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7-12 10: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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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取復合函數（懲罰項）為G［gu（X）］=mu=1Σ｛max［gu（X），0］｝2。
（2）其中，max［gu（X），0］表示將約束函數gu（X）的值和零比較，取其中較大的一個。對于等式約束hv（X）=0，v=1，2，…，p。
（3）取復合函數（懲罰項）為H［hv（X）］=pv=1Σ［hv（X）］2。
（4）對于一般的約束優化問題，外點罰函數的形式為：準（X，rk）=（fX）+rkmu=1Σ｛max［gu（X），0］｝2+rkpv=1Σ［hv（X）］2。
（5）式中，rk為懲罰因子，rk>0。懲罰項與懲罰函數隨懲罰因子的變化而變化，當懲罰因子按一個遞增的正數序列0<r0<r1<…<rk<rk+1<…變化時，依次求解各個rk所對應的懲罰函數的極小化函數，得到的極小點序列X（0），X（1），…，X（k），X（k+1），…將逐步逼近于約束函數的最優解，而且一般情況下該極小序列是由可行域外向可行域邊界逼近。綜上所述，外點法是通過對非可行點上的函數值加以懲罰，促使迭代點向可行域和最優點逼近的算法。因此初始點可以是可行域的內點，也可以是可行域的外點，這種方法既可以處理不等式的約束，又可以處理等式的約束，可見外點法是一種適應性較好的懲罰函數法。外點法的計算步驟：1）給定初始點X（0）、收斂精度ε、初始罰因子r0和懲罰因子遞增系數c，置k=0；2）構造懲罰函數準（X，rk）=f（X）+rkmu=1Σ｛max［gu（X），0］｝2+rkpv=1Σ［hv（X）］2；3）求解無約束優化問題min準（X，rk），得X*，令X（k+1）=X*；4）收斂判斷。若滿足條件X（k+1）-X（k）≤ε，
（6）和（fX（k+1））-（fX）（k）（fX（k））≤ε。
（7）則令X*=X（k+1），（fX*）=（fX（k+1）），結束計算；否則，令rk+1=crk，k=k+1，轉至步驟2）繼續迭代。
2建立箱型主梁的優化數學模型
2.1確定設計變量及目標函數
由于門式起重機箱型主梁主要承受主梁和提升小車的結構自重以及吊重荷載，因此門式起重機箱型主梁的計算簡圖所示，其中提升小車和吊重荷載為集中載荷P1=120000N，主梁自重為均布載荷P2=125N/m，以小車位主梁跨中時為優化分析工況，此時主梁為最大撓度工況。箱型主梁材料為Q235B，密度為7.8×103kg/m3。主要結構參數有：主梁跨度L，梁高H，梁寬B，腹板厚度d1和翼緣板厚度d2。其中跨度L是給定參數1050cm，其余都是可改變的。取設計變量為梁高x1，梁寬x2，腹板厚度x3和翼緣板厚度x4。寫成向量形式：X=［x1，x2，x3，x4］T=［H，B，d1，d2］T。（8）門式起重機主梁的自重是起重機設計的一個重要指標，本文取起重機箱型主梁重量最輕為優化目標。由于梁的跨度L為已知，所以可用梁的截面面積來作為目標函數。同時，又因為梁的高度和寬度尺寸遠大于板的厚度尺寸，故截面面積之半可近似為f（X）=x1x3＋x2x4。（9）這就是本優化設計的目標函數。
2.2確定目標函數的約束條件
1）強度條件。由計算簡圖可知該梁承受雙向彎曲，故強度條件的表達式為：g1（X）=σ-［σ］≤0。（10）式中，σ為圖1所示載荷作用下箱型主梁跨中翼緣板的計算應力，［σ］為許用應力140MPa。代入設計變量和載荷即可得到強度約束條件：g1（X）=3L4P1+7.8×10-5（x1x3+x2x4）L3x1x2x4+x21x3+P23x1x2x3+x22x4≤≤-140≤0。（11）其中長度單位為mm，力的單位為N（以下同）。
2）剛度條件。剛度約束條件（梁跨中撓度限制）：主梁產g2（X）=k3x21x2x4+x31x3-［f］≤0。（12）其中，k=P1L3/1.68×106，［f］=L700（允許撓度）代入式（12）可得：g2（X）=P1L3（3x21x2x4+x31x3）×1.68×106-L700≤0。（13）
3）翼緣板局部穩定性條件。翼緣板寬度和厚度的比值約束翼緣板承受壓應力。保證箱型翼緣板局部穩定性而不需要加筋的條件為：g3（X）=x2/x4-60≤0。（14）
4）腹板局部穩定性條件。主梁腹板高度和厚度比值的約束由參考文獻［11］知，腹板會在兩種情況下失去穩定：一是在剪應力作用下失穩；二是在壓應力作用下失穩。為了防止后一種情況產生，常在腹板區設置縱向加強筋板。但是加筋過多不僅會增加制造成本，而且焊縫過多會引起較大的應力集中，故在設計時只考慮在腹板上加1條縱筋。腹板加1條縱筋的條件是g4（X）=x1/x3-160≤0。（15）
5）幾何約束條件?？紤]到便于焊接加工，板厚不得小于5mm，于是得到幾何約束條件：g5（X）=0.5-x3≤0；（16）g6（X）=0.5-x4≤0。（17）利用外點罰函數法，可將該約束優化問題轉化為如下無約束優化問題：求X=［x1，x2，x3，x4］T，使min準（X，rk）=x1x3+x2x4+rk6i=1Σ［max（gi（X），0］2。（18）初始化參數為X=［760，310，5，8］，隨著r的遞增，逐次對準（X，rk）求極小，上述無約束優化問題的最優解X*k收斂于原問題的最優解X*。
3基于MATLAB編程求解最優解
1）MATLAB編程。對于上述非線性無約束優化問題，可以采用MATLAB優化工具箱中的fminsearch函數計算。其格式如下：x=fminsearch(fun,x0,options);[x,fval,exitflag,output]=fminsearch(fun,x0,options);式中：fun為目標函數；x0為初始點；fval為返回函數在最優解點的函數值；exitflag為迭代終止標志；options為設置優化項目參數。
2）優化結果。對程序運行結果所得參數進行圓整，得到表1門式起重機箱型主梁優化結果比較。
本人認為，只有在建筑設計質量的優化管理上做文章，才能產出高質量的建筑設計成品。建筑設計，在某種意義上講可等同于建筑產品，它是藝術創作與科學技術的結合體。它不能用工業化、工廠化、程序化的過程進行生產，對于不同使用功能、性質的建筑從內容到外表形態是不同的。
建筑設計成果的質量評定不能用固定的標準去衡量，即使達到建筑設計規范、標準和規程，也不能稱該建筑設計就是優良品或精品。建筑設計是科學與藝術雙重創作的結合，是創作構思加科學計算合成的結果。在運行過程中設計構思組合產生出全新的東西，不可能有固定的模式可套用，建筑設計具有一定的隨機性變化。
建筑設計質量的優劣，確切地說是一個目標范圍的界定，建筑規范、規程和標準是建筑設計合格的下限。建筑設計精品是在設計運行過程中優化取舍，完善完美。因此，設計質量的優化管理是十分值得重視的。
建筑設計質量的優化管理，就在于強化、強調了設計的“全過程管理”，這是動態管理。它也打破了過去靜止的簡單化的“結果管理”淘汰制。從而避免浪費時間和造成直接經濟損失。建筑設計運行過程要自始至終，由部分到整體、由管理點到強化點，由方案到施工圖，這些工作都要進行細化、優化和篩選。它是積極主動、極具挑戰性的動態管理。
2、健全建筑設計質量優化管理的基礎——質量管理保證體系
（1）建立法人掛帥的組織機構。成立監督機構，即法人親自掛帥，專家起主導作用的全方位的有機結合體。設立質量檢查小組，每個項目均設質檢員。以專家為主導是為了掌握專業技術的高標準高質量，法人掛帥是保證質量管理體系順利運行。主要目的是使這項工作經濟化，制度化，責任化。
（2）健全可操作的規章制度。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規章制度的制訂要結合實際情況，一定要具體化、細化、量化，特別是要具有可操作性，以保證其運用的經常性和可檢查性，以其達到預定目標。二是規章制度要量化，做到可以制成表格分門別類填寫打分。三是設計人員行為要規范，原則性要強，只有我們自己有效地規范了行為，才能使我們的服務對象滿意。四是跟蹤服務、反饋信息及時更正與處理。五是事前計劃要具體，事中控制有措施，事后總結有效果。
3、建筑設計質量優化管理的運作
建筑設計質量優化，不僅是為了設計產品合格，滿足設計規范的要求，而是為了高標準的追求。在設計優化管理運行的前后，從計劃到分工、從人員到產品，從部分到整體等都是為了篩選出最優的方法和手段，產出最佳產品。
（1）在定崗定位人員時即時挑選，既要進行優化思想教育，又要注重量才使用，使每一個設計人員都有進取精神，思想中時刻存在著爭奪市場的競爭意識。這就是人員的優化組合。
（2）確定每一個項目的優化管理。所謂管理點，就是項目中起決定作用的關鍵點。比如：項目設計的方案圖、施工圖、預算，這就是建筑設計項目宏觀中既有影響又起決定性作用的關鍵點。
（3）設計項目的優化統籌安排。設計項目的各個專業及專業內部的不同程序的交叉運行必須要進行周密地安排。只有這樣才能使各個專業及專業內部密切聯系，避免出現差錯，大大地縮短設計時間，提高工作效率。
（4）隨時制訂與研究項目的創新計劃。凡是設計項目運行過程出現新情況新問題，都應該進行分析研究。只有不斷地向較高的目標前進，優良產品才會不斷產出。
（5）提倡精品化、集成化、信息化。要創新要精品就必須掌握足夠的信息，如向國外發達國家學習，他們的設計理念和先進經驗，做到這一點也就等于找到了捷徑。
（6）提高設計人員整體水平和素質，給設計對象創造更多的學習，深造的機會，使他們在設計運行中的各個環節都能獨當一面。
（7）制定優化的最佳目標，打出最低的要求線，盡量把一些定性的要求變成定量的標準，以具有明確的可操作性。
（8）建筑設計方案的優化管理。建筑設計方案對于設計項目十分重要，建筑設計方案的確定不僅僅是為了評選好的方案，優化選取方案不是目的，重要的是在建筑設計方案運行中進行優化管理。當建筑設計方案選取后，按專業部分進行優化、細化、量化而后運行。建筑設計方案優化管理，旨在于打破舊的、固定不變的教條，采取積極地動態管理方法。
建筑設計質量的優化管理，首先在于建筑設計質量的優化，然后才是管理。建筑設計質量的優化關鍵在于建筑設計思想目標的確立，建筑設計思想的優化。
4、建筑設計運行系統與過程的優化控制
現代市場經濟中，企業是經濟活動的主要承擔者。不僅一國國民財富的增長、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要依賴于企業活力的增強，而且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國與國之間的競爭也主要是彼此之間企業的競爭，特別是大企業之間的競爭。大型跨國公司、企業集團等日益成為世界舞臺上的主角。擁有一批大型的、先進的、在國內具有支柱地位、在世界市場上占有穩定份額的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世界性大企業是一國經濟實力的體現。而現代市場經濟不僅需要微觀主體——企業的參與，而且需要政府作用和功能的有效發揮。政府作為經濟活動的協調和服務者，致力于解決微觀經濟活動主體——企業和市場機制所不能合理解決的問題。制定合理的產業政策，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推動各產業的合理發展，從而促進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和協調發展就是一項重要的職能。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最終要落實到企業主體的行為上，通過企業行為傳導其政策措施，來實現經濟的良性循環。我們應將以上兩項經濟任務結合起來，推動大企業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實現良性互動，增強大企業在產業結構調整中的作用。
一、大企業自身優勢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
國際國內經濟發展的實踐都表明，在以結構調整、技術進步為主要內涵的經濟發展階段，大公司和企業集團在國民經濟中發揮著特殊的重要作用。大企業具有融資、技術開發和資本經營等綜合，在產業結構調整中有其他企業和政府所不具有的優勢。不僅是一國經濟實力和國際競爭力的體現者，而且可能并且應該成為產業結構調整的主體。
首先，大企業具有規模經濟優勢，資金、技術實力雄厚，可持續發展能力強，能夠承擔起對產業發展具有重大帶動作用的資金數額大、技術含量高、建設周期長的項目的建設。這為眾多的中小企業所無法企及。
其次，大企業是產業結構高級化的支撐。產業結構調整的一個重要方面是促進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和高級化，而產業結構升級的支撐在于技術進步。大企業又是產業內技術進步的策源地，擁有大量技術人員，科研開發能力強，是推動產業技術進步和科研成果轉化的主體。大企業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化活動不斷創造出新的產業群，把產業結構日益推向更高層次。
第三，大型企業集團內形成的大企業與中小企業的共生關系可以將大企業的技術和管理優勢通過產業鏈傳遞到中小企業，從而帶動大批企業乃至國民經濟素質的提高。因此，大企業具有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作用。
第四，大企業能有效地執行政府產業結構調整的政策。目前的大型企業一般以企業集團為其組織形式，集團內以大企業為骨干，集合眾多的中小企業。眾多中小企業的經濟行為依托于大企業的發展戰略和方向。大企業在政府產業政策和眾多微觀經濟主體之間起著政策傳導作用，能夠協助產業政策的調整，提高結構調整的有效性，保證政策效果。
最后，大企業在其經濟行為中不斷進行的兼并收購活動是結構調整的巨大推動力。頻繁的并購活動可以及時有效地調整和校正產業結構的扭曲現象，保證其按正常的軌道發展，而且其兼并收購活動造成的資產轉移本身就是產業結構調整的有機組成部分。
二、當前我國產業發展中發揮大企業主導作用的必要性
產業間形成合理的具有動態發展能力的結構是國民經濟持續、協調、穩定發展的前提條件。目前，我國產業結構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產業結構滯后。經過多年的高速發展，我國居民的消費結構已經開始從溫飽型向小康型過渡，從滿足需要向選擇性消費轉變，但產品的供給結構卻不能與之適應。同時，產業結構也滯后于生產需求的發展，技術密集型和資金密集型產品仍然大量依賴進口。根據第三次工業普查資料顯示，我國達到買方市場狀態的工業品已占93％以上，絕大部分產品都處于供大于求或供求平衡的狀態。整個經濟呈現出過剩經濟的特征。但這種生產能力過剩與裝備、工藝水平低，達不到規模經濟并存，與人民收入和消費水平受到抑制并存。由此可以看出我國供給能力的相對過剩是在人民的消費和生產需求得不到更高層次的滿足的情況下出現的。產業結構相對于需求結構來說顯得過于滯后和低級，成為制約我國經濟向更高層次發展的障礙。
（二）產業的內在素質差。一個突出表現就是技術結構水平低，裝備落后。從總量上看我國一次性能源、水泥、鋼鐵、糧食、棉花、油料、肉類產品等生產量都居世界前列，但國內生產總值只有近一萬億美元，我們用同樣的能源、原材料生產出的價值量僅相當于發達國家的1/4甚至是1/6。產業技術落后，使對產業質量、性能以及生產過程影響較大的技術設備進口不斷增加。據調查，在我國15個行業中，關鍵技術的掌握與應用及大中型企業的技術水平比國際先進水平落后5—10年，個別行業則落后20—30年。產業技術水平的低下造成了產品和服務的檔次水平低以及對資源環境的巨大壓力，不斷透支著經濟持續發展的資源，使我國在國際市場上只能依靠勞動密集型產品獲取很小的份額，而對技術水平高、附加值高的產品又表現出巨大的需求。但是隨著加入世貿組織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崛起，我國在勞動密集型產品上的優勢也將逐漸被侵蝕。
（三）各產業內部結構不合理。產業結構不僅包括三大產業間的關系，而且包括各產業內部的結構構成狀況。從農業的情況來看，我們一直強調農業的基礎地位，但農業仍然是國民經濟發展中的薄弱環節。我國現有農業生產方式，糧食作物和其他經濟作物各自所占的比例遠未達到現代化大農業的要求。貿工農一體化程度不高，大量的農民依然進行著維持基本生活的糧食生產，農產品深加工程度不夠。從工業來看，如前所述，結構嚴重失衡，低水平過剩與高技術層次產品的短缺并存。進出口結構的不合理源于工業內部結構的不合理，反過來又加劇了這種不合理狀況。第三產業內部發展也不平穩。第三產業中的傳統產業居于主要地位，新興產業和要素市場發展滯后，特別是教育、金融創新和交通運輸制約更為突出。
（四）地區產業結構趨同狀況嚴重。據有關資料顯示，目前我國中部和東部工業結構的相似率為93.5％，西部與中部工業結構的相似率為97.3％，分別比1981年增加了13.8％和6.9％。對全國30個?。ㄊ?、區）的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匯總統計后發現，各地所選的支柱產業大多集中在汽車、電子、石化、機械等工業上，而且產業內重點發展的行業和產品也極為相似。在傳統計劃經濟時期，我國實行地區均衡化的發展戰略，各地區在產業發展布局上，追求本地完整的產業結構體系。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時期，由于市場約束機制、風險機制不健全，投資主體權責利不對稱，以致重復建設、盲目建設一再出現，加劇了地區結構的趨同。同時，各地方政府由于原有財政體制和國有經濟的原因，也成為經濟利益主體，同時也作為“政治人”追求政績，這種雙重身份導致其行為的非理性，一味追求產值和速度，加劇了產業結構的趨同現象，地區產業結構的嚴重趨同破壞了地區間、企業間合理的社會分工和專業化協作，無法實現集約經營和規模經濟，使社會資源配置處于低效或無效狀態，嚴重影響了國民經濟的整體布局和經濟持續發展。
（五）產業政策與其他政策缺乏配套。我國以往的產業結構調整主要是拉平補齊的適應性調整，這種產業結構調整政策不僅具有滯后性、低水平的特征，而且在其實施過程中與其他措施不能很好地配套，從而消解了一部分政策效果。其中最突出的問題就是與勞動就業、城市化的關系問題。在我國工業化的進程中，城市化的步伐相對滯后，大量的農業剩余勞動力無法轉移。同時，產業結構升級調整，資本有機構成提高使原有企業不斷積累相對富余的職工，這使就業壓力不斷增加。而就業問題的壓力又使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目標與其發生沖突，從而阻滯產業結構的調整。就業結構的剛性固化了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勞動力的相對過剩，增加了社會負擔，又減少了用于改進產業結構的資源。因此，政策不配套，使產業結構的政策效果偏離了目標。
另外，大企業在產業結構調整中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發揮。現在，發達國家幾乎所有重要產業都是大企業唱主角，不少經濟學家說我們正處在以大企業為軸心的經濟時代。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一些關鍵產業的集中度都非常高，例如美國在1979年汽車、平板玻璃、汽輪機與汽輪發動機、家用冰箱與冷柜、電視顯像管幾個行業最大五家企業的集中率分別為99％、92％、90％、85％和83％。但是，我國企業普遍競爭力不強，特別是缺少足以在國際上立足的大公司、企業集團。進入世界500強的大企業數與我國國民經濟的規模不相適應。而且大企業在產業結構調整中應有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的體現。
首先，產業結構調整大多是以政府為主體來進行的，政府不僅制定產業政策，而且親自參與到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政府對產業發展的大量干預不僅使信息在部門和層級之間的傳遞發生扭曲，而且存在地方政府和企業與政府之間的“博弈”。實際效果明顯低于對政策效果的預期。
其次，大企業在技術創新能力上與國際先進水平仍然差距明顯，難以較好地推動我國產業結構升級。以R&D投入一項來看，世界500強的R&D投入占其銷售收入的比大都在5％—10％，有的甚至更高。而我國2000年2655家企業集團中，R&D投入只占主營業務收入的0.9％，超過5％的很少。大企業技術競爭力的落后阻礙了其帶動產業結構升級的能力。
再次，很多大企業所進行的兼并收購等資本經營活動單純為“做大”而進行，不能很好地發揮其在產業結構調整中的作用。很多資本經營活動脫離其基本的生產經營活動，短期內把企業做成了“胖子”，卻不能增強其內在素質，對產業內行業的發展和產業間關系的調整作用甚微。
三、積極發展大企業，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對策
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兩個重要特征一個是大企業在國民經濟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另一個是政府對經濟運行所實行的宏觀政策，而前者是后者產生效果的基礎。因此，我們有必要把以上兩項經濟任務有機結合起來，增強大企業在產業結構調整中的作用，以大企業的發展來帶動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
（一）明確大企業在產業結構調整中的主體地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以利益為導向的企業特別是大企業應承擔起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重任。大企業、企業集團的產權多元化有助于企業家的職業化，使多元投資主體有動力在全社會范圍內選擇優秀的經營者。而市場優勝劣汰的壓力會使企業家真正做到行為長期化，狠抓技術創新，培育新的增長點，增強企業的競爭力，帶動技術體系升級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企業作為產業結構調整的主體不僅能夠帶動產業升級，而且能對產業結構的布局起到積極的作用。因此，要改變以往產業結構調整以政府為主體的不規范現象，使產業結構的調整真正依賴于微觀經濟活動的主體——企業來進行。
（二）通過大企業技術創新，帶動產業結構升級。技術是產業關聯的本源要因，技術體系的變動推動產業結構的變動，技術體系的升級推動產業結構的升級。R&D是技術創新的源泉，而R&D投入低、技術人員少—技術創新能力不足—產品市場占有率低—低利潤—R&D投入水平低、高素質人員缺乏，形成惡性循環，導致產業結構的升級沒有依靠。因此，增強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是培育和發展大企業、企業集團的關鍵。而大企業由于其本身的實力雄厚，資金、技術、人員等方面相對于小企業來說都占有優勢。因此，在技術創新上也占有相對的優勢，是技術創新的主體。
大企業和企業集團在一個產業中居于主導地位，中小企業圍繞大企業形成競爭協作的關系，大企業的技術進步勢必形成技術擴散，從而帶動整個產業的技術進步。
對玉琮功能的理解能幫助我們解開上述疑團，從而認識新石器時代玉琮的器型的演變。張光直先生的那篇《談“琮”及其在中國古史上的意義》的論文影響很大，他認為琮的內圓像天、外方像地，琮的最重要的特征是把方和圓通串起來，也就是把天地貫通起來，是貫通天地的象征和法器。還認為上面所刻的動物形象是幫助巫師貫通天地的。但是，在良渚文化遺址中還有另一種形制的玉琮一圓筒玉琮又該作何解釋呢?既然玉琮是貫通天地的，那么有沒有專門的禮器是祭祀土地的?
在諸多研究玉琮的論著中，都談及了玉琮作為禮器的祭地功能，但并沒有告訴我們它的具置及在儀式上的使用情況。讓我們再把目光拉回到紅山文化的祭壇上，遼寧牛河梁遺址分別由兩個石塊壘砌的方形祭壇和一個石柱圈成三層疊起的圓壇組成，遼寧喀左東山嘴遺址則是在一個大型的方形基址上建造有幾個石圓形臺址。這種方圓不同形制的祭壇應與“天圓地方”的觀念有關，祭天祭地應分別在不同位置舉行。有意味的是在牛河梁遺址的平臺上發現了“女神廟”和女神雕塑，被學者認為是建立在農業經濟發展基礎上祈求豐年、對大地母神的崇敬。而在祭壇的出入口處的兩側，有一排彩陶筒形器依次排列開來，像兩扇打開的大門。這些筒形彩陶已發現數千件。其中最矮小的一件，牛河梁出土，泥紅陶制成，腹微鼓，無底，周壁繪有三條黑彩帶。同一地點出土的彩陶筒形器，此類筒形器成群排列在積石冢周邊，成為紅山文化葬制的一大特色。
這些筒形彩陶器，上下貫通，筒身繪有花紋，有橫條紋、水波紋、繩紋等，按照葉舒憲先生在《中國神話哲學》一書中的推論，水代表地下的冥界，同樣有理由推測，相間的橫條紋表示的是一層一層的地界。根據紋飾、女神像的暗示及擺放的位置判斷，這種筒形彩陶器應該是象征大地的禮器，上下相通表示的是大地母親生產萬物的子宮通道，彩陶擺放在祭壇的出入口處排列為大門的形狀，它的象征意義為地之門，意味著祭祀活動是進入大地深處舉行，人們在這里祈愿大地母親能夠豐產、賜予收成，活動完畢出來則意味著即將獲得新的收獲。
有理由推斷，筒型陶器很可能為玉琮的前身。
一、公元前5000年的文化形勢
近些年在南方地區的一系列考古發現，初步揭示了長江流域舊石器時代文化向新石器時代的過渡大約始于距今12000年前后。以后，有彭頭山、皂市下層、馬家浜等文化與新石器晚期的大溪文化、崧澤文化聯系起來，使我們得以了解到這個稻作文化區的形成過程。但是，與之同時的華北地區的情況卻不分明。 目前，我們對華北地區較早時期情況的了解，是通過公元前7000～前5000年間的磁山、裴李崗、老官臺、后李等幾個文化得到它。它們已進入旱作農業經濟時期，從而在北方形成了一個旱作農業文化區。照此看來，華北旱作農業文化區的形成應當是更早一些的事。但由于目前極少有這個時期的考古資料，我們只能使用這個過程之兩端的材料構成一個假說，來推測華北旱作農業文化的形成。
舊石器晚期的華北地區普遍發現了細石器遺存，這些細石器遺存的年代下限可能已進入全新世。到公元前7000年前后，在前面所說的幾個文化里，細石器基本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大中型磨制石器群。而同時，在北方地區的興隆洼文化以及稍晚的趙寶溝文化中，細石器還在石器群中占有重要地位，這種情況甚至延續到更晚的文化里。所以，這些地處北方地區的文化雖然年代與磁山文化相同，其文化面貌卻更像聯系華北舊石器晚期與磁山等文化的中間環節。這樣便可以構筑一個假說，即自全新世以來，氣候逐漸變暖，氣候帶也逐漸向北推移，原本適應華北地區干涼氣候的以細石器為特征的文化，其南限也就隨之向北退縮；停留在當地的人群則逐漸發展起適應溫涼氣候的以大中型打制及磨制石器為特征的文化，并最終形成了以旱作農業為基礎的黃河文化帶。這個過程可能初步完成于磁山、裴李崗文化之前，但以后黃河流域農業文化北進的趨勢一直沒有停滯。在這個過程中，對氣候環境變遷最敏感的也許首先是人們文化中與經濟活動息息相關的部分，即舊有的包括打制石鏃在內的細石器及其制造技術被新體系所替代，而帶有習慣勢力色彩的陶器，其變化過程可能滯后了一段時間。例如，在老官臺、磁山、裴李崗等黃河流域早期文化中，皆發現了相當數量的深腹罐形器，它們和流行于北方地區的筒形罐應當有淵源關系，甚至流行于北方的之字紋在裴李崗等文化中也有發現。與其說這是受北方文化因素影響所致，倒不如說它們是大北方文化普遍因素的孑遺（注：趙輝《中國北方的史前石鏃》，《國學研究》第四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 這樣，最遲到公元前5000年，中國的新石器文化形成了北方旱作農業和南方稻作農業兩個經濟文化區。而在它們的外圍，生產經濟至多還在起步階段（圖一）。 附圖{略}
在這兩個農業經濟文化區中，各考古學文化之間有了一些聯系。以地理上毗鄰的磁山文化和裴李崗文化為例，兩者的石器群種類形態相似頗多，陶器群也有其相似的一面，但磁山文化最有特色的倒靴形支座和陶盂在裴李崗文化中基本不見。這表明，兩者雖然在技術層面有一定的聯系，但飲食生活習慣還存在巨大差異，而風俗習慣也許更能表達人們群體心理的認同程度。 不過，這些文化之間的關系盡管松散，卻也有疏密之分，如都有不少三足缽的磁山、裴李崗、老官臺文化之間的聯系，要比它們和以厚胎深腹釜為特征的后李文化的關系密切一些。下游江淮地區尚未發現與后李同時代的文化，但在稍晚的馬家浜、河姆渡文化中也有大量厚胎陶釜。故是否可以說，后李文化時期就已經為它和江淮文化建立聯系打下了基礎？這種文化關系在后續時代的文化格局中便清楚地顯現出來了。
轉貼于 二、公元前5000～前3000年的文化形勢
這一時期各地文化均有空前的發展，主要表現為以下幾點。
以陶器和石器為首的制造業有了長足進步。通常會把仰韶文化的質地細膩、器形規整、燒成溫度高而且圖案漂亮的彩陶作為這個時期陶器制造技術的代表。其實，最早出現在大溪、崧澤文化的封閉窯室和黑、灰陶燒制技術，以及利用輪制成型技術而可能達成的批量生產的意義也不能低估。玉石器制作技術在長江流域諸文化中發展得較早且快，崧澤文化和南京北陰陽營、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存中的玉器便是當時的代表作。
農業在一些文化中已逐漸成為最基本的生活手段。目前雖然很難得出農業經濟進步幅度的計量數字，但它的發展可以從聚落數量增加、面積擴大、文化堆積變得厚而長期等許多現象上體現出來，因為這些變化是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
這一時期很多地區都出現了環壕聚落，它意味著安定持久的生活以及氏族社會的穩定。而前述聚落面積擴大、聚落分布密度增加等現象，又意味著人口的大幅度增殖和集團規模的擴大。這些變化又進一步導致了兩個有關聯的文化傾向。
首先是考古學文化的地域擴大了，內部聯系加強了。匯合磁山、裴李崗、老官臺文化而來的仰韶文化，在分布范圍上遠遠超過了前三個文化的總和；從公元前5000年起，仰韶文化在文化面貌上表現出來的內部統一性不斷增強，到廟底溝期已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類似的情形也出現在黃河下游。后李文化之后，經北辛文化過渡而來的大汶口文化在將膠東半島土著文化混一的同時，也逐漸把地域拓展到西至豫東、南越淮河的廣大區域。長江中下游的地方文化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擴展。 其次是考古學文化之間交流的繁榮。文化的擴展使更多的人團結在一起，也使得文化與文化變成了近鄰，這時，彼此間的聯系也就變得密切起來。與此同時，在前一階段文化之間聯系上的微妙不平衡也持續加大，一些文化之間的聯系越來越密切，從而形成了幾個大的文化群，如嚴文明概括的彩陶文化圈、鼎文化圈和筒形罐文化圈（注：嚴文明《中國古代文化三系統說——兼論赤峰地區在中國古代文化發展中的地位》，《中國北方古代文化學術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中國文史出版社，1995年。）。吉德偉對前兩個文化圈的特征與區別有過很好的描述（注：吉德偉《考古學與思想狀態——中國的創建》，《華夏考古》1993年第1期。），只不過他把它們稱作“東、西方文化”。吉德偉在文章里沒有涉及東北地區的筒形罐文化圈。其實那里的情況也是類似，而且它形成的時間比其他兩個還要早（圖二）。 附圖{略}
這種文化群的形成與它們各自不同的經濟基礎有關。但是，以物質文化面貌為標準劃分出來的集團格局與經濟類型的分布不完全一致。對此，也許可以借用蘇聯考古學的兩個概念來表達這種關系，那就是“共同經濟類型”和“歷史文化區”。這種現象意味著人們之間的聯系不僅建立在相同的經濟生活上，還應當有思想的乃至政治方面的內容。
文化交流還不可避免地出現在文化群之間。如具有仰韶文化風格的彩陶也出現于大溪文化、大汶口文化、紅山文化中，類似大溪文化的白陶普遍出于南中國的廣大地域。不過，仔細比較三個文化圈之間的交流情況可以看出，仰韶文化在這個三角關系中似乎更為主動和強有力。一方面是它的彩陶風格影響甚廣，另一方面，鼎文化圈中的封窯燒陶技術和產品、發達的磨制石器技術和玉器都還沒有影響到仰韶文化中來。至于仰韶文化和筒形罐文化圈的關系，就更像是一邊倒了。
仰韶文化之所以成為主動的一方，同它本身強大的實力有關。最近，筆者有機會在河南靈寶進行調查。當地已發現史前遺址120多處，據初步統計，仰韶文化廟底溝期的堆積有70多處，其中有三四處遺址的面積達50萬平方米左右，北陽平遺址面積更是達到100多萬平方米，其遺址數量之多、分布之密集、規模之大皆令人驚訝。而且一些跡象表明，靈寶還不是仰韶文化最中心的地區，由此不難理解仰韶文化何以在對外關系上取得優勢了。 如果不能全部歸功于這場大規模文化交流的話，它至少也是導致下個時期文化格局變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公元前3000～前2500年的文化形勢
經過前面那場大范圍的文化交流后，涌現出一批高度發達的地方文化，如具有大型宗教遺址和貴族墓地的紅山文化，以大型聚落遺址、貴族墓地和發達的攻玉技術為特征的良渚文化，建造了超大型城址的屈家嶺—石家河文化，以及仰韶文化大地灣遺址的宮殿式建筑等。為了強調這些文化的成就，我們用“文明”一詞來稱呼它們。由于它們所處的時代，可以把它們叫做“史前文明”；又由于它們所在的地理位置，也可以把它們叫做“地方文明”。
時間上的前承后續使我們相信，那場大規模的文化交流與地方文明的崛起存在著某種因果關系。這一點在有關紅山文化的討論中已被指出（注：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商務印書館（香港），1997年。）。良渚文化的崛起也是建立在用鼎文化區內部廣泛交流的基礎之上。只是要徹底搞清這種文化交流在哪種機制上發揮作用，絕非一朝一夕之功。 比較這些地方文明不難發現，它們都達到相當高的成就，但在文化表現上卻各有千秋，暗示其各自的社會發展方式有一定差別。以良渚文化為例，它的成長迅速而短暫，很快便達到高峰。在這個突起階段，良渚文化似乎主要是自我封閉式的發展，與此前階段開放式的對外關系有很大的不同。到了文化的峰值期，它開始對外擴張，同時有很多引人注目的特點，如它是一個組織化程序頗高的社會，宗教在社會生活中占有突出地位，社會中存在大量非生產性勞動支出，享樂型的社會生活等等。良渚文化的衰落也同樣突兀，我曾經推測，這主要是由于良渚社會內部的調節機制徹底失效所致（注：趙輝《良渚文化的若干特殊性——論一處中國史前文明的衰落原因》，中國良渚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提交論文，1996年[待刊]）。
良渚文化的宗教在社會生活中占有突出地位，在這一點上，與之最相似的非紅山文化莫屬。然而兩者的經濟生活全然不同，前者的稻作農業顯然不適合后者所在的東北地區，遺跡遺物所表現出來的宗教思想內容也有很大差別。若將良渚文化和屈家嶺文化作一比較，也可以看出，宗教在后者的社會生活中明顯沒有前者那樣煊赫。良渚文化有小規模墓地和分散居住的聚落，又和大汶口文化中帶有大規模公共墓地的村落不同，這意味著兩者在社會組織方面的差異。這些高度發達的文化其命運也不盡相同。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衰落得比較早，身后留下了一段時間頗長的蒼白；屈家嶺文化過渡為石家河文化之后，也在與中原文化的折沖中改變了方向；只有大汶口文化的后續者有能力與中原文化對峙較長時間。
這些地方文明在發展、強大的同時均不同程度地對外擴張，這一點在大汶口、屈家嶺—石家河文化早期、良渚等文化中表現得比較突出。此時，屈家嶺文化的分布北進到今河南南陽一帶，而這里曾經是廟底溝時期仰韶文化的范圍；東面的大汶口文化比較早就已占據了豫東平原；良渚文化在它的繁盛期曾一度北上，直抵蘇北連云港一帶。但同期的仰韶文化卻顯得比較衰弱。一方面，在前一個時期里文化面貌十分統一的情形消失了，各地區的地方特色突出起來，至少就文化面貌而言，進入一種離析狀態；另一方面，即便是仰韶文化的腹心地區，也開始出現來自其他文化的因素。此外，在仰韶文化除最西部的地區以外，也始終沒有發現能和良渚、石家河等文化相媲美的遺存。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當時的中原地區處在一種空虛狀態。由于中原文化和周圍幾個地方文明實力對比的差距，大約從公元前3000年開始，文化之間的交流形勢發生了明顯變化。早先主要是仰韶文化對外施加影響，這時則變成由各個地方文明對中原地區施加影響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可以把這一時期視為中原文化區開始形成的時期（圖三）。 附圖{略}
從更大范圍的觀察可以看出，前面說到的那些地方文明都處在中原文化區的周邊地帶，它們幾乎在相同的時間里達到很高的發展程度，并在有個性地發展的同時，彼此間保持著錯綜復雜的聯系，從而構成一個巨大的文化叢體（注：張光直《中國相互作用圈與文明的形成》，《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所以，嚴文明在描述這種現象時，認為中國文明的發生既是多元的，又是一體的，簡稱“多元一體”（注：嚴文明《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和多樣性》，《文物》1987年第3期。）。 在這個文化叢體的更外圍地區，例如東北、蒙古草原到西北戈壁、華南地區，其文化發展顯然沒有達到同樣的高度。這些地區要么不便發展農業，要么就是沒有主動發展農業的必要。而且，前面提到的那些地方文明在這一時期的主要對外方向是中原地區，所以，這些更外圍地區的文化在當時處在一種缺少刺激、發展停滯的狀態。以嶺南地區為例，大溪文化時期，由于北面的仰韶文化十分強大，不但遏制大溪文化向北發展，也間接促成它掉轉方向而對嶺南滲透。結果，我們在深圳、香港地區都能看到具有大溪風格的白陶和彩陶。而進入屈家嶺文化以后，長江中游的文化勢力大幅度向北擴張。恰值這個時期，嶺南地區文化是最說不清楚的。一種觀點認為，這是因為當地的考古工作尚不到家，還沒有發現；更大的可能是，這時的嶺南由于缺少外來刺激，文化發展停滯，所以文化面貌也進入極其緩慢變化的階段，以至于我們很難在已有的發現中把它們識別出來。 總體來看，這一時期的中國新石器文化清楚地呈現出三重結構。
四、公元前2500年以來的文化形勢
中原地區吸收周邊文化因素在此之前就已開始，這個趨勢到公元前2500年以后變得愈發明顯。從考古資料可以看出，中原地區的文化面貌一反單純的樣態，混合進來大量外來文化因素，變得復雜而豐富起來。這些外來文化因素如下：
第一，中原文化新出現的陶器種類不下十幾種之多，如鼎、豆、單把杯、高柄杯、觚、鬲、yǎn＠①、hé＠②、guī＠③、jiǎ④和彩繪陶器等。其中有的與屈家嶺—石家河文化有關，有的是受大汶口文化影響，還有的可以追溯到長城地帶的北方。另如前述，快輪制陶和閉窯燒制陶器技術的發明也顯然在用鼎文化區中先行了一步。
第二，石器制作技術有了飛躍性發展，其中不少是來自東、南方的因素。例如，石鏃的鏃體從扁平到立體的變化，至今在中原地區沒有發現其中間環節，而長江流域的文化中，這種例子不勝枚舉。此外尚不清楚玉器是怎么傳入中原的，但良渚文化中的琮、璧、璜之類既然見于西北邊陲的陜西神木遺存和齊家文化中，我們便有理由認為，當時的中原也會有這類東西，何況堯伐三苗的一個主要口實就是“苗民弗用靈”。
第三，中原地區出現連間區建筑是在仰韶文化晚期，首見于大河村遺址，但鄂北豫南在仰韶文化廟底溝期便已流行這種建筑了。我還推測，這種建筑樣式可能與長江流域的干欄式建筑有關。
第四，在中原地區，目前僅在山西陶寺龍山文化遺址見到厚葬的習俗，以及用隨葬品和葬具、墓葬規模、墓葬在墓地中的位置等來表現被葬者的身份、地位。而在屈家嶺文化、崧澤晚期至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花廳期和紅山文化這一連串的周邊文化里，它們已經很明確地存在著了。其中，對中原文化影響最大的當首推大汶口文化。
第五，在周緣文化中發現的刻劃字符，極有可能對日后中原文字系統的形成起過重大作用。龍和其他動物造型，以及琮、璧之類玉器所體現的精神信仰，也直接或間接地為中原文化及其后續者所繼承。
伴隨文化面貌的復雜和繁榮，中原地區形成了一個可以從考古學角度與其他地區分別開的文化實體——中原龍山文化。而且，在和周圍文化的折沖中，中原龍山文化的實力不斷增強，漸得優勢，這一點可以從中原龍山文化的地域范圍不斷擴大反映出來。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此時已經衰亡。曾經被石家河文化占據的豫南地區重又回到中原文化的勢力范圍；石家河的巨大城址在文化后期也走向衰敗，城址上卻出現了以甕棺墓地為首的大量中原文化因素。東面的龍山文化依然強大，但在它的西翼出現了一個文化面貌更接近中原文化的地方類型——造律臺類型，可知它也被大大地削弱了。
發生在中央地區的變化也波及到外層。在江浙地區，在良渚文化衰落的同時，浙南山地卻出現了良渚風格的較大規模墓地，墓地中還發現類似閩中曇石山文化的拍印紋陶器。耐人尋味的是，類似曇石山文化的遺存在粵東地區有廣泛分布，甚而達到珠江三角洲口岸，而處于這個范圍內的廣東海豐發現了良渚式玉琮。在另外一個方向，粵北出現了石峽文化。從各方面來看，石峽文化在粵北都是一支外來文化，與它面貌最接近的是贛江平原的樊城堆文化。我以為，與其把它們視為兩個考古學文化，不如看作一個文化的兩個地方類型更恰當一些。而在石峽遺址中也出土了良渚式玉琮。如果將曇石山和樊城堆兩個文化向嶺南的擴張聯系起來，進而把這一現象置于更大的背景環境中，我們不難看出，它與整個文化格局的變化存在著有機的聯系。
中原文化的崛起建立在廣泛吸收周鄰文化的基礎上。如果把中原文化的外來因素分出層次的話，越是來自遠方或者年代上有一段距離的文化因素，在中原的社會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就越是顯赫。前者如玉器、象牙器、寶貝等，一進入中原，便都成了上層社會的專用品；后者最典型的例子莫如鼎，這種原產于東方的陶器濫觴于中原地區的廟底溝二期文化，并成為龍山時代中原居民最主要的炊器，而同時，在它的原產地山東和長江流域，鼎卻趨向末路，它反而被中原地區保存下來。到了二里頭文化，鼎在諸器中越來越凸顯出來?！蹲髠鳌沸暧洠骸拔粝闹接械拢h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為之備?！薄妒酚洝ば⑽浔炯o》也說：“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指的就是這件事。在二里崗文化中，一方面，鼎作為大眾炊器的功能幾乎完全被鬲所替代，另一方面卻成為青銅器中最主要的種類。其實，標示社會成員等級地位的禮器，其絕大部分并非中原土產。關于這一點，李濟早在60年代初就指出，殷墟青銅器的形制皆脫胎于陶器，而它們“絕非重復當時陶器的形制。它們顯然是主要位于沿海地區新石器晚期文化的陶器的模仿品”（注：李濟《再論中國的若干人類學問題》，1962年；《安陽的發現對譜寫中國可考歷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1968年。以上兩篇皆見《李濟考古學論文選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梢姡性纳蠈咏y治者對于遠方的和傳統的東西持有尊重態度，并把它們看成上層建筑的重要部分。
良渚時期的生產生活用具顯然較崧澤、馬家浜時期有了很大的演進，表現為：在農具方面，種類增加，分工明細，如扁薄的長方形穿孔石斧、有段石錛、石鐮等，突出的新農具是磨制精細的三角形石犂和破土器，還有一種因類似現在的耘田工具而被稱為“耘田器”，類似現在的千篰而被稱為“千篰”。陶器方面，由馬家浜時期手制的厚胎陶器轉向輪制的薄胎陶器發展，而且種類繁多，有的還是精細刻劃花紋和鏤孔，或施用彩繪。值得注意的是炊器的鼎取代釜，其工藝水平較馬家浜時期有很大的改進。據對余杭新石器遺址47處的出土炊器的分別統計，鼎有18處，占總數的38.29%，釜僅一處，占2.12%；其余的豆、壺、罐等都比釜要多得多。[4]裝飾品中玉器大大增多，除一般的珠、璜等外，突出的是大型的玉琮、玉壁和玉鉞。生活工藝品方面有發達的竹編、麻織和絲織品。
陶器、炊器、玉器和編織方面的顯著演進，是與農業生產工具的改進同步進行的，反映了以水稻生產為代表的農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農具中的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有眾多的種類和形式，牟永抗和宋兆麟的論文對此已作了詳盡的分類鑒定和探討，并提出了兩者各自具體操作方式的推論，很有說服力。[5]良渚文化石犁和破土器的出現，是從河姆渡、羅家角的耜耕階段向人力犁耕過渡的轉折點和里程碑，崧澤時期出現的小型石犁則是這一轉折的中間過程。從良渚以后便慢慢轉入有史以后的畜力犁耕了。良渚石犁的出現為我國犁耕起源的演進歷史提供了關鍵的實證。筆者在最近一次同美國學者的座談中，一位美國學者說，據他所知，中國的犁是從歐洲傳入的，筆者即簡單介紹了良渚的事例，他就信服了。說明對良渚文化的多方面成就，需要向國外多作介紹。
根據農具種類的增加和工藝技術的改進，特別是與勞動生產率有關的石犁和破土器的應用，并參考現今少數民族原始農業農展階段的一般規律，可以對良渚時期的稻作生產技術及其生產水平試作一些分析討論。
我們知道，原始農業最初是使用刀耕（火種），然后轉到耜耕或鋤耕。刀耕的要點是燒除地面草木后即行播種，而進行翻土，因而必須年年或隔年就要放棄，另找新地，要等到棄耕地的地面植被恢復生長，才能進行第二次的刀耕。為此，刀耕農業的一個單位的播種面積需要7~8倍以上的土地面積作為后備，以資輪轉，一個人一生砍燒同一塊土地只不過三四次。[6]進入耜耕以后，土地可以連續使用的年限大大延長了，因為翻土可以改善土壤結構和肥力，并改以休閑取代不斷的撂荒。到了使用人力拉的石犁，就更進一步提高了耕田的效率，因為耜耕或鋤耕是間歇性的翻土，每翻一耜土，人就后退一步，又重新翻一耜；而石犁是連續性的翻土，人拉犁頭可以一直向前行進，土塊隨著陸續翻起，中間沒有間歇。人力拉犁在本世紀50年代的侗族人民中還有使用，稱為木牛。據宋兆麟在侗族中的調查，鋤耕一人一天只能耕1擔田（6擔田合1畝），木牛耕田兩人一天可耕4擔田，如果是牛拉犁，則一人一?？筛?4擔田[7]這雖然是侗族50年代的資料，但因為所處的耕作階段與良渚的人拉石犁相似，可以供我們參考，且很有啟發。
在良渚出土的農具中，“耘田器”和“千篰”，是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兩個問題。“耘田器”以其形狀酷似現代水田使用的耘田工具而命名。一些文章在分析良渚農業所達到的水平時，就徑直認為良渚時期已使用耘田器進行耘田的先進技術。
首先，我們要問，4000多年前的稻田是直播還是移栽的？我想答案應是直播?，F代南方的稻田絕大多數都是插秧的，插秧的稻田，行距間隔清楚，所以可用耘田器耘田。而插秧的技術，有文字或物證可考的，最早見于漢朝，漢代的南方考古發掘表明，像廣東佛山出土的陶水田模型[8]和四川新都同土的薅秧畫像磚，[9]都有農夫彎腰在水田中雙手薅秧的形象，或者是手持長棍用足薅秧，就是沒有使用類似耘田器的工具?，F今杭嘉湖寧紹一帶的農民也多以手薅為最常見，江西一些地方是手持杖、用足踏的方法，仍同漢代一樣。所以，很難想像4000多年前即已發明使用耘田器這樣先進的工具。又，耘田是與插秧配套的，上述廣東和四川的水田模型都是以有秧田育秧為前提的。有插秧必有秧田，4000多年前是否已有秧田、本田之分呢？看來有這個可能性是很小的。
至于直播，又有撒播、點播之分。如果是撒播，長大起來的稻株，疏密不一，不可能行距分明，也就是無法使用耘田器的。除非是點播，技術又很精確，行株距分明，才可以使用耘田器，這在4000年前是還做不到的。可舉日本彌生時期的稻田為例，日本自古多火山，火山爆發時被火山灰掩埋的稻田遺址，常常保留下稻田的原貌，包括諸如田埂、溝渠、水塘以及稻株的穴跡，為國內所未見。筆者在日本參觀過好幾處這類遺址，以京都府八幡市內里八丁遺址最為典型。該遺址經清理后，可以清楚看到如同現代一樣的大片稻田，由小塊小塊的田埂圍成，每塊稻田中的稻叢殲穴，歷歷可數，并可用電腦繪制出整片稻田，其中每小塊稻田的穴數，一穴不漏地顯示出來，以供進一步的面積、產量等的推算。使人印象很深的是，這些殘存下來的稻穴，密度非常大，但各穴的間隔距離又極不一致。緊密處兩叢稻之間不足10厘米，疏遠處兩叢稻相距可在50厘米以上，沒有規則可言。這是典型的原始稻田的反映，這樣的稻田，不問其為移栽或是直播，是無法使用耘田器耘田的，也不便于人在田內行走，進行手工的除草。反之，也就說明那時候還沒有耘田工具或手工除草這一環節。內里八丁遺址屬彌生晚期，相當于中國的三國西晉時期，日本的稻作是秦漢前由吳越人傳去的，至此已有500年以上的歷史，其栽培密度仍然沒有規范化，可見行株距的規范改進是很緩慢的，這也可供我們參考。
再看南方有史以來的稻作技術，在很長一段時日里，都還是實行“火耕水耨”即利用水淹殺草。如西晉時的鄮縣（今浙江鄞縣），其稻作水平還是：“遏長川以為陂，燔茂草以為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10]如果良渚時期已知道使用耘田器除草，只能認為有史以來西晉時的鄞縣稻作是一個大倒退。
海南島黎族的水田稻作是利用天然低洼積水地，用人或牛把草踩到水中，把土壤反復踩松軟，即撒上秀種，不施肥，亦不除草，草長起來，則用水淹之。[11]由此看來，出土的“耘田器”當是另有用
途，比如開溝之類，而不是相當于現今的稻田耘田。
關于千篰的問題，與耘田器有些類似。因其形制同現今農村使用的相似，從而推測當時可能使用千篰捻河泥作為稻田肥料。我們知道，河泥是一種緩效性有機肥，通常是在冬春時捻取，作為桑園及稻田基肥，這在明末《沈氏農書》中有詳細敘述。根據文獻記載和肥料史的知識，肥料種類的增加是有一定先后和規律的。就基肥而言，最初使用的基礎肥是家畜糞和人糞，然后是綠肥、餅肥；再次是堆肥，草木灰、焦泥灰等，最遲利用的是河泥。因為捻河泥的勞力最費，數量很大而肥效較低，在肥源十分緊張的時候才開始利用。文獻上出現捻河泥是在宋朝，這是因為宋代的人口激增（北方戰亂，大量北人南下），對糧食和衣著的需求壓力很大，促使增加稻麥兩熟和發展蠶桑，凡此都需要開辟肥源，利用冬春相對農閑，捻取河泥以作桑園和稻田的基肥，河泥正是在這種形勢下出現，所以不見于宋以前的文獻。4000多年前的原始農業，一般不施或少施用肥料，所以連續種植幾年以后，地力下降，需要更換新地。在通常的人畜糞肥或草肥都不一定使用的情況下，很難想象會先使用起河泥來。所以，良渚的千篰可能是一種戽水和其他用途的工具，而不是捻河泥的工具。
在此列舉一些就筆者所見在古玉研究、鑒賞、收藏方面較為正規的書籍，以飧讀者。
圖錄類書籍
首先是全集類：
楊伯達主編《中國玉器全集》，6卷，河北美術出版社，1993年。此書是較早的一套全集類大型圖錄，包括了上世紀90年代初以前考古發掘及博物館收藏的較為重要的玉器。以時代為序，學術價值較高。現市場上已難覓蹤跡，不過2005年出版社又將圖版縮小，編為三冊，再版印刷，可做參考。
古方主編《中國出土玉器全集》，15卷，科學出版社，2005年。它是目前較為全面介紹各省考古出土歷代玉器的一套大型圖錄，約4000余幅玉器照片，其中不乏近年新出土而首次發表的圖版，收羅較全，可作為古玉研究、收藏最具參考價值的工具書。
其次是分類圖集，主要包括各地區、博物館的考古出土品和玉器收藏。
《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玉器》，上、中、下三卷，香港商務印書館，1996年。為目前收錄北京故宮藏玉最多的一套書。
《海外遺珍――玉器一、二》，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印行，1986年。收集了歐美各博物館所藏中國古玉400余件，但因發行較早，許多為黑白圖片。
安徽省文物局主編《安徽省出土玉器精粹》，香港眾志美術出版社，2004年。此書有不少器物的微痕照片和拓片，對古代治玉技術研究有一定幫助。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與玉器精粹》，文物出版社，1997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及南京博物院聯合主編《良渚文化玉器》，文物出版社、兩木出版社，1989年。收錄了江、浙、滬三地良渚文化遺址出土的玉器，圖片精美，是良渚文化玉器研究不可缺少的一本經典之著。
安徽省文物考古所編《凌家灘玉器》，文物出版社，2000年，較為系統地發表了安徽史前凌家灘文化遺址出土的玉器。
殷志強、丁邦鈞主編《東周吳楚玉器》，臺北藝術圖書公司發行出版，1993年。主要收集發表江蘇吳縣嚴山出土的吳國玉器窖藏，河南淮陽平糧臺、淅川徐家嶺、安徽長豐縣等地出土的楚國玉器，圖片質量精美，細部紋飾較多，但可能市場上已難以見到。
揚州博物館、天長市博物館編《漢廣陵國玉器》，文物出版社，2003年。將揚州地區出土的漢代廣陵國玉器進行了整理發表。
劉云輝著《周原玉器》，中華文物學會出版，1996年。匯集了陜西西部周原地區出土的西周玉器以及作者對此的一些研究成果。
劉云輝主編《北周隋唐京畿玉器》，重慶出版社，2000年。囊括了近五十年西安地區出土的北周隋唐玉器精品。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主編《上海出土唐宋元明清玉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收集了上海地區出土的唐宋元明清玉器150余件，對研究鑒定唐以后的玉器有一定參考價值。
另外還有《中國玉器鑒賞》（上?？茖W技術出版社1996），《吳國王室玉器》（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6），《北京文物大系――玉器卷》（北京出版社2002），《三門峽虢國女貴族墓出土玉器》（香港眾志美術出版社2002），《杭州古玉》（文物出版社2003），《洛陽古玉圖譜》（河南美術出版社2004），《滇國玉器》（科學出版社2003），《新見古玉真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西安文物精華――玉器》（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4），《紅山玉器》（遠方出版社，2005），《殷墟玉器》（科學出版社2006），《金沙玉器》（科學出版社2006），《貞石之語――先秦玉器精品展圖錄》（嶺南美術出版社2006）等等，書籍較多，無法一一列舉。
研究類圖書
從1996年在濟南召開第一屆古玉學術研討會開始，十年期間國內外召開了多次關于玉器、玉文化、玉學的學術研討會。正是這一次次的大型學術研討會，將中國玉學、玉文化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可以說，中國市場目前的玉器熱是和這一次次會議，一次次古玉研究者、愛好者、收藏者的參與分不開的。而每次會議的論文集則記錄著中國玉器、玉文化、玉學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楊伯達主編《傳世古玉辨偽與鑒考》（紫禁城出版社1998），《出土玉器鑒定與研究》（紫禁城出版社2001），《中國玉學玉文化論叢》（紫禁城出版社2002），《中國玉學玉文化論叢續編》（紫禁城出版社2004），《中國玉學玉文化論叢三編》（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上海博物館編《中國隋唐至清代玉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于明主編《慶祝楊伯達先生八十華誕文集》，科學出版社，2006年。
文獻類工具書
古玉文獻類材料最主要的一本匯編是桑行之等編的《說玉》，上?？萍汲霭嫔?993年。收錄書籍、論文約44篇?？梢哉f較為全面地收錄了元代至民國研究古玉的各類文獻。雖然從圖譜上看有許多玉器可能也為當時的仿古玉和偽古玉，但其中記錄的關于明清時期一些收藏鑒賞古玉者的心得體會至今對我們仍有借鑒之處。例如對古玉的盤玩，沁色變化的感受恐怕只有親自戴過，摸過，養過古玉的人才寫得出來，讀出前人這種真正賞玉、愛玉的心情對當今社會急功近利的收藏熱應是一種啟示。
在中國玉器研究史回顧與展望方面做的較為全面的一本書是張明華所著的《中國古玉――發現與研究100年》，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它是一百年來考古發現與研究的客觀記述、總結和評價，圖文并茂，較為嚴謹，對玉器研究者來說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趙朝洪主編《中國古玉研究文獻指南》，科學出版社，2004年。此書資料截止到2000年，是目前關于玉器最全面的資料文獻與研究文獻的索引匯編。對玉器研究者而言十分有用。
通俗類讀物
這類書籍目前出版最多，但精品實在不多，目前見到較為嚴謹的讀物主要有：
楊伯達著《古玉史論》（紫禁城出版社1998），《傳世古玉辨偽研究》（香港三余堂2004），《巫玉之光――中國史前玉文化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楊伯達談玉》（紫禁城出版社2006）。
那志良著《中國古玉圖釋》，臺北南天書局發行，1990年。此書以器為綱，將中國歷代玉器分為十三大類，詳細介紹每種器型的源流、紋飾、造型特征，是一本研究古玉器物學的專著，對收藏愛好者與研究者而言十分裨益。
張廣文著《中國玉器鑒定與欣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中國玉器真偽識別》（遼寧人民出版社2004），《張廣文談玉器》（山東美術出版社2006）。
盧兆蔭著《古玉史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0年。
殷志強編著《中國古代玉器》，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
張尉編著《古玉真贗對比鑒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尤仁德著《古代玉器通論》，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此書作為“通論”兼“史論”的形式和內容，較為全面地論述了中國自新石器時代至清代近8000年玉器發展的全過程。
古方編《冰清玉潔――中國古代玉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中國古玉器圖典》（文物出版社2007）。
龔賢的生平與藝術思想馬桂順
龔賢的“逸品”論與“金陵三逸”馬鴻增
龔賢生平之我見古原宏伸
龔賢與宋、元人筆墨之異同(提要)舒士俊
龔賢墨法水法論(摘要)王伯敏
TheSummaryofTheThesisForTheInternationalDeliberaliveAssemblyofGongXian’sTechniqueInArt:DiscussionAboutGongXian’sSkillsInChineseInkAndWater王伯敏
龔賢繪畫美學思想周積寅
龔賢與髡殘張子寧
論“金陵八家”構成原因及有關問題陳傳席
龔賢三題黃涌泉
龔賢年譜林樹中
龔賢現存畫目王鳳珠
論河姆渡原始藝術的美學特征——兼論中國繪畫南北差異之起源康育義
《瘞鶴銘》書者及時代再論劉建國
中國新石器時代海洋文化體系中不同文化圈之形成與交融谷建祥,賀云翱
良渚文化的影響與古史傳說紀仲慶
部族和良渚文化陸建方
香港史前文化白爾德,李秀國
初論運河文化梁白泉
浙江古代文化的發展與繁榮徐吉軍
近代寧波社會文化的扭曲和喚起洪永珊
試論濱海地區古代文化與現代文化的關系邢鹿
“中國濱海地區古代文化學術討論會”總結報告紀仲慶
簡論歷史人物傳記寫作方法歐煬
湖熟文化與江西萬年類型文化——談吳越文化李家和,楊巨源,劉詩中
對“湖熟文化”幾個問題的再認識肖夢龍
關于《宜侯矢簋》銘文的幾點看法曹錦炎
論西漢東、南兩越考古學文化的關系楊琮
東甌國疆域北界考徐三見
江、浙地區的早期玻璃器和先秦時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姚勤德
日本吉野ケ里和中國江南文化安志敏
拘那羅陀與泉州方擁
唐宋時期的海州與海上“陶瓷之路”劉洪石
古代連云港地區的對朝交通——海上絲路的東延李洪甫
鄭和下西洋原始契機論張曉旭
美國俗文化協會的國際化雷·B·布朗,章智源
關于媽祖研究的幾個問題郭慶文
泉州地區水神崇拜管見朱亞仁
潮州音樂探源許崇群
潮州工夫茶之藝術觀陳香白
海鄉風俗淺探郭泮溪
海南島古代黎、苗建筑的初步研究黃敬剛
蘇北史前遺址的分布與海岸線變遷吳建民
太湖～寧紹平原新石器文化遺址分布與環境變遷的關系徐建春,鄭升
江蘇吳江縣龍南遺址孢粉組合與先民生活環境的初步研究蕭家儀
夏商時代至唐以前江蘇海岸線的變遷賀云翱
系統科學思想與中國考古學研究裴安平
考古學對象與分類的重新考察張愛冰
寧波沿海地區原始文化初探林士民
論古海州灣文化圈劉鳳桂
行業文化與專業博物館明鴻本
略論江浙地區史前文化的埋葬習俗陳國慶
略談吉家屯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徐治亞
青墩出上麋鹿角上刻劃紋之文化涵義探析徐冬昌
溧水神仙洞一萬年前陶片的發現及其意義葛治功
張家港市文物分布及特點易劍剛
張家港市——原始濱海文化交流的渡口繆自強,錢公麟
張家港市許莊新石器遺址王德慶
“湖熟文化命名30周年學術討論會”在南京召開鐘民
關于“湖熟文化”命名問題王世民
關于“湖熟文化”的三點看法張長壽
湖熟文化研究中的若干問題李伯謙
略談“湖熟文化”研究的定量分析和“先吳文化”稱謂問題劉緒
略論寧鎮地區青銅文化序列鄒厚本
論寧鎮地區古文化之演進谷建祥
對湖熟文化正名、分期及其他林華東
湖熟文化族屬研究林留根,施玉平
關于湖熟文化研究中的兩個問題楊寶成
湖熟文化的分期與土墩墓的年代問題王恩田
湖熟文化與土墩墓關系試析華國榮
試論滁河流域的周代文化宋建
簡論湖熟文化的多元性陳麗華
丹徒斷山墩遺址發掘紀要鄒厚本,宋建,吳綿吉
湖熟文化與湖熟鎮張正祥
首屆中國環境考古學學術討論會紀要李民昌
古瓷新探李剛
同安窯系青瓷的初步研究林忠干,張文崟
中國瓷器的花卉圖案里賈納·克拉爾,孫詠潔
常熟唐人墓志概述吳慧虞
五代前后江南儒道釋文化融合的例證龔平
隋代臺灣人口遷移福建考林蔚文
試論“鹽鐵塘”在早期歷史時期的作用路希羔
施瑯出師臺灣地點及泰請敕封媽祖之史實孫英龍
上海浦東老寶山城非浦西寶山縣城前身考章采烈
濱海地區博物館的特色與任務龔潔
何光岳《楚源流史》評述傅朗云,楊旸,戈鋒
學說以救時為貴陳立夫
以中國文化統一中國陳大絡
龔賢藝術研究座談會在南博召開魯力
國際百越文化學術討論會在杭召開葉丁
日本考古學家來連云港市博物館參觀座談劉洪
《贛榆發現朐臣銅鍋》讀后曹錦炎
博物館事業發展需要培育行業咨詢力量陸建松；
從“文化景觀”到“文化景觀遺產”(上)單霽翔；
關于文物保護單位“兩線”劃定工作的實踐與思考束有春；
文物保護單位保護規劃中保護范圍和建設控制地帶的劃定和分級王濤；
江蘇淮安楚州區河下遺址龍泉窯瓷片堆積坑發掘簡報杭濤；陳錦惠；張弛；邱軍強；霍華；韓建立；郝明華；呂昕人；韓祥；
江蘇淮安楚州區河下遺址龍泉窯堆積瓷片研究霍華；陳錦惠；郝明華；韓建立；
清宮舊藏明代龍泉窯青瓷概論黃衛文；
明代宦官楊慶墓的考古發掘與初步認識邵磊；
江寧區博物館藏明陳瑄家族墓志考楊李兵；
論臺灣高山地區的史前聚落——以曲冰遺址為例陳仲玉；
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玉耳珰初探費玲伢；
古代辮發小考朱笛；
博物館與公眾龔良；蔡琴；
博物館與學校教育的對接融合——美國老史德橋村博物館的實踐吳相利；
《東南文化》訂閱啟事
敘事學視角下博物館的媒介優勢劉佳瑩；
論漢代畫像石的裝飾圖案設計鄭立君；
徐州漢畫像石與中國戲曲趙詠維；
國外磨制石斧石錛研究述評黃建秋；
佛教雕塑背光圖像的象征意義封鈺；韋妹華；
南京博物院藏民國文獻述略奚可楨；
日文提要黃建秋；
韓文提要尹恩子；
關于建設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的一些意見——在“2009大遺址保護·良渚論壇”上的發言張忠培；
大遺址保護與考古遺址公園建設杜金鵬；
大運河作為文化線路的認識與分析陳怡；
隋唐大運河線性文化遺產特點及保護方式初探——以安徽段大運河為例王晶；
江蘇張家港市東山村遺址崧澤文化聚落發掘的重要收獲顧筼；
馬鞍山采石河流域區域系統調查初步報告張居中；楊玉璋；藍萬里；范方芳；汪吉吉；王娟；來茵；王樂天；夏冬青；江澤云；洛伊德；佘玲珠；戴瑋；栗中斌；江晨；代詩寶；袁春榮；苗杰；王立新；
上海松江區廣富林遺址良渚時期人骨微量元素的初步研究張全超；；翟楊；
江蘇江都大橋窖藏青銅器夏根林；
蘇州林屋洞出土道教遺物程義；姚晨辰；嚴建蔚；
舒城九里墩春秋墓的年代與族屬析論徐少華；
江蘇張家港市黃泗浦遺址的發掘顧筼；
越國貴族墓葬制葬俗初步研究陳元甫；
征稿啟事
東晉宣城內史桓彝墓考辨楊恩玉；
南京濱江開發區吳墓出土“建衡元年”買地券補釋張學鋒；
六朝文化研究續議李良芳；胡阿祥；
寧杭城際鐵路江蘇段考古發掘和文物保護顧筼；
從海上交通看中國與百濟的關系周裕興；
古物李濟；
關于博物館學研究對象的思考劉毅；
“湖熟文化”命名50周年暨紀念尹煥章先生誕辰100周年座談會田名利；
上海世博會與工業遺產博物館呂建昌；邱捷；
博物館與青少年教育毛穎；
論巖畫闡釋中的多元視界楊超；
象數符號與上古巖畫中的網格圖案初探仲幾吉；
略論中國山水畫理論體系之嬗變李??；
宋代繪畫中的窮款、隱款現象研究李永強；
一個正在形成的考古學分支——讀《楊鴻勛建筑考古學論文集(增訂版)》李棟；
讓文化景觀遺產融入美好生活龔良；
中國文化景觀的申遺策略初探陳同濱；
從遺產中的“文化景觀”到“文化景觀”遺產侯衛東；
六朝都城佛寺和佛塔的初步研究賀云翱；
南京麒麟鋪石獸墓主問題研究補正楊曉春；
走馬樓吳簡所見“私學”考鄧瑋光；
《瘞鶴銘》金山本考識潘美云；
試談南朝墓葬中的佛教因素韋正；
漫談歷史時期考古學的方法——從安陽西高穴漢魏大墓的墓主推定說開去許永杰；
江蘇句容春城南朝宋元嘉十六年墓肖夢龍；劉麗文；陳世華；王克飛；畢蓉；霍強；文茂秀；何漢生；翟中華；
福建泉州南安豐州發現兩座六朝墓陳建中；范佳平；呂睿；蔡珊；諶禮剛；趙蘭玉；黃偉；
也談北洞山西漢楚王墓的墓主和時代劉照建；邊策；
孫吳佛教流傳考屈大成；
數字水印技術在數字博物館中的應用宗旸；
《南京百科全書》的編纂特點、學術價值及現實意義——兼論地區百科全書的編纂及價值莊小軍；鄧攀；
“學術期刊·博物館·文化遺產”論壇暨《東南文化》創刊25周年紀念學術研討會紀要本刊編輯部；王霞；
《龍舟大神寶像圖》考高文杰；
第一座外國名人紀念館——崔致遠紀念館建設的探索與實踐董學芳；
如皋這個“中國長壽之鄉”，一經中央電視臺播出后，立即震驚海內外，引起人們的極大關注。建設中的如皋港，如何抓住機遇，發揚地方特色文化，構建長壽文化產業，對推動本地的經濟的快步發展有著深遠的意義。下面我從自然、人文、歷史等方面論述長壽文化，從而切合實際地析出長壽文化產業的構建思路。
（1），如皋長壽文化與中華文化。文化即“以文化之”，以文來改變社會和自然，是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創造的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的總和。文化可以分成很多類，諸如中華文化、民族文化、長壽文化、盆景文化、江海文化、飲食文化。論文格式。。論文格式。。每一種文化都凝聚著此文化的精神、靈魂、性格、習俗等精髓。文化的產生和發展又離不開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社會環境，是人們在共同從事的生產生活中創造出來的。
中華文化體現的是龍的協和性精神，龍是中華民族的象征。清代馬彇<繹史>卷一引<無運歷年紀>認為：盤古開天劈地，死后獻出身軀，造福人類。“氣成風云，聲為雷霆，左眼為日，右眼為月，四肢為四極，五體為五岳，血液為江河，筋脈為地理，肌肉為田土，皮毛為草木，齒骨為金石，精髓為珠玉，汗流為雨澤”作為開天劈地的創生神,龍是多種自然物象集合而產生的一種神物，是融合、協和、團結、凝聚的象征，是中華文化精神的載體。而中華文化的古老哲學就是將世界分為天地陰陽兩極，《易經。系辭上》：“一陰一陽謂之道”，已經注意到事物的兩面及兩面之間的轉化關系。易經里的“潛龍勿用”“見龍在田”“龍躍在淵”“飛龍在天”說龍何時積蓄力量，又何時能夠騰飛等，反映了事物發展的過程。龍有一個從神物到皇權再到品德涵養和祥瑞和諧的體現過程，成為現代社會中華兒女騰飛、祥瑞、振奮、開拓的文化精神，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如婚姻、服裝、雕刻、建筑等，民間有舞龍燈、坐龍船的習俗。
龍的精神反映了中華文化的理性和早熟的特征，從盤古劈開混沌的陰陽世界看，《周易》和《老子》則是開啟中華文化哲理智慧的鑰匙。老子是道家學派的創始人，他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可道，非常道”，有大道方有大德，德者壽，“無為而無不為”，老子還提出“貴柔守雌”的道德規范，認為水是天下最柔的東西，但可以沖毀一切堅強的東西。這叫以柔克剛，太極拳的精神從此化來，成為養生的拳道。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幾千年來，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孔子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中心思想是“仁者，人也”。仁者壽。以人為本正是中華文化的主體精神，與天主教的“神文化”和印度的“鬼文化”是不同的。我國古代用來規范人與人的
“五倫”“十義”，即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的關系，劈除被統治
者利用的工具外，在權利和義務上是有道理的，對社會和諧進步是有積極意義的。
無論儒家的孔孟，還是道家的老莊，都主張和諧，中華文化講究的就是人自然的和諧。人本思想是中華文化的核心。
由儒道兩種主導中華文化看，如皋長壽文化透出兩點信息：一是尊老愛幼在如皋早成風氣，即仁者壽；二是“天人合一”思想左右了如皋人的心態，滲透到如皋人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即與天同壽。
（2），如皋長壽文化與江海文化。南通地處長江下游和沿海的江海平原，江海文化代表了南通地區的特色文化。江海文化既有長江流域的源遠流長，又有海般的博大精深。水具有鮮活和精深沉穩的特性，表現為文化浸潤的內質性。同時浪花飛濺，激情澎湃，張揚個性，表現為文化骨胳的外顯性。中國河網密度最高的是長江三角州，江海平原上的城市是水流出來的驕子，江河雕塑了美麗的江海平原。江海平原地處黃淮與長江及東海的交匯地帶，有過多次的海陸變遷，人們與水沙交往深厚，對百川歸海、細流與博大、水流如血管、一路滋潤、生命之源等文化情有獨鐘。
江海平原位于中國東部沿海的南北中心地帶，文化上的最大特點是兼融性歷史上，戰爭迫使人口流動此地是重要因素，如公元473年，越滅吳，向北移民，形成吳文化北上的趨勢。晉時戰亂頻繁，北方人口又南遷，必定南北文化相遇。這里舉個例子，福建永定縣的土樓，上百戶人家住在一棟樓里，里一層外四層的巨大的團樓，都是戰爭南流的客家人，他們住在一起，易守易攻，對付外來勢力。那么，江海平原歷史上，流離失所的人們，更是向往社會的和諧、安定、融合是可想而知的。江海文化兼融了中原文化（特別是齊魯文化）和吳文化（即良渚文化）的優點，形成了兼融互補的開放性文化。
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工具上的三角犁、半月形鐮刀，至今江海地區還能見到，上世紀大量使用，現在多被機械化代替。植物上表現為水稻、蠶絲、菱角、葫蘆等。齊魯文化（大汶口文化），農業以種植、飼養豬最為發達，魚鹽業也很重要，水井大量使用，釀酒、紡織是手工業。
由江海文化的特點看,如皋長壽文化透出追求安逸、涵養兼容的信息，從而滲透到飲食、起居等生活的各個方面，慢慢顯示出獨特的長壽文化來。
（3），如皋長壽文化與自然條件。如皋的自然條件對長壽文化的影響突出表現在土壤和氣候兩個要素上。
先說土壤，如皋是江海平原上有名的高沙土地帶，是戰爭年代'蘇中七捷'的主戰場和革命老區。地質學家認為“由廢黃河下游及淮河下游泥沙沖擊擺尾形成的”。沿長江一線，多為水中陸洲變遷而成。如皋可謂“百川歸沙”。高沙土是一種干粉型的細沙土，特點是漏水、貧瘦、高低不平。旱作物產量低，過去是南通地區最貧的縣。諺語：“一場大雨淚汪汪，三日無水塵飛揚，有女莫嫁高沙土有兒他鄉做新郎。”解放后，如皋人民提出削平高沙土的口號，開民河、修渠道、筑魚塘。。。改變了高沙土的面貌。論文格式。高沙土的種植以雜為特征，有一年十八谷之稱：大麥、小麥、元麥、高梁、蕎麥、大豆、綠豆、豌豆、蠶豆、玉米、花生、山芋、蘿卜、甜菜、芝麻、赤豆等，經濟價值不高。自如皋長壽之鄉發現后，中國微量元素學會對其土壤及農作物進行化驗分析，驚奇的發現：河流沖擊物的土壤含有多種礦物質，使果疏含有多種有益元素，讓人體細胞免受氧化損害，保持免疫力。主要是鎘、鉛、汞含量極低，而硒含量極高。植物學家驚奇的發現如皋的土壤尤宜銀杏樹的生長。來到如皋您會發現家家有種銀杏樹的習慣。兒時就知道，九華鎮趙家村有銀杏樹圍徑可放18輛獨輪車的事實。神奇的高沙土給如皋長壽文化透出的信息就是：土是長壽文化的金元寶。
再說氣候,如皋位于北緯32C，為亞熱帶濕潤氣候，年平均溫度14C左右，氣候溫和，舒適宜人。年降水1056毫米左右，雨水充沛，空氣清新。需要強調的是，它的理想的人居之地是人長壽的自然基礎，只是因素之一。也就是說世界人居理想的氣候的地方很多，但并不都是長壽之鄉。如皋與廣西的長壽之鄉巴馬相比，情況不一樣。巴馬在山區，是封閉的自然環境，用天然氧吧來調節城市的喧囂，開發長壽旅游文化。如皋在平原，是非封閉性的自然環境，樹木沿河網格狀覆蓋，圈起網格狀的綠色農田，又多一層網格狀的
河流環繞，是另一種形式的自然景觀。奇妙的是，如皋人同時把花卉盆景的氧吧搬進室內，凈化現代社會的空氣。如皋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花卉盆景之都”，是華東地區最大的花卉盆景基地。這就說明，如皋長壽文化不僅只自然的，而且是人文的、歷史的、開放的、社會的。諸如如派盆景、哨口風箏等藝術形式不是一天形成的，也就是說如皋人民的藝術審美情趣不是一天就有的，審美愉悅是人的健康長壽重要因素，所謂書畫長壽，道理是一樣的。如皋長壽文化的這種非封閉的自然性、沿海平原的唯一性、人文情懷的深厚性，對當今社會有著更大的指導意義，對如皋長壽文化的開發有著更廣闊的空間。
（4）如皋長壽文化與歷史價值參考。一個非封閉性中國長壽之鄉，沒有深厚的歷史文化的支撐，是不可能的。恰恰它就是長壽文化的精髓。如皋長壽之鄉是有歷史的，散落在城鄉的百歲坊、百歲莊、百歲巷、百歲橋、百歲渠等文化遺址說明了這一點。還產生了許多長壽名人，如三國大司馬呂岱97歲，北宋教育家胡爰85歲，清代文學家袁枚109歲。。。甚至有徐神翁列八仙、樂子長奇遇得道的神話傳奇。與長壽有關的民俗如過百路、千家米、百歲碗、也隨之反映出來。再看2003年的調查：145萬人口，百歲以上有251人，90歲以上有4000人，80歲以上有40001人，平均75。5歲。聯合國標準為百歲0。75/萬人，比之多5。5，比聯合國確定的發展中國家63歲的標準多11。5，調查說明長壽之鄉是一個長壽歷史的延續過程。下面列舉幾個如皋民間諺語：“魚在鍋中顛，全靠出水鮮。”是說魚米之鄉，水網密布，魚講究現撈現蒸。“飽時不忘饑，一干和二稀。”是說饑餓養生，每天以一頓干飯為宜。“摻兒米打了底，吃了能活九十幾”如皋以產雜糧吃雜糧著稱。“麥見黃，冷蒸嘗。”用青麥仁做成的食品。“麥上場，焦雪嘗。”用新麥仁先炒后磨份，再調成食品。“魚上火，肉生痰，豆腐青菜保平安。”“如皋人好奇怪，春來田間割野菜”要數母雞頭菜家家都有。“秋吃蘿卜夏吃姜，不勞醫生開藥方。”如皋特產養生蘿卜，如皋蘿卜干以香甜嫩脆早就名著九州。從如皋傳世的三大養生專著《食暜》、《壽世秘典》、《秦定養生論》看，如皋菜系是集淮揚菜、魯菜和江南蘇菜的優點，以養生為核心而形成的淡、雜、鮮、野的四大地方特色。“家有一老，勝過一寶。”是說孝敬老年人成為習貫。“人窮露肉，村窮露屋。”是說對環境養生的關注。“美不美不要緊，只要家中有盆景”是說如皋人的審美情趣和養生心態。“田野不煩躁，手拉風箏聽口哨”是說放如派哨口風箏的快樂。“平安求福，自然生壽。”是說天人合一。“八十小弟弟，九十不稀奇，百歲古來稀。”“水長流，樹長綠，人長壽。”“橫喂蘿卜豎喂漿，出得豬肉生奇香。”是說如皋特產蘿卜山芋，山芋藤里有漿，對人體有益，用它喂豬，人吃此豬肉特別養生。如式肉松、火腿、香腸為何獲國際金牌，是其原因之一。透過如皋的幾只諺語，我們看到如皋長壽文化不是單一的，有著深厚的文化底韻，廣泛滲透到生活的各個領域。
以上簡要分析了如皋長壽文化與自然、人文歷史的關系。那么，如皋港作為建設中的新型港口城市，國家一類開放口岸，將如何構建長壽文化及長壽文化產業呢？于是，我作了如下思考：
A利用開放口岸和世界少有的奇特的土壤資源優勢，在WTO的世界市場體系中，主打幾種世界長壽文化產品名牌，最終將此建設成為世界長壽產品的生產、加工和出口主要基地，完成沙土變黃金的偉大革命。
B利用如皋港十分發達的海陸交通通道主打長壽文化生態旅游業，重點開發以淡、雜、鮮、野為地方特色的如皋長壽文化養生飲食業。同時，整頓規劃江道河港，建設江河網狀結構的與飲食文化配套的垂釣休閑型綠色生態系統。
C將長壽文化資源納入港城建設規劃體系中，形成將古典與現代結合、突出地方特色個性的的市容文化景觀。
D在構建地方特色文化藝術的同時，主打特色長壽藝術，形成一系列長壽文化藝術產業和納入各個系統的長壽文化事業。
與此相對，還存在一條反向的文化傳播之路，即中原玉文化建構所需玉料資源自西向東的傳播?？脊虐l掘表明，中原地區缺少玉礦資源，中原地區以南的河南南陽地區雖有獨山玉礦，遠古時卻很少為中原文明玉禮器生產所使用。從二里頭和殷墟婦好墓出土的大量玉器標本看，只有一兩件玉器能夠確認是用獨山玉制作的。受到這種物質條件的限制，使得距今7000～5000年前中原地區影響力最廣大的仰韶文化都不能像同時期或稍晚的中原以外文化——如紅山文化、凌家灘文化和良渚文化那樣，發展出規模性的玉禮器生產傳統。迄今見到的仰韶文化玉器大都屬于玉制的工具或小件裝飾品等。直到距今4000多年前的山西襄汾的陶寺文化、臨汾下靳村和芮城坡頭村的廟底溝二期文化，以玉璧、玉琮為代表的大件組合性玉禮器體系，方才第一次登場中原地區。隨后又有更加成熟多樣的玉禮器體系出現在中原腹地——距今3700年的河南偃師二里頭文化玉器，使得50多公分長的大玉璋和60多公分長的大玉刀首次在中原的國家政權所在地登場，并通過二里頭文化的承上啟下作用，建構出夏、商、周三代一脈相承的玉禮器傳統。
二里頭玉器生產的玉料來源是怎樣的？專門研究二里頭玉器的學位論文《二里頭文化玉器的考古學研究》認為：“二里頭遺址附近并無玉礦，制作玉器的玉料需從遠處輸進?！钡牵烤箯暮翁庉斶M的問題卻始終懸而未決。同樣的問題也困擾著山西襄汾陶寺文化玉器的材料來源，以及臨汾下靳村墓地和芮城縣坡頭村墓地的玉器材料來源。有一點大致能夠推測的：五六十公分以上的玉禮器制作需要耗費相當大體積的優質玉料，目前看來，惟有甘青地區出產此類玉料的可能性最大。1974年，青海大通上孫家寨出土梯形四孔玉刀，長54厘米；2002年，青海喇家遺址出土齊家文化三孔大玉刀，雖已殘缺，仍有33厘米長，推測全長達66厘米。這表明甘青地區出產的所謂“祁連玉”材料，真正具有供應大件玉禮器生產的充足條件。如果從鑒玉的感覺經驗看，二里頭和陶寺玉器（包括下靳和芮城的史前玉器）原料，從色澤和紋理特點上確實近似祁連玉。
陶寺遺址的發掘者之一、考古學者高煒分析指出：陶寺遺址墓地已發掘的1309座墓中，共發現有隨葬玉石器的墓200多座，各類玉石器800多件。據中國地質科學院聞廣教授做的礦物學鑒定，其中真玉（透閃石—陽起石系列軟玉）有98件，占比不到1/10；半玉和假玉（似玉美石）439件，約占半數，包括大理石、蛇紋石、滑石、白云母，石英巖、綠松石等。從玉料來源看，環顧晉南地區及黃河中游地區，迄今未見出產軟玉的報道。關中的藍田玉是蛇紋大理石，南陽獨山玉是黝簾石化的鈣長石。陶寺用玉的產地還是一個有待探索的課題。中原玉禮器生產的原材料來源懸而未決，但是有關中原玉禮器形制的和攻玉技術的來龍去脈卻有較為明確的文化傳播論觀點：來自山東大汶口文化和東南方的良渚文化，在玉禮器器形上影響到陜西關中的龍山文化以及甘肅齊家文化。高煒的判斷是，在可判明的陶寺文化早期墓葬中有鉞，但迄今未發現璧、琮。比較可靠的說法是：玉璧大量出現并用于隨葬；琮的出現，是陶寺文化晚期（公元前2300年以后）的事，尚無明確證據能再提前。
近年來，文化創意產業在世界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有關資料表明，全世界文化創意產業每天創造220億美元的價值，并且還在以5％的速度遞增。杭州在 《杭州十大文化產業發展規劃（2005- 2010 年） 》 中提出 “創意產業” 要成為 “杭州文化的支柱產業”，并建立了創意產業園區，綜合實力已排名全國第五位。
一、杭州文化創意產業現狀
（一）發展勢頭良好
據初步測算，2008年杭州市文化創意產業實現增加值579.86億元，按可比價計算（下同），增長17.6%，高于杭州市GDP增速6.6個百分點，高于杭州市服務業增加值增速3.8個百分點，文化創意產業增加值占杭州市GDP的比重達12.1%，比上年提高0.2個百分點，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為13.2%。
（二）以產業園區為依托
以產業園區為依托，促進杭州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杭州確定將西湖創意谷，之江文化創意園 ，西湖數字娛樂產業園 ，運河天地文化創意園，杭州創新創業新天地， 創意良渚基地 ，西溪創意產業園 ，湘湖文化創意產業園 ，下沙大學科技園， 白馬湖生態創意城等十大園區作為主平臺，推動全市文化創意產業實現集群發展。如果說“LOFT49”的出現，讓我們感受到了杭州城市一隅的神秘氣息，明白了什么是文化創意產業，那么如今西湖創意谷、之江文化創意園等十大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加快建設，將有力推動杭州成為全國文化創意產業中心。
（三）產業分層發展
以文化藝術、信息服務、設計服務和咨詢策劃為主要摘要內容的相關層，2008年實現增加值354.94億元，同比增長14.8%，占全部文化創意產業的61.2%。碩士論文，問題。碩士論文，問題。
（四）文化創意活動日益豐富
2008年，杭州堅持以“五個一工程”建設為龍頭，精心策劃和舉辦西湖博覽會、中國國際動漫節等重大文化創意活動，大力推進社區文化、企業文化、校園文化、旅游文化、廣場文化建設，不斷營造鼓勵創新的氛圍，提高公共文化服務水平，切實滿足老百姓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
二、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融資難
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部分產業和公司效益下降，普遍出現不同程度的資金緊缺和經營困難，大量減少了在現代傳媒業上的廣告投入，同時，由于紙張、采購節目、工資等成本上升，以廣告為主要收入來源的現代傳媒業2008年增加值增幅比上年下降19.5個百分點。杭州日報報業集團、杭州文化廣播電視集團兩大主要媒體營業利潤增幅均呈現不同程度的下滑；全年接待入境旅游人數和國內游客人數的增幅分別比上年下降8.5和1個百分點；旅游創匯增幅和國內旅游收入增幅分別比上年下降7.3和3.9個百分點，導致杭州市文化休閑旅游業增加值增幅比上年下降7.4個百分點。解決文化創意企業融資難問題迫在眉睫。
（二）部分創意產業政府保護嚴重，競爭能力不強
與廣播電視業不同，出版業作為一種壟斷性資源，不是依靠廣告盈利的，而主要依賴財政補貼，因此，長期以來地方主義、部門保護主義相當嚴重。目前杭州市的出版單位的性質、運行機制和管理體制各不一樣，上級主管部門也不同，各主管部門之間還存在復雜的級別隸屬關系，要進行全面整合，以達到資源充分利用的目的相當困難。各單位產業市場化發展意識不強，把出版業當作安排冗余人員、的“后院”，讀者意識、市場意識淡薄，經營效益低下。又如，杭州數字電視近幾年遭到市民壟斷非議，人們在安裝電視時，別無選擇。
（三）缺乏創新創意人才
文化創意產業需要有創意天賦的高素質勞動力資源的投入。有創意是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前提條件，這就意味著文化創意產業必然在高素質人才集中的地方蓬勃發展。從目前從業人員構成情況來看，杭州文化娛樂業從業人員3.47萬人，其中專業技術人員9682人，只占27.9%，而專業技術人員中，中高端人才只有10%。文化創意類畢業生中，真正能發揮創意作用的很少，中高端創意人才缺乏已經成為杭州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瓶頸。
（四）法律保護存在漏洞
文化創意產業是資本知識密集型的產業，其產品創作成本很高，一部電影的拍攝往往耗資幾百萬元以上，一張唱片的錄制與發行耗資百萬元以上相當常見。但文化創意產品復制的邊際成本卻很低，而且易于復制、傳播、修改。因此，文化創意產業的知識產權保護難度加大。做好知識產權保護是文化創意產業良性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如何填補這一法律漏洞，加大保護知識產權的力度，是目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碩士論文，問題。
（五）休閑娛樂場缺乏層次感，特征不鮮明
杭州大大小小的娛樂休閑場所較多，但各場所缺乏層次感，特征不鮮明。如杭州的宋城、杭州樂園等都是綜合性的游樂場所，差別不大。各文化休閑項目處于分散的、淺層次的、粗放式的階段。我們應該根據人們生活水平，分設層次不同的休閑游樂場所，同時，根據杭州游樂人士追求個性的特點，設立多個個性鮮明的游樂場所，改造現有傳統文化資源，開發現代意義上的創新性休閑娛樂項目。
（六）產品科技含量低，知名品牌少
與工業制成品等相比，文化產品更需要科技創新，也需要創立自己的品牌。文化產品科技含量提高，不僅可以降低成本，而且還賦予了產品獨有的特征，在一定時間段內，形成壟斷優勢，賺取豐厚利潤。文化產品一旦有了自己的品牌，其知名度要比有形產品大，而且品牌的盜用情況會比較少見。但是從目前情況來看，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響，同時，由于文化創意企業本身缺乏創新意識和經營意識，文化產品科技含量比較低，知名文化品牌很少。許多文化產品加工手段粗略和制作水平不高，個性化文化產品很少，市場占有率和影響力低，文化產品供給跟不上人們對文化產品的個性化需求。
三、促進杭州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建議
（一）加強文化傳創意產業的集群發展與規模效應
產業集群化發展是當今產業發展的趨勢之一。作為新興的文化創意產業，其較強的產業融合性決定了其發展過程中需要整合各種資源，集群化發展趨勢非常明顯。碩士論文，問題。如美國聞名于世的曼哈頓“蘇荷（SOHO）藝術聚集地”、好萊塢影視娛樂業及群等，都是文化創意產業集群發展的成功范例。
（二）注重文化創意產業的創新和新產品開發，打造優勢品牌
在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過程中，杭州要著力打造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品牌。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生命力在于創新和新產品開發。碩士論文，問題。要深入研究如何把高科技引入文化藝術領域，開發新產品，從而加大文化產品的高科技含量，使高科技和人文、藝術進行完美的結合，開辟出文化創意產業的新天地。
（三）加大對文化創意產業專業人才的培養
在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過程中，杭州要著力打造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品牌。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生命力在于創新和新產品開發。要深入研究如何把高科技引入文化藝術領域，開發新產品，從而加大文化產品的高科技含量，使高科技和人文、藝術進行完美的結合，開辟出文化創意產業的新天地。
（四）制定和完善相關的文化產業政策法規
首先要做好知識產權保護，營造一個有利于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社會環境。碩士論文，問題。二是要制定嚴格的準入制度，以避免某些文化創意產業僅僅是沖著政策的諸多“優惠”而不是產業本身的問題。三是要加大文化執法力度，堅決清除腐朽的、有害的“文化”、“文化垃圾”。同時，對現有的文化產業要加大扶持力度，吸引民間資本進入，做好產業園區周邊環境的改造等服務，妥善處理好房屋產權人、開發商和創意產業人群的利益，為企業成為創意產業集聚區市場運作的主體打開了通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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