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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生于宋代說。1995年11月8日《光明日報·文化周刊》專版刊登了鄒曉明、唐信忠二先生《漢字簡體字九百年前就出現》一文，認為“早在900年前的北宋時期，簡體字已在人們的手書中流行，這是有關學者對最近發現的米芾手書《晝錦堂記》碑刻進行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結論”，并舉出“記、將、榮、蓋”等14個共17處簡化字作為證明。
1995年12月4日新華社又發了一條電訊稿《宋明清文物上發現簡體字》證實上述消息，1995年12月5日的《光明日報》予以登載。文中報道說，在江西吉安市興橋鎮釣源村“發現一北宋書法家米芾手書《晝錦堂記》的清代道光年間碑刻，清晰可辨的159字中，有13個簡體字，這又將簡體字的出現前推了400多年”。
二、產生于唐代說。1993年10月24日《光明日報》刊載魏奕雄的文章《唐碑已有簡體字》，謂《嘉州凌云寺大彌勒石像記》碑文的撰刻時間為“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十一月五日”，“碑文共800多字，尚有270字清晰可辨”?！霸?70個可辨識的字中，發現‘彌、萬、將、與、繼’5個簡體字，與我國大陸現在通用的規范簡化字完全相同，其中‘彌’和‘萬’出現兩次。”
三、產生于晉代說。1996年1月3日《文匯報》載王春南先生文《中國何時出現簡化字》，說“現今通用的某些簡化字，豈但北宋的米芾用過，在米芾之前700多年，東晉王羲之就用過”，并舉出王羲之在《蘭亭序》、《游目帖》及唐懷仁和尚集王書《大唐三藏圣教序》等傳世墨跡、碑刻中使用簡化字22個。據此，該文認為：漢字簡化字出現的上限應在王羲之生活的東晉年間。
上述幾種關于簡化漢字出現的年代的說法，都是值得商榷的。
為了便于說明問題，我們首先應弄清楚簡體字和繁體字的基本概念。在文字學中，簡體字與繁體字是兩個相對的概念。一般來說，經過簡化的漢字稱為簡體字，而已有簡體字代替的漢字，則稱為繁體字。因此，用筆畫簡單的字代替筆畫繁多的字，稱為漢字的簡化。其次，考諸漢字的結構及其發展變化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簡化的趨勢是從有了文字之后就開始存在，并且貫徹在文字發展的整個過程中的，是文字本身內在的規律”［1］。也就是說，簡體字是從漢字產生的時候起就出現的客觀實在。
下面依次加以說明。
殷商甲骨文是我國最古老而成體系的漢字類型，它以象形、會意等造字方法為基礎，同時大量使用假借字以適應記錄語言的需要。迄今可辨識的甲骨文字約有2000個。從這些可識的甲家文字的筆畫和結構看，簡繁無定是這些鍥刻文字的突出特征，常常有一個字出現幾種乃至數十種不同的寫法。如“貞”字，就有67個繁簡不同的形體［2］，“馬”字有50個繁簡不同的形體［3］，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文字學上把這種“一字多形”的字稱為“異體字”，也稱“或體”、“重文”。異體字是在漢字創始之后和新陳代謝過程中客觀存在的現象。這是因為，作為表意文字的漢字，在與語言的適應過程中，往往導致獨立的記錄符號隨著語言表達的細密而相應增多，于是就產生了代表一個音節的符號出現幾種不同的形體和結構的現象，所以在甲骨文中，幾乎每一個字都有異體。另外，與文字缺乏統一的規范標準亦有很大的關系。
甲骨文中的異體字，多數出現在不同的甲片上。而在同一甲片上，復用字一般都保持著筆畫的一致。如果把這些異體字作一歸納比較，可以發現使用頻率越高的字異體越多。若進一步把同一字的異體按筆畫的多少排列，可以看到年代越早的字筆畫越繁，其圖畫性越強，反之，年代較晚的字筆畫就越簡單。如“馬”字，商王武丁時期的字形要比武乙、文丁時期的字形簡單很多［4］。這種現象反映了表意文字由具象圖形向擔象符號發展的趨勢，也說明了使用頻率促進著文字的簡化。另外，甲骨文字由于書寫工具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對字形的簡化產生了影響。從已出土的商代后期的甲骨和玉石、陶等類物品上殘存的少量書寫文字看，這些字是用毛筆蘸墨或朱砂書寫的，可見，在商代，毛筆已經是主要的書寫工具?！肮P”字繁體作“筆”，從（附圖略）
在西周金文當中，文字雖然存在著簡化和繁化兩種傾向，但簡化始終是漢字發展的主流。
與甲骨文相同的是，兩周金文中的異體字依然大量存在。如“國”字，不同的寫法形體仍有數十種，多數字仍是異體各存。這個時期的文字多是范疇于器物之上，工藝復雜，因而對一些字在筆畫上進行了較多的省簡，形體也逐漸規整。這是兩周金文發展的基本趨勢。同時，由于社會分工的日漸繁復和人類思維的發展，相應地要求語言文字的表達與之適應，因而通過假借法賦予新義，或用指事法增加義符，或用形聲法增加音符，或增加筆畫以區別同音異義字等，創造了一些新字；這些新字不同程度地使文字的筆畫增多了，出現了所謂“繁化”現象。兩周金文繁化的另一個特點是圖畫形文字的復現。這主要是器物鑄造日益精美，在青銅器上采用了裝飾性極強的圖案花紋，這種裝飾意味也滲透到了文字之中。郭沫若說：“東周而后，書史之性質變而為文飾，如鐘磔之銘多韻語，以規整之款式鏤刻于器表，其字體亦多作波磔而有意求工?！泊司趯徝酪庾R之下所施之文飾也，其效用與花紋同。中國以文字為藝術品之習尚當自此始?！保?］如東周時期的“鳥蟲書”，在筆畫的上下或左右增加了一些變形的鳥、蟲圖案，無疑使文字變得復雜了。但這些文字具有藝術性而無實用性，很快就因為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生活的發展與實用漢字相分離，進入純藝術的殿堂；而作為記錄語言的符號的漢字，仍然沿著簡化的道路向規范化、科學化、抽象化、實用化發展。
戰國時期，群雄爭霸，各自為政，“書不同文，車不同軌”，文字的使用也產生了混亂狀況。正像唐蘭先生指出的那樣：“特別是到了戰國末年，貴族社會崩潰，在商人社會里，書法也不講究了，鍥刻文字筆畫草率，簡體跟破體盛行?！保?］從漢字發展的歷史來看，這個時期文字混亂的狀況具有兩面性：一方面，諸侯國各按所需、各自為文，任意增減筆畫，造成文字交流的困難，影響了漢字的規范化進程；而另一方面，這種率意簡筆與破體省略，卻又在客觀上為新體漢字的產生準備了條件，促進了漢字向著簡化方向發展。
秦始皇統一六國，下令全國“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8］，命李斯等人作小篆，廢棄六國異文，這是中國文字發展史上的第一次規范化運動，也是第一次由政府主持的文字簡化運動。王國維曾經考證過秦統一文字的情況：“班孟堅言《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文字，多取諸《史籀篇》，而字體復頗疑，所謂秦篆者也。許叔重言：‘秦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文字，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秦之小篆本出大篆。而《倉頡》三篇未出，大篆未省改以前，所謂秦文，即籀文也?！保?］也就是說，小篆是經過“省改”大篆而產生的；所謂“省改”，即是簡化之意，通過對史籀大篆的規范、簡化，才得以使新的字體小篆作為統一文字頒行天下。相對于大篆，小篆即是它的簡體字。
現代意義上的簡體字的大量出現，是在漢字完成了隸變之后。隸變是古漢字演變為現代漢字的關鍵，同時也是漢字的一次大規模的簡化過程。所謂隸變，準確地說應該是“草變”。郭紹虞先生曾指出過這個問題：“隸書對篆而言，是篆書的草體。”［10］這在已出土的大量簡牘、帛書中可以得到證明。事實上，古草書在小篆之前就存在了。侯馬盟書、溫縣盟書、信陽楚簡、仰天湖楚簡等文字都已出現了簡省連寫的筆畫，這些與常見的銘刻文字不同的率意而寫的篆草書體就是古草書。在秦以小篆正定文字之前，主要是因為這些古草書才形成了“書不同文”的局面。小篆的不易書寫加大了文字與實用的距離。許慎說：“秦焚燒經書，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戍役，官獄職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保?1］趙壹說：“蓋秦之末，刑峻網密，官書煩冗，戰攻并作，軍書交馳，羽檄紛飛，故為隸草，趨急速耳。示簡易之指，非圣人之業也。但貴刪難省煩，損復為單，務取易為易知，非常儀也。故其贊曰：臨事從宜。”［12］秦代的隸書就是篆書的草寫，史稱“古隸”，以睡虎地秦簡為代表。古隸的發展分為兩途：一是在草化省略圓轉弧曲筆法的基礎上規則端正，形成左右對稱、方正波磔的“八分書”即今隸；二是在草化連筆快寫的基礎上規則簡率，形成了輕捷便利的章草。
從已出土的文物考察，篆書草化的進程肇始于戰國晚期。1980年在四川青川戰國晚期墓葬中發現的木牘文字即有明顯的草化痕跡。省略、連筆、方折的筆法已經較多地取代了圓轉的篆書筆法。稍后一些，從睡虎地秦簡、馬王堆漢墓帛書和銀雀山漢墓竹簡文字中，更可以清楚地看到秦隸的形體和章草的雛形。至少在西漢時期，章草已經成為可以應用于各種重要場合的正式字體，其使用范圍已相當廣泛。據筆者對現存已出土的西漢景帝（前156年－前141年）時期至東漢章帝（76年－88年）時期的兩漢簡牘、碑刻用字的不完全統計，當時使用并和今天簡化字相同的簡體字有30多個。如“記、興、為、東、張、問、來、時、麥、鋪、楊、書、倫、車、頭、陳、長、貫、鄲、孫、干、樸、夾、魚、蕭、賦、事、門、稻”［13］等字。這些字絕大多數來源于古隸的草寫，并且都有著較高的使用頻率。草寫在客觀上完成了對漢字繁復筆畫的簡化，因而在漢字簡化的歷史演進中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到了東漢后期至魏晉間，出現了現代形體的楷書。楷書又稱“真書”，它是從今隸和章草中演變而來的。從漢晉木簡的字體和筆法中考察，在章草中已漸次具備了楷書的形體。從存世的碑刻、墨跡看，漢代沒有楷書的遺跡?，F在可以見到的最早的楷書，是鐘繇（151年－230年）所書《宣示表》、《薦季直表》等碑刻。又有吳之《谷朗碑》，字體筆畫亦近楷書［14］。而流傳最古的西晉陸機《平復帖》，仍存章草筆法，可見晉初章草與楷書尚在進行嬗變交替?？瑫某霈F，使漢字在科學化、規范化的道路上邁出了一大步，建立了現代意義上的漢字形體系統，使方塊漢字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固定下來。
楷書的定型是在對今隸的簡化和對章草的吸收和基礎上完成的。在筆畫上，簡化了今隸的波折和方撇；在結構上，吸收了章草的簡省和連寫替代，形成了科學的、規范的方塊漢字。因此，可以說，楷書又是對今隸的一次簡化。此后，簡體字隨著行書、草書的快寫而使用得日益普遍。魏碑中已大量出現了如“萬”、“無”等簡體字。晉、唐佛教譯經、寫經鼎盛，宋代雕版印刷大為發展，話本小說、說唱諸宮調、戲曲等市民通俗文藝崛起迅速，都促進了簡體字使用的社會化。特別是宋、元雕版書籍中大量出現的“俗字”，是刻工貪圖省工省時恣意簡省筆畫的結果。雖然其中很大一部分因違背了漢字簡化的規律而被淘汰，但這些“俗字”在漢字由繁趨簡的發展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注釋：
[1]梁東漢：《漢字的結構及其流變》第48頁。
[2][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甲骨文編》卷三·二九、卷十·一。
[4]高明：《古文字類編》第192頁。
[5]裘錫圭：《文字學概要》第42－43頁。
[6]郭沫若：《青銅時代·周代彝銘進化觀》。
[7]唐蘭：《中國文字學》第120頁。
[8]《史記·秦始皇本紀》。
[9]王國維：《觀堂集林》卷七《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論》。
[10]郭紹虞：《從書法中窺測字體的演變》。
[11]許慎：《說文解字·敘》。
【中圖分類號】G63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646(2008)08(b)-0211-02
隨著社會的發展,漢語詞匯也不斷變化。作為漢語詞匯成員之一的介詞也在不斷地消長更迭,由其構成的介詞短語也在不斷地發展變化。
漢語介詞及介詞短語歷來成為語言學界研究的對象,成果豐碩,而對于漢語“介詞框架”的研究卻不多。漢語“介詞框架”的提法和命名及較早研究見之于陳昌來(2002a)一書。該書中對漢語介詞框架的構成要素進行了界定和分類,并運用三個平面理論對其做了宏觀的概括和分析。
而現代漢語介詞框架的形成和成熟具有前因性和過程性,現代漢語介詞框架研究具有系統性、適用性。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運用三個平面理論、語法化等理論和方法,對漢語介詞框架進行一個概略性考察,以期能夠補充或推進漢語介詞框架的進一步研究。
1 20世紀漢語介詞和介詞短語研究概述
漢語介詞的存在最早可以追溯到甲骨文,但到《馬氏文通》(1898)時才有馬建忠從語法學角度確立的“介字”一類?！恶R氏文通》(1898)奠定了漢語介詞的基本格局,也影響了后人對介詞的認識,但此后較長一段時間沒有能夠對介詞進行真正意義上的專題研究。直到《新著國語文法》(黎錦熙1924)的出版,才真正標志了漢語介詞研究的開始。此后,《中國現代語法》、《中國文法要略》、《漢語語法論》、《現代漢語語法講話》等研究論著相繼出版,介詞被分別稱為“副動詞”、“準動詞”、“受導詞”、“次動詞”,但“介詞”這一名稱卻沒有被確定下來。
到了20世紀中期,張志公(1953)提出設立介詞的主張,影響頗大?！稌簲M漢語教學語法系統》以后,介詞的身份討論和紛爭得到了統一,以后的語法書和教科書以及研究論述中基本上都肯定了介詞的存在。此后漢語介詞及介詞短語的研究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期,金昌吉(1996)就是其中的代表,該書第一次對漢語介詞和介詞短語從全新的角度進行了概述,對后世的漢語介詞及介詞短語研究提供了依據和可參考的資料。隨后,漢語介詞及介詞短語的研究論文和論著逐年增多。諸如:《近代漢語介詞》(馬貝加1999)是一部全面系統地研究漢語介詞的特點、形成過程及原因的專著;劉丹青(2002)基于語言類型學的理論框架,根據漢語的共時和歷時材料,考察了漢語中的框式介詞,即在名詞短語前后由前置詞和后置詞一起構成的介詞結構;目前通行的《現代漢語》教材,也對介詞和介詞短語進行了一定說明。他們研究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介詞的來源、性質、分類、內部差異、句法功能、語義功能、與介詞有關的句式(如“被”字句、“把”字句、“在”字句、“從”字句等)等方面上。
2 漢語介詞框架在漢語介詞短語研究中的初步討論
“在……上/中/下、在……的時候、在……以前/后、除(了)……以外、對(于)……來說、從……到……等等”,這些介詞性結構都是由介詞同一些方位詞、連詞、助詞、準助詞等詞語前后搭配使用而形成的固定格式。在20世紀很長的一段時間里,雖然漢語介詞及介詞短語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漢語學界沒有系統地考察過這類結構,也沒有給它們一個特定的稱謂。
而前人的研究并不是完全忽略了這類結構,語法學者在研究介詞及介詞短語的過程中也曾注意到了這些結構并對它們做出過一些說明。《馬氏文通》(1898)注意到了“自……至……”、“自……以下/以上/以南/以來/以往”一類的結構。黎錦熙(1924)認為時地介詞與其所介引的詞有時連著其他詞而構成一種“副詞語”,來表示一定范圍的充實性(如“在……以內/以后”)、表示“所從”而“所經”的連續性(如“從……以/而……”)、表示“所從”至“所到”的起訖關系(如“從……到……”)等。高名凱(1948)認為“在……上、于……之上”等是由受導詞加名詞功能的詞組成的,并對結構層次進行了分析。張壽康(1978)在《說“結構”》一文中,也已經注意到這樣的結構了,他將其命名為“復合的介詞結構”。崔希亮(1996)把不屬于介詞性結構的“在……呢”叫做“框架”。詹衛東(1998)在研究“N的V”結構時,把“在……下/上/中”稱為“介詞槽”?？梢妼W者們已經注意到語言中的一些前后搭配結構,且其中的一些人已經有了類似于框架的概念,只是缺乏對它們的專題研究。
21世紀以來,漢語介詞框架引起了部分學者的關注?！缎戮幀F代漢語》(張斌主編2002)中提到“在??????上/中/下”是一種固定格式,只是沒有明確說明其為漢語介詞框架。
吳福祥(2003)在《漢語伴隨介詞語法化的類型學研究――糴論SVO型語言中伴隨介詞的兩種演化模式》中提及“用……來”是一個可以填入有限詞語構成邏輯關系的框架。葛婷(2004)認為:“X上”和“X里”框架格式相通交叉甚多。通過深入考察各種文本,發現了兩者不僅在單純的空間方位上有相通之處,而且在隱喻的概念范疇中,也有相通之處。該文作者嘗試從隱喻角度說明和解釋了這種框架現象。劉兵(2005)在探討研究漢語中介詞的隱現及介詞省略時的功能替換手段問題時發現:框式介詞的前項一般可以省略;標識處所、源點、終點、時間、原因、目的等論元的框式介詞中的前項省略后,框式介詞的標識功能就全部轉移到了后項上。曾傳祿(2005)談到:漢語方位詞“里、中、內、外”組成的框式詞組在時間、范圍、數量、狀態和地位關系五個目標域中具有鮮明的表現形式和隱喻意義,其背后反映了人們的認知習慣和模式。呂兆格(2005)指出:介詞與“里”、“外”組成的框式介詞短語是漢語中常見的兩個固定格式,它們的用法靈活多樣并表現出不對稱性。楊麗姣(2006)分析了介詞激活其附著言語成分主題性的四種情況,其中包括框式介詞的主題標志功能。討論了介詞主題標志功能的語用、語義以及句法動因。黃芳(2007)認為:漢語方位標“里”、“內”、“中”的用法功能是逐漸豐富發展起來的,方位標“里”、“內”、“中”使用的糾結現象在不同的時期表現出不同的歷時演變特征,造成了“×里”、“×內”、“×中”介詞結構在使用上糾結的原因。
以上列舉,都只是在漢語介詞或介詞短語研究中涉及到介詞框架研究,沒有能夠深入下去。但他們對當時漢語介詞框架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問題,也提供了一些可以借鑒的研究成果,對漢語介詞框架的進一步研究起到了推進作用。
3 漢語介詞框架的研究概況
21世紀初期,有部分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漢語介詞框架進行了開創性研究。
劉丹青(2002)提及與介詞框架類似的內容:“基于語言類型學的理論框架,根據漢語的共時和歷時材料,考察漢語中的框式介詞,即在名詞短語前后由前置詞和后置詞一起構成的介詞結構?！痹撐耐ㄟ^比較其它語言的框式介詞等類似現象,從共時角度分析了框式介詞中前置詞和后置詞各自的句法范域(domain),指出了范域大小與語義抽象度的關系,并指出框式介詞本質上是一種句法組合現象,而不是一種詞匯現象。所以,其專著《語序類型學與介詞理論》(劉丹青2003)將其定義為框式介詞,認為這是一種句法概念,而不是詞類概念,通常由前置詞和后置詞臨時搭配而成,多半不屬于固定詞項?？蚴浇樵~可根據句法特點分成下面幾類:(1)雙重賦元框式介詞,如:“在……上;為……起見”等。(2)詞匯性框式介詞,如“對……來說”等。(3)強化式框式介詞,如“比……來得、為……所”等。(4)連接式框式介詞,如“因……而、通過……去”等。
直接提出“介詞框架”這一說法的是陳昌來。陳昌來(2002a)認為:“介詞框架”是介詞在前,其他詞語在后,介詞所介引的對象被夾在中間,形成一個框架的固定格式。這個提法的影響頗大。姚莉在《〈現代漢語虛詞研究〉叢書評介》中認為:“《介詞與介引功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重點考察了介詞的功能。該書立足于三個平面理論,區分介詞的三種功能:句法功能、語義功能、語用功能,這構成了對介詞語法功能的全面認知。尤其對介詞在語義結構中所起的語義功能以及介詞的語用價值和篇章功能給予了較為全面的考察;對介詞的語法特點,介詞的范圍和類別,介詞跟動詞和連詞的區分,介詞短語的構成和句法功能,介詞的分布,介詞的內部差異等傳統課題也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為顯示現代漢語介詞的源流和特點,該書還把現代漢語介詞跟古代漢語介詞、近代漢語介詞、現代漢語方言介詞進行了比較,涉及到介詞的發展和語法化問題。該書的貢獻在于:a.全面區分了介詞的三種語法功能;b.從漢語句子語義結構的系統性角度對漢語介詞做了全新分類;c.具體討論了每一個介詞在句法結構中的分布位置,進而指出現代漢語的介詞短語只能充當狀語和定語,從而認定介詞短語是典型的加詞性短語;d.首次對由介詞構成的“介詞框架”給予了詳細描寫和分析;e.考察了漢語介詞的源流和發展,討論了介詞語法化問題語用功能?！?/p>
陳昌來(2002a)在對現代漢語“介詞框架”的描寫中認為:漢語的介詞框架是漢語介詞發展過程中的產物,古代漢語中,尤其是上古漢語中沒有介詞框架;到了中古漢語、近代漢語中,才開始出現介詞框架;現代漢語中介詞框架得以大量使用。構成現代漢語介詞框架是有條件的,不是所有的詞語都可以進入介詞框架。根據現代漢語介詞框架后部詞語的情況可以分為四個類型:(1)后部是方位詞的。單音節方位詞和雙音節方位詞都可以跟介詞構成介詞框架。如:“從……起/以后/以來、在……之前/之后/同時”等。(2)后部是名詞性詞語的。“時、時候/的時候、期間、方面”等可以跟介詞構成介詞框架。如“當……的時候、在……的時候、待/等/到……的時候”等。(3)后部是連詞、動詞、介詞的。連詞“而”、動詞和介詞“到、往、向”可以跟部分介詞構成介詞框架。如“從……到/往/向、打/打從……到”等。(4)后部是準助詞的?！鞍础?、依著、對于、就、拿”等介詞在介引事理、情理、話題范圍、施事或主體、目的等對象時,往往采用介詞框架,后部用“說、來說、說來、看、看來、來講、想來、起見”等與之搭配。
陳昌來(2002a)最后還認為:漢語中存在兩類不同類型、不同結構層次的介詞框架,其表現復雜,形式多樣,意義靈活,很值得進行系統性的研究。
此后,關于介詞框架的研究逐漸多了起來。如:陳昌來(2003b)、付琨(2004)、王萌(2006)、朱峰(2006)、陳全靜(2006)、段佳佳(2007)等。
目前,漢語介詞框架的研究尤其是現代漢語介詞框架的研究正蓬勃發展,態勢良好,我們希望更多的學者加入到漢語介詞框架的研究中來,共同推進其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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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是古人用書面用語寫成的文章。運用現代漢語的語法知識，不僅可以清晰地透視文言文語法現象，快速準確地解讀文言文，而且對初次大量接觸文言文的初一、高一學生來說，運用這些方法可以更加輕松有效地學懂文言文，從而很好地傳承祖國的文化遺產。
一、運用現代漢語句法知識，進行古今句式比較，正確理解句意
現代漢語中常式句一般表達形式為：
（狀語）定語+主語+（狀語）謂語+（定語）賓語（補語）
我們可以把現代漢語的常式句作為“標準句式”拿來與文言文的句式進行比較，可以很容易地發現古今句式的不同之處。從而識別文言文的特殊句式，正確理解和翻譯文言語句。
下面以文言文“倒裝句”為例來談談這一方法在教學中的運用。
文言文的倒裝句，也叫“變式句”，就是句子的表達形式不同于現代漢語“常式句”的句子。
1、“大哉，堯之為君也！”此句中“堯之為君也”是個主謂短語，意思為“堯作為君主”?！皥蜃鳛榫鳌痹鯓幽?？沒有表達一個完整的意思，需要進一步陳述，說明，形容。而“大”是形容詞，意為“偉大”，是要陳述，說明，形容某個對象的。這樣“堯之為君”與“大”構成主謂關系，但句子形式是先謂語后主語，不符合我們現代漢語通常的表達習慣，明顯屬于主謂倒裝。說話人為了強調謂語，把謂語前置了。學生有了這樣的認識，在理解翻譯時只需把主謂關系理順即可。
2、“蚓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讓學生劃分此句的句子成分可以發現：蚓（主語）+無（謂語）+爪牙（賓語）。主謂賓完整，“利”似乎多出來了。但依據詞類知識，“利”是形容詞，意思為“鋒利”，在句中應作定語或謂語，“什么鋒利呢？”，在句中該詞語修飾的對象只能是“蚓”或“爪牙”，而“鋒利的蚓（蚯蚓）”是講不通的，只能修飾“爪牙”。因此，“利”是“爪牙”的定語，應該在“爪牙”的前面。該句是把定語后置了，這是個定語后置句。翻譯時，學生只需把定語提放到中心語前面即可。
3、“青取之于藍，而青于藍”、“李氏子蟠，……不拘于時，學于余”、“形似酒撙，飾以山龜鳥獸之形”。以上三句中“于藍”、“于余”、“以山龜鳥獸之形”都是“于（以）+名詞”構成的介賓短語（介詞結構），均置于謂語動詞的后面。用現代漢語的句法知識分析，它們處于謂語后面，既不能作賓語（介賓短語不能作賓語），也不能作補語，而現代漢語中介賓短語一般作狀語。實際上，三個介賓短語都修飾句中謂語作狀語，分別表示比較、對象、方式，屬狀語后置。翻譯時，學生只要把介賓短語提前，放置于謂語動詞前即可。
4、①“沛公安在”；②“一言以蔽之”；③“古之人不余欺也”④“何陋之有”。以上所列四類句式是文言文中賓語前置的四種形式。不管哪一種形式的賓語前置，都可以用現代漢語的句法知識加以辨析。如“沛公安在”一句中“沛公”為名詞，是句子的陳述對象?！鞍病笔且蓡柎~，相當于“哪里”，“在”為介詞，表示處所。該句本來要表達的意思是“沛公在哪里？”。在讓學生認識這一語言現象時，我們可以舉出一個相類的現代漢語常式句，如“你在哪里？”與“沛公安在”進行比較：“在哪里”與“安在”的意思一樣，但前者是“介詞+賓語（疑問代詞）”，后者是“賓語（疑問代詞）+介詞”，顯然后者把“賓語”前置了。同樣“古之人不余欺也”一句中，構成該句的每個詞的意思和現代漢語的意思一樣，學生容易理解。但學生對“古代的人不我欺騙”這種說話的方式卻大為疑惑，古人為什么要這樣說話呢？教者可舉一相類句式進行句法分析，如“他不欺騙我”，“他”是主語，“欺騙”是謂語，“我”是賓語。兩相比較，學生會很容易發現“不我欺騙”是把賓語“我”放在了謂語動詞前面，是賓語前置。這是古人語言表達的習慣之一，是為了強調賓語?？梢?，利用現代漢語語法知識認識文言文的特殊句式，從而正確理解句意，快速翻譯句子，是一種既簡便又實用的方法。二、把現代漢語的詞法與句法知識相結合，快速解讀句子，全面理解文意
以蘇軾《石鐘山記》一文第一段為例。
一、“三言二拍”詞匯研究的主要領域
（一）詞語考釋
“三言兩拍”雖然整體上比較通俗，但仍存在不少俗語詞、疑難字詞，所以不少論文把重點放在詞語考證方面。如：汪維輝的《<兩拍>詞語札記》選取《二拍》中有特殊意義、特殊用法以及辭書未收的詞語二十余條，通過排比材料、遍檢辭書并證以現代方言的方法對其進行考釋，彌補了大型辭書釋義和引例上的不足，但遺憾的是未做進一步的溯源、達變工作。其他考釋類論文還有周志鋒《<三言>詞語札記》等。另外，日本學者香坂順一《白話語匯研究》（中華書局，1997）中有很多地方談到了《二拍》中的詞匯語法問題，譚耀炬《三言二拍語言研究》（巴蜀書社，2005）雖然著重討論的是語法、語言特征等問題，但是其中的詞語研究部分也集中考證了一些難度較大的俗字和俗語詞。
（二）方言詞語研究
“三言二拍”的語言基礎是官話，同時也帶有一定的方言色彩，不少學者對此進行了專題研究：郭芹納《〈三言〉中所見的陜西方言詞語》結合現代陜西方言中的口語用法，對“三言二拍”中部分方言詞語追根溯源，并研究了這些詞語與近代漢語詞匯的關系。晏均平《〈拍案驚奇〉與遵義方言》、石曉博《<警世通言>中關中方言詞語舉隅解析》等，從語氣、詞匯方面推論《拍案驚奇》與遵義方言、關中方言的關系，大體遵循了同樣的思路。從方言角度對“三言二拍”語言學的探討或者側重方言詞語的共時描寫和本文由收集整理時比較研究，或者考證某地方言詞語，或者探討方言背后的影響因素，學者們選取了不同的視角，豐富了“三言二拍”的方言研究。
（三）“三言二拍”詞匯與現代漢語詞匯的比較
“三言二拍”反映的明末口語，正處在近代漢語向現代漢語發展的過渡階段，因此，不少學者致力于探討“三言二拍”詞匯與現代漢語詞匯的關系。如：匡鵬飛《<拍案驚奇>與現代漢語詞匯比較研究》從“詞語的消失、詞形的變化、詞義的演變、短語的詞化、同形異實詞”五個方面對《拍案驚奇》和現代漢語的詞匯進行了比較研究，找出差異并分析原因，從而揭示了明代漢語和現代漢語在詞匯面貌上的不同之處。章一鳴等人采用歷時與共時相結合的方法，大致勾勒出三百年前的漢語詞匯向現代漢語演變的軌跡。略感不足的是，尚未有學者對“三言二拍”中與現代漢語有關的詞匯進行窮盡性的分析。
（四）多科性的詞匯專題研究，包括商業詞匯、經濟詞匯、法律詞匯等
詞匯具有百科性，各學科都有自身的專業詞匯，有些詞匯專業性固然強，但在語言交際領域共現性也相當突出。因此，越來越多的學者將視線投入到“三言二拍”專業詞匯的研究中，如：劉敏芝的《“二拍”商業詞匯研究》運用“語義場”“義素分析法”等現代語義學理論，把“二拍”中的商業詞匯作為一個大語義場，再下分若干子級語義場，對每個語義場進行詞義分析，全面研究了“二拍”的商業詞匯，把詞匯的本體研究與社會文化研究較好地融合在一起，為“三言二拍”詞匯的多科性專項研究開了先河。之后，有學者研究了“三言二拍”中的經濟詞匯、法律詞匯等。
總之，在詞匯研究方面，近年來詞匯系統、詞匯發展規律等方面的研究在逐步推進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許多不足：偏重于詞語考釋，而忽略了“三言二拍”中的常用詞及其構詞法；詞義的發展和詞義系統研究幾乎未涉及；專類詞語研究，涉及到成語、俗諺語，但對同義詞、反義詞、偏義詞、外來詞等未涉及；詞匯研究與文化研究相結合的較少。
二、“三言二拍”語法研究的主要領域
（一）詞類研究
不同詞類在形態、意義和功能等方面有不同的特點，對詞類的討論是說明語言構造規則的方法之一。詞類研究是學位論文的研究熱點，“三言二拍”中的動詞、副詞、數詞、量詞、助詞、介詞等都有所涉及。名詞、動詞、形容詞是漢語中包含成員數量最多的詞類，這方面的論著主要有于相風《<拍案驚奇>雙音動詞研究》；對副詞、量詞、介詞、助詞的研究較充分，系統性強的作品，主要有徐晶晶《<三言>量詞研究》等。
個體虛詞方面。虛詞指不能充當語法成分的詞，它是漢語表現語法關系、語法范疇的主要手段。許多文章討論了“三言二拍”中個體虛詞的用法，如董為光《從<初刻拍案驚奇>看概數詞“把”的來源》認為《初刻拍案驚奇》可以反映概數詞“把”的來源，文章還分析了“x把”的歷時演變層次和數量評價色彩。其他論文則側重于對個體虛詞的用法進行分類分析，揭示來源，進行比較，揭示演變軌跡，將動態研究與靜態研究相結合，揭示近代漢語的語法面貌，如：鮮麗霞的系列論文②對助詞“得、將”用“三個平面”理論進行分析描寫，并從歷史角度與現代漢語普通話作比較。典型虛詞“得、將、更、將、把”等之外的其他虛詞，則很少有人論及。
（二）構詞法研究
復音詞是漢語詞匯中的一種重要形式，它指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音節構成的詞。漢語總的趨勢是由單音詞變為復音詞，這種復音化的情況如何，考察漢語的構詞法是研究其詞匯結構特點的簡捷方法。有學者對“三言二拍”中復音詞的構詞法進行了分析，如倪永澤《關于<喻世明言>中復合型復音詞的研究》通過考察認為，該書復合復音詞的特點是“以聯合式和偏正式為主”，驗證了漢語詞匯的復音化及其速度加快的趨勢，揭示了近代漢語詞匯演變的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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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句式研究
句式是按照句子的局部特征劃分出來的句子類型，它比較集中地體現了現代漢語句子的結構特點以及語義表達上的特色。學者們的研究熱點是“三言二拍”中一些特殊句式，如“把”字句、“被”動句、否定句、“比”字句、存在句等。
學者們對“三言二拍”中的被動式研究較多，對于其類型，學者們看法不盡相同：王敏紅認為有八種，重點探討了“于”字式、“見”字式、“為”字式和“……所”式這些上古漢語傳統模式的衰微、“被”字式在近代漢語中的進一步發展以及“教”字式、“與”字式、“吃”字式這些近代漢語才產生的被動式的特點，從而揭示了被動句式在近代漢語中的發展概貌。劉媛媛認為“三言”被動式的基本類型共十種，在王敏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蒙”字式，頗具創新思想，但“蒙”字是否有被動義還有待商榷。該文對“三言”中出現的被動式進行窮盡式的調查，深入分析了每種被動式的特點，研究的深入全面，且有獨到的見解。
（四）結構研究
結構是指實詞和實詞的非結構組合以及實詞與虛詞的組合，“三言二拍”結構研究主要涉及“動+將”結構、述補結構、動結式結構等。如王仕平《<初刻拍案驚奇>帶助詞的述補結構》、董海茹《<警世通言>動結式初探》等。
總之，語法研究逐步推進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若干不足：研究虛詞的論著較多，而實詞的分類性論著則少見；近代漢語新興的代詞、語氣詞、構詞方式等在“三言二拍”中的體現還未引起人們的注意，而句類研究僅涉及到疑問句、復句、特殊句式的研究。
總體上看，近二十年的“三言二拍”研究呈現若干特點：第一，研究理論不斷拓展。學者們引入不少新的語言理論，如三個平面理論、語義特征分析法等。第二，研究方法有新拓展。學者們更多地注意共時研究與歷時研究相結合、注重研究的系統性。第三，研究不平衡。語音、文字方面的研究幾乎為空白，詞匯、語法方面的研究相對較多。“三言二拍”語言學研究取得了不俗的成果，然而該課題仍存在許多空白有待我們填補。值得注意的是，“三言二拍”專書研究日益成為研究的熱點，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這必將推動斷代研究和漢語史研究。隨著研究理論的日益豐富、研究方法的日益革新，相信它會在深度和廣度上得到更大的發展。
注 釋：
中圖分類號：H109.4
定語是名詞性短語中心語前面的修飾成分。而現代漢語中作修飾成分的詞語，意義和用法相當復雜，有的意義用法和特殊格式都具有漢語的特色，在其它語言中很難找到等同的說法。因此，定語在漢語本體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針對目前對定語的相關研究概況作一梳理和總結。
一.定語在20世紀80代前的研究
定語語法地位正式的確立始于19世紀末的《馬氏文通》。《馬氏文通》中認為主次，偏次由名字充當，偏次因非正意者，所以應前置于正次。由于引用的是先秦至韓愈時的用例，所以書中提到的是“之”字的隱現問題，認為“之”的出現與否與音節的奇偶有關。[1]盡管《馬氏文通》對定語的表述不夠充分，但定語語法地位正是由此而建立。
黎錦熙《新著國語文法》中使用的是“形容性的附加語”。形容性的附加語除名詞外，還可以是形容詞、代詞、短語及句子。書中還提及了“的”的特殊用法。如“打虎的人來了”可省做“打虎‘的'來了”，認為“的”是以連接的性質而“兼代”虛位實體詞的職務。在討論“的”字隱現問題時，認為在習慣常用的短語中為了求整以及在疊用領位的短語中為了求簡，“的”字往往都會省略。[2]
王力《中國現代語法》中把兩個以上的詞造成的復合意義單位叫做仂語。仂語可分主從仂語和等立仂語。主從仂語有一個中心，其余的詞是修飾這個中心的。在主從仂語中凡次品加首品等于首品者，叫做組合式。由組合式所構成的整體，就是首仂。仂語里的修飾品，叫做加語。[3]
熙《定語和狀語》中認為定語有表領屬、表性質的。定語可以由名詞、形容詞、動詞、代詞、數量詞、有連帶成分的定語、“......似的”構成的助詞詞組、聯合結構、主謂結構等構成。根據定語和中心詞之間意義上的關系，可以把定語分為限制性定語和描寫性定語兩大類，并指出了可以由哪些詞充當這兩類定語的情況。[4]
二.定語在20世紀80年代后的研究
20世紀80年代后很多的大學《現代漢語》教材，如，黃伯榮、廖序東《現代漢語〈上、下〉》、邢福義《現代漢語》、駱小所《現代漢語引論》、邵敬敏《現代漢語通論》等著作中都有有關定語的論述，在吸取黎錦熙，呂叔湘，王力，丁聲樹，等人對定語研究的基礎上，更進一步的論述了能夠充當定語的語言單位的描寫，對定語的句法結構和句法意義作更透徹的分析。同時對現代漢語教學事業產生了巨大的促進作用。與此同時，有更多關于定語的文章的發表。如，王進安《定語的語義指向及表述功能的差異》從定語的形式與意義出發，探討了定語的語義指向及在表述功能上的差異，認為定語的表述功能與形式意義之間的脫節與否有較大的關系：（1）定語形式與意義之間的關系；（2）定語的表述功能，按定語的表述功能將其分為指稱性定語和陳述性定語。[5]周麗穎《時間副詞作定語分析》對現代漢語時間副詞作定語的現象進行描寫，并根據名詞的特點歸納出時間副詞作定語的語義類型。[6]張玲，顧祥《定語歐化現象究因》從英漢定語結構異同及譯者主體性兩方面對英譯漢過程中定語歐化的原因進行了初步的探討，提出了英語定語的翻譯策略。[7]楊淑芳《定語語義分析》分析了定語同中心語的意義關系。研究了定語的語義指向。從定語語義角色變換的角度分析定語。對有關定語或定中偏正結構的歧義句式作了粗淺的探討。[8]王利峰，肖奚強《形容詞定語后“的”字隱現習得研究》中選取了140個常用的雙音節形容詞，考察這些形容詞在語料中充當定語時帶“的”和不帶“的”的使用頻率。[9]盧毅《英漢后置定語的前移現象對比研析》通過具體的例子闡述了英漢后置定語的前移的現象。[10]劉珊珊《英漢定語對比之異同》對英漢兩種語言的定語進行了對比，如，成分，位置，語序，作用等方面。試圖找出兩種語言定語的異同之處，以期對現代漢語的定語研究帶來幫助。[11]李秋素《現代漢語定語研究綜述》對現代漢語的研究狀況進行分析，研究現代漢語定語中仍然存在的分歧。[12]這些研究成果使現代漢語定語研究向更深入的方向發展。
結語
通過對以上著作，教材，論文的回顧，我們可以看出有關定語的研究在不斷地深入，有關定語研究的成果不斷地涌現，對定語問題的分析，如，定語的語義指向及表述功能的差異，“的”字的隱現，定語的位移，定語歐化現象等問題仍在不斷地探討和深化。雖然目前關于定語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但是同時也可以看到，由于定語涉及問題之多，對問題的描寫較為復雜，對定語的研究時間尚不充分，定語的研究還缺乏系統性和完整性，因此，現代漢語定語的研究還需今后進一步探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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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課程定位不明，脫離教學實際
關于現代漢語的課程定位，高校中文系現代漢語的目標一般包括：一是使學生比較全面系統地了解并掌握有關現代漢語的基礎知識和基本理論；二是培養學生正確分析語音、詞匯、語法和修辭的基本技能；三是使學生提高理解和運用漢語的能力；四是使學生了解現代漢語學科的發展方向，并獲得初步的研究能力。以上這種現代漢語的課程定位，是針對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學生的，但是對編輯出版專業的學生來說，有些不切實際。由于大多數高校的編輯出版專業辦學時間短，普遍缺乏具有編輯出版經驗的現代漢語教師，于是，在實際教學中，很多編輯出版專業的院系都聘請中文系的教師進行現代漢語課程的教學，任科教師通常都照抄照搬中文系的課程定位，不清楚編輯出版專業整個課程體系的配置，不了解該專業其他課程與現代漢語課程的區別與聯系，忽視教學對象的差異，脫離教學實際，因而大多未能取得預期的教學效果。
2. 教學內容陳舊，失去應用價值
首先，到目前為止，國內還沒有出現一套針對編輯出版專業而編寫的漢語教材。編輯出版專業學生所采用的現代漢語教材，大多采用中文專業通用教材，大多數教材內容陳舊，甚至有不少中學為追求高考的高升學率，將大學現代漢語教材習題拿給中學生訓練。由此造成學生感覺內容陳舊，求知欲不強。其次，有些教材因成書年代久遠，里面的內容脫離當前的語言生活實際，學習與應用脫離，學生學習興趣不濃。同時，很多教師也比較保守，注重基本理論的講述，授課時總是以教材為依托，而不注意及時跟進語言研究領域的一些前沿動態；習慣于列舉教材上陳舊的語言實例，而漠視當下的新鮮的語言現象。
3.教學模式單一，學生徒勞無功
傳統的現代漢語課堂教學，一般是教師在講臺上講，學生在座位上聽課、記筆記，一個“灌”，一個“裝”。教師將現代漢語看作基礎課程，滿足于對教材理論知識的機械介紹，并且囿于課內學習，很少組織學生開展討論性的學習活動，師生之間缺乏雙向交流，不以啟發學生思考和發現問題為前提，不以社會語言生活實際為出發點，不以為學生有能力去觀察和分析研究現代漢語的種種事實，致使學生總是處于被動接受的狀態，為應付考試而死記硬背一些規則原理，考試過后就又基本上全忘記了。這種缺乏實踐環節所獲取的知識，難以轉化為實際的漢語能力，同時，也限制了學生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進而形成僵化的思維方式，沒有什么實際收獲，可以說是徒勞無功。
二、編輯出版專業現代漢語教學改革的探索與實踐
1.明確目標定位，體現專業特色
教學目標是教學過程中必須首先明確的問題。在以培養編輯出版專業人才為初衷和基本任務的編輯出版專業講授現代漢語課程時，要盡可能培養學生的漢語綜合能力，使其能夠勝任未來的編輯出版工作。由此，我們認為，編輯出版專業現代漢語課程的教學目標應該立足于提高學生的漢語水平，培養學生運用現代漢語知識進行編輯出版工作的能力。
2.遴選教學內容，突出實用特點
編輯出版專業的現代漢語課程教學，應該遴選教學內容。根據編輯出版職業對漢語能力的要求，從現代漢語的語音、漢字、詞匯、語法、修辭等方面，對現代漢語課程教學內容做出適當調整。
（1）語音教學：強化普通話語音規范的教學，要求學生普通話發音正確、標準；要求學生掌握審音表，注重多音字，讀對專名字，添加《漢語拼音正詞法基本規則》（國家技術監督局1996-01-22，1996-07-01實施）。淡化或取消音位教學。
（2）漢字教學：強化漢字整理和標準化的教學，要求學生熟記規范漢字，用對簡化字，不用異體字，能糾正錯別字，識別部分繁體字。增加國家標準《出版物上數字用法的規定》的教學（國家技術監督局1995-12-13，1996-06-01實施），特別注意常見的差錯，如文學作品誤用阿拉伯數字，夏歷、年代、月、日、星期等誤用阿拉伯數字，數量單位運用不合規范等。淡化漢字“六書”理論以及漢字形體演變方面的教學。
（3）詞匯教學：強化詞匯規范原則的教學，要求學生識記詞語誤用類型，掌握辨析同義詞的方法，避免選錯同義詞，誤用異形詞，亂用外來詞，錯用專業詞，濫用方言詞，誤用古語詞，使用生造詞，用錯成語、熟語等。
（4）語法教學：強化語法規則的教學，要求學生能夠自覺避免語法錯誤，掌握檢查病句的方法，熟練改正病句。淡化句法結構分析方面的教學。
（5）修辭教學：大力拓展傳統修辭學的內容，從言語交際的角度來講修辭，要求學生掌握辭格特點，學會運用修辭方法提高表達效果，能夠糾正修辭錯誤，分析修辭失誤類型，如韻律不勻稱，選詞不確切，句意不暢達，語體不恰當，辭格欠妥帖等。
3. 改革教學模式，發揮學生主動性，培養學生創造力
（1）講授與啟發相結合
采用啟發式的教學方法。教師應該信任學生的自學能力，在教學時提綱挈領，少講、精講，講關鍵，多提問，多討論，引導學生思考，注重觀察研究，勇于探索。例如，在每講授完一個單元的知識后，選取優秀學生將作業做成幻燈片演示給同學們觀看，要求學生進行討論并評價。為了能得到教師的肯定，為了能在全班同學面前展示出自己的風采，學生們上課時都注意力集中，認真聽講，并及時完成課外作業。那些得到演示機會的同學，總是做好充分準備，精心制作幻燈片。如此，同學們在聽講的過程中，思維活躍，發言積極，課堂學習氛圍十分濃厚。
（2）課堂學習與課外學習相結合
結合課堂學習，開設一些配套的課外學習課程。教師可組織學生組成興趣小組，定期開展專題講座，學術沙龍等課外學習活動，以滿足學生的求知欲。同時，還可開設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現代漢語語匯研究、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言語交際學、語用學等系列選修課，并指導學生寫好這些課程的小論文。這樣不僅能拓寬學生的知識面，還能提高他們學習的層次，培養學生的探究意識，進而提高論文寫作水平。
（3）理論學習與實踐學習相結合
編輯出版專業現代漢語教學改革的總的原則應該為面向社會，面向時代，注重實踐。
首先，帶領學生走出課堂，走向社會。如組織學生利用節假日去進行社會語言調查活動，如普通話推廣問題，方言與普通話融合問題，社會用字的規范問題等，并指導學生進行深入討論、研究，并撰寫調查報告。不僅使學生加深對漢語理論知識的理解，而且可鍛煉其調查、分析和研究能力。
其次，現代漢語教學必須體現時代性，讓學生充分感受到時代變遷的腳步。教師應該在教學過程中緊扣時代生活，聯系社會生活文化知識，增加趣味感。教師在選用語料時，應精選例句，多搜集一些報刊、電視、網絡等媒體語言材料中的新詞語、新話語表達方式，并引導學生從多角度進行討論，鼓勵和指導他們把自己的觀點撰寫成小論文，這樣讓學生既能找到樂趣，又學到了知識。
另外，編輯出版學是實踐性很強的學科，因而在課程設置中必須加強實踐環節。例如，在教學中加長實踐環節，自開現代漢語課之初，就組織學生在出版社或報刊社編輯部參加編輯出版工作的實習，讓他們把課本上所學的理論知識與實踐緊密結合起來，獲得寶貴的工作經驗，為將來的就業打下一定的基礎。
4.構建多元評價體系，提升現代漢語綜合能力
同步開展考試改革，豐富考核形式。根據現代漢語課程要求和教學目標，教師應重視學生在認知和思維上的差異，采取靈活多樣的考核形式，將課程考核貫穿到課程教學的全過程。根據《大綱》要求，基于創新思維能力培養目標，結合當前的時代特征，分析現代漢語能力的基本構成要素，設計多元評價體系，包括：（1）現代漢語理論知識評價，包括專業基礎知識以及課堂表現評價。（2）漢語綜合能力評價，包括聽力、表達能力、閱讀能力、寫作能力以及完成任務能力（如開展社會語言調查等能力）評價。（3）漢語社會實踐能力評價。包括各項語言實踐活動，如報社記者實習、刊社編輯業務實習、公司文案實習、播音主持、演講比賽等等。根據學生的專長特點，在主觀評價的基礎上，兼顧自由、公平，倡導學生積極、自主地學習，并且有意識地全面建構自己的漢語知識體系，有意識地培養自己的漢語綜合應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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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勤在首都師范大學學報上發表《現代漢語擬聲詞研究綜述》一文，以《馬氏文通》為始將發表的有關現代漢語擬聲詞的著作論文進行概述。論文將這些擬聲詞研究分為三個階段：1898～1949年、1950～1990年及1990年以后，認為前兩階段“擬聲詞經歷了從附屬于其他詞類到獨立列為一類的過程”，第三階段以熙《潮陽話和北京話重疊式象聲詞的構造》、孟琮《北京話的擬聲詞》和馬慶株《擬聲詞研究》等三篇論文為代表，開拓了將漢語擬聲詞放在語音系統中進行分析的視角。
綜述中圍繞擬聲詞的詞性及其句法功能的問題，認為擬聲詞的詞性問題直接關系到對擬聲詞語法功能的認識。但事實上現代漢語擬聲詞的討論不僅局限于此。正如漢語方言的研究，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將方言系屬問題作為爭論的焦點，這種一開始就確立了某種方言系屬權威性的作法，會導致其后的調查研究局限在某個框架內，從而限制方言研究的靈活性。真正有價值的研究應將精力放在漢語各方言特別是一些瀕臨消失或者具有混和性質的方言特點的探討上，構建新理論。擬聲詞研究也應如此，詞性問題固然重要，但擬聲詞特殊性質的討論更有意義，因此探討擬聲詞應從多方面角度進行。
就普通話擬聲詞自身結構特點的研究，目前探討的范圍主要有四方面：（1）詞性問題；（2）構詞方式；（3）語音形式結構；（4）修辭功能。而漢語方言擬聲詞的研究多有異同。
二、現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的研究
1.現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研究的總況。方言擬聲詞研究從80年代才剛起步，至近幾年才逐漸展開，但發表的文章并不多。由李榮主編的《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系列共收集了全國四十多個方言點的詞匯，其中也包括擬聲詞的材料，但并無專門的著作文章對這些方言的擬聲詞進行分析探討。
更多的文章將擬聲詞作為一種構詞法平面描寫，如《獲嘉方言的表音字詞頭》《歙縣方言的AAB、BBA式結構》《略論廈門話的構詞手段和方法》《閩中、閩北方言的分音詞》《聞喜方言中的“圪”與“古”》《夏縣話里“圪”的用法》《大同方言中的“圪”“忽”“達”綴詞語的附加意義》《武寧話的重疊式》《宜都話的兩種狀態形容詞》《宜昌話“AA神”式論析》《汩羅長樂話中的“AA哩”重疊式》等。這些論文僅介紹某一方言擬聲詞的構詞形式，并未對該方言擬聲詞的整體特點深入探討，因此也只能作為一種方言調查材料。
專門對方言擬聲詞進行理論探討的文章是從《潮陽話和北京話重疊式象聲詞的構造》和《北京話的擬聲詞》兩篇相呼應的文章開始。但這些研究并未被馬上繼承，直至《吳語擬聲詞的狀態標記“叫”》《潮陽方言的象聲詞》以及中國社科院王曉君的博士論文《漢語方言擬聲詞調查與研究》等文章的出現，使語言學界才真正開始關注漢語方言擬聲詞的研究。
2.現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研究的具體方面。（1）構詞法描寫。與普通話擬聲詞研究相似，大多數方言擬聲詞的研究都局限于特殊構詞法的描寫及語法功能的簡單介紹：
例如山西大同方言中以“圪”為前綴的“圪A”和“圪A圪A”兩種構詞法；聞喜方言以“古”作為詞綴的“古A”“古里古A”“古古AA”等結構。吉林方言的“一AA”式和“一AB”兩種格式中各字的聲調是固定，為“一35A51A0”“一35A51B0”。安徽歙縣方言主要結構為“擬聲詞A＋動詞性B/形容詞性B”的“AAB”式和“動詞性B/形容詞性B＋擬聲詞A”的“BAA”式。江西武寧方言為AA式、ABAB式和AABB式，僅作狀語和定語。湖北宜昌方言的結構為雙音擬聲詞加后綴“神”，主要充當補語和謂語；宜都方言也有“AAs?圮n”式的重疊式擬聲詞。湖南汩羅長樂方言主要以“哩”為后綴，結構為“AA哩”，語音為“中重輕”的格式。廈門方言的結構則分“一字格”“二字格”“三字格”及“四字格”，等等。
這類文章對擬聲詞的討論較拘泥，僅從字面構詞的特點進行描寫，未對這些擬聲詞具體特點進行研究，因此無法揭示出該方言擬聲詞在詞法和語法的特殊功能。
（2）詞匯化。隨著詞匯化語法化在語言學界的興起，方言擬聲詞的研究也開始關注詞匯化。在調查中發現某個方言中存在著幾種不盡相同的擬聲詞格式，或者幾個方言中存在著相似或相異的擬聲詞格式，若將這些格式對比分析，往往可能發現不同擬聲詞之間親疏關系，從而可揭示出某類擬聲詞形成的歷史過程及其所屬的階段特征。這樣，一些論文開始從這種動態研究的角度對擬聲詞構詞特點進行解釋。
江西贛語新余方言介紹了三種格式：重疊式、A沙式和AA叫式。文章指出AA叫式擬聲詞與普通話不同在于，“叫”在新余話中已語法化為一個詞綴。通過對比贛語吳語中AA叫式擬聲詞在語法語義上的差異，試圖解決“AA叫”式語法化的歷史過程。
北部吳語嘉善方言中的擬聲詞的狀態標記是“-叫”，文中指出雙音節擬聲詞與“叫一記”在組合的過程中日趨緊密詞，并發生詞匯化，“一”語音弱化讀輕聲，所有后附于擬聲詞的“叫”都可以用“叫一記”來替換，而語義沒有變化。所以，文章認為，“叫”已經語法化為一個狀語標記，而“叫一記”則在使用中詞匯化，也開始逐漸接近于一個狀態標記。這些論述揭示出吳語中這兩種擬聲詞所形成的不同階段和相互關系。
（3）語音層面分析。擬聲詞最初表達的是要摹擬自然界某種聲音的某些屬性，本質上與聲音密切相關。因此，人們開始關注各方言擬聲詞在語音和韻律上的獨特之處，這把對擬聲詞的認識推進了一步：河南獲嘉方言中的擬聲詞的詞頭是一種表音字，擬聲詞若以這類詞頭為第一音節的時候，第二個音節的聲母和韻母就會受到嚴格限制，但文中對這種限制并未進一步討論。閩中閩北方言的擬聲詞中存在著一種分音詞，將一個音節分成聲母韻母兩個部分，“這兩個部分又各自擴充為一個獨立的音節，第一個音節與原單音詞雙聲疊韻，第二個音節與原單音詞疊韻。聲母固定為1，并且新的兩個音節均與原單音節詞同調”。
馬慶株以北京話擬聲詞為案例，利用數量統計的方法，從音素的角度切入，把擬聲詞看成一個語音單位，根據北京話擬聲詞的發音機制，分析了各擬聲詞聲母韻母各自的特點。研究發現這些擬聲詞的聲母多以塞音邊音塞擦音充當，韻母多為無韻尾，有韻尾則多以ng尾為主的客觀情況，并通過對不同音節中各相應的語素進行對比，總結了不同音節聲母和韻母的特點及各自之間的相互關系。同時，文章從音素的角度看待重疊，得出變韻重疊（語素重疊）和變聲重疊（音節重疊），這些變形重疊后的完全再重疊就發展至文字形式上的擬聲詞重疊。
張盛裕對粵東閩語潮陽方言擬聲詞的研究同樣以音素為單位。他指出除了無固定格式的純粹模擬聲音的結構外，潮陽話主要有①A下叫，②AA叫，③IA叫，④IA1A2叫四種格式。其中，后三種格式在語音上各有規律，除去詞綴“叫”，擬聲詞每個音節的聲韻調有固定的音變規律，并重點論述④式擬聲詞的語音結構中聲母與韻母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文章也運用統計學方法，對調查到的所有擬聲詞的聲韻調出現的頻率進行統計比較，并聯系人類發音機制特點進行解釋。
王曉君通過170多個詞條將調查所得的53個方言點的材料進行分析，從聲韻調三個方面，對漢語方言的一般擬聲詞、摹擬動物叫聲的擬聲詞和使喚動物聲的語音使用做了較為詳細的描寫，總結出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語音規律。此外，論文將擬聲詞的音節分為主音節和次音節（包括襯飾音節、衍生音節、前綴音節和后綴音節等），并運用主音節和次音節的概念分析了漢語擬聲詞的韻律構造。
以上的文章都運用了統計學方法對擬聲詞聲韻調等各個音素進行了頻率統計分析，這是以往擬聲詞研究中所不曾運用的方法。擬聲詞一般是用來模擬自然界的聲音，人類選擇以哪種語音表示哪種自然界事物的聲音通常也帶有隨意性。但是語言又是約定俗成的，在任意選擇語音的同時，又受到人類自身的認知及所處的語言環境文化背景的制約，具有某些優選的規律性，顯示出語言的排除機制。用統計數據分析的方法事實上是將擬聲詞的研究與普通語言學研究結合起來，從方言中一些現象總結人類對語言的選擇方式和接受程度。
三、研究方法的總結
現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的研究起步較晚，這與方言調查的開展有很大關系。在很長一段時間現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研究只重視語法結構描寫以及在普通話擬聲詞的研究模式下進行兩者對比，并沒有立足方言自身內部特點的探討。此外，對擬聲詞在語法修辭上描寫也過于籠統。事實上，方言擬聲詞的研究應有自身的特色，可從多角度展開探討。
1.歷時研究。由于擬聲詞是用自己的方言去模擬某種聲音，這種模擬必然帶上主觀性。這種主觀性，從音素到音節到字詞，都受到形成該方言的社會心理文化意識影響，因此，不同的方言都可能具有不同的格式。然而，語言的接觸語言的滲透使得一些方言帶上相似的語言現象，系屬相近或同屬一方言的方言小片中的許多語言現象都具有相同的特點。將這些特點系連在一起，則可能為某種語言現象展示了一個歷時的動態過程。王福堂①從方言語音演變中得出：“多數方言中音變過程完成后，原來的具體情況已經不復可知。需要借鑒其他方言的情況才有可能對音變過程的某些階段加以復原”。方言擬聲詞的研究同樣具有歷史性。例如吳語、贛語、閩語中都存在著以“叫”為后綴的擬聲詞結構，但在語法上又有差異性。從歷史移民的考證中，古代時就存在著一批移民從長江中下游區遷往江西最后再遷至閩地的歷史情況。擬聲詞在某些方面的一些相似的特點，是同源的關系，還是僅為偶合，這需要結合文化歷史的進一步證明?？梢?，將不同方言中擬聲詞的結構特征串連起來，能為歷史語言學的研究提供語言事實材料。
從歷史層次上分析，突破了擬聲詞僅關注平面研究，從而把擬聲詞的研究引進歷史變化發展的動態立體研究中，對于認識漢語擬聲詞的特點有著重要的意義。
2.語音韻律研究。國外擬聲詞的研究一般從音素入手，而現代漢語普通話擬聲詞的研究更多的是注重字詞組合上的結構。漢字是一種方塊文字，這讓漢語研究者通常關注以字為單位符號的漢語，著眼于字面上的漢語，忽視語音層次上更具有變化意義的語言價值。與其他詞類相比，擬聲詞之所以具有特殊性，就是因為它是以聲音作為產生載體和條件，因此對語音深入探討才是真正認識擬聲詞特點的研究。
石毓智②以廣泛存在于各方言的擬聲詞、聯綿詞和分音詞為基本材料，提出大音節結構這種韻律單位，認為在這個結構中，音節與音節間相應的位置上的音素有著相互制約的關系。他從普通話擬聲詞中歸納出五條音節配合規律，然后從歷史材料及閩語吳語等方言材料中印證了這些原則。這種從音系學和韻律的角度探討了擬聲詞及其相關的問題，為進一步認識漢語方言擬聲詞的共性及擬聲詞的本質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
由最小的語音單位分析至詞組合層級分析法，事實上與國外語言學研究方法接軌。擬聲詞的研究，無論是普通話還是漢語方言，都應跳出字詞上的局限，將語音引入，結合詞法語法進行研究。
反義相成詞是由兩個在意義上相反或相對的單音節詞素組合而成的合成詞（如“高低”“死活”“買賣”等）。無論是形式構造，還是意義內容，這類詞均有其特殊性。在形式上，其特殊性表現為構成該類詞的兩個詞素在意義上存在相反或相對的關系;在意義上，則表現為該類詞的詞義與其兩個構成詞素的意義之間存在著復雜的關系。近三十年來，關于反義相成詞的研究主要圍繞這兩方面的特殊性展開，切入點則往往從本體研究和對外漢語教學兩方面著手。
一、反義相成詞的本體研究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學者們就開始對反義相成詞展開一系列的本體研究。其研究范圍之廣，研究程度之細，令人佩服。通過對這方面的研究進行梳理分類，我們發現其研究視角主要涉及兩個層面：一是反義相成詞的專題研究，二是反義相成詞的系統研究。
（一）反義相成詞的專題研究
從不同角度出發，反義相成詞研究可以有很多切入點，這就形成了一個個關于反義相成詞的專題研究。有的學者在某一部古代文獻中，考察反義相成詞產生之初的規律;有的則將研究視角放在反義相成詞的形式或意義上，以探求其形式上的特殊性及詞義與詞素義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有的學者集中研究反義相成詞中的副詞，探究其意義上的變化及產生的語法作用。
1.古代文獻中的反義相成詞研究
魏達純（1998）研究了《顏氏家訓》中的反義詞素并列現象，指出了反義詞素并列后有的可以成詞、有些則只能成為詞組的事實。這其實反映了反義相成詞產生之初的面貌，其中的詞組在以后的使用過程中有可能詞化。
汪梅枝重點考察了《論衡》中反義相成詞的使用情況，指出《論衡》中存在同詞素異字序的反義相成詞，又從歷時的角度與現代漢語中的相關現象作對比，闡明了二者在字序上的差異。此后，作者又發文（2015）比較研究了《論衡》與上古的反義相成詞，發現《論衡》與上古的反義相成詞既一脈相承，又推陳出新。這種歷時比較的研究，深刻地揭示了反義相成詞從古到今的發展演變規律，即字序由不固定到固定，詞組經詞化最終成詞。無論是形式上還是意義上，反義相成詞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2.反義相成詞的意義和形式研究
意義層面，金碩（2007）運用認知語言學理論以及“概念要素分析法”，對反義相成詞的詞義發展進行了比較細致地歸納分析，揭示了反義相成詞詞義在構成詞素義的基礎上所發生的一系列復雜、深層次的變化;錢夏玲（2013）擺脫以往研究的框架，將研究視野集中到反義相成詞的全稱量限方面，指出反義相成詞的詞義在很多時候具有抽象概括性，是兩個構成詞素意義的上位概念，具有全稱量限的特征，如“大”和“小”的意義都是比較具體的，但“大小”一詞則是對“大”和“小”之間共性的一種抽象化概括，指“大小”的程度。類似的還有“快慢”指速度，“深淺”指深度，等等。這就從一個全新的視角探索了反義相成詞的詞義發展演變規律。
形式層面，楊吉春（2007）利用計量統計的方法，從語法、聲調、意義三個方面分析了反義相成詞的外部結構。他認為反義相成詞兩詞素的排序與聲調和意義的關系緊密，而與語法無關，同時指出義序的作用大于調序。這種量化的方法，使人們對反義相成詞的形式構造規律有了直觀和清晰的了解。
3.反義相成副詞研究
張誼生在《現代漢語副詞探索》一書中探討了反義對立式語氣副詞的性質、功能和成因。不僅從共時平面角度考察了反義相成副詞的構成類別與表達功能之間的關系，而且注重考察反義相成副詞在漢語各主要次方言區的分布情況及近代漢語反義相成副詞的形成歷史。張進一步討論了反義相成詞意義虛化的動因和個性特征，認為具體義素的脫落和使用領域的擴大是反義相成詞意義虛化的首要步驟。另外，分界消失、詞義融合、語境吸收和重新分析等因素也是導致反義相成詞詞義虛化的有效機制。這本專著雖然只有部分章節涉及到了反義相成副詞，但其研究的視野和角度無疑為后來的研究提供了借鑒。
傅杰（2006）一文從語法角度探討了反義相成詞作狀語的情況，并重點分析了反義相成詞作狀語的基本類型及其作狀語的理據，認為反義相成詞作狀語能夠達到很好的修辭效果。任磊（2012）則重點研究了反義相成詞中表示無條件關系的13個語氣副詞，并將其分成無特殊語義和有特殊語義兩類，進而考察這兩類詞在語義及語用方面的特點。黃哲（2014）將研究對象進一步細化，只研究反義相成副詞中表情態義的一個副詞“高低”，不僅指出其整體詞義超出了“高”和“低”這兩個反義詞素的意義之和，衍生出了表周遍性的意義，而且重點探討了該詞在河南南陽方言中的用法，并將其與其他方言、普通話及近代漢語中的用法作對比，嘗試探索該類反義相成詞的共性特征。此外，作者還從認知語言學的角度對反義相成詞進行了研究，指出隱喻和轉喻是反義相成詞意義構建的兩種機制。
（二）反義相成詞的系統研究
譚達人（1989）從構成條件和意義特點、在詞匯及語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是不是詞這三個方面研究反義相成詞，認識到義序和調序制約著反義相成詞詞素的排序，同時認識到復合詞的詞義在構成成分意義的基礎上會有引申、概括、抽象的變化，而且這種變化有不同的程度，可分為不同的等級。譚達人關于詞形和詞義方面的系統論述為后來的反義相成詞研究奠定了基礎。
郭奕晶（2000）從《現代漢語詞典》和《漢語大詞典》中搜集例詞，詳細分析了反義相成詞的類型、特點、蘊含的社會文化意義、產生及發展、作用等方面的內容，認為反義相成詞的產生符合漢語詞匯由單音詞變雙音詞的趨勢。另外，漢民族的思維方式和修辭的需要也促成了反義相成詞的產生。該文深刻認識到反義相成詞在豐富現代漢語詞匯和增強漢語表達力方面的作用，這是其他研究很少涉及的。
陳曉燕（2004）除探討了反義相成詞在結構和意義上的特點、影響詞素排序的因素之外，同時注意到了利用一組或兩組單音反義詞構成的四字格短語，并對其結構類型進行分類，這是具有開創意義的。
這一時期對反義相成詞展開深入研究的學者還有齊紅飛、張謙、王冠、曾丹等，他們都對反義相成詞產生的原因進行了探討，一致認為雙音詞的大量產生、漢民族的思維認知特點及行文修辭的需要是反義相成詞產生的三個原因。另外，他們也都以不同的標準對反義相成詞進行了分類。
除上述散見的文章以外，本世紀前10年還產生了一部系統研究反義相成詞的專著，它就是楊吉春的《漢語反義復合詞研究》。這部書系統而全面地講解了反義相成詞的產生發展、結構特點、詞化和虛化、意義的演變等內容，是一部涉及面廣、論述詳細的研究反義相成詞的專著。
二、反義相成詞的漢語教學研究
韓麗麗（2008）首次提出“非偏義反義復合詞”這一術語。通過對二百多個非偏義反義復合詞進行深入研究，發現這類詞的詞素在生成詞的過程中意義會發生根本性的質變，因此不能依據詞素的意義推測詞義，這就給第一語言非漢語的學生帶來了理解和使用這類詞的困難。在揭示該類詞的詞義在語義生成過程中的變異特征并運用義素分析法全面分析這一特征形成的深層原因之后，作者首次提出了解決這一教學難點的途徑。這是將反義相成詞的理論建構與漢語教學實踐結合起來的一次有意義的嘗試。
王敏蘭（2013）也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研究現代漢語中的反義相成詞。通過大量詞例來說明反義相成詞構成詞素間的反義關系類型，并從反義義場的角度將其分為絕對反義、相對反義、關系反義和換位反義四種，從而有針對性地展開漢語教學。方穎（2014）依據《HSK考試的詞匯等級大綱》，結合反義相成語氣副詞的語義、語法、語用等角度，深刻探討了對外漢語教學時反義相成語氣副詞的教學策略。
三、反義相成詞研究的新視野
綜觀三十年來漢語學界關于反義相成詞的研究，不難發現，學者們大都將目光集中于反義相成詞產生的原因、反義相成詞詞素排序的不均衡性（“死活”可以說，“活死”不能說;“出入”可以說，“入出”不可以說）、反義相成詞詞義與構成詞素義之間的復雜發展演變以及反義相成詞的對外漢語教學等方面，而沒有開拓新的研究領域。
其實，關于反義相成詞還可以有新的研究視角。這種反義對舉組合成詞的現象不僅存在于雙字格，在四字格成語中也很常見，如“出生入死”“前因后果”“深入淺出”“喜新厭舊”等等，這類成語中所蘊含的規律也是值得探究的，而以往很少有研究涉及。此外，我們已經知道一些反義相成詞的詞義與構成詞素義相比，抽象化程度往往較高，如“大小”指“大小的程度”、“遠近”指“遠近的程度”等;而另一些反義相成詞的詞義則會有很高的遍指度或泛指度，如“貴”和“賤”組合成“貴賤”一詞后，便會激活一種“無論如何”的含義（他嫌太遠，貴賤不肯去），諸如此類的還有“好歹”“高低”“死活”等，再如“寒暑”不再單指冬天和夏天，而是用來指整個一年，“首尾”也泛指“從開始到末了的整個過程”。為什么有些反義相成詞具有較高的抽象化程度，而有些則具有較高遍指度或泛指度，這其中的差異應該也是有規律可循的，而以往的研究只看到了這種差異的存在，卻沒有解釋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
四、結語
反義相成詞以其形式和意義上的特殊性得到了很多學者的青睞，相關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我們也注意到，目前關于反義相成詞的命名還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術語，搜集到的資料里就有諸如“反義復合詞、反義相成詞、反義復詞、反素詞、極性對立詞、反義語素復合詞、對立詞、反義連文詞”等紛繁復雜的叫法，然而卻都指同一種詞匯現象。反義相成詞的研究是沒有止境的，未來應該在統一名稱的基礎上，立足于新的研究視野，探索反義相成詞更多的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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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漢語是大學文科專業的一門基礎課程，承擔著培養學生基本語言素養，提高學生語言運用技能的重要任務。但是長期以來，現代漢語的教學效率低下，成了一門令教師頭痛、讓學生厭煩的課程。20世紀80年代后期，語言學者史有為先生發表了《十字路口的現代漢語課》一文，指出高校的現代漢語教學基本上是失敗的，引起語言學界的強烈反響。于是，在現代漢語教學界掀起了一股改革大潮，一直斷斷續續延續至今。總結前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討教學內容改革和教學方法改革兩個方面。但是，以上兩個方面的討論成果基本上很少被現代漢語教學界普遍吸收，進而用于指導教學實踐。高校的現代漢語課至今仍然沒有大的改觀。而且，前人的討論大部分都是針對本科院校，而本科院校和職業院校的學生基礎、教學要求、培養規格等都有很大差別，針對本科的教改經驗在職業院校并不一定適用。正是基于以上原因，筆者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大膽提出職業院校整合現代漢語課程教學內容的設想，期望能夠運用于課程教學的實踐。
教學改革必須考慮的幾個問題
(一)職業院校的培養目標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國內高等教育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出現了一股高校合并、“專升本”的大潮。同時，職業技術學院如雨后春筍般出現。一般來說，職業院校包括原來的高等專科學校和新成立的職業技術學院。其培養目標是：為社會培養既具有扎實基礎知識，又具有較強實踐能力的新型實用人才，其基本要求是基礎扎實、理論夠用、實踐能力強，能夠學以致用。
以師范?？茖W校為例，其培養目標必須重新定位。長期以來，我國建立的是師院（本科）—師專（?？疲獛煼叮ㄖ袑＃┤墡煼督逃w系，分別培養高中、初中和小學的師資。但隨著高等教育的大眾化，這種體系行將崩潰。大中城市的學校，包括初中和小學，現在一般都只接受本科甚至本科以上學歷的畢業生，師專畢業生很難在中、小學立足。因此，當前的師專應該改革以前的單一培養目標，調整為開放立體、多重面向、適應市場的多元培養目標。以師專中文專業為例，其培養目標可面向基層（鄉鎮、社區、中西部地區）的初中以及小學師資；側重培養基層企事業單位從事宣傳、秘書、文化、管理等方面的綜合性應用型人才。從最近幾年畢業生就業情況來看，只有不到半數的學生從事教師職業，超過半數的畢業生則在其他領域就業。這說明培養目標基本符合實際。
（二）課程的性質、任務以及作用
師專中文專業的培養目標主要有兩個：一是面向基層的初中、小學師資，二是企事業單位從事宣傳、秘書、文化、管理等方面的綜合性應用型人才。無論是教師，還是其他應用型人才，都應該具備比較扎實的語言基本知識和語言綜合運用能力。比如，需要掌握語音，即普通話、文字、詞匯、語法、修辭、言語交際等方面的語言知識，具備聽（即言語理解、信息接收）的能力、說（即普通話、言語表達、言語交際）的能力、讀（即閱讀理解、信息搜集）的能力、寫（即寫作通順流暢、合乎要求的應用文字）的能力。學生上述語言知識的獲得直接來源于現代漢語課程教學，但聽、說、讀、寫綜合語言能力的培養，就依靠為學生創建培養綜合語言能力的實踐環境。
（三）職業院校的特殊情況
職業院校的特殊情況主要是指學生的實際情況。從1999年開始，國內高校普遍開始擴大招生規模。1998年，全國普通高校招生108.8萬人，2005年招生504.9萬人，年均增長24.6%。我國高等教育全面步入大眾化階段。近年來，許多大學又新辦了獨立學院，高職高專院校被放在第四批次錄取，生源質量大幅度下滑。以筆者所在學校為例，擴招前錄取分數線一直穩定在460～480分之間，而近幾年的分數線是師范專業400分左右，非師范專業分數線則更低。因此，事實上中文教育專業的學生大部分錄取分數較低。與普通本科院校招收的新生相比，職業院校的學生中學階段的文化基礎普遍較差，包括語言基礎知識和語言運用的基本能力。有的學生甚至連“請假條”都表述不清。面對這樣的學生，在現代漢語教學改革中必須考慮他們的實際情況，腳踏實地，從基礎做起。只有這樣，才能有的放矢，使學生的語言基礎知識和語言運用能力在原有基礎上提升。
針對職業院校特點確定課程整合思路
基于以上分析，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我們提出針對職業院校特點的課程整合總體思路：
重新確定課程教學目標：掌握基礎知識，完善語言能力，著眼語言運用。
重新安排課程教學內容：對現有教材內容實行“增、刪、改”的調整，將現代漢語整合為普通話、現代漢字詞匯、語法修辭、言語交際四門課程。
努力更新教
學方法，充分運用現代教育技術，提高教學效果。
改革考試評價體系，建立立體多元、綜合適用的評價方式。
整合課程內容，
建立“四支分立”的課程體系
（一）“四支分立”課程思路的提出
一般來說，職業院校由于學制較短，課程較多，每門課程的教學時間相對不長。以筆者所在學校為例，新的教學計劃把現代漢語定為100課時。由于假期等因素影響，實際只有90課時左右。在這么短暫的時間內既要完成內容繁多的現代漢語知識傳授，更要培養學生的語言運用能力，委實難以完成預期目標。出路只有綜合現有課程資源，分解融合、優化整合，建立新的課程內容體系。
語言學者汪國勝先生曾經提出現代漢語課程體系采用“四支分立”的思路并付諸實踐。所謂“四支分立”，就是建立現代漢語語音學、語匯學、語法學、語用學。他認為“四支分立”既便于加強課程內容的理論性和科學性，也利于加強課程中的實踐環節，并用實踐證明了分科教學的可行性。借鑒汪先生的“四支分立”的基本思想，筆者所在學校中文專業現開設的相關語言課程有必修課現代漢語、教師口語、選修課為語言學概論、朗讀學。教師口語和朗讀學都是針對學生將來從事教師職業而開設的，而相當多的學生畢業后沒有從事教師職業，可見課程的適應面太窄；語言學概論一般只在本科開設，?？平虒W效果一直不太理想。因此，我們可以把現有的四門課程優化重組，形成四門新的課程，即“普通話”、“現代漢字詞匯”、“語法修辭”、“言語交際”。提出這四門課程是有充分考慮的，主要是針對師專學生的實際及其必須具備的語言知識和語言能力。
（二）“四支分立”課程的具體內容
四門課程的主要內容如下：
普通話開設30課時左右，每周2節課。這門課程融合了現代漢語課程的語音章，教師口語的部分內容以及朗讀學的內容，主要講授普通話語音知識，包括漢語拼音方案和普通話語音系統、方音辨正、語流音變、語音規范、普通話水平測試、朗讀和語音運用技巧等內容。其核心任務是訓練學生的普通話發音，糾正方音，通過系統訓練，使學生普通話語音面貌達到較高水平，順利通過國家普通話水平測試，并取得合格等次。在此基礎上，對學生進行朗讀訓練，要求學生掌握基本的朗讀技能，具備較高的朗讀水平。
現代漢字詞匯開設35課時左右，每周2節課。這門課程主要包括現代漢語的文字、詞匯兩章的內容。漢字部分包括漢字概說、漢字結構、造字法、漢字簡化與規范、漢字信息處理簡介等。詞匯部分包括詞匯概說、詞的構造、詞義、詞匯的構成、詞匯的發展變化與規范化、辭書等。這門課程要求學生掌握現代漢字、詞匯的基本知識，具備良好的文字詞匯素養，在此基礎上，增強文字詞匯的規范意識，能夠正確、規范地運用漢字和漢語詞匯進行言語表達。
語法修辭開設55課時左右，每周3節課。這門課程主要包括現代漢語的語法、修辭兩章的內容。語法部分包括概說、詞類、短語、單句及其分析、句類、句型、句子的動態分析、復句、病句修改與語言規范等。修辭部分包括概說、詞語選擇、句式錘煉、常用辭格、語體風格，同時，介紹語用學的成熟成果。比如，話語交際的過程理論、話語交際的合作原則和禮貌原則、制約話語交際的要素、會話含義、預設等。以上三門課程仍可使用目前的現代漢語教材，在教學過程中，可對有關內容進行刪減、增補、更新。
言語交際開設35課時左右，每周2節課。這門課程主要包括教師口語的部分內容和現代言語交際學的內容，其內容、范圍都比教師口語要廣闊得多。開設這門課程的目的，主要是使學生在現代社會中具備口語交際的能力?；谥形膶I的學生畢業后只有不到半數從事教師職業，所以開設言語交際課比教師口語課有更大的適應性，而且即使是從事教師職業，也非常需要這些言語交際的知識和基本技能。因為在新的課程標準中，語文教學安排有言語交際的教學內容。這門課程需要訂購相關教材，以滿足教學需要。有一種教材，除緒論外共有十七個專題，廣泛涉及學生在各種社會交往中所面臨的言語交際問題，它們是：招呼與介紹、拜訪與接待、日常閑聊、提問與回答、意見與建議、褒揚與批評、說服與拒絕、協商與談判、主持與講話、演講與報告、講解與評述、討論與辯論、求職與應聘、通訊語言、課堂教學語言、體態語言、語言交際中的謬誤。這種教材涵蓋了言語交際的主要方面，可作為言語交際課程的教材使用。
（三）“四支分立”課程體系的價值
“四支分立”的課程體系有利于分門別類地細化教學內容，把原現代漢語課程的教學目標分解開來，每門課程著重完成1~2項教學目標，這樣有利于學生掌握語言知識，培養語言能力，同時又有效解決了這門課程教學時間相對不足的矛盾。新的課程體系把“言語交際”作為一門課程開設，這樣，培養學生的語言運用能力就能落到實處，使前三門課程中所學的語言知識在這門課程中能夠得到具體運用。
參考文獻：
[1]史有為.十字路口的“現代漢語”課[J].語文建設，1987，（1）.
[2]汪國勝.關于現代漢語教學的幾點思考[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1).
“苦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常有學生問起這兩句詩怎么讀,因為他們感到前后兩句讀起來很不協調,這涉及到漢語的語音節奏問題。
一個句子,誦讀時不可能一個字一個字的往下念,也不可能整個句子從頭到尾一口氣讀完。如果讀得慢一些就不難發現,它是可以分為一個個很小的語音單位的。這個很小的語音單位所包含的音節有多有少,但以雙音節最為常見。例如“我是老師?！薄皨寢寗倧膶W?；貋?。”(“”代表可略作停頓處)我們可以發現基本上是兩個音節一頓。所以呂叔湘先生說:“在現代漢語的語句里,雙音節是占優勢的基本語音段落……雙音節化是現代漢語的主要節奏傾向?！盵1]
為了實現語句基本語音段落的雙音節化,人們常常把單音節的補充成雙音節,在前面或后面加上一個字,使單音節變為雙音節,這個字沒有意義,只起襯字作用。例如“鼻子、耳朵、老虎、順著”;一些多于兩個音節的詞,常常減縮為雙音節,例如:“豆沙包——豆包、第二中學——二中、空氣調節器——空調”等。
四音節的語音段落具有很強的雙音節傾向,其中大量的可以從中間作語法切分,語音上也可以在這里略作停頓,這時其結構關系和語音停頓是一致的。例如:
任重道遠破釜沉舟異曲同工水落石出畫蛇添足但是,也有不一致的情況,例如:
一衣帶水青出于藍危在旦夕顧全大局三十六計
按語法、語義切分為:一衣帶水 危在旦夕顧全大局 三十六計
按語音切分為:一衣帶水危在旦夕顧全大局三十六計
所以郭紹虞說:“漢語中四言詞組即使在意義上不能看作兩個雙音詞的結合,但在念的時候,還是可以不顧意義,讀作兩個二音步?！盵2]
語法結構關系和語音停頓不一致并不限于四個音節的語音段落,在一般的語句里也是存在的。例如:
他把書包忘在公交車上了。
語法切分為:他把書包忘在公交車上了。
語音停頓為:他把書包忘在公交車上了。
由此可見,兩個音節之后能稍作停頓的地方,有時和語法結構關系很不一致。這說明雙音節的確是現代漢語主要的節奏傾向?！盀樗俗骷抟律选钡恼Z音停頓應為“為他人作嫁衣裳”,這樣也就和第一句“苦恨年年壓金線”語音停頓一致,讀起來就順口了。
當然,所謂基本語音段落的雙音節化,并不是要求寫作時每一個節拍都安排兩個音節。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事實上,一字一頓,三字一頓,乃至更多音節一頓的情況也是有的。但是每一個“頓歇”發音時持續時間的久暫大體相當,只是音節松緊的程度不一樣。例如:
獅子、老虎、鹿;邢臺、邯鄲、石家莊
“獅子、老虎”、“邢臺、邯鄲”都是兩個音節;而“鹿”是一個音節,“石家莊”,是三個音節,但發音時持續時間的久暫和雙音節大致相同。只是雙音節節奏適中,而單音節比較舒緩,音節可適當延長,多于兩個音節讀起來比較急促,因為音節被緊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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