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2-17 15: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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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云南與GMS五國高等教育合作的SWOT分析
SWOT（StrengthsWeaknessOpportunityThreats）分析法，其中S為優勢，W為劣勢，O為機會，T為威脅。
2.1優勢分析
2.1.1具有獨特的地緣和人文優勢
云南與GMS五國山水相連、民族同源，語言風俗相近，文化交流歷史悠久。近年來，云南省借助區位優勢，從GMS五國招收了數以千計的留學生。隨著中國和東盟的關系日益密切，GMS五國對華文教育的需求不斷擴大，加上相近的文化背景和較低的學費、生活費和旅途費用，將吸引越來越多的GMS五國學生來華求學。
2.1.2相比GMS五國具有一定比較優勢
雖然云南省高等教育的發展水平在中國不占有領先地位，但是相比除泰國外的GMS國家，還是具有比較優勢。就目前GMS五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態勢來看，云南的教育理念比較先進，政府也高度關注教育合作項目，并且在資金、技術、信息交互等領域給予了更多的支持，云南省的教育規模、市場及人文環境對深度開展教育合作十分有利。總體來說，云南的教育合作情況在GMS五國中僅次于泰國，比較優勢明顯。
2.2劣勢分析
2.2.1開展教育合作政策環境有待完善
國內尚有一些法律法規不利于深度推進教育合作項目。比如高等教育的學歷和文憑的對等互認工作還沒有在GMS次區域中形成統一的體系。
2.2.2合作規模小、專業分布不合理
從招生規模看，云南與GMS五國高校合作辦學項目中十幾個人一個培訓班的情況比較常見，五十人以上的培訓項目很少；從專業設置上看，云南與GMS五國合作辦學項目多集中在語言、經濟管理類等專業，缺乏理工類專業。
2.2.3語言教學師資嚴重缺乏
專業教師隊伍的雙語水平不高，師生間交流互動困難。GMS五國留學生對金融、旅游和教育等次區域支柱產業相關專業十分向往，但由于云南高校從事留學生教學工作的許多教師屬于兼職性質，導致目前云南高校開課以語言類為主，專業課教師雙語交流溝通水平有限，制約了留學生專業選擇的范圍。
2.3機會分析
政策支持“：橋頭堡”戰略的實施為進一步提升云南省教育對GMS國家開放水平、構建國際教育合作與交流平臺提供了有利的條件與機遇。隨著GMS合作、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推進，建設以昆明為中心的面向東盟的國際教育基地，已經成為云南省與GMS五國高等教育合作的迫切需要。
2.4挑戰分析
2.4.1來自廣西的競爭
廣西毗鄰越南。為了促成更多對外交流項目，廣西建造了水陸空交通網，旨在通過發展西南出海大通道進軍東盟。目前，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中國—東盟博覽會紛紛落戶于南寧，這恰恰為廣西增進與GMS各國的教育交流合作營造了良好氛圍。廣西一帶的自然地理、人文環境與GMS五國比較相似，而且廣西有充足的高等教育資源，學費標準較低，因此也受到了GMS國家留學生的廣泛關注。在不久的將來，廣西高校必將發展成為能夠與云南省齊名的對外教育合作基地。
2.4.2來自GMS國家華文教育完善的挑戰
自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立以來，我國與東盟在各個領域都展開了交流與合作，外匯不斷涌入。在商貿合作的推進下，華文逐漸發展成為亞太地區具有較高經濟價值的通用的商業語言。精通華文的專業人才，其薪酬待遇更高，就業前景更好，因此GMS國家的政府機構對華語教育都給予了較高的關注度。華文教育開始在國際社會大放異彩。云南省抓住時機，以較低的學費標準為各成員國提供了專業化的華文教育和培訓項目，吸引了大批留學生來我國留學和常駐，有力地推動了對外教育合作。
3云南與GMS五國高等教育合作的策略
3.1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
嚴謹的政策體系和規范的法制環境是順利開展高等教育合作項目的重要前提。云南應該在現有政策法規的基礎上，對教育合作項目給予更多關注，完善教育合作法律體系，使高校擁有更多自主決策權。另外，教育行政部門也要盡可能多地提供引導和服務項目，在“請進來”和“走出去”上下大功夫。同時，適當調高來滇留學門檻，鼓勵更多學生來滇學習，優化留學生專業結構，為實現云南省高等教育國際化增磚添瓦。
3.2加快學歷學位互認進程
要使GMS各成員國之間加強教育交流與合作，就必須在學歷認證上謀求統一化。在GMS次區域統一貿易框架下，實現各成員國之間的學歷學位互認，為合作辦學免除后顧之憂。在這方面，我國教育部和地方政府應該與GMS成員國積極對話，以促成成員國之間學歷互認。
3.3調整專業與課程設置
隨著次區域經濟合作的發展，各國用人單位需要的不再是單一的外語翻譯，而是既懂外語又精通相關專業知識的復合型人才。因此，云南高校對留學生的專業與課程設置上也應由以學習、進修漢語為主，逐步轉變為進修專業課程和進行學歷教育為主。課程設置應圍繞物流管理、加工技術、會展、旅游管理、東南亞語等專業人才需求來開設，構建適應GMS次區域需要的國際型人才培養的課程體系。
3.4有力推進涉外師資隊伍建設
加強云南與GMS五國高等教育合作，必須將國際化教師隊伍建設作為最重要的基礎性工作來抓。尤其要針對當前云南高校涉外專業教育任課教師匱乏的問題，積極爭取國家及省級政府高等教育專項經費支持，加強青年教師國際化教學能力培養，逐步建立起一支具備適應GMS五國留學生教育的骨干教師團隊。
3.5有效提升留學生專業教育國際化水平
云南高校需將涉外教育的學科專業建設放在重點關注的位置之上，以云南高校原有的優質專業、特色專業，尤其是對GMS國家極其有用的涉農適農專業作為涉外專業建設的核心，制定一系列推動新興產業和特色產業發展的區域性人才培養規劃。
Abstract:ManagementaccountingwasfollowedTaylor’sscientificmanagementproductiontoproduceatthebeginningofthecentury,andalongwitheconomicaldevelopment,butobtainedthepromotedutilizationandthedevelopmentintheoverseasenterprise.TheresearchdemonstratedthatChinamanagementaccountingthehighereducationfarhasnotbeenabletomeetthebusinessmanagementneed.DidthisarticlepresentsituationofanalysisthehighereducationembarkfromChinamanagementaccounting,howelaboratestransformedChinamanagementaccountingthehighereducation,andmadesometentativeplans.
keyword:China;Managementaccounting;Highereducation;Thereformpondered
前言
管理會計在中國的運用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伴隨著管理會計理論研究興起而展開的，其歷史并不長。大部分企業對全面預算、風險分析、差量分析、長期投資決策方法、企業員工業績評價等都知之甚少，企業會計人員仍缺乏管理會計的基本觀念，更談不上應用這些方法去參與經管理會計在中國并沒有引起多數企業的重視。21世紀是知識經濟占主導地位、以迅速發展的計算機技術和網絡技術為代表的信息革命將使得人類社會、經濟、文化和管理各方面正在發生重大變化。然而作為現代企業管理的重要工具的管理會計落后于時代要求，為適應當今社會經濟和科學技術發需要，管理會計教育的創新與變革已經是刻不容緩了。
一、中國管理會計教育落后之分析
（一）教育理念落后
美國的約翰遜和卡普蘭兩位教授，他們在1987年合寫了一本轟動西方會計界的專著《相關性消失了——管理會計的興衰》，對西方管理會計的知識體系提出了許多批評意見。這兩位美國教授在該書中認為：近年來的西方管理會計實踐一直沒有多大的變化，目前的管理會計體系是幾十年前研究成果的產物，甚至管理會計現在必須要從屬于財務報告，從而對管理人員所進行的規劃與控制的決策已不再具有相關性（孟焰1999）。這種與決策不相關性的現象在我國仍十分突出，調查顯示，我國管理會計教育主要側重于對管理會計基本原理、方法等的理論傳授上，忽視對管理會計實務的分析，普遍缺少對本國管理會計經典實務的分析，與我國管理會計實際聯系較少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我國會計界對實踐中已有的一些典型成功案例明顯缺乏系統的研究和歸納總結，到目前為止只有很少的案例得到了系統的研究與總結。缺乏具有示范性或樣板性的典型案例研究報告，是管理會計在我國企業未能得到有效普及和推廣應用的重要原因（孟焰1999）。
（二）教學方式亟待改革
我國傳統會計教育將大部分注意力放在幫助學生掌握現有的會計規則以通過注冊會計師考試上，故其狹窄的內容和僵化被動的形式遠遠落后于會計理論和實務的發展。這對管理會計人才培養是十分不利的。調查顯示，“講課＋討論”是中國管理會計教學的主要方式，這是一種相對“傳統”的教學方法，其最大的不足在于師生缺少互動，學生不僅不能主動發現和發掘問題，即使有問題，教師也未必知曉并做出回應。調查顯示，在管理會計教學中，大約四分之三的課堂時間系“教師講、學生聽”，7.2%的課堂時間用于公開討論課后作業中的習題與問題，有6.7%的課堂時間用于討論課后作業中的案例，約4%的課堂時間用于考試（周齊武等2005）。
（三）教學內容陳舊
為了促進西方管理會計的發展，卡普蘭教授（1998）對西方高級管理會計內容進行了調整，在其《高級管理會計》（第三版）一書中，強調了作業成本法和作業管理的理論與實務方法的重要意義，并將產品生命周期成本法、目標成本法、改善成本法作為戰略成本管理的主要方法；對傳統的以凈利潤或投資報酬率為主的經營業績衡量指標與方法進行了重大的變革，提出以經營業績平衡表來考核企業經營業績的四項綜合指標：財務經營業績指標、為顧客提供服務的業績指標、企業內部的經營管理業績指標、員工學習、產品創新與成長的業績指標；同時為了便于理解與操作，將該書在第一版、第二版中所涉及的不確定性條件下的量本利分析、線性規劃模型、回歸分析模型等全部刪除，從而將數學方法的應用降至最低點，由此也可以看出增長數學方法的卡普蘭教授在開展管理會計研究中的重大變化（孟焰1999）。實踐表明卡普蘭教授的改革是對的，在他與他同事的倡導下，西方管理會計得到了迅速發展，不僅體現在對原有的管理會計知識體系進行了改造，而且還產生了管理會計的一些分支學科，如作業成本管理會計、適時制生產系統、制造資源計劃、質量成本管理會計、戰略管理會計、人力資源管理會計、增值管理會計、社會責任管理會計、資本成本管理會計、國際管理會計等以及人理論、組織行為學、信息經濟學等相關科學在管理會計中的應用。我們曾經的調查研究表明，在我國管理會計教材中，成本性態分析、變動成本、本量利分析法、預測分析、短期市郊決策、長期投資決策、全面預算、成本控制、標準成本和責任會計等占據了相當大的比重（約77.82%）（張海濤張琳李安琪2003）。實際上根據歷史資料編制預算或計劃、標準成本控制、存貨的經濟批量模型、邊際收入等于邊際成本的最優化決策等內容和方法都已不適應知識經濟時代的需要了（黃曉波趙紅娥1999）。
二、管理會計高等教育之變革
在工業時代,企業所面臨的經濟環境是一個相對穩態結構,產品生產表現為大批量、標準化,市場需求變化周期較長、個性化特征較少,競爭主要體現在市場占有率高低方面。在工業經濟時代，生產方式經濟的主要特點表現為：以資本和勞動力為核心生產要素，經濟活動契約化、產品標準化、生產規模大型化和組織結構垂直化。與此相適應，傳統管理會計把目光聚集在企業內部的管理與動作上，注重通過控制產品生產成本來完成管理會計的目標，并以產品成本作為定價的基本依據，較少關注風險管理，以制訂標準成本和預算生產過程進行控制，利用經濟批量原理進行采購決策
（黃曉波趙紅娥1999）。知識經濟時代的生產方式是以核心要素是知識，產品的非標準化，生產規模的小型化等為基本特點。因此，企業管理會計必須更新觀念，加強市場變化研究，具體包括管理會計基本理論更新、培養目標更新和教學內容與方法更新：
（一）基本理論更新
管理會計視野的拓展和管理會計人員角色的轉變，對管理會計教育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傳統管理會計主要研究企業內部的預測、決策、規劃控制和業績評價，旨在提高企業內部效率，其立足點在企業內部。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和管理科學的創新，管理會計有必要拓展其視野，關注和研究企業外部環境變化可能帶來的機遇和威脅，為管理決策提供多方位、多層次的信息。相應地，管理會計人員的角色也發生了深刻的轉變?，F行管理會計理論一般地都假設市場是完全競爭的，而市場的參與人是完全理性的，在這個市場中人們取得信息是沒有成本，不存在交易費用，不存在市場障礙，市場價格由低要求決定等。上述假設與客觀實際已經是越來越不相等了。例如管理會計中的許多市場預測方法就建立在上假設的基礎之上的。而技術不變假設和邊際收益遞減假設等更是支持大規模、標準化生產的基本假設，而基于此假設的管理會計在提供決策依據時，就難免出現決策的失誤。（二）管理會計教學內容和方式的更新
教學內容和方式的更新，首先體現在正視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將管理會計教育的重心轉向學生能力的培養，其課程開發采用“整合取向”，重在考慮多元化知識和現有課程的融合、彼此間的接觸、作用和相互滲透以及對現有課程的補充、拓展、加深等。我國不少高校的本科會計專業，專業課時幾乎占總課時的1／4，在?？茖哟紊?，這個比重更高。根據調查顯示，目前，會計專業學生缺乏的是企業經營管理、中文寫作、財務管理、電子計算機、外語、生產管理等知識，會計核算知識并不缺乏。因此，管理會計的課程體系在囊括會計專業基礎知識之外，還應涵蓋相關專業知識，如稅收、金融、管理學、法律、工程技術等。
孟教授（1999）根據自身的體驗認為，總的來看，進入本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管理會計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其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發展前景是令人振奮的，新的研究領域層出不窮，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管理會計在加強企業內部經營管理和提高企業經濟效益方面的作用將會越來越大。但就管理會計教學本身而言，絕大多數管理會計老師（89.7%）采用中文教科書為教材，有4位（約占10%）采用英文教科書，有3.6%的教學資料選自英文學術期刊，2.08%選自英文實務期刊。由此可推定，如果那些被選用的中文教科書能有效地掌握西方管理會計實務或制度，否則它們對于西方管理會計創新的全面介紹仍然有限。當然，本文的觀點并非主張中文的管理會計教科書必須涵蓋所有西方管理會計技術或制度。
（三）管理會計人才培養目標的更新
美國會計教育改革委員會（AECC）在于1990年9月的《狀況報告第1號——會計教育的目標》中提出，會計教育的目標是要使學生具備作為一名會計人員所必備的學習能力和創新能力，使其能終生學習，并主動適應職業要求的變化，具體內容為：①技能。包括與他人溝通的能力、智力判斷能力和人際交往能力。②知識。包括一般性知識、經營管理知識和會計專業知識。③專業認同。指會計專業畢業生應該認同會計專業，樂于掌握作為會計專業人員所必備的學識、技能和建立相應的價值觀念，熟悉會計職業道德準則，能進行價值判斷，隨時準備探討與會計人員專業誠實性、客觀性、適應性及與公共利益相關的問題。可見，管理會計教育必須正視管理會計人員的這種角色轉變，改進教學以使學生適應環境的變化。管理會計專業的學生要想勝任工作，除了掌握更多的信息技術外，還必須學習和發展商業管理、戰略分析、人際關系等方面的知識和技能。
三、關于我國管理會計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些設想
于1996年結束的美國管理會計協會(IMA)的調查表明美國的企業高層經理對管理會計師期望的變化（J布洛切愛德華,H陳康,W林托馬斯2002）：經理們希望管理會計師不僅要關注短期財務成果的管理報告,而且能夠整理并解釋有助于企業成功的信息,包括為企業高層決策者制定和實施成功的競爭優勢戰略提供關鍵因素的信息。為了推動管理會計教育的改革,IMA提出了一項四步行動計劃,以促使教育界對會計課程進行修訂,使主修管理會計的學生畢業后能滿足企業對他們提出的技能和素質上的要求。具體措施包括：（1）舉辦企業界與教育界的交流會,商榷共同的需要；（2）由IMA發起的會計教育改革小組定期會晤,以敦促會計改革項目的開發以及實施；（3）由IMA負責的“管理會計的實證分析”；（4）促進IMA研究成果的交流(任忠奇,夏鑫2003)。
當然，中國的情況與西方國家明顯不同。由于我國沒有一個將學術界與實務界都包括在內的管理會計職業組織，學術界與實務界溝通的機會不是很多，這就為開展管理會計的典型案例研究帶來很大的困難。這表現在，學術界特別是大學的研究人員很難有機會深入到企業中開展調查研究，因而對企業在實際工作中應用管理會計的情況缺乏了解；而實務界對學術界發表的科研成果感到理論性太強，與企業現實情況不相符合，不能有效地解決企業中的實際問題。所以中國管理管理會計高等教育改革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辦法，也不能等中國建立起管理會計師協會和開設管理會計師資格考試再動手，有據于此，本文根據前期研究成果提出如下幾點改革設想：
（一）、管理會計研究方法的發展與改進進入70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的會計學術界大力倡導實證研究方法。早期的實證會計主要是對會計信息與資本市場的關系問題研究,后來又轉向研究會計選擇的動機及考慮的因素,到70年代末實證會計研究興盛起來,80年代即已成為會計研究的主流學派。目前我國會計界對實證會計方法存在著不同的看法,這里既存在人們的認識問題,也受客觀事物規律性暴露得不夠充分的影響。積極響應中國會計學會“管理會計與應用專業委員會”在中國總會計師協會的配合下，發起了“中國管理會計典型案例經驗總結與研究”的活動。開展“中國管理會計典型案例經驗總結與研究”的活動，將是一次具有重要意義的開拓性嘗試。
（二）、管理會計內容的調整與拓展
新的經濟環境和市場競爭環境要求我們轉移成本管理重心
、拓展成本控制視角。在知識經濟時代,企業產品的價值將更多地取決于產品中所包含的信息和知識,這些信息有技術上的、也有市場方面的。技術創新和產品開發以及對市場的掌握在企業增值中占較大的部分,生產制造則占增值中相對較少的部分。產品科技含量日益提高。企業為確保長期競爭優勢,不得不在信息、知識發展方面投入大量資金。產品的生產制造成本相對其開發和市場調研支出顯得微乎其微。在這種情況下,成本管理的重心應當逐漸從生產制造成本轉移到產品研制開發成本方面,由成本控制轉移到成本計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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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黃曉波,趙紅娥.經濟形態變革與管理會計創新[J].會計研究1999,12
3、孟焰.面向21世紀的中國管理會計[J].會計研究1999,10
4、張琳,周建偉,李安琪.管理會計應用環境與中國管理會計教育[J].江西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2
2.我國美術教育的現狀
了解我國美術教育發軔的情況后，我們最重要的是認識到當前我國美術教育現狀，然后從中發現問題，并有針對地去解決問題，對我國美術教育不斷進行完善和提升。改革開放，是我國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在解放思想的思潮下，西方的思想大量的涌入，尤其是關于藝術方面的，久旱逢甘霖的我國美術教育就在這股思潮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印象派的繪畫思想、后現代的美術風格，不斷融入到中國的傳統美術中來，震撼著我國美術教育的傳統。正統的繪畫風格受到挑戰，非正統的繪畫藝術不斷被接受，并開始逐漸地占據主導地位。我國傳統的藝術教育也開始受到影響，迫切地需要改革。傳統的批量式生產，已經不能滿足需求，因材施教成為越來越多的學生的要求，提倡個性發揮是培養出符合當前社會的美術人才的重要途徑。有了一個自由的學術氛圍，對各種思想能夠更多的接受和包容，不再是一味地評價錯與對。學術氛圍是在發生變化的，但相應地美術教育的變化卻沒有緊隨其后，從現在我國各大高校美術教育的普遍現狀來看，美術教育的觀念還比較滯后，雖然是有變化，但是變化的量還不足以產生質變，教學模式沒有突破性的進展。藝術，不應該被局限，而應該是思維的發散，是各種想象不斷的變換，是真實和虛幻的結合。藝術教育應該摒棄偏見，更多的去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讓他們的思想既是高于現實的，又能和現實相融合。多元化格局才應該是藝術教育要走的路。而不是給他設限，這樣藝術就不能成為名副其實的藝術了。當前的美術教學還存在很多的偏見，對于學生的培養，寫生和臨摹是最主要的內容，注重技能的嫻熟，而不重視發展個性，學生的個體特殊性被一點點地打磨掉。我國的藝術院校在繪畫的教學上，多是基于寫生的訓練，尤其是實物寫生，長期注重對眼的培養，而沒有對大腦的開發，他們只能做到對實物的畫面復制，卻不能更多的做到創新，他們太多的依賴實物，而創造性下降。以像為佳、不像則次，這樣的評價標準培養的出來的只會是強調寫實而忽視抽象的學生。他們適應了學校的這套教學模式，并認為美術就應該是這樣的，然后他們再教給別人這套理論，同樣的教學模式應用到另一批學生中，成為循環，所以美術教育模式的改革是很迫切的。“藝術不能教”這一觀念使得很多教師只對學生進行理論的教育和繪畫基本技能的訓練，而不太重視個性化的指導和繪畫創新思維的訓練。從教學理念到教學評價，再到學生的指導，這些都是我們需要不斷改進的地方，畢竟對實物的寫實照片會比繪畫做得更好，繪畫要做的是照片做不到的。知識重要，但是想象更重要。因為相對于想象來說，知識是有限的，而正是無限的想象不斷地推動著人類社會的進步。學習是一種能力，善于學習是很好，可是只會學習不會創造就不是我們所贊揚的了。中國的孩子學習能力都普遍較高，但是想象力卻不足。學習并掌握一定的知識是創新的基礎，但是知識基礎上的創新如果我們不重視的話，就很難做到。
3.現有美術教育模式的改革
改革就是要培養具有創新思維和藝術創造力的人才。在高校逐步建立起一個藝術的培養模式，寫實的圈子要打破，美術課的重點要成為對學生的藝術創造力的培養，模仿實物的訓練要盡量的減少，藝術創造力培養的課程要增加。藝術教育形式要盡量的多元化，要有切實可行的措施支持創新人才的發展。美學、藝術批評等這樣的課程的開設，對于學生綜合能力的提高是很有幫助的。我們不得不承認，藝術批評在提高藝術教學中起到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會分析，懂鑒賞，能看出藝術作品的優劣，這樣才能更好的在自己的藝術創作中規避和成長。通過藝術批評培養學生的藝術感受力和分辨力。對于新的藝術，能夠理解并能給予公正的評價，不會因為藝術的怪誕或是逆潮流而對他進行排斥。你今天認為它不是藝術，可能明天它就是潮流。
近年來，中國社會的一些不好的現象似乎有著越來越多的傾向，如越來越多的大學生自殺現象，中學生、研究生還有青年教師，甚至中青年的博士生導師，都曾經報道有自殺現象;再如不良商販似乎也越來越多，如“黑心棉”、“黑心米”、“黑心肉”以及“黑心奶粉”事件等;暴徒砍死砍傷多名中小學生;在學校里，學生暴力現象也屢次出現，如馬加爵事件，一名十四歲的學生在學校門口砍死另一位17歲的學生，只是因為一個女生的QQ號而吵架，甚至有四名中學生只是因為好玩而打死精神病患者的事件發生。如此漠視生命，道德缺失，這樣一些社會現象，不由得我們不深思。對于自殺現象，有人曾經做過調查總結得出，學習和就業壓力、情感挫折、家庭變故、心理障礙等等，是導致輕生的幾個主要原因;對于不良商販，則有人歸結于中國人缺乏信仰約束，以及過于務實，法律制度不健全等原因;而對于學校暴力事件，則是由于學校的心理教育不夠及家庭等因素造成的。誠然，上述的具體原因都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究其根本原因，筆者認為，是由于在現如今快速發展的科技社會中，中國現代教育中的西方科技文化教育與中國傳統文化教育的關系未處理好所導致的。
自19世紀中期中西方文化開始激烈碰撞，西方文化大舉人侵中國文化，到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量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先進的管理制度等，這一百多年來，中國的教育都是以西方先進科技教育為主，所教授的思想及理念也多是西方觀念，甚至許多家長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有全西式的教育，而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卻不夠重視，甚至有時候選擇性的忽略，這是不對的，因為文化是一個國家、民族的歷史沉淀和底蘊，當兩種文化發生碰撞時，貿然否定任何一種都是錯誤的，應該抓住不同文化的核心思想，與時俱進，揚長避短，有機結合。
對于文化差異，我們應該認識到，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人們，在探索世界的過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特別是宗教文化，而早期的科學活動往往是和宗教活動聯系在一起的，所以，宗教文化又對于自然科學以及科學理念的產生與發展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反過來，自然科學的發展，也影響著人文科學、宗教文化的發展。西方的宗教是獨神論的宗教，它具有較強的理性、理想化、排他性以及侵略性等陽性特征，是一種剛性(陽性)的文化，這從西方宗教對異教徒的殘酷迫害以及多次的等事件便可看出來。這樣一種剛性文化在人與自然發生關系的過程中，通常是促使人們去強力改造自然以使之適和人類，這對于人類社會和科技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很大的促進作用的，它使得近代科技在西方產生并迅速發展，從而大大促進了西方社會的高速發展。而隨著自然科學和數學的高速發展，以及它們在人們生活中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也使得宗教漸漸淡出歷史舞臺，同時，白然科學技術以及數學所表現出來的理性、邏輯性、唯一性等也深刻地影響著西方人們的思想以及世界觀，使之更具陽性特征。
這也是近代西方社會利用先進科學技術大肆進行侵略、擴張、掠奪，以及種族歧視等的更深層次的文化背景和原因。西方文明注重技術層面的探索，利用技術“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與己斗”，在“斗”中發展，這在一定時期對人類的發展有很大的促進作用，然而正因為“斗”，這也是一種很容易產生爭斗的文化，如宗教戰爭、種族戰爭、侵略等，不利于人類的穩定和持續發展。而在中國，占統治地位和影響最為深遠廣大的是儒教、道教和佛教，也就是說，中國是一個多宗教的國家，這需要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皇權以及一個強調和諧寬容的社會環境。道教強調的是無為、隱世、順應自然、與自然合，最終達到天人合一;佛教在傳人中國以后，深受中國本土文化特別是道教文化的影響，由達摩祖師所創立的禪宗，以及其他流派，如三論宗(又名法性宗)、瑜伽宗(又名法相宗)、天臺宗、凈土宗、律宗等，它們與道教一樣，都是強調容忍、包容等，具有很強的陰性特征，都是柔性(陰性)文化;而儒家思想，一方面，它強調積極人世、治世、上進等，具有一定陽性特征，而另一方面，作為統治階層的工具，它又強調和諧、寬容以及中庸等，具有一定的陰性特征，也就是說，儒家文化是一種剛柔并濟的文化?？偟膩碚f，中國的傳統文化特征，在上層精英階級是一種剛柔并濟的文化，而在廣大普通群眾階層則是柔性文化。
我國高?，F行的激勵機制存在著不少漏洞與問題，應設置合理的激勵目標，樹立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從更科學化、人性化的角度來實現“雙一流”的目標。
1我國高校激勵機制存在弊端的成因
1.1激勵的公平性原則履行不到位
大學生教育激勵機制應當以公平、公開、民主、一致為基本原則。公平、公開、民主、一致既是激勵的原則，也是激勵的手段。不公平、不公開、不民主、不一致的教育激勵不僅會挫傷大學生追求進步的積極性，甚至可能因其不滿意而產生更極端的心理或行為，造成今后不擇手段等惡性循環。常見的關于激勵的公平性在高校院系履行不到位的現象包括激勵指標分配不公、激勵程序不透明、激勵結果不公示以及激勵事件隱瞞。沒有向學生公示事件，私下給予部分獎勵人群，若其他學生知道，必定造成不良影響。如此一來，對于關乎自身的激勵沒有得到公平的待遇，也就可能大大挫傷學生的積極性。
1.2教師評定方式的誤導
創新型拔尖人才的踴躍關鍵在于教師，教師在高校人才培養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是人才培養模式、教學方法改革創新的實施主體。師生之間的教學相長，課堂內外的交流與溝通，才能有利于教學質量的不斷提高，人才培養的優化創新。然而，當前高校教師職稱評定、人事考核等評價方式存在論資排輩，重科研成果輕教學成果的傾向，政策與輿論導向也在一定程度上起著誤導作用。這壓抑了教師投身于教學的積極性與創造性，導致課堂教學水平呈滑坡傾向，直接影響到學生的學習效果及教師的教學質量，當然對人才的培養形成一道強有力的阻力。在當前高?？己梭w系偏重科研成果輕教學成果的現實下，高校教師教學積極性激勵任務尤為艱巨。
1.3院系粗放式管理
對于教育管理者而言，重在實施院系的宏觀管理，實行以制度為主的管理模式，因此，在激勵的客體選擇上，缺乏一定針對性和對象性，忽視了學生的性格特點和個性差異，忽視心理區別及主觀能動性，對處于不同心理階段的大學生實施同樣的激勵措施，且缺乏一定的深入了解與溝通，以致輔導員、班主任等學生管理人員的功能發揮不大，對學生的激勵與幫助效果也就不強。這樣的粗放式管理不僅導致了某些學生由于覺得自身不受重視，或受不到相應激勵而產生低沉失落心理，從而影響其學習與生活，產生自卑心理，甚至走向極端。
2我國高校激勵機制的完善措施與創新
2.1遵循公正透明的激勵原則
制定透明公正的激勵規章制度，并予以公示，讓所有師生了解并學習，且制定相應的懲罰制度，使得激勵有規可循。在此基礎上，清晰列出激勵人才選拔的每一個流程，對獎勵人群的選擇作出公示，同時對未被選拔上學生作出合理解釋。同時，對于相應刻意隱瞞激勵事件的人員進行懲罰與警告。除此之外，設立教育工作監督者一職，對在教育激勵框架下評優、評獎學生材料的真實性、科學性以及最后評選結果的公平性、公開性進行審查，保證激勵的有效性。要注意的是，在制定和實行大學生激勵制度過程中，要廣泛聽取學生意見，通過一定的程序吸引學生參與到學校民主管理中來，在執行過程中，要充分利用公平理論、雙因素理論、期望理論等激勵理論，搜集相關意見，并不斷完善。
2.2改革教師評價體系
從根本上來說，想要提高教師教學積極性，就要改革如今的評價體系，把教學提到與科研同等地位，形成導向激勵。其次，對教師進行綜合考核，教學與科研比重相當，在教學考核一項進行細化，分為課堂教學效果、教學日志以及教學計劃方案。課堂教學效果主要由學生和教學評估員進行考核，讓學生針對教師教學進行打分制，并說明各項得分理由，同時進行訪談，了解學生意見，制定意見欄；同時，讓教學評估員（教育專家或其他教師）進行聽課，并由此打分并提出建議。教學日志是指讓教師對每周的教學情況進行總結，寫下在課堂中遇到的實際問題或是發現問題；教學計劃方案就是對自身的教學進行反思，并對今后的課堂教學進行計劃與具體細節的展開論述。
2.3建設細化的學生管理，關注成長
對于學生來說，輔導員與班主任就如同父母一般，適宜的關注與溝通是激勵的重要部分。相應的學生工作者要為每個學生建立成長檔案，在激勵過程中準確掌握學生的思想和行為變化、能力發展、成長歷程等情況，記錄學生的專業學習質量、考試成績變化軌跡、社會實踐資料、獎懲經歷等動態，以準確考察學生在大學四年生活、學習等的成長進步與困難，從而更有利于引導他們進行適合自己的職業生涯目標努力，為制定有效的激勵機制作出決策。其實，學生感覺到自己受關注，本身就是一種激勵了。
3總結
我們時常在關注中小學學生的激勵機制而忽略大學生這一處于重要過渡期的重要群體，有效的激勵能夠讓他們在步入成年之際獲得良好的過渡并對未來作好積極的準備，這既依賴于來自教師的激勵，還依賴于來自學校管理的激勵，除此之外，大學生還要學會自我教育。由此，各方面相輔相成，相互結合，才能夠達到良好的效果，實現大學育人的目標。
參考文獻
1、雙因素激勵理論。
這是心理學家費雷德里克·赫茨伯格提出的一個動機理論，他把激勵分為兩個方面，即保健因素和激勵因素。他把管理質量、薪金水平、公司政策、工作環境、與他人的關系和工作穩定性這些因素概括為保健因素；把晉升機會、個體成長機會、認可、責任和成就等與工作本身有關的因素稱為激勵因素。
當保健因素充分時不能帶來滿意，但員工便沒有不滿意，當保健因素缺失或匱乏時，將導致不滿意的產生。只有激勵因素充分時，才能給人帶來滿意，激勵人們積極從事工作。我們不能小看保健因素，因為它維持底限。
2、公平激勵理論。
這是斯達西·亞當斯提出的理論，是指把自己的投入—產出比與其他相關人員的投入—產出進行比較，比率等同則為公平狀態，比率不等同就會產生緊張感。
用公式表示，即：
OA/IA=OB/IB（O代表投入，I代表產出）
3、期望激勵理論。
這是維多克·弗魯姆提出的理論。期望理論認為，個體以某種特定方式采取活動的強度，取決于個體對該行為能給自己帶來某種結果的期望程度，以及這種結果對個體的吸引力。該理論主要關注三種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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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公式表示，即：
M=E×V（E為期望值，V為效價）
二、對現行高等教育產業化政策帶來的激勵問題分析
在分析高等教育產業化政策之前，我們有必要首先厘清高等教育的性質。在現代社會，義務教育屬于純公共物品，因為其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政府必須提供。相比較而言，高等教育不是純公共物品，因為要控制進入，具有競爭性。但高等教育主要是政府通過征稅來提供的，對一個民族的振興和發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無疑具有準公共物品的性質。在高等教育產業化之前，一個人只有具備一定的條件（主要是分數）就可以享受高等教育，享受人并不需要付費，即高等教育不具有排他性，確實體現了準公共物品的特征。設定一定的分數是為解決高等教育的競爭性問題，是控制進入的一種方法。
而高等教育產業化的政策，突出表現就是要付費才能接受高等教育，實際上就是使高等教育在具有競爭性的同時，也具有了排他性，把高等教育從一個準公共物品變成了一個私人物品。這就產生了很大的問題，產生極具危害性的后果。對高等教育產業化的分析有多種視角和多個途徑，我這里主要運用上面提到的幾個動機激勵理論予以分析。
1、用雙因素理論來分析高等教育產業化。
實際上，人們已把高等教育視為一種保健因素，基于兩點理由：第一，社會發展到現代，人們要求社會為自己提供一條發展和改變自身命運的途徑，獲得高等教育無疑是最好的途徑，因此，人們才愿意納稅，供政府來建立和維持公立大學。已經支付了對價（交稅）人們，理所當然要求獲得免費的公立大學的教育，這跟付出勞動要求獲得報酬是一樣的。第二，我國歷史上大學免費制度以及西方國家公立大學的免費，使人們習慣上更加認為公立大學就應該是免費的。當高等教育產業化之后，收取高昂的學費，實際上是取消了保健因素，導致人們普遍的不滿意是必然的。也正是由于人們把高等教育視為保健因素，原來公立大學是免收學費的時候，并沒有給人們帶來滿意，但至少上保證了沒有不滿意。
要想給人們帶來滿意，需要在高等教育中引入激勵因素。有人認為，高等教育產業化就是引入激勵因素，確是引入了激勵因素，但是引錯了地方，在公立大學中收取高昂學費，實際上相當于拿出員工的基本工資進行拉開差距，招致普遍的不滿是必然的結果。正確辦法是，在不取消保健因素的基礎上引入激勵因素。
2、用公平理論來分析高等教育產業化。
高等教育產業化的一個后果是，大學急速擴招超過了社會需要，畢業后找不到工作或高學歷低就，特別是農村或沒家庭背景的畢業生更是如此。這樣，違背了公平理論，使社會階層的凝固和阻隔，同時也導致資源浪費，效率低下。在此，我們用亞當斯公式來分析一個農村（或城市貧民）大學生家長對高等教育的選擇行為：用OA/IA來表示家長讓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投入—產出比；OB/IB作為參照對象，對于在高等教育高投入（交高昂學費）、低產出（找不到工作或者工資水平很低）的情況，他無論是選擇以高校未收費前作為參照系，還是以讓子女不接受高等教育而直接就業作為參照系，還是以城市中上層家長（一般有學歷之外的其他資源幫助子女就業或者獲取工資較高的工作），OA/IA與OB/IB都是不等同的，他及其下一代都是感到不公平的，進而對政府和社會產生憤怒，甚至產生仇視情緒。長此以往，不公平感的積累，將產生社會階層的對立，導致社會的不穩定。
3、用期望理論來分析高等教育產業化。
如前所述，公立大學教育是一種準公共物品，由于具有競爭性，所以需要設置門檻，控制進入。原來的控制方法是分數，高等教育產業化之后又增加了重要的一項，即家庭的經濟能力。用期望理論來分析，作為學生的個人努力，能夠達到個人績效（獲得較高的分數），但是卻得不到組織獎勵（把公立大學視為組織），因為組織是用另外的標準——能否付得起學費——來決定能否獲得高等教育，個人得不獎勵，個人目標（上大學）也就不能實現。作為貧困家庭子女，唯一的改變自身命運的途徑被堵死，個人就產生社會失望感，進而自暴自棄，產生仇視社會的心理。如果對此不并進行糾正，將導致社會動蕩。
三、對高等教育發展的政策建議
面對高等教育產業化改革導致了公平的喪失，效率的低下，以及社會的普遍不滿，并進而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問題。因此，我們需要徹底反思高等教育產業化之路，重新確立我國高等教育改革方向。在此，根據有關動機激勵理論，筆者提出一些粗淺的建議。
1、公立大學回歸要公共物品的本質屬性，取消收費制度，由政府全額撥款。因為政府有義務給國民提供最基本的免費高等教育，這屬于保健因素，也事涉社會的公平。根據目前高校情況，有人可能提出這樣的問題：（1）政府沒有足夠的資金撥付給這么多高校，怎么辦？應對的辦法是，政府
在當前我國高等教育學學位點建設速度不斷加快的背景下，我們對其布局結構的關注程度有所提高。從當前布局結構分析，不同地區的學位點分布存在較大差異。在學術界中，有人認為，高等教育會在這種“不均衡”狀態下，影響到其健康的發展，對高等教育學學科發展不利。這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的事實，但是我們要深入研究一點，那就是什么因素導致我國高等教育學學位點布局“不均衡”問題的出現。
一、高等教育學學位點布局的現狀
學位點分布不均衡就是目前我國高等教育在區域發展中不均衡的一個具體反映。我們可以通過相關資料和文獻，查到人們在利用高等教育規律進行辦事方面的效果和效率等問題。它能夠對高等教育發展的規律有所反映，就說明了人為進行干預只能適得其反。從研究者的角度說，我們需要用客觀的態度分析問題，辯證地對待問題，透過現象看本質。
筆者查閱了足夠多的文獻資料和網上資料，發現我國高等教育學碩士點和博士點的分布有下列幾個特點。
第一，高等教育學學位點的主要集中的地方就是華東、華北和華中地區。這三個地區碩士學位點和博士學位點與華南、西北、西南和東北四個地區相加起來的總數進行對比，還占有明顯優勢。我們在這些地區可以發現，高校、高等教育和社會經濟的發展是一脈相承的。我們可以從工作條件、教學與人才培養、管理工作、學術隊伍、相關學科條件和科學研究等方面得到較好證明。這充分說明了要授予一所學校碩士或者博士學位點，只有當這所學校具備某些條件的時候才可以。因為高校在華東、華北和華中地區等地區密集，再加上辦學的質量比較高，相對于其他地區，學位點的建設力度不容忽視。這種現象，在北京這樣單獨一個城市也能夠發現。
第二，高等教育學位點集中的地方，其經濟發展水平在全國的水平來說，也是比較有實力的。毫無疑問，北京市的經濟實力不容動搖，其碩士點和博士點的數量排在首位，江蘇省和上海市等實力地區也是高等教育學學位點發展較為良好的地區之一。而湖北省則成了華中地區碩士點和博士點的龍頭大哥。為什么說經濟發展與高等教育學科發展息息相關？因為經濟發展了，就可以更好地服務高等教育學學科的發展，給予其足夠支持。
第三，高等教育學學位點分布不足的現象頻繁發生在我國欠發達地區。碩士學位點和博士學位點分布的數量不夠，在華南、西北、西南和東北這四個地區較為常見。主要就是受到政治、歷史、環境、經濟和人口等多方面約束，其布局的規模不夠大，主要集中在昆明、西安和蘭州等幾大城市。
二、高等教育學位點布局難以實現絕對的均衡
在高等教育學學位點建設的過程中，受到較多因素影響，我們不能夠僅僅追求數量實現均衡，而是要在“合理布局和突出特色”下認清問題。合理就是要符合高等教育學學科發展的規律，如果我們未能認清這個規律，一味在數量上過于追求，就會與原有的發展規律出現偏差。
隨著高等教育的發展，就會達到一定成熟的狀態，那么這個時候，需要做的就是高等教育學學位點的建設。高等教育發展不均衡，離不開經濟發展不均衡的影響，對學位點布局結構的不均衡產生影響。從中我們看到，高等教育學學位點的建設受到經濟發展的局限。沒有社會經濟的大力支撐，高等教育學學位點建設就失去了強而有力的保障。換句話說，絕對的均衡，是一種理想化的狀態，對于我國目前發展的狀態來說，并不是具有實際意義的。
三、結論與建議
綜合前人的研究成果，筆者憑借工作經驗，認為可以從下面三個方面探究學位點布局結構的問題：第一，誰要開設學位點？第二，開設學位點的目標是為了實現什么？第三，我們要深刻了解到開設的基礎是什么？想要更好認識學位點布局結構的均衡性，就需要在上述三個方面加以努力分析。
中西部地區高等教育水平較為落后，這是與其經濟建設水平落后關聯密切的。需要重視該地區高等教育的發展新路徑，積極探究改革的路徑完善自身的完善，只有全面提高該地區高等教育的水平，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學位點數量不足的問題。
政府可以實施宏觀調控對布局結構進行干預，進一步縮小不同地區之間的差異。第一，可以通過政策的途徑，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經濟、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建設力度，縮小其與東部地區的差異。第二，加強不同地區之間的學術交流和學科建設合作，取長補短。第三，加大對該地區教育的資源投入，通過加大投入改善當前的辦學環境，改進辦學條件。
高等教育學學位點布局與布局結構存在較大的關聯性，例如，高等教育事業發展得好的地區，其學位點的數量相對比較理想，同時在辦學層次上也具有較為明顯的優勢。換個思維想，要解決學位點布局結構不均衡的問題，也可以從其高等教育布局結構入手。
參考文獻：
在劉燕文訴北京大學案中，一審法院認為，根據我國法律規定，高等學校對受教育者有進行學籍管理等權力，有代表國家對受教育者頒發相應的學業證書、學位證書的職責。高等學校作為公共教育機構，雖然不是法律意義上的行政機關，但是其對受教育者進行頒發學業證書與學位證書等的權力是國家法律所授予的，因此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25條第4項的規定，由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所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該組織是被告。[3] 下面，就將圍繞學校的地位及由此產生的學生與學校的關系問題進行論述。
法國行政法上，認為學校屬于公立公益機構。公立公益機構是一個人格化的公共行政機構，它在特定的范圍內提供一種或多種專門的公共服務，其有三個要求：專門服務，公共服務及人格化。[4] 而法蘭西研究院、各高等研究院、大學院校、公立中學和各中高教育學校等公立教育機構則均屬于國屬公立公益機構。[5] 因此，它們屬于公務法人的范疇，和地方團體以及國家一樣，是一個行政主體。[6] 那么，公立大學和私立大學的地位有什么區別呢？韋德在《行政法》一書中認為，如果大學是依法規設立的，可以將它作為法定公共機構對待，歸入行政法的范疇，如果只是依章程或私自設立的，則不屬于行政法的范疇，學生針對這種大學的權利便取決于契約。[7] 按照公私立標準來區別大學的不同地位，從而確定學校與學生的不同權利、義務關系及相應的救濟途徑，這一理論也受到了一些挑戰。在日本，1970年以后，認為將公立大學與私立大學對學生的法律關系加以區別，并不合理，并且與教育、研究之非權力性質發生矛盾，因此逐漸趨向于無論是公立大學還是私立大學，其與學生間法律關系均屬一種“在學契約關系”。[8] 目前，在我國司法實踐中，是將大學作為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來對待的，[9] 這在前述引用的判決中已有清楚的表述。[10] 更早一點是，海淀區人民法院審理的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案的判決書中有相同的表述。這一判決得到二審法院的維持，而且被最高人民法院將其選登于1999年第4期《最高人民法院公報》。[11] 這就實際上意味著最高人民法院對該案件判決所作出的認可和支持。不過隨著今后私立大學的增加，其地位是否與公立大學有所區別，以及公立大學（或者包括私立大學）所實施的哪些行為屬于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的行為，這些問題都應在法律中明確規定，以期在這類案件的處理上有一個明確而統一的標準。
與高等學校法律地位密切相聯的一個問題是：授予學位行為的性質?！督逃ā返?8條規定：“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行使下列權利：（一）按照章程自主管理；（二）組織實施教育教學活動；（三）招收學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四）對受教育者進行學籍管理，實施獎勵或者處分；（五）對受教育者頒發相應的學業證書；（六）聘任教師及其他職工，實施獎勵或者處分；（七）管理、使用本單位的設施和經費；（八）拒絕任何組織和個人對教育教學活動的非法干涉；（九）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權利?！蔽覀冏⒁獾?，法律在這里使用的是“權利”這個詞，而非“權力”。但是，第3項規定的招生權，第4項規定的學籍管理、獎勵、處分權，第5項規定的頒發學業證書權，第6項規定的聘任教師及獎勵、處分權等，無論是從行為的單方意志性、強制性，還是從對相對方的拘束力和權利、義務的巨大影響力來看，都更具有行政權力的性質。今后法律中應明確劃分“權利”與“權力”，一方面利于保障學校的合法權利，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便于針對權力的行使設置相應的監督與救濟機制，從而預防并減少權力的濫用，更好地維護學生、教師的合法權益。如果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21條規定：“國家實行學業證書制度。經國家批準設立或者認可的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按照國家有關規定，頒發學歷證書或者其他學業證書?！钡?2條規定：“國家實行學位制度。學位授予單位依法對達到一定學術水平或者專業技術水平的人員授予相應的學位，頒發學位證書。”《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第20條第1款規定：“接受高等學歷教育的學生，由所在高等學?；蛘呓浥鷾食袚芯可逃蝿盏目茖W研究機構根據其修業年限、學業成績等，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發給相應的學歷證書或者其他學業證書?！钡?2條規定：“國家實行學位制度。學位分為學士、碩士和博士。公民通過接受高等教育或者自學，其學業水平達到國家規定的學位標準，可以向學位授予單位申請授予相應的學位?！薄吨腥A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第3條規定“學位分為學士、碩士、博士三級?！钡?、5、6條分別規定了授予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的標準。第8條規定：“學士學位，由國務院授權的高等學校授予；碩士學位、博士學位，由國務院授權的高等學校和科學研究機構授予。授予學位的高等學校和科學研究機構及其可以授予學位的學科名單，由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提出，經國務院批準公布?！本C上所述，我國實行國家學位制度，高等學校頒發學位證書的權力來源于法律、法規的明確授權，從這一點上來講，高等學校的學位授予行為屬于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行使行政職權的行為，應納入具體行政行為的范疇。當然，高等學校頒發畢業證書的行為亦屬類似情況，在此不再贅述。
與高等學校法律地位密切相聯的另一個問題是學生與高等學校的關系問題。德國行政法傳統上將學生、公務員與國家之間的關系作為“特別權力關系”，從而區別于“一般權力關系”。特別權力關系的法律后果是：無法律保留、無基本權利的適用和無權利保護。[12] 可見，如果適用特別權力關系理論，在此種情形之下，學生的權利難以得到有效的保障，而更多考慮的是學校管理的效率。但目前，德國行政法上，關于一般權力關系與特別權力關系的劃分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特殊法律關系”。在教育關系、公務員關系等表現為緊密型持續法律關系的特殊設計的法律關系中，不僅存在基本的、涉及公民地位的決定，而且還存在大量的、日常性質的決定，其本身并不具有等同的重要性，不涉及國家與公民之間“原本的”法律關系，而只僅僅關乎機關的正常工作。因而，烏利教授從法律上將其分為基本關系與工作關系，其最重要的法律后果是：與基本權利相關的決定屬于行政行為，而工作關系中的命令則不屬于行政行為。[13] 而日本最高法院在昭和52年（1977年）的“富山大學不承認學分事件”中，則提出所謂的“部分社會說”，其判決認為，大學不論是國立或私立，基于其教育學生與研究之目的，即使在法令無特別規定時，大學具有以學校規則等付諸實施之自律性、概括性機能。故使大學形成與一般市民社會不同之特殊部分社會，對于其間所發生之爭端，并非全部當然得成為法院司法審查之對象。[14] 公法學者兼子仁教授則提出所謂的“教育法特有之契約關系說”。這兩者都放棄了傳統的特別權力關系理論。[15] 我國目前在高等學校與學生關系方面并沒有明確的規定，但在具體的制度設計方面，側重于管理和規范，對于學生權利的保障和救濟則相對薄弱，這是不爭的事實。從一定程度上說，我國未有“特別權力關系”之名，卻有“特別權力關系”之實，這對學生權利的保障實為不利，也不符合當今行政法的發展趨勢。今后立法中宜明確學校與學生之關系，既不宜定為“特別權力關系”，也不宜劃入純粹的“契約關系”，應充分考慮學校與學生關系的特殊性和學校日常事務的復雜性，針對不同的事項確定不同的救濟方式與途徑，既給予學校以相當的自主管理權，又能對學生的權利予以充分有效的保障。
二、受案范圍問題及教育領域的法律救濟
“無救濟則無權利”是一句古老的法律格言，而當把這句格言應用于高等教育領域時，就如劉燕文訴北京大學案引發的議論，人們開始關注這樣一個問題-法院是否可以和能夠在多大范圍和程度上為學生提供救濟？司法審查的介入是否意味著對學術自由的侵犯？當人們為司法的陽光照進大學校園而歡欣鼓舞時，是否也想到司法所帶來的可能不止是陽光，還可能引發暴風雨？
我們首先遇到的一個問題即是：本案是否屬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圍？《行政訴訟法》第11條規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對下列具體行政行為不服提起的訴訟：……（四）認為符合法定條件申請行政機關頒發許可證和執照，行政機關拒絕頒發或不予答復的；……（八）認為行政機關侵犯其他人身權、財產權的。除前款規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規規定可以提起訴訟的其他行政案件?！钡?2條規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下列事項提起的訴訟：（一）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二）行政法規、規章或者行政機關制定、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三）行政機關對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獎懲、任免等決定；（四）法律規定由行政機關最終裁決的具體行政行為。”本案不屬于第12條規定的排除性情形，但頒發畢業證書和學位證書的行為與頒發許可證和執照的行為是否屬于同類行為呢？許可證和執照是直接賦予相對方從事某種職業或活動的資格，而畢業證書和學位證書則主要涉及對學生學習情況的證明、學術水平的評價。當然，不可否認，畢業證書和學位證書的取得與否與學生將來的就業、收入、社會評價等息息相關，從這個意義上說，適用第11條第1款第8項的規定對于本案更為合適。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中有更為明確的規定，其第42條規定：“受教育者享有以下權利：……（三）在學業成績和品行上獲得公正評價，完成規定的學業后獲得相應的學業證書、學位證書；（四）對學校給予的處分不服向有關部門提出申訴，對學校給予的處分不服向有關部門提出申訴，對學校、教師侵犯其人身權、財產權等合法權益，提出申訴或者依法提起訴訟；……”對于這里的“依法提起訴訟”，應當包括刑事訴訟、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而在《學位條例》中，有關學位授予爭議的規定，主要有第16條：“非學位授予單位和學術團體對于授予學位的決議和決定持有不同意見時，可以向學位授予單位或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提出異議。學位授予單位和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應當對提出的異議進行研究和處理?！钡?7條：“學位授予單位對于已經授予的學位，如發現有舞弊作偽等嚴重違反本條例規定的情況，經學位評定委員會復議，可以撤銷?！钡?8條：“國務院對于已經批準授予學位的單位，在確認其不能保證所授學位的學術水平時，可以停止或撤銷其授予學位的資格?！倍鴮τ趯W位申請者的學生，卻無任何聲明異議、申請行政復議、提起行政訴訟的救濟規定。應當說，《行政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為司法救濟進入教育領域提供了一條路徑。這條路徑則是自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案之后才得以真正凸現，[16] 而劉燕文訴北京大學案則使這條路徑進一步凸現和擴展。法院認為高等學校屬于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對其經授權而行使的行政行為，應當納入行政訴訟的范圍。在這里需要注意的另一個問題是：如果認為拒絕頒發學業證書和學位證書的行為不屬于“侵犯其他人身權、財產權”的行政行為，[17] 則該行為是否又符合《行政訴訟法》第11條第2款規定的“法律、法規規定可以提起訴訟的其他行政案件”呢？如前所述，目前的法律、法規中實無明確規定有關學業證書和學位證書的爭議，學生可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但是，根據《行政訴訟法》第1條-“為保證人民法院正確、及時審理行政案件，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維護和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行政職權，根據憲法制定本法。”和第2條-“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有權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保瑒t在目前教育領域缺乏應有法律救濟的情況下，將有關頒發畢業證書、授予學位的爭議納入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是符合《行政訴訟法》的立法目的和立法精神的。進一步分析，頒發畢業證和學位證的行為屬于羈束性行政行為，只要符合法定條件，如成績合格，論文答辯通過，決議經全體成員過半數通過等，就應予以頒發，在此意義上講，法院也有權對該種行為進行司法審查。
這里必須要提到的是2000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其第1條第1款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具有國家行政職權的機關和組織及其工作人員的行政行為不服，依法提起訴訟的，屬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這一規定沒有沿襲“具體行政行為”的提法，而改用了“行政行為”，應當說對公民權利的保護更為有利。當然，隨著時代的發展，為更好地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權利，納入司法審查的行政行為必然日趨增多，甚至從根本上取消“受案范圍”這一概念。但是，就目前而言，對于司法救濟在教育領域到底能夠走多遠，宜在法律中作出較為明確的規定。學校針對學生所作出的哪些行為可以納入司法審查的范圍？除了“開除學籍”之外，“勒令退學”是否也應納入？而對于學位授予這類學術性相對較強的行為，納入司法審查是否合適？如果納入，法院對此是否應當僅進行程序性審查？同時，相應地，在《國家賠償法》中，是否也應當加入學生有權向學校求償的規定？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案及劉燕文訴北京大學案帶給我們很多思考，它使人們正視這樣一個事實：對學生作出的退學、開除等處分，以及拒絕頒發畢業證、學位證等決定，事實上與學生將來的就業機會、收入情況等有著密切關系，是有關學生重大切身利益的事項，在目前缺乏有力的行政救濟的情況下，具有中立性、公開性的司法救濟的介入就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當然，對于有關學生紀律懲戒的爭議，是否可以考慮設置一個行政爭議前置程序，而對于有關學位授予的爭議，是否由有關的學術機構先行仲裁，或者由某類專門的行政裁判機構來予以裁決等等，這些都是可以探討的問題。但關鍵的一點在于-教育領域中的行政救濟應引入“準司法程序”，無論是復議還是仲裁，都應確保其中立性、透明性和及時有效性，以提高當事人對其公正性的信任度。而司法審查作為權利救濟的最后一道屏障，其審查的范圍，是僅限于合法性審查，還是將合理性審查也納入其中？是僅限于程序性審查，還是包括對行為內容的實質性審查？這些都需要在今后的法律中加以明確規定。但司法救濟介入教育領域勢成必然，這極大地利于對相對處于弱勢地位的學生的權利加以保障。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看國外的情況。在美國，美國憲法第5條、第14條修正案規定，未經正當程序，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不受剝奪。但人們長期認為，社會對于由稅收支持的教育有一種特權，因此對于公立學校的學生，政府有權對其受教育的機會加以剝奪。直到1961年狄克遜訴阿拉巴馬教育委員會案及之后的一系列案件，法院認為教育已經成為一種根本性的需要，而必須被看作是一種實體權利，因而要求在這一領域中適用正當程序。[18] 施瓦茨認為，在有關學生紀律的案件中，受教育利益上的財產權和名譽上的自由權都處于危險之中。[19] 自狄克遜案后，美國法院確認，正當程序條款適用于公立學校作出的開除學生的決定。1975年的戈斯訴洛伯茲案的判決則把正當程序擴大到了暫停學業的處分。該案中，法院認為，一位被暫停學業達10天的公立學校學生具有充分的財產利益和充分的自由利益要求最低限度的正當程序。[20] 戈斯案件中所確立的原則在后來的案件中存在例外的情況。例如，在另一個案件中，法院認為， 一位因學業及臨床的糟糕表現而被學校勒令退學的醫學院三年級學生，并不具有要求聽證的憲法上的權利。因此，學業失敗是一種例外，除非學校存在欺詐或不良信用。[21] 在德國，長期以來聯邦行政法院在考試事件內容上不加審查，但對考試機關的考試程序有無重大違規作審查，包括：是否遵守程序性規定，是否對具體事實有誤認，是否有偏離一般公認的評斷標準，是否參酌與考試事件無關因素之考慮。[22] 而1991年4月17日，德國聯邦于同一天作成兩項判決，改變了行政法院過去的保守見解，而主張應對考試爭訟的實質內容作深入審查。聯邦認為，聯邦行政法院態度保守，過于尊重放任考試委員的判斷余地，以至在判斷余地的外衣下往往評分錯誤，排除了法院審查權，致使判斷瑕疵造成的后果須由應考人自行承擔，實屬不公。[23]
劉燕文訴北京大學案與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案的一個不同之處是，劉案涉及博士學位授予這種學術性極強的行為，那么，法院的介入是否會損害學術自由呢？通常認為，學術自由是指獨立地進行研究、教學的權利。德國漢堡大學教授Paul Kirchhof認為學術自由有五大內涵，即：不受駕馭，嚴謹地對知識進行探究及傳播；共通聯絡的自由；學者的行為可以自我決定，并且對其行為自我負責；防止國家侵害；國家提供財力及機構支援。[24] 學術自由并不是無限制的自由，必然受到經濟、政治、文化等諸多因素的制約。而對于學生學術水平的評價固然是學術自由的一個內容，但當這種評價與學位證書的授予聯系在一起時，這種評價就不再僅僅限于學術自由的范圍，它與學生的重大切身利益密切相關，這時就必然要求考慮對學生權利的保護，必然要求設置一個公開、公正的程序來實現這種保護。而當這種公開、公正的程序未被執行抑或根本上未建立起公開、公正的程序時，則法院的介入就無可非議，而更多應該考慮的問題僅僅是-法院介入到何種程度。
一、前言
當代大學生的創業能力，就是指當代大學生“發現和捕捉商機，將各種資源組合起來，并創造出更大價值的能力”。[1]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表的《高等教育改革和發展的優先行動框架》強調:“高等學校必須將創業技能和創業精神作為高等教育的基本目標。” [2] 我國也在《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中指出:“高等教育要重視培養大學生的創新能力、實踐能力和創業精神。” 因此提升大學生創業能力素質教育論文，引導大學生走創業之路，把大學生培養成未來職業的創造者，為一個新世紀培養有創業能力的新人，是高校義不容辭的責任。
然而，目前我國高校大學生創業活動中，許多大學生的創業舉步維艱，往往因創業能力不足和缺乏管理知識而以失敗告終。創業人才的培養離不開其創業能力的提升，而創業能力的提升，離不開創業教育的研究和發展。1989年11月，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北京召開了“面向21世紀教育國際研討會”。在這次會議上，首次提出了創業教育的概念。
二、我國創業教育目前存在的問題
我國于1990年下半年，由當時的國家教委基礎教育司勞技處牽頭，在北京、江蘇、四川等地開始進行創業教育的實驗和研究。2002年4月，教育部高教司雖然確定了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九所高校為創業教育試點院校，但綜合來看，目前我國高校尤其是中西部高校的創業教育普遍缺失，對大學生創業能力方面的理論研究和教育實踐還相當薄弱。突出表現在：
1.思想觀念陳舊，認識不到位。對于創業教育，部分高校還缺乏明確的認識，更沒有從行動上重視起來，無非是將傳統人才培養模式的內容重新包裝。
2.創業教育與學科專業教育分離。從總體上看，我國高校中的創業教育開展得還不普遍，對課程設置、教學要求沒有統一的要求。我國高校目前的創業教育沒有融合于學校整體育人的體系之中，與學科專業教育的開展并未形成有機聯系。
3.教育形式單一，創業教育師資匱乏。我國高校目前的創業教育缺乏多樣性、系統性，教學模式局限于知識傳授，沒有給學生足夠的實踐機會和發展空間；師資力量的嚴重缺乏是制約創業教育發展的主要因素。
三、基于創業教育提升大學生創業能力的途徑和方法
（一）轉變教育理念，改革教學體制
1.樹立新的人才教育觀
傳統的教育是以它的知識觀作為理論基礎的，在教育教學中強調的是對知識的記憶、模仿和重復的練習。建立在這種知識觀點之上的傳統教育，是束縛和壓抑學生創新精神的教育。[3]傳統的人才教育觀已經不能適應大眾化高等教育的培養目標和時代要求。教育要向學生提供創業的知識和機會素質教育論文，教育要強調培養創業能力，這種能力無論對工資形式的就業還是自謀職業都是極其重要的教育理念，已為所有發達國家普遍認同。為此，高校必須深化教育教學改革，更新教育理念。“從教育觀念上看，器具型教育應被智慧創造型教育所取代;從教育目標上看，知識型、專才型應被復合型、創造型、發展型和國際型培養目標所取代;從教育過程看，知識灌輸式和知識習得式教育應被知識激發式和知識識得式教育所取代。” [4]
2. 建立教育服務的管理思想
創業教育不是單純地進行創業知識的傳授和創業技能的訓練，也是一個素質教育的過程。在應試教育中成長的大學生和習慣于應試教育的教師，不容易樹立創造、創業、創新等觀念。因此，特別要加強對教師創業教育觀念的培養，使之建立教育服務的管理思想。要從觀念上改變僅僅為創業而進行創業教育的思想，而要將創業教育的思想滲透到高校的各方面教育中，貫穿到教書育人、管理育人、服務育人的全過程中。
3.改革封閉式的人才培養模式
在全球經濟和科學技術教育競爭越來越激烈的時期，我國高校辦學要改革封閉式的人才培養模式。高?？蓪嵭虚_放辦學，加強與社會各界的合作與溝通，為學校培養人才服務，比如，高校可以根據實用化、共性化教學的要求，聘請創辦成功人士現身說法，也可請工商稅務和社會保障等部門的專家，解答創業政策問題。同時，學校內部加強部門之間、員工之間、師生之間的溝通與合作，形成合力，資源共享。
(二)整合校內資源，構建創業教育的實現機制
1.加強創業教育課程的設置
高校要在自身的特色定位中推動創業教育，與傳統應用型專業和新辦應用型專業學科教學的融合，形成科學合理的創業教育體系，培養具有創業知識素質和能力的特色人才。
首先，依據創業型人才培養標準來制訂專業教學計劃。在制訂專業教學計劃時素質教育論文，就要有計劃、有重點地將創業教育內容納入到整個教學計劃之中。大力推動適應創業教育的新課程體系的改革和創新，開設專業課程、創業案例課、模擬創業過程的活動課、實踐課程。
其次，要根據創業培養要求，深化課程體系改革，創建符合創業能力要求的培養體系。要把與創業密切相關的課程增加到培養體系中來，加強課程融合，形成學科課程、活動課程、隱性課程相結合，必修課、選修課相統一的創業課程體系。
2.建設適應創業教育的師資
高校必須盡力創造條件，采取多種方式，使教師得到深造和實踐，以提高他們的水平和素質，并通過教學、科研、實習和技術開發、企業掛職鍛練、產學研合作等形式，培養和造就一大批具有復合型知識結構、能力結構的創業教育教師。應從當前社會對人才質量的要求出發，打破傳統封閉的格局，積極進行創業師資的培訓，不斷提高創業教育指導的科學性。
3.改革傳統的教學方法
創新教學方法是“創業教育”成功的關鍵。傳統的教學方法是教師認真講課、學生認真聽認真記筆記，教師主要是傳授知識。這種方法不利于培養學生的創業能力。教師應主動采用創業案例進行教學，體現出成功創業者的創業方法、過程和規律等，并充分表現出其創業精神；在教學過程中要少講結論，多講過程，多講方法，多提問題，讓學生多思考，多爭論，多實踐。
4.加強社會實踐環節的訓練
社會實踐環節是培養創業人才不可缺少的措施。高校要改變以往刻板單一、學用分離、簡單管理的傳統，要讓學生利用見習、專業實習、崗位實習、社會調查等各種方式，直接參與廣泛的社會實踐，通過參與社會實踐的機會發展學生謀生的真本領。
此外，組織大學生參加創業計劃比賽也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實踐訓練方式。通過參與創業計劃競賽，大學生開拓了知識視野素質教育論文，鍛煉了團隊精神、溝通交流和組織管理能力，提高了分析和研究能力，學習積累了創業知識， 提高了創業的思想素養，培養了創業能力。
5.積極搭建平臺，引導學生參加創業實踐活動
創業教育是實踐性很強的教育活動，創業實踐活動是培養大學生創業意識、創業能力的重要途徑，學校應積極搭建實踐活動平臺。一方面，學校積極創建創業實踐基地，為學生提供實戰場所，充分調動學生參與實踐基地建設的積極性、主動性，營造良好的創業實踐氛圍。另一方面，鼓勵和引導大學生把自己的科研成果和有前景的創意融入到校辦企業中去，從事技術發明、成果轉讓、技術服務等商務活動。
四、結語
著力打造提升我國大學生創業能力是時展的新要求，創業能力的培養是創業教育中的核心內容。只要各級各類高等學校和社會各界高度重視加強創業教育，措施到位，當代大學生一定會激發創業熱情，迅速提升創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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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和公平是相伴而生的。任何一件事都有效率和公平問題。效率和公平在某些事件中可以同時實現，“雙贏”和“多贏”就屬于這種情況。而大多數情況下，兩者存在著矛盾。效率和公平是一個歷史性難題，因為在現實社會中我們常常處在魚與熊掌不能兼得的境地，在高等教育資源配置中效率與公平的獲得就是這樣一種情況。當政府為了提高教學質量和辦學效益而對高等教育資源進行有重點和選擇性的分配時，會丟失公平；而當政府為了公平而對高等教育資源平均配置資源時，高等教育的質量和效益就會受到損害。
一、高等教育資源配置中遇到的不公平問題
（一）地區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導致了高等教育發展的地區間不平衡
由于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致使人均教育經費及教育資源配置地區之間的差距相當顯著，這種教育資源的配置狀況直接造成了我國不同地區之間高等教育在質量、水平、數量及發展速度上的差距。
（二）高等教育管理權力的下放在某種程度上強化了高等教育資源配置的不合理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教育部將絕大多數的大學下放給地方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高等教育的分權管理，在于調動地方自主辦學的積極性。這一舉措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但是，對于發達地區而言，其經濟足以支撐當地的高等教育的生存與發展，與以前比較，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盤活了高等教育，使高等教育的運行同經濟發展呈現出良性循環的局面，相互促進、相得益彰。而經濟落后的老工業區和老、少、邊、窮地區的情形卻不容樂觀，甚至令人擔憂。以老工業基地為例，由于老工業基地經濟的轉型需要足夠的資金支撐，因而經濟的轉型很困難。地方政府在應對經濟上的關停并轉方面已經是捉襟見肘了，就更談不上對教育的投入了，高等教育的質量與數量也就成為了問題。越是在經濟發展的斷裂帶上，學歷主義上演得越激烈。家長們把孩子上大學當成了孩子未來發展的唯一出路。其結果，使得質量平平、數量有限的地方大學的身價被抬高了許多，明顯地表現是入學分數的提高和學費的激增。
（三）市場經濟追求效率優先的原則在短期內也加強了高等教育資源配置的不公平
我們目前選擇的是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的主要目標是效率。在教育方面，為了追求教育的效率，我們還將公益性的教育事業產業化、市場化。甚至還試圖通過刺激教育消費來拉動國內需求，推動經濟發展。尤其在高等教育領域，我們學習市場經濟國家的做法，采取產學合作、校企聯系、教學科研統一、創建科學園區、高等教育私營化、高等教育產業化、高校后勤社會化等措施，旨在提高高等教育效率。目前，我國的教育市場已初具規模。但是，由于教育的市場公平與教育的社會公平在內涵上存在顯著差距，使得教育在追求效率時，忽略了社會公平。這是因為，教育的社會公平以平等為其內核，目標是實現教育的機會均等；而從市場的角度看教育的市場公平，則以不平等為其內核，目標是實現教育效率，這必然會對教育機會實行有差別的分配。當教育走向市場，教育可以作為商品進行買賣時，就會出現誰花錢誰受教育的局面，教育的社會公平就成為一種理想。
（四）歷史上高校布局不均衡也導致了教育的不公平
我國多數大學是歷史遺留下來的，相對集中于大城市。在改革開放浪潮的推動下，大學的差距進一步加大。發達地區不僅在大學的數量上占有優勢，而且在大學的質量上也占有絕對優勢。名牌大學大多坐落于發達地區。其結果，當地的孩子就有更多的機會上大學、讀高水平的大學。由于地方的保護政策，就出現了發達地區的孩子僅僅憑借較低的高考分數便贏得了名牌大學的入門證的教育社會現實。
要解決這一類公平問題，又要考慮到效率問題，還是應當從公平問題上著手，從公平上來注重效率。
二、公平與效率如何兼顧，誰先誰后
（一）構建和諧社會首先要考慮到公平問題
我國高等教育資源配置不公擴大了各地區投資高等教育的總量和增量的差異，高等教育發展區域出現失衡現象，教育公平難以實現。目前市場化、產業化傾向的教育體制改革由于沒有考慮教育的公益性和高校的非營利組織性質，使得高等教育的公平問題越來越嚴重，表現為“學費貴、上學難”。處理不好我國高等教育資源配置不公問題，不僅不利于高等教育資源效率的提高，也會破壞高等教育資源配置的環境，不利于高等教育的長期發展，更不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黨和政府對此高度重視，顯示了政府對實現高等教育公平的決心。也只有實現了高等教育的公平，給受教育者尤其是落后地區的孩子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提高其人力資本，才能為實現和諧社會的構建提供條件和基礎。
（二）公平優先也在于效率指標的難量化
在經濟上用效率促公平已達成共識，但在教育領域，教育的公益性和高校的非營利組織性質給用效率來衡量高等教育資源利用的效果卻帶來很多困難，高等教育效率指標如人才培養和科研成果很難量化，量化也會歪曲效率，會出現偽質量現象，因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如用數來衡量高校老師的科研水平，高校論文數量確實增加很快，但高質量的論文少，學術泡沫很重，學術風氣浮躁，甚至出現學術腐敗，這也是我國大的科研成果少，科研突破少的原因所在。追求數量往往讓質量下滑，最近幾年的擴招，我國高等教育已經進入大眾化階段，但學生質量下滑的數量擴招，引起高等教育貶值，這也引起教育界和學術界的關注。目前對市場化、產業化傾向的教育體制改革的質疑不僅體現在其帶來的不公平問題，對其效率問題同樣受到置疑。此外，歪曲效率會加劇不公平，或出現新的不公平，如最近幾年的擴招雖然讓更多的人上學，但畢業就失業，出現新的不公平現象。
（三）教育公平優先集中體現在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均等
高等教育的公平是高等教育效率的基礎，沒有一定的公平將制約效率的提高，也只有公平的提高和實現才能帶動效率的提高和持續，對于高等教育公平的實現主要集中在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均等上，目前政府應從解決高等教育起點不公平問題和完善學生資助體系兩個方面采取相應政策，實現高等教育公平，最終提高其效率。高等教育起點不公平是目前最為突出的問題，雖然“分數面前，人人平等”，但由于高等教育的傾斜政策所導致的高等教育地區布局的不均等和高校招生的地區不平等，我國高等教育入學機會是不平等的，同樣的考分在部分地區可以上重點大學，但在其他地區可能分數線都達不到。所以，在機會均等方面，要多考慮分數不等的原因，而目前的高等資源配置格局不會在很短時間改變和扭轉，引入多元投資渠道可以緩解其對高等教育公平和效率的消極影響，但經濟的趨利性也只會增加在高等教育資源多的地方投入，可見政府要在引導資金向高等教育薄弱地區傾斜方面多做工作，要多往基礎教育和落后地區教育投入資金。
公平優先是解決目前不公平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高等教育資源效率的有效途徑，但公平優先不代表追求極端的公平，要考慮不公平的必然性和實現公平的相對性，在公平優先的同時，也注重效率的提高，既要保證高等教育的質量，也要追求高等教育資源的地區分布均衡、結果合理和規模適度，實現高等教育公平與效率的互動，也只有這樣才能實現高等教育資源的均衡配置和和諧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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