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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基于人的合作，根植于本土，秉承道德?r值觀和原則，不僅對世界經濟發展有顯著影響，還能加快民主進程、推進社會融合、保護生態環境，在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中具有獨特作用[1]。隨著合作社功能的逐步完善，學者們逐漸將合作社納入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以下簡稱CSR）的討論范圍。相較于其他組織類型而言，合作社的所有者、管理者、受益者相同，因此通常被認為更能關注其利益相關者，社會責任對合作社來說比資本所有制企業更加重要[2-3]。
現階段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正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存在著產權不清晰、利益機制不完善、成員異質性較強、經營管理普遍缺乏規范性等問題，合作社社會責任表現差異顯著。部分合作社在龍頭企業和專業大戶的帶領下，經營往往偏重“營利性”，但是隨著農民民主意識的提高，農村具有企業家奉獻精神的“能人”的不斷涌現，合作社的“社會性”日益凸顯。少數合作社在提銷服務之外，還積極參與農村公共服務，例如出資修建基礎設施、娛樂健身設備，舉辦社區文化娛樂活動（如創辦圖書閱覽室、開設女紅、禮儀培訓課堂等），為殘疾人、空巢老人、留守兒童家庭提供免費或優惠的農業生產和生活服務等，這些行為與CSR理念不謀而合。
國內學者關于CSR的研究，大多是針對以資本聯結為主的經濟組織開展的，而對于以勞動聯結為主或以勞動聯結與資本聯結相結合的經濟組織鮮有涉及。合作社作為聯結“資本（出資）”和“勞動（惠顧）”雙重因素的典型組織，它的社會責任與CSR有何區別？合作社履行社會責任的驅動力是什么？怎樣評價合作社社會責任表現等問題并沒有得到很好的回答。本文基于CSR理論、利益相關者理論，結合現階段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實際對上述問題進行研究，為完善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評價體系、促進其可持續發展提供理論依據和政策建議。
二、國內外相關文獻綜述
（一）CSR概念相關研究回顧
從內涵角度來看，狹義的CSR觀認為CSR是自愿履行的，不受法律、合約和規章制度的約束[4]；CSR應以“經濟犧牲”為代價[5]；其強調結果，而非行為過程[6]。廣義的CSR觀認為，CSR可以是自愿履行的，也可以是非自愿的[7]1，其行為與企業財務績效正相關，能夠給企業樹立更好的市場形象、帶來持續的競爭力[8-9]。
從外延角度來看，“哪些是企業最重要的責任”的問題并沒有統一的結論。狹義的CSR觀認為有效利用資源增加經濟利益是企業唯一的責任[10]。與此觀點截然相反的是，有些學者認為經濟責任以外的責任才能稱之為CSR。例如，Fenwick[11]認為CSR是指在公平的履行商業準則之外，為了社會和環境可持續發展所做出的貢獻?；诶嫦嚓P者視角[12]，狹義的CSR觀認為企業只對股東負責，或只對股東以外的利益相關者承擔的負責才能被稱為社會責任[7]。隨著CSR理論的延伸和發展，更多的學者傾向于贊同廣義的CSR觀。Carroll[13]構建了一個含有經濟、法律、道德、慈善的“四責任模型”，被學術界廣泛應用。Windsor[14]將環境層面納入CSR體系，并指出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是當今CSR價值觀的核心內容。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廣義的CSR是指企業對所有界定清晰的利益相關者（包括股東）所承擔的責任[15]。企業的利益相關者在不同時間階段和背景下對企業的影響也會發生變化，因此對利益相關者身份的識別是一個連續的過程[16]。
（二）合作社社會責任相關研究回顧
1.國外相關研究。合作社社會責任是CSR的延伸，國外在該方面研究起步較早且比較成熟，本文著重對合作社社會責任的概念、維度、原則與CSR的契合、評價指標體系等國外相關研究進行回顧。
第一，合作社社會責任概念、維度。農民專業合作社具有“經濟”和“社會”的雙重屬性，其經營目標與資本所有制企業最大的不同在于合作社不以利益最大化為目標，而是通過為其成員提品和服務促進成員利益的提高，滿足其成員和社區的經濟、社會目標。合作社在創造價值時要考慮個體和集體雙重維度，使成員獲得經濟收益的同時，社會效益和精神層次的需求也得到相應的提升和滿足[17]。Uski [18]根據對芬蘭零售合作組織S group 的調查分析，認為區域合作社社會責任主要包括區域責任、環境責任、經濟責任和社會責任，區域責任是核心維度。合作社是以利益相關者利益為基準的組織[19]。悉尼信用社將合作社社會責任定義為：“合作社在尋求可持續發展的解決方案時，注意平衡合作社與社員、雇員、社區、合作部門和環境等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
第二，合作社原則、價值觀與CSR理念的契合。社會責任是合作社哲學中的精髓，這些被合作社原則和價值觀很好的闡述了。國際合作社聯盟（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以下簡稱ICA）通過的《關于合作社界定的聲明》中闡述了合作社應該堅持的“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民主管理、成員經濟參與、自治與獨立、教育、培訓與信息、合作社之間的合作以及關懷社區”的基本原則，以及“自助、自擔風險、民主、平等、公平與團結、誠信、開放、社會責任與關懷他人”的價值觀。合作社的原則和價值觀是區分合作社和其他形式的公司的一個獨特的意識形態框架，是維持合作社“社會性”的精髓[20]。合作社的“社會性”不能被忽略，否則，合作社優于企業的競爭優勢也會隨著合作社社會性的泯滅而消失殆盡[21]。合作社原則和價值觀與CSR理念高度契合，是維持合作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22]。
第三，合作社社會責任評價指標研究。為了能夠清晰的展現合作社社會責任的對象，許多學者利用利益相關者理論評價合作社的社會責任。另外，基于合作社原則、可持續發展觀來構建合作社社會責任評價指標也是常見的方法。Giacomini[23]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根據合作社對員工、社員、供應商、公共機構、社區和環境的社會責任選取指標。2004年4月英國國家合作社可持續發展商業中心根據合作社原則設計合作社社會責任評價體系，具體包括：成員的經濟參與、成員民主參與、員工和成員的培訓和教育、員工受傷和缺勤率、員工特征、民族沖突、消費者滿意度、考慮采購和投資決策的倫理問題、社區投資、二氧化碳排放量、廢物回收比例。歐洲合作協會公共體描述了消費合作社社會責任的七個維度，分別為：人、產品、原則、環境、社區、民主和發展，為合作社社會責任的評價提供了參考與借鑒。
2.國內相關研究。我國學者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社會責任的研究起步較晚。已有研究從合作社的性質、原則、價值觀與CSR的契合等視角論證合作社社會責任的合理性[24-25]；?暮獻魃緹?營的外部性、合作社的異化、內部雙重委托問題等視角論證合作社履行社會責任的必要性[26]；從合作社社會責任的內部效應和特殊功能與制度安排視角論證合作社社會責任的可行性[27-28]。但是已有研究缺乏對合作社社會責任內涵與外延的廓清，對責任主體的界定不一，對狹義和廣義的社會責任概念不加以區分。
我國學者對合作社社會責任的評價研究仍停留在定性研究階段。李長健[29]根據合作社對職工、消費者、投資人與債權人、社區的社會責任設計指標體系，其中職工層面包括管理制度、工資獎金、改善勞動條件、豐富文化生活；消費者層面包括優質產品、社會服務；投資、債權人層面包括合作民主、投資回報率；社區層面包括環境保護、資源利用、社區經濟建設、文化建設、法律建設。李長健構建的合作社社會責任指標評價體系較為全面，但沒有進行指標權重計算與實證檢驗，沒有區分利益相關者的重要程度。趙佳榮[30]基于三重盈余理論設計出一套包括經濟、社會和生態環保的合作社績效評價體系，利用AHP法確定指標權重，并對10家合作社進行社會績效水平測度，驗證了指標的適用性，具有一定的借鑒作用。但是全是結果性指標，忽略了社會責任行為和過程的指標，另外指標體系沒有體現出合作社對“人”的關懷，因此還有待于完善。
本文吸取了上述研究的經驗教訓，有選擇地參考國內外研究成果，結合現階段我國農村發展的實際情況與種植類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特點，選擇社會責任評價指標，以確保指標體系的完備性、科學性與適用性。
三、農民專業合作社社會責任范疇、特殊性及驅動力
（一）農民專業合作社社會責任范疇界定
本文贊同廣義的CSR觀，從內涵上來講，CSR不一定都是自愿履行的，不應以“經濟犧牲”為前提，它應是一個涵蓋原則、行為過程和結果的整體。從外延上來講，CSR包括經濟責任、法律責任，也包括倫理責任和慈善責任，是一種廣義的責任。本文根據廣義的CSR觀，結合農民專業合作社特殊產權和利益機制，對其社會責任范疇作出界定。
1.概念的內涵與外延?；谏鲜鲇^點，將現階段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社會責任定義為：在一定社會時期內，農民專業合作社對其利益相關者所負有的保護和促進其利益實現的義務。就現階段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情況而言，主要利益相關者包括社員、雇員、消費者、債權人、商業伙伴、政府、自然環境和社區。因此，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對內部利益相關者（社員、雇員）的社會責任可以表現為規范發展、遵守合作社質性規定、努力提高社員和雇員的生產及生活水平；對外部利益相關者（消費者、債權人、商業伙伴、政府、社區等）的社會責任可以體現為提供優質產品和服務、誠信經營、協助政府貫徹實施公共政策、根據自身能力參與農村區域社會公共事業（經濟發展、環境保護、文化教育、慈善事業）等。
從內涵來講，首先，農民專業合作社社會責任行為可以是自愿的，也可以是在外部壓力下不得已而為之。其次，合作社社會責任的履行不以“犧牲經濟利益”為前提，社會責任行為有利于增加社會資本，提高競爭力。再次，不能以是否“圓滿完成”社會責任目標來判斷合作社的社會責任水平。在合作社社會責任評價指標中，既要有“結果性”指標，也要有反映“原則”“行為過程”的指標。
從外延上來講，合作社對其利益相關者的社會責任內容包括經濟、法律、倫理和慈善責任四個方面。隨著合作社的發展，在每個生命周期階段，對不同利益相關者的重視程度不同；對經濟、法律、倫理、慈善責任等不同層次社會責任的履行能力不同。
2.農民專業合作社社會責任的特殊性。合作社的產權、治理方式和利益分配機制有別于企業，因此合作社的社會責任也具有特殊性，具體如下：
第一，基本社會責任――服務于社員。資本所有制企業是“資本”的聯結，以追求股東利益最大化為經營宗旨。農民專業合作社先是“人”的聯結，然后才是“資本”的聯結。合作社以為社員服務為宗旨，把農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因此，合作社社會責任與CSR最大區別在于：CSR的基本責任是對股東承擔經濟責任[31]，而合作社社會責任的底線是為社員提供服務。按照農民專業合作社獨特的分配原則（以惠顧額分配為主，資本分配為輔），盈余的60%以上必須按照社員的惠顧額返還給社員。而資本所有制經濟組織在分配利潤的時候，是完全按照股份金額分配的，誰股金份額大，誰的剩余索取權就大。因此，區分企業對股東的經濟責任和合作社對社員的經濟責任的質的規定性為：合作社應該在資本報酬有限的基礎上提高社員收益，在為社員提供服務的基礎上履行更高層次的社會責任。
第二，社會責任區域化。農民專業合作社社會責任具有區域性，區域內的利益相關者們影響著合作社的命運[32]。對于企業來說，CSR并不受制于地域上的約束，尤其是高層次的倫理、道德層面的社會責任。通過大量的CSR報告可以看出，許多大型企業致力于自然災害救援、減少饑餓與貧困等全國性乃至世界性問題。合作社的盈利能力和生產經營的區域約束決定了合作社社會責任的邊界往往以社區為界限。ICA對合作社“關心社區”原則規定：合作社通過其社員認可的政策，為社區的持續發展效勞[20]。超出社區范圍以外的社會責任，尤其是道德、慈善責任可能超越了目前合作社的能力與社員認知范疇。因此，現階段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社會責任往往呈現出區域性。
第三，外部?任內化。與企業相比，農民專業合作社社會責任在很大程度上是內化的，主要體現在責任對象的內化和責任實現方式的內化。一方面，農民專業合作社各個利益相關者在身份上具有一定的重合性[3]118。根據不同的利益相關者，CSR較為普遍地分為內部責任（指對投資者、雇員的責任）和外部責任（指對消費者、供應商、經銷商、自然環境等的責任）。對于合作社來說，社員是合作社的所有者，是合作社服務的消費者或使用者，但也可能是合作社的雇員或為合作社提供初級農產品的供應者。另一方面，有些外部社會責任是通過內部社會責任來實現的。例如，環境友好型合作社對自然環境的保護、自然資源的循環利用也是通過對社員的培訓、農資使用規范性的控制、資源循環利用技術的使用等環節實現的。而企業的股東、管理者、雇員和消費者等利益相關者是獨立、分離的，對不同利益相關者的社會責任有明確的界限。
（二）農民專業合作社社會責任驅動力
合作社通過CSR行為有利于增加社會資本，社會資本是提升競爭力的關鍵，這就是合作社CSR驅動力的來源。合作社是互經濟組織，對內不以盈利為目的，社會責任行為勢必會對股本積累和盈余分配產生影響。但是，合作社通過社會責任行為與當地建立非正式的社交網絡，促進信任關系的產生，有利于增加社會資本，降低機會主義行為和交易成本，促進信息傳遞、合作和交流，獲得競爭優勢，同時也為合作社創造更好的發展環境[33]。合作社往往由地緣、業緣接近的農戶組成，是一個“熟人社會”或“半熟人社會”，在這種人格化的關系網絡中，合作社社會責任行為有很高的邊際收益。合作社的社會資本和經濟資本可以給合作社帶來競爭力，獲得競爭優勢的合作社則更有能力履行社會責任，從而進入一個良性循環（見圖1）?？偟膩碚f合作社有增加社會資本的需求和能力，社會資本的增加會給合作社帶來競爭優勢，而社會責任是合作社增加社會資本的途徑和手段。
四、農民專業合作社社會責任評價體系構建、應用與驗證
（一）評價指標設計
根據前文對合作社社會責任內涵、外延的討論，參考合作社的原則、價值觀和已有研究成果構建農民專業合作社社會責任評價指標體系。所選指標范圍包括合作社對利益相關者的經濟、法律、倫理和慈善責任四個方面的內容。指標體系由總目標層A（農民專業合作社社會責任）、分目標層B（對各個利益相關者的社會責任，見表1）、準則層C（對分目標層的分解）、措施層D組成（對準則層的實施）。
（二）數據處理與權重確定
1. 樣本選擇與標準化處理。由于統計部門對合作社數據統計十分有限，本文采用調研數據對評價體系進行運用。2014年12月，2015年7月、8月、12月，選擇陜西省渭南、西安、咸陽、寶雞、銅川、漢中6個市25個縣；山西省運城、臨汾的10個縣；河南省平頂山、三門峽、洛陽、商丘、漯河5個市20個縣為調查地，共調查農民專業合作社452家。為確保調研數據準確性，采用一對一訪問的方式填寫問卷，共獲得452份理事長問卷。由于不同專業類型的合作社在社會責任評價指標選取上無法統一，因此剔除養殖類和農機類合作社問卷及其他無效問卷共54份，剩余有效問卷398份，其中示范社數量占樣本總量的82.3%。
根據具體實施和計量方法，對實施層的指標進行量化計算。樣本數為m=398，措施層的指標個數為n=48，初始數據矩陣為U=（Ui j）m×n。為了消除數據量綱與數量級的影響，進一步將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得到的標準化矩陣X=（Xi j）m×n，標準化方式如式（1）所示。將指標值后加一個微小值，防止后續計算中出現分母為0以及熵值計算過程中取對數的情況。
2. 權重確定。本文基于利益相關者視角在確定指標權重時將層次分析法（AHP）與熵值法相結合。AHP考慮了專家的知識和經驗、決策者的意向和偏好，雖然指標權重的排序往往具有較高的合理性，但無法克服主觀隨意性較大的缺陷。用熵值法給指標賦權可以避免各評價指標權重的人為因素干擾，確保所建立的指標能反映絕大部分的原始信息。但熵值法不能反映專家的知識和經驗以及決策者的意見。在綜合分析兩種方法的優缺點后，本文使用熵值改進AHP的方法確定指標權重。相關文獻對具體指標與計算方法已多有闡釋，此處不再贅述。利用AHP法確定的綜合權重見表2中WAHP列，使用熵值法改進的綜合權重見表2 中Wi列。
（三）評價結果分析與適用性檢驗
1. 評價結果分析。本文對398家農民專業合作社進行AHP-熵值法綜合評分計算，樣本合作社社會責任綜合值得分在0至1之間，最低分為0.160 6，最高分為0.817 5，均值為0.263 6，標準差為0.169 1。得分最高的吉縣朝暉果業專業合作社是一個“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合作社，在吉縣柏山寺鄉和東城鄉建立有機蘋果基地，采用“合作社+基地+農戶”的發展模式大力推廣“畜、沼、果”循環農業；推廣綠色營銷，在市場調查、農產品開發、產品定價、促銷活動等整個過程中，都以維護生態平衡，重視環保的“綠色理念”為指導，經常組織農民到基地觀摩學習，提升農民發展綠色經濟的意識和能力，使合作社的發展與消費者和社會的利益相一致。
分析各個利益相關者層面的社會責任得分（見表3）可知，398家種植類樣本合作社對各個利益相關者社會責任平均得分及排名為：社員（0.067 9）、社區（0.053 2）、商業伙伴（0.037 2）、消費者（0.035 1）、自然環境（0.028 6）、雇員（0.018 6）、債權人（0.014 2）、政府（0.008 4）。說明現階段樣本合作社最重要的利益相關者是社員，這與合作社的經營宗旨一致。合作社對自然環境、債權人、政府等外部利益相關者的重視程度不高。合作社的雇員大多是季節性雇工，因此雇員層面社會責任平均得分較低。合作社對政府層面社會責任平均得分最低，說明樣本合作社還沒有成長到能夠協助政府履行農村公共服務職能的階段，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賴于政府的扶持。
分析合作社?Ω鞲隼?益相關者社會責任得分結構可知（見表3）：社員層面中社員一體化服務平均得分（0.026 9）明顯高于其他層面得分，說明現階段合作社對社員的經濟責任關注度最高，而在民主治理、社員發展與關懷層面的表現差強人意，這與現階段合作社的異質性高、普通社員參與度低，合作社融資能力差、盈利能力不高的現狀相符。雇員層面中職業發展層面平均得分遠遠高于其他層面得分（0.008 0），說明樣本合作社比較重視雇員的農業生產技術培訓，而對于雇員工作環境衛生安全及人文關懷的重視程度有待提升。消費者層面中產品形象與知名度平均得分較低，僅為0.005 8，雖然部分合作社通過了綠色、有機和無公害產品認證，但是認證面積大小不同。398家合作社中只有3家合作社產品商標為中國馳名商標，42家為省級著名商標。債權人層面中，償款付息拉低了債權人層面平均得分（0.002 1），由此可見，現階段合作社盈利能力較差，資本負債率較高。商業伙伴層面中，樣本合作社對履行商業法則層面表現較好，而對“社際合作”原則的恪守程度有待提高。政府層面中，配合與協作、技術推廣、政府表彰層面的得分普遍較低。自然環境層面中資源利用、環保意識層面的平均得分分別為0.018 7、0.00 45。398家樣本合作社中，有141家從未對社員進行過環保知識培訓，合作社在提高農戶環保意識方面有待加強。社區層面中社區經濟發展、參與社區活動、慈善捐贈的平均得分分別為0.066 7、0.011 1、0.003 5。樣本合作社大部分為示范社，具有一定的示范帶動相應，在帶動社區經濟發展、創造就業機會、社區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表現較好。由于贊助或參與社區活動的受益農戶數量更多，許多受訪理事長表示更愿意參與、舉辦社區活動而不是單單捐款、捐物，這與Ruostesaari[19]的研究結果一致。
2. 適用性驗證。將合作社社會責任各個層面的得分與樣本示范等級作多元線性回歸分析?；貧w分析結果見表4，合作社對社員、債權人和政府的社會責任對合作社示范等級具有顯著影響，且具有極高的解釋程度。自然環境和社區的社會責任對示范等級明顯不顯著，這與政府在評定合作社示范等級時主要考慮其經濟效益、法律責任而非環境和社會效益的實際情況相符，說明該合作社社會責任評價體系具有一定的適用性，同時也說明了示范社的評定體系忽略了環境責任、社區責任等高層次社會責任內容。目前，各地各級政府都以不同形式獎勵或補貼示范社，示范社（尤其是國家級示范社）有能力也有義務履行部分更高層次的社會責任。因此，本文建議將社區、環境層面的社會責任指標納入示范等級評定指標體系內，補充完善合作社的評價體系，使補貼、獎勵的發放更具合理性和公平性。
五、研究結論與啟示
（一）研究結論
研究圍繞“農民專業合作社社會責任評價”這一問題展開，本文的主要研究結論如下：
1.本文基于廣義的CSR觀和利益相關者理論，界定了農民專業合作社社會責任的內涵、外延、特殊性以及責任維度。社會責任維度的識別使CSR評價的目標和邊界更加清晰，提高了農民專業合作社社會責任評價的準確性和針對性。
2.構建了一個由“總目標層―分目標層―準則層―實施層”的指標評價體系，根據“層次分析法+熵值法”計算指標權重，利用客觀修正主觀，權重結果更加符合實際。
3.以398家種植類農民專業合作社為樣本，對其進行CSR評價，并對評價結果進行了分析和總結。結果表明，樣本合作社對社員、社區、商業伙伴、消費者的社會責任表現較好；合作社社會責任評價指標體系具有一定的適用性，對我國現行示范社評定體系具有一定的補充完善作用。政府在評定示范社時，也應該考慮其環境責任和社區責任。
（二）管理啟示
農民專業合作社社會責任的履行需要一定的法律、政策和文化環境，是多方合力的結果。目前，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責任制度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監督與激勵機制。根據前文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社會責任范疇的討論、評價結果的分析，結合現階段合作社發展的實際情況，提出以下管理啟示：
1.制定社會責任戰略，把握社會責任的“度”。合作社具有“經濟”和“社會”的雙重屬性。不可否認，在合作社的初級發展階段，“逐利性”是其原始資本積累的內生性表現。合作社是在農戶自愿結合的基礎上建立的，可謂因“利”而來，如果不能保障基本的盈利能力，最終也會使這種互合作組織因 “失利”而散。合作社社會責任具有周期性特征，強迫合作社履行超越其能力范圍的社會責任會造成適得其反的效果，不利于合作社的健康發展。因此，合作社需要根據自身發展階段，制定適當的社會責任戰略，把握好合作社社會責任的“度”，使社會責任和盈利能力維持在一定的水平內，既不損害具有奉獻精神的能人的積極性以及合作社的平穩健康發展，同時又能夠促進社會資本的增長和農戶福利水平的提高，從而為合作社帶來競爭優勢，達到多贏局面。
一、教育技術倫理及其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_)教育技術倫理的涵義教育技術與倫理的聯姻促成了“教育技術倫理”這一概念的形成?！敖逃夹g”作為一個合成名詞，其概念由來已久，內涵與外延不斷發生變化。依據美國技術哲學之父、教育哲學家杜威對技術的觀點，本文認為，教育技術就是在學校教育教學情境中，使用工具、裝備及教學技巧的科學方法，主要包括教學設備等物化部分的使用技巧和教學系統設計等理念成分的科學方法?！皞惱怼钡暮x有多種。一般來講，倫理是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和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行為準則與規范，以及指導行為的道德觀念。
倫理與教育技術的關系表現為技術倫理、教育倫理制約教育技術的發展和教育技術推動技術倫理、教育倫理的更新兩個方面。因此，教育技術倫理至少有兩層含義。第_，它是從倫理學的視角對教育技術的人文關懷，是關于技術的教育倫理，主要關注教育技術所引發的教育領域中人與人之間的倫理問題;第二，它是從技術的視角對教育的關照，是關于教育的技術倫理，從技術在教育中應用出發，關注技術帶給教育以及教育倫理的影響。
可見，教育技術倫理不僅是基于倫理學的視角對教育媒體使用和教學系統設計中存在問題進行倫理策略上的人文關懷，而且是從教育媒體等技術的物化層面對教育的倫理內涵的補充與拓展，進而從技術的角度提升教育的道德境界。
(二)教育技術倫理研究存在的問題
近年來，教育技術倫理逐漸得到人們的關注。特別是教育技術發展較快的國家，對該問題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經查閱從1967年至2012年間美國ERIC數據庫和中國CNKI數據庫中關于教育技術倫理的文獻發現，國外教育技術倫理研究早在上世紀70年代就已開始。如美國于1970年專門成立AECT行業道德委員會，制訂了教育傳播技術的行業道德準則，建有處理行業道德問題的專門程序。1994年的研究在數量上可謂史上最多?；厮萁逃夹g發展歷史，不難發現，這一現象的出現與教育技術定義的修改密切相關。當時正值美國AECT定義教育技術之時，可見當時人們已經從倫理的角度討論教育技術的內涵。直到2004年AECT修訂了教育技術定義，對教育技術實踐提出了倫理要求。從此，在AECT的引導下，教育技術倫理研究一直是國外教育技術研究的重點之_。而我國對此的研究雖起步于20世紀90年代，然數量一直不多，2005年以后才逐漸與國外研究趨勢相一致，如借鑒美國AECT對教育技術專業人員職業道德規范建設的經驗[1]、闡明教育技術專業人員職業道德的重要意義[2]等?？梢哉f，我國關于教育技術倫理的研究是在AECT的影響下才逐漸引起人們的注意，并于2011年在期刊載文中達到新高。
從內容上看，大部分研究偏重于對教育技術領域具體倫理問題的一般性策略探討，如關注在線教育中的學術不端行為[3]、調查學校教育技術實踐中道德失范問題[4]、將道德教育內容整合到現有的核心課程以提高教學的道德水平[5]、通過開發新系統來抵制數字盜版問題[6]等，主要內容涉及教師職業倫理、行業道德標準、教育技術道德實踐等多學科領域。一些研究者受倫理學的激情驅使，急于構建教育技術應用的規范體系而忽視了對教育技術本真的追思，未對教育技術的倫理關系、倫理邊界進行界定，對倫理原則的討論也未能形成普遍性的共識。從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實證方法，但也存在“斷言多于論證”和“偏重數據”的現象。很多適宜進行理性分析的問題卻被量化，忽視了倫理的意識形態的本質屬性。殊不知，對教育技術進行倫理道德層面現象的考察，不僅僅屬于事實的經驗判斷，更大程度上是一種難以用數據測量的價值評判。
總之，目前對教育技術倫理方面的研究力度相對較小，存在研究內容寬泛、邊界模糊、方法單一等顯著問題。究其原因，主要由于人們對教育技術倫理的理解與認識缺少一定的價值歸屬。教育技術倫理研究，離不開具體倫理學思想中哲學思維的支撐，一旦缺失了特定的倫理學理論的指引，對教育技術的倫理關照必將是不完整的。同時，研究方法的單一化也反映出倫理策略研究的不足。教育技術領域中倫理難題的應對不應局限于_般意義上的技術策略，還需要從倫理學理論中尋求倫理策略與途徑，真正獲得倫理意義的人文關懷。另外，一些研究僅從應用倫理學或技術倫理學的大視角下籠統審察教育技術倫理問題，忽略了某些倫理思想的特點及適用范圍。事實上，任何一種具體的倫理思想都有其優缺點。若僅對普遍意義上的倫理學理論不加選擇地通盤借鑒，抓不到具體的倫理精髓，必將造成研究內容及方法的模糊不清。
可見，教育技術倫理研究處于起步階段，缺少具體倫理思想的指導，阻礙了教育技術倫理研究的深入開展。只有汲取多種倫理思想中的相關成分，才能找到合適的倫理關懷的視角與依據。所以，基于多維倫理視角對教育技術進行考察，從教育倫理、技術倫理等理論派別中汲取養料，不僅有助于促進人們對教育技術倫理的認識并明確研究的內容和邊界，也對教育技術倫理策略的理解與選擇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二、教育技術倫理研究的理論視角
倫理研究離不開具體的社會環境。對中國教育技術的考察需從全球化視野出發，立足我國教育實踐的現實環境，訴求于具體的倫理思想，避免理論來源的大而空。結合我國教育技術發展的現狀，本文認為，中國技術倫理思想與馬克思技術倫理思想的結合，不僅是中國化在教育技術研究領域的具體表現，同時，以此為基礎的教育技術倫理理論的發展也是中國特色教育技術理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教育倫理、我國傳統技術倫理、馬克思技術倫理和現代責任倫理等思想來源是教育技術倫理研究的基本理論視角。
(—)教育倫理思想及其啟示
教育倫理學主要研究教育與人的生存和發展的合理性問題，并將教育中的_切道德現象視為研究對象，通過對具體的教育現象進行人文關懷，以省察和規范教育的合理性及價值。教育倫理學中關于教育倫理內涵、教育倫理關系、教學倫理特性等的論述，為理解教育技術倫理內涵、教育技術的倫理關系以及教育技術的教學倫理特性等內容提供了基本思路。
首先，教育技術倫理具有關涉人之成長的倫理價值。教育技術作為教育的子系統，不僅是傳授知識的活動，也是培育德性的過程。關注人的未來發展、關懷人的生命、關注社會發展，是教育技術倫理價值發展的基本原則，也是教育技術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前提條件。
其次，師生關系是教育技術領域中最為重要的人倫關系。教育中的人倫關系是指在教育活動中形成的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總稱，主要包括教師與教師、教師與學生、教師與管理者、教師與社會等關系。其中，教師與學生之間的關系是教育中人倫關系的最突出表現。教育技術領域亦然。教師通過應用具體的教育技術對學生產生影響，而師生之間的關系在某種程度上也決定了教育技術之倫理價值的體現。
最后，促進教學是教育技術最重要的倫理任務。作為教育技術重要的實踐領域，教學過程需要可操作性的倫理道德規范體系、符合新型倫理精神的師生關系、教育公平和責任感等道德因素，同時也難以脫離技術的支持。因此，教育技術倫理的主要任務是以教學實踐為研究對象，關注教學中人際交往行為，揭示技術在教學活動中所發揮作用的善惡，明確技術的倫理規范，確保技術對教學產生積極的影響。
(二)中國傳統技術倫理思想及其啟示
中國傳統技術倫理思想為立足我國教育實際來分析教育技術倫理現實提供了理論依據，突出表現在以道馭技、以人為本、經世致用等觀念上。
以道馭技的觀念體現了技術的“物化”與德行的“人性化”之間的關系，有助于理解教育技術與倫理的關系問題。只有教育技術負載了社會文化及倫理規范的良知與善性時，才能擺脫道德滑落的尷尬。用“道”來規范教育技術的發展，不是阻礙和限制，而是要達到在允許其有最大發展的前提下使其副作用減到最低。
以人為本的觀念突顯了人的重要性。人們本能地反對技術活動中的各種有違人性的行為。一旦技術違背了人的內心追求，就會遭到抵觸與拒絕。教育技術的發展在目的上應充分發揮人的智慧，強調“人化的教育技術”的特征，在教育實踐過程中關注技術場中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重視師生的發展。
重于應用、學以致行的特點，是中國傳統技術“經世致用”的表現，具體表現為重視實踐價值、勇于創新、致力改善實際效果、服務社會等倫理特征。在當今社會，教育技術的經世致用就是關注教育技術的實踐價值，勇于創新并注重將技術成果服務于教育。只有創造性地應用，才能防止教育技術流于形式、浮在表面。
(三)馬克思技術倫理思想及其啟示
馬克思的倫理思想是在技術意義上把事實和價值的整體關系還以本來的現實面目，是一種對傳統規范倫理學的積極超越與綜合創新。[8]馬克思技術倫理思想中關于技術中介、技術異化等思想對于教育技術倫理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鑒作用。
(1)技術中介論：解答教育技術的休謨難題。研究倫理問題必然涉及事實判斷和道德判斷的關系這_休謨難題。事實判斷與道德判斷分屬于理性和情感兩個領域，二者不可通融，即通過“是”不可推斷出“應該”。馬克思認為，技術在道德判斷與事實判斷的統_過程中具有媒介作用，通過技術將事實判斷和道德判斷統一起來，從而解答了這一休謨難題。[9]教育技術實踐活動相互關聯的各個部分，包含了事實判斷和道德判斷。人通過技術與教育發生關聯，從而使教育技術負載了道德評價，溝通了教育技術中“是”與“應該”的判斷，為教育領域中“凡是技術上能夠做的事情就應該做”的問題提供了應對策略。
(2)技術異化論：批判教育技術對教育的異化。教育技術領域中出現的技術反作用于人而影響其教學效果的現象是技術異化教育的表現。教育異化根源于技術主體的矛盾本性。馬克思的技術異化論對分析教育技術過程中的技術對人的異化、對教育的技術壟斷等問題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有助于引導教育中技術規范的形成。
(3)技術倫理觀：重視教育技術的倫理價值。技術負荷正價值與負價值，二者統一于技術倫理。[10]隨著技術的不斷發展，負面價值不斷堆積，技術的倫理價值體系得不到強化與重視，人們開始對“通過技術來追求最大的效益”等命題產生懷疑。只有技術與社會倫理體系良性互動，才是技術倫理應該關注的目標。教育技術的正面價值與負面價值同時顯現時，不僅應該關注技術為教育帶來的高效率與好效果，還應關注技術對于教育倫理、社會倫理等價值體系的影響，盡可能地促進技術與教育的和諧發展。
(四)當代責任倫理思想及其啟示
教育技術的良性發展呼吁擔當、義務等責任意識的出現，體現了人們對教育技術的內在精神需求。誰負責、對誰負責、負哪些責、如何負責等思想為教育技術倫理研究提供了責任的視角。
根據人員身份或角色的不同，教育技術責任主體主要有三類：教育技術專業人員(專門從事教育技術設計、開發、管理、應用、評價的技術人員)、教育工作者(應用教育技術進行教學、管理等工作的人員，包括教師、教育管理者、教育行政人員等)、學習者(主動及被動應用教育技術進行學習的人員，主要是學生群體)。教育技術責任主體的確定，回答了面對倫理難題“誰負責”的問題。
不同的責任主體對應不同的責任對象。教育技術專業人員的責任對象主要是使用教育技術的教育工作者和學習者;教育工作者的責任對象主要是學習者。責任內容即責任主體應當承擔哪些責任。比如，教育技術專業人員的責任主要表現為推進教育技術的體制改革、完善行業的自律機制、規范從業人員道德行為、保證政策方針在價值層面上的人文關懷、關注教育技術帶給社會的影響等。責任對象及責任內容解答了教育技術倫理責任中“對誰負責”和“負哪些責”的問題。
教育技術領域的責任如何實現呢?就目前教育技術的發展來看，讓公眾參與到技術活動相關決策的制定過程中，預防技術專家統治論，是_條可供參考的教育技術責任實現路徑。比如，在教育技術的開發項目立項和決策之前，召開有專家和公眾參與的“聽證會”，讓公眾不僅可以維護自己的權益，同時發揮對技術人員及政府的監督，協助進行技術決策。另外，建立相應的制度與機構也是責任實現的重要手段。[11]教育技術對教育活動負責，必然離不開相應機構與制度的約束與保證，如教育技術倫理委員會等。這些機構一方面傳授了技術責任的思想，另一方面也承擔整個行業的責任，對于加強教育技術各種主體的道德素養和職業規范等方面有重要的作用。
綜上所述，以人為本、技術中介論、追求教育至善、強調責任等倫理思想，為教育技術倫理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理論視角與依據。教育倫理思想鞏固了教育技術的傳授知識和培養德行并存的價值訴求，強化了教育技術在協調師生關系和提高教學交往質量上的倫理使命;技術倫理啟示教育技術以“以道馭技”為基本理念，以“以人為本”為價值歸宿，以“經世致用”為突出特點，從的實踐論角度理解教育異化、教育技術的倫理價值，并從責任倫理的視角促使教育技術主體為其活動負責。這些具體的倫理思想拓寬了教育技術倫理研究的思路，同時也界定了該研究的主要內容。
三、教育技術倫理研究的內容邊界
以上倫理思想啟示教育技術應加強教育技術倫理內涵、教育技術行業倫理規范、教育技術實踐中倫理問題等內容的研究，為教育技術倫理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研究邊界。
(—)教育技術倫理內涵：亟待解決之要
教育技術倫理內涵的確定，有利于凸顯教育技術倫理的本質及其研究內容與方向。中國傳統技術倫理思想和馬克思技術倫理思想從技術與倫理的關系層面為教育技術倫理的內涵確定指明了方向。而作為一個學科，教育技術的目的、過程與結果等微觀層面也需要倫理學的人文關照。
從技術與倫理的關系層面來看，教育技術倫理可以分解為教育技術與教育倫理的關系、教育技術與技術倫理的關系。教育技術與教育倫理都是構成教育基本要素的重要內容，前者是確保教育活動的物質力量，后者是維系教育活動的精神因素。教育技術作為_種物質力量對教育倫理具有著重要影響，而作為意識形態的教育倫理對教育技術具有一定的反作用。教育技術的不斷進步促進了人們道德觀念的更新，也拓展了教育倫理學的研究領域;而教育倫理對于教育技術的規約與引導，促進了教育技術學的良性發展。同理，技術倫理一方面約束了教育技術的發展，另一方面也為技術倫理的發展提供了實踐支持。在當今技術理性受到多方面質疑的時代，教育技術與教育倫理、技術倫理的關系愈加凸顯。本文認為，教育技術與倫理的關系可以總結為三類：教育技術與倫理排斥論、教育技術與倫理無涉論、教育技術與倫理相互依存論。
教育技術與倫理排斥論是一種將技術與倫理完全對立起來的觀點，它把教育技術的發展及其對教育活動的不斷滲入看作是道德墮落的表現。教育技術僅僅是教學能力不足的人謀求生計的手段，技術帶給教育的不是美好、友愛和善，而是懶惰、應付和丑惡。這種主張放棄教育技術而回歸自然的教育狀態的觀點，是極為悲觀的，盡管在警示技術帶來的負面效應上具有積極作用，但其拒斥教育技術的態度和做法，在當前信息技術時代是行不通的。
教育技術與倫理無涉論認為教育技術無所謂好壞，可以被用來服務于任何目的。對教育技術的道德判斷是其作用于社會目的之后才被提出。教育技術產生什么影響、服務于什么目的等問題不是教育技術本身所固有的，而是取決于人用它來做什么。因而，教育技術行為的目的總是存在于教育之外，沒有義務去考慮行為的后果。這種觀點幾乎完全排除了教育技術主體的社會責任，認為只要技術上能夠實現的目標就應該去實踐，而不必顧慮實現這一目標是否應該。
教育技術與倫理相互依存論認為教育技術負荷價值，是倫理、政治與文化價值的體現，游移在善惡之間。該觀點認為，教育技術是社會利益和文化價值傾向所建構的產物，應強調教育技術主體在支配和控制方面的主體性地位和責任。教育技術工作者有時會成為技術的受害者，為了防范和減弱技術的負面效應，就需要對教育技術進行_定的約束。這種約束要體現在技術的設計、開發、應用、管理、評價的整個系統過程之中。教育技術具有何種倫理價值，以及各種教育技術行為的道德標準和倫理秩序如何，均屬于教育技術倫理的內涵。
除此之外，內含于教育技術本質中的以人為本、責任、公平等倫理向度在教育技術的目標、過程、結果等環節中如何發揮出來，也是教育技術倫理內涵需要關注的重要問題，從而實現動機“善”、過程“善”和教育效果“善”的統一。如，在目標上，應體現教育性(以教學目標為出發點，以尊重學生為根本目標，以優化教育資源、促進教育公平、推進教育改革等社會責任為目標)、規范性(以遵守公民社會基本道德規范、技術應用的法律法規等法權倫理、德才規范、教學規范為目標)、責任性(強化教育技術對受教育者、社會等擔負起責任為目標)等要求;在實踐過程中應保證在教學媒體的選擇、師生關系的協調、教學內容的呈現等方面得到倫理的規約;在結果上使用規范倫理學的相關倫理方法進行評價，將目的論、義務論、美德論三種理論綜合起來，實現自律與他律的統_。
(二)教育技術行業倫理規范：學科發展之需
責任倫理思想指導人們將教育技術的價值實現轉化為教育技術主體的責任。教育是_個體現責任意識、弘揚責任理念、培養責任個體的實踐活動。教育技術負荷這_責任特征，理應成為具有高度責任感和使命感的技術手段，體現作為教育實體和倫理實體的內在規定性。而教育技術學科領域尚未對行業責任標準、職業倫理規范、個體道德要求進行詳盡的論證，缺少責任與規范的熏陶與引導，淡化了教育技術工作者的責任意識和規范特征。因此，為促進學科發展，教育技術的行業責任標準、職業倫理規范、個體道德要求是教育技術倫理需要應對的重要研究領域。
1.教育技術行業責任標準
作為_個行業領域，教育技術是_個倫理型共同體，應該設有專門的責任組織機構。該組織機構應該對教育技術設計人員、開發人員、管理人員、應用人員、評價人員進行責任劃分，提出具體的責任要求。比如，對教師、管理者等教育技術應用的責任主體提出諸如承擔起教育技術的選擇過失、關愛學生等要求，促使其擔負起對學生、社會、國家等責任，從而感染學生形成道德責任感。
國家教育部于2004年頒布的《中小學教師教育技術能力標準(試行)》[12]從制度上保證了教學人員、管理人員、技術支持人員應該具備的專業技能。從公平利用、健康使用、有效應用、規范行為等四個方面規定了教師的社會職責，具體如“努力使不同性別、不同經濟狀況的學生在學習資源的利用上享有均等的機會”、“促進學生正確地使用學習資源，以營造良好的學習環境”“努力使不同背景、不同性格和能力的學生均能利用學習資源，得到良好發展”、“能向學生示范并傳授與技術利用有關的法律法規知識和倫理道德觀念”。然而，責任標準還有待細化，同時，責任實現的方法也應有所涉及。
2.教育技術職業倫理規范
《中小學教師教育技術能力標準(試行)》對教師在教育技術實踐中的能力與標準進行了規約。但是，該規約沒有著重從倫理規范的角度給予系統的指導。規范倫理學作為西方倫理學的基本理論形式，一直以人的義務及價值合理性為研究重心，旨在說明人們的行為本身應遵循何種道德標準以達到“善”的要求，為教育技術職業規范的制定提供了指導。
教育技術職業規范在特定時期是相對穩定的，但又并非永恒不變的。根據職業規范的內容不同，可將教育技術職業規范界定為“法權倫理”規范。法權和倫理是教育技術職業規范的整體要求，既包括法權規范，又包括倫理規范。教育技術的法權規范是_種制度性的公共活動領域的規范，除了社會法律的強制性規范外，還有為教育活動的正常有序進行所必需的學校紀律、各種教育體制、教學秩序等一系列規范。而倫理規范通常是由責任和義務構成，是_種具有內在制約力量的規范體系。教育技術的倫理規范是教育技術活動中表現出來的一種內在規范，本質上屬于一種自律道德的范疇。在教育技術活動中，法權規范和倫理規范共同構成教育技術的職業規范體系。因此，教育技術行業人員應該遵守社會基本道德規范、技術應用的法律法規、學校紀律等制度性規范，踐行教育技術的倫理使命，促進教育技術領域人倫關系的和諧，為培養德才兼備的社會性人才而努力。
3.教育技術主體的道德素養
教育技術目標的達成依賴于設計者、開發者、應用者、管理者、評價者等主體的技術實踐，尤其是教育技術工作人員和教師的教學實踐。道德素養能夠幫助教育技術主體尋求駕馭科學技術的精神力量，辨別與應對由技術引發的反道德現象，從而抵制道德失范并促使教育技術實踐在合乎倫理的軌道上發展。因此，教育技術主體的道德素養尤為重要。在當前技術理性壓抑價值理性的去道德化傾向下，人的道德素養不斷受到功利主義、工具主義的侵染，如何強化教育技術主體的道德素養成為教育技術倫理研究的重要內容。
要喚起教育技術主體的道德意識并加強其道德素養，道德教育不可或缺。道德教育有助于人們反思技術應用理念的合理性、技術操作規范的道德性，引導人們認識教育技術的先進性及其所代表的文明與進步，警醒人們注意技術依賴帶給教育的危險。因此，借助道德教育的方式對教育技術主體進行技術倫理、信息素養等方面的教育，能夠提高其道德素養。
(三)教育技術倫理現實問題:存在意義之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