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8-04 15:5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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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學習過程中我們得到了以下收獲。
1、專家們的演講,闡述了許多我們平時在工作中接觸不到的先進理論和管理經驗,開拓了我們的視野和思路。
2、通過在會場中聆聽專家的演講和與同行之間的交流,我們認識到設備管理存在各方面不足,醫療設備質控工作還未開展
3、臨床工程師培養理念與管理不足,人才匱乏。
4、對于醫療設備和耗材的管理存在管理不夠規范,不夠精細。
以后我們將積極學習此次論壇中先進的理念和方法,結合自己的工作,將這些寶貴的理論和經驗合理的運用和實踐運用到以下幾個工作方面:
臺灣東吳大學教授蔡仁厚認為,如果在儒學研究中不返回中華民族幾千年積累下來的傳統深處,我們的研究成果就沒有根基、文化創造也就沒有基石,自身精神也無從安立。在儒學研究中,返本開新是一個基本方法和立場,如此才能接續文化薪火,疏通源頭活水。儒學研究,就是堅持“守常以應變”的理念,而儒家一些最核心的觀念,比如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具有超越時代與地域的屬性,應以對這些核心價值的肯定為基本,以具體的生活情境為落實土壤,以求對其做出適應當下的新詮釋、新解讀。
在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杜維明看來,儒家思想所體現出的批評精神,是其未來發展的動力所在,中國哲學已經走出拿來主義的認同危機,開始形成自信,正呈現動力最大、人才最多、議題最豐富、碰撞最激烈的態勢,相信其“健康狀態”會日益進步。夏威夷大學哲學系教授成中英則探討了當代新儒家哲學發展的問題基礎與理論框架,指出對其必須從“睿智”與“信念”兩個方面來論述與考察,以建立一個實事求是、與時并進的儒學所包含的知識與價值體系。清華大學國學院院長陳來教授回顧了百年來儒學的發展和起伏,并對儒學研究的未來給予厚望。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宋志明認為,現代學術與傳統學術的一個明顯區別是特別重視工具理性,為此我們應重新審視儒學與培養工具理性的關系,利用儒家文化重視教育、尊重知識的優良傳統,為科技創新提供積累知識的文化土壤。
儒家思想可救治現代精神危機
武漢大學國學院院長郭齊勇教授主張,儒家的人文精神,可以救治現代人的危機。儒家強調用物以“利用厚生”,但不會導致一種對自然的宰制、控御、破壞;它強調人文建構,批評迷信,但不消解對于天的敬畏和人所具有的宗教精神、終極的信念與信仰。如能走出傳統與現代二元對峙的模式,在文明對話的基礎上重新思考東亞精神文明與現代化的關系,將發現在倫理與公共治理等問題上,儒家思想都有可供借鑒的資源。
2009年12月5日,由世界經濟學會、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世界經濟系與中國社會科學院China & World Economy編輯部共同主辦的中國世界經濟學會第九屆三次常務理事會擴大會議暨理論研討會在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舉行。來自全國各大重點高校及研究所的代表共聚一堂,就“后危機”時代的世界經濟走勢及中國如何應對當前復雜的國際政治、經濟形勢進行了廣泛而深刻的討論。在全球經濟逐漸進入反彈的時期,此次的會議對于預測世界和中國未來幾年的經濟走勢及探討相應的發展策略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后危機”時代的國際經濟形勢
(一)全球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可持續
2008年來的全球經濟衰退使得全球經濟不平衡,尤其是中美之間經濟的不平衡問題極大地暴露出來,并引發大范圍的討論:究竟這種“中國儲蓄,美國消費”的經濟模式是否有待調整?對此,世界經濟學會會長余永定認為,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是造成此次全球經濟危機的深層次原因,是不可持續的,亟待糾正。他提出,美元在長期內趨于走弱。美國凈外債與GDP的比值走向反映出這種趨勢。近年來,美國經常項目逆差的不斷累積使得其凈外債占GDP比重逐漸增大,而GDP則是一個國家經濟實力和償債能力的表現。自1982年開始,美國就成為凈債務國,且外債越來越多,截至2007年底,美國積累外債達到2.4萬億;從1985年至2009年10月,美元戰略貶值61%,美元的不斷貶值將最終導致外國資本流入的減少,將對美國造成深重危機,因此危機前美國的發展模式是不可持續的。
余永定運用宏觀經濟學基本公式“I-S+G-T=M-X”來分析了未來一段時間內美國貿易逆差的變化趨勢:經濟危機爆發以來,美國私人投資大幅縮水,儲蓄率有所提高,數據顯示“I-S”縮水1萬億左右,而美國2009年財政支出達1.6萬億,因此,在危機爆發之后、政府出臺財政政策之前,美國經常項目逆差略有減少;但在財政政策生效之后,美國經常項目逆差又逐漸增長。2010年,美國為了實現其“保增長,維持美元穩定”的雙目標,將大幅運用貿易保護政策,來促進出口減少進口,拉動就業并減少其經常項目逆差,這對于中國而言無疑是巨大的挑戰。面對挑戰,中國應該重點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降低投資率,減少對外依存度,減少貧富差距并大力發展非貿易業,只有這樣才能保證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二)世界經濟形勢與未來展望
自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經濟起伏不定,劇烈動蕩。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認為,目前的世界經濟具有以下三特點:
1、經濟危機基本穩定。
2、世界經濟在經歷了第一、二季度的最低點之后開始逐漸反彈。
3、當前世界經濟是否進入一個全面穩定的復蘇階段仍面臨很多不確定性。這些不確定性主要表現在:(1)失業率,尤其是發達經濟體的失業率仍維持在高位水平。最新數據顯示,美國當前失業率為10.2%,歐洲為9.9%,日本為5.2%,且目前看不到高失業率將得到解決的跡象。(2)個人消費水平低。金融危機帶來的“負財富效應”使得財富普遍縮水,家庭儲蓄率提高,消費疲軟。(3)發達經濟體的產能利用率處于歷史最低水平。10月份美國產能利用率為71%,歐洲為70.7%,低產能利用率意味著大規模投資受到抑制。(4)脆弱的金融體系。以美國為例,其金融體系的壞賬或被政府購買,或被凍結,只有借助經濟復蘇來加以消除。而且,美國銀行體系中有大量資產與金融衍生品緊密相連,一旦利率波動,整個很行資產將大幅縮水,從而對經濟復蘇產生抑制,因此,脆弱的銀行體系阻礙貨幣當局利用利率來對經濟進行調節。(5)美元作為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貨幣,其未來走勢非常不明朗。(6)金融監管對全球金融體系影響不確定。嚴格的金融監管增加了全球的投資成本,但同時也提高了人們對于銀行體系穩定性的信心,因此,其對未來經濟復蘇的影響難以確定。(7)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但其對經濟的影響程度也難以確定。(8)初級產品、能源產品、大宗產品價格波動幅度大,不能確定其未來明確的變動區間。而這些產品的價格又與經濟形勢緊密相連。(9)“低碳經濟”對未來世界經濟的影響難以把握。張宇燕指出,基于以上九個特征,雖然全球經濟目前進入反彈,但斷言全球經濟已進入復蘇階段還為時過早。
二、“后危機”時代中國面臨的貿易形勢
自經濟危機爆發以來,中美作為世界上最為重要的兩個經濟體,不斷發生貿易摩擦。對于這一問題,國家發改委中國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認為,中美貿易不平衡的深層問題在于中美發展模式都需要調節。而在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中,有三個問題尤其值得關注:一是中美貿易的不平衡實際上是美國與世界貿易的不平衡。二是美國用來平衡中美貿易逆差的主要產品為農產品而非其先進服務業產品。三是中美真正競爭性的貿易摩擦實質上還未開始,今天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有更多非經濟因素作用。張燕生直言,只要全球經濟減速,貿易保護主義就會抬頭。但是,無論危機前后,中國都是貿易保護主義的最大針對國,發達經濟體利用反傾銷、反補貼、技術性貿易壁壘和特保等手段對中國發起貿易戰,對中國的對外貿易產生巨大壓力。當前,為應對這些貿易保護政策,中國應“亮劍”,改變中國與發達經濟體雙方在貿易博弈中的不對稱性,變被動為主動;在國際上建立廣泛的應對貿易保護的統一戰線;大力調整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
張燕生指出,從長遠來看,“后危機”時代,中國要破解貿易保護主義困局,一是利用區域化加速發展的背景,加強東亞內部貿易、投資及貨幣方面的合作。以德國為例,德國的外貿依存度高于中國,但其所遭遇的貿易沖突卻遠遠小于中國,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德國高于50%的貿易為區域內貿易。因此,中國可以通過區域合作來減少貿易保護的阻力。二是東亞應加快建立區域化全球金融中心,提高整個區域的風險對沖能力,從而為產品貿易走向新興市場提供更好的貿易融資手段與體系。三是中國應大力開拓新興市場,減少對歐美市場的依賴。張燕生著重強調了“渠道為王”,中國全球營銷渠道的缺失是這次經濟衰退中中國出口貿易損失慘重的重要原因。雖然中國擁有龐大的對外出口貿易額,但大多數都是通過跨國公司的全球采購進行,中國應大力加大渠道建設。四是在“后危機”時代,中國應著力培育和發展零部件的貿易體系。德國之所以面臨的貿易沖突小,另一個主要原因在于其產品大多是關鍵零部件等中間產品,在國際商場的定價能力強。
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張幼文認為,今天中美之間貿易的不平衡實際上是由全球化條件下,各個不同類型的國家發展結構差異、改變世界格局的基礎差異決定的。中國目前實現的發展僅僅為經濟規模的擴大而非經濟結構的優化,出口順差主要以來于低端勞動力產品,因此這種發展模式是不可持續的。此次經濟衰退的根源在于20世紀90年代的IT泡沫破裂之后,世界沒有找到新的主導型產業來帶動經濟,轉而依賴房地產和金融產業。長期的增長復蘇必須找到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當前世界經濟面臨兩大根本性困難:通脹風險與通縮憂慮同時存在;實體經濟還未恢復但很多資產泡沫已經形成。目前,各國都出臺了大規模刺激經濟的政策,但何時以及如何進行政策轉型成為各國政府的難題。如果退出過早,則經濟復蘇很可能夭折,如果退出過晚,則很可能引發新一輪的通脹與經濟泡沫。
對于中國如何應對貿易保護主義這一課題,張幼文提出,中國應對貿易的上策為中國影響國際規則的制定。今天的國際規則主要是在發達國家主導下制定的,主要維護的是發達經濟體的利益,不能適應新興經濟體、發展中國家的增長要求。因此,中國應該通過增加國際事務中的發言權,積極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消除國際范圍內不利于本國國力提升的因素。
三、中國應對國際經濟衰退的戰略評價
由美國爆發的金融危機波及全球實體經濟,中國也未能獨善其身。為刺激經濟恢復,中國政府實行了刺激經濟的夸張性財政政策寬松的貨幣政策。對于中國政府實行的經濟刺激計劃,曹遠征認為,在此輪經濟反彈過程中,農產品價格波動不明顯,CPI指數波動較小,同時,由于此輪經濟衰退中中國制造業出口下滑,積累了大量庫存,因此未來幾年中國發生物價上漲、通貨膨脹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在幣值基本穩定的前提下,由于積極的貨幣政策帶來的流動性不斷增加,將導致資產價格上漲,資本市場脫離經濟基本面,最終形成資產泡沫。最為重要的是,流動性的不斷增加還導致人們無法判斷此次金融危機是內生還是外生的,因此無法判斷其是遵循傳統經濟危機“高漲――繁榮――危機――復蘇”的外生時間路徑,抑或是此次經濟衰退的周期已經變形。因此,中國政府在決定何時以及如何退出這一問題上就面臨嚴峻的困境與考驗。
而對于2005年中國開始啟動的匯率制度改革,張斌教授從穩定性和增長性兩個標準入手,詳細評價了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并提出了折中性方案。從穩定性方面來看,傳統的觀點認為,資產泡沫的形成遵循以下路徑“人民幣升值預期――熱錢涌入――央行貨幣供給增加――資產泡沫形成”,但2007年數據顯示,央行2007年度M2總量(即貨幣供給量)并未大幅增加。張斌指出,即使M2穩定,只要人民幣升值預期夠強,資產預期收益就會大幅上升,因此必然形成資產泡沫,危害人民幣的穩定性。同時他指出,美元的“名義錨”的作用不強,他將美元價格、中國進口商品價格和中國生產者CPI指數聯系起來,認為美元的漲跌直接影響中國進口商品的價格,進而影響中國生產者CPI指數的高低,最終導致國內物價的不確定性變化。
張斌提出,從增長性角度來看,盯住制下的低廉貨幣有助于形成中國制造品的出口優勢,但同時也造成國內制造業相對于非制造業的優勢,導致國內資源錯配,服務業受到歧視和擠壓,制造業和服務業市場出現供求失衡的狀況。因此,長遠來看,盯住制會損害經濟的長期增長。替代盯住美元的方案為人民幣應升值10%,并在此后維持對美元3%的浮動區間。他以日本為例,日元對美元升值給日本經濟結構帶來的巨大變化,認為相似的變動可以推動中國經濟結構的改革與優化。
我校十分重視藝術教育工作。充分認識藝術教育在開發學生潛能、促進學生現代化素質發展中的地位、功能和作用。在當前教育發展的新形式下,我們堅持“全面+特長”的指導思想,認真學習、貫徹課程改革的精神,真正落實素質教育,將德、智、體美育有機地統一在教學活動的各個環節中,對學生全面實施藝術教育,使學生人人接受藝術教育,個個具有一定的藝術素養,發揮了藝術教育在育人領域中的重要作用,克服了小學藝術教育中專業化、和“以繪畫、唱歌為中心”的純藝術教育模式,培養一批全面發展的高素質人才。
二、完善常規管理,強化過程管理
在措施上狠抓藝術教育任務的落實,把我校的藝術教育目標定位于培養學生創造能力、促進學生整體素質的發展上。本學期,堅持“期初有計劃,月月有檢查”的原則,要求教師在熟悉教材的情況下,制定切實可行的教學計劃,由教導處、德育處、教研組長組成的藝術教育領導組及時查閱,反饋信息,使其更具可行性,在此基礎上,嚴格要求教師認真備好每一堂課,有重點、不定期地抽查,加大隨堂聽課的力度,正常開展每周一課的教研課,夯實藝術教師的教學基本功。領導組將隨時了解藝術教師的教學動態,及時分析、綜合教學現狀,與藝術教師一起交流,鼓勵教師及時地記錄教學心得,不斷探索、改進教學方法,積累教學經驗。這樣,既有利于教學的督促機制,又提高了藝術教學的質量。
活動開展的第三天。我們的目的地是在xx鎮敬老院。我們在街上買好了水果前往敬老院。到了敬老院院長熱情地招呼我們。我們和敬老院的老人坐在一起陪他們聊天,吃水果。從聊天中我了解到他們生活在這里的無奈與孤獨,有些老人說著說著眼淚就從眼角滾落下來。接著我們為老人們測量血壓,測量結果顯示這里的老人幾乎都是高血壓,有的很高,已經超過了200了。每個老人都測完后,全體隊員開始打掃衛生。期間有媒體來給我們拍攝。上午很快就過去了。下午我們分組教老人手指操,練練手指的靈活性。等每位老人都練得差不多之后,我們又隊員輪流給老人唱歌表演節目。一天的時間很快就過去了,我們隊員該走了。老人們握著我們的手十分感謝我們,我們揮著手離開了。這一天我們過得很開心,從這次活動中我懂得了每個人都應該尊敬老人,帶給老人快樂。不能讓他們感覺孤獨。
本次研討會主要對以下4個主題進行了討論。
一、學科建設研究
關注婦女/社會性別學學科建設一直以來是研究者們的重要學術關際,這方面的研究積累為婦女/社會性別學融入主流奠定了重要基礎,也體現了婦女/社會性別學為推進聯合國提出的社會性別主流化戰略所進行的扎實工作。
因為要融入主流,學科化是必不可少的。婦女/社會性別學在中國高等教育學科設置中的缺席直接限制到教學與研究的開展與發展,章立明認為,要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狀況,涉及到三個重要論證:第一,婦女,社會性別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在中國是否有存在的必要?第二,中國婦女學能否對全球婦女學建設作出重要甚至是獨特的貢獻?第三,在全球化語境中,如何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婦女學?她認為學科建設要以解構與建構并重為原則,20多年來通過海外留學與培訓,中國婦女學已經擁有了一大批通曉與熟悉西方婦女學的師資隊伍與研究人員,使中國婦女學建設進程得以縮短與促進,但單向度建設模式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中國婦女學的建設目標,使之成為西方女權主義的附庸,陷入被動建設的境地。蔡慧玲也認為女性學雖然經過了三次發展浪潮,但發展至今仍在學科地位、發展動力和學科價值等方面存在某些問題,而女性學要發展必須處理好理論借鑒與本土創新的關系、理論研究與社會實踐的關系、研究熱情與學術規范的關系、女性學研究與男性研究的關系。劉文菊在評述祝平燕、周天樞和宋巖編寫的《女性學導論》時特別提出,要把女性問題置于性別關系的結構和社會制度中進行分析,并且在運用社會性別理論時要堅持性別分析與其他分析視角的結合,防止出現性別研究與其他研究的人為隔離或者簡單化的“性別萬能趨勢”。
課程建設及教學法研究也是學科建設的重要議題,而且在更多公共課中引人性別視角與專業課程中引入社會性別研究成果同樣被關注。本次會議方剛、王宇等人帶來了他們在這個方面的探索經驗。方剛不僅將所在學校的“女性心理學”改造為“性與性別心理學”,在“民俗與人類學概論”課程中加入了性別教學,還以女性主義教學理念為原則,設計了獨特的社會性別參與式教學:讓學生走進與社會性別有關的特定情景中,進行角色扮演,激發學生對社會性別研究的興趣,幫助學生通過自我感知與覺悟來完成社會性別角色意識的成長;教師則通過具體教學詮釋和踐行了女性主義教學的原則:反對權威,強調平等,強調學生在教學中的重要地位。王宇的《女性健康管理概論》是在高等醫藥院校開設的一門女性主義與健康問題相結合的通識課程,嘗試在高等醫藥教育領域引入社會性別視角,體現了教學實踐的創新性和多樣性。盡管將社會性別概念引入高校課堂,有利于青年學生提高社會性別覺悟,但如黎君所指出的問題依然存在:社會性別學課程不是列入學校教學計劃的主流課程;教師對課程內容把握不夠;教學過程的方式方法單一;學生的參與程度不高。所以還要努力從各方面提高社會性別課程的教育教學質量。而劉文菊針對傳統大學語文教育的性別盲視,引入社會性別視角,為大學語文課程開啟了一扇新窗,拓展了文學理解的新視野。
此外,陳亞亞還以女權在線網站為例,討論了國內網絡女權主義組織發展現狀、組織特征、發展前景以及目前遇到的阻礙等。她認為,以傳播文化理念為宗旨的網絡女權主義組織在國內具有較好的發展前景,對國內女權主義學術研究從理論轉化為實踐、提升大眾的女權意識具有特別且不可替代的意義。
二、人文學科分支研究
作為主流學者對性別研究的回應,歐陽康在所作的“社會性別的實質及其意義”的演講中提出了“社會性別的基礎是什么,人的自然性問題何以轉化為或演化為社會性問題,社會性別問題的研究者為何多為女性,社會性別問題在東西方的差異尤其是當代差異以及當前中國社會性別問題的時代特點如何”的哲學追問,他認為從讓所有的人都能獲得自由全面發展的意義上看,社會性別問題是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也是一個重大的時代問題,它不僅有很多實踐問題需要探討,更有很多深層的理論問題需要探討。王宏維提出女權主義的歷史唯物論是當代國外和女權主義立場理論相結合的產物,它顯示了邊緣群體對知識生產平等權的正當訴求,在一定程度上沿襲了歷史唯物論的基本方面,并試圖在既有框架里對歷史唯物論進行補充和修改。對女權主義的歷史唯物論何以可能、或何以不可能的探討,并不能以簡單的“是”或“不是”來回答,它所引發的是對在當代何以發展的深層思考。戴雪紅關注女性主義及后殖民話語對主體和主體性的建構問題,她認為研究女性主體性需要注意的兩個問題:一是女性在歷史變遷中的雙重角色――既是受害者,也是能動者;二是必須充分認識到女性之間的差異,若以“受害者”角色集結女性群體也容易看不見甚至掩蓋了這些女性的主體性,必須跳脫同質化群體的概念來看待第三世界女性在其處境中的異質性。倪志娟通過女性主義“知識考古”進一步挖掘了文本中的單一男性話語是如何建構兩性對立的基本思想框架和范疇體系,在二元思維模式中,女性和女性的經驗被排斥在外,男性按照自己的思維構筑關于世界的抽象理想。這種追求一方面給西方文化提供了發展的動力,對現實世界起到了規范作用,另一方面卻又造成了心與物的分離,帶來人性的分裂。這是人性的特點還是男權文化傳統褒揚精神世界、貶抑物質世界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惡果?如果精神理想與現實世界可以和解,和解又該從哪里開始?而這正是女性主義知識建構的根本任務。方亞中則對呂西?依利加雷的性差異倫理學做了譯介工作。性差異倫理學強調兩個性別之間的差異性和非等級制,要求承認不同的利害關系,不同的價值觀念,不同的認識視角。依利加雷性差異倫理學非“一”的意象具有豐富的內涵,體現了解構和建構的相結合,一方面試圖沖破“一”的束縛,使女人不被“一”整
合或同化,同時通過三組合解構二元對立;另一方面積極建構女性主體性,發展女性自己的空間,努力實現男女共存的局面,創造兩個主體的文化。
歷史學科的性別問題研究,主要是通過對史料的梳理、分析與解讀,來闡發研究者對歷史文本中的婦女地位和女性道德、價值的思考。在厘清史料、揭示和趨近史實方面,張超考察了女留法勤工儉學生作為為女性解放而搖旗吶喊的女性先賢們最后成為有高度覺悟的男女平等的倡導者和實踐者的過程;李洪河通過研究建國初期因實施新婚姻法這一變革舉措所造成的大量的婦女死亡問題,說明僅靠大的社會運動不可能迅速改變舊有的傳統習俗,因為新近出土的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罕見地使漢代法律的部分原始條文得以重現。夏增民由此從法律角度判別女性的社會地位,以圖最大程度避免因史料缺乏而造成的偏頗;付翠蓮則從古希臘史詩及希臘哲學著作中尋得古希臘人婦女觀的倒金字塔式的嬗變軌跡。他們的探究所呈現的傳統史學與婦女史的對話與合作,突顯了社會性別視角對歷史中的女性及歷史本身的觀察分析。
作為文學學科分支的性別研究,主要關注點仍在性別寫作與文化意涵分析方面。其中吳迪對耽美作品及同人女群體作了考察,提出作為一種女性實踐,同人女通過創作和欣賞耽美作品,表達了自身對純愛、自主、平等的向往,但在表達了自主訴求的同時,卻顯現了男權主導下的女性自卑心態;耽美中“攻方”“受方”關系是女性構建的理想情感關系,也反映了她們無法擺脫渴望得到保護的依賴心理;耽美現象是性別不平等的男權社會的產物,訴求表達本身背負了男權文化的深深烙印,從中可見女性的無奈和掙扎。王浩認為網絡文學中表現出的性別傾向十分明顯,男性作者的創作似乎顯得很“傳統”,一方面一定將男性塑造成強者,同時又窮困潦倒,似乎顯示出網絡讀者特別是男性心里的脆弱。女性作者的書寫則透露出一種對于父系文化的強烈反駁與顛覆,一些書寫常帶著一股女性特有的哀怨和病態,也有回腸蕩氣的俠女豪情;還有通過對丑女的刻畫,來表達對男性審美觀念的顛覆和對傳統美學定勢對“身體”界定的反叛,反映出其個體性別主體意識空前高漲,這似乎也表明網絡的開放環境下女性正在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陳力認為東北民間二人轉中男弱女強的文化設置和傳統文化規定的“男主女從”的兩性模式迥然不同,它似乎為女性提供了一種精神釋放,創造了一種不同于傳統主流文化的女性文化,折射出一種文化現象、社會觀念、文化追求,它說明在民間有著與官方文化不同的性別意識,從某種程度上說,它與來自西方的性別觀念不謀而合。除此之外,馬藜、胡雪、魯紅霞等都對文學文本加以分析,從中看到女性的生存圖景和可悲可嘆又可憐的悲劇命運,胡雪對張愛玲小說冷靜地審視女性本體,肯定女性的本質及其價值給予了肯定,認為張愛玲為女性意識的開掘開辟了一條道路,為后來的女性作家更好地表現女性意識作出了貢獻。樊歡歡通過對《發現母親》的批判,表達了對塑造雙性化的新型父母角色的期待,她認為“母親神話”及其對女性利益的隱形侵害在于,打著維護孩子利益的旗號,單方面規制女,抹殺女性的個體價值,夸大母性的作用以苛責女性,將“母親”和“家庭教育”劃等號,加重了女性的負擔和責任。其實這種性別氣質的刻板期待也是對男性的傷害。
三、現實問題研究
本次會議研討議題最為集中的即是對現實的性別問題和社會問題的剖析,反映了與會者對女性主義的政治訴求與價值關懷的認同以及對性別平等與社會公正問題的思索。內容主要分為4個方面。
1 婚姻家庭問題
王金玲通過家庭權力的分析力圖證明,家庭權力是一種立體網狀分布,且至少存在著婚姻、代際、個人這三個維度:由于在權力空間中的集聚點不同,占據的權力領地不同,家庭成員擁有的權力呈現出不同的特征;家庭權力性別分布的變化與整個社會一文化大背景相伴隨,具有本地化和受多種機制運作控制的特征,即使是女權的擴展,也并不一定就是純粹的婦女的勝利。她認為,今天中國家庭權力的性別格局就總體而言仍呈男強女弱的不平等態勢,在不同維度和權力空間存在著較大的性別差異。賀艷認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家庭倫理劇對“夫婦之倫”的建構而言,一方面在倫理表達上,自由倫理被吸納入傳統的責任倫理之中;另一方面在性別建構上,通過對男性、女性的刻板形象的再次演繹,家庭倫理劇這一當代中國最為流行的大眾文化文本正傳播著男女兩性的性別“神話”,而這正是女性主義學者所要剖析并抵制的。關于婚姻家庭,林秀玲等人對潮汕女性的婚姻家庭地位所作的社會調查,讓人看到在潮汕地區根深蒂固的男權傳統文化觀念的影響下,潮汕女性的婚姻家庭地位雖較以往有所提高,相對男性卻依然極其低下,而最讓人心憂的是大多數女性默認自己的客體地位,依附于人,因此呼吁要以教育和法律為根本手段,使女性實現經濟和人格的獨立,成為家庭社會真正的主體。隋悅、李興艷等對婚姻家庭制度下的女方權益給予了關注。
2 生育問題
駱桂花在資料梳理與田野調查的基礎上,探析了回族計劃生育工作的發展歷程、國家話語與回族生育文化的性別觀念、回族生育文化的變遷等層面的不同表現形式及影響因素。她的研究表明,有濃厚傳統文化色彩的生育觀在回族民眾的頭腦中豐富而具體,社會、經濟的發展在人們生活、生產的各個層面都引起了變化,國家政策引導在相關領域的作用也是巨大的。但在傳統回族社會,生育不僅僅只是生育,而是連帶著人生的終極意義,不能純用世俗的成本效益來加以衡量。對農村回族婦女來說,生育的沖動是發自內心的。這種內心的沖動是在幾千年文化習俗的深深影響之下,內化到心靈深處的。她們把生育當作人生最主要的使命,把生育上的成就看成是自己人生事業的最大成功。正是這些觀念的作用,使得回族社會新型生育文化的形成變得更加遷延。苗青青提出了中國在應對生殖道感染時所面臨的問題主要在于由于婦女的文化水平普遍較低,對生殖健康方面知識的欠缺,使女性對生殖道感染的認知較弱;而且社會性別差異也造成了婦女長期以來處于生殖道感染防治的不利地位,阻礙了感染的防治,很多婦女由于經濟、權力等方面的劣勢,沒有自主能力,而無法獲得安全的保障。社會規范與傳統觀念深刻地影響著兩性的關系,影響著雙方享有的權力和各種資源,與男性相比較,女性往往更缺乏正確的性健康信息。因此對生殖道感染的預防和控制,更需要從醫學、經濟、社會和心理等多方面考慮。馬藜認為當下影視劇中傳播的生育文化、生育觀給女性施加著壓力,影響著女性的命運,女性在承擔繁衍人類生命的同時,接受傳統生育文化的規范,逐漸地放棄了母親自己的權利和需求。而作為參與社會發展的人,保持自我意識是爭取權利的基礎,是選擇健康、尋求幸福及和諧發展的條件。因此人們對影視劇所傳播的內容應有所思辨,生育不是女性的全部。齊佳的“尷尬的代母懷孕技術――代母懷孕技術在中國的尷尬處境及其解決途徑的思考”揭示
了代母懷孕技術作為現代生殖技術發展的產物在中國兩難的尷尬處境,一方面,它具有極大的應用價值和市場需求,并且積極服務于不孕人群;另一方面,它面臨著來自倫理道德的聲討和法律政策的禁止,從而引發了社會的激烈爭議,而對照國外相關立法經驗,中國代母懷孕技術也應采取有限合法化并嚴格限制的政策,進一步關于規范代母懷孕技術的運用。
對于中國出生性別比逐年升高的問題,周全德、李懷玉認為,是社會轉型過程中女性在公共生活領域乃至日常生活領域被某些特異的社會因素推向邊緣化的一種自身地位下降或自我和群體價值缺失的顯著標志,是婦女社會邊緣化狀態的自然結果。從生活政治的角度看,出生性別比升高與日常生活中性別政治的潛網之功能和作用不無關系,而由這張潛網所促成的家庭性別關系的傾斜及其依附恰是婦女社會邊緣化狀態得以形塑的必要條件。因此,治理高出生性別比問題,關鍵在于真正將社會性別意識納入政府決策主流,造就男女平等的社會氛圍和道德規范,以保證實行有利于女性健康發展的社會政策,以改善女性的生存環境及生活條件。
3 農村問題
賦予解除貧困以性別公正、政策公平、賦權婦女的含義是陛別研究與農村研究結合的研究取向之一。與會者不同層面的調查報告反映了農村女性的現實困境。尹旦萍對湖北省Dc鄉新農村建設公共政策的研究發現,價值目標中女性的工具化、性別定位中復制傳統、性別意識的缺失導致新農村建設在推進城鄉公正的同時忽略了兩性的公正問題,并提出政策建議:賦予婦聯監測公共政策的權力,提高女性決策者的數量和影響,對決策者進行社會性別意識的宣傳和教育,并加強對現實社會性別問題的調查研究,以研究促決策。金梅認為農村女性文化貧困發生的原因主要是傳統性別歧視文化、社會機制、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而農村女性的文化貧困對女性自身發展和農村社會發展的綜合影響已日趨嚴重。丁玉認為母親作為孩子最親近的人,給孩子的影響是潛移默化和深遠的,留守兒童在家中的監護人多為爺爺奶奶,這對農村兒童教育的發展將會產生重要影響。孔海娥也看到隨著越來越多的年輕母親外出打工,年邁的婆婆成為年幼孩子的撫養者,成為孫輩們的“二度母親”,由此而帶來的是農村家庭結構和家庭關系的重大改變。劉丹的調查顯示,農村婦女的從屬地位表現在婚姻賦予的意義相對男性來說要重要得多,婚姻是她們人生意義的基石,婦女的一切幸福均是海上蜃樓,一旦婚姻解體,不管是責任方還是受害方,婦女都將面臨各種來自社會的壓力,而很多時候婦女對自身的無意識壓迫,也加重了她們自身的困境。
4 就業問題
圍繞女性人力資本研究與婦女經濟參與研究,女性就業與女陛職業發展成為研討的熱點問題。方英認為改革開放前國家依靠強大的政治力量和資源支配能力,通過單位制推行一種“男女一個樣”的性別秩序;在市場轉型時期,國家的政治理念由追求社會公平向追求經濟效益轉變,隨著單位制的改革以及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的發展,市場根據“經濟理性”的原則對女性就業造成擠壓和排斥。這種急劇的轉變使得國家的“男女平等”政策在就業領域面臨困境,使中國城市女性在工作中面臨的性別秩序發生了很多獨特的變化,開始面臨就業排斥、職業隔離和女性工資相比男性增長下降等一系列問題。石彤、王獻蜜的研究彌補了社會和學術界關注的大學生就業率和就業質量時所缺少的性別維度,并從就業率、薪金、就業行業和職業的性別隔離等多個方面進行了分析。熊倩認為社會分工是現代社會必須的,男女因差異可能從事不同職業,但并不代表可以將女性置于弱勢地位。女性對家庭的貢獻不能被看作是私人領域的事情,而應該注重其對整個社會的貢獻。韓梅認為家政服務實現了家務勞動的社會化,事實上質疑了無薪家務勞動的合理性,肯定了家務勞動價值,家政服務也是女性走出家庭、參與社會經濟活動的一座橋梁。關于女性職業生涯發展受阻問題,通過對玻璃天花板含義及成因的分析,張營認為女性自身、企業及政府等各方面都應正視兩性差異,應給予女性公平的職業發展起點與機會。為了分析知識階層女性職業發展窘境產生的外部因素,王瑁以一所研究型大學為例,重新審視并理解大學組織文化所蘊涵的性別意識形態,深感大學組織制度表面上的平等與中立背后可能隱藏更性別化的本質。對此,黃約、趙秀娥通過對女性主義的勞動性別分工的解讀來分析在傳統性別結構及性別文化框架下科技價值的異化,或許具有一定的解釋力。
四、文化研究
學術研討于上午9:15正式開始,上午是大會主題發言,分上下半場,上半場由中國人口學會常務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和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教授主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際勞動保障研究所莫榮研究員以“如何看待當前就業形勢”為題,指出當前就業形勢依然嚴峻,特別是大學生就業困難,結構性矛盾突出并解讀了國務院關于解決當前勞動力供需矛盾的相關政策。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李建民教授在“人口紅利的終結與經濟增長的減速”主題演講中強調應對我國經濟增長減速需要制度創新,特別是社會制度的改革,他認為很多就業問題的產生可能其實并不在于就業政策,而在于整個社會制度安排有問題,如果宏觀的社會制度問題不解決,僅僅從具體政策層面去解決,那也只能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不能徹底的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社會發展研究所楊宜勇研究員提出人口紅利的終結有利于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方式的轉型。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王桂新教授在“中國人口遷移與城市化發展動向的考察”主題演講中對我國人口遷移規模/強度、區域模式、城市化發展的未來動向做出了判斷。中國人民大學段成榮教授以“北京市人口規模調控研究:人口流動受益者的責任重構”為題,指出人口流動受益者與責任者的受益和責任應該相匹配,中央政府、城市政府、企業、市民、流動人口各盡其責,引導人口有序流動。大會主題發言下半場由中國勞動學會常務副會長、中國勞動保障科學研究院院長田小寶研究員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鄭真真研究員在“ICPD20年全球人口形勢變化及對中國的啟示”演講中提出人口變化的滯后效應和長期效應,另外,她認為人口本身不是問題,不能敏銳及時地意識到人口變化及其影響才是問題。西安思源學院經濟貿易學院院長段興民教授和西安思源學院經濟貿易學院王莉娜老師共同做了“基于復雜系統的公共就業服務多元化體制創新研究”的演講,從復雜系統理論的角度來構建公共就業服務的多元合作模式,運用復雜系統適應性理論剖析了該模式的運作并為該模式的順利運行提供了建議。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王謙司長以“城市化健康發展應重點關注的人口問題”為題,總結了近年來人口流動的特點和發展趨勢,提出促進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引導人口合理分布,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促進流動人口社會融合,適應大規模人口流動遷移需要,推進人口管理體制改革等建議。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譚琳教授在“她們緣何要求與男性同齡退休?”的發言中指出機關事業單位女性與男性在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狀況方面相差無幾,但是十年來女性實際退休年齡下降,性別差距不斷拉大;對機關事業單位女性職業發展機會和退休生活產生了非常不利的影響,建議男女退休應有一個相同的上限和下限。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童玉芬教授探討了中國城市化進程中超大城市的人口增長問題,分析了超大城市人口增長的機制、中國超大城市人口增長的現狀以及未來的發展趨勢。
6月8日下午是大會專題論壇,分別是“人口與發展”專題論壇、“人口老齡化與社會保障”專題論壇、“就業與人力資源開發”專題論壇,共有38位專家學者做了精彩的專題發言。下面按照分論壇主題對專家學者的主要觀點進行如下綜述。
一、“人口與發展”專題論壇
該論壇學者們發言的內容主要圍繞生育政策、生育意愿、少數民族人口、流動人口、城市化等相關問題。關于生育政策問題,陳友華教授在“機構改革背景下的中國計劃生育新去向”的發言中,認為人口計生部門被拆解,本身就表明中國強制性計劃生育歷史的終結,中國也因此逐漸向后計劃生育時代過渡。莊國波教授基于公共管理的視角認為多年來關于中國計劃生育政策中兩種對立觀點的爭論雙方觀點都有一定的依據,有些問題的產生是公共管理不到位造成的,與政策本身并無直接的關系。周長洪教授在“影響家庭幸福感的因素”發言中指出,根據六普數據我國家庭呈現規模微型化、結構扁平化、類型特殊化以及老人家庭空巢化的典型特征,這表明家庭發展存在著極大的脆弱性和不穩定性,家庭作為社會穩定器的作用在逐步削弱,由此他認為社會政策的制定應更多的考慮微觀家庭的狀況。孫曉明教授以“農村中老年女性人口生殖健康服務機制研究”為題,建議衛生計生部門加強女性更年期生殖健康服務。關于生育意愿問題,張建武教授在“廣東‘80后’生育意愿及其影響因素”發言中指出廣東“80后”傳統的生育觀念依然存在,生育意愿出現內部失調,對于開放二胎生育呼聲較為強烈。關于少數民族人口問題,馬正亮教授分析了我國少數民族人口發展與變化趨勢,艾尼瓦爾·尼吉木教授介紹了新疆各民族人口空間分布格局及其變動,徐世英教授分析了我國少數民族在業人口的職業結構,蔡果蘭教授介紹了新疆各地區人口與自然資源承載力的匹配模式。關于城鎮化和流動人口問題,朱宇教授在“兩代流動人口在城鎮定居意愿的代際延續和變化”的發言中指出,盡管較之第一代流動人口而言,新生代流動人口在個人特征上已發生了有利于其在城鎮定居的較為顯著的變化,但其在城鎮的定居意愿很大程度上仍延續了第一代流動人口的特點,整體上仍未發生從循環流動向在城鎮定居的根本性轉變。張力教授對中國流動人口的多元統計口徑給出了更加準確的界定,亓昕教授以對建筑工群體的考察為例介紹了我國農民工城市融合的現狀與困境。劉德鑫教授則介紹了對新型城鎮化遠郊農村的“上樓”問題的訪談情況。
二、“人口老齡化與社會保障”專題論壇
該論壇專家學者們就中國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我國社會保障體制改革、養老意愿、養老服務等問題進行了探討。人口老齡化作為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和研究的重要背景,蘇楊研究員在“中國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經濟影響和應對策略”的發言中從宏觀層面論證了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態勢。關于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任遠教授在“適應人口流動性推動社會保障體制的改革”發言中指出分戶籍、分地區、分城鄉的碎片化的社會保障體制安排和人口流動性的日益增強構成一對尖銳的矛盾,為解決這一矛盾需建立城鄉一體化、區域一體化乃至國家整體性的社會保障計劃,使不同社會保障項目能夠成為有機銜接的整體:褚福靈教授在“基本養老保險全國統籌探討”的發言中提出了實現基本養老保險全國統籌兩個方案即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方案和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全國統籌方案:傅志明教授在“從過度保障到彈性保障:歐盟勞動者保障模式的變遷與啟示”的發言中認為要建立彈性保障制度,也就是要正確處理市場與社會保障的邊界,從而有利于提高勞動力市場的活力;仇雨臨教授以“我國醫療保障制度轉型與發展路徑”為題,提出了我國醫療保障制度轉型的方向、路徑以及實現轉型的條件。關于社會保險以及公共服務方面問題,呂學靜教授在“我國失能老人專業照護的缺失與應對”的發言中,觸及了社會保障面臨的新問題即人口老齡化帶來的老年護理的需求并提出了五個需要關注和解決的問題:楊成鋼教授對未來十年四川省人口年齡結構進行測算,并對養老公共服務資源的供求差異進行分析:胡蘇云教授分析了人口老齡化和醫療技術進步對醫療保障制度費用上漲的影響,通過定量分析表明醫療技術進步對醫療費用上漲的影響更大;黃健元教授以江蘇省為例對人口老齡化背景下如何平衡基本養老基金進行了研究:肖嚴華副研究員以社會保障繳費率為切入點來探討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劉娟副教授在社會保險法的框架下提出了生育保險個體利益的帕累托改進三條路徑;張啟新副研究員介紹了上海市黃浦區瑞金二路街道“健康福利便利站”的案例,提出社區養老對應對人口老齡化的重要性。
會議安排四位專家圍繞著烏蒙山區的發展作大會主題發言。云南大學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的肖迎教授在題為“西部貧困地區農業產業現代化經營的思考”的發言中,結合其多年來在云南農村的實地調研的經驗,指出目前西部地區農業發展的困難主要體現在農產業結構調整力度不夠、農業水利化程度低、農業龍頭企業的帶動作用不強、農業合作社發展質量不高、公路道路運輸能力偏低、農村能源開發利用低、工業對農業的反哺作用不足、農村信息化程度較低、帶動“三農”的外部力量不足九個方面。西部貧困地區要實現農業現代化經營,必須轉變經營理念和經營模式。具體而言,應強化農業“固本強基”的認識,大力發展特色優勢產業,延伸地方性的農業產業鏈。同時,現代化并不等同于規模化,尤其是在可耕地較為細碎的烏蒙山地區,適度規模經營是山區農業發展的基本方向。在地方政府的引導下,培養和壯大農業龍頭企業,強力推動農民合作組織建設,培育新型農民,推動農業經營主體的職業化將是未來農業現代化的一個發展方向。地方政府應積極建立多渠道投入增長機制,落實稅收優惠政策、金融政策扶持、價格政策扶持、生態補償政策扶持等相應的配套措施。西南民族大學少數民族發展中心主任楊正文教授從區域研究、產業扶貧、資源開發等方面闡釋了“烏蒙山地區研究”的學理意義與現實意義。楊正文教授指出,對烏蒙山區的研究是人類學“區域研究”的學科需要,也是學術研究服務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參與倡導該區域研究的幾所高校既基于學校的區位優勢,也體現了高校服務社會,服務于國家發展重大戰略決策的需要。他進一步指出,烏蒙山區既是一個涵括了漢、彝、苗、仡佬、回、布依族的多族群文化區域,同時也具有三線建設重點區、十四個連片特困區、綜合治理試驗區、生態脆弱區等政治區域的意義。目前圍繞著烏蒙山區的發展,可以開展對該區域改革、試驗與創新的經驗研究、產業扶貧開發路徑探討、資源開發與貧困問題、災害與生態治理風險等課題的研究,這些研究可以為地方政府決策提供有價值的智力支持。楊正文還針對烏蒙山區產業扶貧提出了“結合特殊氣候自然條件,發展特色農業產業,化劣勢為優勢”思路。貴州民族大學吳秋林教授在題為“烏蒙山連片貧困地區的文化政治”的發言中,首先對“政治中的文化”與“文化中的政治”的內涵進行了對比分析,指出“政治是有文化的,最終極的政治就是實現文化的轉型和文化的復興”。他說,以前學者們容易將“文化中的政治”等同于“意識形態”,而今天的中國在文化中強調政治卻不是“意識形態”的,這個“文化中的政治”是可以幫助人們更深入地理解中國正在發生的許多文化行為的政治意味。烏蒙山區特殊連片扶貧開發地區的設置,從政治的角度來看是國家扶貧政策的深化;從文化的角度來看,彝族、苗族、布依族文化在此區域內共生共榮,這是此區域扶貧開發的重要人文因素,因而對于連片貧困地區的設置是政治對于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理解。因此,“烏蒙山連片貧困地區”的扶貧政策體現了“文化中的政治”。付昭祥副市長在發言中分析了六盤水獨特的喀斯特地貌對于當地的扶貧開發工作所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指出其劣勢主要表現在喀斯特地貌造成土地貧瘠,可耕地零星、細碎,增加了推廣集約化農業的難度。同時,也造成了當地的可進入性差,交通建設成本高,通訊服務覆蓋效率低等困難。但如果因勢利導,同樣也可發展一些特色產業。比如高原喀斯特小氣候,適宜于獼猴桃、茶葉等特色農產品的種植。因而,他認為六盤水市的發展方向應是合理控制規模,發展特色優勢農產業,最終達到產業鏈條上各方的共贏。
會議分為“人文社科組”與“自然科學組”分別進行。“人文社科組”的學者們圍繞著烏蒙山區的地理特征、資源開發與能源利用、經濟發展、民俗傳承、民族文化保護等問題展開了討論。貴州師范大學的李旭東教授根據烏蒙山區基礎地理數據和相關統計數據的分析結果,指出烏蒙山區人口和耕地垂直分布具有明顯的相似性,影響山區人口垂直分布的主要因素是耕地,海拔高度通過影響耕地面積來影響人口分布,隨著海拔升高,人均耕地減少呈遞減狀態。六盤水師范學院的呂學琴教授對妥樂古村寨“人樹相依”的獨特景觀進行了分析,對其以銀杏樹為載體的歷史遷徙文化、宗教文化、農耕文化等“古樹文化”進行了文化的闡釋。西南民族大學博士研究生郎麗娜從地理環境、彝族族源關系和歷史、儀式、英雄史詩、日常生活等六個方面探討至今仍影響著烏蒙山區的文化性質和基本表現要素。六盤水師范學院的張緒清副教授對烏蒙山國家能礦基地“財富悖論”問題與深度脫貧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思考,指出政治、經濟、文化、法律、技術、保障等制度的存在,矛盾疊加與問題累積抑制了礦區轉型跨越與深度脫貧。貴州六盤水行政學院的封毅教授發言指出,六盤水作為烏蒙山區一個典型的煤炭資源型城市,面對資源挑戰,迫切需要創新驅動,跨越發展,開創出一條發展的新路子。張宇以梭嘎生態博物館為例分析了“六枝原則”作為一個建設生態博物館的國際共識在建設過程中的指導作用。
我們這次支教分為初級英語啟蒙班,英語小學升初中班,英語初中班,日語班,法語班這五門課程,我擔任日語老師。我們日語一共兩個班,有五個老師,每天早上上兩節課,法語班跟我們日語班的時間相同,英語班早上跟下午各有兩節課。日語第一天只有一個班,第二天由于學日語的人又增加了,我們就又開了一個日語班,這兩個班剛開始的第一節課都由我帶,在上課的前一天我準備了很多有關日語的知識,又查了很多資料來確定我所講的知識的準確性,生怕誤人子弟。而當第二天站到講臺上的時候,突然有種緊張的感覺,雖然我平時經常上臺表演,在眾人面前出現已經很習慣了,但我這次的身份是老師而不是演員,我不僅僅要帶給學生知識,還要帶給學生教育,所以,我有點緊張,我怕我不能做到這兩點。然而當開始講課的時候,我放松了很多,因為是第一節課,我想讓同學們對日本先有初步的了解,所以給他們講了很多有關日本的風土人情,講了日語的以及日語中為什么會出現這么多的漢字,就這樣,時間一分一秒過去了,我的第一節課還算成功。就這樣,我們來支教的每位志愿者也都跟我一樣,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上好每一節課。
在授課最后一天的早上,初級英語啟蒙班有一位小朋友送了我們兩顆撇蘭(一種菜名),在中午休息的時候有位小朋友直接跑到我們老師的宿舍給她的老師送了她家兩根最長的黃瓜跟兩個最圓的西紅柿,到了下午,我們取消了課程,舉辦了一個小型的歡送派對,在派對開始前,有兩個初級英語啟蒙班的小朋友各送了我一張帖畫,還有一個小朋友送了我兩張他最流行的“玩具”卡片……那個下午,我們每個老師都收到了孩子們的禮物,對我們來說它不僅僅是一張張小小的貼紙,一朵小小的紅花,還是對我們教學的肯定,更是對我們的依依不舍,尤其是一個小女孩聽到我們第二天就要走,一個人在那哭泣,還用她的鉛筆在英語本上歪歪扭扭的寫了“我希望大哥哥跟大姐姐明年還會來”,當時我們中有的老師也哭了…
其次,我要感謝全天下的母親,尤其是我的母親。
在正式開始授課的第一天早上,小學班的學生只有十幾個左右,估計是我們的教學成果比較明顯,就一早上的時間得到了家長們的認同,當天下午的時候又來了很多學生,其中很多學生因為年紀太小,讓媽媽給送過來的,這些媽媽把孩子送進教室以后一直不走,有的站在教室里看著她們的孩子,有的站在門口往里眺望她們的孩子,還有的就坐在她孩子旁邊,給自己的孩子整理文具,這時已經到了上課時間了,我便走了進去告訴這些媽媽們我們就要開始上課了,讓她們放心回去吧,等下了課再來接。這些在教室的媽媽們便囑咐了自己孩子幾句之后慢慢的往教室門口走,到了門口她們又停下了,往里看她們的孩子,看著她們放心不下于是我便說:“你們放心吧,我們不會讓他們亂跑,下課了我們好幾個老師都在這照顧著呢,我們這個英語老師教得也非常好,你們就放心吧。”然后一位媽媽就回應道:“我們就等你這句話呢,你這么一說我們就放心了。“ 另一位媽媽說:“老師,那我們就把孩子交給你了啊.....。”經過我的再三囑咐,這些媽媽們才放心離開,當這些媽媽剛轉身下樓的時候,我腦子里猛然浮現起了我上幼兒園時候的情景,浮現起了我媽媽把我送到幼兒園教室后又跟老師打了招呼才走的情景,心理面突然有種莫名的感動,突然一下子好想我的媽媽,好想感謝她把我養大成人,中間不知為了我付出了多少,而在我懂事的這幾年里卻一直未曾領情,又使我感到非常的內疚;當我在過道從窗戶上再放眼望去,發現竟然還有幾個媽媽依然站在教學樓下繼續等著她們的孩子......。
在領到學習材料和讀書筆記后,各團支部便積極有序地開展豐富多彩的活動,把“團員學習“八榮八恥”心得體會--培養社會主義榮辱觀活動”落到實處,取得實效。
由于2001級學生正在實習階段,活動開展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各團支部書記還是盡最大努力,利用晚上和周四例會時間組織同學集體學習《團員學習“八榮八恥”心得體會--培養社會主義榮辱觀學習材料》,使同學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洗禮,通過學習材料,反省自身不足,及時彌補。
2002級四個團支部聯合開展活動,嚴格點名制度,確保每原創網站:次活動順利進行,每次由一個團支部負責聯系教室、租借影碟,分別于10月15日、18日、22日、27日在4602電教室觀看了影片《五月、八月》、《紅河谷》、《沖出亞馬遜》、《地道戰》等愛國影片,這幾部影片從不同角度反映了我國人民的愛國情結,很多場面感人淚下。通過這種生動直觀的學習教育,使人印象深刻,銘記于心。同學們紛紛表示出極大的愛國熱情,更加主動積極地配合團員先進性活動的開展。
10月28日,2002級共同組織各支部團員到英雄山革命烈士紀念塔,進行了一次入團宣誓儀式。儀式結束后,同學們還到革命烈士陵園為長眠在此的烈士們敬獻白花。在這種嚴肅靜穆的環境中,同學們的心靈得到了一次升華。大家表示將把烈士們的這種革命精神體現到以后學習、生活中,使自己各方面得到提高,讓這次團員學習“八榮八恥”心得體會--培養社會主義榮辱觀活動真正落到實處。原創網站:
2002級各團支部在開展集體活動的同時,也在各支部內部開展了豐富多彩的活動,體現班級特色。2002級油畫班還與山東大學聯系,準備配合山大管理學生會組織開展一次由山大主辦、山東師范大學協辦的“泉城廣場汽車容載量大賽”。2002級國畫班還發揮專業特長,舉辦了硬筆、軟筆書法和篆刻評比,并將選取優秀作品制作成一幅宣傳海報。此外,2002級國畫班還制作了在10月28日英雄山革命烈士紀念塔的宣誓儀式上所用的白花。2002級綜合繪畫班組織了班級同學開展了一次小型的討論會,讓同學們自由交流在此次團員學習“八榮八恥”心得體會--培養社會主義榮辱觀活動中的體會、感想。2002級藝術設計班組織班級同學學唱了愛國歌曲《紅旗飄飄》,調動起大家的愛國熱情。原創網站:
一、校長論壇
本次校長論壇圍繞“學校教學領導力研究”這一主題開展了熱烈的討論。成師附小校長劉娟將教學領導力放在新課程這一大背景下重新審視,并號召通過明確改革方向、提升教學管理團隊素質、建設優質教研文化、組織教材解讀活動、研究并變革課堂教學方式等措施,在不斷反思和完善中,不斷提升校長自身的教學領導力。她強調,在以往的校長教學領導概念中,是從校長個人能力角度去評價其教學領導力大小的,強調的是“個力”。這種評價只是反映了校長教學領導力的一方面內容,卻無法涵蓋校長教學領導力的豐富內涵。她認為,在校長教學領導力中,校長個人的能力固然重要,但由于校長在教學改革活動中過分看重自己的能力,過分展示自己的才華和能力,沒有給教學留下發揮的空間,從而喪失教學領導力。所以,應該從校長個人能力與其發揮作用的效果兩個方面來把握校長的教學領導力,即“校長教學領導力=個力+合力”。峨眉山市第一小學校長李慶九則認為深入課堂已成為校長領導教學的主要措施,也成為校長教學領導力的主要實踐地與提升場。夾江縣第一小學校校長薛衛東認為,有效提升教師教學素養是校長教學領導力的重要著力點。緊接著,達州市通川區第七小學校校長石強則從校長教學領導力的內涵與提升策略作了詳實的闡述。成都市龍潭小學校長張家明則重點探索了在校本教研中提高校長的教學領導力的有效方法。成都市少城小學校長王婉認為建設現代課堂文化是提升校長教學領導力的關鍵,她指出,課改深處是課堂,課堂深處是文化,學校課堂的問題實質上就是文化問題。在“文化育人”理念的引領下去深化課堂教學改革,構建現代的課堂文化,才能更好地解決傳統課堂中所不能逾越的“唯知識為中心”以及“唯過程和形式為中心”的問題,才能使“協助教學與影響學生學習的直接或間接的領導活動”產生廣泛而深遠的意義。通川區教育局副局長、通川區一小校長王仕斌從確立育人理念、建構教學模式、營造教學環境、追求教學績效四個方面構建了校長教學領導力的基本框架,引起了與會者的高度共鳴。最后,《教育科學論壇》常務副主編王真東對本次論壇作了總結性發言。王真東研究員首先對“學校教學領導力研究”研究組的本真思考、系統構建、積極研究給予了充分肯定,他認為“個力+合力=校長教學領導力”這一全新解讀是本次論壇最為精彩的部分之一。
二、學科論壇
(一)數學論壇
小學生對事物或現象的相對性的認識及其陳述,是訓練他們觀察、認識、體驗和表達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訓練學生有條理地描述事物特征和特性的重要手段,同時也是我們日常教學中很容易忽視的問題。要讓每個學生正確陳述事物的相對性,只有在他們全面正確地認識相互關系的基礎上,運用綜合思維、判斷與推理,才能運用合適的言語、文字、數學符號以及圖畫等進行恰當而準確地描述。
本次數學論壇以“小學生事物相對性陳述能力的培養研究”為專題,特別邀請了來自江蘇的全國著名教育教學專家許衛兵為大會展示了一堂生動的觀摩課《認識小數》,并作了題為《走進“后課標時代”——漫談“幾何直觀”與“建模教學”》的專題講座。在解讀了最新修訂的新《課標》以后,許衛兵老師特別剖析了《課標》中新增的“幾何直觀”,并提出小學生幾何直觀能力的培養及其“建?!?,讓參會教師深深地感受到了“幾何直觀”與“建模教學”在后課標時代的重要性。
圍繞“小學生事物相對性陳述能力的培養研究”這一主題,來自四川大學附屬小學、通川區一小、成都市高新區芳草小學、成都玉林中學附屬小學等學校的9位老師分別以“因數和倍數;方向與位置、正負數;方向與位置”三個內容為我們呈現了9堂風格迥異、精彩紛呈的研討課。
在研討和互動之中,樂山市教科所數學教研員李雪梅老師指出,所謂相對性陳述,就是將具有比較和對應的事物關系用數學語言表達出來,比如a是b的二分之一,那么b是a的兩倍。對事物相對行陳述能力的強弱直接體現了學生對實物全面把握能力和對事物之間關系的理解能力,還體現了看待問題的辯證思想,也可說小學生事物相對性陳述能力是一種重要的高水平能力。四川大學附屬小學東山國際學校副校長廖旭老師認為,在當前的小學數學教學中,對學生事物的相對性的陳述能力培養還存在一定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教師意識欠缺,缺乏對事物相對性的深入研究,既未能有效把握教材中相關的重要素材,放過了培養的機會,同時又缺乏相應的方法研究,培養無從下手。二是從學生現狀來說,學生并未能有效掌握數學陳述的表達工具,未能掌握相對性成熟的方法,當然也就未能形成辨證相對的把握事物相對性的意識。《教育科學論壇》“走進課堂”欄目理科編輯鄭大明老師最后指出了本次數學論壇值得借鑒的七個方面:1.圍繞主題設計課堂教學——相對性。2.通過直觀體現主題思想——多媒體。3.利用生活資源承載內容——用現實。4.組織活動交流疑難問題——有合作。5.強化訓練掌握數學知識——多練習。6.積極對話陳述相對關系——勤陳述。7.感情飽滿走完全部流程——態度好。
專家的解讀,讓與會老師深受啟發。在后面的互動交流中,老師們意識到:要讓每個學生準確陳述事物的相對性,只有在讓他們全面正確地認識到相互關系的基礎上,運用綜合思維、聯系生活,判斷與推理,才能運用合適的方法恰當而準確地描述,從而發展學生的符號意識;我們教師要善于聯系生活,理解教材,讓學生在經歷感知—建立表象—發展思維—形成能力的過程中獲得科學的學習方法,學會多角度思考問題,提高學習效果。
(二)品德與生活(社會)論壇
品德課程標準關于品德與社會課的教學提出了五條建議,其中一條是“通過創設多樣化情境豐富和提升學生的生活經驗”。就是說,學生的生活經驗是良好品德形成和生活性發展的基礎,教師首先應根據學生已有的經驗設計教學,同時要通過多樣化的教學活動豐富和提升學生的生活經驗,加深他們對社會的認識。
本屆品德與生活(社會)論壇圍繞“創設多元情境豐富學生的生活經驗”的專題,邀請來自達州通川區一小趙宏昌、成都市華興小學朱玉琴、德陽市實驗小學鐘興華、通川區七小周小紅等9位教師分別獻課。其中,鐘興華老師執教的《生活中的快樂》和趙宏昌老師執教的《有朋友,真好》,受到與會專家和老師的一致認可和高度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