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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091.34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4-000-01
數理經濟學流行于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末期，為經濟學的研究和進步作出了突出貢獻。進入現代市場經濟環境，數理經濟學分析更是市場經濟研究的重要工具。它較為直觀的反應了市場經濟的發展、變化等規律，促進了人們對市場經濟發展的掌控能力。數學在現代市場經濟研究應用中的絕對優勢，決定了數理經濟學在市場經濟環境中應用的重要地位。
一、數理經濟學的應用和發展
1838年，法國人庫爾諾發表的《財富理論數學原理的研究》標志著數理經濟學的誕生。而在此前意大利人切瓦已將數學應用到經濟領域問題的分析當中。此時，數理經濟學還不能得到經濟學研究者的重視。直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數理經濟才引起一些學者的關注，瓦爾拉斯發表的《純粹政治經濟學剛要》通過假設完全自由競爭的經濟環境，將價格與商品通過數學理論模型緊密的聯系起來。他認為在完全自由競爭的經濟環境下，價格的存在與商品的數量及自然屬性有關，商品的交換可產生交換價值，交換價值是可以通過數量來計量的。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后，數學的研究領用更為廣泛，微積分、線性模型等理論在市場經濟環境研究中的應用為數理經濟學的發展提供了更寬廣的舞臺，數學理論遍布了經濟學的每一個領域，成為市場經濟環境研究的重要手段。
二、市場經濟環境數理經濟學的應用
1.市場經濟環境數理經濟學應用的一致性。數學能進入經濟學研究領域，并成為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工具，其中存在很多的一致性，特別是核心理論、思想、應用方向的一致性，才確保了將研究的理論模型應用到實踐的經濟問題的解決上。首先，兩者之間的邏輯存在著一致性，數學理論與經濟學理論在深層次上的范圍和方向是一致的。數理的嚴密性、可靠性使經濟學假設的范圍更科學、更可靠。確保了假設條件下市場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與理論推導的一致性，提高了人們對市場經濟環境的掌控能力。其次，在理論研究上，一個數理研究方向可預測和解決這一方向的市場經濟發展中遇到的問題。而要把握整個市場經濟環境有規律、穩定的發展，就需要從幾個方向研究經濟問題，需要通過不同的數學理論來研究、實踐。在若干個數理模型的相互參與下，才能獲得最佳的市場經濟問題的解決方向。再次，在市場經濟環境數理學應用方面，需要注重數理模型的選擇和匹配。研究過程中的假設條件一定要在數理設定的最低要求之內，以確保數理模型的最優程度。使共同的假設和假設邏輯保持一致，確保多方面的假設定值不會在模型集合中發生排斥。
2.市場經濟環境數理經濟學應用的適應性。數理經濟環境數理經濟學應用的關鍵是數理本身與市場經濟環境的適應性。在這一過程中，強調的是經濟學研究的理論性與數理分析工具應用的適應性。如：將微積分、線性代數應用到商品和價格空間的分析上。首先，商品的有限性和自然屬性決定了商品本身的價值。在市場經濟環境中，商品的流通是商品具有了交換價值，交換價值又可以通過數理的計量進行數理模型分析。同樣，也可以將消費者行為、既定價格、收入約束條件等納入數理研究范疇，通過數理綜合模型進行市場經濟環境方面的研究，以尋求市場經濟的優化發展。其次，在市場經濟模型下，可將某一經濟事物看成經濟變量的相互作用下達到均衡的一種狀態，通過這種狀態維持過程中各個因素的“量”的變化，形成一種客觀的、直觀的經濟市場模型。通過各個因素量的帶入，尋求市場經濟環境發展中各影響因素最佳的結合點。
3.市場經濟環境數理經濟學應用的優越性。市場經濟環境的發展離不開數學理論及邏輯學，而數學的嚴謹性、邏輯性與市場經濟環境的發展是一致的。在數學公式及圖表、曲線的表達下，市場經濟環境更直觀的展現在研究者的眼前，提高了市場經濟研究的效率。如：應用數理經濟學分析市場經濟中商品的需求情況。首先，應用數理理論表達在某一特定時期內，商品需求量與價格水平的聯系。其次，結合數理經濟學分析得出需求表、需求曲線等，對消費者的購買欲望和購買能力等因素進行分析。在分析過程中商品價格、消費者收入、消費者嗜好等經濟因素與環境因素可以形成一個方向的數理模型。多個數理模型的結合分析，可有效的控制市場經濟活動中的變量，減少商品的生產風險，為市場經濟贏得更好的發展?？傊?，數理經濟學將市場經濟中看似無規可循的變量，在假設的條件下轉換為與數理分析一致的模型，通過對數理模型的分析、研究，人們可以更直觀、更清晰的看清市場經濟環境的變化，預測其發展。有效的控制了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風險，促進了市場經濟的增長和穩定、持久發展。因此，數理經濟學是現代經濟學研究的重要手段，數理經濟學研究、發展和應用是市場經濟發展和進步的需要。
三、結語
數理經濟學理論起源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我國的市場經濟環境與這些國家有較大差異。在市場經濟環境數理經濟學應用過程中，照搬和效仿是不可取的。我們要學習的是這一經濟學研究的方向和方法，將數學理論更好的應用到我國經濟發展的實踐中，提高我們對市場經濟發展的掌控能力，降低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風險，為我國經濟的高速、持續、穩定發展保駕護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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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表現在外向型經濟對學生的思想影響。改革開放國門大開，外向型的“三資”企業，中西方文化混融，各種思潮紛紛涌入，使學生所處的文化環境發生了變化，一些不健康的思想開始悄悄侵蝕學生的靈魂。涉外企業中的外方管理方法、手段及思想意識潛移默化地向學生滲透，一些學生盲目崇洋。收入待遇等因素使一些畢業生將外企作為擇業的熱點目標，國營企業即使有正式錄用名額也不受他們青睞，祖國意識在一些學生的心目中漸漸淡化。其次是市場經濟與學生價值觀念的轉變。由于部分學生對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認識不足，界線劃不清，不能全面理解其共性、特性和作用，以及積極主流與消極支流的關系，致使認識上出現誤區，價值觀念發生扭曲。商品經濟的等價交換是市場經濟的一個原則，一些學生錯誤地將其視為思想行為的準則，導致了做事講價錢，付出要索取，把自己的行為用“等價交換”來衡量。在為社會付出的價值觀上具有濃厚的“務實性”，在利他的同時首先要利己，更有甚者表現出只顧自己的方便和利益，而不顧他人和社會公德，認為生活的真諦就是享受。無私奉獻已不再成為人的價值范疇，造成理想境界的空虛。第三是勞動力市場及用人制度的變化，提出了新的人才質量要求。
企業之間的人才競爭，對勞動者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就要求為企業輸送人才的院校在培養人才上向質量要效益，應培養出覺悟高、能力強、懂理論、會操作的復合型人才。企業為適應商戰競爭，還突出表現在管理制度、管理手段上的變化，強調制度的執行與制裁要獎罰分明。培養人才與工廠生產的產品一樣，受到供求關系的制約，培養的人才類型、規格、特點、素質及管理手段，必須與人才市場的需求、管理制度相吻合；否則，我們的畢業生將會在人才市場的競爭中失去競爭力，甚至失去人才市常第四是市場經濟給思想品德教育帶來的困難。在我國市場經濟運行中，社會觀念的變化，知識的更新，信息的接受，對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來說幾乎是同步的。
就學生而言，他們的社會接觸面及接受新事物的速度遠比在校門內的教師要廣、要快得多。因此，教育者往往不能提前把握社會環境的發展與變化，當學生身上已反映出一定的思想問題時，教師才被動地去進行教育，這給德育工作帶來極大的困難，使教師的說教顯得軟弱無力，針對性不強，更談不上“及時”甚至“超前”了，造成對在校生思想品德教育滯后的局面。
二、對在校生進行德育的思考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搞好德育工作的思路應是：
（一）突出愛國主義的教育主線在多元化的社會環境中，院校德育要堅定地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并將其作為思想教育的主旋律，引導學生在接觸開放的文化環境時，自覺抵制民族虛無主義和崇洋的思想，把愛國主義教育落到實處，由感性到理性，由淺入深，引導學生由愛父母———愛師長———愛他人———愛集體，最后上升到愛祖國。
（二）加強對樹立正確人生觀的引導德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學生的“悟”性，使其認識到如何做人。社會經濟的發展使人們的價值取向呈現多元性。然而學校的德育必須堅持一元化的導向，使學生明白社會所容納的并不都是時代所提倡的。價值的真諦在于無論是社會價值還是自我價值，都要通過自身勞動來實現。說到底，人的價值就是更多地為社會創造和奉獻。進行人生觀教育，首先要讓學生明白人活著為什么，怎樣生活和做什么。在這個基礎上結合學生的思想實際進行理想教育，從學生生活的最貼切處入手，誘發他們的生活理想，從而激發出強烈的職業理想，把社會理想、為祖國做貢獻的理想教育落實到學生的職業理想上。理想是動力，也是激勵，在理想的驅動下產生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從而樹立起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
（三）樹立新時期人才質量的德育觀市場經濟的發展使人們認識到，最終決定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速度的根本不是物質資源，而是人才資源，當今市場的激烈競爭，實質是人才質量的競爭。做為為社會輸送人才的高等院校，在德育上要積極探索新時期對人才質量的要求，建立新時期的人才質量標準。新時期人才質量標準，已不再單純是過去那種踏實加肯干、服從命令聽指揮的類型，而是思想和能力是復合型、適應型、開拓型的人才。因此，在德育上要給學生全方位的意識和能力，培養學生具有職業意識、創業意識、敬業意識、質量意識、競爭意識、公關意識、科技意識和法制意識，同時要在實踐中培養學生良好的自省能力，能經受挫折和失敗的考驗。
總之，新時期的院校德育應培養出個性全面和諧發展的人、現代的人和國際型的人。
（四）德育管理制度和手段要與企業管理相銜接學校的德育是培養人才的基礎工程，德育必須把參照系由封閉的院校教育轉向人才市場和企業要求上來，這一轉變要求學校在德育管理制度和教育方法上都隨之進行相應的轉變，使之與企業的要求相銜接。如若不然，學生在校接受的是一套管理方法，到企業后是另一套，這將增加學生的不適應性，減低學生在社會上的競爭力。
為此，必須做到：
1、在日常行為規范上要與相應的企業要求銜接，把企業要求職工的行為規范，作為學校培養學生日常行為的部分規范要求，同時要設置專業環境，在環境中訓練學生的日常行為。
2、德育的管理制度和方法要與企業管理相適應。一位飯店的總經理說：“你們學生不及格還有補考機會，而在企業做錯了一件事就難以挽回”。因此，在校的德育管理要與企業要求吻合。首先，應突出制度化管理，將規章制度熟知熟記，嚴格按制度辦事，獎罰分明；其次，是在制度的執行上不能沿用“事不過三”、“下不為例”等舊的教育方法，制度不容違犯，否則就要受到處罰；第三，要適當減少耐心說服的思想教育過程，加強針對性和時效性，培養學生自律和自我調節的能力，否則就不能適應企業化管理的環境。
3、使學生進入人才市場參與競爭。創造條件使他們參加各種形式的供需見面會。在平時的學習、社會工作及各項評比和比賽中為他們設計競爭舞臺，創造優勝劣汰的競爭氛圍，以提高學生的社會適應性，達到畢業生與用人單位在共同的目標導向下，進行協調發展的良性循環，從而提高德育的針對性。
高校企業經濟學是相對獨立于整體微觀經濟學的學科，是通過綜合分析考量當前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現狀的基礎上，對經濟管理理念進行創新而設置的企業經濟管理體系，是在遵守基礎性的微觀經濟學理論知識的基礎上，對企業經濟管理理念的革新過程。目前，我國高校企業經濟學的教學現狀依然不容樂觀，存在諸多方面的問題亟待解決完善，基于此，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前提背景下，本文簡單分析了當前我國高校企業經濟學教學現狀（存在的問題），并針對所產生的教學問題，提出幾點建設性改進或完善策略，期望本文的分析闡述能夠為我國的高校企業經濟學教學改革提供一定的參考與指導。
一、淺析我國高校企業經濟學教學現狀（存在的問題）
1.重視理論知識的傳授，忽視實踐教育的價值
目前，雖然我國大多數的高校均設置了企業經濟學這一專業，但是，由于全國各地的高校并沒有設置統一系統的教學大綱，甚至連企業經濟學的研究范圍都不明確，缺乏統一、科學認識，而且各大高校的企業經濟學研究認識自始至終對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現狀認知不深刻，缺乏與時俱進的調整和相應的教學結構，忽視實際的企業經濟學教學與我國市場經濟發展之間的聯系研究，依然停留在照本宣科的傳授理論知識，學生只能被動的接受教師“灌輸式”的教學方式，對學生的健康發展并不能起到實質性的作用。舉個例子，在企業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教師往往注重學生對書本上的理論知識的分析、粗淺的理解，依然采用板書的形式，將深奧的理論知識灌輸給學生，并沒有進行一系列的市場調查考證，考證相應的理論知識能否有效的契合我國企業經濟發展實際情況，在教學過程中，并沒有與鮮明的市場經濟運行規律或者相應的案例進行有機融合，學生不懂得其教育價值，而且灌輸式的教學課堂，往往會挫傷學生的學習積極性，不利于學生健康成長，同時不利于學生畢業后的就業。
2.教學內容及教學手段均比較落后
實際上，我國正式引入企業經濟學的時間較晚，而且大量的教學內容均來自于國外，與我國的市場經濟發展情況相脫節，其中大量的教學案例均為國外比較典型、成功的案例，與我國高校學生的心理接受能力、思考判斷能力等實際上存在很大的差距。我們以企業經濟學理論教學為例：企業經濟學的理論知識的創設，大多數情況下，是以完全信息假設作為設立的前提，如在博弈論的引入中，國外的理論知識為，不完全信息模型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均衡解，但是，由于我國經濟制度、法律體系與國外的差別，國外的消費者以及產品生產者之間掌握的信息，所出現信息不對稱的幾率比較小，因此，該理論對國外企業的經濟發展行為具有極強的解釋力。但是，我國消費者與產品生產者所掌握的信息，存在嚴重的不對稱現象，所以，該理論對我國企業經濟發展行為的解釋力不強。因此，不符合我國經濟制度、法律體系的教學內容，難以調動學生的學習興趣，難以實現全面的提升學生的綜合素質的目的。除了教學內容的落后，在教學手段上也比較落伍，難以滿足學生綜合素質提升、發展的需要。目前，我國大多數的高校，在企業經濟學教學中，依然采用傳統老舊的“灌輸式”的教學方法，在形式上表現為：學生從一個大學校門不是直接過渡到社會，而是重新走入另一所校門，即社會課堂，在高校學習期間，學生對企業經濟運行幾乎沒有實質性的認識，更談不上了解企業，而且現實生活中，學生學習到的理論知識已經嚴重脫節于現代企業經濟的實際運行，無用武之地，培養出來的學生難以適應社會的發展。
二、闡述幾點建設性問題的改進或完善策略
1.理論與實踐的共同關注，甚至更加注重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
根據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特點及規律，制定詳細的、科學的企業經濟學教學體系，重視教學結構的與時俱進，集中精力研究市場經濟發展與企業經濟學之間的關系，明確的掌握我國企業經濟學的研究方向，其中，重點考量我國的法制環境以及相應的產權制度，將其與國外發達國家的企業經濟學教學理念區分開來，構建企業誠信體系。另外，在立足于企業文化、市場行為以及市場績效三者統一協調的基礎上，在尊重國外企業經濟學理論的就前提下，將其作為我國現階段企業經濟學教學研究的重點與方向，與此同時，提出適應我國市場經濟發展國情的企業經濟學理論，并加強其研究力度。
2.編訂適應我國學生學習、掌握的教材內容，并多渠道的拓展教學手段
目前，我國高校企業經濟學教材內容有待進一步規范和調整，應該根據我國市場經濟發展轉臺，全國范圍內所有設立了企業經濟學專業的高校，集思廣益，確定與我國企業產業發展實際情況相一致的企業經濟學內容，促使學生所學習、掌握的理論知識能夠更加高效、優質的解釋我國企業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產業行為或現象，從而帶動學生的學習興趣，提升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少一些拿來主義，多一些中國特色，從而在提升教材內容編訂質量的基礎上，全面的提升學生的綜合素質，以便他們畢業后順利就業。另外，還需要多渠道的拓展教學手段，如：利用先進的互聯網技術，構建企業經濟學教學信息資源的共享平臺，教師、學生均可以跨時空界限的實現線上線下互動，改變傳統的“灌輸式”教學模式，將學生由被動式學習轉變為主動式學習，同時，可以開展豐富多彩的課外技術交流活動，鼓勵支持學生積極參與，全面的提升學生的動手實踐能力，而且在動手實踐的過程中，使學生的理論知識得到強化，形成持久而強大的良性循環，幫助學生樹立自信心，從而全面的提升學生的綜合素質，為畢業后順利就業打好堅實的基礎。
結語
總之，為了全面的提升我國高校企業經濟學教學水平，需要在結合我國當前市場積極發展實際情況的基礎上，融入更多具有中國特色的教學內容（案例等），注重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多渠道的拓展教學手段并加以優化等。本文的分析闡述可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但是不能忽視其研究價值，期望本文能夠為我國的高校企業經濟學教學改革提供一定的參考與指導，產生一定的積極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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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唯一有市場經濟定義的就是貿易領域，也是作為貿易壁壘的一個手段，即所謂的市場經濟國家。但是這個東西也沒有統一的定義，各國國家五花八門。市場經濟更多的是個政治學詞匯，而非經濟學概念。
其實真正的經濟學也根本不支持所謂市場經濟的提法。經濟學中有很多經濟學原理，但是沒有一個所謂“市場經濟原理”，經濟學原理中既有支持市場調節的，但更多是是反市場的，市場失靈很早就成為一個基礎的經濟學概念，而且經濟學中反市場，指出市場失靈的理論遠多于論證市場均衡的理論，其實越到后期，經濟學理論就越是解決市場失靈的，因為市場失靈是明擺著的，任何經濟學家都不可能視而不見。
很多人認為用市場解決問題，但市場本身就是最大的問題，問題都是市場制造的，市場制造的問題還用市場來解決，這怎么可能呢，市場調節和市場失靈都是市場的本質，都不能忽視，市場失靈多種多樣，比如信息經濟學指出，信息不充分和信息不對稱會導致市場失靈，缺乏信息市場也會導致市場失靈，制度經濟學認為，交易成本過高會導致市場失靈，產業經濟學認為生產能力有限，資源稀缺會導致市場失靈，公共經濟學認為公共物品會導致市場失靈，企業經濟學認為，自然壟斷，寡頭壟斷會導致市場失靈，社會經濟學認為外部性會導致市場失靈，而導致市場失靈的因素遠不止這些。
如果一個經濟學者面對這些市場失靈的因素視而不見，那不是科學的態度，或是根本就不懂經濟學，或是別有用心。
政府和市場要分工明確，這種分工在經濟學中是有界定的，也是有共識的，真正的經濟學從來就不排斥政府干預，從某種程度上講，經濟學也是一種幫助或是教會政府如何通過適當干預來維持市場穩定運行的學問，政府沒必要大包大攬，但該政府干的政府就大膽干，千萬不要受很多偽經濟學家的干擾。
政府大膽的矯正市場失靈，改善民眾福利，維持市場穩定都是分內之事，都是責無旁貸的。
市場經濟是在中國轉軌的過程中提出的，更多是一種政治語言，而非嚴謹的經濟學概念，中國很多經濟學家，特別是那些后經濟學家，曾經對中國經濟轉軌做出過貢獻，但是現在他們還用自己那點陳舊的，淺薄的，錯誤的知識指導中國經濟那必然會釀成災害。
市場經濟并非經濟學一開始就有的詞匯，起碼亞當斯密沒用過這個詞，李嘉圖沒用過這個詞，馬克思沒用過這個詞，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中也沒用過這個詞。薩繆爾森也極少用這個詞，其實知道現在，一切嚴謹的經濟學家都不用這個詞，而中國經濟學家雖然頻繁運用這個詞，但大多數情況下，完全可以用“經濟”這個詞代替。
根據觀察，市場經濟這個詞年老的經濟學家用的多，年輕的幾乎不用，不懂經濟學的財經評論員喜歡用這次詞，但是真正受過經濟學正統教育的經濟學者幾乎不用這個詞。
[中圖分類號]F12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11)04―0066―06
關于中國經濟轉型的研究在邏輯上應該包括轉型路徑研究和轉型目標研究兩部分。但是，長期以來研究的主體集中于前者而忽視了后者。這一傾向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是明顯而巨大的：一方面，學術界在某種意義上放棄了探索可以與世界主要市場經濟類型并列的中國型市場經濟的可能性，其結果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沒有得到全面的論證，中國實踐的理論意義被矮化；另一方面，忽視對轉型目標的具體內容的研究，屏蔽了解決中國經濟發展中出現的一系列難題的潛在方案。
一、轉型目標：被忽視的研究方向
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熱烈關注，而近年的金融危機讓這一熱潮繼續升溫。在這些研究之中，外國觀察家關于“北京共識”的研究由于將中國的經驗賦予與“華盛頓共識”對立的地位而備受重視。需要指出的是，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關于中國改革的新一輪研究和20世紀90年代以來關于我國經濟改革的主流論述在實際內容上并沒有本質差別。首先，兩者都將漸進主義和試驗主義視為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其次，更為重要的是兩者都將轉型路徑而不是轉型目標作為研究的重點。所謂轉型路徑指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途徑和方法，而轉型目標則指過渡完成之后出現的經濟模式的形態和性質。很明顯，轉型路徑和轉型目標之間存在相互影響，兩者共同構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一方面，路徑依賴導致轉型路徑影響轉型經濟的形態和性質；另一方面，對轉型目標的設計也必然影響對轉型路徑的選擇。但是令人驚奇的是，盡管世界范圍內的市場經濟明顯存在不同的模式，在關于中國經濟改革的文獻之中卻基本不存在對轉型目標問題的深入討論。
這一現象在很大程度上與我國學術界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把握有關。第一，傳統的表述主要從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影響、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國有經濟的地位和宏觀調控的作用等方面來界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際上，這樣的界定是從市場機制的地位和企業制度的形態；以及國有經濟的強弱和宏觀調控的有無等兩組因素來突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的內涵。從市場機制和企業制度來看，長期以來我國學術界的主流，有意或無意地將美國型市場經濟和美國型企業制度等同于市場經濟和現代企業制度的唯一形式。因此，我們對市場經濟本質的認識基本是在以美國型市場經濟為唯一參照物的基礎上展開的。在這樣的認識之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代表市場經濟的部分基本沒有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研究價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只能體現在國有經濟和宏觀調控之中。但是，宏觀調控和國有經濟廣泛地存在于先進工業國，其地位和強弱也處于不斷變化的過程之中。進一步地，在我國經濟的現實運行中，國有經濟更多地作為政府引導經濟發展的基礎而存在，并沒有明顯地對國民經濟的其他所有制成分的制度建設發揮示范作用，這些因素能在多大程度上從“量”和“質”兩個方面反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社會主義的特色也仍有疑問。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代表社會主義部分的政治經濟學含義有下降的危險。第二，我們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解在相當程度上是從計劃與市場的關系的角度進行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混合經濟體制論的痕跡。但是，制度經濟學的發展表明，與生產過程相關的微觀層面的制度安排和創新活動才是區分主要市場經濟類型的基礎。第三，這樣的界定在破除計劃和市場不能共存的認識的同時，也間接地否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在經濟計劃和國有經濟之外能夠體現“社會主義”因素的存在，以及這種因素影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當中體現“市場經濟”因素的性質和形態的可能性。
以上原因導致我國的學術界無意亦無力分析轉型目標問題而將注意力集中于轉型路徑研究?？陀^地說，在經濟轉型的初期，與走向何種市場經濟即本文所說的轉型目標問題相比，選擇何種轉型路徑以完成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是更為緊迫的課題。但是在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方面的地位已經確立、調整經濟結構和利益分配格局的重要性上升、制度經濟學的進展和世界經濟的演變表明，美國型市場經濟并非唯一有效且完美無缺的制度安排的情況下，對轉型目標，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進行研究的必要性正在上升。長期忽視對轉型目標的研究，這不但有使中國的實踐成為對美國型市場經濟的無聲復制的危險，而且限制了我們解決改革中出現的具體問題的思路。
本文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存在顯在的和潛在的兩個側面。在現階段，宏觀調控和國有經濟無疑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的主要載體。但是，這樣的含義更多的是顯在的，并沒有涵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的全部內容。
二、交易形態與創新活動：市場經濟的類型學分析基礎
市場經濟多樣性理論在上世紀80年代之后取得的進展，集中地體現在比較制度分析學派關于美日經濟體系和美日企業行為的比較研究之中。相對而言，典型的美國企業(A企業)在勞動市場、制品市場和金融市場中的交易行為更多的是短期的、交易對象往往是流動的；而典型的日本企業(J企業)在上述市場中的交易行為更多的是長期的、交易對象往往是相對固定的。青木昌彥指出企業在上述三種市場中形成的交易慣例之間具有互補性，并從信息流動的角度對這些“風格化事實”進行整理。他認為A企業的信息結構更多的是垂直型的，而J企業的信息結構更多的是水平型的。青木昌彥證明兩種信息結構都可能達到最優。圖1所示的這一分析視角為市場經濟的類型化提供了理論基礎。
20世紀90年代之后，管理學家持續地對典型的美國和日本的企業行為進行比較。以基于產品建構的企業競爭力理論為依據，通過將產品建構的概念一產品結構(或工序)與產品功能之間的對應關系一引入組織理論，這些學者認為，在產品建構具 有模塊型特征的產業(IT、軟件、生物制藥、金融等)之中，模塊型的組織原則更易于促進競爭力的形成，而在產品建構具有集成型特征的產業(汽車、摩托、高級家電等)之中，集成型的組織原則有助于競爭力的形成。換言之，如表1所示，產品建構和組織建構之間的匹配關系是企業競爭力和創新活動的源泉。值得注意的是，這里所說的集成型和模塊型的組織原則高度接近比較制度分析學派所說的理念型意義上的美國企業和日本企業的組織形態。至此，比較制度分析學派的分析獲得了具有實證基礎的支持。必須提及的是，盡管理念型意義上的美日企業的實踐更接近模塊型和集成型的組織原則，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美日企業所形成的組織形態已經達到極致而無法趕超。
歐美學者從制度互補性角度所進行的分析也值得關注。豪爾和索斯吉斯認為，市場經濟可以分為自由市場經濟和協調型市場經濟兩種，英美是前者的代表，而德日是后者的典型。習前者的特點是由市場機制對經濟進行協調，而后者的特點是由制度對經濟進行協調。類似地，阿瑪布從產品市場的競爭形態、勞資關系、金融體系、社會保障和教育等五個制度領域出發，運用計量分析的方法將市場經濟區分為市場基礎型、亞洲型、歐陸型、社會民主主義型和地中海型五類，其中的市場基礎型和亞洲型的代表分別是美國和日本。在研究方法方面，豪爾和索斯吉斯的研究盡管屬于政治學領域，但是其研究團隊將企業作為分析的焦點。他們在其著作的日文版序言中指出，德日的區別在于德國經濟中的協調機制主要以產業為中心而存在，而日本經濟中的協調機制主要以企業為中心而存在。如果用更為通用的術語來表述，那么可以認為德國是法團主義，而日本則是企業層面的法團主義。類似地，阿瑪布在其著作的日文版序言中不但直接承認青木昌彥的研究對其有重要影響而且將科技與產業特征這一與企業行為密切相關的變量作為分析的主要因變量。因此，市場經濟多樣性理論領域的這兩項最新的重要研究不但在主要研究工具(制度互補性)和主要分析方向(企業)方面與比較制度分析學派具有明顯的共同點，而且其對市場經濟所進行的類型化也基本上是對比較制度分析學派的美日比較的擴充和細化，沒有明顯超出前者的范圍。在這個意義上說，在現階段，以比較制度分析和基于產品建構的企業競爭力理論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的類型學仍然是我們思考我國市場經濟的特征及其發展方向時最有理論價值的參考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市場經濟的類型學最終指向是企業層面的組織創新和技術創新。也就是說，創新的形態和性質正在成為區分市場經濟類型的核心變量。因此，本文的研究問題可以表述如下：從制度經濟學的傳統出發，以創新活動為中心，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進行體系化的整理。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和現實選擇
在第二節的語境之下，分析作為轉型目標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時，我們將遇到以下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第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代表市場經濟的部分是否可能在邏輯上不同于美國型和日本型市場經濟；第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代表社會主義的部分，是否可能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代表市場經濟的部分的形成和發展產生影響。因此，我們需要發展出一種和第二節所討論的市場經濟多樣性理論的主流研究所使用的分析方法相容的分析框架，并以此為基礎對上述問題進行回答。
第二節提及的市場經濟多樣性理論的主流研究在方法論方面存在兩個問題。第一，沒有將所有的交易形式統一到一個分析框架之內。近年來獲得迅速發展的包括比較制度分析在內的廣義的制度經濟學均將交易視為經濟分析的基本單位。這一思路明顯來自舊制度經濟學。但這些研究涉及的金融、制品和勞動力市場中的交易不是舊制度經濟學家所列舉的交易形態的全部。如表2所示，康芒斯認為交易可以分為交涉型交易、管理型交易和配給型交易。交涉型交易的典型是產品市場中的買賣行為，管理型交易的典型是企業內部的勞資關系，而配給型交易的典型則是判決和政策。另外，新舊制度派學都沒有把自然資源和土地市場納入分析框架。第二，與上一個問題相關，這些研究者將交易形態的形成視為自發的，忽視了政策和法律因素的影響。實際上，從康芒斯對交易的定義出發，如圖2所示，我們可以發現配給型交易必然對企業內部的管理型交易和企業之間的交涉型交易的形態和性質產生影響。
將康芒斯提示的交易類型和資源、土地市場中的交易統合進第二討論的主流分析框架之后，我們可以獲得如圖3所示的新的分析框架。
從圖3所示的分析框架出發，我們可以發現作為轉型目標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能在以下方面獲得清晰的政治經濟學意義。
第一，在資本主義國家之中，交易形態主要是市場進化的結果。而在我國，交易形態的形成可能是市場進化和政府介入雙重影響的結果。第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可能存在于資源和土地市場的交易之中。在我國，由于資源和土地為國家所有，所以政府可以主導這一市場之中的交易形態并影響交易所產生的收益分配。第三，政府可以通過對金融、制品和勞動力市場中的交易施加影響來獲得對宏觀經濟的控制或實現對所得分配的調整。第四，依據市場經濟多樣性理論，在具有不同技術特征的產業群之中，更有助于競爭優勢的形成的組織原則和交易形態各有不同。不同的先進工業國中往往存在處于主導地位的組織原則和交易形態，其結果是這些國家往往只在同一類產業中發展出明顯的競爭優勢。由于我國地域之間存在文化上的差異，所以有可能分別在集成型產業和模塊型產業中都發展出與之匹配的組織慣例和交易形態并在這兩類產業中都形成競爭力。第五，不同的產業群要求不同的組織原則和交易形態與該產業的技術特征相匹配，而我國有可能形成國有經濟致力于發展更需要長期穩定的交易環境的集成型產業，而民營經濟在模塊型產業占據優勢的格局。隨著民營經濟向集成型產業擴展，有可能出現民營企業在研發人員的雇傭形態和某些關鍵性企業間關系方面引進國有企業的比較長期而穩定的組織形態和制度安排的可能。換言之，在長期內有可能出現國有企業在特定領域向民營經濟輸出組織原則和制度安排的可能。
一、引論
恩格斯指出:“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它涉及的是歷史性的即經常變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產和交換的每個個別發展階段的特殊律，而且只有在完成這種研究以后，它才能確立為數不多的、適用于生產一般和交換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規律。其表述的涵義有二:其一，政治經濟學只有“一門”，就是總體表達唯物史觀的政治經濟學體系，政治經濟學的階段特征沒有也不可能掩蓋其總體性，而只會是顯露出政治經濟學的內部結構隨歷史研究對象的發展而發展的特性;其二，廣義體系與狹義體系的區分，既是相對的，又是歷史發展的，因此，如果說依據歷史發展的階段性和具體研究對象的不同，一般而言，可以將誕生以來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劃分為:處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學和處于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學，那么，后一體系本身又必然以前一體系為既定前提和發展條件，從而顯露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經濟學在本質上應具有總體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性質?？傊梢哉f，總體政治經濟學乃是政治經濟學不斷發展本身所形成的一種內在歷史結構。
首先，簡要的說，在政治經濟學創立的初期(對應于經典作家的1840-1850年代的研究).為了資本主義革命批判任務的客觀需要，經典作家確立的根本研究任務是，以廣義政治經濟學為切人，努力形成一般分析與特殊分析的結合，并最終促成“科學批判分析”。通過這一初創的研究，政治經濟學被規定為關于唯物史觀的總體經濟學表達，是關于唯物史觀的總的經濟學證明和運用。這一時期的經典總體政治經濟學研究著作包括《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哲學的貧困》以及《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等等。
其次，相應在政治經濟學的逐步科學形成和發展時期(其典型標志和核心形式是經典作家圍繞《資本論》的研究)，也正是通過一般分析與特殊分析在資本主義對象內科學結合的完成，以《資本論》這部光輝著作的系統創作為載體，總體政治經濟學的科學闡釋才真正具有可能。恩格斯的分析表明，《資本論》是一項“范圍如此之廣和材料如此之多的科學研究”，它科學地認識到“要使這種對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批判做到全面，只知道資本主義的生產、交換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夠的，對于發生在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較不發達的國家內和這些形式同時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樣必須加以研究和比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較”，而“到目前為止，總的來說，只有馬克思進行過這種研究和比較，所以，到現在為止資產階級以前的理論經濟學方面所確立的一切，我們也差不多完全應當歸功于他的研究?！睔w根結底，《資本論》的總體研究性質不僅僅是關于方法論本身的，也是對于總體方法論與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內在結合的一種奠基。
第三，在政治經濟學的實際運用和具體發展時期(即對應于經典作家之后的正統研究者的研究)，經典作家之后的正統研究者確實嚴重忽略了總體方法論與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內在結合這一關涉體系發展的重大理論問題。具體表現為理論與法乃至內容與方法在方法論研究上的開始斷裂，致使在實際運用與理論具體操作中的批判邏輯和建設邏輯的兩分研究的狀況及趨勢逐漸得到強化。在教學中，政治經濟學被兩分為“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僅完全與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邏輯脫離，甚至在研究上直接對立，的正統研究方法日漸教條化。這一硬化的“正統’，一定程度上已經破壞了政治經濟學的總體性，使“歷史”成為簡單和斷裂的，而不是完全相反的復雜和連續、累積的。所以，誠如盧卡奇令人信服地指出:“問題中的正統僅僅是指方法……只有在這種把社會生活中的孤立事件作為歷史發展的環節并把它們歸結為一個總體的情況下，對事實的認識才能成為對現實的認識。”所謂總體政治經濟學，乃是從總體方法論角度對于政治經濟學研究所涉及對象的一種總體分析和全面理解，即總體政治經濟學不僅包括狹義分析(對于特定歷史發展階段的特殊經濟系統分析)，必然同時包括廣義分析(對于人類勞動和生產過程的總體一般分析)，或者說，在科學的總體政治經濟學分析框架之內，狹義政治經濟學和廣義政治經濟學應該是不可偏廢、有機統一的。雖然政治經濟學的不斷發展屬性，使這一結合乃至統一同時具有顯著的時代性和歷史階段性特征，但總體性仍然是內在的分析邏輯。從這一意義而言，我們將要剖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總體政治經濟學應該是批判邏輯與建設邏輯的有機統一，以及深層次地包括了理論與方法的有機統一分析，等等。
二、總體政治經濟學分析范式的科學內涵
這一理論剖析，可集中在總體政治經濟學分析的內核方法和邏輯框架的兩個有機聯系方面。
先來看第一方面。政治經濟學的總體性伴隨著方法論的不斷發展而得到發展和成熟，所以，迄今為止的總體政治經濟學分析的內核方法，作為總體方法論的具體化和經濟實現形式，突出體現為一種“總體經濟結構分析方法”。簡單示意如下表。
表中，社會總體經濟結構被表達為“生產方式十生產關系”，準確地說，是以特定形態生產方式為基礎、與之相結合并反映其變化的社會生產關系。因而，社會總體經濟結構在層次劃分上可以區分為微觀、中觀和宏觀的具體生成系統，表明生產關系生成系統本身決不只是社會經濟結構的全部，而且它作為“最高層級”的經濟結構和經濟形式，必然由“較低層級”的經濟結構和經濟形式所決定，這就是生產力一生產方式一生產關系的一般作用原理。根據這一分析，看來波普爾將馬克思學說系統地簡化為一種“決定論”來理解的真正危險之處不是在于“歷史決定論”本身，而是在于人為制造了歷史決定論與科學決定論的邏輯矛盾。簡言之，馬克思關于決定論的論述所包括的三個層級關系，即物質技術或生產力決定層級、經濟或生產關系決定層級以及社會意識形態決定層級，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辯證的。馬克思的科學敘述一再表明決定論是科學的整體決定論，其基本邏輯是:生產力對于總體社會經濟系統的決定不會是簡單、直接的，或者以某種線性形式進行，而是伴隨有社會中介條件和過程的不斷生成的一種經濟結構形式的決定，本質上乃是一個生產力決定作用的逐步社會累積發展過程。
第一，社會總體經濟結構的經濟變遷過程指認社會經濟系統的本質結構和發展結構，這一分析最終可以表明，政治經濟學始終是一門關于真正意義的動態經濟過程分析的歷史科學。具體而言，包括勞動過程、生產組織及相應的所有制一產權一管理制度三個子系統構成內容層級。它表明:(1)社會總體經濟結構的真正基礎乃是特定歷史形態的勞動過程(演化)結構，包括社會經濟系統所需的全部技術條件和物量基礎兩方面內容，通過技術結構(即勞動的物質技術條件組合系統)向社會結構(即勞動的社會組織條件或分工和協作系統)的對接和轉換，從而最終實現勞動物量的社會化;(2)生產組織對于實現勞動與生產方式的結合始終具有直接的社會中介作用，內生于從特定勞動過程向社會生產方式進行歷史變遷和轉化的過程之中;(3)因而，勞動過程和生產組織一起進一步真正構成了生產社會性質的現實基礎，決定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的特殊結合方式的具體形態，即表現為具體的所有制形態以及在此基礎上的社會產權形式和經濟管理制度形式。
第二，社會總體經濟結構的經濟運行形式指認社會經濟系統的形式結構，相應，這一具體分析是為了充分揭示和展現經濟有機體的內在運行機理以及表層結構，從而使之具有某種程度上的數理表達特性，如可以表征為“在時間和空間里有確定位置的一個經濟整體的特性的那些比例和關系”，等等。作為本質層次的外化和實現，經濟運行形式對應地具體化為社會勞動形式、社會生產形式以及社會經濟分配方式和形式等不同的運行層級形式。它表明:(1)就完整的勞動過程本身包含著勞動方式(作為勞動的物質技術和社會組織條件)和勞動形式(作為勞動結合和交換形式)而言，作為社會生產力的表層結構，勞動形式不過就是特定形態的勞動分工和協作或勞動技術組織條件的社會實現形式;(2)作為勞動(分工)形式的直接社會加總—“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生產的基本形式是分工”，因而社會生產形式在內涵上即表現為生產者之間的具體不同的社會經濟聯系形式，表現為基于特定生產組織形態的一種經濟運行方式，如基于家庭生產組織的自給自足資源配置方式以及基于企業生產組織的市場資源配置方式等;(3)同樣，完整的生產社會形式由于要全面反映勞動和生產組織的社會性質以及勞動和生產過程運行的社會全貌，因此系統包括以所有制、產權及管理制度為基礎的或與之直接對應的社會經濟分配方式和形式，這顯然同時是特定社會生產關系在內容構成上的具體化。
總起來看，生產力決定社會生產過程或經濟結構的變遷和運行的機制是這樣的:特定勞動過程一社會勞動形式一生產組織一社會生產形式一生產的社會形式。它的深刻內涵包括:(1)總體生產方式包括勞動方式(作為微觀層次上的物質生產方式)、生產形式(作為宏觀層次上的物質生產方式)以及生產的社會形式(作為社會生產方式本身)三個層次⑩，從而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作用運動具體化為完整生產方式內部結構的運動;(2)從勞動過程到生產過程的社會總合的經濟運動，作為生產力一生產方式一生產關系一般原理的具體運用，無疑深化了既有的二重性經濟理論，并可能重塑馬克思經濟理論體系的研究邏輯路徑;(3)從科學決定論的方法論出發，作為一種“新的理論構造”，勞動過程理論的時代和現實意義在于賦予勞動價值分析的結構內涵，從而可能重塑科學勞動價值理論體系的內部理論構成關系，實現勞動過程分析和剩余價值分析的內在結合。
進一步從第二方面看，從完整勞動過程二重性(包括勞動技術過程和勞動社會過程)出發，需要將《資本論》中的狹義邏輯論證框架—作為“商品一資本一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擴展為總體邏輯論證框架:勞動過程一價值一資本一市場經濟。因為不僅馬克思的科學資本主義批判本身就是批判邏輯與建設邏輯的直接的統一，也就是同時包括了對資本主義的“從正面，即從促進一般的社會目的的方面來加以闡述”以及“從反面來表述它的規律”兩方面的內容要素，而且《資本論》本身也是勞動二重性邏輯的直接展開，也就是分別作為“資本主義本質論”和作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論”。在《資本論》中，勞動技術過程的直接規定是勞動過程的自然屬性，勞動社會過程的直接規定則是“資本家消費勞動力的過程”的社會屬性，從而，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規定性上勞動二重性與生產二重性取得了內在的一致，并構成社會抽象勞動一資本關系基礎上的“資本積累一經濟結構”圖式。但是，即使僅就資本主義過程而論，社會生產或資本積累過程也總會與特定勞動過程相聯結并以之為基礎，反過來，每一勞動過程的新形式的形成則會推進一種新的社會積累體系或結構形式。由此使得這種分析本身帶有兩個新特點:
第一，價值決不只限于狹義價值，而首先是一個總體價值的概念。在資本主義過程中，狹義勞動技術過程被直接簡化和還原為勞動社會過程，社會總資本代表了簡單勞動過程的完全的社會加總，社會價值關系體現為既定社會總需求結構下的社會抽象勞動關系。在廣義勞動歷史演化過程中，由于社會總需求結構不變假定的放松，價值首先體現為一種“勞動效用關系”—作為勞動過程的社會結合概念，其真實內涵是總體勞動過程視闌對于簡單勞動過程視闌的替代。總括兩方面的論述，價值總體地乃是“勞動對效用的關系”?？傮w價值概念表明:價值作為社會作用中介，也是一個總體過程，是“勞動過程一商品一資本”過程與“勞動過程一企業一資本”過程的一種復合。關于前一過程，馬克思給出的社會經濟總攬的公式是“商品價值構成”，由此引出資本的各種物質形態，引出狹義資本總公式;相應，對于后一過程，則可以相對給出“企業價值構成”的社會經濟總攬公式，由此引出資本的各種人力形態，引出人力資本的社會規定。由此，基于完整的價值概念，可以得到總體資本形態，也就是作為物質資本形態和人力資本形態的統一。
第二，直接嫁接在總體資本規定之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分析。與資本的總體形態對應，資本總體規定則作為歷史規定(積累起來的歷史勞動過程)和社會規定(積累起來的社會抽象勞動)的統一，或者說，乃是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的有機統一。這一規定使資本概念成為社會總體經濟結構的最為突出的表征，從而通過總體資本的社會作用中介，經濟總過程事實地裂變為“勞動過程一價值一私人資本一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以及“勞動過程一價值一公有資本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前一過程發展了資本和勞動的社會對立關系，在資本主義范圍內，則確立了私人資本的牢不可破的社會主導地位:資本是“沒有任何日期”的歷史存在權，資本所有權是“一種普照的光”，“它必須成為起點又成為終點”，因而擁有“支配一切的權力”;后一過程發展了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生產協作關系，使得“企業所有權”能夠游離于資本所有權進行經濟生長，從而企業不僅作為勞動生產率單位因而作為社會經濟系統的微觀基礎，也同時作為產權經濟組織因而作為社會經濟系統的現實基礎和社會載體?？偫▋煞矫娴恼撌?，社會主義勞動過程根本不同于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之處在于，它不僅是一個從具體勞動過程向抽象勞動過程進行社會轉化和還原的價值增殖過程，而且更為重要的，還是一個在生產專業化以及生產和諧兩方面均占有效率優勢的價值和諧過程。根據這一觀點，無疑，社會主義勞動過程對于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繼承和發展，不僅將體現在對于“只有作為資本的人格化，資本家才受到尊敬”乃至“作為價值增殖的狂熱追求者，他肆無忌憚地迫使人類去為生產而生產，從而去發展社會生產力，去創造生產的物質條件”的生產經營信條的歷史否定和揚棄，而且必將體現在實際勞動過程現實地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社會總體勞動過程中。
總之，對于總體政治經濟學而言，商品不再簡單地成為(或表現為)社會經濟系統的基本單元形式，因為它本身是一個歷史和“被決定”的范疇，替代它的將是更為基礎和根本的概念—勞動過程;而既然社會經濟系統首先面對乃至需要解決的是無數個千差萬別的單個勞動過程的社會結合問題，那么，經濟學不僅需要分析社會經濟結構的各個單一形成要素，而且需要細致地理論剖析和闡明它們各自在總體結構中的地位及其內部有機聯系，并努力地將之推進到經濟運行的現實表層結構進行分析。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總體政治經濟學分析的重點
以上的論述并不表明勞動價值論在總體政治經濟學分析體系中的缺失，相反，更加凸顯其中心的地位與作用，尤其是作為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的內核基礎。因此，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總體政治經濟學分析的重點乃是在于，科學確立勞動價值論和經濟理論體系的各個具體理論層面之間的內在邏輯關聯，打通勞動價值論發揮功能的兩個基礎:理論基礎和方法基礎，實現理論與方法的一體化。這一研究是通過不斷理論建設和利用完整、科學的勞動價值理論體系來達到的。具體而言，從理論基礎的角度，勞動價值論與價格理論、企業理論和宏觀經濟理論之間的邏輯聯系，除開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系統論述的狹義價值生產、創造和轉型及狹義價值流通、實現和分配諸理論，還應當包括具有廣義內涵的價值創造、轉型乃至實現和分配等理論;與此相應，從方法基礎對應的角度，總體經濟結構分析必然會進一步具體化為基本經濟分析和基本制度分析等方法，前者如基于勞動的平均一邊際分析方法、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后者如基于勞動的演化一博弈分析方法，等等，從而，在總體政治經濟學體系內，通過理論基礎和方法基礎的對接以及有機結合，最終能夠實現馬克思經濟理論的科學意識形態功能和科學方法工具功能的完美統一。
馬克思早年設想的計劃經濟是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前提下誕生的。經濟在一國之內僅有一個計劃決策中心，并由這個計劃中心負責收集信息，最后制定出全國各地、各個產業之間相互協調、運轉順暢的龐大而細致的計劃體系，并通過逐級下達而得到貫徹執行。此外任何單位沒有獨立的經濟利益，也沒有計劃的決策權。如果這個模式是完美的，投資多少、投資于哪個行業或哪個地區，計劃中心完全可以根據總體經濟而事先作出精確的安排。因此，在完美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不會出現所謂的“重復建設”。
完美計劃經濟的不可能性與現實計劃經濟中的重復建設現象
完美計劃經濟需要建立在一系列極其苛刻的假設條件下才能成立，而事實上，這些條件時至今日尚未出現過，而且也無法估計在未來多長期限內才會形成?，F實的所謂計劃經濟都是放松了完美計劃經濟假設的“不完全計劃經濟”。在我國的計劃經濟時期，盡管計劃在經濟運行中一直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同時不同的利益主體在決策上也擁有相當的權力。投資決策的分散至少使重復建設具備了可能性，但為什么要重復建設還要取決于中央計劃決策當局的偏好。比如“”時期，在中央的號召下，各地建設了大量的“小高爐”、“土高爐”，并由此引發了投資過度膨脹。由此可見，在我國的計劃經濟體制時期，重復建設主要表現為一種在中央政府默許情況下的地方政府行為，是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慮的一種決策選擇。
完美市場經濟體制下重復建設是必要前提
根據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新古典主義的理論，完美的市場經濟就是完全自由的經濟，經濟的計劃和決策權被分散在無數個個體手里。每個市場的參與者只是價格的接受者（price taker），而非價格的制定者(price maker)。因此，完美的市場經濟要求有眾多的參與者根據自己的判斷進行各種決策，從而形成充分競爭，并在充分競爭中發現真正價格。投資是市場參與者重要的決策行為，所以，僅就投資而言，只有在市場上形成大量類似的投資（也可稱為重復建設），才能真正形成充分競爭的關系。否則就會出現不同程度的壟斷，而壟斷就意味著效率的損失，這是完美市場經濟所不能容納的。
現實的市場經濟總是傾向于阻止重復投資
同完美計劃經濟一樣，完美的市場經濟也從未在人類社會中出現過。就現行的市場經濟體制看，市場競爭的參與者總是不滿足作為價格的接受者，通過壟斷而成為價格的制定者并由此獲取超額利潤是他們的理性選擇。因此，通過各種手段和方法阻止其他參與者的進入就成為其重要的策略。這種行為的結果表現在投資上就是阻止重復投資的發生。西方市場經濟國家之所以都有強硬的反壟斷法，恰恰說明壟斷行為在它們的市場經濟中是何等突出。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8772（2012）13—0166—02
一、引言
隨著西方經濟學的深入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在高校里逐漸受到冷落，教學效果不夠好。本文主要從教學環節方面進行分析，提出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應該轉變教學觀念，改變教學方法，選擇新的教學方法來提高教學效果，完成預期的教學目標。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教學面臨的困境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已從計劃經濟步入到市場經濟的正軌，并且逐漸發展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作為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系統地回答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基本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在諸多方面實現了重大的理論突破，創新和發展了經濟理論[1]。雖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這門課程的理論體系構建已初步完成，但是也需要不斷地完善和發展。本文從以下幾個方面探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存在的問題：
1.教材體系結構尚未健全和完善
在國外，專門針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的研究基本還是一個空白，最多也只是作為政治經濟學的一個補充。在西方，西方經濟學是一門比較成熟的學科，而且越來越有影響力。在國內，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視，但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本身也仍然存在一些問題，主要包括兩個方面：（1）教材體系差異較大，專家學者都從自身的理解來編寫教材。楊干忠主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主要從市場經濟的基本原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及其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和市場經濟的全球化發展等六個方面來闡述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衛興華和張宇合著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主要從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收入分配、宏觀調控、對外開放和中國發展道路等方面闡述我國的經濟理論；白永秀、任保平主編的《中國市場經濟理論與實踐》（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主要從宏觀體制、微觀體制、運行機制、運行場所和運行環境等方面闡述我國的經濟理論；谷書堂主編的《社會主義經濟學通論——中國轉型期經濟問題研究》，是一本大部頭的教材，里面幾乎羅列了所有的經濟學問題，包括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以及我國現階段存在的經濟問題及今后的出路等問題，作者主要從經濟轉型與體制選擇、經濟主體與微觀經濟運行、現代宏觀經濟理論與中國宏觀經濟分析、經濟增長與發展等四個方面闡述我國轉型期的經濟問題。在這些教材或著作中，我們不難發現，既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一家之言。在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中，基本的體系和框架是不變的，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仍然在發展過程中，需要不斷地完善和深化。
2.西方經濟學的沖擊
在西方，經濟學經過了幾百年的發展時間，已經成為一門比較成熟的學科，能用嚴謹的推理和實用的論證分析很好地描述和研究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2]。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還是一門年輕的新興學科，它的很多理論也仍然借用了西方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的經濟理論，畢竟我國的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的實踐和理論也不例外。
3.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老化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是思想政治教育專業的基礎性學科，它對學生以后在工作中的運用非常重要。但是學生對這門課程的學習積極性不高，這就造成在教學過程中教學效果不好。在教學過程中如果只要求學生對相關知識點進行死記硬背，那么學生的學習興趣會大大減弱。這就要求我們要改變教學方法，轉變教學理念，使學生由被動轉為主動，積極地去學習、去思考、去探索。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改革的方法和對策
1.講授法
講授法是指教師通過口頭語言向學生描繪情景、敘述事實、解釋概念、論證原理和闡明規律的教學方法[3]。講授法是一種最古老、最傳統的教學方法，也是教師系統地、邏輯地傳授知識的一種基本方法。這種方法確立了教師在教學中的主體地位，教師向學生傳達相關知識和信息，充分調動了教師的主動性和積極性。講授法有利于教師完成教學任務，實現教學目標；有利于教師向學生傳授更多的內容，豐富學生的知識面，拓展廣度和深度；有利于“教書”和“育人”的有效結合，育人是基礎，教書是手段，所以在講授的同時，也應該時時在育人[4]。但是對于學生來說，講授法使學生處于被動的地位，久而久之，學生產生厭學的情緒，或者學習的積極性會減弱，這就要求教師在使用此種方法時，一定要提高教學水平，發揮學生的主動性和積極性。
2.案例教學法
案例教學法首創于美國哈佛大學，之后便風靡全球，這說明案例教學法的魅力所在。案例教學法是一種啟發式的教學方法，主要以案例為載體，通過案例的講解、分析和討論，結合教學內容，積極引導學生學會學習、學會思考，開發學生的智力和口頭表達能力。
3.研究性學習法
研究性學習法就是教師確定研究主題，鼓勵學生主動研究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一種學習方法。研究性學習是學生自主地發現問題、探究問題、獲得結論的一種學習過程[5]。研究性學習主要是以學生為主、教師為輔，目的是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
研究性學習法是一種新型的學習方法，在具體的教學過程中應按以下步驟進行操作：（1）提出問題。比如在講授個人所得稅相關內容時，要積極引導學生去思考問題：個人所得稅是應該提高還是不變，如果提高，那么起征點應該是多少，等等。（2）分析或討論問題。學生根據所學的相關內容，積極分析或討論個稅是保持不變或是提高以及如何提高，在討論的過程中，有的學生還借鑒國外的經驗，比如以家庭為單位征收個人所得稅，但也有同學進行反駁。通過學生的分析和討論，思路漸漸清晰，學生的興趣也得到提高。（3）解決問題。通過前面的問題的提出和問題的分析或討論，學生基本上有自己的結論。最后大多數學生一致認為，個稅起征點應該提高，起征點在3 500元比較合適。他們的結論跟國家最后的起征點差距并不是很大，說明研究性學習方法可以開闊學生的思路，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我國的市場經濟在不斷的發展與成熟，相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在我國也會越來越受到重視，并且教學方法也會不斷改進和完善。
參考文獻：
[1] 裴曉鵬，曹長燦.深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J].生產力研究，2009，（18）.
[2] 張為民.政治經濟學教學創新的思考[J].黃山學院學報，2010，（2）.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需要秘書工作有相應的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
黨的十四大報告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涉及到我國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許多領域，需要有一系列相應的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必須抓緊制定總體規劃，有計劃、有步驟地實施。"秘書工作作為上層建筑的一個重要領域和組成部分，在我國經濟體制發生重大轉變的過程中，面臨兩個突出問題需要認真加以解決：一是如何努力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二是如何抓緊進行相應的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
二、秘書工作要為加快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有利條件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秘書工作要為這個決策服務。還要為勝利實施這個決策當好參謀助手。
秘書工作到底是怎樣圍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做好服務呢？關鍵在于解決好兩個根本問題。
一是，要按市場經濟的要求提高服務質量。
二是，以黨的基本路線為指導，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秘書工作要進行自我改革。
三、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秘書工作部門要轉變思想觀念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一場涉及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的深刻改革，必將引起人們也包括秘書人員行為規范、精神狀態、生活方式、是非標準、價值觀念的重大轉變。
要適應市場經濟體制和經濟關系，還必須給秘書工作部門的價值觀念、是非標準、思維方式等方面注入新的內容。版權所有
在適應市場經濟體制轉變思想觀念中，同其他黨政部門一樣，秘書部門還要特別注意破除"官本位"思想。"官本位"是與市場經濟體制格格不入的。
四、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對秘書工作的服務質量要求應與市場機制相結合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對秘書工作充分發揮服務功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按照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政府的職能主要是統籌規劃，掌握政策，信息引導，組織協調，提供服務和檢查督促。今后，黨政部門的秘書工作基本也應從這些方面充分發揮參謀助手作用。
充分發揮參謀助手作用，核心問題是提高服務質量。那么，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秘書工作怎樣進一步提高服務質量？這里關鍵的問題是要把對服務的要求與市場機制作用密切聯系起來。應該承認，在以往經濟體制下的秘書工作，為領導服務的質量還是很高的。但是應該看到，保證和維持那種水平的秘書工作的服務質量，主要依靠人們的政治自覺性和責任感，并輔之以規章制度的約束，而不可能重視市場機制對秘書人員行動的激勵和制約作用。相反，許多應該通過市場機制起作用的，往往被所謂思想教育和規章制度替代了。然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單靠人的自覺性和一般規章制度的約束，來要求人們做好秘書工作是不全面的，不合理的，是難以持續地、全面地達到提高服務質量的。因此，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要把提高秘書工作的服務質量落到實處，除了高度重視人員素質、培養熱愛本職的精神外，還要從注入市場機制方面多做文章。
五、秘書工作在注入市場機制中，要十分重視自身職業道德
“市場并不像它表面上所顯示的那樣，是一目了然的”。①西方不同流派的經濟學者對“市場究竟是什么”的問題看法并不一致。根據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觀點，市場是買賣雙方自由進行商品和勞務交換的地方，是價格存在并受供求關系影響的地方。如馬歇爾認為，“經濟學家所說的市場，并不是指任何一個特定的貨物交易場所，而是指地區的全部，在這個地區中，買主和賣主彼此之間的往來是如此自由，以至相同的商品的價格有迅速相等的趨勢”。②斯蒂格勒也認為，“市場是一個區域，在其中一種商品的價格是趨于一致”。③普瑞爾指出，市場是“（1）買者和賣者碰面議定商品和勞務交換的過程，（2）價格存在的地方，（3）價格受到供求力影響的地方?！敝档米⒁獾氖?，所謂的“地區”、“區域”或“地方”，既包括有形確定的空間，也包括無形不確定的空間。④在邏輯上，價格的存在是由供求關系決定，是買賣雙方在自由進行商品或勞務交易時必然伴生的現象。所以，對西方主流經濟學來說，買賣雙方對商品或勞務進行自由交易的行為是“市場”的根本。只要存在著關于某種物品的自由交易，就意味著關于該物品的市場的存在。
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對市場的看法與主流經濟學有明顯的不同。他們認為，主流經濟學所說的自由交易只是在一個社會選擇了市場這種制度時才會普遍存在和有效地進行的現象?？扑怪赋?，“大多數經濟學家似乎沒有意識到經濟體系與法律體系之間的這種關系”，“實際上存在著私人法律，如果沒有這樣的法則和規定，交易就不可能迅速達成”。⑤布倫南和布坎南認為市場意味著一系列運作規則，“個人行為恰好是在這些規則之下在市場中產生的”。⑥所以，在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看來，自由交易行為并不是市場的最為本質的東西，市場的最為本質的東西是使此種行為能夠有效進行的具有特定的“法則和規定”的“法律體系”。正是從這種角度出發，他們把“市場”看作是一種“社會安排”或一種“制度”。如阿爾欽和德姆塞茨指出，可以“把一個社會體系視為依靠技術、法規或習慣對稀缺資源使用導致的沖突的解決方案”，市場只是人類所曾采取的許多“解決方案”或“安排”中的一種⑦。張五常說，“市場本身是一種制度”，“像任何其他制度一樣，市場被創造出來在其他約束條件下降低成本”。⑧富魯博頓和瑞切特說，“市場最好理解成便于多方進行反復交易（與個體之間的零星交易相對應）的社會安排，‘市場’這個組織由一系列的制度規則（一種制度）和人構成，人們創造了這些規則并將它運用到特定的商品交易中去”。⑨這些制度“決定了每個潛在交易者的產權分配并對這些產權如何使用或轉讓作出了規定”，其目標是使“絕大多數潛在交易方有機會參與競爭”，⑩并“有效地組織交易”。[11]
總之，在新制度經濟學看來，市場是一種制度，是價格機制的存在和作用或人們所看到的買賣雙方自由地確定交換物品的價格和數量的過程或行為，只是在社會選擇了“市場”這種“制度”、“社會安排”或“法則和規定”的條件下才能成為普遍性存在的現象，不是“市場”本身，而是“市場”所力圖促進的東西。
二、市場是一個社會所采取的用于解決稀缺資源使用沖突的一種方式
由于主流經濟學把市場歸結為人們自由自愿的交換行為，所以，對他們來說，自由交換行為的發生，即意味著市場的產生。在主流經濟學看來，導致交換行為發生的原因主要有三個：一是作為人類的“本然的性能的”“要求互相交換這個傾向”；[12]二是分工[13]；三是“人類從事經濟活動”所遵循的“盡可能完全滿足其欲望的原則”。[14]在西方經濟學家的觀念中，無論是斯密說的交換傾向，還是門格爾所說的人類經濟行為所遵循的“盡可能完全滿足其欲望的原則”，還是“分工”，都不是由人們可識辨的外在于個人的人為的有形強制行為的結果，而是自然或基于個人理性而自發生成的。把交易行為的發生或市場的產生歸因于這些自發性或自然生成的有關人性或經濟的事實表明，在主流經濟學里，市場被看作是基于個人理性自發生成的。
而在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看來，市場制度產生的根源在于經濟資源稀缺性所必然導致的社會成員之間的利益沖突，它是作為一個社會所采取的用于解決這種利益沖突問題的一種方式而產生存在的。阿爾欽指出，經濟資源的稀缺性“阻礙了每個個人達到完全心滿意足的程度”，這也就不可避免地使得“一些人實現的一定程度的心滿意足是以另一些人更低下的生活狀況為代價的”，因此社會成員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沖突”。“每個社會都必須解決它的社會成員之間的利益沖突問題。解決（而不是消除）這一沖突的方式通稱為競爭。因為，按照定義，既然沒有辦法消除競爭，那么剩下的問題就在于：為了解決利益沖突，應當采取什么樣的競爭形式?！盵15]阿爾欽和德姆塞茨認為，人類為解決這種“利益沖突”而“作的安排包攬了人類經驗的全部范圍，包括戰爭、罷工、選舉、宗教權威、法律仲裁、交換和投機。每一個社會都采用過這些方法。社會組織之間的差別主要體現在它們所強調的解決與資源稀缺相聯系的問題而采用的特定方法上”。[16]這里的“交換”是作為一種社會的“安排”，因此顯然不是主要指行為，而是指人們必須通過“交換”才能取得各自所需的但為他人擁有的財物的制度，即其所說的市場制度。
由于在歷史上或在現實中，人類還常用許多非市場手段如戰爭、行政安排或法律仲裁等來解決經濟利益沖突問題，所以他們強調，人們選擇市場作為解決因資源稀缺問題所導致的利益沖突的一種社會制度或手段，并不是如主流經濟學家所認為的那樣是“理所當然”的。在他們看來，只有資本主義社會才主要依靠市場來解決稀缺資源使用上的沖突。[17]自由交換要成為一種現實的普遍的行為，“需要法庭或政府的權力來加以補充”，[18]需要得到“以國家暴力或懲罰為后盾的行使法律的支持”，[19]因此，“沒有政府的協助是不行的”。[20]
把市場看作是一個社會所采取用于解決其所面臨的公共經濟問題即由于稀缺資源使用而發生的利益沖突的“安排”、“方式”或“方案”，并強調它需要公共權力的“補充”表明，在新制度經濟學派看來，市場不是基于個人理性自發生成的，而是一個社會的公共選擇或集體選擇的結果，因此是基于集體理性人為建構的，具有強制的性質。這一點在新制度主義所提出的對市場的普遍存在性的解釋中有著更為明顯的體現。
三、市場是確保稀缺資源配置效率的最實用的方法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對于主流經濟學家來說，要對為什么市場會成為人類社會的一種普遍存在的問題進行解釋，就需要對他們賴于解釋的市場之所以產生的原因進行普遍存在性的證明。對于人類是否具有“要求相互交換這個傾向”，斯密本人和后來的經濟學家都沒有予以解釋或證明，也是難以證明的[21]。分工的程度與市場范圍是相互依賴的[22]，所以人們根本就不可能獨立于市場對其進行普遍存在性的證明。人類經濟行為遵循“盡可能完全滿足其欲望的原則”，只是經濟人假設的另一種說法而已。西方經濟學家至今都沒能對該假設的普遍存在性進行嚴格的邏輯證明。所以，總的來說，在西方傳統主流經濟學里，還沒有對市場的普遍存在性給予合理的理論解釋。
由于把市場看作是一個社會所選擇的用于解決經濟問題的制度安排的一種，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就從制度成本或交易成本比較的角度對市場的普遍存在性提出了經濟學的解釋。他們認為，之所以是市場而不是“戰爭”等其他手段成了人類社會的用于“解決稀缺資源使用上的沖突”的“主要依靠”，主要是因為總的來說，市場制度的運行成本較低，能確保較高的社會經濟效率。
德姆塞茨認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產權制度其實就是一組界定行為的原則，它規定了哪些競爭方式是允許的、受鼓勵的，哪些則不受鼓勵、不被允許”。而具體規定“哪些競爭方式是允許的、受鼓勵的，哪些則不受鼓勵、不被允許”與其各自的“效率”“具有很強的關聯性”。他說，“依靠暴力進行競爭一般不受稱道，部分原因在于，如果容許使用暴力，就看不清這種競爭的前提，即無法估計其凈收益了”。而在市場上“通過‘自愿’談判進行的競爭”之所以是“允許的、受鼓勵的”，就是因為它“提供了權衡收益和成本的更合理的技術手段，同樣還提供了排除造成凈損失的手段”，[23]即“把人們愿意支付的貨幣作為計量手段，并且把造成可用貨幣計量的凈損失的那種環境篩除出去”，這就使得它“要比通過暴力的‘非自愿’方式的競爭，更能為社會增加實際財富”。[24]德姆塞茨還認為，如果不經過市場協調就使用民主政治體制的集體決策或法庭裁定來決定資源的配置和使用，就無法得到通過自由市場交易所揭示的為確保經濟的高效運行所需要的信息，這樣“不管它們采用哪一種效率標準，都可能只是‘隔靴搔癢’，還很容易錯判”，導致比市場更低的效率。總之，在他看來，“恰恰是由于要掌握這些關于效率的先決性條件過于困難，才使得通過自由市場交易以形成最佳定位的所有權及資源使用方式成為一種很實用的方法”。[25]
張五常指出，市場上的競爭“匯集了所有潛在所有者的知識——即可供選擇的合約安排知識和資源使用的知識”，而“合約當事人之間的競爭”又“降低了執行合約的成本”，這樣就“降低了尋找和追求最有價值的選擇來簽定合約把一種資源用于生產的成本”。[26]他還認為，市場價格是“唯一已知的幾乎不導致或完全不導致租金消散的標準”，[27]所以在他看來，“一般來說，管理決策是不可能優于通過價格機制作出的決策。當價格信息引導從事的每一種活動時，發生錯誤的可能性必然減少”。[28]因此張五常認為，正是由于實施自由市場制度社會的交易成本一般低于取消自由市場制度的社會的交易成本，具有更高的經濟生產力，才使得市場能廣泛地拓展到原來排斥市場的國家。[29]
很明顯，德姆塞茨和張五常對市場的普遍存在性的解釋角度有所不同。前者直接從市場更能促進經濟效率或生產力的角度來解釋，而后者則是從市場更能節省交易成本的角度來解釋。但對于新制度經濟學來說，所有的經濟制度安排“都需要一定的成本”，[30]“經濟制度的生產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交易成本的高低”[31]。這表明，他們二者的解釋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是以市場能比其他制度或手段更能有效促進整個社會的經濟效率為根據來解釋市場的普遍存在性。這種解釋也進一步地表明了，新制度經濟學強調市場的集體理性和集體選擇的基礎。
四、界定明晰而穩定的個人產權是使市場有效運行的一個前提條件
市場運行是買賣雙方的自由交易過程，也是物品價格的形成和決定的過程。價格形成和決定的理論就是西方主流經濟學關于市場運行的理論。從該理論中我們可以看到，主流經濟學家把任何經濟物品或勞務的價格描繪成了只是由那些與其產權制度安排無關的諸如偏好、生產技術和社會經濟資源結構等客觀因素決定的函數，因此，完全忽略了產權安排市場運行效率的影響。另外，在該理論里，“交易成本被假定為不存在”。[32]科斯定理表明，在交易成本為零時，產權界定不會影響經濟資源的配置效率，因此不會影響市場運行的效率。這表明，主流經濟學蘊涵著產權與市場運行效率是不相關的市場觀。
對于新制度主義經濟學來說，交易成本大于零是最基本的假設之一，科斯第二定理是該經濟理論的最為核心的命題。它認為，在該假設條件下，產權界定會通過影響市場交易成本而影響資源配置效率。所以，產權制度與市場運行效率的關系是該學派經濟學家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
根據經濟人假設，他們認為，“一切私人所有者都有強烈的動力以最有價值的方式使用其產權”，[33]而個人產權即個人對自己所有的物品的排他性的占有使用權、收益權和自由的轉讓權等的任何弱化，如產權界定不明晰、受限制或無法獲得有效的保護，都會導致交易成本的提高[34]和市場價格信息質量的下降，[35]從而使得以市場出清價格的交換不能實現，影響資源配置效率。[36]所以，新制度主義經濟學認為，“產權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前提”[37]。要確保市場的有效運行，“產權界定必須首先高度穩定”，[38]“要求不存在對合約條件的法律管制，而且要求不存在對合約選擇的限制”，以確保每一個人即“可以自己將物品或資源用于他認為是最有價值的用途，也可以與其他人進行合約安排達到這種用途”。[39]由于在現代文明社會里，產權的界定和保護要靠國家，對它的侵犯或弱化也主要是來自國家。所以，新制度主義經濟學認為，政府對尊重私有產權給以可信的承諾是市場經濟有效運行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40]嚴格限制政府剝奪財富的能力的可靠政治基礎是繁榮的市場所必備的。[41]
五、市場不是一種以普遍和諧為基礎的制度
為給市場經濟提供意識形態上的支持，從亞當•斯密開始，西方主流經濟學家除了宣揚社會利益會因為個人的自由的自私自利行為得到有效促進的“無形之手”原理之外，他們還不斷地提出各種不同的學說或定理來證明，在市場經濟里，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系是普遍和諧。如薩伊定律宣揚人與人之間的利害是休戚與共的；[42]巴師夏的經濟和諧論則更是把市場經濟描繪成一個能讓每一個人“憑自愿對它作出貢獻，而獲得的則超過他的貢獻，并且總是增加著他的滿足”的“高尚”、“平等”、“自由”、“公平”和“同個人獨立完全協調”的“美麗組織”；[43]克拉克的邊際生產力分配論把自由市場經濟描述成為沒有剝削的正義的世界。[44]在目前，許多主流經濟學家都把介紹阿羅和德布魯等所證明的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作為微觀經濟學教材的一個重要內容，以此來宣揚任何一個人的福利都不可能因競爭性市場的存在而變得更差的觀點。[45]
新制度經濟學家明確反對主流經濟學所宣揚的這種和諧論。在他們看來，市場并不是一種以普遍和諧為基礎的制度。這不僅是因為在他們看來，利益沖突是市場產生和存在的根源，而且還在于他們認為：
1.市場并不能消除經濟中普遍存在的不可消除的利益沖突，任何交換都必然包含著沖突或競爭的方面。阿爾欽說，由于資源“稀缺”這一“約束的存在”，“每個人”都不可能“達到完全心滿意足的程度”，[46]而且，由于“同一資源不能同時用來滿足競爭性的需求”，[47]“一些人實現的一定程度的心滿意足是以另一些人更低的生活狀況為代價的”，因此，在每個社會中，“社會成員之間的利益沖突”都“必然地”是“沒有辦法消除”的?！笆袌觥笔恰敖鉀Q而不是消除這一沖突的方式”。在市場制度下，“交換行為是一種手段，借助于這種手段，買者就能夠為了從賣者那里獲得商品而同別的買者展開競爭”。[48]因此，市場交換固然可能因為它是每個買者和賣者借以達到更理想境況的手段而具有協作行為的性質，但它具有競爭行為的性質也是顯然的。所以，阿爾欽認為，經濟學家不應該只把交換當作協作行為來考察，忽視它的“競爭方面”。[49]
2.市場并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并不是每個人都能從市場行為中受惠。德姆塞茨指出，“既然我們講使用資源就會發生沖突，有關成本就是不可避免的……說‘自由市場總會使每個參加者受惠，也能使社會效用實現最大化’就不正確了”。因為“市場在權衡比較得益和受損時，是把人們愿意支付的貨幣作為計量尺度，并且把造成可用貨幣計量的凈損失的那種環境篩除出去。自由市場并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彼e例說，“當新產品進入市場時，自由市場在運作中承載的那些有害效果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不管一種新產品能給其消費者帶來多大的益處，人們購買了這種產品，則被它取代的、原有產品的生產者就受到損害?！彼裕麖娬{指出，認為“自由市場制度總會使每個參加者受惠”或認為“每個人都能從市場行為中受惠的觀念”，是出于“對市場功能和運營”的“完全錯誤”的“解釋”，是“不正確”的，“必須摒棄”[50]。
3.不能防止有害的效果，是市場具有強大力量的原因之一。德姆塞茨認為，“既然我們講使用資源就常會發生沖突，有關成本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哪種制度真能防止有害后果，就像以普遍和諧為基礎的那樣，那么也會因其無法容忍的非實用性（即沒有效率），而很快就讓位于其他制度安排?！弊杂墒袌觥安荒苤浦褂泻Φ男Ч?，“正是該制度具有強大力量的原因之一”。[51]阿爾欽認為，“一切制度”都“不是完美無缺的”，“沒有哪個完美無缺的標準是有效的”?！笆袌觥钡倪@種“不完美”或“缺陷”是人們要獲得它的“更大優點”所必須承受的“代價”。[52]
美聯儲主席伯南克的退市指標也有兩個，一個是失業率要低于6.5%，另一個是通脹不可升破2.5%。
將“克強經濟學”的“上、下限”與伯南克退市兩指標放在一起看，是否兩者高度相似？兩者都不容通脹肆虐，而保就業與保GDP增長是一塊銀元的兩面，有就業，就有GDP增長；無GDP增長，又怎會有就業？可否就此判斷中美的經濟財政政策已默然同步？答案：又是，又不是。
中美兩國的政府，如為民生，一定要穩增長（保就業）、防通脹，但我們不可以就此說兩國已是同路人，因為克強經濟學還有一重點——調結構。
要調結構就要促改革，淘汰過剩產能，無論是國企、民企，都要加入這個淘汰賽。只有汰劣留優，才可在這豺狼環伺的時刻生存下去。
伯南克實現其“上下限”目標，是靠退市這一手段；實現其“上下限”目標，則是靠市場化這一手段。
有評論認為，“區間”、“上限”和“下限”所強調的更是一種“穩中有為”的政策取向。如果突破底線，中國政府不會坐視不理；沒有突破底線，就要抓緊時間調結構、促改革。在這種判斷的背后，是一種既利當前、又利長遠的經濟邏輯。
與“經濟運行合理區間”相適應的，是要形成合理的宏觀調控政策框架，針對經濟走勢的不同情況，把調結構、促改革與穩增長、保就業或控通脹、防風險的政策有機結合起來。
如斯區間，就像香港恒生指數在24000～21000點之間上下，21000點時托，24000點時壓。如果恒指在此區間活動10年，投資者愿不愿意？一定不愿意。投資者一定只求突破，不怕你上突破，最多追買；也不怕你下突破，最多追賣；最怕你不突破，必然悶死。同樣，會否是個不求突破的總理？
凡總理都想上突破（通脹除外），但上突破要有前提，即要夠多資金，要夠多優質企業人才始可。資金與人才何來？不能靠央行，也不能靠干校培訓，要靠市場。這就是克強經濟學所講的“盤活資金，用好增量”。市場已有不少資金，只是沒有投入實體經濟，基于資金會向高回報流動，只要政府能為實體經濟創造有利可圖的市場，資金就會流到實體經濟去，就可以盤活資金。資金多了，要靠人才去用好，要靠實業家、廠家，不是炒家、囤地家、投機家。
怎樣為實體經濟創造有利可圖的市場？第一步，打破之前的壟斷。開放鐵路市場予民資，開放金融業市場予民資就是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