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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84年被英國利物浦大學授予榮譽科學博士學位。
侯仁之先生在理論和方法上發展了現代科學的歷史地理學，開創了“城市歷史地理”和“沙漠歷史地理”研究的新領域，系統揭示了幾個類型的城市發展的規律特點及其地理條件，為有關的城市規劃做出了貢獻。
1999年12月，侯仁之被美國地理學會授予喬治?戴維森勛章，他是第一個獲得這一榮譽的中國人。
北京城的起源
跟世界上其他大城市一樣，
都是在大河的邊上
侯仁之被國際學術界譽為“北京史巨擘”，作為世界上著名歷史古都杰出的研究者，他耗盡了一生的心血，在逝去的歲月中尋找這座城市曾經遺留下來的生命印記。他的研究重現了北京昔日的歷史文化，喚起了這座城市更加豐富的記憶。而這個尋找過程，則同他留學英國時聽到的一個觀點離奇的演講密切相關。
60多年前，一位叫泰勒的美國地理學會會長充滿自信地作了一個演講。他說：“世界上著名的大城市都有一條河，例如倫敦的泰晤士河，巴黎的塞納河，唯獨北京沒有。北京在城址的選擇上，一定是巫師們認為這一城址特別吉利而定的?！碧├盏难葜v是為英國利物浦大學的學生做的，當時侯仁之正在利物浦大學地理系攻讀博士學位。這個新穎的結論吸引了很多人的關注，但是并沒有說服侯仁之。因為在留學英國之前，他就對北京已經有了初步的研究。
北京大學圖書館收藏著《勺園圖錄考》一書，作者是蜚聲海內外的歷史學家洪業（號煨蓮），正是這本書，開始了侯仁之揭秘北京建都之謎的道路。1932年侯仁之被保送到燕京大學歷史學系，洪業正是他的老師。洪業早年留學美國，其時，燕京大學買下了昔日的勺園作為校址。勺園是明代著名的園林，洪業回國任教于燕京大學后便開始研究勺園。在侯仁之剛入學不久，《勺園圖錄考》就出版了。
侯仁之：勺園，現在還叫勺園，早在明朝就非常有名。有一個設計勺園的人，姓米， 叫米萬鐘，米萬鐘自己能書能畫，畫了一幅《勺園修圖》。勺園設計好了，把朋友請來參觀、 游覽，畫了一幅圖畫。這幅圖畫是不是還在人間呢？洪煨蓮老師去找，居然通過琉璃廠的書店找到了這個畫，藏在天津三百年，于是花錢買下來，今天還藏在北大。
在北大圖書館，這卷明代《勺園修圖》成為鎮館之寶。洪業當年就是根據這幅圖對勺園故址進行考證寫成了《勺園圖錄考》。那時，剛剛入學的侯仁之對這本著作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只要一有時間，他便拿著書到實地一一對照。漸漸地，這由好奇使然的考察，從學校擴展到了北京的西山，侯仁之多次沿著圓明園的流水溯源而上，在那里他發現了廢棄的清代引水工程。
侯仁之：這是由于我老師寫了關于校園來歷的書引發了我的興趣。我就跑出去考察，一處一處都跑了，越跑范圍越大，我發現水源是個太重要的問題。
那時的侯仁之對地理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經常跑到清華去聽地理課，而這一轉變被老師洪業發現了。一天，侯仁之一大早就被老師叫到了他的家里，洪業那天對他說的話，改變了侯仁之的一生。
侯仁之：老師說，擇校不如投師，投師要投名師。我說，什么意思?。克f哈佛大學是有名的大學，但沒有地理系。我發現你現在的興趣已經從歷史轉向地理了，雖然英國利物浦大學遠不如哈佛大學有名，但是那兒有一位地理學的大師。
在洪業的舉薦下，侯仁之來到了英國利物浦大學接受現代地理學的訓練。走之前，他已經完成了《北京金水河考》，金水河是元朝專為皇家飲水修建的引水渠，對于這篇論文，洪業的評語是“此文佳甚”。此外侯仁之還搜集了很多有關北京的文獻資料，那時他已經決定要研究北京了。
留學前，侯仁之學習的是中國古代地理學的傳統理論――“沿革地理”。中國的沿革地理有著兩千多年的歷史，主要是根據文獻記載，探討中國歷代疆域以及地方政區的演變，長期處于歷史學的附屬地位。
但是用沿革地理解決北京城選址的問題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著述的《水經注》中寫到：“昔周武王封堯后于薊，今城內西北隅有薊丘，因丘以名邑也?！币馑际钦f，當初周武王把堯的后人分封在薊，到北魏的時候，城內西北角還有薊丘，薊城就是因為薊丘而得名的。這段文字記載了北京最早的城址始于薊，但是它并沒有解釋選址的原因。
根據我國的古代地理文獻記載，古華北平原遍布湖泊、沼澤。但是三千年來，這些湖泊很多已經消失了。為了能準確恢復當時的地理狀況，侯仁之根據文獻所提供的線索進行了野外考察，采集了大量的土壤標本，繪制出了單憑文獻資料無法完成的古代華北平原分布圖，只可惜這幅圖我們今天已經找不到了。
根據地圖，侯仁之認為：幾千年前的先民們為了繞開古華北平原上的沼澤、湖泊，只能夠通過太行山東麓一線的高地進行南北來往，古永定河是他們的必經之路。渡河之后，他們可以通過三個方向分別進入蒙古草原、東北平原和松遼平原。相反的，當北方少數民族要跟中原的漢民交往時，同樣要經過這幾條道路。這樣，永定河渡口就成為了交通樞紐，為北京城原始聚落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條件。
岳升陽（北京大學環境學院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侯老得出的結論就是，北京城的起源跟世界上其他大城市一樣，都是在大河的邊上，都是在要津之地產生的。所不同的只是北京城旁邊的這條大河，也就是今天的永定河，受季節性、季風性氣候影響很大，季節性洪水很大，所以城市不能在緊挨著渡口的地方存在，必須離它有一定距離，在它旁邊一個高地上存在。
為了避免永定河季節性的洪水，北京城選擇在一個距離永定河不遠的高地上建城，而這個高地就是《水經注》中記載的薊丘。古代的平原城市多半占據高地，《水經注》還舉例，魯國的曲阜就是高丘，齊國的營丘也是高丘。薊城正好處在古永定河沖擊扇的背脊一側，那里土壤肥沃，水源豐沛，交通便利，非常利于城市的繁衍。而古永定河從魏晉時生了大的改道，在美國地理學家的結論中自然被忽視了。
尹鈞科（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泰勒所看到的永定河，已經不像歷史上的永定河這么大、水量這么多、這么重要，所以他也想不到永定河跟北京城的這個關系。
經侯仁之研究證實，世界上都市聚落的形成有多種原因，并不是美國地理學家推論的“依傍大河而興”的單一結論。在清末，北京修京張鐵路時，通過北京白云觀一帶的高地，20世紀50年代，鐵路兩側的高坡處發現了戰國時期的陶片。根據這一研究發現，侯仁之推斷，薊城就在今天的白云觀一帶。只可惜，原來的高地后來被鏟平破壞了。
他最成功的是創建了
中國歷史地理這個學派
正如前面所說，中國傳統的沿革地理只是記載了北京城選址，并不能解釋選址的原因。侯仁之之所以能解開北京城選址之謎，和他學習掌握了西方歷史地理學是密不可分的。
唐曉峰（北京大學環境學院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文獻只是提供了時間和具體地點，而這個地點它有什么意義沒有一個文獻講，真正科學地理學的解釋要經過我們重新的觀察和考察才能夠發現。
到英國之后，侯仁之首先學到了西方歷史地理學的概念。導師達比只比他年長幾歲，但是他關于歷史地理學的理論卻對侯仁之在觀念上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
達比說：“我們今天生活的地理環境為什么會是這個樣子，有自然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人為因素。歷史地理研究的就是復原過去一段時間的地理，把這些歷史斷面連起來，就能清楚地看到它的發展過程。”
尹鈞科：侯先生在英國利物浦大學跟著達比學歷史地理的時候，首先學到了西方正在蓬勃發展的現代歷史地理學的一些基本理論和主要研究方法。比如說，人類活動對于環境的影響，一個城市的形成跟周圍環境的關系。這跟過去中國的一些歷史學家研究古代中國城市時的角度，是很不一樣的。
1947年，當侯仁之第一次聽到歷史地理學的觀點時，立刻把它翻譯成中文發表在了天津《益世報》上。歷史地理學強調城市演變與人類活動、自然環境的關系，使用的材料是歷史，但是研究方法是地理，這門全新的學問把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緊密地結合了起來，這是與注重文獻研究的沿革地理最本質的區別。
徐蘋芳（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那時候有些人不大理解，說你侯先生研究北京、研究金水河，你上英國去留學干什么？其實不然，他要不到英國去這一趟的話，學術道路的起點不會這么高。他回來以后就知道應當怎么樣把英國好的方法應用到中國歷史地理的研究上。
尹鈞科：侯先生研究北京城，他有一個重要特點是什么呢？他是根據北京地區的山川分布形勢，以及由山川分布形勢所決定的北京古代的交通道路格局，從地理學的角度來分析研究北京城的歷史。
唐曉峰：古人記載的時候是用古人的眼光、古人的頭腦，我們現在看的還是這些事情，卻是用現代人的頭腦。現代人是什么頭腦？現代地理學。這樣就可以觀察出古人沒有想到、沒有說到的事情。所以侯先生在歷史地理學里的一個重大貢獻就是，運用現代地理學的眼光、思想和方法，重新看一遍中國大地是怎么回事。
1952年，侯仁之在北大正式開設了“歷史地理學”，其他大學也逐漸以“歷史地理”取代了“沿革地理”。
徐蘋芳：侯先生為什么能成為一個大家，第一流的學者，他是不是就是因為研究北京城研究得好？其實這只是個結果，不是他最成功的地方。他最成功的是創建了中國歷史地理這個學派。他自己就按照這種方法選擇了研究北京城，建立了歷史地理這個學科。
從蓮花池到后門橋
騎著自行車到北京城的各個角落去轉，是侯仁之最大的樂趣。在偌大的北京城，侯仁之最鐘愛的地方之一就是位于北京西客站附近的蓮花池。在他的心目中，這里是北京最早的生命印記。
北京最早始于薊城，當時的蓮花池是薊城賴以生存的重要水源，《水經注》記載“湖東西二里，南北三里，蓋燕之舊池也，綠水澄澹，川亭望遠，亦為游矚之盛所也”。這段描述說明蓮花池昔日是風景勝地。公元1153年，金在薊城的基礎上擴建了新的都城――金中都。在城市擴建中，蓮花池的下游河道被圈入城內，成為皇家園林的一部分。到了元初，元世祖忽必烈認為，這不大的蓮花池之水無法保障漕運，于是他決定放棄舊城，在它的東北郊重建新城。金中都被廢棄后，蓮花池逐漸荒廢、淤塞，直至成了養鴨場，后來完全干涸，幾乎成了垃圾填埋場。
20世紀80年代，曾任鐵道部部長的萬里給侯仁之打來一個電話說，有方案建議要占用蓮花池建設北京西客站。
侯仁之：建西客站的時候，萬里同志來電話告訴我說要蓋西客站。他說蓮花池沒有人去，而且水也干了，沒有搬遷問題，馬上就可以動工。我一聽就說，這絕對不行！
岳升陽：像蓮花池這樣重要的地方，在今天，人們往往已經不知道它的歷史寓意了。正是由于這一點侯先生才特別著急，希望能夠把蓮花池保存下來，保存給我們子孫后代。
位于地安門附近的后門橋也非常令侯仁之牽掛。
元太祖忽必烈滅金之后，修建了新都城――元大都，此后明清兩代都城也都是在元大都的基礎上建造的。今天，這綿延7.5公里的中軸線，成為北京城屹立于世界都市之林的重要標志。但是這中軸線又是依據什么而確定的呢？侯仁之在研究中發現，穿城而過的中軸線恰好切過積水潭的東岸，它的起點就是后門橋。
古代的后門橋曾是一派繁榮景象，當年忽必烈為開通漕運，命郭守敬從京西引水注入什剎海，這樣，江南的運糧船就可以直抵城內，什剎海一時間“舳艫蔽水”，蔚為壯觀，而這后門橋就是碼頭。此后由于歷史原因，后門橋河道不斷淤塞及至廢棄，橋的石欄斷裂，橋身下半部也被埋入淤泥。
侯仁之：橋空空，底下的泥啊，都淤了。不單這樣，橋兩邊掛的都是遮丑的東西，大廣告牌一直排下來，沿著兩邊看不見外頭是個河道了，我當時就很生氣。
在侯仁之看來，這漫長的時間里所發生的不可思議的變遷，可以讓一個廢棄的遺跡有了生命。北京城是因水而不斷變遷，沒有后門橋就沒有中軸線，沒有蓮花池就沒有北京城。盡管它們現在已經失去了水源和碼頭的作用，但是這些遺跡鐫刻的是北京城的歷史，廢棄它們就是抹殺過去。
于是侯仁之開始在各種場合呼吁要恢復遺跡。不久，機會來了，侯仁之被邀請給北京市委領導講北京城的歷史。
岳升陽：接到這個任務以后，他當時大概想了兩個月究竟怎么講。因為講課時間只有兩個多小時，如果泛泛講北京城的歷史，沒有任何用處。所以他就想怎么能夠結合到現實，來講北京城的歷史，講得要能夠有用。
那段時間，侯仁之的腿摔壞了，但他去醫院看病時還不忘講課的事，隨手把想法記在藥盒的背面。為了讓這堂課有的放矢，八十多歲的侯仁之親自去了蓮花池和后門橋進行現場考察，回來后才伏案開始撰寫講義。而在那時候，他已經患了白內障，一只眼睛好一些，另一只眼睛幾乎看不見什么東西。
侯仁之：想來想去我提了個題目《從蓮花池到后門橋》，他們覺得很奇怪，這叫什么東西??？我真去講了。
在講座之后，當時北京市的有關領導馬上召開了現場會，最終決定西客站向東挪移了100多米，而那片地方原來有200多戶居民，僅拆遷費就花了十幾個億。如今，荷花盛開的水景公園為號稱北京西大門的西客站帶來無限風光，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那里的小氣候。
位于地安門附近的后門橋也修復一新，河道得以恢復，元代水獸也重現岸邊，站在橋上西望什剎海，這里又為忙碌的北京平添了一份閑適。
在侯仁之的建議下，后門橋改名萬寧橋，取萬事安寧之意。那年，侯仁之把自己90歲的生日選在萬寧橋上度過。
我喜歡用“君子”這兩個字來形容他
侯仁之出生在舊中國，在他讀高中的最后一年，日本人制造了。那年秋天，同學們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抗日運動。本打算學醫的侯仁之，本著歷史救社會的想法最終選擇了歷史專業。
在燕京大學圖書館，侯仁之讀到了顧炎武的一段話，這番話讓他淚流滿面。
侯仁之：他說了幾句話“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國家適逢多難，書生對國家毫無幫助，可恥??！這句話對我刺激太大了。這個思想對我很重要，我總想，得有點辦法，雖然不是學軍事，做學問也可以為祖國建設服務。
顧炎武經世致用的思想成為侯仁之治學的終身準則，他開創了歷史地理學，將學問緊密結合到社會建設中，并用一言一行影響著周圍的人。很多年來，北京大學每年給新生上的第一堂課就是侯仁之講北京，這一講就是幾十年，而留給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侯仁之的激情。
徐蘋芳：那時候特別愿意聽侯先生講演，非常熱情，奔放，有煽動性。
岳升陽：他講課的時候聲音底氣非常之足，小的范圍就用不著麥克風。常常有朋友或者是采訪的人給他打電話，打完電話就跟我說，哎呀侯先生的身體真好，他的聲音那么洪亮。
燕南園61號院是侯仁之位于北京大學的家，侯仁之把這里取名為步芳齋。步芳齋懸掛著各種版本的地圖，擁擠的書房足以看出他工作的繁忙。
岳升陽：他一般是早晨四點多鐘就起來了，想問題、寫東西。有事情需要我幫助的時候，六點多鐘就打電話來了，幸虧我每天也起得還早一點兒，所以沒有被從被窩里揪出來。但是只要早晨六點多鐘一聽有電話，我馬上就想到是他。
侯仁之的身體好是因為他年輕時是一位運動健將。作為地理學家，侯仁之多次遠赴西北沙漠考察，曾經徒步考察過北京的山川水系，這都得益于他年輕時的鍛煉。每天早上他都要在學校跑步，這個習慣一直堅持到了80多歲。
侯方興（侯仁之之子）：我父親年事已高后搞出來一個鍛煉方法，就是扶著門框跺腳，因為他站著的時間不能長了，所以跺跺腳。王力老先生住在我們家對面，當時我家的涼臺沒有加頂，早晨兩位老先生鍛煉，我父親在這邊做廣播體操什么的，然后跟他招招手，遙相呼應，是一種非常融洽的氣氛。
侯仁之的家里經常有人慕名而來，他就跟家人特別交代，不管他是否在家，一律要熱情接待。在北大，侯仁之是最沒有架子的教授之一，學校里的很多工友、門衛都認識他。
侯仁之常跟大家說，自己的眼睛不好，如果見面時認不出來千萬別介意。
鄭孝燮（著名古建筑文物保護專家）：這么一個大學者給我的印象始終是很謙虛，有君子風度，我喜歡用“君子”兩個字來形容他。他善良、誠懇，見誰都是很親，他跟他學生也是很親，不是那種讓人不敢接近的人，謙虛平易，越是學問高的人這種修養越高。
在北京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內，由侯仁之主編的《北京歷史地圖集》第三集的編寫工作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著。
《北京歷史地圖集》是全國第一部省市地圖集，在世界范圍內也是最早的，在內容上包括環境變遷、人口變遷、經濟、歷史、文化等，大大超越了傳統的地圖集，對于城市規劃和建設有著重大參考價值。
一、歷史地理學的涵義及其重要地位
1.歷史地理學的涵義
歷史地理學是研究歷史時期的地理環境及其演變規律的一門學科，既具有地理學科的特點，又具有歷史學科的特征，歷史地理學是地理學的一門分支學科。
2.歷史地理學的重要地位
歷史地理學和地理學科一樣，在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和綜合能力方面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歷史地理學在很多省份的高考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在高考文科綜合中，歷史地理知識的份量也較大。文科綜合地理試卷中滲透的歷史地理知識主要有：中國季風氣候與歷代水利建設；經濟結構戰略調整；黃河流域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與經濟發展；長江流域經濟發展；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發展；維護祖國統一，反對外來勢力侵略等。尤其是氣候與歷史、地理環境與人類文明等內容都是重點考查的歷史地理知識。
例1：當時(北宋)經汴河運往東京的稻米主要產自( )
A.華北平原 B.漢中平原 C、.太湖平原 D.江漢平原
分析：本題的題干是歷史知識而選項是明顯的地理術語，同時題干又強調了“水路”運輸，所以學生既要根據一定的歷史事實(如京杭運河連通淮河與長江、宋代太湖流域的稻米產量最高)，又要熟悉地理因素中的河網水系(汴河經運河與淮河、長江聯連，又經運河中的江南河與太湖流域聯通) ，才能正確得出正確選項為 C。
例2：北宋后，黃河多次泛濫，汴河河道淤淺，漸至涸廢。試分析黃河該河段(黃河中游地區)經常泛濫的原因( )。
分析：本題設問在歷史教材中是沒有絲毫講述的，但如用歷史地理知識或方法進行分析，就不難得出正確的結論：黃河流經黃土高原后，挾大量的泥沙，進入中游，由于水勢減緩，泥沙淤積，形成“地上河”；且黃河所經地區，降水集中，多有暴雨，易成泛濫。古今黃河流經地區的地理環境的主體沒有什么大的變化，現代的原因也應是古代的原因，所以這一原因也正是北宋后黃河該河段經常泛濫的原因。
例3：宋代海上(貿易)往來大多是三、四月從日本駛往中國的江浙沿海，五、六月從江浙沿海駛向日本。這樣選擇航行的時間主要是為了( )
A.避開倭寇的活動 B.遵守朝廷有關海禁的規定
C.利用海洋回流 D.利用季風
分析：該題題干是典型的歷史情景，而備選項則是以歷史情景與地理情景相混雜或單一的地理情景方式來迷惑考生，是一種較好的史地綜合題。由于時間季節的變化，區域地理自然現象的特性也隨之而變，人類的社會活動就是根據這些特性的變化，或躲避或利用。因此，宋代海上貿易的往返時間正是利用了區域地理因素中，處于溫帶和亞熱帶季風氣候中的東亞地區，隨季節變化而風向變化的自然規律，以便于以風力作為動力的帆船航行來選擇時間的。故正確答案為D。
分析現有教材，歷史地理知識在中學地理教材中非常欠缺。所以，文科綜合考試地理科的復習，不但要引導考生關注現實的發展，也要從歷史地理知識中吸取營養，從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為現實發展提供借鑒。不僅在文科綜合中如此，在一些地理單科試題中，也出現了相關的歷史地理知識。因此，無論從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還是從在高考中取得優異的成績來看，在中學地理教材中增添相關的歷史地理知識內容都是必須的。
二、在中學地理教學中滲透歷史地理知識
（一）挖掘地理教材中的歷史知識，建立史理知識的有機聯系
1.在學習我國六大古都的地理知識中滲入其悠久的歷史
六大古都至少都已有二千年以上的歷史。北京始于西周薊城、春秋時代即成為燕國的國都，以后成為金、元、明、清各朝代的首都。西安始于西周的鎬京，以后成為秦、漢、隋、唐各朝首都。洛陽始建于西周初期，自東周以來，先后有東漢、曹魏 、西晉、北魏、隋（煬帝）、唐（武后）以及五代的后梁、后唐、后周等九個朝代在這里建都。開封在戰國時代是魏國的國都，以后又成為五代的后梁、后晉、后漢、后周、北宋、金等朝代的首都。南京始于戰國金陵邑 ，以后成為六朝（三國吳、東晉、南朝的宋、齊、梁、陳）首都，此外，明朝初年、和中華民國也定都于此。杭州始于秦錢唐縣，到五代成為吳越國的國都，以后又成為南宋的首都。
2.在講解中國地理中滲透歷史地理知識
如講到黃河流域的城市西安時，可介紹西安坐落在號稱“八百里秦川”的關中平原上，平原周圍群山環繞，形勢險要；河水（黃河）的支流渭水（渭河）橫貫關中平原，且流經西安城北，為西安提供了灌溉和舟楫之利，并通過河水、渭水向長安城北運送漕糧。因此西安成為中國歷史上重要的古都之一，現在又成為西北地區經濟發展最快的城市之一。
3.在地理教學中增加一些與時俱進的話題
如環境與發展的關系問題，如何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保護人類賴以存在的自然和生態環境。又如可持續發展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在可持續發展教育方面歷史地理學等人文學科具有獨特的優勢，諸如歷史上黃河的決溢改道、經濟中心的南移、古都名城的興廢等等案例，均可成為揭示人地關系的極好例證，都可成為中學地理教學中進行環保教育的良好素材。
（二）在地理教學中注意運用歷史地圖
歷史教學地圖以簡明的、特定的地圖語言再現歷史，其載負的圖形信息能收到文字表達難以實現的直觀效果，與課本緊密結合，是取得最優教學效果的重要工具之一。歷史地圖的重點不在于表現靜態的地理學信息，而在于表現動態的、發展的歷史學信息。在地理地圖教學中，教師可配合歷史地圖，設計有情有味的讀圖活動，以激發學生的讀圖興趣。如講到我國的行政區劃時，可結合地名的由來講授歷史上我國政區的演變，使學生能理解政區演變與自然環境、政治制度、經濟發展和文化發展密切相關。再如講授鄱陽湖與洞庭湖時，可運用它們的變遷圖，通過湖泊面積的對比使學生了解人類活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從而更好地理解洪澇災害的原因。總之，讓歷史地理地圖走進地理課堂，符合時代的要求及考試方式的改革，不僅可活躍課堂氣氛，激發學生學習興趣，提高課堂教學效果，而且是歷史地理學滲透進中學地理課的有效途徑。
三、史地結合教學對地理教師提出了更高要求
教師是課堂的設計者和指揮者，是學生智慧的啟迪者和挖掘者，更是學生心靈的塑造者和培養者。在中學地理教學中滲透歷史地理知識，對地理教師的自身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要提高對跨學科教學的認識
歷史學科與地理學科雖分屬社會學科、自然學科，但它們間的聯系十分廣泛。地理學科引導學生認識今天的地理現象，著重探索地理現象的現狀和特點。而今天的地理實際上是過去地理的延續，了解歷史上的地理情況，有助于探究地理現象演變的過程和規律，有助于人類更好地協調與自然的關系。因此，地理教師要盡可能在教學中有效利用歷史地理知識。
2.要努力學習一些交叉學科的知識
由于中學教材中歷史地理學知識還不成體系，文字與地圖尚沒很好的配合，加上相關教師中大多數缺少歷史地理知識的系統學習，在教學中很難做到得心應手。所以要求教師必須勤奮學習，廣泛涉獵，善于積累，努力了解一些基本的歷史地理知識。要在教學實踐中，掌握一些學科交叉的知識，了解其發展趨勢，要從整體上把握地理學科與相關學科間的指示交叉點，并且能夠融會貫通。
3.要處理好教學內容的主次關系
雖然歷史地理知識在地理教學中有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教師在補充、充實教學內容時，必須擺正教學內容的主次關系。必須從教學目的出發，緊扣教材，突出重點，突破難點；必須有科學依據，史料真實，觀點正確；地理教師要把握好歷史地理知識滲透的合適時機和恰當的數量，千萬不要喧賓奪主。
4.要進行一些邊緣學科的教學法研究
教師不僅要有豐富的學科知識，具有廣闊的文化視野和深厚的文化底蘊，更要搞一些學術研究和教育科學研究，撰寫發表一些教學法研究論文，為成為學者型教師打下堅實的基礎。為此，教師要關注國際、國內的時事動態，了解社會熱點問題，以充實教材相關內容，豐富教學；要掌握先進的教育理論和現代化教學手段；要研究文科綜合能力培養的方法，尋求教學的最佳方案，實現知識和能力、方法和過程、情感態度價值觀的三維教學目標，促進全體學生的全面發展。
【參考文獻】
一、引言
發源于中國的風水理論，不僅對中國的文明與發展有著廣泛的影響，而且對漢文化圈的日本、朝鮮、東南亞一帶的文化形成也曾起過一定的作用。風水，像中國的氣功、針灸一樣也引起美國、英國、新西蘭、西德等國一些歷史學家、建筑師和學者等的濃厚興趣。我們在當今科學技術發達的條件下應當認識到，風水是在古代哲學思想支配下，生長于東方文明土壤里自然與文化環境互相協調的獨特而復雜的知識系統，它是中國古代的人們在當時文化素養與世界觀支配下，由于生產和生活的需要而選擇宅地、墓地、居住區、鄉村、城鄉的最佳位置與地理環境，即“風水寶地”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知識領域。
二、“風水”理論的內涵
風水作為一種專門術語，最早見于《葬書》。這是一部專論如倒場棄排地環境的著作，書中說“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謂之風水”。風水，又稱堪輿，《史記》中較早出現“堪輿”一詞。許多人認為，風水就是“藏風得水”，這是很片面的。風水學是我國古代先民為選擇理想的生活環境而形成的一門學問，是我國古代先民居住實踐的經驗總結。風水講究“氣”與“形”，“氣”指的自然之氣體，一種具體的物質存在形式，而不是指抽象的物質，當然“氣”也有其衍生含義。這兩種基本要素之間的內在聯系相互作用、相互轉化，構成世界萬物。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風水學實際上是一種世界觀，是一元論的樸素唯物主義，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特產”。
三、“風水”理論的歷史發展進程
先秦時期，風水的意念已經開始萌芽，它與占卜、卜筮等中國古老巫術共存于同一母體。是古代先民居住實踐經驗的總結。秦漢時期是風水理論的創世年代，將早期的朦朧的風水活動和觀念上升到理論的高度，并總結成若干學說。將土地類比于人，認定它也有脈搏即地脈，是風水龍脈理論的邏輯基礎。這個基礎至遲在秦漢時期已經打好。漢代是風水說的成型期，風水被稱作堪輿，作為專有名詞出現，使其從占卜巫術的母胎中脫穎而出，成為一門獨立的學派。在《漢書?藝文志》中，有關風水理論的論著有兩種，一種是《堪輿金匱》十四卷，被班固列在六術之一的五行類，另一種是《宮宅地形》，被班固歸于形法類。這種區分昭示了后世風水說中理法與形法的分野。
魏晉是一個獨特的時代，社會動亂，卻出現了郭璞這樣的大師與《葬書》這樣的風水名作?！对釙啡牟蛔銉汕ё郑院喴赓W，內容豐富，包含乘生氣說、遺體受蔭感應說，得水藏風說、形勢說、四靈地形說、方位說等，成為后世風水說的基石。
與中國文化的整體走向一致，唐代是風水從蓬勃發展走向成熟的時期。這主要是受科舉制的出現、佛教的廣泛流行、對道教的重視、天文地理學的發展等的影響。正如我們所知，中國應科中舉的讀書人中，有不少人發跡于鄉村，他們的人生軌跡多是由農村轉到城市，再有城市退歸鄉里，由于他們飽讀詩書，對自然山水有著精深的見解，這些見解與評述反過來又滋潤和豐富了風水理論。
宋代是風水的鼎盛期，是其走向成熟的黃金時代。風水兩大著名流派正視自成體系。由于羅盤的使用，以探討“陰陽氣理”為特征的“理氣派”得到發展，尤以福建閩中為盛。由于理氣派強調氣之數理，故其理論方法較為龐雜，常人不易掌握，主要在沿海的閩、粵等地盛行。巒體派講究的巒山形勢則是實在的，故在民間廣泛傳播。
元代是一個非漢族統治的時代，風水的發展受到抑制，處于低潮期。明清時期是風水的興盛和傳承時期，風水卷土重來，理論更加駁雜混亂，風水活動泛濫成災。由于清末風水基本上已經淪為江湖騙術，加上清末民初新學的興起，以及建國后提倡科學文明，破除封建迷信，風水成為為人所唾棄的封建糟粕，風水的實踐和研究處于低潮時期。至19世紀80年代前后，隨著國內對傳統文化研究的熱潮來臨，加上建筑界對民族建筑文脈認識的反思，以及對人居生態環境的日益重視，涉及到建筑環境選址、規劃和設計的風水又一次被人們所關注，批判者有之，溢美者有之，實踐者有之。但依然是良莠不全，有些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也有些江湖術士利用風水散布風水迷信內容，騙取錢財，帶來不好的社會影響。
四、“風水”理論中的地理學因素
風水，這個觀點古已有之。在漢代圖書分類中，《漢書?藝文志》把《宮宅地形》納入形法類，與地理著作《山海經》同屬一類?！犊拜浗饏T》則納入五行類，屬于占卜吉兇的迷信范疇。隋唐時期，圖書分類已明確把風水歸入五行類，表明風水與地理學在內容上、性質上都不是同類，不能等同。
同時，風水與地理學關系緊密，包含了許多地理學因素。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具體的地理知識對風水理論具有指導和參考意義。先秦時人們就已掌握了許多有關河流和山脈的系統知識。《禹貢》中有“導山”“導水”的篇章?！犊脊び洝穭t曰：“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闭f明其時人們已經認識到山川之間的依賴關系。秦漢之后還出現了以水系為綱的地理著作或水文地理著作。
2、風水理論中滲透著某些地理觀念和思想
風水理論中應用的基本模式，來源于地理環境要素及其整體對人類的作用。地理環境的結構、分布及其運動的規律性對人類產生的影響，反映在古人的意識中，是對自然規律的一些模糊認識和把握。而一些風水師則完成了從意識到模式的轉變過程，這也就是風水理論的產生，這種地理意識是風水理論的有機組成部分。
傳統風水中具有地域綜合體思維。風水理論注重自然界山、水、風、樹木等要素的方位、形狀特征，并體現了對其組合方式的把握?！皻狻弊鳛楣湃艘庾R中的本源物質和能量來源，正是各種地理要素相互作用的綜合。因為風水理論中的任何一個“氣場”，都是由周圍的山、水、風、樹木、方位等諸多地理要素所構成，并由它們的形狀、大小和組合方式所決定。由山體構成的“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環境正好是擋風聚氣的最好方式。相土嘗水、象天法地的綜合考慮是風水選址的基本模式，也是古人對地域綜合體的初步認識。
本文意在從歷史地理學角度對風水進行考察研究，目的在于認識和借鑒，而不是提倡和應用。既不盲目的信仰也不空洞的批判，正視它在中國古代歷史、地理發展中的作用和價值，對今天的學科發展有所借鑒。
參考文獻
[1]姜玉珍.《中國古代風水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2]高友謙.《中國風水文化》，團結出版社，2004年
可以說，“竹枝詞”的發現、記錄和傳播乃至仿作，都自三峽始。
三峽“竹枝”在文化史上留下鮮明的印跡，是唐代特殊的歷史人文背景和歷史地理條件所決定的。
如果從歷史地理考察的視角分析這種文學現象，或許可以得到有意義的發現。而交通地理對于文化的意義，或許也可以由此得到說明。
唐代文人的三峽行旅與“巴歌”體驗
在政治昌盛和經濟繁榮的形勢下，隨著長江流域經濟文化地位的上升，循長江航道上下，成為唐人行旅的熱線。三峽，于是在唐代文人行旅生活體驗中保留有極其深刻的印象。三峽紀行詩成為唐詩中頗為多見的篇什。除了長安、洛陽等大都市外，很少有哪些地域如三峽這樣受到唐代詩人如此的關意。
李白“遠憶巫山陽”，“淚向南云滿”（《寄遠十二首》其五），白居易“兩岸滟滪口”，“巴峽聲心里”（《題牛相公歸仁里宅新成小灘》）等詩句，都說明行經三峽的經歷，可以成為永久的人生記憶。
與一般描畫山水記敘行旅的詩作不同，唐代三峽詩更多地表現出蒼郁悲涼的意韻。韓愈《寄崔二十六立之》詩說到“逼迫走巴蠻，恩愛座上離” 。李商隱《初起》詩亦有“三年苦霧巴江水，不為離人照屋梁”句。不過，我們所看到的以三峽為主題的唐詩，似乎多有超越一般離情鄉思的意境。
唐詩中記錄的三峽印象，首先是其地貌特征和水文特征的驚人險惡。
李白曾經作《上三峽》詩：“巫山夾青天，巴水流若茲。巴水忽可盡，青天無到時。三朝上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贝魇鍌悺段咨礁摺吩妼懙溃骸拔咨蕉攵敫卟逄?，危峰十二凌紫煙。瞿塘嘈嘈急如弦，洄流勢逆將覆船。云梯豈可進，百丈那能牽。陸行巉巖水不前。”又如劉禹錫《松滋渡望峽中》：“巴人淚應猿聲落，蜀客船從鳥道來?！崩钯R《入蜀》：“望空問真宰，此路為誰開。峽色侵天去，江聲滾地來。”白居易《初入峽有感》：“上有萬仞山，下有千丈水。蒼蒼兩崖間，闊狹容一葦。瞿唐呀直瀉，滟滪屹中峙。未夜黑巖昏，無風白浪起。大石如刀劍，小石如牙齒。一步不可行，況千三百里。苒蒻竹篾，欹危楫師趾。一跌無完舟，吾生系于此。”
詩人“恐”的心態，又與“愁”的情緒相交織。如王維《送賀遂員外外甥》：“南國有歸舟，荊門泝上游?！薄皺{帶城烏去，江連暮云愁?！崩疃恕端袜嶅度胧裼H》：“劍門千轉盡，巴水一支長。請語愁猿道，無煩促淚行。”若仍以白居易詩為例，說到“愁”行三峽的，有《送友人上峽赴東川赴命》：“見說瞿塘峽，斜銜滟滪根。難于尋鳥路，險過上龍門。羊角風頭急，桃花水色渾。山回若鰲轉，舟入似鯨吞。岸合愁天斷，波跳恐地翻。”又《夜入瞿唐峽》：“瞿唐天下險，夜上信難哉。岸似雙屏合，天如匹帛開。逆風驚浪起，拔暗船來。欲識愁多少，高于滟滪堆?！?/p>
使未能忘卻都市繁華的旅人們心情受到極強烈的震動的，還有三峽地區的荒涼和冷寂。
白居易《初到忠州登東樓寄萬州楊八使君》詩：“山束邑居窄，峽牽氣候偏。林巒少平地，霧雨多陰天。隱隱煮鹽火，漠漠燒畬煙?！庇帧蹲越葜林抑荨吩姡骸敖駚磙D深僻，窮峽巔山下。五月斷行舟，滟堆正如馬。巴人類猿狖，矍鑠滿山野?！倍济鑼懥诉@一情形。
三峽所獨具的神秘文化景觀，特別是巫山神女傳說，也往往使過往的詩人文士于江風峽霧之中，體味到特殊的文化感應。
皇甫冉《巫山峽》詩寫道：“巫峽見巴東，迢迢出半空。云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朝暮泉聲落，寒暄樹色同。清猿不可聽，偏在九秋中?！眲⒎狡健段咨缴衽吩娨矊懙溃骸吧衽仉y識，巫山秀莫群。今宵為大雨，昨日作孤云。散漫愁巴峽，徘徊戀楚君。先王為立廟，春樹幾氛氳?！庇秩缡Y?！段咨街栂阖G陰明妃神女舊跡存焉》詩：“神女歸巫峽，明妃入漢宮。搗衣余石在，薦枕舊臺空。行雨有時度，谿流何日窮。至今詞賦里，凄愴寫遺風?！眲⒂礤a《巫山神女廟》詩所謂“星河好夜聞清佩，云雨歸時帶異香”，也記錄了類似的心靈訪古與意識旅游的軌跡。孟郊《巫山曲》寫道：“巴江上峽重復重，陽臺碧峭十二峰。荊王獵時逢暮雨，夜臥高丘夢神女。輕紅流煙濕艷姿，行云飛去明星稀。目極魂斷望不見，猿啼三聲淚沾衣?！庇帧段咨礁摺吩姡骸耙姳M數萬里，不聞三聲猿。但飛蕭蕭雨，中郁亭亭魂。千載楚王恨，遺文宋玉言。至今青冥冥，云結深閨門?！崩钯R的《巫山高》詩，文句與情感同樣飄逸飛蕩：“碧叢叢，高插天，大江翻瀾神曳煙。楚魂尋夢風飔然，曉風飛雨生苔錢?，幖б蝗ヒ磺?，丁香筇竹啼老猿。古祠近月蟾桂寒，椒花墜紅濕云間?！?/p>
李白形容三峽風景，有“歷覽幽意多”，“佳趣尚未歇”的詩句（《自巴東舟行經瞿唐登巫山最高峰晚望還題壁》）?！端尬咨较隆吩娪謱懙溃骸白蛞刮咨较?，猿聲夢里長。桃花飛綠水，三月下瞿塘。雨色風吹去，南行拂楚王。高丘懷宋玉，訪古一霑裳?！比龒{的這種文化氣象，往往可以點燃文人的“風情”與詩興。白居易《題峽中石上》即寫道：“巫女廟花紅似粉，昭君村柳翠似眉。誠知老去風情少，見此爭無一句詩?！?/p>
白居易《送蕭處士游黔南》詩可見“江從巴峽初成字，猿過巫陽始斷腸”句，其中“斷腸”二字，或許即大體表明了人們旅經三峽時的特殊心境。
唐代文人對于三峽的文化體驗，恰與當地民歌“裴回”、“苦怨”、“含思婉轉”的風格相映合。其共鳴之和葉，千百年后仍然使人們不能不驚嘆這種文化奇緣的神妙。
三峽地區民歌，唐人詩作中往往稱之為“巴歌”。例如：
孟浩然《同曹三御史行泛湖歸越》：“秋入詩人意，巴歌和者稀?！眲⑾Ｒ摹段咨綉压拧罚骸拔咨接年幍?，神女艷陽年。襄王伺容色，落日望悠然?！薄霸程淝镲L夜，雁飛明月天。巴歌不可聽，聽此益潺湲?！卑拙右住兜浅菛|古臺》：“迢迢東郊上，有土青崔嵬。不知何代物，疑是巴王臺。巴歌久無聲，巴宮沒黃埃?！庇秩绾健对娙偃住罚骸鞍透韬驼叨?，白雪無人和?！?/p>
對于所謂“巴歌”，又曾經有其他不同的說法：
巴童歌 岑參《赴犍為經龍閣道》：“驟雨暗谿口，歸云網松蘿。屢聞羌兒笛，厭聽巴童歌。江路險復水，夢魂愁更多?！?/p>
巴曲 杜甫《社日兩篇》：“南翁巴曲醉，北雁塞聲微?！薄皻g娛看絕塞，涕淚落秋風。鴛鴦回金闕，誰憐病峽中?！卑拙右住栋l白狗峽次黃牛峽登高寺卻望忠州》：“白狗次黃牛，灘如竹節稠。路穿天地險，人續古今愁?！薄拔吠境Ｆ却?，靜境暫淹留。巴曲春全盡，巫陽雨半收?！?/p>
巴渝曲 杜甫《暮春題瀼西新賃草屋五首》：“久嗟三峽客，再與暮春期?！薄叭f里巴渝曲，三年實飽聞?！?/p>
巴弦 白居易《留北客》：“峽外相逢遠，樽前一會難。即須分手別，且強展眉歡。楚袖蕭條舞，巴弦趣數彈。笙歌隨分有，莫作帝鄉看?！?/p>
白居易《寄微之》曾寫道：“秦女笑歌春不見，巴猿啼哭夜常聞。”“巴歌”、“巴曲”、“巴弦”的風格，確實表現出與詩人們以往所熟悉的歌曲顯然不同的文化韻味。
王維《曉行巴峽》說：“人作殊方語，鶯為故國聲。賴多山水趣，稍解別離情。”這里的文化氛圍，使詩人體味到野趣和古風。而當地“語”“聲”的魅力，也是形成三峽地區文化條件的主要因素之一。
三峽民歌所謂“竹枝”，也是典型的“巴歈”，即“巴渝”、“巴渝歌”、“巴渝曲”。其風格的神奇魅力，使諸多唐代文人傾倒迷醉。三峽“竹枝”使唐文化得到新鮮的營養。受到三峽“竹枝”影響的唐詩的創作者們又通過自己的文學宣傳，使這種民歌形式連同其樸實清新的文化精神流布四方。
“竹枝”：三峽文化的重要發現
李白曾經作《巴女詞》，應當也可以看作對三峽地區民歌的錄作或者仿制：
巴水急如箭，巴船去若飛。十月三千里，郎行幾歲歸。
清人王琦注：“唐之渝州、涪州、忠州、萬州等處，皆古時巴郡地。其水流經三峽下至夷陵。當盛漲時，箭飛之速，不是過矣?！?/p>
使三峽地區民歌在文化史上放射出奪目的光輝，其作用當以“竹枝”著于唐人詩作為最。
《舊唐書·劉禹錫傳》記載：“（劉禹錫）貶朗州司馬。地居西南夷，土風僻陋，舉目殊俗，無可與言者。禹錫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詠，陶冶情性。蠻俗好巫，每祠鼓舞，必歌俚辭。禹錫或從事于其間，乃依騷人之作，為新辭以教巫祝。故武陵谿洞間夷歌，率多禹錫之辭也?！薄缎绿茣⒂礤a傳》又有這樣的記述：“憲宗立，（王）叔文等敗，禹錫貶連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馬。州連夜郎諸夷，風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聲傖儜。禹錫謂屈原居沅、湘間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聲，作《竹枝辭》十余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朗州，即今湖南常德?！爸裰Α背鲇诶芍葜f不確?！稑犯娂肪戆艘弧督o三》如此題解“竹枝”：
“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貞元中，劉禹錫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騷人
《九歌》作《竹枝》新辭九章，教里中兒歌之，由是盛于貞元、元和之間。禹
錫曰：“‘竹枝‘，巴歈也。巴兒聯歌，吹短笛、擊鼓以赴節。歌者揚袂睢舞，
其音協黃鐘羽。末如吳聲，含思宛轉，有淇濮之艷焉。”
與劉禹錫《竹枝》自序多有不和，然而“‘竹枝’本出于巴渝”的說法是準確的?！秳舻梦募肪砭泡d劉禹錫原作：
竹枝詞九首并引
四方之歌，異音而同樂。歲正月，余來建平，里中兒聯歌竹枝，吹短笛，
擊鼓以赴節。歌者揚袂睢舞，以曲多為貴。聆其音，中黃鐘之羽，卒章激訐如吳聲。雖傖儜不可分，而含思婉轉，有《淇澳》之艷音。昔屈原居沅、湘間，其民迎神，詞多鄙陋，乃為作《九歌》。到于今，荊楚歌舞之。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飏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歈”，知變風之自焉。
白帝城頭春草生，白鹽山下蜀江清。南人上來歌一曲，北人莫上動鄉情。
山桃紅花滿上頭，蜀江春水拍山流?；t易衰似郎意，水流無限似儂愁。
江上朱樓新雨晴，瀼西春水縠紋生。橋東橋西好楊柳，人來人去唱歌行。
日出三竿春霧消，江頭蜀客駐蘭橈。憑寄狂夫書一紙，家住成都萬里橋。
兩岸山花似雪開，家家春酒滿銀杯。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宮外踏青來。
城西門前滟滪堆，年年波浪不能摧。懊惱人心不如石，少時東去復西來。
瞿塘嘈嘈十二灘，人言道路古來難。長恨人心不如水，等閑平地起波瀾。
巫峽蒼蒼煙雨時，清猿啼在最高枝。箇里愁人腸自斷，由來不是此聲悲。
山上層層桃李花，云間煙火是人家。銀釧金釵來負水，長刀短笠去燒畬。
據卞孝萱《劉禹錫年譜》，“歲正月”，在穆宗長慶四年甲辰，公元824年。建平，南朝郡名，治所稱巫縣，隋唐時已改稱巫山。
劉禹錫又有《竹枝詞二首》：
楊柳青青將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還有晴。
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鄉歌。今朝北客思歸去，回入紇那披綠羅?！秳舻梦募肪砭拧暗朗菬o晴還有晴”，《全唐詩》卷三六五作“道是無情還有情”。
所謂“巴人能唱本鄉歌”，正說明了“竹枝”原本出自三峽地區的事實。
《全唐詩》卷二八及卷二六七載有顧況《竹枝曲》：
帝子蒼梧不復歸，洞庭葉下荊云飛。巴人夜唱竹枝后，腸斷曉猿聲漸稀。
“巴人夜唱竹枝后，腸斷曉猿聲漸稀”一句，也說“竹枝”為“巴人”所習唱。
據任半塘先生《竹枝考》，顧況為肅宗至德（公元756年）進士，所作較劉禹錫之九篇約早70年。
顧況《竹枝曲》，是我們現在所能夠看到的最早的“竹枝”。
《樂府詩集》卷八一《近代曲辭》收錄的唐代“竹枝”，又有白居易《竹枝》四首：
瞿唐峽口冷煙低，白帝城頭月向西。唱到竹枝聲咽處，寒猿晴鳥一時啼。
竹枝苦怨怨何人，夜靜山空歇又聞。蠻兒巴女齊聲唱，愁殺江樓病使君。
巴東船舫上巴西，波面風生雨腳齊。水蓼冷花紅簇簇，江蘺濕葉碧萋萋。
江畔誰人唱竹枝，前聲斷咽后聲遲。怪來調苦緣詞苦，多是通州司馬詩。
其中“瞿唐峽口”、“白帝城頭”、“蠻兒巴女”、“巴東”“巴西”諸句，也說明了這種民歌形式的源起，使得“竹枝”已經成為代表三峽地區風土人情的一種文化符號。
杜甫《奉寄李十五秘書二首》：“避暑云安縣，秋風早下來。暫留魚復浦，同過楚王臺。猿鳥千崖窄，江湖萬里開。竹枝歌未好，畫舸莫遲回?！倍旁娭袃H此一處提到“竹枝歌”。宋人黃庭堅《跋劉夢得竹枝歌》寫道：“劉夢得《竹枝歌》九章，詞意高妙，元和間誠可以獨步，道風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比之杜子美《夔州歌》，所謂同工而異曲也。” 清人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五也說，“‘竹枝’本近鄙俚。杜公雖無‘竹枝’，而《夔州歌》之類，即其開端?！比伟胩料壬吨裰肌分赋觯憾鸥Α顿缰莞琛放c劉氏《竹枝》相近者二首：
瀼東瀼西一萬家，江北江南冬春花。背飛鶴子遺瓊蕊，相趁鳧雛入蔣牙。
東屯稻畦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晴浴狎鷗分處處，雨隨神女下朝朝。
其格調確實近于“竹枝”?！盀彇|瀼西”所謂“瀼”，正是三峽地區所稱入江山溪水。 明人李東陽《懷麓堂詩話》又有這樣的評論：“杜子美《漫興》諸絕句有古‘竹枝’意，跌宕奇古，超出詩人徑蹊?！毕某袪c先生《論杜甫入蜀以后的絕句》也有相接近的論點：“蜀中是《竹枝詞》的發源地。唐人劉禹錫、白居易以及《花間集》里各家的《竹枝曲》，都用四川民歌聲調?！薄岸鸥@些不調字聲的絕句 ，是否即用四川《竹枝》那種‘激訐’‘傖儜’的聲調，他自己沒有說明，我們不能臆測。但我們看宋人注杜詩，舉出他用‘蜀中語’相當多，如‘上番’、‘禁當’、‘長年’等等，都是（見郭知達《九家注杜詩》引趙注）。他四十八歲入蜀，五十七歲離蜀，在四川前后住了十年。他所說：‘萬里巴渝曲，三年實飽聞。’（《暮春題瀼西新賃草屋五首》之二）還是前半期的話。他詩中既用了許多四川方言，則以蜀中民歌聲調作絕句，自然不是不可能的事（《竹枝》、絕句，體式相同，皆七言四句）?！?/p>
在《樂府詩集》卷八一《近代曲辭》中，又有李涉《竹枝》四首：
荊門灘急水潺潺，兩岸猿啼煙滿山。渡頭年少應官去，月落西陵望不還。
巫峽云開神女祠，綠潭紅樹影參差。下牢戍口初相問，無義灘頭剩別離。
石壁千重樹萬重，白云斜掩碧芙蓉。昭君溪上年年月，獨自嬋娟色最濃。
十二峰頭月欲低，空濛江上子規啼。孤舟一夜東歸客，泣向春風憶建溪。
所謂“荊門”、“西陵”、“巫峽”、“昭君溪”、“十二峰”等，也說明作者是借三峽民歌的文體，來抒發三峽行旅的感受。
一并為《樂府詩集》編纂者所采錄的，還有晚唐詩人孫光憲的《竹枝》二首：
門前春水白蘋花，岸上無人小艇斜。商女經過江欲暮，散拋殘食飼神鴉。
亂繩千結絆人深，越羅萬丈表長尋。楊柳在身垂意緒，藕花落盡見蓮心。
“亂繩千結”，《五代詩話》作“亂繩寸結”。又孫光憲此作，《全唐詩》卷七六三及卷八九七收錄。據說“唐人樂府，元用律絕等詩雜和聲歌之，其并和聲作實字，長短其句以就曲拍者，為填詞?！薄度圃姟肪戆司牌呒磳O光憲《竹枝》歸入詞類，作：
門前春水竹枝白蘋花女兒，岸上無人竹枝小艇斜女兒。商女經過竹枝江欲暮女兒， 散拋殘食竹枝飼神鴉女兒。
亂繩千結竹枝絆人深女兒，越羅萬丈竹枝表長尋女兒。楊柳在身竹枝垂意緒女兒， 藕花落盡竹枝見蓮心女兒。
《全唐詩》卷八九一又有皇甫松《竹枝》：
竹枝一名巴渝辭
檳榔花發竹枝鷓鴣啼女兒，雄飛煙瘴竹枝雌亦飛女兒。
木棉花盡竹枝荔支垂女兒，千花萬花竹枝待郎歸女兒。
芙蓉并蒂竹枝一心連女兒，花侵槅子竹枝眼應穿女兒。
筵中蠟燭竹枝淚珠紅女兒，合歡桃核竹枝兩人同女兒。
斜江風起竹枝動橫波女兒，劈開蓮子竹枝苦心多女兒。
山頭桃花竹枝谷底杏女兒，兩花窈窕竹枝遙相映女兒。
劉毓盤《詞史》以為“無名氏《女兒子》二首，即唐人《竹枝詞》所本?！薄盎矢λ煞麓梭w于句中疊用‘竹枝’‘女兒’，為歌時群相隨和之聲?！彼f《女兒子》，見《樂府詩集》卷四九《清商曲辭六》：
巴東三峽猿鳴悲，夜鳴三聲淚沾衣。
我欲上蜀蜀水難，蹋蹀珂頭腰環環。
王運熙《六朝樂府與民歌》也寫道：“《女兒子》現存二首，首篇云：‘巴東三峽猿鳴悲，夜鳴三聲淚沾衣！’蓋原為巴東的歌謠，其后被演為樂曲的。唐皇甫松有《竹枝詞》六首，均以‘竹枝’‘女兒’為和聲?！薄啊吨裰υ~》一名《巴渝詞》，與《巴東謠》產地相同?；矢λ伞吨裰υ~》的和聲，必定淵源于《女兒子》無疑。”任半塘《竹枝考》以為“必定”“無疑”一說“太過”。然而，作為推想，二者有“淵源”關系的意見是有一定道理的。我們還應當指出的是，從“巴東三峽猿鳴悲，夜鳴三聲淚沾衣”的內容風格分析，似乎也可以看作三峽“竹枝”的先聲。
唐人尉遲偓《中朝故事》說，劉瞻僖宗朝為相，因罪出守荊南，舍人李庾行誥詞，駁責太甚，幾遇害。懿宗朝，劉瞻復用，行至湖南，李庾方典郡，出迎于江次竹牌亭，置酒。劉瞻唱《竹枝詞》贈李庾：“躡履過溝竹枝恨渠深女兒。”也記錄了“竹枝”的和聲。
“竹枝”的發現，是文學史上的一件大事。馬穉青《〈竹枝詞〉研究》寫道：“《竹枝》先本巴渝俚音，夷歌番舞，絕少人注意及之。殆劉、白出，具正法眼，始見其含思宛轉，有《淇澳》之艷，乃從而傳寫之，擬制之，于是新詞幾曲，光芒大白，于文學史上另辟境界，其功績誠不可沒焉?！比伟胩痢吨裰肌芬矊懙溃骸皠⑹显娦騻涫鼋ㄆ健吨裰Α仿晿?，確為創舉。自來民間俚藝，受文人重視如此者，史無二例。”“論民間聲詩樂藝之蘊藏，僅從百五十四調求之，已極豐富。使一一皆如建平《竹枝》遇于劉氏者各得其遇，則我民族樂舞在歷史上所激發之光彩，將燎燭益高，啟迪益遠！且無論聲詩以外者矣。”這樣說來，唐代三峽“竹枝”經劉、白等有識者的“傳寫”“擬制”終于面世，實在可以稱作偉大的文化發現。而所謂“建平《竹枝》遇于劉氏”一事，并不是偶然的。其所以發生，自有三峽地域文化的特殊風格和特殊魅力在起作用。而我們對于唐代交通地理的文化意義，也可以因此得到新的認識。
三峽的交通地位與三峽“竹枝”的流布
“竹枝”在中唐以后，逐漸于詩人作品中所屢見。這表明，源起于三峽的民間野唱，已經得到當時的主要文化階層的重視，已經對于當時的主體文化形式發生了影響。例如：
李益《送人南歸》：“人言下江疾，君道下江遲。五月江路惡，南風驚浪時。應知近家喜，還有異鄉悲。無奈孤舟夕，山歌聞竹枝?！?/p>
劉商《秋夜聽嚴紳巴童唱竹枝歌》：“巴人遠從荊山客，回首荊山楚云隔。思歸夜唱竹枝歌，庭槐葉落秋風多。曲中歷歷敘鄉土，鄉思綿綿楚詞古。身騎吳牛不畏虎，手提蓑笠欺風雨。猿啼日暮江岸邊，綠蕪連山水連天。來時十三今十五，一成新衣已再補。鴻雁南飛報鄰伍，在家歡樂辭家苦。天晴露白鐘漏遲，淚痕滿面看竹枝。曲終寒竹風裊裊，西方落日東方曉。”
武元衡《送李正字之蜀》：“已獻甘泉賦，仍登片玉科。漢官新組綬，蜀國舊煙蘿。劍壁秋云斷，巴江夜月多。無窮別離思，遙寄竹枝歌?！?/p>
張籍《送枝江劉明府》：“老著青衫為楚宰，平生志業有誰知。家僮從去愁行遠，縣吏迎來怪到遲。定訪玉泉幽院宿，應過碧澗早茶時。向南漸漸云山好，一路唯聞唱竹枝。”
于鵠《巴女謠》：“巴女騎牛唱竹枝，藕絲菱葉傍江時。不愁日暮還家錯，記得芭蕉出槿籬?！?/p>
劉禹錫和白居易都有曾經在三峽地區生活的經歷，于是其詩作中屢屢說到“竹枝”。例如，劉禹錫的詩作中有：
山城蒼蒼夜寂寂，水月逶迤繞城白。蕩槳巴童歌竹枝，連檣估客吹羌笛。 （《洞庭秋月行》）
江南江北望煙波，入夜行人相應歌。桃葉傳情竹枝怨，水流無限月明多。 （《堤上行三首》之二）
白居易的詩作中也可見：
黍香酒初熟，菊暖花未開。閑聽竹枝曲，淺酌茱萸杯。去年重陽日，漂泊湓城隈，今歲重陽日，蕭條巴子臺。旅鬢尋已白，鄉書久不來。臨觴一搔首， 座客亦裴回。（《九日登巴臺》）
亥市魚鹽聚，神林鼓笛鳴。壺漿椒葉氣，歌曲竹枝聲。（《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來舟中示舍弟五十韻》）
巴童巫女竹枝歌，懊惱何人怨咽多。暫聽遣君猶悵望，長聞教我復如何。 （《聽竹枝贈李侍御》）
蕃草席鋪楓葉岸，竹枝歌送杯。明年尚作南賓守，或可重陽更一來。 （《九日題涂溪》）
北客勞相訪，東樓為一開。褰簾待月出，把火看潮來。艷唱竹枝曲，香傳蓮子杯。寒天殊未曉，歸騎且遲回。（《郡樓夜宴留客》）
其他說到“竹枝”的詩作，還有：
溫庭筠《西江貽釣叟騫生》：“晴江如鏡月如鉤，泛滟蒼茫送客愁。夜淚潛生竹枝曲，春潮遙木蘭舟。”
方干《贈趙崇侍御》：“卻教鸚鵡呼桃葉，便遣嬋娟唱竹枝。閑話篇章停燭久，醉迷歌舞出花遲?！?/p>
方干《蜀中》：“游子去游多不歸，春風酒味勝余時。閑來卻伴巴兒醉，荳蔻
花邊唱竹枝?！?/p>
鄭谷《渠江旅思》：“故楚春田廢，窮巴瘴雨多。引人鄉淚盡，夜夜竹枝歌?！?/p>
王周《再經秭歸二首》之二：“秭歸城邑昔曾過，舊識無人奈老何。獨有凄清難改處，月明聞唱竹枝歌。”
蔣吉《聞歌竹枝》：“巡堤聽唱竹枝詞，正是月高風靜時。獨向東南人不會，弟兄俱在楚江湄?！?/p>
白居易《曲江感秋二首》之一于51歲時感嘆“昔壯今衰”，“人生多故”，有“夜聽竹枝愁，秋看滟堆沒”句，說明他在三峽地區與“竹枝”相共的歲月，在人生記憶中的深刻痕跡。
他的《江樓偶宴贈同座》詩中所謂“望湖憑檻久，待月放杯遲；江果嘗盧橘，山歌聽竹枝”，所描寫的已經不是三峽風物，反映“竹枝”已經傳布到其他地區。又如《聽蘆管》：
幽咽新蘆管，凄涼古竹枝。似臨猿峽唱，疑在雁門吹。調為高多切，聲緣小乍遲。粗豪嫌觱篥，細妙勝參差。云水巴南客，風沙隴上兒。屈原收淚夜，蘇武斷腸時。仰秣胡駒聽，驚棲越鳥知。何言胡越異，聞此一同悲。
說到“竹枝”的普及，使得無論南北之別，胡越之異，都同樣受到這種藝術形式的感染。
“竹枝”從三峽地區首先傳布到楚地。
顧況《早春思歸有唱竹枝歌者坐中下淚》：“渺渺春生楚水波，楚人齊唱竹枝歌。與君皆是思歸客，拭淚看花奈老何。”
李商隱《河陽詩》：“綠繡笙囊不見人，一口紅霞夜深嚼。幽蘭泣露新香死，畫圖淺縹松溪水。楚絲微覺竹枝高，半曲新辭寫緜紙。巴西夜市紅守宮，后房點唇斑斑紅。堤南渴雁自飛久，蘆花一夜吹西風?！?/p>
劉禹錫《陽山廟觀賽神》：“漢家都尉舊征蠻，血食如今配此山。曲蓋幽深蒼檜下，洞簫愁絕翠屏間。荊巫脈脈傳神語，野老娑娑起醉顏。日落風生廟門外，幾人連蹋竹歌還?！薄度圃姟肪砣寰蓬}注：“在朗州?！薄爸窀琛?，也就是“竹枝歌”。
又劉禹錫《插田歌并引》說到連州田間民歌有類似“竹枝”的風格：
插田歌并引
連州城下，俯接村墟，偶登郡樓，適有所感。遂書其事為俚歌，以俟采詩者。
岡頭花草齊，燕子東西飛。田塍望如線，白水光參差。農婦白紵裙，農夫綠蓑衣。齊唱田中歌，嚶儜如竹枝。但聞怨響音，不辨俚語詞。時時一大笑，此必相嘲嗤。……
連州，治所在今廣東連縣。
殷堯藩《送沈亞之尉南康》：“行邁南康路，客心離怨多。暮煙葵葉屋，秋月竹枝歌?！蹦峡?，即今江西南康。
中圖分類號：K249.3；K901.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4283（2012）06-0103-09
收稿日期：2011-09-25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09YJC770058）；天津師范大學博士基金項目（52WQ20）
作者簡介：鄧玉娜，女，河南省開封市人，歷史學博士，天津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
關于糧價的研究一直是清代經濟史研究中的熱門話題。近年來，運用清代檔案中的糧價資料來探討規律變化、通過計量統計的方法分析糧價數據的研究思路更是引人注目，成果斐然。但是研究區域多集中于長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研究對象多為米價，比較而言，關于北方地區的麥、谷、高梁等糧價的研究略顯薄弱。
本文選取清代道光至宣統時期（1821-1911）河南省糧價數據，主要從時空角度重點分析其長期變動趨勢、不同糧種之間的價格差異、地區糧價之間的不平衡格局三個方面，繼而聯系災害及糧產變化、作物種植及慣有經濟行為、區域地貌及交通環境等特性，從歷史地理角度解釋與糧價變化相關的因素，以期在更深層面上理解清代河南省傳統基層社會的經濟發展狀況。
一、清代中后期河南省糧價變化趨勢——以收成豐歉為中心的討論
根據歷史資料數據，我們可以得出河南省年均糧價的長期變動趨勢。以小麥、高粱、黑豆價格為例，明顯反映出糧價一直處于長期增漲的狀態并存在波動加劇的趨勢：光緒朝以前，糧價比較穩定，年際之間的價格波動較小，增長勢頭比較平穩；到了光緒朝糧價變得極不穩定，上下波動非常劇烈。在這一變化趨勢中有一處十分凸現的現象：即道光朝至同治朝糧價相對穩定時期僅有一次顯著地上升階段，即咸豐六、七年（1856-1857），其產生原因是咸豐五年（1855）發生的黃河改道。當時河決蘭陽銅瓦廂，由原來的奪淮河在江蘇北部入黃海改為奪大清河在利津入渤海，后段河道如同一條大尾巴橫掃江蘇北部、河南東部、山東西南部，受災嚴重，直接造成了糧價的急速上升。兩年之后的咸豐七年（1857），糧價才又逐漸在新的價格平臺上穩定下來，但較之災前糧食平均價格每倉石比過去上升O.3兩白銀。
糧食產量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環境制約，氣候、雨水、光熱等變化都會影響收成，繼而引起糧價波動。這些自然條件集中突變就形成災害，構成對糧產的最大威脅。公元15世紀至20世紀初的500年間，我國始終處于“明清小冰期”的寒冷時代，其中的冷暖年數并不是均等分布，而是呈現出明顯交替波動，分別出現了2個相對溫暖期：1550-1600年、1770-1830年，3個相對寒冷期：1470-1520年、1620-1720年、1840-1890年，此后氣候逐步回暖。[2]164具體到清代，就是順治、康熙兩朝尤其寒冷，雍正、乾隆、嘉慶較為溫暖，其后至清末又轉為寒冷。氣候的變化與災害的多寡關聯緊密，大體來看，寒冷期的災害較多，溫暖期的災害較少。
以河南省境內豫南淮河流域為例，15-17世紀，災害的發生次數越來越多，間隔年限越來越短，表明清初順、康時期屬于災害的頻發階段。18世紀即清代中期，災害減少，災際間隔拉長，形勢漸有好轉。到了19世紀，災害又呈現出群發的趨勢。比較17、19兩個世紀，前者旱災多，后者水災多。綜合水旱二災，前者的災害次數比后者多29次，災際間隔比后者短0.12年。所以，有清一代，該地區若按照災害發生期的頻繁程度排列，依次為17世紀、19世紀、18世紀。
圖1是清代各朝按照五年為單位統計的河南省特大水旱災發生數量，大致呈現兩端高、中間低的曲線，而且左端高于右端。這說明清代初期河南省的災害最多，中期較少，末期較多。分朝來講，順治至康熙初年災害最多，此后至嘉慶初年災害逐年遞減，至道光初年，災害的發生率持續保持谷底水平，屬于清代風調雨順的最佳階段。其后，災害漸多，至光緒朝，災害的發生再次出現了一個小，只是相對低于清初。
從受災范圍方面來看，對應糧價分析的時間區間，在有數據可考的災年內，道光時期的每次災害平均影響到60個州縣，大約占到州縣總數的56%。咸豐時期降低，每災平均有28個州縣受害，約占到總數的20%-56%。從同治至光緒十四年（1888），屬于受災高峰期，災縣的數量多集中在80個上下，占到全體州縣的60%以上。其中光緒朝前13年的情況最為嚴重，每災都有70%以上的州縣遭殃。光緒十五年（1889）至二十三年（1897），數量相對降低，約為54個州縣受害，所占比例一般在50%上下徘徊。此后至清代結束，每次受災的州縣數量增減不一，變化較大，所占比例的波幅也隨之增寬，約在6%-78%之間。
清代規定，各省督撫都要根據每年夏秋兩季的糧產情況向皇帝上報收成分數，以10成為最高標準，其次9成、8成、7成不等。與上報糧價一樣，上報收成分數在康熙年間逐漸形成制度并確立下來，此后一直延續到宣統朝。在缺乏歷史時期畝產、總產記載的情況下，這些數據可以為研究者考察糧產的前后變化提供參考依據。
先以乾隆朝為例，全省平均收成分數很少達到10成，但8成、9成的情況卻占到了80%，7成的有16%，6成的有2%。具體到每一年每州縣，則有26%的糧產收獲出現了10成，尤其在乾隆中期，收獲10成的州縣約占全省總數的30%-60%。除此之外，大多數收獲季節，大部分州縣的收成分數普遍集中于8、9成。在糧產降低時，出現6、7成的州縣數量一般不超過30%，6成以下的則更少。
再將道光及以后各朝的情況與乾隆朝相比，清代后期的收成分數明顯降低，并隨著年代的增加而遞減。道光朝的收成分數平均保持在7成水平，在前10年中尚處于7成、8成，以后逐次減少，特別是在后lO年內6成比較普遍并一直持續到咸豐朝。愈來愈多的州縣糧食減產。從咸豐朝開始，8成以上收成的州縣少有出現，90%的州縣收成集中在6成水平。此后更加嚴重，僅有個別州縣在個別年份出現過7成、6成的收獲，其余州縣的收成長期不滿6成。再往后即從同治開始至宣統朝，幾乎全部都是5成的收獲狀態。
據上文敘述可知，從清代中期以來，河南省的災害逐漸增多，隨之而來的就是糧食逐漸減收，糧產量逐漸降低。這樣以來，長時效內的糧食總供給量一直處于下滑趨勢，勢必引起糧價的長期增長。于是，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邏輯聯系：氣候寒冷一災害頻發一糧食減產一供應量不足一糧價增漲。當然，災害、糧產、糧價在短實效內是一種彼此相互作用的關系，如災害引起糧食減產，糧價增高，所以，清代后期隨著災害的不斷增多糧價也在不斷上漲。
但具體的某個特大災害對糧價的影響作用存在滯后性。如咸豐五年（1855）黃河大改道，糧價的高漲發生在咸豐六至七年（1856-1857）；光緒三年（1877）開始的大旱災，光緒四年（1878）糧價達到最高點。也就是說災害對糧價的影響作用有一個反映周期。根據王業鍵研究，糧價的短期上漲主要與“氣候變化的極端事件”緊密相連，“糧價峰值通常出現于當年或1、2年前有重大災害或者連續的自然災害發生之時”。視災害的嚴重程度而定，越大的災害反映周期越短，反之亦然。大致情況，災后月余糧價出現反映，在一年左右的時間會攀升到最高值。
糧價的影響因素很多，總體說來，除災害因素外，能夠影響到年均價格的主要還有銀錢比價、官府調控。清代后期銀錢比價整體表現為制錢的逐漸貶值，并且越到后來越加劇。如光緒年間的河南省“每銀一兩在光緒初年易制錢八九百文，光緒中年易一千一二百文，末年易一千五六百文，宣統至民國初年易二千一二百文”。制錢是民間交易的主要貨幣，由其變化所帶來的經濟影響的波及面積較廣，它的貶值程度大小，速度快慢直接作用于價格之中。所以，光緒年間糧價的劇烈波動與此因素不無相關。
值得注意的是制錢的貶值同時也存在于道光至同治年間，但是糧價卻相對穩定。比較合理的解釋是國家控制力的強弱變化。清代官府采取了多項調解糧價波動的方式，并結合行政法律手段加以懲治糧食市場、約束商人。直至同治年間，經濟的運行大致仍遵循著傳統社會的軌跡，這一套的宏觀干預方案依然存在并仍顯示出了效用。光緒時期，交通條件的改善、經濟聯系的加強、國內的外國資本越來越強硬，外國勢力插手內政越來越多，種種原因造成了朝廷政治統治力量的降低，特別是對地方控制力越來越減弱，傳統的經濟干預方案無法實力推行，作用越來越小，糧價越來越多的暴露市場自發調解之中，必然引起波動的加劇。這種解釋也見諸于李明珠的研究：光緒時期國家的宏觀經濟調控能力變弱，糧價的劇烈波動正是市場成為主要調解手段的結果。
另外，清代糧價的長期增長趨勢可以反映出經濟的通貨膨脹。光緒以前屬于溫和膨脹，國家對經濟運行具有調控能力，使得糧價趨于穩定；光緒時期，隨著國家控制力的降低，通貨膨脹一改溫和的面孔，其威脅社會經濟良性發展的一面逐漸增強。所以，清代的糧食價格是一種國家宏觀管理之下的市場價格，但在具體時段中，國家和市場這兩種調解手段所發揮的作用又有主次之別。即道光、同治時期，糧價基本處于國家能夠控制的范圍，它的短期波動主要來源于災害；光緒時期，國家對糧價的調解作用讓位于市場，價格的自發波動變成了主導糧食貴賤的主因。
必須承認的是，糧食的收成分數畢竟屬于一種概念性的估計值。特別是當其降至5成狀態時，進一步的細微描述就越來越少，導致同治朝之后大部分年限的收成分數缺乏變化。與糧價相比，其數據本身的精確度較低，不宜在數理統計中做二者相關性的精確測算。這里我們僅是指出了災害、豐歉、糧價之間存有緊密關系，但是具體達到了什么程度、與其他因素的比較分析等一系列問題還待繼續深入。
二、清代中后期河南省精粗糧的差價與比價
不同的糧食品種擁有不同的價格，如精糧小麥的價格高于粗糧高粱，“再查河南今歲秋收通省統計八分以上，現在粟米每石九錢至一兩二三錢，小麥每石七錢至一兩一二錢，谷子每石五錢至七八錢，高粱每石四錢至五六錢，黑豆每石六錢至八九錢”。此類情況反映在整體價格系統中就形成了彼此之間的差價。
以道光朝為例（圖2），精糧以小麥為主，粗糧以高粱、黑豆為主，以開封府的糧價為研究對象。30年間，小麥的價格一直遙遙在上，高粱、黑豆二者的價格比較接近，互有升跌，相交點較多。這樣的價格格局相對穩定。
為了便于了解不同種類糧食之間的價格高低變化，選擇以高粱價格為參照，其他糧價與之相減，可以統計道光朝30年間各類糧食年平均價格的差價情況，具體說來，以標準紋銀計值，每倉石小麥比高粱平均貴出0.39兩，最高值在O.47兩左右，最低值為0.3兩。因為高粱和黑豆之間互有貴賤，所以黑豆的差價出現了負值，但其負值相對較少，致使最后的平均值仍為正值，即為每倉石黑豆平均貴于高粱0.01兩，相差不大。
為了更清晰表現不同種類糧食之間的價格對比變化，再以高粱價格為標準指數值1，其他糧價與之對比，繼而可以得出各類糧食之間的價格比價：每倉石小麥平均是高粱的1.49倍，最高值達到1.61倍，最低值也有1.36倍。也就是說，人們用來買1倉石小麥的價錢大約可以買到1.49石的高粱，由于糧價的升跌，這個數量在1.61-1.36石之間波動。反之，人們如果用賣掉1倉石小麥后的銀兩再來買高粱，則大約會買到1.49石，甚至在糧價高的時候還會買到1.61石，最低也可以買到1.36石，幾乎多出了一半。同理，賣掉1倉石黑豆的價錢大約可以買到1.01石的高粱，并且會在1.07-0.96石之間波動。
同時，基于價格遞增指數分析可知，清代中后期糧價一直處于不斷上漲的趨勢中，不同種類糧食的價格增長速度也不同：從道光朝往后的90年內，小麥價格增長最快，其次是高粱，再次為黑豆。這90年中分段來看。綜合三類糧食價格，整體上表現出在道、咸時期增長比較平緩，同治年間逐漸提速，光緒時期變化最劇烈。
再分時段來看精、粗糧食價格的變化（表1），道光朝前中期，黑豆價格的增長暫居首位，并且高粱的增價也快于小麥。從道光后期開始到光緒十六年（1890），小麥的增價速度一躍成為第一位，此間高粱價格的增長速度總體高于黑豆，僅在同治末期、光緒初期的時候，黑豆趕超上來。在道光的后十年間，高粱、黑豆價格的遞增率處于谷底值，分別為負1%和負4%。在光緒七年（1881）至光緒十六年（1890）十年間，三類糧食價格的增長率都達到了峰點，小麥85%，高粱74%，黑豆65%。此后，小麥價格增長放緩，甚至光緒十七年至二十六年（1891-1900），其增價速度降至最低點，出現負值，僅有一4%的遞增率。與之相對應，此時期高粱則躍居首席地位，并一直快于黑豆價格的增速。
不難發現，由于小麥、高粱、黑豆價格不斷上漲并且速度不一，它們之間的價格格局也出現了相應變化，主要表現有二：
其一，精糧小麥對粗糧高粱的差價逐漸拉大，在光緒七年至十六年（1881-1890）間達到了最大值，每倉石小麥比高粱貴出了1.37兩，并且是高粱的1.77倍。從同治十年（1871）開始到清代結束，每倉石小麥和高粱的差價一直保持在平均1兩左右的水平。
其二，高粱、黑豆價格之間互有高低的情況逐漸被高粱價格的勝出所取代。這個現象發生在咸豐朝，此后高粱價格一直高于黑豆。到了光緒二十七年（1901），每倉石高粱和黑豆的差價達到最高值0.33兩，黑豆單價僅為高粱的0.86倍，這種形勢一直延續至清代結束。
在上述兩個方面的直接作用下，精糧、粗糧之間的整體差價隨之拉大。再根據方志中的資料（表2）反映出來的信息可知，這種拉大的趨勢一直持續到民國。由于史料來源不一，此表中小麥單價在光緒末年的時候就已經是高粱的2倍，接近于上文1.77倍的結論?？傊?，民國時期小麥、高粱之間差價繼續擴大的形勢仍然存在。同時這種形勢還存在于小米、豆子價格上。
清代，河南全境廣泛種植小麥。乾隆二年（1737）新任河南巡撫尹會一曾講“豫省產糧，惟二麥為最廣”，尤其指的就是夏收小麥，當年四月，他在由直隸進入河南的赴任途中，看到自彰德、衛輝至省城開封府沿路“各邑地畝種麥十之七八”。再如密縣小麥“遍地皆種，性質最佳”，鹿邑縣“小麥獨多”，宜陽縣“種麥獨多”，泌陽縣每介小麥登場之際，“麥穗堆成大小山”。此類表述在清代河南各縣的縣志中俯拾即是。
這種栽種局面形成的原因，除了自然條件適宜小麥生長、北方民食習慣影響、漕糧征收指定糧種[t6]146，另外一個重要的經濟因素就是精粗糧差價問題。河南民諺有“一麥勝三秋”之說，意思就是收獲一季小麥的經濟效益相當于三季秋糧。也有諸如“最貴者小麥”、“伏查中州最重麥收”的記載，尹會一更為詳細地論述道：“豫省民食以麥為主，故有一麥抵三秋之諺”，一是說明當地喜吃面食的習慣，更為醒目地是為了說明小麥本身的商業特點，因為“故每年二麥登場后，富商巨賈，在于水陸馬頭、有名鎮集，廣收麥石”，或者“開坊跴曲，耗麥奚啻數千萬石”，或者運往省外參與糧食長途貿易。乾隆年間嵩縣縣令在介紹本地生計狀況時，不無感概道：“輸貢賦則需錢，以供賓客修六禮則需錢，一切日用蔬菜柴鹽之屬，歲需錢十之五六，錢何來？惟糶粟耳。”豫南光州一代盛產稻米，也是以出售為目的：“向產稻米，為商賈販運，是以戶鮮蓋藏”。
可見，河南農家種植小麥主要是以出售為目的，商品性質明顯，作用等同于經濟作物。實際上，小麥的收益往往會大于一些經濟作物。所以，清代河南農民選擇了經濟效益最高的小麥廣泛種植，這是他們基于價格優勢做出的積極響應和理。對此我們不難理解清代農民家庭糶精糴粗的行為了：利用各類糧食之間的差價（并且這種差價還在不斷拉大），將價格貴的精糧糶賣以換取更多的銀錢，滿足家庭各項開支，其中包括買進價格便宜的粗食口糧。這是從經濟角度對糶精糴粗行為長期存在的觀察和解釋。并且，民國時期河南鄉間百姓依然如此。民國二十三年（1934）春、夏之間，交通大學研究所對平漢鐵路沿線農村地區進行經濟調查，其重要結論之一就是售精留粗、糶精糴粗乃是農民家庭增加農作物凈收入的慣常手段。
三、清代中后期河南省糧價的區域格局
糧食貿易形成長途販運的主要原因就是省區之間的糧食差價，即缺糧省份的糧價高、余糧省份的糧價低，販運商人因之獲利。就河南一省來說，內部各個區域之間的糧價也是高低不一，呈現出一種不平衡狀態。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表3中清楚看到。
清代中后期，河南全省糧價以豫北最高，其后依次是豫東、豫西、豫南。雖然糧價不斷上漲，但是這樣的分布格局相對比較穩定，僅在同治及光緒初年發生了局部改變，主要集中在豫西和豫東。單個來說，從咸豐十一年至同治九年（1861-1870），豫西糧價降至全省最低水平；同治十年至光緒六年（1871-1880），豫西糧價又上升甚至超過豫東位居全省第二位；光緒七年至十六年（1881-1890），豫東糧價則超過豫北攀升至全省最高。
以豫南糧價為參照值分別比較各區之間比價及差價。道光年間，豫北糧價與第二位豫東糧價之間拉開的差距較大，前者約高于后者30%，平均每倉石小麥貴出0.28兩。豫東與豫西、豫西與豫南的糧價差距則相近，分別是6%、8%，平均每倉石小麥分別貴出是0.06兩、0.08兩。也就是說，豫北糧價以較大的價格差價持續高出其他三區。從光緒中期開始，即光緒十七年至宣統二年（1891-1910），區域糧價之間基本呈現這樣的狀態，只是在后期豫東、豫西糧價的差距逐漸縮小。
成豐、同治時期，情況發生了改變，各區域之間的價格差距一一縮小，特別是豫北、豫東之間的糧食比價縮小到8%，差價縮小到0.09兩，整體上體現出全省糧價一致性增強。從同治末開始到光緒十六年（1890），由于豫東糧價波動劇烈，區域差價波動也隨之增加，忽大忽小，變化較多。
按照府州而論，以道光朝為例，豫北彰德、衛輝、懷慶的糧價分列前三名，糧價由北向南依次減少；豫東糧價以開封、歸德為高且比較相近，陳州居中，許州最低；豫西糧價以河南為高，汝州最低，無論是價格水平還是在區域內部所處的位置，陜州都與陳州的糧價相似；豫南糧價則以光州為高，南陽其次，汝寧最低。全省來看，彰德糧價最高，汝寧糧價最低。
整個道光朝30年，各府糧價的這種高低格局大致相同。并且，清代前期，各府糧價的大致格局和道光時期相仿，“查開封所屬地近省會，食指浩繁；歸德、陳州、光州等處境接江南，時多商販；彰德、衛輝、懷慶、河南等郡，或界連直晉或濱臨黃河，亦聞各處販運糧價均覺稍昂，其各府州所屬尚皆平減”，說明傳統社會各府糧價格局比較穩定。對比糧價較高的原因，開封府主要由于城鎮人口繁多，其他府州則主要與附近省份販買糧食較多有關。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府州糧價之間的格局逐漸發生了變化（圖3）。豫北三府雖然整體保持著高價但其中的衛輝府糧價降幅較大；開封府糧價增長最速，咸豐年間接近并超出豫北三府，此后一直為全省最高價；河南府也有很高的增漲勢頭，成為中西部地區除了開封之外的高價府；光州糧價逐漸降低，從同治中期開始成為了全省最低價。其他府州糧價的對比變動規律性不太明顯。
再探討清代前期區域糧價的情況。乾隆十八年（1753），據河南巡撫蔣炳上奏：“其各屬麥價河以南州縣俱每石在一兩以內，現各屬酌量采買以實倉儲；其河以北州縣每石價銀一兩一二錢不等，亦屬平減”，豫北糧價高于豫南。乾隆二十八年（1763），河南巡撫葉存仁也曾奏報當時的糧價格局：“至于各屬市糶糧價貴賤不一，大概省城一帶其價居中，最賤者汝寧、光州，而南（陽）、許（州）、歸（德）、陳（州）次之，河（南）、陜（州）貴于省城，而河北三府為一省之最貴者”?？梢?，清代前期糧價分布依然呈現為豫北最高、豫南最低，豫西貴于豫東，分列第二、三名。各府之間比較，糧價最高的出自豫北三府之中，最低者為汝寧或光州。
同時，葉存仁還就糧食價格與糧貿流通的情況加以描述：“光屬固（始）米多而賤，河北雖本地之價較貴而河以南臨河各屬又多販運渡河，是以其價雖貴而市米常覺充余?！痹ツ瞎庵莞畬俟淌伎h，糧產豐富，糧價便宜，商販多在此購糧后渡過黃河向北販運至豫北之區，原因是豫北糧價高，但是這種商業行為的結果是理想的，因為豫北市場的商品糧充裕。鑒于此，葉巡撫評價曰：“是以通省相較，雖貴賤懸殊，而各就本處言之則雖較貴之處亦皆習以為?！?，言外之意就是這樣的價格空間屬于常態，糧價和糧貿流通之間的關系相輔相成。
所以，清代河南省內區域糧價之間的對比格局比較穩定，大致為“北高、南低、東西居中”，部分時期豫東、豫西會彼此交換位置。價格導引流通，即糧食從糧價低的區域流向糧價高的區域，最終使得全省糧價趨于平衡，平衡在某個中心價格狀態。清代河南省糧食的內部流向大致為圖4所示。
豫南價格較低不難理解，因為當地土地肥沃，糧食產量較多。就全省種糧地的地力而言，豫南居首，“其土質有美惡之分，生產力亦有優劣之別，大約豫南為上，每畝生產之收入優者可值八、九元，劣者亦可四、五元。豫北次之，每畝收入優者可值六、七元，劣者三、四元。豫東又次之，優者可值四、五元，劣者不過二元。豫西最下，優者僅值三元，劣者不過一元”。同時，豫南河流分布廣闊，水運交通相對發達，便于糧食流通，所以糧價較低。
豫西情況比較明確，其處秦嶺山脈東延，擁有較多山地、丘陵地帶，地力水平在全省最低，糧產有限，交通阻塞。在這些客觀環境的限制下，該區糧食價格高于豫南。
豫東多為平原，是省內主要的產糧區，但種糧地的地力一般，不如豫南、豫北。但平坦的地勢使其陸路交通較便利，但水運不如豫南優越。這些自然環境制約使得當地糧價自然高于豫南。同時，豫東是全省政治中心所在，城鎮人口比例大，流動人口多，這又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糧食需求。所以，該區糧價又存在高出豫西的可能性。由于清代人口不斷增加，及豫東主要水運線路賈魯河逐漸淤塞，這種可能性愈來愈明顯，在清代后期幾乎成為了一種常態。
豫北的地力水平較高。即使擁有太行山造成的山地、丘陵地帶，即使存在不易種植糧食的土地，但是該區糧產還是有保證的，特別是黃河、衛河流域的糧產亦是較高。這種產糧情況要好于豫西山區，但是后者糧價反而較低前者。所以，造成豫北糧價高的原因除了自然條件外，更重要的是較之省內其他地區，在傳統社會中豫北屬于全省藥材主產地，出現局部與糧爭地的可能大；孟縣、溫縣為省內棉紡織手工業中心，求食商品糧的人群比例大；豫北為河南本籍著名大商人懷慶商人、武安商人的故鄉，境內棄農從商的人數多；便利的衛河水運還吸引著山西、山東、直隸的商民前來搬運糧食，“至各屬糧價較之三月份復得平減。惟接壤直隸、山陜地方多有商販水陸搬運，屢飭該州縣等聽其往來，不許留難阻遏，故糧價雖亦減落，而與別屬相較尚覺稍昂”。另外，還有一個特別的原因：豫北衛輝是清代河南省漕糧交兌重地，每年都會有遠離水次的州縣在這里購買糧食以完納漕額。這些情況都指向一點，即豫北成為了河南省內部主要的需糧區，對市場中的商品糧需求量大，糧價自然居高不跌。
區域糧價的形成是客觀地理條件、水陸交通條件、糧產量、作物種植、手工業發展、人口、災害、戰亂等諸多種經濟元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這些影響因素時常處于變化之中，單個因素的制約作用時大時小，表現為區域內部府州糧價的多變。
清代河南省糧價長期處于增漲的趨勢并越到后期波動越厲害，這與災害的頻發、產量的減低、國家管理力度的松弛等諸多因素息息相關。同時，不同種類糧食價格之間貴賤不同，雖然總體上一直保持著小麥貴、高粱賤的狀態，但是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精糧與粗糧之間的整體價格差距越拉越大，這是農家以糶精糴粗作為增加農作物凈收入的行為得以長期存在的原因之一。再從河南省內部不同區域來看，當時也存在糧價之間的差異，總體表現為豫北高、豫南低、豫東和豫西居中的格局（部分時期豫東、豫西會彼此交換位置），這主要是各區域不同的主、客觀經濟環境造成的；而糧食貿易則按照這個分布格局的相反方向流通，即從低價區流向高價區。
中圖分類號：G641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118（2012）04-0207-01
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當代中國的歷史地理學研究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歷史地理學的研究要想取得更大的成就，就必須注重吸收和借鑒相關學科特別是心理學學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以期更好的促進學科本身的發展。
一、歷史地理學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葛劍雄先生曾經指出：“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中國的史料不可能有多少新的發現。依靠現有的信息檢索手段，不久就能將所有的史料收羅無遺，傳統的歷史學和地理學研究方法也已被歷史地理學者推到了極致，要提高研究精度只能寄希望于現代科學技術的進步，只能進行多學科的、交叉的、綜合性的努力?！保?］在當前的歷史地理研究方面，理論的總結與探索應該說已經落后于學科的現實發展需要。歷史地理學作為一個獨立的綜合學科應該對研究方法的探索與應用給予足夠的重視，逐漸形成一個具有完備哲學理論和方法體系的學科，以此給后來的歷史地理工作者以理論和方法體系上的指引。
關于史學研究方法的重要性，杜維運先生曾經有這樣的論述：“歷史上有些史學原理與技術，不只被人類創獲一次，較古的史學家，利用經驗創獲一項史學原理或技術，終身用之，受益無窮?？墒菚r間一久，漸漸被遺忘了，后代的史學家，往往再利用同樣經驗以創獲同樣史學原理或技術，且可能重復到無數次。這是人類精力與時間的浪費。唯有史學方法成為專門的學問以后，才能充分保留此類史學原理與技術于久遠，以避免重復。積昔哲的遺產，啟后學的智慧，史學方法的功用，殆莫與京?！保?］歷史地理的研究方法，道理也如是說，只有我們創獲的研究方法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后來者才會避免走回頭路。
二、心理學對歷史地理專業教學研究的借鑒意義
歷史地理學是歷史學的二級分支學科，因而與歷史學有著天然且不可分割的緊密聯系。由于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是歷史時期的地理環境，歷史地理學的研究資料與研究方法多又與歷史學相同，因而歷史學科的研究方法一般都可作為歷史地理學領域的研究方法。所以要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談對歷史地理研究方法的借鑒，首先必須了解心理學與歷史學研究方法的相關綜合研究取得的進展及對歷史學研究相關的借鑒意義。歷史學研究中對心理學方面的重視，這本身不是什么新創造。修昔底德很早就指出“歷史解釋的最終關鍵在于人的本性”。作為修昔底德的門徒，歷史學家長期以來已經習慣于以當仁不讓的心理學家自居。
已發生變化的是心理學在歷史研究中占有的地位。［3］胡波先生也在他的書里說：“歷史是人的活動，研究和解釋歷史也同樣是人的活動。人的活動離不開人的主觀情感、精神和意志，而這是自然科學無法把握的東西，是不能憑著對理知、有意識的表達層次之檢討而獲得徹底的解決，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借助新心理學的工具?！币虼耍研睦韺W的有關理論和方法引進到歷史研究中來，是最自然不過和最必不可少的事了。心理學與歷史學的結合在歷史上曾經形成一些新的學科及學術流派，如心理歷史學、歷史心理學、心態史學等等。心理歷史學是現當代西方史學領域的新興學科，是綜合運用心理學和歷史學的方法來研究歷史的科學。依據其源流發展，理論方法及其傳播地域，又可分為兩大主要流派——心理史學與心態史學。心理史學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為理論基礎，以美國為中心的心態史學則由法國年鑒學派開創并倡導，以集體精神狀態為對象。胡波先生對歷史心理學的定義是這樣的：歷史心理學是運用心理學的知識研究歷史上的個體和群體的心里活動，及其對于創造歷史和認識歷史的作用和影響的一門邊緣學科。這些相關學科之間既有細微的區別，又有緊密的聯系。因此，我們認為：心理學的研究方法不僅可以運用于歷史學研究，亦當可以運用于歷史地理學的研究之中，利用心理學的研究角度，借鑒心理學的研究方法，來拓展歷史地理研究方法，促進歷史地理相關學科的發展。本文擬初步探討心理學研究在歷史地理研究的兩個分支學科中的借鑒意義。下面來談談具體的運用。
三、結論
總之，在歷史地理學專業的教學和研究中，心理學的研究方法大可借鑒，但也要區別情況而定。我們在研究中借鑒心理歷史的方法，并不意味著我們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抹殺與拋棄，如同物質與意識是相輔相成的一個事物的兩面，心理歷史學采用的心理分析的方法同樣可以作為傳統歷史研究的有益的補充。具體到心理學方法的應用實踐，一方面需要我們盡量具備心理學與歷史學的相關研究的知識背景，另一方面，也需要我們敢于嘗試心理歷史學的革新的先進的研究手段，比如定量分析的方法。
長期以來，在歷史研究及歷史地理學研究中，心理學方法的考量一直沒能引起學者們的足夠重視，嚴重影響了歷史地理學專業教學與研究水平的進步與提高。從目前的心理學研究的階段和成果上看，心理學能對歷史地理學專業教學和研究所提供的貢獻并不為多，學者們更多的是借用心理學的研究方法，拓寬歷史地理學的研究視野，重新審視歷史地理學以及歷史地理研究背后的歷史人文環境，這也許是心理學和心理歷史學等學科留給歷史地理研究者的寶貴財富。希望歷史地理學的教學和研究，更多地借鑒心理學研究的諸多方法，從心理學的視角去看待歷史時期地理空間發生的諸多變化，從而使其成為歷史地理專業教學和研究中的一個有效手段，使其逐漸形成一個具有完備哲學理論和研究方法體系的學科。
參考文獻：
二、高中歷史教學的特點
歷史地理學是一門交叉學科，它研究一定歷史時期的特點，人文景觀以及環境、人類發展和演變規律，對于高中生來說，歷史地理觀的形成對于塑造高中生人文素養，人文意識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因為這種交叉性和綜合性，所以在歷史的學習中，必須對各方面的知識進行綜合的運用，通過這種綜合運用提升地理歷史學習的有效性。
三、在歷史學習中運用歷史地理知識的作用
（一）提升學生學習興趣，提升教學效率
目前來講，高中知識的學習越來越重視學生素養的培養以及整體能力的提升。在歷史學習中，綜合運用歷史地理知識，一方面能夠通過加入一定的地理知識讓歷史教學更有針對性，更具有可操作性，以及歷史地理知識的重視和學習歷史地理知識有利于學生空間觀念、歷史地理知識的準確獲得；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學生空間觀念的形成。將這種空間思維運用到歷史學習中，能夠有效的提升學生的學習效率，使得歷史學習能夠具有可感性，客觀性，也更增加學生掌握歷史知識的方便快捷程度，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二）有利于提升學生的人文素養
對于學生來說，綜合能力的提升是其人文素養形成的一個關鍵點。通過對歷史地理知識的綜合學習，學生的綜合知識能夠得到進一步提升，從而提升學生的人文素養。兩種學科的融合能夠促進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形成綜合思維，將知識運用到實際的生活中，從而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通過人文素養的培養，能夠開拓學生的視野，對于學生綜合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義。
四、運用歷史地理知識提升高中歷史教學的方法
在高中歷史教學中，綜合運用地理歷史知識，不僅能夠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而且更夠提高歷史教學的質量，促進學生多方面全方位的發展。具體來說，做到提升歷史課堂教學質量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
（一）要注重人地關系
歷史知識的學習主要是對于人物以及歷史事件的學習，在學習的過程中，加入一定的地理知識，通過對于人地關系的講解，對于人員地域等的把握，能夠促進學生更加綜合深刻地了解歷史事件，以及歷史事件背后的故事。
（二）要把握歷史地域概念
對于很多歷史地域來說，不同的時期有著不同的名字，這些名字是當時歷史的縮影，通過對這些地域概念的認識和掌握，能夠更加深刻地理解當時的歷史背景。比如臺灣地區在歷史上曾有過數次不同的名字，琉球、小琉球等都是其曾經的名字，這和歷史事件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對于北京來說，大都、燕京等都是其不同歷史時期的名字。將這些歷史名稱和地域相結合起來，給學生進行講解，能夠增加學生對于地域的整體認識，增加對于歷史事件的掌握程度。
（三）以歷史地圖為切入點
在高中歷史課本中，經常有一些歷史地圖，這些地圖，是當時地域的標記，教師在進行授課的過程中，可以以這些歷史地圖作為具體的切入點，通過對歷史地圖的講解，將地域和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歷史知識充分地結合起來，從而讓學生在圖像和圖形思維中了解整個歷史事件，增加學生對于知識的熟知程度和掌握程度。
（四）加強歷史地理知識習題訓練
對于歷史地理知識的綜合掌握，在某種程度上可以通過知識習題的訓練來實現，在目前高考文科綜合的背景下，很多高考試題以及模擬題都將歷史地理知識融合在一起。雖然在教學的過程中，歷史地理是兩個不同的學科，但是在考試時候，卻要求對知識的綜合運用，這種將歷史地理知識融合運用的知識習題練習，對于學生提升歷史地理知識的整體能力，幫助學生形成綜合思維具有重要的作用。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可以對于學生知識的練習和習題的掌握進行一定的強化，通過強化練習題的方式來增強學生的整體能力。
（五）帶領學生參觀歷史地理遺跡
百聞不如一見，在歷史地理的學習過程中，到實地參觀考察，是一種重要的學習方式。教師可以通過帶領學生到歷史地理遺跡進行參觀的方式來幫助學生理解歷史地理知識，這種參觀可以是古遺跡公園，可以是古戰場，也可以是歷史博物館。如果教學水平和教學條件不允許到外地進行實地參觀，則可以通過視頻學習的方式，幫助學生形成和建立這種地理歷史知識的形象思維意識，幫助學生從整體上理解和把握歷史地理知識。
[中圖分類號]C91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432（2013）32-0094-03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速，城市研究方興未艾，城市管理學儼然已成為一門“顯學”。城鎮是區域經濟發展的重心，近20多年來，有關城鎮問題的研究在我國得到長足的發展，研究城鎮的大量專著和論文得到出版和發表。目前學界對城鎮體系下的市鎮研究頗為關注，論著層出不窮，多集中于研究市鎮的經濟功能和市場框架。有些學者從經濟史、社會史的角度做出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對市鎮的研究日益深入，在宏觀和微觀方面都取得很大的進步。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本文試圖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出發，吸收城市學、經濟學、社會學、地理學等多學科的方法，以探求歷史地理學視野下的市鎮研究的理論和方法。
1市鎮發展與城鎮體系的完善
市與鎮在宋代以前是不同的，市是指商業貿易之所，鎮則指軍事重鎮。自宋代以后，鎮開始演化成工商業中心，其軍事上的意義已經降到了次要地位。明清時期，市與鎮已經同列。市鎮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它們是隨著農業、手工業和商品經濟的發展而出現和興起的。市鎮的發展是農村市場發展的產物，它們主要是作為農村市場中心地而存在的，并發揮著城鄉市場媒介的作用。[1]它是商品經濟發展狀況的探測器，既屬于鄉村研究的范圍，也可視作是城鎮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的發展水平取決于商品化程度、交通條件和人口密度等因素。
任放給市鎮定義為：“明清時期介于縣城和村落之間的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商業實體?！盵2]在樊樹志看來，市和鎮作為地理概念和地理實體，是社會經濟發展到某種特定階段的產物。市是由農村交換剩余產品而形成的定期集市演變而來的，鎮是比市高一級的經濟中心地。[3]胡如雷強調市鎮的建立必須以一定數量的工商業戶的定居經營為前提，它與市集的“朝實暮虛”有明顯的差別。[4]劉景純認為，市鎮是適應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出現的以經濟活動為主要功能的小城鎮。[5]在筆者看來，市鎮是構成城鎮體系的基礎環節，是溝通城鄉的重要橋梁。同時，作為一地理實體，市鎮有著獨特的空間分布特征和經濟職能，是歷史城市地理研究中不可忽視的環節。歷史城市地理學不僅要研究歷史時期的都城，而且要研究歷史時期一級行政中心城市、二級行政中心城市甚至集鎮及其相互關系，把區域內的各級城鎮群體作為研究對象。因此，作為城鎮體系層級中的市鎮體系也是歷史城市地理學研究的重要內容。
隨著國土開發范圍的擴大，地域經濟的繁榮，也導致了邊防軍事重鎮和大城市草市的興起，成為我國小城鎮發展的伊始。據記載，我國軍鎮設置始于北魏，沿長城一線設置六大防御北方民族的軍鎮。到唐代，這類軍鎮除仍在北方設置外，范圍進一步擴大到西北、西南、東北地區。作為我國小城鎮前身的草市，興起于南北朝時期。中唐以后，由于經濟繁榮集中表現在手工業、商業的興盛上，隨著水陸交通的發展，草市的設置也因地方經濟的需要而迅速發展起來。在廣大農村交通要道之地逐漸興起了大批集市，從而發展成為農村的商品交換中心。不僅如此，有些草市由于其形成因素不同，又具有不同的職能，從而向專業市鎮發展。這樣就形成了由都城——道級駐所城市——府州級駐所城市——縣城——鎮及草市組成的比較完整的城鎮系統。
五代、宋元時期，草市逐漸演化為商業性集鎮。鎮市是比草市更高層次的經濟中心地，宋代鎮的性質也發生了重大變化。鎮市成為縣市與草市之間的市場建置，并在鎮市設置監鎮官，“諸鎮監官，掌警邏盜及煙火之禁，兼征稅榷酤?！辨傔@一地理層級，各地稱呼差異不大。至于市這一地理層級，各地稱呼各有不同，諸如：市、店、步、埠、墟、集、場、行之類。市的用法最普遍，因而市鎮并稱，使市鎮成為一個專門名詞。市也稱為店，以北方為多。它們大多處于交通要道或交通發達之所，政府常在此設置場務征收商稅。市也稱作步。宋代揚州附近的瓜步鎮在唐代稱為瓜步，是“舟艫津輳而遙系江南”的一個草市，瓜步鎮就是在瓜步草市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6]。市也稱為集，蓋取市集之意，市鎮因而也可稱作集鎮。北方的地方志中多有市集、鎮集或集市鎮店的條目。市也稱為亥市和場，多見于四川等地，當地俗稱“場集”。市也稱作行，蘇松一帶較常見。市也稱作墟，嶺南尤為多見，《廣東新語》有對其的詳細描述[7]，李龍潛先生認為：“明清時期廣東的墟市大體上有三種類型：一是沒有固定字號商鋪的定期市場，稱為“墟”；二是設有固定字號商鋪，“常日為市”的常開市場，稱為“市”；三是“市與墟兼之”的市場，可稱為“墟市”?！盵8]加藤繁先生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認為清代廣東的農村墟市比中國其他地區發達[9]。這種現象出現的原因可能是廣東清代以后一口通商成為對外貿易中心，商品流通發展的結果[10]。市的名稱存在地域性差異表明，市的興起和發展是一個普遍現象。它的名稱雖因地而異，但結構功能卻大致相同，體現了歷史的統一性和多樣性。
在宋代，隨著地域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城鎮體系等級系列逐步完善，已有明顯的等級規模關系，市鎮體系初步形成。明清時期是市鎮迅猛發展的時期。由于商品經濟的崛起，帶來了城鎮數量的增加、地域分布的擴展和城鎮間經濟聯系的加強。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①市鎮間人口規模等級形成。②農村集鎮大量興起。③小城鎮人口增長迅速。明清時期城鎮地域空間結構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江南市鎮蓬勃發展。由于商品性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對外貿易量增加，從而促進了沿海地方港口市鎮的發展，城鎮體系的等級規模結構形成。
2市鎮與城鎮化
城鎮化是鄉村變成城鎮的一種復雜過程，也被稱作城市化、都市化。對這一過程的理解，不同學科有很大的差別。歸納起來有社會學、人口學、經濟學和地理學的不同概念。社會學家認為，城鎮化是一個城市性生活方式的發展過程，它意味著人們不斷被吸引到城鎮中，并被納入到城鎮的生活組織中去，而且還意味著隨城鎮發展而出現的城鎮生活方式的不斷強化。人口學家認為城市生活方式的擴大是人口向城鎮集中的結果。城鎮化就是人口向城鎮集中的過程，這種過程可能有兩種方式，一是人口集中場所即城鎮地區數量的增加，二是每個城鎮地區人口數量的不斷增加。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城市性的生活方式是一種以非農業生產為基礎的生活方式，因此他們把城鎮化看成是由于經濟專業化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人們離開農業經濟向非農業活動轉移并在城鎮集聚的過程[11]。上述對城鎮化的不同理解，不是互相抵觸而是互相補充的關系。城鎮化過程是一種影響極為深廣的社會經濟變化的過程，它既有人口和非農業活動向城鎮的轉型、集中、強化和分并，以及城鎮景觀的地域推進等看得見的實體的變化過程，也包括了城市的經濟、社會、技術變革在城鎮等級體系中的擴散，并進入鄉村地區的過程。甚至包含城市文化、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等向鄉村地域擴散的較為抽象的精神上的變化過程。
在縱剖面上，對城鎮化也有不同的理解。國外有人把城鎮化過程追溯到幾千年前城鎮出現的年代，分古代的城鎮化和現代的城鎮化。國內也有人把城市在地球上出現之日起到鄉村城市化完成，城鄉融合時止這樣一個長過程作為城鎮化過程。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城鎮化只是工業革命以來開始的過程。筆者認為，自從城市產生之日起城市化就揭開了序幕。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城鎮化方式，中國的城市化大體上可分為四個階段，即：①古代傳統城鎮化階段，這一階段主要指明清以前的城鎮化過程。②近代時期，主要指明清時期。城鎮化出現了新的因素。③近現代時期，主要指晚清民國時期。④當代城鎮化階段。歷史地理學著重探討前三個階段的城市化進程，其中主要側重于對城鎮化的空間發展過程及對城鎮體系層級的探討。
市鎮網絡體系也應是歷史地理學應研究的內容。所謂市鎮網絡，是指市鎮在空間上的分布，包括平均每州縣市鎮數、市鎮密度、市鎮平均間距等方面，通過市鎮網絡可以看出一個地區的市鎮發展水平。市鎮密度是指單位面積內的市鎮數，可用區域內的市鎮數除以區域單位面積求得。市鎮密度的計算可以采取不同的標準，據研究范圍而定。有的學者將市鎮密度稱為市鎮率，認為市鎮密度是指每平方千米內的市鎮分布狀態，可以用單位面積內的市鎮總數和該單位的總面積相比，求得一個百分率來表示[12]。與市鎮密度相關的概念還有市鎮貿易范圍和貿易半徑，能反映出市鎮體系的層級關系及市鎮群體的輻射力量。市鎮是最基層的中心地，它總是分屬于一定的行政區劃中，與行政中心地構成相互聯結的網絡。因而，州縣區劃的幾何形狀和治城的位置往往影響市鎮的空間布局。一般而言，縣治在其區劃中的位置有三種，從而導致市鎮空間位置亦不盡相同。一是縣治位于區劃范圍中心。在這一情況下市鎮往往較均勻地分布于縣治輻射而出的交通要道上，形成“眾星拱月”式結構。二是縣治位于區劃中心，市鎮偏離兩翼，這種結構發生在條形區劃中。三是縣治居于一隅，市鎮分布呈扇形。[13]
城市化、城鎮化代表著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進程，也是現代化的重要指標之一。歷史證明中國的城市化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不像西歐的城市是在與領主的斗爭中發展起來的。中國城市起源早，與王朝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并成為各級政權機構的所在的，是按“王制”規劃而構筑的。但是到了明清時期，中國的城市化出現了新趨勢，即大眾城市發展基本上停滯了，只是逐漸地增添了某些經濟職能的色彩。城市化的道路則更多地表現為許多市鎮的興起，城市化的主流則演化為由經濟職能為主導的市鎮群的形成。市鎮是城市的微型或縮影，是城市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大中城市通過市鎮與廣大農村保持著密切聯系，形成了整個社會經濟的完整體系。市鎮是部分地脫離農業生產，以從事手工業、商業或服務業為主的經濟實體，它占有一定的地域，擁有相當數量的非農業人口的居民集結點，它是一個社會實體和地理實體。
綜上可知，因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巨大差異，不同時期不同區域的市鎮風格各異。因此歷史地理學視野下的市鎮研究不僅要探求其空間分布的地理差異和其內部空間結構特征，更要注重對其產生如此差異和特征的自然環境的探討。不僅要進行對微觀市鎮社區的研究，而且要進行對區域市鎮的比較研究，力求做到點線面的結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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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K901.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4283（2012）04-0028-07
一、商業地理學的發展歷程與學科特點
商業地理學是研究商業活動的地理現象和規律的學科，即研究地球表面人類商業活動與各種地理要素相互關系的科學。從學科從屬關系看，它屬于地理學中經濟地理學下的一個分支學科。但從它的發展歷程看，它又遠遠早于經濟地理學的產生而產生，是古代地理學中最早分化出來的分支學科之一。
商業地理學的產生，可以上溯到公元15世紀左右，它的出現具有深刻的歷史背景與環境因素。15世紀以后，隨著地理大發現與歐洲資本主義經濟的出現，在資本主義原始積累以及重商主義的刺激下，歐洲許多國家不斷進行海外殖民，商品的對外輸出量增大，商業活動遍及世界各地區，有關世界各地商品生產、銷售以及運輸路線和貿易市場等情況的了解，對歐洲各國的經濟繁榮和對外擴張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于是，在一些資本主義發展速度較快的海洋型國家中，商業地理的研究逐漸興起。當時的研究范圍主要集中于各國、各地區的物產及資源分布、集散中心、貿易關系、城市港口以及運輸線路等與商品生產有關的地理因素的描述。在當時它豐富了世界商業地理的知識，同時也標志著古代地理學的分化。最有代表性的著作為1889年英國G.G奇澤姆的《商業地理手冊》，被稱為經濟地理第一書，然而，就其研究的主要內容來看，其回答的是何地可以廉價購進和高價售出何種物品，嚴格來講，它是商品地理，而非商業地理。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由于世界經濟的發展，現代科學技術在生產方面的推廣與應用，使許多國家的農業與工業生產水平不斷提高，國民經濟各部門技術含量增高，其間的聯系也更加緊密，伴隨著經濟地理學的產生，綜合的經濟地理學研究逐漸取代了商業地理學的主要研究領域，并擴展到對世界各國和各地區的生產、消費、貿易、運輸等一系列經濟現象的綜合研究，商業地理學成為部門經濟地理學的分支學科，其研究的重要意義有所削弱。
20世紀上半葉，西方地理學研究中出現了所謂的“計量革命”，它成為20世紀地理學的頭等大事，將數理計量方法與學科理論相結合，并帶入到具體的實證研究當中去，產生出各種以模型分析為基礎的空間行為理論模式。如農業地理學中的農業區位理論，工業地理學中的工業區位理論，而30年代初，德國學者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提出中心地學說，則進一步奠定了商業地理學的理論基礎。中心地學說主要闡述了聚落與市場分布的關系，通過市場的空間分析，強調人類活動與空間組織內在的關系，這就使商業企業空間分析方法得到強化，市場空間分析理論在商業地理學中加以運用。商業地理學逐漸走出對商品產銷關系的簡單描述，進而轉向對市場空間關系的分析，形成自身獨特的理論體系，商業地理學再次復興，并由近代商業地理學開始轉變為現代商業地理學，領域不斷拓展，理論不斷加強，形成獨特的研究內容與方法。
20世紀70年代以后，行為地理學、結構主義地理學、后現代主義地理學進一步出爐，豐富了地理學的研究內容，同時也使得地理學研究形成多元結構，商業地理學首當其沖，隨著二戰以后，尤其20世紀60年代以來，世界范圍內商業經濟的發展，商品流通在經濟系統中的地位日趨顯著，對于城市零售區位結構的研究，如貝里（Berry B.J.L）對于商品流、市場中心和零售商業的研究；墨菲（Murphy R.E）對中心商業區的研究；對新商業中心的規劃，分析區際商品流及市場網絡系統等等，新的研究理論與方法不斷注入到市場的空間分析當中去，從宏觀到微觀，從定性到定量，形成今天地理學中最活躍的一個分支學科。其理論也不斷熔入區位論、數量方法以及經濟學、行為科學乃至社會學的方法，出現了大量有關商業、服務業空間分析的理論和方法，研究領域不斷拓寬，研究方法不斷更新，商業地理學又煥發出新的活力。
從商業地理學的發展歷程來看，雖然它曾經歷過從商品地理到商業地理的發展過程，中間也幾經周折，至今仍有人強調可以用“商業活動的地理學”或“零售業和服務業的地理學”或“市場地理學”等名詞來代替商業地理之名詞。但從整個學科研究對象與范疇來講，我們可以說商業地理學是地理學中比較成熟的學科，其研究對象與研究內容基本得到地理學者的普遍認同，這對于規范歷史商業地理學的研究無疑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二、歷史商業地理學的概念、理論與研究內容
歷史商業地理學是歷史地理學的重要分支學科，它脫胎于商業地理學，是研究歷史時期人類商業活動地理現象和規律的學科。即研究歷史時期地球表面人類商業活動與各種地理要素相互關系的科學。
人類的商業活動不僅具有地域性，同時還具有顯著的歷史承襲性。商業市場分布與商品流通格局所表現出來的地理特征，往往具有一個歷史的形成過程，對于區域經濟發展來講，地理要素的空間作用同樣不可忽視。因此，探求歷史時期商品生產與商品流通網絡的空間組合與地域分異，闡釋當代商業景觀與區域分布的歷史成因，尤為必要，也是歷史商業地理學所應回答的問題。中國的文明歷史悠久，各地區商業活動的歷史變遷影響深遠，而在中國傳統史籍中又從來不缺乏有關上述商業活動的歷史記載，這對我們進行相關領域的研究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中國最早的地理學名著，成書于戰國時代的《尚書·禹貢》，已對中國主要商品的產銷區域和運輸路線作了記載。西漢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列傳》和東漢班固的《漢書·地理志》，對人口、經濟、物產、交通、商業和城市的分布及地區差異，也有詳實的記載和評論。司馬遷十分注重人類社會商業經濟的發展，強調國富民強，農、工、商三者缺一不可，“農不出則乏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而地理環境往往又是經商致富的源泉，范蠡為越王句踐的謀士，助句踐雪會稽之恥，以后“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于人……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這里司馬遷明確強調朱公經商對地理環境的選擇，強調朱公之所以能夠19年之中三致千金，以“天下之中”的陶為貿易基點是其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以后歷朝歷代，大到全國性的地理總志，小到地方層面上的州縣方志，對于地方物產與市鎮結構也多有詳細的記錄，不論商業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亦或偏遠落后的西部省份，可見歷代統治階層對于地區商業發展的重視程度。那么，我們說歷史商業地理學究竟應該研究哪些問題？又能夠解決哪些問題呢？
（一）歷史時期地域商品生產的空間差異及其變遷
商業地理緊緊圍繞著市場與流通的空間特征而展開，而商業市場與商品流通都離不開特定的物質基礎——商品。商品生產受自然地理條件的制約，不同的地域形成不同的商品生產，由此構成勞動的地域分工，是商品流通的前提與保障。馬克思在1857年論述交換與流通時指出：“交換的深度、廣度和方式都是由生產的發展和結構決定的?！狈粗?，“當市場擴大，即交換范圍擴大時，生產的規模也就增大，生產也就分得更細”。歷史商業地理雖然研究的是以往時代的商業活動，但所要回答的同樣是市場結構與流通體系之關系這樣的命題，因此，要研究歷史時期的商業地理問題，首先就要闡述歷史時期地域商品生產的空間差異。
從商業地理的產生，我們已經可以看到，最早的商業地理學主要就是關于商品生產與商品流通的地理，如奇澤姆的《商業地理手冊》重點即在告訴人們何地有什么樣的商品生產，又流通到哪些地區。在今天來講，人們對于各地商品性生產的重視程度更有過之，大到全球尺度，中到國家尺度，小到地方尺度，相關研究層出不窮。有人以為，經濟地理的產生，可以更加全面地研究各地生產的配置與地域分異，完全可以取代商業地理學中的商品生產。其實不然，無論從農業地理還是工業地理的角度來研究地區生產布局，都無法取代商業地理學中商品生產的地域格局，因為三者在地域生產中所關注的問題是截然不同的。商業地理學所關心的生產是商品性生產，換言之，與商品無關的生產并不在其研究范疇之內，這也是商業地理學研究的生產與農業、工業地理學相關研究存在的最大區別。在農業與工業地理學中，我們只需區分各地的地理條件與資源分布作用下的生產，而商業地理學則需進一步區分各種生產的商品性與自給性問題。
歷史時期商品生產的空間差異及其變遷受各地自然與人文環境影響，與地區的發展進程相一致。中國古代的商品生產地區差異很大，它為歷史商業地理學中商品生產的研究提供了廣闊的天地。
（二）商路與商品運輸條件研究
商路是溝通商品流通的渠道，商路與商品運輸條件的好壞直接影響到地區商品生產的暢旺與商業市場的興衰。從市場分析的角度來講，由商業交通網所聯系起來的港、站、碼頭、樞紐的分布走向，是形成商業網點、商品集散中心、貿易中心的前提與條件，它不同程度地受到自然條件與人文環境因素的影響，構成區域市場分布格局的骨架。就商品流通來看，交通條件的好壞直接影響到商品的成本價格和交易路線。商品經過運輸，不會增加使用價值，還會產生損耗，又要支付運費，但是，“物品的使用價值只是在物品的消費中實現，而物品的消費可以使物品的位置變化成為必要，從而使運輸業的追加生產過程成為必要”。商品的地區流通必須通過交通運輸才能實現和完成。尤其歷史時期，傳統交通工具簡單，車拉馬馱，交通條件的好壞直接影響到地區商品流通的暢旺。據李吉托·尤恩《日記》第1卷中說：“中國的陸路交通費用高于水上交通的二十至三十倍?！睆慕裉煳覀兊难芯拷Y果來看。明清江南商品經濟的發展要遠遠高于北方地區，優越的水上運輸條件是其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就明代陜西的陜北與關中兩區來看，僅在棉布差價上即有數倍之差，也是由于交通道路追加的運費所造成的結果。因此，區域道路交通是商品流通的前提與保障，是商業地理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1 商路同驛路的分離與商業地理區劃問題
驛路在中國古代出現較早，多由官方開辟或加修，為官方信息往來的交通主干道，從秦始皇修筑“馳道”與“五尺道”，歷代王朝都非常重視驛路交通的維護，關于這方面的記載與研究也極為豐富。但商路與驛路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吻合的，這樣，根據商人經營貿易的需要，有關各地商路的記述也不斷見諸史籍以及民間文集。諸如《天下水路驛程》《通商便覽》，民間商書有關內容也不斷增多，而商路往往是聯系市鎮間往來的橋梁與紐帶，研究驛路與商路的分離對于我們理解歷史時期商品交流的地區關系有很大的幫助，也可以以之窺測古代社會政區區劃與商業地理區劃之間的聯系與差異。
2 商路改變與市場結構性變遷
由于商路對于市場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商路改變經常會引起市場的變動。中國古代商路包括陸路交通、水路聯系等多重紐帶，水、陸交通的開辟直接會促進一個地區商業市場的繁榮與商業市鎮的興起。明清京杭運河的興衰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中國傳統時期地方經濟開發與經濟重心轉移直接與交通相聯系，這樣的案例不勝枚舉。
（三）商業市場的地域分布格局
商業市場是商品流通的載體與承擔者，“市場是流通領域本身的總表現”。現代商業地理學在分析研究商業地理過程中往往以市場研究為起點，歷史商業地理研究同樣要抓住此點。
市場往往包括城鎮市場與農村市場兩個方面。城鎮市場依托商業城鎮，是各經濟區主要的商業中心，是在區域內擔負區內外商品交換中心作用的大市場。它輻射性強，具有商品集聚性、服務開放性等特點。同時，它又分層級布設，有區際的、省際的乃至各經濟小區的，不同層級的商業中心影響范圍不同，吸引的門檻值有別，然而往往都是大的商業中心城市依托中小商業城鎮，實現和擴大自己的集聚和輻射功能。在現代社會，商業中心城市發達與否直接關系到區域商品經濟發展程度的高低，是衡量區域商品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歷史時期商業城鎮都經歷過一個成長、演替的發展過程，與區域間經濟開發的歷史進程相一致，中國古代商業城鎮在時間上有從北方向南方集中、過渡的發展趨勢，在空間上也表現出這種分布形態。商業城鎮在區域間分布的不平衡，受到自然與人文地理環境的雙重作用，考察區域商業城鎮發展的歷史進程與分布規律是了解一定區域內商品經濟發展以及城鎮化水平的重要杠桿，因此，對歷史時期一定區域內商業城鎮分布的研究是歷史商業地理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具體研究過程中，大體應注重兩個方面的研究。城鎮市場的空間發展與演變過程是研究的一個主要方面；城鎮市場空間結構的分析則是另一個重要方面。
農村市場是中國傳統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市場體系中最基層單元之一，也是聯系城鄉之間、市鎮之間以及農村本體的經濟中心地。中國傳統經濟以小農經濟為主體，廣大的農村市場不僅數量多，而且在商品交換、社會聯絡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也非常重大，因此研究區域商品經濟發展的地域格局，考察農村市場的發展與作用是其中的重要一環。
1 商業中心的地域格局
商業中心是擔負一定區域商業活動中心職能的城市。商業中心的形成是由經濟條件、交通網絡、城市腹地等等眾多因素促成的。商業中心的地域格局是通過對一定區域內各種經濟要素的分析，來深入理解商業中心的成長經過及其影響因素，商業中心可以是一個單體商業都會，但在許多地區也會出現復雜復合的商業實體，這些結構組成各異的商業中心往往受政治、制度與文化傳統的多重作用。中國古代的商業中心往往隨著地域經濟的開發而成長，春秋戰國時期的商業都會，貫穿北方，雒邑位于秦、齊、楚、趙之間，被稱為“天下之市朝也”。陶（今山東定陶）地處中原主要水運航道濟、泗二水的交會處，為諸國“貨物所交易”的“天下之中”。濮陽（今河南濮陽）為戰國時衛國的首都，也是地處水運要沖，是可與陶相媲美的商業都會，史書常稱“富比陶、衛”。齊國都城臨淄更是戰國第一大商業都會，“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韓國舊都陽翟、燕都薊城等等，都是當時重要的商業中心，這些商業中心的組成與結構雖與當時諸侯王國的地域結構有一定關系，但其發展與北方經濟區的開發程度也具有很大的關聯性。
商業中心一般與行政中心相一致，但在許多時期、許多地區，商業中心又常與行政中心相背離，這種商業中心的分布格局組成一定經濟區內特殊的經濟景觀。唐都長安作為絲綢之路的起點，可謂國際大都市。中唐以后，伴隨南北運河的開發，長江下游以及南方經濟的繁榮，大大促進了這些地區城市的成長與商業繁榮。尤其揚州，作為運河水運交通的樞紐城市，政治與經濟地位空前提高，逐漸成長為全國第一商業都市，所謂“揚一益二”成為中唐以后南方經濟崛起的重要標志，因此，唐代后期，中國商業中心與政治中心是南北分離的。明清以后，隨著全國性工商市鎮興起，這種現象就更加普遍，各地區、各省區均出現一定數量的發達的商業市鎮，經濟發展程度超越其所在府縣，如明代的“四大聚”，佛山、北京、蘇州、漢口，其中除首都北京外，均不是地區行政中心，佛山與廣州，蘇州與南京，漢口與武昌，構成政治與經濟中心的分離。當然，除此之外，有些地區還出現幾個商業市鎮共同構成大的地域商業中心，如明清時期的西安、涇陽與三原縣就是一例。這些均是歷史商業地理學值得研究的經濟現象。
另外，歷史時期城鎮市場的布局具有一定規律性，尤其是作為區域商業中心城市，商業街區布局、專業市場興衰往往受區位選擇規律的制約，是偶然性與必然性的矛盾統一。歷史商業地理研究歷史時期商業中心城市市場分布格局，可以充分理解封建時代商業發展與城市經濟兩者的互動關系。歷史時期區域商業中心的研究與現代不同，歷史時段變換，社會形態差異，以及交通道路改變均會影響到商業中心的成長，也會造成商業中心位置的遞嬗。因此，研究歷史時期商業中心的產生及其發展演變規律就成為歷史商業地理學關注的重要問題。
2 城市內部商業區位的選擇及其影響因素
城市內部商業區位的選擇問題在今天的商業地理研究中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話題，無論從帶狀環形布局、扇形結構、楔形結構還是多中心結構，無不圍繞著商業中心而展開。歷史時期商業中心內部的市場區位選擇同樣值得我們深思。今天我們所能夠了解到漢長安城存在“九市”；唐長安坊市結構的中規中矩的“東、西兩市”結構；北宋東京城市場結構突破坊巷限制，進一步發展為沿街、沿河的市場景觀；從元大都到明清北京城的市場由點狀分布到具有中心地結構的市場與廟市分布等等；雖為都城，但卻能夠讓我們看到中國市場發展的結構性變化。而事實上，這種變化并不僅只體現在都城一個層面，大到府、州，小到縣、鎮無處不在，尤其明清以后，由于地區商品經濟的繁榮，市場突破城墻、突破關墻，關城面積的擴大、關外沿河市場的崛起以及由市場擴大進而加筑城墻而引起的城套城現象比比皆是。這些城鎮發展的外在表象，實際上無不體現出特定歷史時期的經濟與制度發展變遷的內涵，有些甚至與特定時代的文化與風俗相聯系，透過現象看本質，對于我們理解中國經濟的空間發展進程均具有重要意義。
3 邊疆區、邊緣區與過渡地帶的市場結構研究
邊疆區的市場發展往往受外在因素影響更多，市場的興衰起伏劇烈，市場結構也較為復雜，受國家政策與制度性因素影響較大。明代長城沿線市場的空前繁榮，完全受軍事駐屯的影響，形成長期的軍事供給與軍事消費市場，市場出現超前發展的狀況，這種軍事消費所帶來的影響是一時的，經常會隨著軍事防衛體系的變化而變化，市場的歷時性不高，但是有些時候它的作用與影響又會持續相當長的歷史時期，甚至遠及當代。邊緣區的市場研究也是目前學術界關注較少的話題，可以是農牧交錯地帶，可以是兩種地貌的過渡帶，其市場的結構均呈現出與中心地帶極大的差異性。這些研究都會豐富我們對傳統市場結構的認識，同時也有助于我們理解地貌條件是如何影響市場發展的。
4 商業中心與城市腹地關系研究
城市腹地研究是現代地理學研究中的重要內容，也稱商圈，商圈的形成受多種因素的影響，民族結構、人口規模、地貌特征，交通道路、文化背景等等。城市腹地的一個重要體現就是各地間的商貿聯系，大到全球尺度，近代以來世界主要海港與貿易中心及其腹地結構；中到國家尺度，古代國家間的貿易關系，貿易與空間擴張，陸路與海上交通線的開拓與區域商業空間的拓展，貿易與國家間的空間控制等等；小到地方尺度，從一定地域，一定省域，乃至某個縣域出發，研究其腹地的結構。商圈不受行政區劃的影響，跨縣域、跨省域、跨地區的現象時常存在，歷史時期這樣的現象也很突出。明清時期，陜北地區與山西省的商業聯系遠比省會所在的關中地區緊密得多。陜南地區的商貿聯系則主要針對湖北與四川，這些受自然條件與地理因素影響的商業區的形成，及其與中心商業城市的結構關系往往也有一定的歷史承襲性。
5 市鎮興衰的諸要素分析
中國古代市鎮的興盛多是由市場主導發展起來的，而市場在一定區位的設置與選擇又有著非常復雜的歷史背景，并受各種要素綜合作用。明清時期是中國地方市鎮普遍發展的歷史時期。明清江南市鎮的興起過去一直作為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典型案例來分析。近年來，隨著各方研究力度的加大，生態學、環境學、社會學與地理學等交叉學科理論的引入，進一步開闊了人們的學術視野，從區域開發的角度人手，對市鎮興衰起伏的研究讓我們看到了各市鎮發展的階段性與空間轉換，更提醒我們對各市鎮的興衰條件進行微觀分析，近年來許多學者沿此方向做過諸多有益的嘗試。制度因素影響市鎮發展也是不容忽視的話題，一些市鎮成長過程中的非經濟因素的影響，如糧長制與明代市鎮成長的關系等等課題均值得我們思考。另外，隨著歷史地圖學與GIS的應用，更加方便了我們對區域市鎮發展作長時段與空間模擬，突破縣界、府界乃至省界進行不同地貌條件下的分析成為可能，這些都為歷史商業地理研究開拓了新的探索空間與學術視野。
6 農村市場形態研究
農村市場網絡結構分析是歷史商業地理研究的另一重要課題。中國封建社會往往強調以農為本，在廣大的農村中，農民成為封建國家最主要的支柱。中國封建社會的生產結構為小農經濟，這也就決定了封建時代的市場經濟不同于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農民是封建社會市場中商品的主要生產者，也是最主要的消費者，分布于封建社會最底層的商品市場就是廣大的農村市場。農村市揚不僅數量多，而且在商品交換、社會聯絡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也非常大，它是市場體系中最基層單元之一。因此研究商品經濟發展的地域特征，考察農村市場的發展與區域分布規律是其中的重要一環。
中國傳統農村市場大體包括農村集市與廟會市場兩種形態，兩者均作為定期市擔負起農村商貿往來的紐帶與橋梁作用。但在不同地區，不同環境下兩者的作用與影響截然不同，在市場層級中所處地位又有所不同。在施堅雅的市場體系中，廟會市場是被完全排除在市場層級之外的，那么對于中國傳統廟會市場的歷史定位又是怎樣，在邊疆地區、邊緣地帶廟會市場的作用又非它類市場可以替代，中國面積廣大，自然條件、人文環境與民族格局差別非常大，多元市場格局表現明顯，影響農村市場空間發展的要素研究是商業地理學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四）區域商品流通格局與商貿區研究
區域商品流通格局分析是對整個區域商品的流向與流通格局的分析考察，是在地域商品生產的基礎之上所作的商品流通地理分異的研究，是研究商品產地與銷地聯系的重要環節。在中國古代地方志物產卷中大都保存有對各地“貨屬”的記載，它們既包括流通于本區內的產品，同時也包括售出境外的商品，這種商品的流通古來即有，且各地區間的差別也非常明顯，這些內容都為區域商品流通格局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也為我們更加深入地理解商品流通格局，進一步劃定商貿區提供了可能。商品流通格局受地區自然條件限制，交通與市場結構影響了商貿區的發展，不同歷史時期地區的商貿格局會產生一定的變化，制度與經濟條件的制約都會影響到商貿區的轉變，研究一定歷史時期商貿區地域格局及其與行政區劃劃定、文化區的形成都會有一定的幫助，可以更好地理解地區經濟文化發展的互動關系。
三、歷史商業地理學與相關學科的關系及其研究意義
歷史商業地理學與商業經濟學存在著密切的聯系。這主要是因為歷史商業地理學研究中要面對歷史時期各種商業經濟現象。商業活動的空間差異是由于生產力發展水平、地區經濟基礎以及區域經濟結構不平衡性表現出來的，對于這些指標的衡量，需要以商業經濟學的方法為依據。商業經濟學的一些理論同樣適用于商業地理學，如區位論、空間價格、區域成長理論等，時常被商業地理學所采用。但是，商業經濟學與商業地理學在研究對象上又存在著截然不同的差異，商業經濟學是研究商品流通領域中以商業為媒介的經濟關系及其運行規律，其中包括商業結構、商品流通形式、商品同市場相統一的運行機制等。兩者均研究市場，在這一點上存在著共性。但商業經濟學所研究的市場側重于市場機制與供求關系；商業地理學則研究市場的網絡結構及其與周圍環境的關系，在分析商品市場的同時總是結合地區條件，并且是以地區流通為中心，聯系商品生產的地區分布。因此，兩門學科存在著明顯的區別。
歷史商業地理與商業史的研究同樣既有聯系，又有區別。以歷史時期商業發展問題為總的研究對象，這是兩者的相同之處。但是兩者的研究重點與研究方法都有很大的差別。從時間角度說，歷史商業地理不以研究歷史時期商品經濟的發展過程為自己的主要任務，而是主要研究商業活動在歷史時期中的空間過程。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也是圍繞著商業活動的空間發展過程以及區域分布同環境的關系這個中心，這樣一來，歷史商業地理研究所要面對的就是各種地理條件下商業活動運行的機制與發展規律問題，發達地區商業活動的運行機制、欠發達地區商品經濟發展的規律及其制約機制，均屬它的研究范疇。而商業史的研究則與此明顯不同，是以商品經濟發展的歷史進程為出發點，研究其逐漸發展、發達的過程。在研究方法上，兩者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受歷史商業地理學研究內容的限制，它在許多時候需采用地理學研究方法以及空間分析方法，這與商業史的研究方法比較是不相同的。
歷史商業地理學是歷史地理學研究中的一個薄弱環節，這和商業地理學的發展有一定的關系，經濟地理學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商業地理學的發展，使之迷失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與研究領域，更缺乏基本的理論支撐，這使前些年商業地理學研究走入一個瓶頸期。而歷史商業地理學同樣如此，歷史地理工作者在進行較為具體的歷史農業地理研究與歷史時期手工業與工業布局的研究同時，對于主要集中于流通領域的歷史商業地理學如何定位并形成體系，一直表現出認識上的模糊與學科領域的不明確，對于它的學科內涵亦少有人問津，理論規范與方法總結非常欠缺，這些都阻礙歷史商業地理學的學科發展。歷史商業地理學是歷史地理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學科發展的角度上講，加強歷史商業地理學的研究是促進歷史地理學學科完善的一項重要內容。同時在今天我國商品經濟不斷發展，人們對于商業空間網絡布局對區域經濟發展之重要性的認識也在不斷加深，因此加強歷史商業地理學的學科發展，研究地域商業格局形成的歷史成因，就更加具有現實指導意義。
一、地理環境決定論的萌芽和發展
在人類誕生初期，直至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總體上來看，人類對自然持敬畏的、服從的態度，是被動的、有限的利用。在生產力低下的情況下，人類活動的能力和范圍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自然環境的嚴格制約，使得早期人類的地理認識充斥著對自然的敬畏和膜拜。
早期的東西方先賢們已經有了對地理環境初步的科學認識，并提出了許多在當時條件下看起來不可能達到的真知灼見。但是正因為這種認識還處于起步階段，限于工具等改造能力的全面欠缺，人類的思想和認知主要體現為地理環境決定論。
歷史學之父希羅多德認為，“全部歷史都必須用地理觀點來研究……地理提供了自然背景和舞臺場景，歷史事實和它聯系在一起才具有意義”，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明確地強調自然環境對人的身體、性格甚至人性的決定性影響。西方科學思想的奠基者亞里士多德提出把地理環境納入人類歷史和文化考察的范圍之內。希波克拉克在《空氣、水和地方》一書中認為氣候是影響人類身心、活動的主要因素，同時也影響土地的生產力。柏拉圖的《理想國》和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則論述了居于自然環境下的人類應當如何有效組織管理的問題。到了近代，法國政治哲學家孟德斯鳩更是地理環境決定論的集大成者，他在其著作《論法的精神》中，突出強調了氣候和濱海性是人性與制度的決定性因素，并論斷說，海島民族比大陸民族更重視自由。英國史學家巴克爾根據地理唯物論指出，氣候、土壤、食物等都是文化發達的決定性因素。洪堡提出要努力證明自然條件對道德和人類命運的經常的、無所不在的影響；而第一個系統地把決定論引入地理學的德國學者拉采爾的一句經典更是讓人耳熟能詳：“環境以盲目的殘酷性統治著人類的命運”，他把人看作環境的產物，人和生物一樣，其活動、發展和分布受環境的嚴格限制，直接影響人的生理、心理、社會組織和經濟形態，支配人類的遷徙和分布。
而在中國，《周易》中出現了“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的語句，這是我國文獻中關于“地理”兩字最早的出處。先秦時期的很多著作中都流露出了我國先賢對地理的認知。特別是《管子?水地》記載：“地者，萬物之原本，諸生之根菀也，美、惡、賢、不肖、俊之所生也……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惫茏訉W派明確而強烈地認為，水和土決定了人性美丑、巧愚、善惡等。類似的“地理決定論”的記載還有很多?？鬃釉凇洞呵铩分刑岬剑骸鞍畲蠛担隳耸еT刑與德乎？”《禮記?王制》有關于水文決定論記載，《大戴禮?易本命》中則出現了土壤決定論的說法，《周禮?地官?大司徒》有地形決定論的初步認識。這些觀點，反映了我國古代先賢對人地關系的認識?？傮w來說，就是“天人合一”和“敬天法地”的思想，《道德經》中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這種思想的高度概括。
在地理環境決定論的認識中，個體的性格、膚色、身高、居住區域，群體的形成、組織、繁衍，乃至于國家的誕生、發展和滅亡等等，都受到地理環境的嚴格制約，人類匍匐于地理環境之中，按照自然的規律而生存。
總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地理環境決定論是地理學思想的主流。
二、或然論時期
到1874年，地理學作為一門由專業教師教授的高級課程在德國設置。在接下來的幾十年時間里，全世界的大學都紛紛設置地理學了，并稱為“新地理學”。
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地理學思想方面最大的改變，應當就是或然論的提出，即人類開始反思地理環境決定論的認知，開始思考人類對地理環境主動積極的適應和改造。
在《地理學思想史》第二篇開章――第七章“什么是新地理學”一開始，作者就轉引了喬治?柏金斯?馬什的《人與自然》的一段話：“人類對于改變地球表面的形態已經做了不少工作……森林的毀滅，湖沼的疏浚，農藝和工藝的操作，都給大氣的水分、溫度、電和化學的狀態帶來了很大的變化……最后，動植物生活的萬千生命形式，通過人類的活動已經在數量比例上造成了極大的改變，有時在形態上和數量上大為改觀，甚至完全滅絕。這些動植物在人類登上自然舞臺以前就已經蓋滿地球，而人類正是注定要打亂這一自然界的和諧的?！边@段話，意味著人類在對地理環境認識方面思想的轉變，即開始走出地理環境單向決定論的框架，開始嘗試理解和掌握對自然的認識和利用。
學術界首先明確提出這種轉變并形成理論的，是法國地理學家維達爾?白蘭士和其學生白呂納。“維達爾竭力反對環境決定論的思想……形成了或然論的思想。他認為，自然為人類的居住規定了界限，并提供了可能性，但是人類對這些條件的反應或適應，則按照他自己的傳統的生活方式而不同?！本S達爾認可了人類有按照自己需要、愿望和能力進行利用和改造的能力。而其學生白呂納，更是將其這種思想發揚光大?！熬S達爾領導下的法國地理學派體現了自然與人文兩方面之間明顯的平衡?！敝?，不管是或然論，還是可能論，又或者英國人文地理學家羅斯比克的適應論，還是美國地理學家巴羅斯的生態調節論，其總的思想，都是注意到了人類對地理環境積極和主動的一面。
事實上，我國古代先賢中，也有關于人對地理環境主動作用的一些論述。《孟子?公孫丑下》中提出了：“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荀況則提出了天人相關論，主張人類應“制天命而用之”。《隋書?經籍志》中出現了“因地制宜”的說法；而明末清初的顧祖禹在其《讀史方輿紀要》中，闡述了人地關系的辯證思維：“且夫地利亦何常之有哉？……金城湯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v之丘、泛濫之水。得其人，即枯木朽株，皆可以為敵難?！边@些樸素的思維，也一再展示了人類對利用地理環境的信心和能力。
三、文化決定論時期
隨著人類對自我認識的不斷深化和改造世界能力的不斷增強，在學術界又出現了一種新的思想，那就是文化決定論，又叫做“非決定論”。在人類早期漫長的歲月里，曾有“決定論”的思想，那么這種理論叫做“非決定論”，顧名思義，就是認為地理環境決定論的說法是錯誤的。那么，文化決定論的學者秉承什么樣的認識呢？
文化決定論是美國博厄斯學派的理論。博厄斯學派是西方人類學重要派別之一，又稱歷史學派、歷史批評學派、文化史學派、批評學派、美國傳播學派等，由美國人類學家博厄斯創立。博厄斯認為人類對生活方式和文化的選擇并非基于理性的考慮，而是基于情緒。情緒的生成與對傳統的遵循密切相關，而對情緒的放任則是形成自我中心的關鍵，對傳統的依賴則是產生民族隔閡的重要原因。博厄斯的這種認知，同地理環境決定論的觀點是正好相反的。在地理環境決定論看來，人類受限于自然的約束，理性地趨從于更好的環境和條件。而在博厄斯看來，人的選擇是基于情緒而并非理性。在20世紀30年代以后，博厄斯學派分化、繁衍出許多新的流派，文化決定論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類別。
文化決定論是一種與地理決定論直接對立的觀點。它認為文化本身是一個獨立的整體，而不是屈從于其他系統，任何認為單一因素促使文化形式的看法都是錯誤的；文化的形成和發展是一種極為復雜的現象，是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等各個方面相互作用的結果。地理環境雖然能夠對文化產生影響，但影響的程度要視文化本身的性質和產生作用的大小，并且地理環境不能決定文化的模式，只能影響細枝末節的部分；而文化則反過來限制著地理環境和經濟條件的發展。
相應的，在文化決定論和城市不斷發展的基礎上，衍生出了一些基于人類活動的城市地理學理論。如德國地理學家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論、美國社會學家伯吉斯的同心圓學說、美國地理學家霍伊特的扇形地帶理論以及哈里斯和厄爾曼的多核心學說。這些理論，雖然也考慮到了地理環境的因素，但是更多的是從人類社會的角度來衡量聚落和城市的發展。如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論和伯吉斯的同心圓學說，其重要前提就是“理想地表”，這其實是模糊和忽略地理環境的一種做法。而扇形地帶理論和多核心學說，是把地租作為決定性因素而看待的。
這些理論，與或然論相比，又有了較大的不同，或者說，它們是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決定論是認為地理環境決定人類，而文化決定論等則認為人類起碼決定了自身周圍的地理環境。
四、和諧論時期
進入20世紀七八十年代，越來越緊張的人地關系使得社會各界反思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單一地認為人定勝天的思想不斷被反思，而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潮流開始發展。
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上，通過第一個人類環境宣言，包括七點共同看法和二十六項原則，這標志著人類對環境認知又一次改變的開始。形象地來說，這就是人地關系的和諧論。
所謂人地關系的和諧論，就其根本而言，就是可持續發展。它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人類應當在服從自然規律的前提下，充分、有效、合理地利用地理環境；另一方面，面對已經不斷被損害的自然環境，人類要著手進行優化調控，盡快恢復。人文地理學和諧論的內容主要包括：人類應當建立包括生態、社會、環境等多元指標在內的綜合性發展戰略目標，而不僅僅是人類自身的發展需求；尋求更好的利用資源的方式方法，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使社會生產力和自然生產力保持和諧共生；加大整治生態環境，實現生態系統的良性循環。源于美國、發展到這一時期的生態論、土地利用與土地覆蓋變化（LUCC）等，也都與這一思想相互促進、形成了現今社會人類對人地關系的另一種認知。
五、余論
“不管我們對地理學的性質和范圍有怎樣看法，大家都會同意它的目的是為了增加人類對現實的認識。”人地關系的不斷改變，事實上反映了人類改造自然能力的變化情況和對地理環境的深層認知。而雖然人地關系的主體是兩個，但其實從根本上來說，還是要解決人的問題。環境客觀存在，無論是早期人類的盲目和殘酷也好，還是在人類高科技工具下的不斷惡化也罷，甚至是對人類各種不當行為的懲罰，它只是一種在規律作用下的本能反應。而人類對地理環境的態度、理論和實踐，才是處理好人地關系的關鍵和核心。
無論是什么樣的觀點和理論，保持對自然的敬畏之情，在有限度的范圍內盡可能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減低人類對資源的破壞。重新親近自然、觸摸自然、恢復自然，應當是我們最好的做法。
參考文獻：
[1]阿爾弗雷德?赫特納.地理學：它的歷史、性質和方法[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5）：29-30.
前言：楚國原本屬于南方江漢區域的一個小國，周王朝的周成王封楚君熊繹于荊蠻。楚國的后代勵精圖治，使得楚國日益富強。在這樣的狀況下，對周王朝的統治造成一定的影響?；谥苷淹跏窃鯓影l動伐楚的戰爭的，路線是怎樣的，在此次的論述中，通過地理學和考古學，對以上的內容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和論述。
一、周昭王南征的歷史背景
西周初年間，由于楚國一直謹慎地維持和周王朝的關系，周、和楚關系相對和諧。至周昭王時期，楚人在經過漫長的“篳路藍縷”之后，國家發展越來越強盛，影響著周王朝的統治[1]。楚人對江漢平原虎視眈眈，由于和鄂東產銅區相接壤，面對豐富的礦產資源下，楚人對自身發展的狀況不甘心。然而，商朝開辟的南方銅路的保護力度較大，使銅料運到王室的工業基地當中。楚國在不斷壯大發展下和周王室爭奪銅的戰爭一觸即發，而此時恰逢國力鼎盛時期的周昭王，面對楚國的不臣之心做出了重要的軍事決策――由周昭王親子率領伐楚。
二、周昭王南征的路線和軍隊所到的范圍
（一）周昭王南征主要軍事路線
周昭王發動的征伐“荊楚”，在隨州葉家的考古中發現，荊楚指我國長江中游的諸多方國與部落，其土著被當時的周人稱為“荊”或“荊楚”。此外還有一部分部落是商朝一些的遺民。據史籍記載，周昭王在位期間，對荊楚進行了兩次征伐。周昭王十六年與十九年兩次南征，同時還命令諸侯率領本國的軍隊從王南征[2]。在當時，王室與諸侯國軍隊在出征之前，在南山通過狩獵的方式展開演習作戰，自此之后，大軍自上侯――跨汝水――汜水――經方城――鄂師等達漢水。從我國歷史博物館中收藏的西周中期所有的士山盤銘文中的文獻得知，大軍先鋒部隊先巡察道路，不斷的建立周王行宮，并出使南方的各個諸侯國，下達昭王伐楚的旨意，并且在漢水中洲的區域內積貯相關的軍事物資，這樣的軍事安排主要是為了渡過漢水，展開征荊楚軍事行動做準備。其中，安州六器中鼎銘文當中這樣寫道：“中省自方，鄧、、邦，在鄂次?！卑凑者@樣的內容分析得知，在審查南國之后，便駐扎在的鄂。2013年在葉家山M11中出土的一件銅方座簋，屬于南公所做的祭器，而南公指的是南宮。這樣的資料顯示出：第一次南征經由唐（現今湖北隨州西北地區）、厲（現今湖北隨州北地區）、曾（現今湖北隨州地區）、夔（現湖北秭歸東地區），室軍隊與從征北方的眾多諸侯軍，征戰得到勝利，并將南楚的銅器帶回到周王朝的皇宮當中，為此特地鑄器銘功。
（二）周昭王南征軍隊所到的范圍
鑒于先現今可以肯定的是周昭王南征是從成周抵達到的隨州，然后南下帶到孝感，這樣便能得到周昭王南征的具體路線，戰爭所影響的區域也能定下來。昭王在南征的過程中，行軍到達到地理位置孝感。在繼續南下中，本文結合尋找到的地理文獻和的復原西周早期的地理景觀得知，南下的具置是隨州的東南方向，樗往東的地區，其中包含了舉水和灄水等流域，這一片地區當中涵蓋的銅礦區較多，但是不在周朝的統治范圍之內[3]。因此，便在周朝的討伐范圍中。很據《水經注》卷的第28章節中的《沔水中》對昭王喪命的地點予以詳細的記載。沔水又稱為漢水，按照漢江的地理位置而言，昭王在南征的過程中，地域應在漢江的下游一帶，具體而言影視漢江下游河道往北的位置。
三、周昭王南征的結果
在第一次戰役當中，周昭王便組織了聲勢更浩大，同時軍威更為雄壯二次南征。周朝的大軍在昭王的作戰指揮下，趾高氣揚向楚地進攻。在我們學過的歷史和了解的戰役中得知：驕兵必敗?！妒酚?周本紀》記述：周昭王“王道微缺”，到南方“巡狩”，“卒于江上”。這一次組織的伐楚戰役周朝軍隊沒有在歷史的史冊上續寫上次輝煌的戰功，周朝部隊遭到慘敗，主力的軍隊損失嚴重，按照史書上所記載，作為最高統帥的周昭王居然在撤退的混亂中落入漢水，溺水而死。周人為自己的驕橫和輕敵付出了沉痛的代價。即使是按照如《帝王世紀》與《呂氏春秋》所說，當時的史實是：“周昭王首次南征，楚國不戰而服，而南蠻二十六國都均來朝拜昭王[4]。倒是昭王為了搶奪長江中游荊地銅錠與銅器，第三年便繼續南征，在這次戰役中慘敗，西六軍全軍覆沒，同時昭王返回途中渡江之時，由于“膠船”破散（亦或是浮橋斷裂）而落水身亡，故而殃及楚國?！币虼?，在《左傳?僖公四年》記載為：“楚成王答管仲責問過程中，避重就輕言道：周昭王朝時，荊地屬漢，因此楚人不接受這樣的罪責?！?/p>
“昭王在南征鷚鄣敝卸不復返”對周王朝而言猶如晴天霹靂，從此之后，周朝人將漢水看成是畏途，再也沒有膽量到漢水以南的區域挑起戰事，只能向東征伐淮夷了。在連續不斷的幾代伐夷戰役結束，周王朝消耗了大量的財力和兵力。通過歷史記載和地理、考古方面的文獻得知，這次戰爭最終結果是：周王朝軍隊在南征結束失敗后，屬于周王朝建國后最嚴重的重創，國勢從此一蹶不振，昭王南征也是周王朝從治理興盛到衰敗的歷史轉折點，同時也是楚國強大和抗衡的重要標志。吸取昭王教訓后的穆王與他的大臣們，不僅將周朝中心軍事防御布防的重點從北線轉移到南線，同時還注重整軍和習武，并與周邊民族和部落加強友好往來，這樣的軍事部署和減輕了邊疆的軍事的壓力。
結論：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認為，周昭王十六年（即公元前980年間）、十九年，昭王先后在三年間兩次經過鄖地南巡到荊楚一帶，在第二次南征敗北后返回鎬京的途中，在渡漢水的過程中溺水身亡，以此研究的結果與《史記?周本紀》和《楚史》均保持一致。同時，在對周王朝后期軍事戰略部署來看，將軍事防御布防重點從北線轉移到南線的策略后，肯定周昭王南征已過漢水地區。在此次研究中，通過對大量文獻的查找和翻閱，對昭王南征的路線和結果進行探究，望此次得到的結果能為我國完善歷史資料貢獻力量。
參考文獻：
[1]李春艷.周昭王南征所經“斤”地地望考[J].社會科學論壇，2016，（11）：209-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