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3-15 08: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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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時代的藝術趣味十分繁雜，但缺乏哲學思辨。無論是賀拉斯還是西塞羅、昆提連、普盧塔克，其“詩論”思想均缺少深刻的哲學思考或邏輯背景。這一狀況一直持續到公元3世紀的普羅提諾。普氏一方面向上銜接了古希臘的思辨傳統，同時又把這一傳統（主要是柏拉圖的思想）帶進了新的時代———中世紀。中世紀的“詩學”思想可以區分為早、晚兩期。早期的“詩學”基本上是以基督教的極端形態復述了柏拉圖的文學觀念：除了《圣經》“文學”和贊美詩，世俗的文學幾乎就是鄙俗欲望和誘惑的代名詞，是不配在基督教的“理想國”里留駐的。在早期基督教思想家看來，“詩”，特別是“戲劇”，是“弄虛作假”的“偽造物”，而上帝絕不喜歡任何虛假。德爾圖良（Tertullian，約160－約220）對戲劇的指控非常具有代表性：“在上帝的眼中，一切偽造都是不正當的。偽造聲音、性別和年齡的人，偽造愛、恨、嘆息和眼淚的人，都無法得到上帝的贊許，因為上帝判定一切偽善都是有罪的。上帝的法規宣判，男子穿女子的衣服是應該詛咒的；那么，上帝如何審判扮演女子角色的男演員呢？”瑏瑣在這樣的時代，當然不會產生專門討論文學現象及其規則的詩學或詩藝著作。不過，對世俗文學持憎惡、拒斥的態度，不等于完全否認中世紀也有其文學觀或詩學思想。姑且不說公元1世紀猶太人斐洛（PhiloJudaeus，約公元前20—公元50）通過寓意解經（Allegory）所生發的“文論”見解。即使是堅持以宗教宰制文學的圣奧古斯丁、波愛修、圣伯爾納，他們的著作中同樣蘊含了不少獨特的“詩學”思想。而從12世紀開始的中世紀后期，一方面由于世俗精神日益侵入宗教領域，另一方面由于阿拉伯和亞里士多德之影響的推動，探討寫“詩”之“技藝”的“詩學”或“詩藝”著述不斷涌現，蔚然成風。瑏瑤按照一般的看法，近代意義上的“小說”在15世紀便已產生了，然而對于它的理論總結卻一直沒能包含于“詩學”之中。在“文學”的理論方面，仍然是以“詩”（啟蒙時代以后，“抒情詩”已擠入最重要的文類之列）的研究為正宗。同時，18世紀“美學”在德國興起，標志著哲學向感性領域的“入侵”?！懊缹W”把一向屬于詩學核心領地的“文學”本質、規律以及“形式”要素攫為己有，而使“詩學”淪為狹義的“詩歌”分類學。這一狀況直到20世紀20年代“俄國形式主義”思潮出現后，才算有了根本的改變。這一改變其實應該追溯到索緒爾，在其劃時代的著作《普通語言學教程》中，對語言做出了全新的定位，并以幾組具有二元對立性質的功能關系對語言的結構進行了系統的詮釋。其中，與本文題旨最為相關的一組關系便是關于符號之縱向聚合（paradigmatic）和橫向組合（syn－tagmatic）的劃分；“形式主義者”雅克布森把它們分別和兩種基本的文學修辭手法———隱喻和轉喻對應了起來，從而促成了語言學向詩學的轉化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此外，索緒爾的共時語言觀還直接造成了俄國形式主義的“形式主義文學觀”。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概念正是在此基礎上才具備了誕生的可能。而索緒爾關于“聽覺形式的能指是于時間之中展現出來”的理論（即符號、句子和話語首先是敘事性的），則強有力地推動了形式主義者（包括后來的結構主義者和解構主義者）對敘事性文學（民間故事、小說等）的關注?，伂忂@些新的方式不僅僅對“詩”才有效，而是可應用于一切“文學（語言的藝術）”門類，所以此種“詩學”實為廣義之文學理論的代名詞。正因此，自20世紀五六十年代伊始，“小說詩學”、“戲劇詩學”、“電影詩學”等用法才大量地涌現了出來。綜上所述，西方古典文化中的“詩學”一詞，主要指“詩”（史詩、酒神頌、戲劇、韻文體的寓言等）之創作技藝及原理功能研究；20世紀以后，由于“形式主義”文論家的努力，它才被用于指稱廣義的文學理論，即對一切語言藝術的理論總結和研究。
2．“詩學”一詞在中國文化語境中的基本蘊含及現代轉換在古代中國，“詩學”一詞主要有兩重含義：一是專指《詩經》研究，二是泛指一般詩歌的創作技巧和其他理論問題的研究?！对娊洝吩缭谙惹貢r期便被稱為“五經”之一，西漢以來則成為官學，是“國家意識形態”的重要資源，故《詩經》研究的“詩學”實屬經學，與《易經》學、《尚書》學、《春秋》學、“三禮”學等并行于世?！对娊洝穼W可上溯至先秦時代，研究歷史十分悠久，但是“詩學”一詞的直接使用可能遲至唐代才開始流行?，伂愄茟椬谠腿辏?08），李行修撰有《請置詩學博士書》的奏章，認為《詩經》具有“端本”、“垂化”、“兼聽”、“興古”之四重功用，故宜再置詩學博士以為當世立教。此后，專指《詩經》研究的“詩學”一詞經常出現于文人筆下。“詩學”的第二重含義則較晚出現。該含義“詩學”的最早記載出自晚唐詩人鄭谷所作《中年》一詩，內有“衰遲自喜添詩學，更把前題改數聯”一句。這里的“詩學”是指一般的詩歌創作技巧，與《詩經》學的內容全然不同。唐代開始以詩取士，詩歌創作的地位自然跟著提高了；故不只“詩格”、“詩式”、“詩法”之類關于詩歌創作技巧和詩歌自身特征的著作大量出現，而且這一風氣還直接催生了“詩學”一詞。宋代之后，此詞開始流行，并在使用頻率上遠遠超過了第一重含義。檢索《四庫全書總目》等資料，可以發現元明時期還產生了不少題名“詩學”的著作，如較早的有元代“四大家”之一范槨的《詩學禁臠》（1卷），而同為“四大家”之一的楊載則在其《詩法家數》（1卷）中列有“詩學正源”一條。明代有黃溥的《詩學權輿》（22卷）、溥南金的《詩學正宗》（16卷）、周鳴的《詩學梯航》（1卷），等等。明人晁瑮所編的《寶文堂書目》、徐惟所編的《紅雨樓書目》、趙用賢所編的《趙定宇書目》中，也都收錄了不少題名“詩學”的著述。總括而言，第二重含義的“詩學”一詞包含了下述幾層意思：一是指一段時期內詩歌創作的總稱。如毋逢辰于大德十年所撰《王荊公集序》說“詩學盛于唐，理學盛于宋”，大詩人元好問多次指出“貞祐南渡后，詩學大行”瑏瑧、“貞祐南渡后，詩學為盛”，瑏瑨等等。又如，清代魯九皋著《詩學源流考》，所論自戰國至晚明的詩學變遷，其實正是歷代詩歌的源流變遷。而上述“詩學”一概都是此意。二是指詩歌的創作實踐與技巧。如南宋蔡夢弼著《杜工部草堂詩箋》稱杜甫詩為“五百年”之“詩學宗師”，清人畢沅《杜詩鏡銓序》評價杜甫詩“集詩學之大成，其詩不可學，亦不可注”，指的便是這層意思。這也是歷代文人所云“學詩”之“學”的主要內涵。三是指對詩歌自身的理論研究。正如“詩格”、“詩式”、“詩法”之類的著述，“詩學”的這層含義的主旨本為探討詩歌的創作問題，但在發掘主旨的同時也涉及了詩歌自身的特點和規律，故只是附帶談到的“一部分”。《詩經》學的對象當然是《詩經》，而一般意義上的“詩學”的對象也是一般意義上的“詩”。明確地說，就是指文人所創作的五七言詩體，即它并未把賦、詞、曲等其他韻文形式包括在內。20世紀以來，由于西學大量涌入，盡管有些學者仍然是在傳統意義上使用“詩學”一詞（如黃節于1922年出版的《詩學》一書，其所指與魯九皋《詩學源流考》一脈相承，也是敘述歷代詩歌的創作演變），但是多數人在使用此詞時已注入了新的內涵。如楊鴻烈的《中國詩學大綱》（商務印書館1928年出版），內容包括中國詩的定義、起源、分類、結構要素、作法、功能、演進等方面。另如，江恒源的《中國詩學大綱》（大東書局1928年）、范況的《中國詩學通論》（商務印書館1930年），其內容則包括了詩歌的體制、作法、基本理論等方面。這些著作均含有較自覺的理論意識。此后中間經過大約40年的停頓，自1970年代開始，“詩學”著作又陸陸續續出現了。先是臺灣學者的著作，如黃永武的《中國詩學》（巨流出版社1976年）、程兆熊的《中國詩學》（臺灣學生書局1980年）。接著是大陸學者的更多著作，如陳良運的《中國詩學體系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王先霈的《中國詩學通論》（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余藎的《中國詩學簡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等等。與傳統“詩學”著作主要強調詩歌的創作與技巧不同，上述著作所注重的都在詩歌的理論方面。
有學者提出，這一內涵只是“詩學”的一部分內容，“中國詩學”應包括詩學文獻學、詩歌原理、詩歌史、詩學史和中外詩學比較五個方面的內容?，伂摵茱@然，這里的“詩學”還只限于“詩”的體裁，未曾包含小說、戲劇等，故仍屬狹義的詩學范圍。在中國文化語境中，用“詩學”來指稱廣義的文學（語言藝術）理論，從而達成其蘊含的現代轉換，這是在比較文學學科進入中國文化語境之后才發生的。3．作為“文學理論”的詩學及其在中西文化系統中的“知識”定性與定位以詩學來指代“文學理論”，很顯然是近代便已發端、而后日益得到強化與普及的“知識”西方化的一個結果。毋庸置疑，現代中國的知識體系，其分類、定性以及架構的方式完全由西方提供。這一局面，短期內是無法改變的。我們能夠做的，便是努力爭取在西方的構架視域下重釋古代的傳統，使之在追求分界明晰精確之現代知識的洗禮中得到新的展現———也許這是更加醒豁的展現。那么，何謂廣義的詩學呢？就其字面含義來說，可以界定為“關于一個文化系統里面的詩性言說之研究”?！霸娦缘难哉f及其研究”就是詩學在文化系統中的基本“知識”定位。但若要進一步追尋“何謂詩性的言說”（如九繆斯的各自屬性，實與詩性的功用相關），則必須弄清楚詩學的“他者”。按照西方的經驗，這個“他者”就是“哲學”?！罢軐W”的內核是什么？就是概念的思維以及由概念關系組成的各種命題世界。詩學的邊界，即由此一“他者”劃定。瑐瑠以下試從與“哲學”的諸重差異來尋求“詩學”的邊界：其一，哲學思維追求普遍性（要求擺脫具體性和個殊性），是概念的思維；而詩學的對象是個殊性的事物（主要內涵是鮮明生動的語言形象及其獨特個性化的呈現方式），故詩學作為“理論”具有顯而易見的雙重性與中介性：一方面要求使用概念來追尋普遍共性（擺脫個殊性），另一方面思維的對象恰恰就是個殊性。所以，詩學是一種具有詩性內涵的概念化思維。其二，哲學的思維由“靈魂”中的理性部分來掌管，思考的對象則是“實體界”（概念、范疇、命題構成的抽象世界、“真實界”）；“詩人”的領地被劃定在“與真理隔了兩層”的感性領域（經驗世界），變化不居，長期被哲學排除在對象之外?！霸娙恕闭f話，無法自作主宰（自主是理性的特權），他們必須被奪走了理智才能夠代神說話（柏拉圖）；而亞氏重新給予詩人的理智也只能限于用韻律、節奏或形象去“摹仿”必然或可然的事件（action），而非用概念來揭示事物的因果關聯?？傮w而論，“詩人”要服從“哲學家”的管教。其三，哲學的思維方式是因果關系（就古希臘而言，尤其是指基于幾何學的因果推理關系）；而詩性思維是類比關系。前者是線性的時間先后關系；后者是共時的空間并存關系，依賴想象、聯想、隱喻、形象、幻象、虛構或比興等方式將構成世界的諸因素聯結成一整體。
其四，哲學的核心（理想）是求“真知”的認識論?！罢嬷R”是清楚明晰的，不容含混與爭議，所以哲學的思維首重“界定”：在求知之前，必先劃定邊界（定位）、確定對象與范圍。詩學的核心是“求美”（延伸地說，亦可以“美”求“善”），它的“對象”往往是鮮活靈動的生命整體，彼此之間難以進行部分與整體的范圍分割；一旦予以切割（如用顯微鏡透析樹之葉片），則從顯微鏡所獲取之葉片的“知識”與作為樹之整體的“美”之間勢必喪失原有的生命關聯（不再構成部分與整體的關系）。其五，哲學的言說以概念和命題為樞紐，因果推導或辯證思維是其展開的主要動力，所以，即使是對話體或詩體的哲學，其形式特征與語言策略也與“詩學”有鮮明差異。相比之下，“詩”（廣義）的語言策略更加偏重形象思維或直觀領悟，以富有節奏感、韻律感、色彩感的語言來“觀物取象”是“詩人”的獨特天賦。很顯然，上述歸納奠基于哲學與詩學的對抗關系（這一關系在西方的文化與思想演變脈絡中起伏穿插，從未真正消停過）?，偓嫅撝该鞯氖?，中國古代沒有西方式的“哲學”，在中國的傳統中也找不出“文學”或“文論”的對抗性的“他者”———既不是“哲學”，也不是其他的什么“學”。如最具有文學性的《詩經》長期就是經學———現代意義上的“政治哲學”，而最具藝術性的音樂和舞蹈則與禮儀同構成為禮樂制度的重要內容。先秦乃貴族宗法社會，宗族是構成社會的基本單元（“集體的我”），宗族之內等級森嚴，需要最嚴格、最繁復的禮制才能維持其秩序，但在知識領域卻未曾建構出上下高低有別的層序系統。作為“知識形態”的王官之“四教”或“六教”，其內容各異，相互補充，彼此沒有高下之別。
諸子之術興，始有嚴整精密的體系之言，其中各自皆有總持全局的綱領與樞紐（如儒家之仁義、道家之自然、墨家之義利），但此綱領與樞紐之體（總德）并非超絕于眾德之上，而自成一孤懸純粹之“一”（如前述西方文化之元素、原子、原型等等）。相反，即凡即圣、體用合一、道器不離、通變相隨，是先秦學術與思想的共同儀軌（將兩者關系處置得恰到好處，便是時中）；總德與眾德之間，也是類似的關系。故先秦時期諸子之相互爭訌，往往只辯其是否整全（合乎天道）與偏曲（偏離天道），而不論其知識性質（思維層次）之高下優劣。與此相應，中國的“詩學”與“哲學”（“文”／“道”）關系，雖然亦有以道立文、道“干”文“支”之序次（原道、宗經、征圣以及“文以載道”、“依經立義”諸命題皆緣于斯），但是兩者之間并無思維品格上的優劣之辨，相反，中國古人常常追求兩者間彼此渾融合一。這種合一就是文與道的整全，否則就是偏曲（“文人”之所以被賦予貶義，就是指處于有“文”而無“道”的偏曲狀態）。從文道合一的角度，我們甚至可以斷言，中國的“哲學”同時也是“詩學”的，道家如此，儒家如此，其他諸家也都是如此。認識到這一點，我們還怎樣讓中西詩學之間展開有效的對話？還是只能聽憑雙方獨自顯現、各說各話？如前所述，以西釋中是我們這個時代無法回避的宿命。可以說，如何應對西方與傳統，是中國文化現代轉換的一體兩面：中西文化互為“他者”的相互否定與相互肯定，能夠推進并促成中國文化的重新建構。詩學亦然，因為詩學與文化本來就盤根錯節、相互交纏。因此，倘要使用西方“詩學”觀———借助哲學的“他者”所建構的廣義文學觀———來重敘中國古代詩學，就需要把古代知識系統的構成要素、性質功能以及結構關系做全盤的重整與重釋。
二、比較詩學方法論的若干問題反思
詩學層面的中西比較由來已久，但學科意義上的比較與建構應該始于現代?，偓嵶酝鯂S以來，中國學者在這一領域的艱苦探索已經締結出豐碩成果：錢鐘書的《管錐編》以及一系列論文，整體而言依然是后輩鮮能抵達的高峰；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批專題性更強的著述相繼問世，則將詩學比較往深處做了較為顯著的推進，代表性成果如《中西比較詩學》（曹順慶著，1988年初版）、《比較詩學體系》（、童慶炳主編，1991年初版）、《悖立與整合：東方儒道詩學與西方詩學的本體論、語言論比較》（楊乃喬著，1998年初版）、《中國文論與西方詩學》（余虹著，1999年初版）、《比較詩學導論》（陳躍紅著，2004年初版）等，至今仍然富有啟迪性。王國維所做的嘗試最近受到羅鋼一連串的質疑與重估，但筆者以為王氏在本領域的開創性貢獻是不可磨滅的。特別是，他把美學與文藝理論置放在與哲學、倫理學的相互關系中定位、了解，使得“通西洋之哲學”與“倫理學”成為美學與文藝理論研究的必要前提。王國維根據康德、叔本華以及尼采的學說來建立了解此三者關系的知識架構，即在哲學、倫理、美學三大領域之下確立：理性、悟性（今通譯“知性”）、感性三種能力，超驗、經驗兩重世界，抽象（先天而普遍）、具體的認知“形式”，直觀、概念的知識類別，主觀、客觀的事物性質等知識層級。美學在此構架中處于連接哲學與倫理學的中介位置。也就是說，美學（含文藝理論）的性質兼具認知的普遍性與實踐的特殊性，美同時具有認知（真）與實踐（善）的功用。對于美學的這種認識與定位，在比較哲學、比較詩學的具體展開別重要，因為它能夠作為一種學術參照清楚地反襯出中國美學（含文藝理論）在中國固有知識體系中的不同定位、性質和內涵。
On China's Tea Art as well as its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a's Tea Culture.
——the Different Developing Directions of Tea Culture in China and Japan
Abstract: Early in Tang dynasty, the trend of tea drinking spread all over the country, and the Chinese word Chadao(茶道) came forth, which disappeared later, and the book "Tea Classics" wrote by Lu Yu and other books on tea focus on explaining the art of enjoying tea (which is called Tea Art). Oppositely, Japan, after in- troducing tea drinking from China, has developed Chadao(茶道) under the thick religious sense. Different history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have led to the different developing directions of tea culture in China and Japan. Chi- nese scholars developed tea drinking as an art in life, while Japanese monks and priests regarded it as Buddha regulations.
Key words: tea art; Chadao; Chinese and Japanese tea culture;developing direction
“茶藝”一詞是20世紀70年代由臺灣茶文化界首先創造出來的，用以概括品茶藝術的內涵。但是品茶本身卻是很早就存在，并且在品茶過程中生發出茶道精神。在中國茶文化發展歷史進程中，茶藝與茶道無疑占據核心地位。不過與脫胎于中國母體的日本茶道相比較，中國的茶道似乎顯得薄弱些，這很讓一些愛國心特重的國人覺得尷尬，盡管底氣不足，還是要用各種各樣的理由來辯解。但是歷史是客觀存在，用不著回避，感情用事無助于問題的解決。本文擬對這一問題進行嘗試性探討，不足之處，權當拋磚引玉，請大家指正。
一、中日兩國茶道觀念的反差及其原因
所謂茶藝，就是泡茶的技藝和品嘗的藝術。其中又以泡茶的技藝為主體，因為只有泡好茶之后才談得上品茶。但是，品茶是茶藝的最后環節，如果沒有品嘗，泡茶就成了無的放矢，泡的目的本來就是為了要品。而且，只有通過品嘗過程中的各種感受和遐想，產生審美的愉悅，才有可能進入詩化的境界，達到哲理的高度，才可能升華為茶道。
茶道就是在茶藝操作過程中所追求和體現的精神境界和道德風尚。它經常和人生處世哲學結合起來，成為茶人們的行為準則和道德要求。故中國古代也將茶道精神稱作茶德，如唐代的劉貞亮就提出“茶十德”：“以茶散悶氣，以茶驅腥氣，以茶養生氣，以茶除癘氣，以茶利禮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嘗滋味，以茶養身體，以茶可雅志，以茶可行道?！逼渲小袄Y仁”、“表敬意”、“可雅志”、“可行道”等就是屬于茶道精神范疇。劉貞亮所說的“可行”之“道”，是指道德教化的意思。即飲茶可以有助于社會道德風尚的培育，明確地以理性語言將茶道的功能提升到最高層次，可視為中國古代茶道精神的最高概括。
中國的茶道精神至少可以追溯到西晉杜育的《?賦》，但是直到唐代中期才出現“茶道”概念，最早見于詩僧皎然的《飲茶歌·誚崔石使君》。詩中描寫了飲茶的三個層次：“一飲滌昏寐，情思朗爽滿天地。二飲清我神，忽如飛雨灑輕塵。三飲便得道，何須苦心破煩惱?！逼涞谌龑哟尉褪秋嫴璧淖罡邔哟?，即品茶悟道，達此境界一切煩惱苦愁自然煙消云散，心中毫無芥蒂。該詩的最后兩句是“孰知茶道全爾真，唯有丹丘得如此?！币馑际鞘郎嫌姓l能真正全面地了解茶道的真諦呢?看來只有仙人丹丘才能做到這一點。這是茶文化史上首次出現的“茶道”概念，其內涵與詩中的“三飲便得道”相呼應，也與現代對“茶道”的界定較為接近，在中國乃至世界茶道發展史上都具有重大意義。
但令人難以理解的是，自此之后，在中國古代茶書中卻不見“茶道”一詞，直至明代張源的《茶錄》才提到“茶道：造時精，藏時燥，泡時潔，茶道盡矣。”但這里的“茶道”僅是一些技術要求，并無品茗悟道等精神層面的東西，既與皎然的“茶道”也與現代的“茶道”精神相去甚遠。在張源之后數百年間的明清茶書中，又不見“茶道”一詞。個中原因實在耐人尋味。在我看來，恐怕與茶圣陸羽的影響有關。
皎然是唐代著名的茶人和詩僧，也是陸羽的摯友。他大陸羽13歲，是忘年之交。他對茶道的理念陸羽定然了解。但是盡管陸羽的《茶經》中涉及(或者說流露)了一點茶道精神的內容，但卻沒有出現“茶道”一詞，也沒有正面敘述茶道精神的段落或詞句。顯然，陸羽沒有接受皎然“茶道”的觀念，他在《茶經》中重點闡述的是煮茶技藝(茶藝)和對茶湯的觀賞，對茶具的實用性和藝術美非常重視，但沒有從“形而上”角度來考慮茶道問題。茶圣的《茶經》不談茶道，后來的茶書也不談茶道問題。如與陸羽同時的裴汶在《茶述》中就已經提到茶的功能“其性精清，其味浩潔，其用滌煩，其功致和?！边@已涉及到茶道的基本精神，但是就是沒有歸納為“茶道”一詞。又如宋徽宗趙佶的《大觀茶論》中也涉及到茶道精神：“祛襟滌滯，致清導和，則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中淡閑潔，韻高致靜，則非遑遽之時可得而好尚矣?！笨梢哉f，“致清導和”、“韻高致靜”是對中國茶道基本精神的高度概括。顯然，趙佶繼承、發展了裴汶的觀點，然而書中也沒有出現“茶道”一詞，可見，他也沒有接受皎然的理念。既然號稱茶圣陸羽的《茶經》和作為皇帝趙佶的《大觀茶論》都不提“茶道”，往后的茶書作者大多是官僚地主出身，都是一些保守成性的儒生，只會蕭規曹隨，更不會獨辟蹊徑去探討什么茶道問題。
中國文人真正接近于揭示茶道實質的是明末清初的杜浚，他在《茶喜》一詩的序言中曾經指出：“夫予論茶四妙：曰湛、曰幽、曰靈、曰遠。用以澡吾根器，美吾智意，改吾聞見，導吾杳冥?！雹?/p>
所謂茶之四妙，是說茶藝具有四個美妙的特性?！罢俊笔侵干钫俊⑶逭?；“幽”是指幽靜、幽深；“靈”是指靈性、靈透；“遠”是指深遠、悠遠。都是與飲茶時生理上的需求無關，而是品茶意境上的不同層面，是對茶道精神的一種概括。所謂“澡吾根器”是說品茶可以使自己的道德修養更高尚?！懊牢嶂且狻笔钦f可以使自己的學識智慧更完美?！案奈崧勔姟笔钦f可以開闊和提高自己的視野。“導吾杳冥”則是使自己徹悟人生真諦進入一個空靈的仙境。這正是現代茶人們所要追求的茶道精神和最高境界?？梢哉f杜浚已經碰撞到了茶道的大門，可惜的是他也未能跨過這道門檻，因為他也沒有接受“茶道”的概念，他所概括的“論茶四妙”也未得到后人的重視和弘揚，真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
縱觀中國古代茶學史，出現了眾多的茶書，其書名有《茶經》、《茶述》、《茶譜》、《茶錄》、《茶論》、《茶說》、《茶考》、《茶話》、《茶疏》、《茶解》、《茶董》、《茶集》、《茶乘》、《茶譚》、《茶箋》等等，就是沒有一本叫《茶道》，也沒有一本茶書中有專門談論“茶道”的章節。反觀此時的日本，茶道已經發展到很成熟的地步。至少到了16世紀后期，日本茶道高僧千利休就已集茶道之大成，制定出茶道的基本精神茶道四規：和、敬、清、寂，一直沿襲至今，奉為圭桌。兩相對照，確實反差很大。茶道的源頭的確在中國，“茶道”一詞也是最早誕生于中國，然而自唐代以后，中國歷史上的茶道觀念并不發達，至少在近代以前是如此。這是不爭的事實，我們應該有勇氣承認這一點。
那么，中日兩國在茶道方面為何會有如此之大的反差呢?依我之見，是由于兩國的歷史文化背景不同、茶道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不同等諸多原因造成的。至少有三個方面值得注意：
一是將中國的飲茶方式引入日本的是一批來中國留學的日本僧人(遣唐僧)，他們是在中國的佛教寺廟中將佛門茶事學回去的，并且將它們作為佛門清規的組成部分一直在佛門嚴格的傳承下來。日本歷史上的茶道大師都是聲名卓著的大德高僧，不但賦于日本茶道以濃郁的佛教色彩，也增強了日本茶道的權威性，特別是自千利休之后，形成了嫡子繼承的“家元制”，使其權威性更為穩固持久。
二是日僧來中國留學之時，中國的飲茶方式已經相當成熟，引入日本之后是作為一種高級文化形態首先在皇室貴族之間流傳，長期為統治階級所專享，后來才逐漸傳播到民間，上行下效，原已成熟定型的飲茶方式和清規戒律也為民間所全盤接受，形成社會共識。
三是日本統治階級對茶道的重視利用，加強了茶道與權力的關系。如15世紀的幕府第將軍足利義正，讓高僧村田珠光撰寫茶湯法則《心之文》和其他茶故事，在寺廟中推行村田珠光所提倡的禪院式茶禮，竭力以飲茶方式來改善人際關系，并且祈禱天下太平。后來的統治者織田信長及豐臣秀吉更將茶道作為一種新型文化來擴大自己的影響，企圖在群雄爭霸的戰國時代一統天下。因此他任命千利休為專職茶頭，要他繼續制定和完善茶道的儀式和規則。豐臣秀吉還常在重大政治活動前后舉行規模盛大的茶會，進一步擴大了茶道的社會影響。因此，在一定意義上，茶道成為日本統治者駕馭民眾的一種思想武器。茶道在日本社會中能產生巨大影響就不足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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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杜浚：《變雅堂集》詩卷3。
但是，這種現象在中國不存在．中國的茶文化是在民間土壤上發育起來，逐步成熟。在中國是先有庶民茶文化，后來才被統治階級所接受，形成宮廷貴族茶文化。民間的飲茶風習之盛已達到“茶為食物，無異米鹽”、“遠近同俗”、“難舍斯須”、“田閭之間，嗜好尤甚”(《舊唐書·李玨傳》)的程度，這是任何統治者都不可能剝奪的。茶葉已成為百姓們日常生活“開門七件事之一”的必需品，以茶提神解乏，以茶養生，以茶自娛，以茶敬客，以茶贈友，以茶定親，以茶祭祀等等，均早已形成風俗習慣，無需教導，無需勸說，人們自然而然會遵守。整日里為生活忙碌奔波的勞苦大眾，不可能有更高層次的文化追求，不會自覺地去追求什么茶道精神。
有很高文化修養的文人雅士們則醉心于品茗技藝的探研，他們都具有詩人的浪漫氣質，品茶時追求詩意的審美境界，很少人會從社會學和哲學的角度去考慮茶道精神問題。古代的官吏們都是典型的儒家子弟，歷來遵循儒家的處世原則，“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仕途得意時忙于政務，自然無暇來過問茗飲瑣事，倒霉失意時則隱退山林不問政事，只以茶來排憂解悶，尋求解脫，不會過問社會道德教化問題。而中國的佛門僧侶向來不干預寺外塵俗世界的事務，他們出來參加茶事活動，也都是以文人的身份出現，除了個別像皎然那樣的大德高僧之外，很少有人會去考慮茶道問題。
至于歷代最高統治者的皇帝們，似乎從來沒有考慮過要賦于茶事活動以崇高使命，雖然他們也經常以茶宴、賜茶的方式來招待群臣，但僅是作為宣揚皇威籠絡臣下的宮廷禮儀而已，并未具有太多的道德教化色彩。在他們看來，有博大精深的儒家學說足以成為統一全國民眾思想的強大武器，區區茶道，實在是無足掛齒。這是豐臣秀吉們統治的日本所不可能具備的。儒道大于茶道，這可能就是中國茶道觀念不發達的最重要原因。
二、中國茶藝的發展歷程
對于中國的茶人來說，飲茶是一門生活藝術，著重追求品茶時的藝術情趣，而不是缺乏詩意的清規戒律。即使是講究“禪茶一味”，也是側重以禪意來提升品茶的詩化境界，并不強化宗教色彩。
中國人飲茶飲了幾千年，開始是將茶作為食物，然后作為藥物，后來成為飲料，至遲從西晉開始，就將飲茶發展為一門生活藝術。作為飲料的茶湯，主要的功用是解渴、提神、解乏、保健，基本上是為了滿足人們生理上的需要。但是西晉詩人張載的《登成都白菟樓》中有“芳荼冠六清，滋味播九區”詩句，已經在描寫茶葉的芳香和滋味，可見當時人們飲茶開始講究欣賞香味，已經不再是單純的滿足生理上的需要了。杜育的《拜賦》除了描寫茶葉生長環境、采摘情況之外，還涉及用水、茶具、茶湯泡沫以及飲茶功效等，可以看出當時飲茶已經有了一套技術要求。特別是其中描寫茶湯泡沫的幾句：“惟茲初成，沫沉華浮。煥如積雪，嘩如春藪?！币馑际莿偧妩c的茶湯，茶末下沉，泡沫上浮，其光彩白如積雪，亮麗像春天的花卉。如此重視欣賞茶湯泡沫的色彩和形狀，則當時必有培育茶湯泡沫的技術，據關劍平先生的研究，南北朝時期就已經采用茶筅攪打茶湯使之產生泡沫。[1](p306)而對茶湯泡沫的欣賞則完全是為了滿足人們的審美要求，飲茶就具有藝術性了。至于《?賦》的最后兩句：“調神和內，倦解慵除?！泵鑼戯嫴璧墓π?，可視為中國茶道精神的萌芽。
中國茶藝的成熟是在唐代。這是因為有一大批文人介入茶事活動，撰寫了眾多的茶詩，提升了飲茶的文化品位，使品茗成為一種藝術享受。其中如孟浩然、王昌齡、李白、皎然、盧仝、白居易、元稹、杜牧、齊己、劉禹錫、皮日休、陸龜蒙等人，都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茶詩，對唐代品茶藝術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唐代詩人們品茶，已經超越解渴、提神、解乏、保健等生理上的滿足，著重從審美的角度來品賞茶湯的色、香、味、形，強調心靈感受，追求達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這從他們的眾多茶詩中可以得到印證。[2](P252—254)除了前述皎然茶詩的“三飲”之外，盧仝在《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中描寫的“七碗茶”也很典型：“一碗喉吻潤，兩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骨輕，六碗通仙靈。七碗吃不得也，惟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边@樣的品茶已經不再把茶湯當做是一種飲料，而是成為藝術欣賞的對象或者是詩人們審美活動的一種載體?？梢姡覈钠奋囆g至少在唐代中期已進入成熟的時期。因此，陸羽的《茶經》對此進行了全面總結。
陸羽將唐代的煮茶技藝總結為：“一曰造，二曰別，三曰器，四曰火，五曰水，六曰炙，七曰末，八曰煮，九曰飲”(《茶經·六之飲》)，就是茶葉采造、鑒別、茶具、用火、用水、炙茶、碾末、煮茶、飲用等九個方面。唐代盛行煮茶法，據《茶經·五之煮》記載是先將茶餅放在炭火上烘炙，兩面都要烘到起小泡如蛤蟆背狀，然后趁熱用紙囊包起來，不讓精華之氣散失。等茶餅冷卻后將它碾磨成茶末，再篩成茶粉。等水燒到冒起如魚眼大小的水珠同時微微發出聲響，稱為一沸，要放點食鹽進去調味。等水燒到鍋邊如涌泉連珠時為二沸，先舀出一瓢滾水備用，再用竹笑環擊湯心，然后將茶粉從中間倒下去。過一會兒鍋里的水翻滾為三沸，將就剛才舀出的那瓢水倒下去，此時鍋里的茶湯會產生美麗的泡沫，稱為“湯華”。這時茶湯就算煮好，分別舀人茶碗中敬奉賓客。
陸羽提倡的這套煮茶程序是：炙茶、碾茶、羅(篩)茶、燒水、一沸時加鹽、二沸時舀水、環擊湯心、倒人茶粉、三沸點水、分茶人碗、敬奉賓客。整套程序是相當完整的，其技術要求也是頗為明確、具體。陸羽特別重視煮茶時要培育出美麗的“沫餑”。稱之為“湯之華”，華者花也。指的是茶湯表面上浮泛的一層細密均勻的白色泡沫：“沫餑，湯之華也。華之薄者曰沫，厚者曰餑，細輕者曰花。如棗花漂漂然于環池之上，又如回潭曲渚青萍之始生，又如晴天爽朗有浮云鱗然。其沫者若綠錢浮于水湄，又如菊英墮于尊俎之中。餑者以滓煮之。及沸，則重華累沫，皤皤然若積雪耳。《?賦》所謂‘煥如積雪，曄若春藪，有之’?！标懹鹩昧藯椈?、青萍、鱗云、綠錢、菊英、積雪、春藪等一連串美麗的名詞來形容茶湯的泡沫，可見他對此是何等的重視。其實，唐代的詩人們也都很欣賞湯華的，常常用乳、花等美好字眼來形容：“沫下麴塵香，花浮魚眼沸”(白居易《睡后茶興憶楊同洲》)、“銚煎黃蕊色，碗轉麴塵花”(元稹《一字至七字詩·茶》)、“白云滿碗花徘徊”(劉禹錫《西山蘭若試茶歌》)、“白花浮光凝碗面”、“碧沉霞腳碎，香泛乳花輕”(曹鄴《故人寄茶》)、“惟憂碧粉散，常見綠花生”(鄭遨《茶詩》)……總之，唐代煮茶并不是只煮出一鍋普通的茶水，而是十分講究培育茶湯面上的沫餑(湯華)?？梢韵胂笠幌?，唐代流行用青綠色的秘色瓷茶碗，茶湯是金黃色(杜牧《茶山詩》：“泉嫩黃金涌”；元稹《一字至七字詩》：“銚煎黃蕊色”)，湯華又是“煥如積雪”的白色，一碗在手，真是令人賞心悅目，難怪詩人們會產生那么多美麗的聯想。
不過，在唐代茶藝發展進程中，除了陸羽等人之外還有一位茶人的貢獻值得注意，這就是臨淮縣(今江蘇洪澤縣西)的常伯熊。據唐代封演《封氏聞見記》卷6記載：“楚人陸鴻漸為茶論，說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統籠貯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鴻漸之論廣潤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無不飲者。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臨淮縣館。或言伯熊善茶者，李公為請之。伯熊著黃被衫烏紗帽。手執茶器，口通茶名，區分指點，左右刮目。茶熟，李公為啜兩杯而止。既到江外，又言鴻漸能茶者，李公復請之。鴻漸身衣野服，隨茶具而人。既坐，教攤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畢，命奴子取錢三十文酬茶博士?！?/p>
從這條史料可以看出：(1)早在唐代，茶藝的基本程式已經形成，而且可以在客人面前進行表演。(2)常伯熊在表演茶藝時已經有一定的服飾、程式、講解，具有一定的藝術性和觀賞性，成為一項藝術形式。(3)茶藝的基本程式雖然是陸羽制定的，但卻是經過常伯熊“廣潤色之”后才“茶道大行”，即進行很大(“廣”)加工(“潤色”)之后才在社會上流行起來。(4)陸羽的表演效果不如常伯熊，故“李公心鄙之”。(5)既然陸羽的表演是“教攤如伯熊故事”，可見陸羽自己也接受了常伯熊已經“廣潤色之”后的茶藝程式，那么，現在看到的《茶經·五之煮》中有關煮茶的記載，應該是陸羽參考常伯熊的“潤色”而修訂過的。因此，應該承認常伯熊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茶藝表演藝術家，是現代茶藝師的祖師爺。
唐代茶人們對“湯華”的追求對宋代的影響很大，宋代的點茶法的最大特點正是對泡沫(湯華)的追求。斗茶時是以泡沫越多越白而取勝的，即所謂“斗浮斗色傾夷華”(梅堯臣《次韻和永叔嘗新茶雜言》)。當宋代的茶人們發現將茶粉直接放在茶盞中沖點擊拂會產生更多、更美的泡沫時，自然就會放棄唐代的煮茶方式。而是將早已存在民間的“閹茶法”加以改進發揚。早在三國時，張揖《廣雅》就記載“荊巴間采茶作餅，成以米膏出之。若飲先炙令色赤，搗末置瓷器中，以湯澆覆之?！边@與《茶經》所提倡的煮茶法并不相同，是將搗碎后的茶葉粉末放入瓷器中再用開水沖泡，《茶經·六之飲》中稱之為“癱茶”：“乃斫、乃熬、乃煬、乃舂，貯于瓶缶之中，以湯沃焉，謂之癱茶?！彼未狞c茶法則是將“瓶缶”改為茶盞，將茶粉放人茶盞中用少量開水調勻后再沖點開水，然后用茶筅擊拂使之產生泡沫。顯然，用茶筅擊拂產生的泡沫肯定比煮茶法要多也更美觀。而茶筅是早在南北朝時期就已發明。由此可見宋代的點茶法并非突然憑空冒出來的，而是有悠久的歷史軌跡可尋。
從宋代的《茶錄》、《大觀茶論》等茶書記載中，可以了解到宋代點茶法的點茶技藝是：炙茶、碾茶、羅(篩)茶、候湯(燒水)、?菡?烘茶盞)、調膏、注水、擊拂、奉茶。
宋代茶人們除了追求美麗的茶湯泡沫外，也講究茶湯的真味。陸羽在《茶經》中雖然反對民間傳統煮茶加進蔥、姜、棗、橘皮、茱萸、薄荷等佐料，但是他還是保留了加鹽的習慣。宋代的點茶則連鹽也不用，單純品嘗茶葉的芳香和滋味。宋代的詩人們也寫了大量歌頌茶湯色、香、味的詩句，經常三者并提，如“味觸色香當幾塵”(黃庭堅《送張子列茶》)、“色香味觸映眼來”(黃庭堅《奉同六舅尚書詠茶碾煮茶》)、“色味新香各十分”(葛勝仲《謝通判惠茶用前韻》)、“色香味觸未離塵”(劉才邵《方景南出示館中諸公唱和分茶詩次韻》)。而且還將三者稱為“三絕”：“遂令色香味，一日備三絕”(蘇軾《到官病倦，未嘗會客，毛正仲惠茶，乃以端午小集石塔，戲作一詩為謝》)。
宋代的茶書就將色香味列為三大標準。如蔡襄《茶錄》指出：“茶色貴白……以青白勝黃白”；“茶有真香……民間試茶皆不入香，恐奪其真”；“茶味主于甘滑”。宋徽宗的《大觀茶論》則將“味”擺到第一位：“夫茶以味為上，香甘重滑為味之全”；“茶有真香，非龍麝可擬”；“點茶之色，以純白為上真”。
但是，宋代點茶所使用的茶葉仍與唐代一樣，是用蒸青餅茶，即茶葉采摘后要蒸熟、搗碎、榨汁、壓模、烘干成團狀或餅狀的茶餅，特別是斗茶講究茶湯泡沫貴白，盡量將茶葉中的汁液榨干，“蒸芽必熟，去膏必盡”(宋子安《東溪試茶錄》)。致使茶葉的色、香、味都受到很大損失，有時會加進一些香料作為彌補，結果又使茶失去真香真味。而民間飲用的散茶，卻有不用蒸青而直接烘焙，其香氣和滋味自然勝過餅茶，于是逐漸傳播開來。明代謝肇涮《五雜俎》引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茗有片有散。片者即龍團舊法。散者則不蒸而干之，如今之茶也?！焙笳f：“始知南渡之后，茶漸以不蒸為貴矣?！闭缑鞔S次紓《茶疏》所指出：“名北苑試新者，乃雀舌冰芽所造，一挎之值至四十萬錢，僅供數盂之啜，何其貴也。然冰芽先以水浸，已失真味，又和名香，益奪其氣，不知何以能佳?不若近時制法，旋摘旋焙，色香俱全，尤蘊真味。”特別是明明了炒青、揉捻技術之后，增強了茶葉的香氣滋味。張源《茶錄》記載：“候鍋極熱，始下茶急炒。火不可緩，待熟方退火，徹人篩中，輕團數遍，復下鍋中，漸漸減火，焙干為度……火候均停，色香全美?！辈枨喑春髲图雍姹?，更加芳香，葉色青綠可愛，經過揉捻滲出茶汁，易于溶解，滋味更加醇厚，人們就直接采用開水沖泡，以品嘗茶葉的真香真味，于是在宋元時期就已在民間流傳的散茶沖泡法迅速發展起來，特別是在明朝初年朱元璋廢除餅茶改進貢芽茶之后，宋代的點茶法就被瀹茶法(散茶沖泡法)所淘汰了。自此之后直到今天，瀹茶法一直占據中國飲茶方式的主導地位。
瀹茶法是用條形散茶直接沖泡，杯中的茶湯就沒有“乳花”之類可欣賞，因此品嘗時更看重茶湯的滋味和香氣，對茶湯的顏色也從宋代的以白為貴變成以綠為貴。明代的茶書也開始論述瀹茶法的品嘗問題。如陸樹聲《茶寮記》的“煎茶七類”條目中首次設有“嘗茶”一則，談到品嘗茶湯的具體步驟：“茶入口，先灌漱，須徐咽。俟甘津潮舌，則得真味。雜他果，則香味俱奪?！币蟛铚丝谙裙嗍紫?，再慢慢下咽，讓舌上的味蕾充分接觸茶湯，感受茶中的各種滋味，此時會出現滿口甘津，齒頰生香，才算嘗到茶的真味。品茶時不要雜以其他有香味的水果和點心，因為它們會奪掉茶的香味。羅廩的《茶解》也專門談到品嘗問題：“茶須徐啜，若一吸而盡，連進數杯，全不辨味，何異傭作。盧仝七碗，亦興到之言，未是事實。山堂夜坐，手烹香茗，至水火相戰，儼聽松濤，傾瀉人甌，云光縹渺，一段幽趣，故難與俗人言。”主張品嘗茶湯要徐徐啜咽，細細品味，不能一飲而盡，連灌數杯，毫不辨別滋味如何，等于是傭人勞作牛飲解渴。真正的茶人品茶，最好是山堂夜坐，親自動手，觀水火相戰之狀，聽壺中沸水發出像松濤一般的聲音，香茗人杯，茶煙裊裊，恍若置身于云光縹渺之仙境，這樣的幽人雅趣是難以和俗人講清楚的。明代的屠隆在《考??馀事》卷3“茶箋”中強調要識趣：“茶之為飲，最宜精行儉德之人，兼以白石清泉，烹煮得法，不時廢而或興，能熟習而深味，神融心醉，覺與醍醐甘露抗衡，斯善鑒者矣。使佳茗而飲非其人，猶汲泉以灌蒿萊，罪莫大焉。有其人而未識其趣，一吸而盡，不暇辨味，俗莫大焉?！逼凡柚v究“幽趣”，是明清文人在品茗活動中所追求的藝術情趣，也是中國茶藝的一大特色。
這樣的品茶最適合用小壺小杯來品啜，許次紓《茶疏》“飲啜”就主張：“一壺之茶，只堪再巡。初巡鮮美，再則甘醇，三巡意欲盡矣。”“所以茶注欲小，小則再巡已終。寧使馀芬剩馥尚留葉中，猶堪飯后啜漱之用?！瘪T可賓的《?舨杓恪芬倉髡龐瞇『?薟瑁骸安韜?孕∥?蟆C懇豢停??話眩?紋渥哉遄砸??轎?萌?。何?壺小則香不渙散，味不耽擱。況茶中香味，不先不后，只有一時，太早則未足，太遲則已過。的見得恰好一瀉而盡，化而裁之，存乎其人。”于是就逐漸形成了功夫茶藝。最早見于記載的是清初袁枚的《隨園食單·茶》：“余向不喜武夷茶，嫌其濃苦如飲藥。然丙午秋，余游武夷，到曼亭峰天游寺諸處，僧道爭以茶獻。杯小如胡桃，壺小如香櫞。每斟無一兩，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試其味。徐徐咀嚼而體貼之，果然清芬撲鼻，舌有馀甘。一杯之后，再試一二杯。令人釋躁平矜，怡情悅性?！边@是典型的小壺小杯沖泡法，是今天功夫茶藝的原型，至清代晚期，功夫茶藝就已經很成熟了。
隨著世界全球化的發展，來自不同的國家、社會和民族的人們有更多機會互相交流溝通。雖然大多數人們用英語作為交流的工具，但是他們有時仍然發現在交流過程中存在著一些障礙，自己話語的意思很難清楚地表達出來。特別是當一個口譯員為重要會議或者政黨工作時，他作為一座溝通的橋梁，也會常常面對這樣的交流障礙，也稱文化障礙。如何幫助口譯員處理好在跨文化交際中出現的這個問題？一些專家和學者一直致力于對跨文化交際的研究，幸運的是他們的一些研究結果在某種程度可以幫助口譯員上消除文化障礙所帶來的影響。實際上，跨文化交際的研究是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的，只有不到40年的歷史。
在美國，跨文化交際的研究與人類學、心理學和交際學有著密切的關系，而在歐洲它則與語言學聯系緊密。與西方國家相比，跨文化交際在中國的發展只有不到20年，并且主要是英語老師、語言學家和有些心理學家去研究它。［1］
口譯員不僅僅要從書本里學習有關跨文化交際的理論知識，還要特別注意它在實際中的運用。他的工作不僅是困難和復雜的，而且很重要和兼負責任。本文通過分析因文化障礙造成誤解的例子幫助口譯員培養跨文化交際的意識，而且試圖找出消除文化差異導致的交流問題和提高口譯員口譯質量的有效方法。
一、跨文化交際的定義
胡文仲教授認為跨文化交際簡言之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從事交際的過程”。
1.跨文化交際的起源
毫無疑問的是人們會想對有關跨文化交際先有個大概的了解。首先，他們會試圖去追溯跨文化交際的起源。根據胡文仲教授的研究成果，跨文化交際起源于美國。
美國作為跨文化交際的發源地有其內在的原因。因為它是最大的移民國家，大多數移民來自歐洲、非洲、亞洲，等等，這些人給美國帶來了他們本身的傳統文化和風俗。當他們互相交流時，文化障礙出現了，并且有文化障礙導致的沖突非常難處理。所以，當地學者更深入研究跨文化交際。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黑人為了自身的權利和平等地位斗爭運動的展開，美國其他的民族也逐漸意識到他們應該維護他們原有的文化和增強自己的民族意識。［1］
2.跨文化交際的研究成果
在過去的20年中有關跨文化交際的理論研究取得了巨大的進展，第一部有關跨文化交際理論的論文集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nual出版于1983年。近年來我國跨文化交際研究的情況也有了長足的進步。開設跨文化交際學課程的院校大幅度增加，跨文化交際教材相繼問世，例如，許力生主編的《跨文化交流入門》（2004）和《跨文化交際英語教程》（2004）、杜瑞清等編的《跨文化交際學選讀》（2005）。［2］同時有關跨文化交際研究的論文也層出不窮，以跨文化交際的研究作為基礎平臺，從介紹跨文化交際知識、語言與文化關系以及外語教學中滲入文化因素等方面入手，形成有關跨文化交際的一個系列論文集，極大地推動了跨文化交際的研究和發展。
二、跨文化交際與口譯
1.跨文化交際意識的重要性
當談到跨文化交際的時候，人們首先會想到跨文化交際意識，因為跨文化交際意識在跨文化交際中占據非常重要的位置。沒有這樣的意識，口譯者就不會明白他在各種各樣的文化氛圍的環境里工作。在培養跨文化交際意識的時候，有兩個方面是必須注意的。一是口譯者在做口譯的時候必須意識到在不同文化間譯文是否存在引起文化沖突的可能性。對于口譯者來講，跨文化意識是指在跨文化交際中，譯者自覺或不自覺地形成的一種認知標準和調節方法，或者說它指的是口譯者所特有的思維方式和判斷能力。［2］
例如，一個美國人來到日本，做一項商務訪問。在汽車上，日本人問他是否到過日本，對日本有什么印象。他說他到過日本，是1945年來的。這時的口譯有兩種選擇，一是照實一字一句地譯，另一種是繞過敏感的戰爭歷史影響，表達成為“我以前到過日本，但現在與以前大不相同了，發展變化很快”的意思。在這種情況下，后者的翻譯顯然靈活機動，而前者的翻譯無疑在暗示這美國人當年作為占領者到過日本，他的對手怎么可能歡迎他，譯得再準確也不能稱為高質量的口譯。［3］
二是口譯員政治敏銳性的培養。在外交事件中，口譯者的翻譯代表了這個國家明確的政治立場，因此他的譯文必須要表達出清晰準確的政治觀點。例如，臺灣事務是我國當前政治生活中最敏感的問題，在翻譯中涉及臺灣的用語必須十分慎重，必須嚴格掌握“一個中國”的原則，注意避免可能產生“兩個中國”或‘”的任何用語?！啊睉g為“Taiwan question”，不宜譯為“Taiwan issue”。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臺灣終將與祖國統一，這是天經地義的事。解決是中國的內政，不容任何外人干涉。臺灣作為一個問題是歷史遺留下來的。而“issue”這一詞的含義是“a matter that is inispute between two or more Parties”因此，臺灣“問題”應用“question”，而不能用“issue”。［4］
2.跨文化交際與口譯的關系
現今，人們意識到跨文化交際的重要性，并且他們相信越深入地了解文化間的不同，他們就可以更好地與有著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一個口譯員要想得出高水平的譯文，他就必須了解跨文化交際與口譯之間密切的關系。
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文化的背景。口譯員必須知道跨文化交際的重要性并且有跨文化交際的能力，因為口譯是一個口頭轉述的過程，是一個把一種語言的信息快速和準確傳達給另一不了解這種語言的人。作為不同文化間的交流的活動，口譯擁有它自己的特點。因為口譯員所面對不僅是兩種語言，而且是兩種文化，沒有跨文化交際的能力，他就不能勝任自己的工作。一般來說，不論口譯員使用什么樣的語言，他應選擇簡潔和常用的詞語，能讓聽眾比較容易地明白譯文。雖然英語是現今全球一種普遍通用的語言，但口譯員還必須注意選詞是否恰當。例如：各個不同民族的人語用習慣大不相同，如對于坦率、自信的美國人，口譯者盡量避免用about，might，some等詞語；對于辦事講計劃、節奏不快的北歐人，譯時應放慢語速，用清晰詳細的字句效果最佳；對日本人各種級別的稱謂不同；對重修養講禮儀的英國人主動采用polite form，等等，這些均為跨文化交際中口譯者跨文化意識的表現（，1997：45）。［5］
談到跨文化交際，就不能不涉及跨文化交際意識的培養。
三、培養跨文化交際意識的方法
培養口譯員跨文化交際意識的有效方法是什么？不同的學者有各種不同的建議，但是他們都一致認為口譯員必須充分了解自己本國的文化，以及能夠熟練地運用母語，不然他就沒有辦法了解別國的文化，成為一個出色的口譯員。除此之外，還要能夠熟練地運用目的語，以及深入了解目的語國家的文化。
1.對本國文化的了解
語言的習得離不開其所處的文化環境之中。意大利哲學教授恩貝托?埃珂認為兩種不同的文化相遇，由于相互間的差異，會產生文化間的沖撞。在這點上，有三種可能性：征服、文化掠奪、文化交流。［6］無論是征服還是文化掠奪都對兩種文化間的交流造成巨大的障礙，甚至有可能誤解和扭曲彼此間的文化內涵，因此作為一個口譯員，為實現有效的跨文化交際，他就必須先了解好本民族的文化，提高自己的語言文化修養，認識到本土文化的優秀性。例如英漢口譯員，加強漢語言文學的修養成為了必修的功課，因為世界共同的文化正在形成與發展中，此時如果口譯員有意識地輸出中國文化的優秀因子，這不僅有利于中國自己，也有利于全世界的人類，使中國在世界語境下的文化交往更能被他民族所理解和接納，減少文化間的沖突，增強中國文化的地位。而且口譯員還要避免在口譯的過程中自覺或不自覺地采用漢語思維方式和符合漢語習慣的表達方式，導致產生一些語用性錯誤。在中國文化中，龍是古代帝王的象征，龍的圖案在建筑中象征尊貴與莊嚴。在民間，龍也是吉祥之物。而在西方文化中，龍是傳說中的有翼的鱷魚。［7］口譯員在碰到這樣的情況時，就應該特別注意了，不能單用一個“dragon”了事，而要加上特別的注釋，以便聽眾能更好地了解中國文化中龍的概念，避免產生誤解。
2.深入了解西方文化內涵
要培養跨文化交際的意識，口譯員需要的不僅僅是掌握大量的詞匯和流利的口頭表達語言，還需要了解語言是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又是文化的載體，是反射民族文化的一面鏡子，語言學習不能獨立于文化學習之外，而且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和精神寄托。西方國家的歷史由來已久，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氛圍和內涵，口譯員想要了解和熟悉目的語國家的歷史風情、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民族心理等，就必須學習相關的文化內容，從而開闊他們的視野，從根本上提高他們的語言習得能力和語言運用能力，以實現有效的跨文化交際。
著名的英國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說過，“讀書使人淵博，交談使人機敏，寫作使人嚴謹”。因此在學習外國文化的過程中，閱讀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方法，因為它能誘發口譯員的求知欲望，使得他們的思想逐漸成熟，開闊他們的視野，以及豐富他們的生活。而且文化知識的積累是一個很長的過程，主要也是通過閱讀去實現。通過這些方式，他們能了解外國人的日常生活以及外國的風俗和禮節。
觀看電影和連續劇是了解的外國文化另一個方式。換句話說，電影和連續劇反映了文化的發展和演變。通過外國的電影和連續劇口譯員可以從更多細節方面去了解外國的文化底蘊，易于克服由文化沖擊所帶來的不利因素。例如一個對美國社會的大部分領域，包括文化、風俗、法律等方面都有詳細了解的口譯員來說，成功完成一場高質量口譯的幾率就會大得多。而且用觀看電影和連續劇學習外語這樣的方式相對別的學習方式來說就比較輕松，寓教于樂的形式也受到許多口譯員的喜愛。
3.參加一系列的文化活動
在傳遞信息和傳播文化方面，各類的媒介起到了毋庸置疑的重要作用。通過閱讀外國報紙、雜志，觀看影視作品成為學習了解外國文化的渠道。然而，在親身參與一系列的文化活動中，口譯員能有更深的體會，也利于培養自己的跨文化交際意識。這一系列的文化活動包括文化沙龍、文化年等。沙龍是法語Salon的譯音，原指法國上層人物住宅中的豪華會客廳。從十七世紀，巴黎的名人（多半是名媛貴婦）常把客廳變成著名的社交場所，戲劇家、小說家、詩人、音樂家、畫家、評論家、哲學家和政治家等，志趣相投，聚會一堂，欣賞典雅的音樂，一邊就共同感興趣的各種問題抱膝長談，無拘無束。后來，人們便把這種形式的聚會叫做沙龍，并風靡于歐美各國文化界。文化沙龍是小會議或匯聚人們能談論文化、文學、藝術等，口譯員將有機會與來自不同的國家的外國人接觸并且能夠參與到交流活動之中，直接深入地了解外國文化。
文化年是一個新的國際交流的活動形式，由中國和法國首創。中法文化年是由法國政府與中國政府合作舉辦的一系列大型文化交流活動，根據兩國政府的協議，2003年10月至2004年7月率先在法國舉辦中國文化年活動，2004年10月至2005年7月則在中國舉辦法國文化年活動。兩國的文化年涉及了多領域的廣泛交流，舉辦的大小項目達到300多個，涉及文學藝術、教育、科技、廣播電視、圖書出版、青年、體育、民族、宗教、建筑、環保、旅游等方面，活動能讓中國和法國人民知道關于彼此的文化，了解文化的多樣性。加入這種文化活動，口譯員能夠加深對中國文化的理解，以及從更多細節方面去了解法國的文化。參加一系列的文化活動，口譯員便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別的國家的文化，也能更好地體會不同文化間的差異。
四、結語
本文提到了跨文化交際、跨文化交際意識、跨文化交際與口譯之間的關聯及跨文化交際意識的培養。而且文章通過分析由于文化障礙造成口譯中的失誤案例，力求消除由于不同文化導致的交流問題和幫助口譯者培養跨文化交際的意識。
談論到如何學習外國文化和加深對跨文化交際的理解，比較各種不同的文化，以及結交外國的朋友也是較為有用的方式。口譯者與外國文化接觸得越多，他們就可以更好地了解不同的文化，進而提高口譯的質量。
然而，在學習外國文化中，有一點必須提及，圣雄甘地說：“我不想自己的屋子四面是墻，門窗緊閉。我希望八方的文化之風自由自在地吹拂在我的房院周圍；但我絕不會在其中搖擺不定。”［4］那意味著，即使口譯員身處不同文化之中，他也不能失去對自己國家文化認知的標準而輕易地被其他文化左右。意識到跨文化交際在口譯中的重要性，分析由于文化不同導致的交流問題，加上不斷增長的口譯經驗，口譯員的譯文質量必定會有顯著提高。
參考文獻：
［1］胡文仲.跨文化交際學概論［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9.
［2］胡文仲.趨勢與特點：跨文化交際研究評述［J］.中國外語，2006，（3）.
［3］趙軍峰，蔣楠.論口譯者的跨文化意識［J］.中國科技翻譯，1998，（2）.
［4］過家鼎.注意外交用詞的政治含義［J］.中國翻譯，20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