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9-29 09:16:11
序論：速發表網結合其深厚的文秘經驗，特別為您篩選了11篇社會政策研究論文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創資料，歡迎隨時與我們的客服老師聯系，希望您能從中汲取靈感和知識！
伴隨著教育改革的不斷深人，教育教學論文課題研究日益完善，教師素質也今非昔比。大多數教師在教育教學實踐的基礎上積累了豐富經驗，需把自己的探索、體會、經驗寫成教育論文，因此撰寫教育論文已是時展的要求。
但在具體的畢業論文寫作過程中，很多老師只是停留在實踐階段，不善于總結的占多數。那么，在寫教育教學畢業論文的時候，選題定題如何把握度呢？分享以下信息。
第一，題目難易要適當。
題目的難易程度要適當，如果急于求成，選擇的題目過大，那么即使勉強定題，也不知從何下筆，不但力不從心，往往舉步維艱，久攻不下，則常常是半途而廢。
第二，題目大小要適中。
初學寫作的老師在選題上最易犯的毛病是貪大求全，以為題目越大越有分量，其實論文的分量與題目的大小并不一定成正比。題目太大，反而由于自己學術不足，導致研究深度不夠，問題解決不清。
因此，若能抓住本學科領域中的一個關鍵問題，即使是小問題，深人展開，從各方面把它說深說透，有獨到的見解，把問題解決了，那么論文就很有分量。所以我們選擇課題，應盡量具體一些，范圍小一些，寧可小題大做.也不要大題小做。
最后給大家分享一些金融專業的畢業論文研究題目：
1.促進新農村建設的財稅政策分析
2.糧食安全與財政支持政策研究
3.地方政府財政公開與信息透明的研究
4.促進區域現代農業發展的財政政策研究
5.政府投資項目管理模式探析
6.支持發展循環經濟的財政政策與措施研究
7.新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研究
8.公共財政構建過程中的財政支出結構調整與優化研究
9.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改革與完善
10.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問題探討
11.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財政政策研究
12.國內外財政理論與政策比較研究
13.社會保障稅研究
14.農村社會保障研究
15.社會保障基金的籌集和管理研究
16.社會保障基金的投資和運營研究
17.政府在社會保障中的責任研究
[中圖分類號]D03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0)44-0101-03
1 問題的提出
“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是近十多年來在中國新聞媒體、書刊雜志、政府文件上出現頻率較高的術語。公共政策作為公共行政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日益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在社會處于變革和轉型時期所進行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往往是名詞概念出現在前,真正的研究、實踐在后。雖然“公共政策”一詞在人們口頭上和書面中已經使用了一些年,但是在中國真正的公共政策研究才剛剛起步,就連有關公共政策的學科定位和自身概念在學界還存在著模糊認識;至于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實施和評估這些具體的環節上,學者們的爭議則更多。
近些年,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對公共政策的理論和實踐進行研究。關于“公共政策”,有哪些人在研究?都說了些什么?主要采用哪些方法進行研究?本文試圖解答這些問題從而探尋中國公共政策研究的發展方向。
2 樣本來源及指標設計
2.1 樣本來源
本文對公共政策研究的評述選取的刊物是《中國行政管理》,選取的時間段為2004―2009年。剔除了非學術性的書評、會議綜述等文章后,最后所獲得的總樣本量為70篇。需要說明的是,樣本的選擇標準是論文具有明顯的公共政策學學科取向或問題取向,即主要從文章的具體內容來判斷是否符合樣本要求而非標題中有“公共政策”字樣。
《中國行政管理》是目前我國行政(公共)管理學科唯一大型綜合性權威學術月刊。其理論成果反映了目前我國公共政策研究的較高水平,從中我們可以對中國目前公共政策研究的現狀有比較清楚的了解。
2.2 指標設計
基于評估的需要,本次評估設計了一些具體指標,包括:
(1)年份。分析在不同的年份,研究在數量上是否呈現出不同的特征。
(2)作者單位為了統計的方便,對于合作文章,均以第一作者為主要作者,作者單位與學術地位均采用第一作者的資料;對于有諸多頭銜的作者,我們只采用第一單位的資料。
所有未標明資金支持的都看做是無資金支持。與學術地位。分析哪些人在做公共政策的研究。我們將作者單位分為高等院校、行政學院、研究所/學會、黨校/團委、其他或未標明五類;學術地位則劃分為博士研究生、講師、副教授(副研究員)、教授(研究員)、無標明或無學術身份五個層次。
(3)資金支持。四個層次為:國家級社科或自然基金、省市級政府基金、高?；蜓芯恐行幕鸷蜔o資金支持。
(4)研究主題。我們將研究主題劃分為基礎理論、具體政策分析(或政策選擇)、政策制定、政策執行、政策評估、政策過程、價值取向和其他。但這只是一個大致的分類,具體的分類標準在分析樣本時還會進一步闡明。
(5)研究方法。參照陳輝在《中國行政學研究評估:基于高校學報的分析》中的分類方法,把研究方法分為質化研究、量化研究和非經驗研究三類。
(6)研究階段。根據我國公共政策研究的實際狀況,本次評估將研究階段分為概念界定、問題描述、變量識別和變量分析四個階段。
3 樣本的分析
3.1 論文的發表年份
《中國行政管理》每年刊登的論文有近四百篇。這些文章涉及行政管理的各個方面,而核心為公共政策研究的文章從2006年的9篇到2009年的15篇,呈穩步上升的狀態?？梢娊陙怼肮舱摺钡拇_是一個高頻詞匯,也反映出學術界開始關注公共政策,越來越多的學者從公共政策的視角來進行學術研究。
3.2 作者單位與學術地位
從圖1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研究者所處的機構部門比較集中。多達75.7%的研究人員來自高等院校,這表明高校是公共政策研究的主要陣地。
圖1 作者單位
從表1中可以看出,多達32.8%的作者“未標明或無學術地位”,而研究者中教授最多,所占比例為28.6%,其次是副教授。這表明教授、副教授等具有較高學術地位的研究者是公共政策研究成果的主要貢獻者。同時,講師和博士研究生也達到了一定的比例,這說明不少年輕的研究者正把目光投向公共政策領域。
3.3 資金支持
表2顯示,多達71.4%的研究都沒有資金支持。獲國家級社科或自然基金資助的研究論文有12篇,占17.1%。獲省、市級政府基金資助的研究占8.6%。樣本中僅出現了2篇高校和研究中心資助的研究,且均見于2009年。這些都反映出資金來源單一且支持力度不夠。
3.4 研究主題
有些研究主題不是很容易區分,在此詳細地說明分類標準?；A理論研究是指研究人的社會活動特性和利益需求結構,研究現代政府治理與政策系統的關系等。具體的政策分析是指基于具體問題(如公共物品、產權、城鎮化、NGO等)進行的研究。政策制定既包括宏觀政策的制定,也包括具體政策的制定。政策執行是指對公共政策的實施過程的研究。這里歸為政策過程這一類別的文章,其主題是寬泛地研究政策過程。研究主題涉及價值目標、公眾認同等方面的,姑且以價值取向來概括。
從圖2中,我們可以看到基于具體問題而進行的公共政策研究最多,占27.2%,可見現階段對公共政策的研究是帶有相當程度的問題導向性的。然后是政策過程,占17.1%。另一方面,樣本中有3篇文章的標題直接提及“中國轉型時期”,不少文章在行文中也提到,可見學者們對于公共政策的研究正在努力立足于我國國情,以期更好的發展。
3.5 研究方法
質化研究是通過觀察、參與觀察、深度訪談及焦點團體討論等方法來發現第一手資料,在此基礎上構建研究結果或理論的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是運用統計技術考察“量”的規律性,從而把握事物性質的研究方法。
如表3所示,既非質化研究又非量化研究的非經驗研究達到了81.4%。這些論文通常都按照概念界定、提出問題、分析對策這樣的三段式結構來撰寫,研究方法滯后,缺乏創新。
3.6 研究階段
表4反映出,在公共政策研究的論文中,82.9%處于問題描述階段,這說明大部分公共政策研究仍處在研究的初始階段,重復進行著低水平的研究,缺乏深度的挖掘。
4 結論與啟示
以上的分析表明,近6年來我國公共政策研究在研究者覆蓋范圍、涉及的研究領域方面取得了一定的進步,但是表面的繁榮無法掩蓋內在的危機:理論體系缺乏創新;研究內容有待豐富;研究方法亟待改進;研究水平有待提高。反映在上面針對性的統計分析中,表現為:概念化的研究停留在問題描述階段;研究方法滯后單一導致知識的積累性不強;重復型研究眾多,缺乏影響力;缺乏強有力的資金支持等。
以上種種問題,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中國公共政策研究缺乏問題意識。公共政策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其生命力在于要回答中國政治改革和社會發展中的現實問題。目前,大量的研究尚停留在對西方國家的公共政策理論進行介紹的層面,還未將研究重心轉向中國的現實問題。
第二,中國公共政策研究方法單一滯后。大多數研究者完全是埋頭做研究,采用的絕大多數是非經驗主義的方法。非經驗主義方法也不失為一種方法,但當此研究方法比重過高且流于形式時,對公共政策的研究會局限在基礎理論層面。由于缺乏質化研究和量化研究的有機結合,導致公共政策研究成果結構性失衡,缺乏可操作性。
第三,我國公共政策研究的理論和實踐存在矛盾:從事公共政策研究的專家學者重理論、輕實踐,大多進行“不出門”的研究;而公共政策的決策者和執行者又重視實踐經驗、輕視理論的作用。這就造成我國公共政策理論與實踐的嚴重脫節,公共政策研究成果的應用率和采納率低。
因此,首先我們要加強對公共政策的理論研究。公共政策研究在我國起步較晚,還未受到足夠的重視,從研究者集中在高校而鮮少有社會組織研究足可以說明這一點。其次,研究者需要改進研究方法,努力提高公共政策的研究水平。我們需要的不是只停留在概念界定、問題描述階段的重復研究。一門學科的發展和繁榮與其研究方法息息相關,我們需要通過摸索形成自己的研究方法體系。再次,還要重視公共政策學科建設,加大研究基金的扶持力度,為公共政策研究的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
我們帶著面對問題的勇氣去反思已做的研究,雖然中國公共政策研究在目前的環境下面臨一些困難和問題,但是政策研究多元化、系統化、科學化的發展進程是大勢所趨,絕不會停止。
參考文獻:
[1] 張金馬.公共政策:學科定位和概念分析[J].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0(1):7.
[2] 丘昌泰.公共政策:當代政策科學理論之研究[M].臺北: 巨流圖書公司,1997:1-2,35-49.
學術型智庫是德國數量最多的智庫類型，占德國智庫的75%。其組織形式又可以劃分為三類：一是由政府直接建立但在公共部門指導原則之內獨立運作的政策研究機構，如國際關系和安全事務研究所。二是非大學的政策研究機構，最有代表性的是“萊布尼茨研究所”。這些政策研究機構群更強調自身超黨派、超政治立場的性質。三是附屬于大學的政策研究中心。這類智庫在組織方面雖隸屬各大學，但其主要運行經費則部分來自政府，部分來自私人基金會。如著名的慕尼黑大學應用政策研究中心就受到歐盟以及德國馬歇爾基金會和貝塔斯曼基金會的資助。
代言型智庫在德國不如在奉行自由主義政治經濟政策的英美國家盛行，其規模也遠沒有那么大。較常見的是那些依附于各行業協會的政策研究機構，如德國貿易聯合會、雇主聯合會、納稅人聯合會以及其他一些宗教特殊利益團體，都設有政策研究組織。近年來，德國一些大的利益集團對代言型智庫的興趣和資金投入較以往有明顯增加。
在德國，各主要政黨都有支持各自政策主張的“政治基金會”。最具影響力的政治基金會有6個。這些基金會雖然在政治上支持各自的黨派，但并沒有組織隸屬關系，不像一般代言型智庫那樣對背后的利益集團具有那么強大的依附力。
公共資金保障智庫公益性
德國社會高度期望智庫能夠與企業特殊利益劃清界限，因此受政府財政資金資助的智庫比例非常高。據統計，德國有75%以上的智庫接受政府公共資金的資助。德國聯邦和州政府，一般對各州學術型智庫的資助按照1∶1的比例均攤。
德國政治基金會的資金同樣絕大部分來自德國聯邦和州的公共預算。根據阿登納基金會公布的2010年度預算，公共財政資金占全部資金總量的96.8%，僅有0.5%的資金來自私人捐助。2008年到2010年，每年平均有4億多歐元注入6大政治基金會。這些資金主要以三種形式劃撥給各基金會：行政資金，用于維持基金會各機構的正常運轉，約占年資金總額的30%；項目資金，如國際合作、政策研究、人才培養、留學生資助等項目資金，約占年預算總額的近70%；特別資金，主要用于分擔各基金會政治教育工作的費用。這種以公共財政資金對智庫進行直接支持的運作機制，保證了智庫免受利益集團的過多干預，更容易從全局角度開展符合公眾利益的政策研究。
適應社會政治變遷的新趨勢
隨著政治社會環境的變遷，德國智庫本身的構造、角色以及對公眾和決策過程的影響方式也在發生著變化。
Abstract: As a Commonwealth R&D funding agency， 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ARC)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giving advice on national S&T policy and its coordination while it makes an effort to policy research and strategic planning for its own development. The paper examines policy research and strategic planning in ARC and their effects in-depth in the context of Australian innovation system， in order to learn lessons for R&D management of our government， especially during this socio-economic transition time of China.
Keywords: Australian S&T Policy; Policy Research; Strategic Planning; ARC
科技政策與戰略是科學技術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科技發展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不同的國家或機構從不同時期國家社會經濟和科技發展的需求出發，制定與其總體發展目標相適應的政策與戰略，構成了各具特色的科技體制的基石。20世紀下半葉以來，特別是冷戰結束后，隨著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新變化、全球化進程的加劇以及知識經濟的崛起，許多國家的科技政策與戰略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對各國的科技、經濟、社會等方面產生了深遠影響，科技政策與戰略的重要性也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其制定過程也逐步規范化與制度化。了解這些制度與方法，對于我國制定科技政策與戰略、特別是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和“十一五”科技發展戰略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與美國、英國、日本等國相比，澳大利亞的研究與發展（R&D）規模相對較小，但其研究領域又呈現出往往是科技大國才會具有的多樣性，更接近于如我國等發展中大國可能達到的狀況，因此，其R&D管理應當是我們關注的研究對象，而國內現有的研究多以美國、日本等科技大國為主，對澳大利亞的研究相對較少。而且，近年來面對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澳聯邦政府在推動科技為解決國家社會經濟重大問題服務以及在科技管理部門推行績效管理等方面的改革，和我國轉型時期科技體制改革也有相似之處，其科技政策研究和戰略制定中的許多方法和經驗值得我們借鑒，但國內關于澳大利亞的研究多針對其政策戰略的具體內容，缺乏對其制定過程及方法的分析。本文試圖以澳大利亞研究理事會（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ARC）作為政策研究與戰略制定的范例，把對ARC的分析置于澳國家科技政策與戰略演變的背景下，深入考察其政策研究與戰略制定過程及其產生的作用與影響，提示對我國R&D管理的借鑒與啟示意義。
1 ARC的改革與發展
1.1 澳大利亞的科技政策與R&D管理體制
澳大利亞具有較強大的科學基礎，在科學發現與技術創新的世界舞臺上表現活躍。迄今為止，已有7位澳大利亞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科學獎，SCI統計數據表明，1993-1997年澳研究人員發表科學論文的數量占世界論文總數的2.7%，平均每百萬人每年發表的論文數高于美國、德國和法國等科研規模更大的國家。[ ]“澳大利亞的科學基礎比許多國家更具多樣性，……在地球和環境科學、生物學和醫藥研究方面特別具有優勢”[ ]，這與澳大利亞獨特的自然資源狀況有關。在一定程度上用以說明科學研究與技術創新間關系的指標——專利對科學論文的引證——顯示，在如生物技術和信息技術等知識密集的高技術行業，澳大利亞專利對化學、物理學、工程學和生物學等學科的高質量論文有很高的引用率，而且，這些專利所引用的澳大利亞論文中有95%產生于公共資金資助的研究。[ ]
澳大利亞政府從20世紀20年代后期開始資助科學研究，但直到70年代初以前，聯邦政府沒有統一的R&D或科技預算，沒有全國性的科學咨詢機構，沒有一個負責制定科技政策或協調全國研究工作的政府部門。[ ]進入70年代后尤其是80年代以來，聯邦政府的科技政策理念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認為創新對國家的繁榮至關重要，科技政策逐步從對科學研究的自由放任轉變為強調科技為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作貢獻，與此同時，政府也加大了R&D的投入和支出水平。澳大利亞的R&D支出從20世紀80年代起保持快速增長，到90年代中期R&D占GDP的比例已接近經濟與合作發展組織（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1996-1997澳大利亞R&D的總支出為87億澳元，約占GDP的1.65%，其中公共部門的R&D支出占GDP的0.85%，在OECD國家中排第四位。[ ]近年來，隨著政府進一步鼓勵公共部門R&D成果的商業化和私人部門向R&D投資，產業界的R&D支出占GDP的比例持續上升，政府及公共部門對R&D的支持也在加大，但公共資金支持的主要領域仍然是基礎研究。
澳大利亞的R&D管理體制呈現由聯邦政府起主導作用的多元化格局，政府通過投資和政策引導等方式，在推動科學發展的同時促進技術創新和經濟繁榮，其活動范圍覆蓋了從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到實驗開發乃至商業化等R&D的各種類型。目前，澳聯邦政府資助R&D活動的主要部門和機構有聯邦教育、科學與培訓部（DEST）、國防科學技術組織（DSTO）、聯邦科學與工業研究組織（CSIRO）、國家健康與醫學研究理事會（NHMRC）、澳大利亞研究理事會（ARC）、澳大利亞核科學技術組織(ANSTO)等，其中只有ARC是以支持醫學研究之外的所有學科的科學研究和研究培訓為主的資助機構。
1.2 ARC的成立與發展
ARC的前身是成立于1965年的澳大利亞研究撥款委員會（Australian Research Grants Committee，縮寫為ARGC），負責資助大學的高水平科研，澳全國范圍的同行評議系統就是自那時起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如前所述，70年代、特別是80年代以來，澳大利亞的科技政策發生了很大變化，政府開始質疑使用公共資金的科學研究到底為納稅人貢獻了什么，要求研究人員走出“象牙塔”，參與更廣泛的競爭，為解決國家社會經濟發展中的重大問題服務。[ ]ARC于1988年依據《就業、教育與培訓法（1988）》成立，取代ARGC，成為國家就業、教育與培訓委員會（National Board of Employment，Education and Training，縮寫為NBEET）的組成部分，與原機構相比其職能也得到了拓展，負責資助與管理大學和大學以外的科學研究及其教育計劃及項目，完成NBEET和聯邦就業、教育與培訓部交付的任務，以及就國家優先研究領域或研究政策的協調等問題向NBEET提供咨詢。
然而，在ARC成立近10年后，對其整體運行狀況開展的評估發現，ARC在履行資助管理和政策咨詢這兩項職能時不能很好地協調——ARC本身更多地關注資助活動的管理，而負責聽取其政策建議的直接主管和決策部門NBEET又對高等教育部門之外的研究政策興趣不大。[ ]因此，為了使ARC更好地履行職責，同時也是借鑒其他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的經驗，聯邦國會于2001年3月通過了《澳大利亞研究理事會法案（2001）》（簡稱為ARC法案），決定同年7月起，ARC成為聯邦就業、教育與培訓部（2001年11月26日更名為教育、科學與培訓部）下一個法定的獨立機構，擁有自己獨立的決策部門——ARC委員會，在資助活動及其管理中享有更大的自主權，在國家政策和戰略制定中也將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
1.3 ARC法案及其影響
根據ARC法案，ARC的作用是對聯邦政府的研究資助和科學政策提出建議，并推動開展最高水平的、有益于澳大利亞全社會的科學研究與研究培訓。在研究資助方面，ARC繼續支持除了臨床醫學和牙醫研究以外所有學科領域內具有高度競爭性的科學研究和研究培訓；在政策與戰略方面，除了ARC原有的就國家優先研究領域和研究政策協調提出建議之外，政府于1999年12月的白皮書《知識與創新：研究與研究培訓的政策聲明》，向ARC提出的3項重點要求也仍然適用于作為獨立機構的ARC：幫助形成與保持學術界和產業界、政府組織和國際社會的有效聯系；促進公眾理解科學及其對社會的貢獻；比較澳大利亞與其他研究活躍的國家的科研績效，并評估國家對科研投資的回報。[ ]
新法案實施后，ARC最大的變化是在其組織結構、資助框架和管理模式等幾方面。在組織結構方面，作為獨立法定機構的ARC有著自己的決策部門ARC委員會，成員由14位來自有關政府部門、聯邦研究資助機構、學術界、產業界和相關社會各界代表組成，ARC的日常工作由具有卓越科研水平和突出研究管理能力的首席執行官（CEO）負責。ARC下設三個部門，即：學科與項目管理、政策與計劃協調以及合作部門。其中最大的是學科與項目管理部門，分為6個學科群（生物科學與生物技術；工程學與環境科學；人文學科與創造性藝術；數學、信息與通訊科學；物理學、化學與地球科學；社會、行為與經濟科學），每個學科與項目管理機構都有一個專家咨詢委員會，負責對研究申請進行同行評議。[ ]
在資助框架的變化方面，新的ARC將原有支持項目、人員、設備和機構的資助類型進行重新整合，避免資助活動中的分散與重復。新的資助框架稱為“國家競爭性資助計劃”（NCGP），分為兩種資助類型“發現”和“合作”——“發現”旨在發展和保持澳大利亞在廣泛的學科領域范圍內具有國際水準的高水平的科學基礎，而“合作”則是試圖通過加強澳大利亞國家創新系統內部以及澳大利亞與國外創新系統的聯系，鼓勵和拓展各種合作方式，以使科學研究更好地為社會經濟發展服務。[ ]
在管理模式方面，《知識與創新》白皮書提出，新的ARC必須建立計劃透明、重在績效的管理體制。因此，ARC聲明每年將提交一份覆蓋未來三年的戰略計劃，設立擬達到的目標，并提出戰略實施行動的時間表以及結果形式，以實現真正的績效管理。[ ]事實上，從2000年到目前為止，ARC共制定兩份戰略計劃，即2000-2002年戰略計劃和2002-2004年戰略行動計劃，是ARC資助及管理工作的政策與戰略指南。
2 ARC的政策研究與戰略制定
ARC不僅在國家科技政策與戰略的制定、協調和實施中發揮重要作用，與此同時，ARC也十分重視針對自身資助和管理工作而開展的政策研究和戰略制定，以下將分別進行分析。
2.1 國家科技政策研究與戰略制定
由于ARC負有向聯邦政府提出有關科技活動及其資助政策建議的責任，從成立之日起，ARC就開始了一系列國家科技政策研究和戰略制定工作，其中有些是由ARC主持的，有些是ARC參與的工作。
由ARC支持的國家科技政策研究包括政策分析、政策評估和政策建議等多種形式，政策分析重在理論研究，為政策制定奠定理論基礎；政策評估重在對已有政策進行評估，為政策調整提供實際依據；而政策建議則針對具體問題，提出可操作的政策措施建議。其政策研究多是利用其與學術界（特別是科技政策研究專家）的廣泛聯系，以委托研究課題方式或由ARC人員牽頭、政策專家參與的方式進行，課題或研究任務完成后形成的專題研究報告、評估報告或政策建議由ARC提交有關部門，其內容涉及國家創新體系的發展、產學研結合、科學研究的資助模式、學科交叉研究、科學研究的評估指標、科學研究及其教育活動的國際化等國際科技政策界也普遍關注的問題。特別是近年來，關于科學研究的商業化問題、知識產權管理問題、科學研究的評估問題等在ARC的政策研究中占到相當的比重，如《將科學研究的效益最大化：ARC和高等教育理事會關于知識產權的聯合建議》（1995）、《評估大學的研究：英國和澳大利亞的研究評估實踐之比較》（1997）、《學科交叉研究》（1999）、《向未來投資：澳大利亞專利與基礎研究的關系》（2000）、《為了國家利益的研究：澳大利亞大學研究的商業化》（2000）、《多樣性與集中性：澳大利亞大學的研究資助與研究活動模式》（2000）等。這些政策研究為國家科技政策制定奠定了科學的基礎。
ARC主持的國家科技戰略制定主要圍繞資助戰略展開，如90年代制定若干前沿學科的國家資助戰略，2000年主辦基因組學與基因技術國家戰略研討會，2002年制定國家的優先研究領域等。而ARC參與制定的國家科技戰略議題廣泛，形式多樣。以1999-2000年度為例，1999年針對其參與起草的聯邦政府關于21世紀發展高等教育部門研究與研究培訓的政策性文件《新知識、新機遇》討論稿，ARC向學術界和產業界廣泛征詢意見，以完善這一國家科技發展戰略；1999年ARC還參與了國家科學技術普及戰略和產學合作戰略的討論和制定；2000年3月ARC主席參加了國家創新峰會，負責主持《向思想投資》主題的討論；同年3月，ARC主席赴歐洲參加歐盟政策研討會和出席澳大利亞與歐盟科學技術合作聯合委員會會議，推動雙方的科技合作；2000年6月ARC主席參與主持了在巴黎舉行的OECD全球科學論壇，代表澳大利亞政府提出建立全球創新平臺，促進科學研究的國際合作，等等。[ ]可以說，這些戰略制定大多是以ARC開展的政策研究為基礎的。
轉貼于 2.2 ARC政策的評估與研究
在開展國家科技政策研究和戰略制定的同時，ARC也十分重視自身決策與管理水平的提高。由于評估是提高決策與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乃至前提條件之一，尤其是隨著近十多年來OECD國家科研評估之風興起和澳大利亞本國政府對績效評估的重視，因此ARC的政策研究常常伴隨有評估。ARC政策領域的研究和評估主要對象有其學科政策、資助政策和管理政策等。
第一類是學科評估與學科發展戰略研究。1990-1997年ARC對其在自然科學、工程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幾大領域中發揮重要作用的24個學科的5年資助結果進行了評估，以說明其“分配資源的管理工作”是否有效。[ ]評估由3-4位專家（包括聘請的國外專家）組成的評估專家組獨立進行，內容涉及資助結果和資助過程及管理，如：資助項目的產出和影響如何？受資助方向和人員是否合適？資助強度是否足夠？項目遴選和評議工作如何？等等。專家組根據評估結果對ARC所資助的學科研究水平做出判斷，并就相關管理問題提出建議。ARC有義務回答評估專家的問題，針對接受的建議提出解決設想，對不接受的建議則需說明理由。因此，評估過程既是ARC了解其資助績效的過程，也是改進其政策和管理工作的過程。在開展學科評估的同時，ARC也結合評估結果開展學科資助政策研究工作，為制定學科發展戰略提供依據。
第二類可稱為資助類型的評估與研究。在1992-1998年間，ARC還針對其項目類型的運行情況進行了評估，包括研究項目類型、教育項目類型、研究設施資助計劃和研究中心資助計劃等。以小額項目類型評估和研究為例，其內容主要有：小額項目類型作為一個整體是否合適？與大額項目的關系是否協調、在實現其近期和長期目標方面有效性怎樣？該項目類型的整體性（項目人員、規模和用途等）如何？經費分配的機制和準則是否需要改進以及其他與項目運行有關的問題。[ ]
第三類是管理政策的評估與研究，通常委托專業的政策研究專家進行，對象包括ARC的同行評議過程、對學科交叉研究的資助政策、任命學科評審組成員的程序、ARC的組織結構，等等。專家開展這類評估和研究，往往是基于較為深入的理論研究，并進行國際比較，分析ARC存在的問題，提出改進意見。以評估ARC的同行評議為例，評估報告分析了同行評議的定義和起源、開展有效的項目申請同行評議所需條件、同行評議的局限與受到的批評等，同時還介紹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和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等相關機構的同行評議，研究了ARC大額項目申請同行評議的情況，最后提出政策建議。[ ]
上述三類政策評估與研究工作在ARC的政策制定和改進管理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受到ARC的高度重視。而且，多數評估與研究報告都可從ARC網站獲得，從而使得ARC的工作與澳大利亞更多的政府部門、更廣泛的科學界和更廣大的社會各界公眾構成了公開、透明、活躍的互動關系，推動了科學的社會化，也提高了ARC自身的影響力。
2.3 ARC戰略的制定
ARC自身戰略可分為學科戰略和總體戰略兩個層次，關于學科戰略的制定前面已經提及，主要結合學科評估進行，而總體戰略的制定如前所述，在《知識與創新》白皮書對ARC提出績效管理的要求以來已成為ARC工作必不可少的內容。ARC的戰略制定從機構的使命出發，首先明確制定戰略的指導原則，然后設立主要發展目標，再將總體戰略分解為幾個主要領域，結合經費預算，形成戰略實施的行動時間表，并提出衡量其結果的績效指標。
以ARC的2002-2004年戰略行動計劃為例。[ ]其制定戰略計劃的指導原則為卓越性、集中性、靈活性、戰略性、伙伴關系、橋梁作用和績效管理，與7個主要發展目標相對應的7個戰略行動領域是：發現、合作、研究培訓與職業發展、研究設施、優先領域制定、公眾理解科學和績效管理。限于篇幅，不可能對這些領域的戰略逐一介紹，僅以“發現”領域為例?！鞍l現”的戰略目標是“發展和保持澳大利亞在廣泛的學科領域范圍內具有很高國際水準的科學基礎”，這一目標又可分為3個子目標：卓越性、靈活性和創造性，在每個子目標下制定不同的投資戰略，采取不同的實施措施。（1）在“卓越性”目標下的投資戰略是通過同行評議遴選具有高國際水準的研究，確保澳大利亞擁有實現研究卓越性的廣泛基礎。正在采取的行動包括：繼續改進ARC的同行評議，并在保證研究質量的基礎上，對學科間的資助經費進行調整；通過提供研究的直接成本，確保ARC的資助達到可與國際競爭的水平。（2）在“靈活性”目標下的投資戰略是保持與加強反應迅速的靈活資助機制，以滿足不同研究的需求，抓住新出現的研究機會。正在采取的行動是在NCGP框架下保持“發現”領域的資助靈活性，并在廣泛的研究領域內保證都有資助活動；從2003年開始的行動是在不同的計劃間實現靈活資助，以滿足不同學科群的需求；2004年開始的行動是縮短項目申請處理周期，每年實行多輪受理與批準。（3）在“創造性”目標下的投資戰略是支持多學科研究和早期研究人員提出的創新性方法，正在采取的行動是，向最優秀和最具創造力的研究人員提供長期項目支持，保留對早期研究人員的資助計劃，向創新性研究提供約100萬澳元的種子資金資助。
在制定發展目標、投資戰略和具體行動的同時，ARC還提出了“發現”領域的預期結果——即促進知識進步以推動新發現與創新產生——以及衡量結果是否成功的指標：（1）“卓越性”的績效指標有兩項：通過國際同行和終端用戶的評估顯示，并輔以投入-產出定量分析的支持，表明“發現”在廣泛的學科范圍內產生了國內外具有競爭力的產出與結果；澳大利亞具有競爭優勢的研究領域其實力得到加強。（2）“靈活性”的績效指標也有兩項：對ARC受資助者所來自的國別進行調查和分析顯示，“發現”吸引國際水平的研究人員來到并留在澳大利亞；對“發現”領域ARC資助計劃的靈活性和敏捷性進行調查，人們表示滿意。（3）“創造性”的績效指標為一項：評議報告和國際同行的評估顯示，ARC通過申請書評議和項目遴選過程而支持的研究具有新穎性特征，采用了創新方法。
從上述指標的具體化程度可以看出，ARC的戰略絕非“大而無當”或“空洞無物”，每個戰略目標都有可測度的績效指標，真正能夠發揮“宏觀指導、微觀操作”之功效。需要強調的是，ARC從2000-2001年度報告起，每年在年度報告中根據戰略計劃提出的績效指標，列出本年度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進展，以檢驗其實現戰略目標的績效情況，使得戰略計劃最終能夠落到實處。
3 結論與借鑒
制定科技政策與戰略是政府R&D管理部門和機構的主要職責之一，其公開性、科學性、合理性、可行性是國家R&D管理水平的重要體現。從ARC的政策研究和戰略制定可以看到，作為一個政府機構不僅要積極參與國家相關政策的制定，而且要重視自身的政策研究與戰略制定，以此提高決策的科學性，并提升自身的影響力；科學合理的評估是制定政策與戰略的重要依據，也是檢驗政策與戰略實施結果及效果的手段之一；政策和戰略制定的過程可看作是實施的基礎，因為政策與戰略制定過程中的公開討論與磋商能夠使相關各方的思想進行充分的交流與協調，以求達成必要的共識，并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而這正是政策與戰略得以順利實施的重要保障。對比我國的科技政策與戰略制定工作，我國存在重制定、輕實施的現象，在戰略制定中又存在重設想、輕論證的問題，在公開性、科學性和可行性等方面也有許多可改進之處?？疾霢RC的狀況，有以下幾方面的經驗可以借鑒。
3.1 戰略制定是績效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
實行績效管理是近年來發達國家政府公共管理改革的一大趨勢。美國于1993年頒布了《政府績效與結果法案》（GPRA），率先通過法律在聯邦政府部門和機構實行績效管理，要求各部門和機構制定5年戰略規劃（且每3年修訂一次），并每年提交年度績效規劃和績效報告，年度經費預算的批準與績效報告的審議直接相關。[ ]澳大利亞也于1997年通過了《財政管理和績效法案（1997）》，1999年通過了《公共服務法案（1999）》，規定了要對政府的工作實行績效管理。ARC法案的第6章對“規劃和報告”制度作了詳細規定，明確指出制定戰略計劃在其整個工作中的重要地位，要求年度報告中必須包括根據戰略計劃中設立的目標對ARC當年的實施情況進行績效評估的內容。因此，對于ARC來說，戰略制定不是一種姿態的展示，更不是爭取經費的手段，而是法律所要求的實行績效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制度將其工作置于政府和社會的公開監督之下，結果恰恰是增強了政府和公眾對ARC工作的信心，政府對ARC的投資在2001-2005年間將增加一倍！
我國近幾年也在公共管理中引入了績效管理的概念，但實施中只是在局部有所試點，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和制度安排。在戰略制定中往往仍然沿用計劃經濟時期的做法，偏愛制定宏大的中長期規劃，缺乏包括具體績效指標的實施方案、特別是年度績效規劃，而且，在規劃或計劃覆蓋的時期結束時也不要求開展評估，易造成“虎頭蛇尾”的現象。
3.2 評估是制定科技政策與戰略的重要依據
ARC凡有重大的政策變動或戰略出臺，必評估先行，評估已成為政策與戰略制定的重要依據乃至必要前提。ARC在2001年轉變為獨立機構前，對其組織結構、資助計劃、評議過程等開展了一系列評估，包括對國外職能類似的組織進行比較研究。在專門針對機構改革而開展的評估中，政策研究專家從科學研究與技術創新對澳大利亞的重要性出發，就ARC的組織機構、運行機制和管理成本等與美國、英國、加拿大、荷蘭等國的類似機構進行比較，充分討論現有體制的利弊，探討組建新機構的可能性，并提出具體建議。無獨有偶，日本國會于2002年秋通過法案，決定從2003年10起將日本學術振興會（JSPS）轉變為一個獨立機構。此前，JSPS也委托包括國外專家在內的外部評估委員會，于2002年2月開始對JSPS的組織結構及運行狀況等進行評估，充分考慮將來作為獨立機構的JSPS的地位、組織、功能與作用等方方面面，以此為依據提出政策建議。通過這樣的嚴格評估過程制定出來的政策與戰略，自然很有針對性，而缺乏評估的政策與戰略制定則如同“盲人摸象”。近年來我國科技界也開展了廣泛的評估活動，但評估對象還多限于研究人員、研究機構和研究項目等，以科技政策為對象的評估還不多見。隨著我國科技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評估活動也將逐步成為政策與戰略制定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3.3 公開的政策與戰略制定過程是實施的重要保障
現代政治的特征之一就是其公開性，從問題的提出到公眾參與的各方討論，再到政策制定與實施，都要求公開進行。ARC的經驗表明，公開的政策與戰略制定過程不僅是民主政治的內在要求，也是政策戰略得以順利實施的重要保障。制定優先資助領域戰略以及在不同的學科間分配經費一直是政府科研資助機構工作的重點和難點，因為每個學科都有其要求增加資助的理由。ARC的策略是，讓本機構以外的其他相關政府機構、澳大利亞科學界以外的國外科學家、科學界以外的產業界以及更廣泛的公眾參與這一過程，通過對其他機構資助活動及重點的了解，對與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密切相關的關鍵技術和科學問題的把握，以及聽取國外科學家的咨詢意見，制定的優先領域具有廣泛的代表性與可行性，不僅得到科學界的理解，也得到公眾的支持，保證了優先領域資助戰略的順利實施。而我國以往在科技政策與戰略實施中多有不到位的情況，除了政策與戰略目標不夠明確、內容不夠具體等原因，也和制定過程缺乏公開性和相關各方的廣泛參與有一定的關系，這也應是今后改革的一個重點。顯然，ARC的策略值得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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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一直有著重視戰略發展和政策研究的歷史，改革開放初期成立的教育研究所（現為教育研究院）就是一支重要力量。2000年，學校黨委行政根據“三講”教育中干部師生關于加強學校宏觀思考和戰略研究的建議，決定設立政策研究室，掛靠在黨辦校辦，但作為校級行政部門相對獨立運行。政研室從一開始就定位是校領導班子的研究、咨詢機構，在學校主要領導的直接領導下開展工作。
經過10多年發展，政研室隊伍逐漸擴大，職責日益明晰。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研究與高等教育相關的理論和政策、國內外教育領域的發展趨勢和動態，參與學校發展目標和規劃的研究制定，為學校決策提供理論、政策依據；二是參加或負責起草學校黨委行政重要文件和報告；三是在校內外進行調研，組織開展有關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的專題研究，為校領導和中層干部提供決策信息服務。
在工作實踐中，政研室形成了“高度忠誠、高度自覺、高度認真、高度和諧”的優良傳統和作風。高度忠誠，就是忠于黨的教育事業、忠于學校、忠于領導、忠于職守，把服務領導和服務群眾高度統一；高度自覺，就是自覺學習思考，主動研究謀劃，在被動中掌握主動；高度認真，就是嚴謹、細致、深入，替學校把好文字的最后一道關；高度和諧，就是對外加強溝通合作、甘居幕后、甘當配角，內部團結友愛、互幫互助，發揮集體力量。
政策研究能力建設探索
2011年是清華大學建校100周年。面向新百年的發展，學校向政研室提出了加強政策研究能力建設的要求。兩年多來，政研室圍繞政策研究能力建設這條主線進行思考和探索，在保證文稿服務、信息服務的基礎上積極開展專題研究和調查研究，不斷提高辯證思維、戰略思維、創新思維能力，努力為學校戰略決策發揮思想庫智囊團作用。
1.著眼國際國內形勢，開展高等教育發展戰略的理論研究。政研室多次參與中央和國家有關部門的文件起草工作，把理論研究成果直接轉化為有關政策舉措。2011年上半年，政研室參與起草了清華百年校慶有關重要文稿。根據同志提出的堅持“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的發展道路，2012年政研室在起草學校第十三次黨代會報告中，對于把世界一流、中國特色、清華風格有機統一到辦學實踐進行了全面闡述，為凝聚全校的思想共識發揮了積極作用。此外，還從歷史維度和數據挖掘的角度加強對學校發展規律的研究，注重新經驗的總結和概括，為提高學校管理科學化水平服務。
2.圍繞學校改革創新，開展高等教育改革發展的動態研究。2012年，《教育決策參考》連續幾期刊登了大規模在線開放教育的有關內容，引起了學校主要領導的高度重視。此后，政研室先后就在線教育起草了相關的報告、政策研究論文等多篇，從教育、經濟、文化、社會等多視角對在線教育可能帶來的深刻影響作了分析，許多觀點被教育主管部門采納。最近，政研室正組織力量進一步開展在線教育的系統研究。同時，配合學校有關部門開展人事制度改革、教育教學改革、學生社區管理等專題研究。
3.針對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開展思想文化研究。高校是民族精神和社會道德的守護者，應積極引領社會風尚，承擔好文化傳承創新的任務。為此，前幾年政研室提出建設創新文化的建議，被學校采納。時任校長顧秉林院士在百年校慶大會上的發言就以清華精神為主題，強調面向未來大力弘揚“人文日新”精神。在陳吉寧校長的高度重視和親自主持下，政研室參與起草了校長致大一新生的公開信和研究生、本科生畢業典禮講話，所提出的“生活獨立、思想獨立、人格獨立”“堅守良知”“懂得堅持、學會放棄”等觀點，都引起了積極的社會輿論。最近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政研室按照學校黨委領導的部署，積極開展群眾路線的時代內涵、黨群關系各種表述等專題研究，以澄員干部的一些模糊和錯誤認識。
從我們的探索來看，高校政策研究工作是結合學校實際的戰略性、前瞻性、針對性研究，既不同于教育研究院偏重理論和學術的研究，又不同于機關業務部門和院系偏重事務性的研究，而是把二者聯系起來的應用理論研究；政策研究工作既要緊緊圍繞校領導班子的決策需要，又要保持前瞻性，適度超脫于現實的具體工作；政策研究工作既要加強調查和研究，又要加強基本建設，如隊伍建設、制度建設、信息資料建設；政策研究工作的成果主要體現在“以文輔政”，文稿服務是衡量政研室工作水平的基本標志。
高校政策研究工作的思考與建議
對照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要求，高校政策研究工作還有很大差距，面臨著很多困難和挑戰。
1.存在的問題
封閉性。高校的政策研究工作基本上局限在教育范疇和學校內部，經常是“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處”。教育是社會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其他各項事業有著千絲萬縷的深刻聯系，教育改革發展的很多問題都涉及社會其他領域，甚至是由其他領域的矛盾決定的。高校戰略發展和具體政策也受各方面宏觀政策、社會環境、資源條件等約束。因此，就教育論教育、就學校論學校的政策研究往往無法觸及根本矛盾和關鍵問題，必須跳出教育看教育，從研究選題、機構設置、隊伍組成等方面有所突破。同時，當前我國面臨復雜國際形勢，高校智庫也需要圍繞國家戰略開展研究并作出積極回應。只有打破封閉思維，強化開放思維，高校智庫建設才有出路。
分散性。高校學科齊全、專家云集，這是地方和其他部委的政策研究工作無法比擬的優勢。但是，高校的政策研究力量由于受行政體系制約，處于分散狀態，沒有形成合力和品牌。同一學科領域，各高?；旧鲜歉髯詾檎?、單打獨立。在同一學校內部，也是各干各的，缺乏合作。以清華大學為例，像在服務國家決策方面，就有國情中心、農村研究院、經濟研究中心、金融研究中心等一大批研究機構，這些機構的運行往往靠教授個人的聲譽和影響，沒有形成學校的智庫品牌；在服務學校決策方面，教育研究院等院系主要關注學科建設、人才培養、學術研究等工作，教師們項目多、負擔重，參與學校政策研究幾乎完全是義務勞動，缺乏利益杠桿和有效機制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只有改變一盤散沙的局面，建立合作機制、改變評價機制、完善分配機制，高校智庫建設才有強大的生命力。
滯后性。首先是歷史原因，過去一個多世紀包括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教育發展的基本思路是研究和學習西方，政策研究往往也跟在人家后面，基本沒有突破。其次是客觀原因，主要是教育的長周期性和后效性，使相關的政策研究成效不明顯，超前思考、前瞻謀劃的動力不足。最后是體制原因，我國的教育政策總體上是一刀切的，而教育部的要求通常是適合所有高校，很可能對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一批沖擊世界一流的高校就是一種制約，因為創新本身是對現有政策的突破。我國已是第二大經濟體，將來還會成為第一大經濟體，中國發展的關鍵是中國的教育和人才，再唯美國是瞻已經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必須盡快從跟蹤轉向超越。就像當年美國高等教育對英國、德國模式的突破一樣。只有通過前瞻性的政策研究推動建立中國特色的教育理論和政策體系，為中國夢的教育版提供政策支撐，高校智庫建設才能實現質的飛躍。
2.舉措
為此，我們建議由教育部有關部門牽頭，從以下幾方面采取相應措施：
一是加強教育系統智庫的統籌建設。在全國高校規劃、部署和建設一批新型智庫，多方籌集資源，以立項方式重點支持高校開展與國家發展全局相關的戰略性、前瞻性、針對性政策研究。
二是加強對新型智庫的專題研究。組織高校政策研究部門，深入研究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內涵、功能、體制機制等，發揮對高校智庫建設的理論指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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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單位：
主辦單位：時代集團公司;北京汽車工業集團總公司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語
種：中文
開
本：大16開
國際刊號：
國內刊號：11-3714/U
郵發代號：82-834
發行范圍：國內外統一發行
創刊時間：1996
期刊收錄：
核心期刊：
期刊榮譽：
[分類號] C932
1 引 言
根據最新調查，全球共有5465個思想庫，而且數量還在不斷增加，學術界對思想庫的關注也不斷增加。從研究流派來看，學術界研究可分為兩類：組織形式、出現和影響的研究以及政策過程研究，后者探索的重點是思想和技能在政策過程中的作用。從研究區域來看，目前關于思想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英語國家，從20世紀90年代，學術界才開始關注歐洲中東部、亞洲以及發展中國家的思想庫。從研究對象來看，思想庫研究從對單個思想庫的分析研究，擴展到對思想庫網絡的研究，如Diane、Raymond。比較研究也是思想庫研究的一個顯著特點，而且大部分比較研究中都將美國思想庫作為比較對象，如Morgan等。雖然目前思想庫研究內容豐富、視角多樣，但對與科學技術政策相關的思想庫研究不太多。本文的目的是通過對這類思想庫的調研分析其特點和趨勢。
2 研究內容與方法
2.1 研究樣本
Martin認為思想庫是一個對重大公共問題進行研究和分析的組織，而James認為思想庫是對公共政策進行研究、分析或參與其中的機構，這些機構通過面向政策的研究、分析和建議使決策者和公眾在更多信息的基礎上進行公共政策決策。James的定義更清晰地反映出思想庫的性質(政策研究分析)、工作內容(面向政策的研究、分析并提出建議)和目的(使決策者和公眾在豐富信息的基礎上進行決策)。
思想庫有不同的劃分方法，如根據工作重點可分為政策研究型、思考建議型以及參與行動型。本文根據研究領域將思想庫分為政治類思想庫、經濟類思想庫、科學思想庫、社會問題類思想庫、軍事思想庫和外交思想庫等。這種分類也反映了思想庫所研究問題的類型。思想庫的分類并非是一種簡單、非此即彼的分類。與按工作重點進行思想庫劃分的方法相類似，思想庫可能涉及上述分類中的多個類型，稱之為綜合類思想庫。同時由于目前科學技術與社會間的密切關系，看似社會問題(如氣候變化)卻可能與科學技術政策有密切關系，以此類問題開展研究的思想庫也可以視為科學思想庫。
科學思想庫就是以科學技術問題或與之相關的政策問題為主要研究內容的思想庫，具體來說就是通過面向政策的研究、分析和建議，對科學問題及其有關科學技術政策進行研究、分析以及參與其中的機構?？茖W思想庫的目的是通過相關專業技術人員的知識與技能彌補決策者與公眾對科學技術問題認識的不足，它可以幫助相關決策者和公眾在更豐富信息的基礎上對相關科學問題進行決策。
James按研究領域分別對思想庫進行了排名，涉及領域包括：國際發展、衛生政策、環境、安全與國際事務、國內經濟政策、國際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環境問題與科學技術問有著密切關系，根據上文定義本研究將James調查中的環境類思想庫視為科學思想庫，研究樣本情況如表1所示：
James調查中環境類TOP10思想庫(共11個機構)構成了本文的基本研究樣本。為進一步增加樣本代表性，又增加氣候組織以及3個專門進行科技政策研究的組織，最后構成一個包括15個機構的研究樣本。
2.2 研究內容與研究方法
Morgan等認為思想庫目前面臨著各種挑戰：①需要多方資金支持；②需要招募“機智而且善于利用媒體”的人；③提出創新性思想，提供解決方案；④需要理解如何影響并引導公共政策。為此思想庫需要理解受眾、提供何種產品、成功的關鍵以及思想庫評價等問題。本文嘗試從上述幾個方面分析科學思想庫的現狀，具體包括：愿景與任務、資金與課題、組織結構與體制、產出與出版物、研究平臺與方法等。
內容分析法是一種客觀、系統、定量地描述交流明顯內容的研究方法，目前已經廣泛地應用到新聞傳播、圖書情報、社會學等領域。也有學者將該方法用于網絡環境中的研究，如Stephen等。鑒于本文研究對象資料的可獲得性，本文將采用對機構網頁進行內容分析的方法，對上述研究內容進行定量化描述與分析。
本文數據收集時間為2009年7月―2009年9月。在數據收集過程中，除韓國科技政策研究所無法訪問外，其余機構均可訪問。后文所用到的該機構資料均來自內部報告。
3 結果分析
3.1 概要
這些機構主要來自于美國，這與目前世界思想庫的分布相似。樣本中有多個思想庫從事多領域研究，屬于綜合類思想庫，如卡內基、布魯金斯學會；有專門面向環境資源問題的研究所，如世界資源研究所、世界觀察研究所等；也有面向科技政策研究的機構，如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韓國科技政策研究所等。這些機構代表了不同類型、面向不同問題領域的科學思想庫。
3.2 科學思想庫的特點
3.2.1 愿景與任務 14個機構(不包括韓國科技政策研究所)中，除德國發展研究所外，其余機構都有愿景或任務聲明。表2是對這14個機構網頁中愿景或任務內容的關鍵詞詞頻分析：
這些機構都明確將政策研究作為愿景或任務的核心，關注科學技術發展。這與上文關于科學思想庫的定義相一致。表中“Environment”、“Climate”等詞的出現，一方面是因為樣本的選擇，另一方面也說明科學思想庫在愿景或任務描述中一般都會明確地說明研究領域?！癐nternational”、“Global”以及“World”表明這些機構所關注內容的范圍，即全球，這也可能與研究樣本選擇有關(樣本中包括在世界上排名前10位的環境方面思想庫)。此外，從表2中也可發現這些機構的受眾：公眾與政府。通過對愿景任務的分析可以發現：科學思想庫都是以對某領域的研究為基礎，不僅為受眾提供信息及評價工具，而且還提供相關政策建議以及解決方案，目的就是要彌補公眾或決策者對科學技術及相關問題理解上的不足，以提高其決策的可靠性。
3.2.2 資金來源與選題 研究樣本中能從網上獲得資金信息的有11家。從對資金類型描述來看，11家機構都有基金支持，其余分別是公司、政府和個人，如圖1所示：
從具體描述內容來看，基金是這些科學思想庫最重要的資金來源。這些機構對政府資助的依賴程度和態度有很大不同。德國發展研究所認為保持機構獨立性的關鍵就是獲得政府資助。而卡托研究所卻聲明為保持機構獨立性，不接受任何政府資助，其資金主要來源是個人捐助。
未獲取資金信息的機構有四家。如果將從網頁是否可獲得該機構的資金信息視為機構資金管理透明度的表現形式之一，將機構是否入選TOP10看作為影響
力大小的表現，對這兩個變量的Fisher檢驗結果表明，具有不同影響力的思想庫在資金信息透明度上是有差別的(顯著度為0.05，伴隨概率P=0.033)。這也進一步證實了Morgan等人的觀點：歐洲思想庫落后于美國思想庫的原因之一就是其財會制度透明度比較低。
本研究中僅獲得蘭德公司的課題信息。蘭德公司的選題取決于具體的研究單位：從事社會經濟政策研究的單位通過競爭取得政府部門和私人基金的資助；聯邦資助的研究中心會接受來自于政府部門的研究項目；除此外它還會利用慈善和公司投入研究那些因為過新或比較緊急而無法取得具體資助單位支持的問題。
3.2.3 人員和內部組織 根據員工數量信息，可以將這些科學思想庫(不包括蘇塞克斯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分為3類，如表3所示：
科學思想庫非常注重利用外部人才。如卡托研究所有75名客座研究員，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員數量甚至遠超過其雇員數，高達94人?？茖W思想庫人力資源的突出特點是研究人員比例高、學位高且專業多樣。德國發展研究所和世界資源研究所均有2／3的人員在從事研究工作，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50多名員工中30多人具有博上學位，未來資源的大部分研究人員具有博士學位。人力資源組成r11包括了有學科背景和政策研究背景的研究人員。
本研究僅獲得了蘭德公司和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的組織結構圖。對其他機構組織特點的分析只能通過員工職位名稱和部門名稱進行。從所收集的資料來看，機構內部的組織機構可分為兩類：研究部門和研究支持部門。研究支持部門一般包括：行政管理、人力資源、外事、規劃、財務、圖書情報等。除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外，研究部門一般是按研究主題進行劃分，如蘭德公司將研究部門分為軍事研究、基礎設施安全以及環境研究、人口研究等。而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是按研究類型細分研究部門：面向理論研究、面向研究政策研究、科技預見中心、科技分析和指標研究部門。
研究支持部門的突出特點是對外關系。蘭德公司、卡內基等八個機構都有類似部門處理對外關系(包括媒體關系和政府關系)，如卡托研究所不僅設有政府事務經理，而且還設有媒體經理甚至于新媒體經理的職位。
卡內基和平基金認為國際化改變了思想庫的運作方式和結構，因此提出了新愿景計劃。新愿景將思想庫從一個聚集在一個地方的學者組織轉型為一個集成化的國際網絡。在國際化建設過程中，氣候組織也具有借鑒意義。該組織成立于2004年，總部在倫敦，美國、澳大利亞、香港和北京都有分支機構。各分支機構獨立注冊為公司或慈善機構，總部與其他地區團體間通過法律合同維持關系，內容涉及工作計劃協調以及機構名稱和商標授權等。
3.3 思想庫研究與成果推廣
3.3.1 研究類型與研究影響力 根據研究領域的相對集中情況，將環境類思想庫TOP10分為兩類，即專門研究環境問題的專門思想庫和研究領域比較豐富的綜合類思想庫。通過對比可以發現，11家機構中，專門思想庫只有4家(分別位列4、5、6、8)，僅占36％。從這些機構成立的時間來看，綜合類思想庫的平均年齡為55.4，而這4個專門思想庫的年齡為32.5。由此可見思想庫的成立時間與思想庫的影響力具有一定關系的。但4家專門思想庫中，皮尤全球氣候變化中心最值得關注，它成立的時間僅有11年。
3.3.2 研究支撐與成果評價 研究支撐包括信息資源及研究方法等內容。15個科學思想庫中有7家擁有圖書情報服務機構，主要職能是保存機構成果、收集相關研究領域信息。此外蘭德公司還有一系列的專業數據庫。本文僅獲得了3個機構關于研究方法的信息。日本科技政策所有專門的機構從事科學技術分析和指標研究，科技預見方法研究最為突出。蘭德公司除了相關數據庫和統計數據外，還公開了一些研究工具如健康調查工具等。德國發展研究所在專項研究中主要采用實證方法，特別是案例分析的方法進行研究。
從評價客體來看，評價可分為成果評價和機構評價。針對成果評價，蘭德公司提出了具體的評價指標，包括一般標準和特殊標準兩部分：①一般標準，包括問題描述清晰、研究方法設計與執行良好、數據與假設可靠等；②特殊標準，包括研究綜合全面、研究具有創新性、研究具有持久性等。而對機構的評價，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主要是利用獨立于機構之外的評價委員會。
3.3.3 出版物 通過對網頁中關于出版物類型內容的分析(即出版物類型詞語的頻率分析)，可以發現論文(包括期刊、會議和學位論文)、研究手稿、報告、圖書、期刊和簡報是科學思想庫出版物的主要類型，其次是證詞、專欄、演講和情況報道，最后是廣播、指標、參考書、小冊子和數據庫。從出版周期來看，包括了不定時的簡報、科學技術發展動態的季度分析、年度報告等。
通過出版物類型分析(見圖2)可以發現，目前科學思想庫的重點受眾是決策者和科學共同體，并非愿景分析中所提到的公眾與政府。說明許多機構在針對公眾的產品設計中存在問題，但也有少數機構利用專欄、演講、廣播及小冊子等形式針對公眾傳播其研究成果與思想，如卡內基、皮尤全球氣候變化中心等。
3.3.4 公共交流與Web2.0 科學思想庫除了利用出版物傳播研究成果外，還通過各種活動和技術來進一步擴大影響。許多機構都采用網絡技術特別是Web2.0技術加強與受眾之間的聯系，特別是與媒體的聯系。在所能訪問的14個機構網站中，9個機構有機構動態欄目，5家有專門針對媒體的欄目。
圖3是14個機構(不包括韓國科技政策研究所)網站中所出現的網絡技術：
從圖3可知，目前RSS已經超過了傳統的新聞組，成為主要應用技術。其他Web2.0技術依次為博客、社交網絡和播客網站。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蘇塞克斯科技政策研究中心未采用上述技術中的任何一種；而卡內基和卡托研究所采用了多項Web2.0技術；以世界資源研究所采用的Web2.0技術最多。這些Web2.0技術在一定程度上了彌補了公眾出版物的不足。
二、研究領域
主要從事會計與公司理財領域的教學研究工作。曾在《經濟研究》、《金融研究》、《審計研究》、《會計研究》、《投資研究》、《中國工業經濟》、《經濟管理》、《財務與會計》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80余篇，公開出版著作（含合作）7部。近年來李常青教授主要圍繞資本市場中的會計與財務問題開展理論與實證研究，具體如下：一是股利政策研究：1996年就借中―加大學產業合作基金的資助開展股利政策的研究，是“我國在這一領域進行研究的先驅者之一”。首次對股利政策理論進行了梳理和綜合性評述，為國內股利政策研究提供了借鑒性理論基礎；并結合中國實際情況，對股利信號內涵進行實證檢驗，為政府保護股東權益、規范股利分配行為和上市公司制訂股利政策提供了實證依據。其中專著《股利政策理論與實證研究》被譽為“挑戰公司財務研究中的理論迷題”，具有“高、新、實”特點，獲得第十三屆中國圖書獎和廈門市第五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二是公司治理研究：2002年中標上海證券交易所上證聯合招標課題“我國上市公司董事會效率研究”，以此為契機，對公司治理問題進行了較深入研究，提出董事會影響企業業績的基本模型和研究范式，并以ROE、EPS和EVA度量公司績效，較為全面地研究了董事會對公司績效的影響情況，首次將高管變更的類型分為高管雙向變更、高管離職和高管新任三種類型，對我國公司的高管變更展開研究。最近李常青教授正帶領團隊開展公司治理的新領域媒體治理的研究。三是會計審計問題研究：李常青教授一直關注資本市場的會計審計問題，其認為真金白銀也有瑕疵，現金流量表也可以粉飾，提出了識別現金流量表粉飾的四種方法，并率先在國內開展非經常性損益的實證研究，提出了完善我國非經常性損益披露制度的具體對策，李常青教授還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在我國會計師事務所規模與審計質量無關，會計師事務所聲譽也不能影響IPO折價，盲目引進國際四大所對上市公司進行補充審計意義不大。
三、主要論文和著作
《股利政策理論與實證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專著）；《我國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現狀及其成因分析》，《中國工業經濟》，1999年第9期；《現金流量表的粉飾與識別》，《財務與會計》，2003年第4期；《會計師事務所聲譽能影響IPO折價關系實踐研究》，《廈門大學學報》，2004年第5期；《董事會特征影響公司績效嗎？》，《金融研究》，2004年第5期；《滬市公司IPO業績效應研究》，《南開管理評論》，2005年第1期；《美國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的審計制度及對我國的借鑒》，《審計研究》，2006年第1期；《應用供應鏈理念發展商業銀行授信業務》，《投資研究》，2007年第3期；《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研究述評》，《廈門大學學報》，2007年第5期；《上市公司管理層討論與分析披露質量影響因素研究》，《經濟管理》，2008年第4期；《中國上市公司年報重述公告效應研究》，《會計研究》，2009年第8期；《家族控制、審計監督與公司治理――來自年報補充更正公告的經驗證據》，《審計研究》，2009年第6期；《半強制分紅政策的市場反應研究》，《經濟研究》，2010年第3期；“Family Control, Governance Environment and Cash Dividend Policy in China”，2010，ISTP檢索；Family contro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cash dividend policy :Evidence from China，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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