還規定：“責任保險的被保險人因給第三者造成損害的保險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訴訟的，除合同另有約定外，由被保險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訴訟費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費用，由保險人承擔?！钡?，對于第三、第四中損失是非應當乃如環境污染損害賠償的范圍呢，目前尚未有定論。
三、中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范圍的思考
（一）中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承保范圍的思考
環境污染的發生形態有突發性和持續型兩種。突發性的環境污染在發生前沒有明顯的征兆，一旦發生損害立刻顯現，受害人的受損程度的認定也較為容易。持續性環境污染事故侵權持續時間長，侵權原因復雜，往往是多種因素復合累積的結果。受害人對侵權行為的存在往往缺乏深刻的認識，以至對侵權行為何時發生、侵權人為何人都不知曉。因此，對持續性的環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損害進行救濟是較為困難的。
環境責任保險作為對環境污染損害的救濟方式，將所有環境污染損害都納入環境責任保險的承保范圍，無疑是最為理想的。但鑒于我國保險業的發展水平、環境污染的現狀及相關民事法律的完善程度，目前僅將突發性的環境污染事故納入環境責任保險的承保范圍是較為適宜可行的。待條件成熟后，再將持續性的環境污染事故納入承保范圍[5]。這類似于法國“分步走”的做法。當然，擴大承保范圍是大勢所趨。但這勢必會增加保險公司的風險，使它們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而有可能不愿承保。所以為了避免和鼓勵保險公司承保持續性的環境污染事故，就需要政府在政策上予以扶持，對此中國在借鑒國外成功經驗的基礎上可以采取以下幾種做法：（1）注入保險基金；（2）由政府主持成立由多家保險公司組成環境責任保險集團以分擔承保的風險；（3）效仿法國的做法，成立一個專門負責環境責任保險的機構；（4）建立一個法定的環保監測部門，專門從事對有關環境責任保險承保范圍內的環境侵權行為的監測，分擔保險公司在辨別、確定理賠范圍時所花費的時間、費用及人力等資源，減輕保險公司的業務負擔，使其成為保險公司的一個隸屬部門專為環境責任保險這項保險業務服務，發揮其良好的補充減負之功效。
（二）中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賠付范圍的思考
對于前面所提到的“第三種損失”，筆者認為，根據責任保險的特征原則上應該屬于除外責任，比如因污染而引起的被保險人自己所有或照管的財物損失，以及由于環境事故而導致工廠全部或部分停產而引起的損失，被保險人自己的損失不是我們這里所要討論的問題，可以從企業財產保險的險種設計上尋找解決問題的途徑。但對于自有場地污染應該借鑒發達國家的立法實踐及其環境責任保險的發展歷程納入到損失賠付范圍之內。美國的判例一般認為公眾的健康與安全較保險單的任何明示約定更為重要，當被保險人污染了場地而又無力治理時，損害的又會是公眾環境權益了，所以從環境法的公益性出發應該將自有場地污染納入到環境責任的賠付范圍當中。
至于生態損失，筆者認為目前尚不宜納入損失賠付范疇。當然，隨著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理念在法律體系的滲透，以及人類對于生物多樣性、環境權的日益關注，生態損失的賠付將會成為法律所無法回避的一個難題。當然考慮到我國目前環境責任保險才剛剛起步，不顧及實際情況將所有損失不加區分都納入賠付范圍很容易引發保險人因資金缺乏而無力支付巨額賠款的支付機制惡化，這不僅使環境責任保險無以為序，而且也極容易引起保險市場乃至整個金融市場的混亂。所以對于生態損失的保險賠付要依托于相關理論的進展，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高度發達的保險業。
參考文獻：
[1]周珂,楊子蛟.論環境侵權損害填補綜合協調機制[J].法學評論,2003,(6).
[2]CodeofFederalRegulation,Title40,Chapter1-EnvironmentalProtectionAgency,SubchapterI-SolidWaste,264.140.
二、律師責任保險的必要性
1、建立律師責任保險的哲學基礎按照辯證唯物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人的認識能力既具有至上性，又具有非至上性，是兩者的統一。從整個人類的發展來看，人的認識能力有至上性，是無限的，但具體到特定時代的特定人，其認識能力又具有非至上性、有限性。律師在辦理業務過程中，有時會因為主客觀方面的限制而不能全面、正確地認識事物。因此，彌補錯誤的措施就具有必然性，通過制定相應的制度盡量消除錯誤所產生的損害，補償當事人的有關當事人的損失，即是保障法律制度有效暢通運行和必要條件。律師責任保險是基于此原因而成為律師制度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2、建立律師責任保險的法理基礎每一個參加法律關系的人，都應當對其行為負責。獨立的人格與獨立的責任能力是緊密相連的，責任的存在一方面可以約束當事人依法辦事；另一方面亦可在一方越過法律所制定的界線時，強迫其對自己的行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負責，彌補當事人由此而造成的損失。因此，律師在執業中違反法律規定或由于其自身過錯而侵害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當事人因受律師違法執業或因其過錯而致經濟損失時，當事人有權要求律師和律師事務所賠償損失。盡管各律師事務所采取了多種措施來提高律師的素質和執業質量，但律師執業失誤以致被判賠償的風險還是難以避免的。許多國家的保險公司都了律師責任保險以分擔其因專業工作上的失誤造成訴訟賠償的風險。
3、建立律師責任保險的現實必要性《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第49條規定：“律師違法執業或因過錯給當事人造成損失的，由其所在的律師事務所承擔賠償責任。律師事務所賠償后，可以向有過錯或重大過失行為的律師追償。對律師和律師事務所不得免除或者限制因違法執法或者因過錯給當事人造成損失應承擔的民事責任?！边@一規定，增強了律師責任保險的必要性。隨著法制的逐步完善以及公眾對律師責任的認識和要求的逐步提高，律師事務所和律師責任保險將會變成現實。
三、建立律師責任保險的意義
1、律師責任保險提高和維護了律師的信譽。
有律師責任保險，律師行業將真正成為可以向社會承擔全面法律責任的行業，成為一個有信譽、負責任的行業。因為律師責任保險可以有效地轉嫁律師責任風險，提高律師行業的抗風險能力，為律師行業正常、健康、持續發展提供重要的風險保障。如某律師事務所的律師賠償案，賠償金額達到40萬元，高額賠償金是一般律師事務所難以承受的，而通過律師責任保險則可以快速有效地解決這一難題。
2、律師責任保險為律師行業拓展高風險、高財產標的等重大律師業務提供了資信保障。
律師在辦理重大業務時，當事人最關心的一個問題是，律師在執業過程中出現責任差缺給當事人造成巨額財產損失時，是否賠償得起。尤其一些新成立的合伙制律師事務所在開展業務時，經常遇到此類問題。
3、律師責任保險對提高律師管理水平有益。
通過對律師責任保險中的索賠案件的分析，對責任事故發生的原因、細節分析歸納，反饋給律師機構和律師管理機構，可以有針對性地采取質量管理措施和制定相應管理辦法、業務規范，從而起到提高律師質量和律師業務水平的作用。同時，在條件成熟時，可以把律師機構賠償能力的高低和賠償記錄，作為律師評選、處罰、確定等級和從事特殊律師業務的重要條件之一。
四、律師責任保險的具體框架
1、律師責任保險的被保險人及其權利義務律師責任保險的被保險人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依法設立、執業的律師事務所，是律師責任保險的直接受益人。其主要權利和義務是：①在發生律師保險責任范圍內的保險事故時，被保險人可以直接向保險人索賠，并依法獲得保險賠償；②按照規定提取繳納律師賠償基金，依法辦理機構的登記、年檢、注冊手續；③如實申報執業律師、律師業務數量、律師業務收等保險合同約定的事項。如因隱瞞律師收入導致保險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16條拒絕賠付，該律師事務所要自行承擔由此而引起的法律責任；④及時通知義務，在發生律師當事人或利害關系人向律師事務所索賠，提訟、調解、公訴等事項時，投保人應按保險公司約定的時間通知保險人。
2、律師責任保險的保險責任律師責任保險的保險責任應采取一切險的方式，即被保險人因律師執業行為，依法應對律師當事人或利害關系人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只要不屬于保險合同列明的除外責任，保險人均應承擔保險賠償責任。被保險人所作的律師業務，只要律師當事人或利害關系人向律師事務所提出索賠在保險期間內，保險人均應按保險合同的約定，承擔賠償責任。
律師事務所或律師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的損失、費用和責任，保險人不負責賠償。①被保險人的故意行為；②被保險無有效律師執業證書或未取得法律、法規規定的應持有的其他資格證書，辦理律師業務的；③被保險人從事律師執業以外的任何行為；④被保險人的注冊執業律師以個人名義私自接受委托或在其他律師事務所執業；⑤被保險人向保險人隱瞞或不如實告知，情節嚴重的；⑥保險人與投保人約定的其他免責的情況。
3、律師責任保險的保險費律師責任保險的保險費應實行比例費率制，即按照律師業務總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保險費；實行壓年計費制，即按律師事務所上一年度的律師業務收入為基準計算本年度的保險費；實行浮動費率制，即由基本保費加上浮動保費構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