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2-19 16:1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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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這一嚴峻的宏觀形勢，世界各國政府應該審時度勢，果斷地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避免歷史悲劇的重演。
世界各國的中央銀行行長們可能沒有想到：他們在過去20年間治理與防止通貨膨脹取得巨大成功之后，面對通貨緊縮卻顯得有些束手無策。目前在全球范圍內，除了服務品價格有一定幅度的上升之外，其他物價水平呈整體下降趨勢。日本、德國、美國等發達國家均是如此，而作為世界經濟主要亮點的中國，物價水平也是連續下跌。面對這種情況，有些經濟學家開始懷念那種以溫和通貨膨脹為特征的經濟運行狀態。
在通貨緊縮期間，生產過剩是一種普遍的現象，消費者持幣待購心理嚴重，生產廠家失去了定價主動權，利潤空間受到很大的擠壓，進而影響其對未來投資的信心，裁員成為經常發生的事情。此外，物價下跌變相增加了借款的實際成本，加大了借款人的償債負擔。這一趨勢如果得不到扭轉的話，經濟衰退將是必然的結果。日本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通貨緊縮盡管表現為整體物價水平的持續下跌，但人們不能只從貨幣供給量乃至貨幣政策上尋找答案，也不能僅以放松銀根為基本對策，這需要財政政策的配合與其他綜合治理措施的實施。但同樣不容回避的是，貨幣政策在防止與治理通貨緊縮上負有巨大的責任。而且從日本的經歷來看，治理通貨緊縮要比防止通貨膨脹困難得多——這一教訓對決策者尤其重要。
2002年11月6日，美國聯儲第12次下調聯邦基金利率，達到了1.25%這個41年來的最低水平。這次大幅降息行動并沒有在市場引起積極的反映，反而引發了人們的擔憂——美國是否在重蹈日本的老路？美國經濟現在的狀態與10年前的日本有很多的相像之處。日本銀行在2000年3月已把利率降到零的水平，而整體物價水平還是連年下降，經濟萎靡不振，貨幣政策似乎失去了調控經濟的作用，成為了凱恩斯“流動性陷阱”的典型案例——由于借款人對經濟前景失去了信心，無論利率降到什么水平，都不愿意借款與投資。
人們難免要問：如果利率降到了無法再降的地步，中央銀行還有什么刺激經濟增長的工具？為了打消人們的擔心，美聯儲高層人士不斷表示：即便是聯邦基金利率降至零，它仍然有充足的工具來刺激經濟。格林斯潘最近表示：中央銀行可以購買政府債券，以此降低政府的融資成本及長期利率水平（在西方，中央銀行所能夠控制的只是短期利率，長期利率仍然由市場決定）。聯儲理事會理事BenBernanke走得更遠，他在2002年11月下旬的一次公開談話中，明確指出在1942至1951年期間，美國中央銀行購買了大量債券，促使政府債券收益率水平保持在2.5%的水平（相當于現在的5%）。如果這一手段仍不奏效，中央銀行可以接受商業票據為抵押，通過貼現窗口向銀行貸款，以此降低借貸成本。Bernanke先生還提出了第二個備選方案，就是由聯儲購買外國政府債券，迫使美元貶值。但他同時注意到美元政策是財政部的職責范圍，而且鑒于美國對外貿易占GDP的比例不是很高，美元貶值不能有效地解除通貨緊縮壓力。Bernanke先生提出的第三個方案更為極端，即聯邦政府推行減稅政策，以刺激經濟，同時，聯儲購買聯邦政府發行的債券，所籌集資金用來彌補減稅造成的虧空。這一方案的實質是中央銀行開動印鈔機，發票子。
上述政策建議出于聯儲高層口里，多少有些讓人震驚。在過去20年里，世界各國的中央銀行一直把防止與治理通貨膨脹當作自己最重要的職責之一，貨幣主義成為了它們的基本理論信條。中央銀行通過調節貨幣供應量與利率水平，把物價控制在認可的范圍之內。但到了現在，世界經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短期利率處于歷史低位，中央銀行投放基礎貨幣失去了正常的渠道，在這種情況下，中央銀行表現了應有的膽量與勇氣，探索非正統的政策工具，駛向了這段沒有航標的里程。
日本銀行已經率先這樣做了。為了刺激經濟，維持銀行體系的流動性，日本銀行從2000年3月開始在市場上大量買進政府債券，并于2002年11月20日決定把其銀行體系往來賬戶余額的上限提高到20萬億日元（相當于1200億美元），這意味著每月需要在市場上買入1.2-1.5萬億日元的債券，等于日本政府凈融資額的三分之一。日本銀行的主要目標是盡可能地把長短期利率控制在歷史最低位上，由此減輕私人借款人及日本政府的融資成本（盡管日本政府債務余額達到了其GDP的140%，而其30年債券的收益率只有2%左右）。此外，日本銀行在9月18日宣布：它準備從商業銀行手中購買它們所持有的股票，并于12月初付諸實施，以此幫助商業銀行清理包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其11月份的日本年度報告中肯定了上述做法，并督促日本銀行“在沒有標尺的地方堅定地走下去”。
日本國內現在正醞釀著一個更具爭議的貨幣政策——要求日本銀行明確確定一個通貨膨脹目標，比如說是3%，然后想方設法達到它。這樣做的目的，一是進一步增發貨幣，擴大貨幣供應量，同時引導公眾及企業的價格預期，以此解決通貨緊縮問題。對于盯住具體通貨膨脹率的貨幣目標，其他國家的中央銀行也有這樣做的，如英格蘭銀行，但它們的出發點是把通貨膨脹率控制在既定目標之內，而不是像日本銀行那樣，設法把負通貨膨脹率抬升到既定的目標。
筆者認為，國外中央銀行的做法對我們有很大的借鑒意義。盡管我國經濟增長保持著很高的水平，但許多深層次的問題如通貨緊縮壓力、國有銀行不良貸款、財政可持續性等不容回避?；仡?998年以來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基本取向（積極的財政政策與穩健的貨幣政策），筆者認為中央銀行能夠而且應該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做出更大貢獻。
為此，筆者提出一項具體的政策建議：建議中央銀行向四家資產管理公司發放再貸款，用于收購四大國有獨資銀行遺留的各類政策性貸款。理由是：資產管理公司在1999年收購近1.4萬億元不良貸款之后，并沒有完全解除四大銀行的不良貸款包袱，不良貸款率仍然高于國際水平，絕對額過大，無法自我消化。這些不良貸款中的很大部分仍然是《商業銀行法》頒布之前形成的，具有明顯的政策性特征，如果不能較為徹底地剝離出去，則難以分清銀行管理層的責任，不能充分發揮經營者的積極性。鑒于國有銀行在銀行體系中的地位與國有獨資背景，這些不良貸款被看作是中央財政的隱性負債，遲早要由國家解決。實事求是地講，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中央財政很難有力量解決四大銀行的不良貸款包袱問題——注資或者為資產管理公司發行債券提供擔保等做法，均超出中央財力。鑒于此，人民銀行應該模仿國外同行的做法，試探以非正統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困擾多年的問題。筆者認為，只要遵循正常的法律程序，審慎地設計分步實施方案，確定合理的再貸款金額，這個建議是可以操作的：既能促使中國銀行體系的健康發展，為可持續的經濟增長營造良好的融資環境，又不至于引發無法控制的通貨膨脹。當前國內外經濟環境為我們解決國有銀行不良貸款問題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外部環境，貽誤時機將非?？上АＨ?、泡沫過后的美、德、日銀行體系
在經歷過這次巨大的泡沫之后，人們驚奇地發現，這次股市暴跌尚沒有在美國引發金融危機——這與1929年形成了強烈的對比。美國大銀行盡管傷痕累累，但它們的資本充足水平仍然很高，信用等級保持在較高的水平，仍然具備對外支付能力。與此相比較，德國等銀行體系蘊含著巨大的系統性風險，日本銀行體系則處于風雨飄搖之中。它們可以形象地比喻為：一個不錯，一個不怎么樣，一個是一塌糊涂(Thegood,thebadandtheugly)。人們不禁要問：這是為什么？
1、美國銀行體系經受了考驗。上面已經提到，美國股市崩潰所造成的財富損失是史無前例的。在1929年之后的兩年里，美國股市市值損失額相當于GDP的60%，而在2000年3月之后的兩年里，市值損失額相當于GDP的90%。但在近兩年里，美國只有11家規模很小的銀行倒閉，而在1989-1991年期間將近有500家銀行倒閉，在30年代初期更有幾千家銀行倒閉。我們可以大膽地作出這樣的判斷：假如此次股票泡沫沒有引發嚴重的經濟危機，主要是因為穩健運轉的銀行體系為宏觀經濟提供了有力的支撐。
我們認為美國銀行體系的穩健源于以下幾個因素：第一，隨著美國金融市場的不斷發展，直接融資的比例大幅度上升，銀行貸款的重要性下降。據統計，在美國整個金融資產中，商業銀行（包括儲蓄貸款協會）所占的比例：1912年為79.3%,1948年為68.2%,1980年為56.2%,1997年為46.9%。在90年代通訊、信息科技、媒體等如火如荼的時候，風險投資提供的資金融通從1995年的50億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1450億美元，上市(IPO)融資從1995年的303億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604億美元。高收益債券市場也為大量的新電信企業提供了幾千億美元的資金融通。當股市崩潰的時候，損失慘重者并不是銀行，而是那些保險公司（尤其是人壽保險公司，它們的股票投資最高可達其資產總額的60%）、共同基金、退休基金以及數以千萬計的個人投資者。
第二，巴塞爾協議的實施大大增強了美國銀行體系的資本實力以及消化損失、抵御風險的能力。據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統計，截止到2002年9月底，美國最大的25家銀行持股公司的資本總額為3807.3億美元，準備金余額為408.35億美元，而不良資產余額僅為408.35億美元。這些銀行的核心資本充足率平均為8.7%，總資本充足率為12.24%，遠遠超過巴寒爾協議4%、8%的最低要求。巴塞爾協議的實質在于以銀行資本金限制其資產的盲目擴張，同時鼓勵銀行采取積極的風險管理措施，從實際情況來看，這個目標已經達到了。
第三，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金融市場與金融創新的長足發展，美國銀行業能夠對經營過程中所面臨的信用風險、市場風險等進行積極的管理，把不愿意承擔的風險轉嫁給其他投資者。例如，據2002年1月31日英國《金融時報》消息，美國證券化資產(Assetbackedsecurities)、信貸衍生工具(creditderivatives)分別從1995年的3150億美元、1756億美元增加到了2001年的10480億美元、15810億美元。此外，美國銀行業在風險管理技術上進行了大量的投入與創新，能夠對風險給予更加準確的甄別、量化與定價，風險管理水平明顯提高。
2、德國銀行體系處境不妙。二戰以來，在嚴厲監管體系下的德國銀行體系一直享有穩健經營的美譽。但在近期宏觀經濟表現不佳、公司破產處于歷史高位等外部環境下，德國銀行業的經營業績十分糟糕，裕寶銀行(HVB)、商業銀行、德勒斯頓銀行等德國大銀行均出現了巨額虧損。2002年9、10月間，投資者在金融市場上恐慌性地拋售銀行股票，銀行系統性風險一觸即發。為什么會是這樣？除了上述宏觀原因之外，我們認為還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全能銀行模式暴露出弱點。在德國，大銀行與大企業之間交叉持股的現象十分普遍，這一方面可能導致銀行放寬授信標準，關系貸款增加，造成信貸損失；另一方面，隨著所持公司股票的價格下跌，巨額未實現損失削弱了銀行的資本基礎。例如，2002年9月，德國商業銀行未實現損失高達19億歐元。
第二，過于擁擠的銀行導致過度的競爭，而不平等的競爭格局產生了非理性的授信行為。德國共有2700多家銀行，每百萬人口就有515個銀行分支機構，遠高于英國（250個）與法國（420個）的水平，銀行服務供給過剩。不僅如此，在德國銀行體系三分天下的格局中，由州政府擁有的公共銀行以其信用等級高、融資成本低的優勢，與商業銀行競爭貸款機會，導致貸款利差的不斷收窄。商業銀行被迫應戰，不得不以薄利多銷的方式爭攬業務，無法根據貸款的實際風險程度制定合理的價格，而一旦宏觀經濟環境惡化，商業銀行發現大量的不良貸款冒了出來，而微弱的盈利水平制約了自己核銷壞賬的能力。
第三，德國銀行業的經營效率有待改善。德國是世界上勞工成本最高的國家，嚴厲的法律限制了銀行節約成本支出的回旋余地。例如，2001年，德意志銀行的費用率(efficiencyratio)高達123.21%，高出花旗集團一倍（花旗集團的費用率為63.58%）。
3、總也走不出危機怪圈的日本銀行業。20世紀80年代是日本銀行業風光無限的年代，而隨著泡沫的破滅，日本銀行跌進了自己怎樣也爬不出來的深淵。據估計，日本銀行業累計核銷不良貸款折合1300多億美元，而現在不良貸款余額仍然高達47萬億日元（約4000億美元），貸款核銷的速度總也趕不上新冒出的不良貸款。2002年11月下旬，日本七大銀行預計本年度虧損3050億日元（約25億美元）。在短期利率接近為零的市場環境下，日本銀行業很難依靠自我盈利解決自己的問題。
不少人把日本經濟沒有盡頭的萎靡不振歸結于銀行體系中介功能的喪失。在過去6年里，日本銀行體系的貸款余額連續下跌，銀行不愿意也沒有能力承擔任何信貸風險，大量的存款被投資到收益率極低的國債市場上，或者投資到國外金融市場上，銀行難以很好地發揮金融中介的作用。盡管日本政府連續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國債余額達到了GDP的140%，日本經濟仍然看不到什么起色。
4、兩種銀行經營模式孰優孰劣？美國、德國、日本三國銀行體系的不同表現不禁使人聯想到學術界關于兩種銀行經營模式的爭論。第一種模式稱作“保持一定距離的銀行經營模式”(keepatarm''''slength)，它在美、英等國家最為典型。在這種盎格魯撒克遜傳統之下，銀行總是與客戶之間保持“一臂”的距離——不遠也不近。第二種稱作“以關系為本的銀行模式”(relationshipbanking)，以日本最為代表，在亞洲廣泛流行。在這種模式之下，銀行強調與客戶之間的關系，同舟共濟。
我們可以以一個例子來說明兩種模式的差別：假如銀行對一個老客戶的貸款余額為1億元，現在，客戶遇到了經營上的困難，授信風險開始顯現。按照第一種模式，英美銀行一般會采取以下行動：立即停止新增授信，采取資產保全措施，盡可能降低已有授信的風險；這樣做的理由是，既然風險已經出現，銀行不能新增授信，銀行應把最大的損失控制在1億元之內。按照第二種模式，亞洲國家的銀行一般不會馬上采取過急行動，而是根據客戶的實際情況，考慮新增授信，以幫助企業渡過難關。這樣做的理由是：如果不新增貸款的話，原來的1億元貸款可能成為損失。但問題是，如果不成功的話，其損失可能會超過1億元。
經濟學界關于兩種銀行經營模式的爭論由來已久。鑒于日本、韓國等亞洲國家在二戰之后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成就，很多人認為“以關系為本的銀行經營模式”優于“與客戶保持一定距離的經營模式”，因為前者能夠為企業提供低成本的資金，而且，銀行愿意繼續向遇到經營困難的企業提供貸款。但是，在亞洲金融危機及日本銀行體系積重難返的現實面前，很多人轉變了看法，認為亞洲模式在經濟快速平穩增長的宏觀環境下能夠很好地運轉，而一旦經濟放慢或者步履蹣跚的時候，問題就出現了，這是因為銀行繼續向本應斷絕資金來源的借款人發放貸款，其結果是新的巨額資金又跟著損失掉了，致使銀行壞賬長期無法得到解決，影響經濟增長。
5、應該吸取的教訓。通過對三國銀行體系的分析，筆者提出兩個個人觀點：第一，如果按照上述兩種銀行經營模式的劃分，我國明顯屬于關系型經營模式，強調與客戶同舟共濟，共同發展，授信行為不夠嚴格，貸款定價也反映不了銀行所承擔的內在風險。鑒于日本及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我國銀行界值得深刻反思，以免重蹈覆轍。第二，我國正處于利率市場化的進程之中，而政策性銀行依靠政府賦予的優勢（以發債特權籌集長期低成本資金、財政補貼等），與商業銀行競爭商業性業務，致使價格戰愈演愈烈，貸款利差一再收窄，其損害力是巨大與深遠的。對于我國的決策者來講，重要的不是一味地強調利率市場化的緊迫性，而是為利率市場化創造必要的前提條件，比如說，如何解決市場參與者的公平待遇問題。德國的教訓是十分深刻的。
3、傳統商業銀行經營模式與價值觀的復興
傳奇式的投資家巴菲特有一個有名的論斷：“只有當潮水退下的時候，你才能夠看到誰在光著身子游泳”。在股票泡沫過后，金融行業流下了很多鮮活的素材值得研究。我們發現：很多當時看來十分新穎的觀點、商業模式也不過爾爾，而一度被認為迂腐的傳統商業銀行模式重新煥發出風采。還有，“新經濟”時期那些不拘一格、敢打敢沖的“企業家”思維只是曇花一現，而真正具有持久魅力的仍然是守信、節儉、審慎決策、避免利益沖突等價值觀。這對于日益開放的中國金融業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1、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相融合的模式遭遇挫折，傳統商業銀行模式煥發光彩。鑒于1929-1933年金融危機的沉重教訓，美國通過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把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分割了開來。這個法律的初衷是防止銀行以低標準的授信條件爭攬投資銀行業務。60多年過后，這個法律在1999年被取消了，旅行家集團與花旗銀行合并、大通銀行收購J.P.摩根銀行等，建立了融商業銀行、投資銀行與保險公司為一體的金融集團，并在市場上取得了第一、第二的位置。嶄新的經營模式在世紀之交成為國際銀行業發展的主流。但好景不長，在股市崩潰之后，這一經營模式遭遇了沉重打擊。安然、世通公司等倒閉案件不僅讓大通摩根、花旗集團等承受了巨大的貸款損失，而且紛至沓來的種種指控、司法調查（如指控銀行幫助公司客戶隱瞞債務、虛增盈利；指使分析師發表過分樂觀的股評報告，以此爭攬投行業務，誤導投資者；等等）及幾億美元的罰金嚴重地損害了它們信譽，致使它們的股票價格暴跌。摩根大通的股價在2002年10月9日為15.45美元，只有其黃金時期的23.5%（2000年3月23日為65.67美元），花旗集團在7月24日的股價為22.83美元，相當于五年來最高點的40%（2000年8月28日為54.9美元）。近期兩只股票仍然在低價位徘徊。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匯豐集團、美洲銀行等銀行的股票表現要好得多。2002年，匯豐控股的股票價格基本徘徊在7-8英鎊之間，與1998年以來的平均水平相差不多，與最高價格（2001年1月24日為10.92英鎊）差別不大。在美國三大銀行中，美洲銀行是股價唯一上漲的銀行。它目前的股價為68美元左右，高于5年來平均水平，與最高價格（1998年7月14日為87.93美元）相差不多。
為什么會是這樣？我們可以從四家銀行的盈利構成中明顯地發現各自經營模式的差異。不難發現，傳統商業銀行業務為美洲銀行、匯豐銀行帶來了穩定的盈利，而對于花旗銀行來講，盡管其消費銀行業務十分成功，占據半壁江山，但卻受到了投資銀行業務的拖累，摩根大通銀行的投資銀行業務可謂是一塌糊涂，全靠零售業務支撐局面。
據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公布的數字，2002年第三季度，美國三大銀行凈收益的構成情況如下：
(1)花旗集團：全球消費銀行占凈收益總額的59%，全球公司及投資銀行占32%，全球投資管理占11%，自營投資業務占-3%，公司業務占1%；
(2)摩根大通銀行：投資銀行為凈收益總額的-79%，零售銀行及中小客戶金融服務占248%，資金與證券業務占65%，投資管理與私人銀行占30%，風險投資業務占-87%，公司業務為-78%。
(3)美洲銀行：零售及商業銀行占凈收益總額的71%，全球公司及投資銀行占19%；其他公司業務占14%，資產管理業務占3%，股權投資業務占-7%。
另據Bloomberg的專題文章，匯豐控股2001年的盈利構成為：公司金融業務占凈收益總額的38.4%，個人金融業務占33.4%，商業銀行業務占22.7%，私人銀行業務占3.9%，其他占1.6%。
我們認為，隨著個人財富的不斷增長，以個人為對象的按揭貸款、信用卡、資產管理等金融服務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與盈利前景。而且，從亞洲金融危機乃至近兩年歐美國家的實際來看，個人信用遠比企業信用具備更強的抵御經濟周期負面影響的能力。現在，世界各國的大銀行紛紛把業務發展的重點轉向以個人為對象的金融服務上，并已經形成了一股潮流。
然而，在我看來，這一切還只是表面現象，而絕不是根源。根源應該存在于導致美國貸款買房的債務人越來越普遍地無力還款而不得不斷供的社會因素里面。
一般來說，如果銀行明知一個人根本就無力還款，還要高額貸款給他買房是不可能的；而覺得自己根本就沒有還款能力的人，也是不可能貸款買房的。
這就是說，凡是能夠得到貸款買房的債務人，在當時是有還款能力的，至少自己和銀行確定有還款能力。
由此可以斷定，美國貸款買房的債務人無力還款以至于不得不斷供，肯定是后來的原因造成的。
而且，我們知道，債務人斷供必將迫使銀行收回房屋，損失最大的首先是債務人，前期的投入可能都會化為烏有。所以，債務人不到萬不得已，是絕對不會輕易斷供的。
如此分析，我們不難得出結論，美國貸款買房的債務人越來越普遍地無力還款而不得不斷供的主要原因，無疑是貸款時預期的收入減少甚至沒有了。
換句話說就是：美國貸款買房的債務人越來越普遍地或破產、或減薪、或失業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美國貸款買房的債務人越來越普遍地或破產、或減薪、或失業的呢？
無疑是市場不景氣。
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市場不景氣的呢？
無疑是競爭太激烈。
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競爭太激烈的呢？
無疑是生產力過剩。
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生產力過剩的呢？
無疑是資本家對利潤的追求以及迫于外部競爭的壓力，總是盲目地、不斷地改進技術，擴大生產規模，造成生產能力無限擴大的結果。
如果美國市場是封閉的，那么，這一切無疑是美國的資本家造成的。
但是，如今美國市場基本是開放的，每年的對外貿易額都很大。而且，在美國的對外貿易中，最突出的問題是貿易逆差不斷擴大，導致這種情況出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1．美元匯率過高。80年代中斯前后，為刺激各國對美投資，美國政府幾次提高美元匯率，致使美元升值了50％以上。由于美元匯率過高，美國產品在世界市場上便失去了競爭力。
2．在美國的貿易伙伴中，有些國家如日本對美采取不公平的貿易做法，使美國產品難以進入該國市場，造成了較大的貿易逆差。
3．美國產品本身的原因。80年代以來，在外國產品潮水般涌入美國的時候，美國國內生產的某些產品卻出現了價高質次的問題，喪失了國內外市場，從而導致出口萎縮，進口猛增，貿易逆差不斷擴大。
這些現象無疑表明：當今美國的生產力過剩，已經不單是美國資本家的作為所致，其它國家的資本家顯然功不可沒。
不說別的國家，僅中國這些年來，對外貿易額就越來越大，而且順差也越來越大，以至于積累的外匯儲備已達近兩萬億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無疑是從美國市場上賺來的。
各個國家的大量的價廉物美的商品充斥到美國市場，并被美國消費者購買和享用，必然會導致美國相關產業的產能過剩，致使這些產業的一些資本家破產，許多就業者不得不被減薪甚至失業。
這些產業的破產資本家及其他失業者，為了生活必然會壓縮開支以及涌入其它行業掙錢，這就勢必會影響其他產業的利潤以及薪酬，導致越來越多的人被減薪甚至失業，以至于越來越多的人不得不壓縮開支，導致整個社會需求逐漸萎縮，必然會使許多貸款買房者，越來越普遍地無力還款而不得不斷供，導致銀行的資金鏈斷裂，從而引發了金融危機。
而且，如今這些現象絕對不會僅限于在美國發生。
因為，所有向美國等其它國家出口商品賺取外匯的國家，專門生產出口商品的這部分產能，對于國內需求來說，本來就是多余的。一旦國外需求萎縮，這部分產能也就必然過剩，致使這些產業的一些資本家破產，許多就業者不得不被減薪甚至失業。這些產業的破產資本家及其他失業者，為了生活必然會壓縮開支以及涌入其它行業掙錢，這就勢必會影響其他產業的利潤以及薪酬，導致越來越多的人被減薪甚至失業，以至于越來越多的人不得不壓縮開支，導致整個社會需求逐漸萎縮，最終也會出現金融危機乃至經濟危機。
1、調整的背景。
1994年，我國銀行業接受了一個國際準則，即巴賽爾銀行監管委員會所制定的資本充足率標準。這說明我國的銀行業開始走向市場、走向開放。巴賽爾條約要求銀行的核心資本與其加權風險資產的比例至少為4%，其總資產或凈值占其加權風險資產的比例至少為8%。這是一個保證國家金融系統安全的有效準則，不僅為35個契約國所接受，而且為世界大多數國家所承認，我國還將該標準正式載入商業銀行法第39條中。按巴賽爾標準，商業銀行必須要按照有風險的企業來進行經營，而不能以空殼銀行通過轉手經營儲蓄者資金來生存。這與空手套白狼的傳統銀行理論不同。按照傳統的銀行理論，銀行是將資金所有者“典當”的資金視為自己的資金貸給需求者，銀行本身并不在經營中投入資金。由此造成了銀行的道德風險(高風險經營)、破產威脅及信用下降，給銀行業的經營帶來了困難，所以，為控制風險，提出資本金標準是一個最有效的辦法。這就是巴賽爾條約的含義。
80年代，我國的銀行與財政分離，開始承擔獨立的職能，但是，由于傳統計劃經濟的遺產，再加上國家財力因放權讓利而削弱，政府為控制經濟，我國銀行業采用了近乎壟斷的國有銀行體制，國家通過該體系將收集的資金投于國有企業。為了使該流程不至于被中間截流，國家通過各種手段限制居民的資本選擇，如取締民間非正規金融，限制證券市場發展，控制直接投資等，但是，隨著經濟改革不斷深入和經濟的發展，單一的資金獲取渠道無法滿足不斷增加的社會資金需求，于是，90年代初我國銀行業經過了一輪自由化的改革，出現了一些非國有股份制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由于國有銀行壟斷了社會資金的分配，不利于正在興起的非國有經濟的發展，于是在一些地方開始自發形成以信用社和基金形式出現的金融組織，擔負著地方性的資金融通工作，成為鄉鎮企業和城市非國有經濟資金供應的主要渠道。至1994年，全國的城市信用社達5000家以上，其貸款的一半以上流向城市集體企業，8%左右流向私營企業。據估計，提供給私營企業的貸款相當于國有銀行的5倍。但是，這些金融機構所具有的先天不足是信用度低，資金量小，只能以高利率來吸收社會資金或從國有銀行借款，然后以較高利率借出，這就增大了經營風險。在經濟高漲時期，風險通常被掩蓋起來，而一旦經濟緊縮，普遍出現經營困難，不僅資金來源成了問題，而且貸出去的款也難回收。國家借此進行了金融整頓，合并了機構，走上了金融集中化的道路。這些合并后的機構又成了另一類壟斷型的機構，對中小企業的貸款來源由此也被切斷。與此同時，國有銀行也搞起了第二銀行，即信托投資公司。在銀行的帶動下，其他機構也加以仿效，于是成立了大量非銀行金融機構。這些機構名義上從事委托存貸業務，實質上是利用關系以低利息從國有銀行弄來資金，然后以市場利率貸放出去，或干脆自己從事房地產等高風險高盈利投資，這實際上是國有銀行逃避國家信貸管理進行風險投資的手段。據估計，到1995年底，國有銀行對信托機構的放款數額達5500億元，這也是國有銀行呆壞賬快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為了整頓金融秩序，央行采取了壓縮信托投資公司規模使其與商業銀行脫鉤的辦法，其數量從1994年底的393家降到1996年底的244家，但其造成的資金損失大多已無法挽回。
還有一個因素也要看到，國有商業銀行迅速在全國布網經營，但由于實行地方的分權式管理，這些機構成了地方政府的錢口袋，再加上銀行經營管理不善，許多基層機構成為國有銀行的包袱。90年代中后期，隨著銀行商業化的推進，巴賽爾標準的實施以及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國有銀行不僅追求效益的沖動開始占了上風，而且金融風險意識逐漸增強。于是，在國家整頓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風險形勢下，各個商業銀行開始收縮戰線，壓縮基層銀行機構，上收貸款權力，貨幣市場出現了逆細分化傾向，一方面存貸款向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集中，其壟斷趨勢進一步加強，另一方面，其他商業銀行也從基層行集中資金，進行大額度放款，使得中小企業獲得銀行資金的渠道進一步萎縮。這一格局由于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而變得更嚴重，銀行收得越來越緊。由此可見，在壟斷和集中化的主導趨勢下，我國的銀行體系還面臨著以下問題，一是國有銀行包袱重、經營管理水平低，且資源壟斷嚴重；二是非國有銀行實力有限，信用度不高，規模過小，抗風險能力差；三是沒有形成合理的利率決定機制，致使銀行經營風險大。在這種格局下，因為國有銀行的資金主要投向國有企業，資金的流向不盡合理，所以給整體經濟發展造成了困難，這是銀行業調整面臨的基本矛盾。
2、調整什么，怎樣調整
從一國的整個資金流動過程看，個人獲得的各種資金有三個流向，即消費、儲蓄和其它投資，社會資金流入銀行業暫時或長期地存放，銀行所能動用(貸款)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銀行能夠完全履行其作為資金集散中心的職能，則經濟運行中的資金供應是基本平衡的，因為資金供求者與商品市場上的商品供求者正好地位相反(不考慮外部因素)。但是，在經濟劇烈波動或資金流動存在結構性失衡時，上述的對稱性被打破，就會形成資金供求失衡。在我國的資金流動過程中，這種失衡主要由結構性因素引起，銀行吸收分散資金集中供給國有企業的結果是，資金過多地流向并沒有那么大需求和能力的國有企業(甚至有些充當了資本金)，而其它需求者的資金無法滿足，于是形成資金的二次分配和多次分配，人為地造成資本高價和配置扭曲，而且形成了一條長長的資金食利鏈，滋生腐敗。不僅如此，國家控制儲蓄利率也是對供給者的利益剝奪，因為儲蓄者被取消了資金使用的選擇權，只能以低價獲得利率。對于從事資金集散的銀行來說，更是獲得了一個獨一無二的壟斷地位，資金支配權成了獲利的最佳工具。通過低價收集資金剝奪儲蓄者的利益，并沒有通過商品的低成本和低價格返還消費者，而是成了各類中間取利者的收益和無效益的投資，結果是銀行反而背上了重債。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沒有正常的融資渠道，為高利貸的盛行大開了方便之門。這就決定了我們調整銀行結構的基本出發點，即疏通資金流通渠道，形成有效率、市場化的資金集散中心。由此而涉及的政策問題相當復雜，主要有：
一是要堅決消除資金無效分配機制，使資金流向合理化。目前，國有銀行給國有企業服務的情況并未改變，國有企業提供了二、三產業整個產出的不足40%，但卻占用著60%以上的資金投入，這是造成銀行業困境和社會資金失衡的主要因素。使資金能真正按市場規則進入資金的真正需求部門，是體制和政策調整的主要目標。
二是要形成合理的銀行結構體系，打破銀行業的國家壟斷。在我國，國有銀行的資金流入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是國有銀行的服務對象。由此而提出的問題是，如果我國銀行體制還基本上是國有銀行的一統天下，資金的合理分配就不可能，銀行業的正常競爭也不會形成。所以，要求國有銀行擴大服務對象，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廂情愿，最根本的辦法還是打破國有銀行的壟斷，鼓勵和發展緊貼市場的非國有金融機構。一般來說，一個穩定而有效率的金融體制是從民間部門的利益沖突及其協調過程中生長起來的，而在計劃體制背景下進行的金融市場化改革，其實質更應是政府部門的退出與民間部門的進入和成長，變政府配置金融資源為由民間部門配置金融資源，進而在民間部門之間確立正常的金融交易關系。不僅如此，資金服務是一個多層次、多樣性的體系，因為資金需求是復雜的，單靠正規的銀行業并不能全部解決需求者的問題，如農民貸款，城市小型工商企業、個體勞動者、風險型企業、貧困人群和特殊人群的資金需求等，只有通過各種特殊的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才能提供服務；銀行體系完備了，資金的結構性流動失衡才能最終解決。所以，開放銀行業的投資，形成多元化的銀行格局，是提高銀行業經營管理水平、降低金融風險、提高資金利用效率的重要一環。此外，現有100多家中小商業銀行也有一個調整問題，包括存款保險、重組合并、剝離不良資產等。三是對國有銀行進行調整。在這方面，政府開始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提高銀行業的資本金，降低不合理債權；將逐步對國有獨資商業銀行進行改制，引進其他投資者；從建立現代銀行制度入手完善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水平、精簡機構人員、提高銀行競爭力等，使國有銀行逐步走向市場。同時，為了緩解宏觀資金分配的矛盾，合理劃分了銀行貸款權限，將服務對象擴大到各類非國有經濟。這些政策調整有利于國有商業銀行擺脫困境，提高競爭力，但要真正取得突破，必然涉及到產權、人員、資本金、治理結構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的根本改革。如果說國有企業的改革困難，那么，國有銀行的改革就更難。而能否在這方面取得突破，直接關系到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前途。四是實行利率市場化，使資金價格有一個合理的定價基礎?，F在，國內拆借市場、銀行間債券市場、外國銀行辦理外匯業務，其利率已經市場化了，且目前價格走低，利率水平不高，正是改變形成機制，使利率市場化的最好時機。這時放開貸款利率以形成資金的市場定價，能夠促使銀行改善經營，使資金流向更合理。目前，利率市場化的障礙有二：一是思想上的顧慮，擔心放開以后利率升高，失去控制。其實，放開以后，利率升降都是市場的正常反應。在價格普遍走低的情況下，利率也不會升得太高，況且央行控制著再貸款和再貼現手段，可以進行調節。二是技術上和操作上的困難。一般來說，國債收益率構成長期收益曲線，是市場利率的基準線，但在我國目前情況下，由于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壟斷地位，事情正好反了過來，不是國債收益率影響和決定銀行利率，而是四大銀行的成本決定國債的招投標價格，國債利率的漲跌取決于四大國有銀行的行為，因而目前的國債收益率還難以成為市場利率的基準。在削減四大國有銀行壟斷地位的同時，能否作出適當安排，限制四大銀行的行為，使國債收益率逐漸成為市場利率變動的參照。以提高銀行競爭力和市場化為核心的銀行業結構調整，不僅有利于進一步改變過去集聚社會資金支持經濟發展的趕超型發展戰略，也是對改革以來出現的銀行業集中化和壟斷化趨勢的修正。做為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我國過去和未來所面臨的主要問題還是促進經濟發展，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單純通過資金的輸入來達到高增長的效果越來越差，而且后患無窮。這就迫使我們的金融結構要進行分散化、市場化的調整，這也是我國經濟發展新階段提出的要求和加入WTO的需要。以銀行調整為重點的金融結構調整，將對我國今后的經濟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
二、證券市場發展
在銀行業開始結構調整的同時，做為金融體系的另一個重要成員，證券市場正在穩步發展，以《證券法》的實施為標志，我國證券市場經過10多年試點后正式納入金融體系，并在經濟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1、我國證券市場概況
為了使本文的敘述更有針對性，這里的證券市場主要指的是股票市場，而其它類型的證券，如政府和企業債券暫不做分析。
企業的股票是該企業資產所有權的代表物，是一種明晰的產權，股票的持有和交易是一種所有權的擁有和讓渡，前提是該代表物(股票)必須是真實的。所以，股票本質上是與國有企業的含義相沖突的，因為國有企業理論上歸人民所有(當然實際上是政府所有)，其產權無法分割，如果分割則利益應歸于全民，這在理論上是無法實現的(實際分割與此無關)。好在我國90年代搞的企業發行股票的試點及自發交易市場的形成，并沒有考慮理論問題，也就有了可操作性。
不論是80年代中后期各地興起的證券交易場所，還是90年代初在上海、深圳建立的證券交易所，開始時都是地方行為，國家沒有設立專門的證券管理機構。這里的證券市場可以說是一個自由放任和不規范的市場。一是上市公司的上市規則是由證券交易所制定的，而證券交易所是一個以盈利為目的的企業單位(上市掛牌交易的公司每一年繳納掛牌費，而證券經紀商上交手續費給交易所)，所以，從監管的角度看，它只有權力保證上市公司本身是存在的(即股票的資產實際存在)，但沒有權力去保證上市公司不搞弄虛作假欺騙投資者。所以，上市規則事實上對上市公司并無約束力。這就需要政府來提供保證上市公司質量的監管體系。二是上市公司到底是怎樣的情況，投資者是不清楚的。當一個企業的股票在證券交易所化為一種代號以后，事實上，投資者也并不需要再去了解該符號的實際內涵，因為符號的收益能脫離企業的資本變化，這就為大批投資者提供了自由炒作的空間，符號本身也就具有了價值。但是，對符號的炒作是有限度的，所以最終股票價格就會波動。對投資者和股票價格進行直接控制是不可能的，但如果由此延伸至投資者可以為所欲為，操縱市場，就是監管的問題。監管是一種公共產品，就象警察維持公共秩序一樣。所以，規范市場行為自然是政府要管的事情。1991-1993年初，由于證券市場的運行缺乏制度保障，資金大戶肆意做市，投資者盲目炒作，股價連續翻倍，造成市場無序，于是，國家正式建立證券管理機構，開始介入監管，在上市公司的選擇和控制投機上采取了一些措施。
但是，政府介入證券市場監管并不必然是有效率的。如果管制過度，其效果相當于引進老虎來驅趕狼，使市場陷入另一種無序狀態。無奈，我國的證券市場就走入了這一極端。隨著管理權限上收，政府的證券管理機構事無巨細地插手證券市場的運行，其一是上市公司的審批制和額度制；其二是直接監管制。在證券交易所掛牌的上市公司，其增長由政府掌握，指標由政府分配，審批辦法由政府制訂，審批過程由政府執行，一句話，實行的是指令性計劃。這樣做的結果雖然解決了上市公司無序增長的問題，但卻造成供求不協調，市場劇烈波動，地方政府與上市公司合伙欺騙投資者等問題。不僅如此，政府監管不是從規則上著手，而是采用無規則的(救火式)一事一議的處理辦法，引導上市公司和投資者去尋找監管的漏洞，市場的無序性有增無減。其間以瓊民源事件最為典型。這段時期的證券市場是被管制的無序，表面上國家監管，但該管的沒管，反而使用了計劃經濟的辦法來管市場，結果是加劇和放大了市場波動。深滬兩地的股票指數從1993年上半年達峰值后一瀉千里，至1994年6月份兩市股指跌幅近80%，大多價格只相當于一年前的10%左右。跌幅之大非常罕見，兩市資產損失達數百億之多，許多投資者血本無歸。在1996-1997年，政府曾經發動了一波行情，1998年又歸于沉寂。這一時期，兩市的市場覆蓋面在不斷擴大，上市公司的數量也在不斷增加，市場影響力越來越大。但市場的不規范則是顯見的事實。
對于股票市場的發展規律，理論上有五階段之說，即停滯階段、操縱階段、投機階段、鞏固或崩潰階段、成熟階段，具體來說，這五階段情況如下。
①停滯階段。股票市場處于初創期，僅有少數人知道股票市場的存在，交易手段落后，手續煩雜，交易成本高，掛牌上市的公司少，股票價格基本上保持在票面平價水平，有可能隨時間推移使股票價格低估。在變動的經濟環境中更是如此。不過，當投資者開始發現股息收益超過了其他形式的收益時，就開始購買股票，起初很謹慎，然后逐漸踴躍。
②操縱階段。當一些市場參與者發現，股票供應量很少，流動性有限，購買少量股票就有可能使一種或多種股票價格上升時，操縱階段就開始了。只要價格扶搖直上，其他人就會開始購買，操縱者賺錢后就可以迅速離開市場。使股票投資者更有吸引力的政府措施和交易手段的變更，可以引起更活躍的交易。
③投機階段。當一些人開始獲得大量資本收益和利潤時，更多的投機者就會受到吸引而加入市場，當價格被哄抬到高過股票基本價值，交易額迅速上升后，投機階段也就開始了。新發行股票過多地被認購，以致使許多公司公開出售股票，股票供應量迅速擴大，這時，再加上政府開始介入市場采取行動控制投機，如保證金要求的提高，較高的經紀人傭金，機構投資者的銷售，增收交易和收益稅，過多出售政府所擁有的股票或刺激對大公司股票的新的包銷等。但是否能控制投機效果并不明顯。
④鞏固或崩潰階段。隨著政府的介入和市場的迅速擴大，到一定時候，股市可用于投資的資金枯竭，新發行的股票已無法認購，投資者開始意識到，股票價格已升得太高，股價與其基本價值已無任何聯系，股票價格開始下跌。相對于繁榮程度的大小，股價下跌的速度有緩有快，這里就開始了調整或崩潰階段。在發生這樣的價格下跌后，投資者需要幾個月、甚至幾年時間才能重新獲得信心。這主要取決于價格下跌的程度，也取決于一國當時的利率、經濟增長、公司利潤率、通貨膨脹、其他投資方式的收益、政府對鼓勵股市發展的刺激措施及機構投資者的行為等。在這一調整階段，許多投機者會成為投資者，他們不愿虧本賣出，把股票作為長期投資形式持有，希望將來價格回升。
⑤成熟階段。當最初的投資者重新獲得信心，而且在第一次價格跌落時未受到損失的新投資者也參加市場活動后，一個新的成熟階段也就開始了。更多的機構投資者加入市場活動，會促進市場逐漸走向成熟，交易量會趨向穩定，投資者也會更有理性，股票供給范圍更大，流動性也得以增強。股份雖然會繼續波動，但已變得不那么劇烈。如果出現大幅度的價格波動，這通常是由于重大政治、經濟問題，貨幣和匯率政策的大幅變動，其它重大經濟政策調整和政府過度干預等因素所致。
我國的證券市場經過了前四個階段，現正在進入第五階段。目前，我國深滬兩地上市掛牌交易的股份公司1000余家，股票總市值近4萬億元，流通總市值1萬億余元，是一個影響力日大的和發展中的市場。
2、證券市場的發展與政策調整
在正式確立了證券市場在金融體系中的地位以后，我國的證券市場開始向規范化的方向發展。主要表現在：一是對證券市場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了重新評價，確立了其作為直接融資市場的身份，而且通過各種具體措施來提高證券市場的地位(如證券法的出臺等)；二是在市場的規范化方面下了大力氣，特別是在規范政府的監管行為上取得了明顯的進展，使過去的投機市、政策市的狀況大有改觀；三是市場的投資行為發生了很大變化，投資者的結構有了改進，使得市場呈現穩步上揚的格局，與經濟大環境的走勢基本相符。這些變化，得益于證券市場的政策改進。在證券法出臺后，國家出臺了大量的政策法規，在規范投資者、上市公司、政策的行為上有了很大進步，使證券市場的規范化發展成為主流。這些政策變化有以下幾方面：第一，針對整個股票市場投資者分散，易于造成股指劇烈波動和投資者行為難以規范的缺陷，著力培育和發展長期機構投資者，如組織大型證券投資基金，改組證券公司以擴大其股本，允許和鼓勵企業，包括國有企業入市買其股票，允許保險公司資金入市買賣掛牌交易的證券投資基金等，允許基金管理公司和證券公司進入銀行業同業拆借市場從事拆借、買賣債券業務，允許證券公司所持股票抵押貸款等，鼓勵一批有資金實力的投資機構長期持有上市公司股票，以起到穩定市場、規范市場的目的。這些政策的出臺，為證券市場創造了一個逐漸改進的市場環境。不過，也要看到，目前我國機構投資者的行為還沒有一個規范化的約束機制，上市公司的質量沒有相應提高，再加上市場上機構投資者的資金與散戶投資者的資金之比為1∶10，存在嚴重的結構偏差，機構投資者的作用無法得到有效發揮，其行為也不規范，短期化傾向嚴重。須知，營造機構投資者、長期投資者生存發展的市場環境，是證券市場長期穩定發展的重要環節，發展中國證券市場之所以會經歷五個階段，而且還會出現反復，其重要原因就是市場投機嚴重，投資者的行為長期無法規范。所以，造就一批高質量、規范化運作的證券市場機構投資者是十分必要的。我國準備在現有機構投資者的基礎上，再發展和造就一批大型證券投資基金，以增強機構投資者的實力。如果能夠在2-3年內使機構投資者與散戶投資者的市場資金實力之比，由目前的1∶10變為3∶7或4∶6，我國證券市場的穩定發展也就有了可行的基礎。
第二，政府行為不斷規范，按市場規則監管證券市場的政策環境正在形成。這是我們看到的最可喜的變化，前十年我國證券市場的不規范，除了市場本身的運行原因外，主要是由于，所謂政策造成的劇烈波動給投資者造成了很大的損失，上市公司資源的行政配置造成了利益的再分配格局和加大了市場風險。政府的不合理干預造成了投資者和上市公司行為的扭曲等?？梢哉f，當時是以行政管理和計劃經濟的思維在經營和控制這一高風險的市場，結果該管的沒去管，不該管的管得太多，給市場的發展造成了障礙。目前，這些障礙正在逐步消除，其表現有：
一是正在逐步推行股票發行審核制，取消股票上市的指標分配。今后企業股票發行上市，不再需要政府控制和分配的發行指標以及地方政府或國務院有關部門的推薦，而是只要符合法律法規的要求，經省級政府或國務院有關部門同意，股票主承銷商就可向中國證監會推薦并報送申請文件，證監會對擬發行的股份公司核準后，由外部專家組成的發行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批。這是按市場規則分配資源的重大改進，也是規范證券市場的重要步驟。過去實行的所謂發行額度分配辦法，是典型的政府經營市場的體現，由此造成了政府、上市公司、投資者行為的巨大扭曲。如1993-1994年的市場崩潰，深滬兩市股指在一年半左右時間內暴跌80%，大多數股票價格被壓縮在1-5元之間，投資者對市場失去信心，起因于國家公布在1994年度要新發行55億股票。上市指標的行政分配，造成上市資源利用效率低。如為了控制上市公司家數采取數量控制，地方新發行的股票是大盤而家數少，形成人為資產膨脹；而為了控制股票數量不控制家數，則大量上市一些流動股極小的公司，通過行政手段進行監控和防范，留下的漏洞比堵住的漏洞更多。更為嚴重的，為使國有企業脫困，大量經過包裝的國有企業上市圈錢(如ST紅光事件)，造成大量虧損或毫無發展前景的企業市場，給投資者信心造成打擊。直到目前，許多大盤股國有企業的股價還在發行價附近波動，受到了市場的長期冷落，企業本身也沒有變化。所以，改變股票供給方式，形成一個市場化的股票供求機制和價格形成機制，是我國證券市場規范化發展的重要標志。
二是通過股票發行價格的市場化改革，逐步消除一、二級市場上的價格套利機會。過去，股票的一、二級市場存在著巨大的差價(1-5倍)，使得一級市場的申購資金多達數千億元，無風險套利盛行，而且那種發行方式給上市公司的內部人提供了一個暴富的機會，由此產生了各種腐敗行為(如已暴露的大慶聯誼等)。通過股票上市的上網發行和向二級市場投資者配售相結合，發行價格采取不事先確定而由市場申購者的需求確定等措施，為股票的合理定價奠定了科學的基礎。這樣，一、二級市場價格的人為差別消失，使投資者處于一個平等競爭的環境，也消除了利用股票上市暴富的基礎。
三是市場的扶優汰劣機制正在形成。這主要表現在，通過創設二板市場鼓勵國內高新技術企業上市，鼓勵重組的政策和退出證券市場的機制。目前，在我國證券市場上，上市公司是真正的終身制，一只股票上了市，只要自己不宣布破產，即使早已資不抵債或已形成巨額負資產(如PT農商社、ST百文等)，股票照樣交易，而且市場價格不低。投資者之所以敢于冒險買賣這種股票，就因為他們認定，這類企業不會真正破產清算，而是會有各種政策使其復生或以殼資源轉讓。對于這類已經結束其經營期的企業，要形成合理的淘汰機制，才會激發證券市場的活力，使投資者真正投資于有價值的股票。正在推出的連續三年以上虧損的上市公司逐出證券市場的試點，將是改變這一困境的良策。需要就此搞出一套具體實施辦法。不僅如此，在實施汰劣的同時，也出臺了一些扶優的辦法，如對于國家需要鼓勵發展的高新技術產業，通過創設二板市場來促其發展，對這些企業采取更寬松的政策，只要求上市公司上市前有一年盈利記錄、最低資本額為3000萬元，并對這些股票不設單日買賣漲跌停板限制。該市場有可能在年內推出。這樣，發展證券市場就與實施產業政策、提高企業競爭力緊密聯系起來。
歷過十年的試點運作，我國的證券市場正以快速的步伐逐步走向規范。不過，要使證券市場走向成熟，還有不少問題需要解決。如上市公司和政府的信息披露機制不健全，大戶提前知道重大信息進行炒作的現象嚴重；大資金者的行為沒有得到規范和監管，造成莊股盛行，短期炒作，給市場的穩定形成威脅；對上市公司的財務監督薄弱，目前通過中介機構對上市公司業績進行審核的機制不完善，虛假報表時有發生；證券市場的穩定發展機制不完善，投資者沒有更多的風險回避渠道，只有股指上漲才能獲利，因而，投資者風險大，機構投資者尤甚等。這些問題的正確解決對于證券市場的長期發展至關重要。
三、證券市場與銀行業協調發展
在證券市場規模擴大和市值增加的同時，作為銀行資金的重要來源，居民的儲蓄增量呈現不斷下滑之勢。從去年6月以來，居民儲蓄增長率不斷下降，有的地方已經出現負增長。這就引起了人們的憂慮，提出了銀行和證券市場發展的相容性問題。從宏觀資金總量看，從銀行流走的一塊資金進入了證券市場是必然的，問題在于流動的合理性和規模分配格局應該如何理解。
一、物流金融的主要作用
1.物流金融的概念
從廣義上講,物流金融是指面向物流運營全過程,應用各種金融產品,實施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有效整合,組織和調節供應鏈運作過程中貨幣資金的運動,從而提高資金運行效率的一系列經營活動。從狹義上講,物流金融是指企業以市場暢銷、價格波動幅度小、處于正常貿易流轉狀態且符合要求的產品向銀行抵押作為授信條件,運用物流公司的物流信息管理系統,將銀行的資金流與企業的物流進行結合,向公司提供融資、結算等服務于一體的銀行綜合服務業務。
2.物流金融的作用
物流金融其實就是物流的組成部分。現代物流本身就包括商品流通過程中的資金流和信息流,因此,可以認為物流金融是物流業務發展的內在的、客觀的需要,同時,物流金融也是物流企業提供物流增值服務的主要內容之一。
融資企業。物流金融業務利用動產質押突破了傳統固定資產抵押模式,緩解了貸款企業急需的流動資金;物流金融作為一種新的融資模式,有效降低企業50%的融資成本,加快了資金周轉率;貸款企業利用銀行的資金與物流企業的規范化、信息化管理,縮短了銷售周期、降低產品庫存,加快了產品周轉,提高了資金利用率。
銀行。物流金融業務為銀行完善結算支付工具,提高中間業務收入創造了機會;銀行在發展該業務的同時,也開發了新的客戶群體,培育了潛在的優質客戶;銀行通過承兌匯票業務不僅可以快速吸收存款,還通過銀承貼現獲得了一定的利潤;銀行通過和物流公司的合作,極大地降低了資金風險,據有關銀行統計物流金融的壞賬率低于0.2%,大大低于銀行現有業務的壞賬率。
生產企業。生產商參與物流金融業務,可以提高企業資金回籠速度,加快了資金周轉,降低了運營成本;解決了下游經銷商的周轉資金,生產企業可以穩定并拓展銷售網絡,有效擴大了產能。
物流企業。物流業與金融業結合,創造了一個跨行業、相互交叉發展的新業務空間,為同質化經營向差異化經營的轉變提供了可能;物流企業通過融資物流業務,在獲得物流業務的報酬之外還可以得到為企業提供增值服務的報酬,這種報酬通常是與融資金額或與貨物價值相掛鉤,從而極大地提高了自身的盈利水平;利用融資物流業務,物流企業可以快速切入核心企業的供應鏈,從核心企業向其上游和下游拓展,延伸服務鏈條。
二、物流金融發展現狀
隨著現代物流的發展,物流金融已經成為世界各大物流企業新的利潤來源。世界最大的船運公司馬士基、快遞物流公司UPS等都在大力開展物流金融業務,這些跨國公司依托良好的信譽和強大的金融實力,結合自己對物流過程中貨物實際監控,在為發貨方和貨主提供物流服務的同時,也提供物流金融服務,如開具信用證、倉單質押、票據擔保、結算融資等,這樣不僅吸引了更多客戶,而且在物流金融活動中還創造了可觀的利潤。以UPS為例,為了推進物流金融服務,公司于2001年5月并購了美國第一國際銀行,將其改造成UPS金融部門。在UPS提供的物流金融服務中,UPS在收貨的同時直接給出口商提供預付貨款,貨物即是抵押,這樣,小型出口商們得到及時的現金流;UPS再通過UPS銀行實現與進口商的結算,而貨物在UPS手中,也不必擔心進口商賴賬的風險。對于出口企業來說,借用UPS的資金流,貨物發出之后立刻就能變現,如果把這筆現金再拿去做其他的流動用途,便能增加資金的周轉率。
國內物流金融業務發展處于探索階段,但近年來發展速度很快。國內大型物流倉儲企業因為具有天時、地利、人和的先決條件和較大規模、良好行業信譽和充足資本儲備,在物流金融業務拓展方面呈現出明顯的優勢。2005年以來,國內多家第三方物流公司和銀行攜手開展物流金融的新業務。中國誠通集團在全國各主要城市擁有近100家大型倉庫,占地面積1500多萬平方米,庫房面積200萬平方米,貨場面積370萬平方米,擁有鐵路專用線120多條,存儲能力為1000萬噸,年吞吐能力為4000萬噸,擁有國內最大的倉儲企業中國物資儲運總公司,該公司與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和中國農業銀行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中信實業銀行、廣發銀行等十幾家金融機構建立合作關系,為500多家客戶累計提供質押監管融資近200億元,抵押產品涉及黑色金屬材料、有色金屬材料、建材、食品、家電、汽車、紙張、煤炭、化工等諸多種類。①2005年12月22日,該公司與中國建設銀行簽署《銀企合作協議》,開展監管貨物、倉單質押、動產質押、指定付款買方信貸(保兌倉)等物流金融業務。中遠物流從2006年開始探索物流金融業務,已先后與國內14家銀行簽訂了框架協議,目前開發項目累計達到300多個。業務模式在倉單質押、保兌倉基礎上,中遠物流還結合自身優勢打造了海陸倉操作模式,即銀行為進口商開立信用證向國外的生產商購買貨物,進口商繳納一定比例的保證金,其余部分以進口貨物的貨權提供質押擔保的貨押業務。中國對外貿易運輸(集團)總公司于2006年7月與中國工商銀行簽署了《物流金融戰略框架協議》,在該協議中雙方約定在物流監管與商品融資、物流結算、物流保理、物流擔保和客戶信用風險管理方面共同研發新產品,聯結雙方的服務平臺,延伸客戶服務范圍,為客戶提供高效、低成本的增值服務。
三、企業物流金融的主要業務模式
1.代收貨款
第三方物流企業在將貨物送至收貨方后,貨方收取貨款,并在一定時間內將貨款返還發貨方。第三方物流企業收取現款后,由于時空、技術條件等限制,一般需要滯后一段時間向供方返款,隨著不斷的收款付款業務的開展,在一定的時間后就會積淀下相當規模的資金,不僅方便了客戶,而且也大大改善了企業的現金流。代收貨款模式常見于BtoC業務,并且在郵政物流系統和很多中小型第三方物流供應商中廣泛開展。
2.墊付貨款
墊付貨款模式是發貨人委托第三方物流供應商墊付扣除物流費用的部分或者全部貨款,第三物流供應商向提貨人交貨,根據發貨人的委托同時向提貨人收取發貨人的應收賬款,最后第三方物流供應商與發貨人結清存款。這樣既可以消除發貨人資金積壓的困擾,又可以讓雙方放心。在墊付貨款模式中,除了發貨人與提貨人簽訂的《購銷合同》之外,第三方物流供應商還應該與發貨人簽訂《物流服務合同》,在該合同中發貨人應無條件承擔回購義務。
3.倉單質押
倉單質押分為典型倉單質押模式和綜合倉單質押模式。
典型倉單質押模式是倉單質押的基本模式,融資方把貨物存儲在金融機構指定的倉庫后,憑倉庫開具的貨物倉儲憑證即倉單向金融機構申請融資,金融機構根據貨物的價值向客戶提供一定比例的融資。第三方物流企業根據融資方與金融機構簽訂的質押貸款合同以及三方簽訂的倉單質押業務合作協議書,根據質押物寄存地點的不同,對融資企業提供兩種類型的服務:一是對寄存在本企業倉儲中心的質物提供倉儲管理和監管服務;二是對融資方寄存在經過金融機構確認的本企業之外的其他社會倉庫中的質押物提供監管服務,必要時才提供倉儲管理服務。
綜合業務型倉單質押模式。金融機構根據第三方物流企業的規模、經營業績、運營現狀、資產負債比例以及信用程度,授予第三方物流企業一定的信貸額度,第三方物流企業可以直接利用這些信貸額度向相關企業提供便捷靈活的質押貸款業務,由第三方物流企業直接監控質押貸款業務的全過程。這種運作模式把大部分的業務操作集中到第三方物流企業身上,金融機構只要負責對第三方物流企業進行統一授信,其他的都由第三方物流企業負責。
倉單質押業務通過倉儲企業作為第三方擔保人,有效地規避了金融風險,既可以解決貨主企業流動資金緊張的困難,同時保證銀行高利貸安全,又能拓展倉庫服務功能,增加貨源,提高效益。
4.保兌倉業務
保兌倉業務是倉單質押的延伸。在保兌倉業務模式中,制造商、經銷商、第三方物流供應商、銀行四方簽署保兌倉業務合作協議書,經銷商根據與制造商簽訂的購銷合同,向銀行繳納一定比率的保證金,一般不少于經銷商計劃向制造商此次提貨的價款,申請開立銀行承兌匯票,專項用于向制造商支付貨款,由第三方物流供應商提供承兌擔保,經銷商以貨物對第三方物流供應商進行反擔保。第三方物流供應商根據掌控貨物的銷售情況和庫存情況按比例決定承保金額,并收取監管費用。銀行給制造商開出承兌匯票后,制造商向保兌倉交貨,此時轉為倉單質押。通過保兌倉,大大緩解了交易雙方的現金壓力,提高了資金周轉,真正實現了制造商、經銷商、第三方物流和銀行的多贏。
5.物流保理
物流保理模式是保理市場迅速發展的產物,客戶在其產品置于第三方物流企業監管之下的同時,就能憑提單獲得物流企業預付的貨款,貨物運輸和保理業務的辦理同時進行。
ZHONG可指物流企業聯合金融機構為其他中小企業提供的融資服務。從保理業務的服務內容來說,物流保理業務與銀行保理業務無本質不同,但是其經營的主體由銀行變為了第三方物流企業,使物流和金融流的聯系更為緊密。超級秘書網
與金融機構相比,第三方物流企業在對客戶的供應鏈管理中,對于買賣雙方的經營狀況和資信程度都有相當深人的了解,在進行信用評估時不僅手續更為簡捷方便,風險也能夠得到有效控制。金融機構保理業務的主要風險來自于買賣雙方的合謀性欺騙,一旦金融機構在信用評估時出現失誤,就很可能財貨兩空,而在物流保理業務中,由于貨物尚在物流企業控制之下,可以降低這一風險。
即使第三方物流企業因無法追討貨款而將貨物滯留,由于對該貨物市場有相當的了解,與該行業內部的供應商和銷售商具有廣泛的聯系,在貨物變現時能夠享受到諸多的便利,使貨物得到最大程度的保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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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83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3）07-163-02
一、溫州借貸風波的成因分析
1.產業結構“低小散”與新經濟時代的矛盾。低成本時代結束，產業轉型升級未能跟上，產業結構“低、小、散”，產品技術含量低、低附加值，許多產品處在價值鏈低端的狀況，無法應對“工資提高，原材料價格升高、環境成本拉高（節能減排）”的“三高”局面。全國制造業平均利潤只有5%，溫州制造業由于技術含量低，平均利潤只有3%左右，而工資升高平均都在10%以上，企業處在微利或虧損狀態。有的企業困難面高達60%。溫州產業結構“低、小、散”局面不改變，企業利潤空間越來越小，企業發展路子越走越窄。由于企業利潤菲薄，很難靠自身積累投入擴大再生產，于是溫州80%的企業用“短貸長投”辦法進行生產經營。根據市銀監部門的統計，6個月內的短期貸款占貸款總額的80%多，這種狀態，容易造成資金鏈斷裂。產業是經濟的基礎，這是以經濟基礎層面分析產生借貸風波的原因。
2.資本逐利性引發的投資沖動。部分企業老板在實體經濟低利潤面前動搖了信心，受資本逐利性影響，中小企業老板投資沖動強烈而導致盲目投資。很多企業過渡融資、過渡對外投資、過度對外部擔保。項目的需求資金大大超過了預算，項目不能按期取得回報，導致資金鏈斷裂。溫州人被冠以膽大，民間借貸風氣尤為嚴重，到處舉債投資。這種思維和投資的方式在經濟快速增長的時期，創業成功率高，誰的膽子大，誰就能成功。而一旦進入經濟轉型期，經濟增速放緩，企業進入精細化經營，需要的是理性的分析和投資，需要加強管理來節約成本，提高技術含量。那種靠拍腦袋、靠大量借貸，沒有任何風險評估下的賭徒式的投資必定遭遇重創。如某集團近年來的業務涉及太陽能、房地產等產業，投下五、六億元巨資，光伏發電成本回收緩慢，房地產業遭遇樓市調控，巨大的投資規模把集團公司推到了資金鏈斷裂的邊緣。一些企業雖然還在經營，但隨著利潤空間的擠壓，背地里卻以主業為遮掩，把重心轉而投向房地產和資本市場、炒煤礦、炒股等等，在這些炒作資金里面不全部都是溫州人自己的錢，借貸投資的現象較為普遍，三角債關系中一旦一個環節出現了問題，其他環節的資金馬上出現“多米諾骨牌效應”，這是發生借貸風波直接導因。
3.融資操作中的問題和缺陷。雖然銀行實行了“三辦法一指引”，對銀行資金的第一手資金用途進行監控，但是對資金后手的用途缺乏有效的監管手段，使其資金仍然流向于股市、樓市等非實體經濟。二是銀行對優質的大企業存在“搶食”的現象。對大型企業各大銀行重復“授信”使信貸資金不斷向大型企業傾斜。同時，中小企業往往大部分存在財務制度不健全、管理薄弱、信用等級偏低等瓶頸，銀行認為為中小企業貸款風險較高，貸款利率定價也偏高，使企業的負債和利息增大，企業負擔不斷加大。目前企業實際的融資成本已經達到15%～20%，而一個正常企業的回報率僅在10%。三是中小企業貸款存在擔保難。中小企業要取得銀行貸款，就要具有一定的抵押資產或相當實力的企業進行擔保。但實際上，愿意為中小企業擔保的不多，即使有些企業愿意擔保，但符合銀行條件的擔保企業也為數不多。另一方面，目前抵押物僅限于土地、廠房、機器設備等，很多中小企業土地多為集體、國有劃撥土地，無法落實有效抵押。專利權、排污權、商標權等由于“登記無門、交易無市”，未得到融資應用。
二、溫州金融綜合改革的任務和要求
1.國務院規定的12項任務。規范發展民間融資，制定規范民間融資的管理辦法；加快發展新型金融組織，依法發起設立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組織；發展專業資產管理機構，引導民間資金依法設立創業投資、股權投資機構；開展個人境外投資試點，探索建立規范便捷的直接投資渠道；深化地方金融機構改革，鼓勵國有銀行和股份制銀行在符合條件的前提下設立小企業信貸專營機構；支持金融租賃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開展業務；推進農村合作金融機構股份制改造；創新發展金融產品與服務，建立小微企業融資綜合服務中心；培育發展地方資本市場，依法合規開展非上市公司股份轉讓及技術、文化等產權交易；積極發展各類債券產品，推動更多企業通過債券市場融資，建立健全小微企業再擔保體系；拓寬保險服務領域，創新發展服務于專業市場和產業集群的保險產品，鼓勵和支持商業保險參與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加強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推進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和司法公信建設；完善地方金融管理體制，防止出現監管真空，防止系統性風險和區域性風險；建立金融綜合改革風險防范機制，清晰界定地方金融管理的職責邊界，強化和落實地方政府處置金融風險和維護地方金融穩定的責任。
2.省政府提出溫州金改目標。省政府提出明確的金改目標，著力實現三個對接：即實現民間小資本與大項目大產業有效對接，銀行大資本與小微企業有效對接，最終實現各類資本與經濟轉型升級的有效對接。努力實現“三降三升”：即企業融資成本、地下金融比重、銀行不良貸款金額和不良率明顯下降，民間資金轉化為產業資本的比重、小微企業融資覆蓋面和滿意度、民間借貸風險管控能力明顯上升。
浙江省李強省長指出：既要對溫州金改充滿信心，更要看到這項工作的長期性、復雜性和探索性，牢牢把握工作主動權。要充分認識到，溫州金改是一項區域性、漸進型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金融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必須系統謀劃；溫州金改是一項開創性的改革，必須在摸索中前行。因此，膽子要再大一些、力度要再大一點，勇于探索，不斷創新。
3.民間融資有望實現陽光化、規范化、合法化。一年來，已在鹿城、蒼南、平陽、樂清、瑞安、永嘉、文成7縣（市）、區設立7個民間借貸服務中心，累計成交借貸1499筆，成交總額5.13億元。溫州市各縣（市）、區設立民間借貸登記服務公司，為民間資金借貸雙方進行借貸交易提供登記和公證等綜合服務。公證處、擔保公司、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等專業配套服務機構共同設立和進駐。民間借貸以抵押貸款為主，如溫州民間借貸服務公司的借款，車輛抵押貨款占60%，股權質押、小房產抵押占20%，擔保貸款占20%，整個運作比較扎實穩健。司法部門為溫州“金改”保駕護航，為此，溫州中院設立了金融審判庭。今年5月，《溫州民間融資管理條例》送審稿已由全省金融辦報送省政府，省人大有望在年內審議該條例，為溫州民間借貸提供地方性法規，它是我國民間首部民間借貸法規，從此，溫州民間借貸走向陽光化，規范化、合法化道路。
4.培育發展地方資本市場。培育發展地方資本市場是國務院給溫州金融綜合改革重要任務之一。地方資本市場的發展，能為溫州創業投資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提供大量資金，有利于實體經濟的發展。溫州現有境內外上市公司12家。目前，已有電光防爆、強盟實業、福達合金、偉明環保、紅蜻蜓鞋業和迦南科技等6家溫企報到證監會待發行審核。12家上市公司共募集到資金達135億元，計劃到2015年末，溫州上市公司超過30家，融資達到200億元以上，成為溫州新一輪產業轉型升級的中堅力量。
積極發展各類債券產品是溫州金改的重要內容之一。2012年，2家企業發行私募債，總額1.5億元；4只企業債券成功發行，募集資金38億元；首筆20億元的企業中期票據業務成功注冊；通過短期融資券、中小企業集合票據等業務募集資金18.7億元。
進入2013年，首支民營企業債“12華峰債”順利發行，“13溫機場債”獲國家發改委批復，溫州港集團短期融資券發行成功，“區域集優”溫州首單即將發行。根據溫州金改實施細則，積極爭取地方政府自行發債試點，擴大企業債、公司債、金融債、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中小企業集合票據（債券）、資產支持票據等各類債券產品的發行規模，爭取2013年度發債80億元以上。
5.加大銀行參與“金改”，更好為實體經濟發展服務。為解決企業在正常經營中遇到的流動資金短缺問題，溫州銀行推出“續貸通”信貸服務，幫助企業“無縫”續貸，其創新方式受到人行與銀監部門認可，并作為試點行推廣。
開設溫州轄內首家小微企業專營支行——溫州平陽水頭小微企業專營支行。目前，溫州銀行已分別開設三家，并正在籌建三家小微企業專營支行。
數據證明，溫州銀行這一年來加大了對溫商、小微企業的扶持力度和風險把控能力。截至2012年末，該行小企業貸款增速40.81%，超各項貸款增速17.41個百分點，增量增速均領先轄內，為破解溫州小微企業融資難做出了很好的貢獻；與市金融投資公司的戰略合作，授信10億元用于固定資產項目貸款、保函等業務融資；通過信托方式引入17億元資金支持保障房建設工作，全年通過信托模式引入資金超過30億元，有力支持了溫州民城建設和社會發展；其2012年末不良貸款率控制在1.35%，比溫州同業水平低2.4個百分點，經受住了區域性金融風波的考驗。
珍惜參與金改的機遇，溫州銀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清晰“溫州特色”以及“可持續發展”的真正內涵?！敖鹑诰C合改革試驗區”使溫州開啟了規范發展小型金融機構、建立存款保險制度、深化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新銳探索。唯有創新，才能突破。”，當前，溫州銀行正滿懷激情地在這場金改“突圍戰”中扮演尖兵角色，助推轉型升級，共促地方破解“金改”核心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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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1991年輕度的經濟衰退和日本長期存在的問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日本的金融體制是以銀行為基礎的金融中介的典型例子。眾所周知所謂的“大企業集團體制”是一個主要以銀行為中心，同時使所有公司相當依賴銀行信貸的體制。因此，日本銀行危機的后果之一就是它延長了信用恐慌的時間。一些日本公司的確想通過資本市場來幫它們渡過難關。在銀行總貸款基本持平的情況下，過去十年日本國內發行的公司債券增加一倍還要多。然而由于銀行貸款在日本的資金來源中一直占主導的地位，因此這種非銀行借貸數量的上升并不足以改變日本信用恐慌的狀況。
日本政府現在正不斷向銀行系統注入資金以使它們重新資本化。雖然政府已經作出了一些重要努力，但是它仍需在金融體制多樣化方面取得重大的進展。這是促進長期復蘇的一個關鍵因素，雖然它不是唯一的關鍵因素。解決日本危機也必然比解決美國危機要困難得多。這同樣證明了金融多元化有助于限制經濟動蕩的破壞。
這就使人們不禁要問如果東亞國家不是如此依賴銀行作為它們金融中介的話，它們在過去18個月里出現的問題會有多嚴重呢？人們很容易理解購買不能對沖的短期美元債務并投資于國內的泰銖貸款可能會由于美元匯率的不穩而造成泰國銀行停止向外貸款。但為什么停止貸款會造成經濟崩潰呢？如果泰國有一個能發揮功能的資本市場并同時擁有必要的金融基礎設施，造成的后果就可能要輕得多。
在危機爆發之前，我們很少有理由懷疑東亞國家30年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這段時期的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銀行提供資金的。經濟和銀行信貸的快速增長使得無效貸款占銀行總資產的比例較低。缺少可替換的中介形式并沒有多大的影響。這就象車胎如果沒有漏氣，缺少后備輪胎并沒有多大關系一樣。東亞國家就是沒有“后備輪胎”。
處理銀行危機
銀行作為一個高負債機構在歷史上已經出現過一些危機。銀行風險管理經常存在的問題就是它往往要達到一種很難達到的負債程度，這一程度產生適度的資產回報而同時又不出現延期償貸的威脅。
銀行在用本幣負債方面永遠也不會百分之百地成功，除非銀行的信用得到充分的保證，特別是國家政府的保證。但即使這種例外也不是固定的，特別是當這種負債的貨幣是外幣時。人們又不禁會問如果在銀行仍是唯一中介的十九世紀，如果存在其他中介方式的話，當時美國所發生的大量銀行危機的破壞還會有那么大嗎？
在惡劣的環境下，現代中央銀行可以提供流動性，但現金并不總能減輕人們的擔憂。即使流動性增加了，但銀行在不穩定時期也不會向外貸款。今天的日本銀行體制就是一個例子。比如日本央行盡管制造了大量的流動性，但它對貸款的熱情卻很低。但與十年前美國所不同的是，替代性的金融資源不容易得到。
九十年代初瑞典的銀行危機，與美國八十年代的儲蓄和貸款危機以及日本目前的銀行危機不同，它反映了另外一個問題，即盡快解決危機是最好的選擇，拖延時間可能會大大增加危機對財政和經濟的破壞。由于政府對銀行隱含或明確的安全網絡保證，解決銀行部門的危機往往需要政府的投入。同樣，增加納稅人基金存在的政治困難往往會推遲問題的解決。這種拖延當然會增加財政開支并延長信用恐慌的時間。
經驗告訴我們，一個國家同時擁有多種金融中介形式可以在某一金融部門發生危機的時候保護這個國家的經濟。澳大利亞在亞洲金融動蕩時的經歷就是一個很有趣的驗證例子。盡管澳大利亞與亞洲國家有密切的貿易和金融聯系，但并沒有多少跡象表明它的經濟受到危機國家的影響。這是因為澳大利亞不但有穩固的銀行體制，同時還有發展得比較完善的資本市場。但進一步分析，金融多元化的作用也可能會變得正常。多種形式的存在可以防止金融體制在各個方面發生崩潰。
多樣化的資本市場除了在緊張的時期作為信貸過程的補充之外，還在一般時期與銀行系統競爭從而降低所有貸款人的金融支出。在過去幾十年里，資本市場和銀行業一起共同創造、發展并推廣各種新的提高資本創造和風險承擔的方法。大體上來說，銀行系統的效率上升了。它從以前不同地對待每一個貸款人變得更加標準化。
在標準化發展完善的時候，這種方法也被推廣到資本市場去。由于貿易的作用，資本市場里有更多的貸款人，同時也可以吸引更多人的存款。貨幣市場共同基金、期貨合同、垃圾債券和資產債券就是這一進程的很好例子。
資本市場和貿易工具一旦形成，它們就可以給銀行提供新的特殊風險對沖的方法并可以把銀行從持有貸款轉變為創造貸款。反過來，銀行貿易也可以促進這些市場的發展。近幾年興起的由技術帶動的革新也促進了這一進程在全球范圍的推廣。一個國家的投資者可以在另一個國家的金融市場上進行套期保值，這就是所謂的套期保值。
過去兩年的經驗表明，在這個更新、更復雜的全球系統中，一個國家的國內金融體制不夠穩固是會帶來不好的后果的。
在市場經濟國家經濟日益一體化的同時，銀行系統作為第一金融中介并不足為奇。銀行擁有的貸款人的內部信用情況可以作為決定資本分配的指導。加入金融市場可選擇的只有使用稀缺的實際資源來進行金融的基礎設施建設時才可能實現。金融的基礎設施建設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它的成果也只能在幾十年之后才可以看到。這個進程的啟動是很困難的，特別是在一些仍然在貧困線上掙扎的發展中國家中。因為它們都把目光放在短期的高回報而不是長期的較低的回報率上。
我們必須不斷地提醒自己，金融的基礎設施是由大量的整套制度組成的，它們的運作就如社會的其他部門一樣，必須與基本的價值體制相一致。從表面上來看，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好象只關系到技術問題。它包括能明確顯示公司狀況的會計標準、能可靠保護財產和強制合同執行的法律體制以及能在公司決策出現失誤時事先確定索賠方案的破產條款。這些基礎設施可以提高企業的透明度并使公司在處理索賠問題時使用標準化的方法。但是這些制度的發展不可避免地會帶上不同文化色彩。當今俄羅斯的產權制度有可能無意識地受到過去蘇聯對個人產權偏見的影響。由于亞洲人害怕“丟面子”，因此很難在這些國家采用一些制度，如西方國家的破產制度等。同樣在西方國家中，每個人都有各自不同的對貸方和借方關系的看法。公司的權力分配反映了社會中最多人持有的對商務交易中各方相互作用的看法。因此，如果想讓一個沒有資本市場基礎設施但也一樣發展起來的國家采用這種制度是很困難的。同樣，想統一各國的國內金融基礎設施或統一與國際交易相關的各個組成部份也是一項相當艱巨的任務。
事實上，亞洲國家金融基礎設施方面的弱點使得它們的銀行系統變得比危機前更加脆弱，并妨礙了隨后危機的解決。由于缺乏透明度，同時政府對銀行暗地里擔保，造成了投資者以過低的價格貸給銀行大量的資金，造成資本的不良分配。糟糕的破產法和程序使得銀行無效貸款的恢復變成一項長期并且昂貴的工作。另外，俄羅斯在強制執行合同和收債方面缺乏透明度和法律基礎設施是造成現在俄羅斯金融中介作用癱瘓的主要原因。
然而，我懷疑如果增加的金融中介形式的確對經濟有益的話，在將來推動這些形式統一的壓力將會是相當大的。另外，更多的金融基礎設施還很有可能會改善銀行系統的環境以及它的經營狀況。
最近，一個由RossLevine和SaraZervos做的研究表明資本市場的發展對經濟的推動作用比銀行部門本身發展對經濟的作用要大。這一研究結果與以下的觀點是一致的，即認為資本市場和銀行都提供有用但不同的金融服務。如果同時使用兩種形式則必定會帶來更健全、更有效的資本分配過程。
有些人認為，缺乏足夠的會計實踐、破產條款和公司管理導致最近幾次危及一些發展中國家危機并非是偶然的。如果有足夠的上述因素和它們可能支持的資本市場存在的話，1997年初經濟沖擊的結果將會大為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歐洲大陸國家的金融體制都在很大程度上躲過了前兩年金融動蕩的影響。我們發現在最近的幾十年里，歐洲大陸很少發生由房地產的繁榮和蕭條引起的銀行危機或是如我前面提到的美國和日本出現過的信用恐慌。
一直到目前為止，歐洲大陸的金融部門仍是由銀行主導，它的資本市場也沒有美國和英國的發達。這種銀行體制的經驗告訴我們只要一些銀行體制有充分的監督并以一個合法、規范的框架為基礎的話是可以很好地發揮作用的。但是這種銀行體制還有公有銀行實質性的參與。這些公有銀行往往缺乏私有銀行所具有的活力和創新。政府的參與往往不能實現資本的最佳配置并降低價格信號的可靠性。但在市場調節不足以阻止銀行危機的時候，此類的政府參與可以提供默認的資源保證以使信用持續流動，即使不是向最佳的方向流動。
例如，德國由公共控制的銀行團體的資產大約占所有銀行資產的40%.其他歐洲國家的比例雖然不如德國但也是相當大的。簡而言之，一些證據表明較低效率地使用資本可以防止出現信用危機?？赡苤档靡惶岬氖?，正是這個原因使歐洲公有商業銀行的比例降低了，同時促進了以往規模不大的資本市場的迅速發展并使歐洲大陸的金融體制向英國和美國的體制轉變。
發展資本市場可能還會給歐洲大陸帶來另外一個好處。在國家銀行體制不斷集中時，整個歐洲銀行業也會逐漸集中。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某一大銀行受到異常打擊的話，這家銀行就有可能會縮減它向外的貸款。如果存在發展完善的資本市場的話，以上的影響就可以得到減輕，因為公司有了其它的資金來源。
一、全球金融危機與自我倫理危機
當下的全球金融危機以空前的破壞力滌蕩著人類的物質生活世界，經濟滑坡、工廠倒閉、工人失業、通貨膨脹嚴重地困擾著人類的物質生活世界，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金融危機所危及到的不僅僅是這些看起來紛繁蕪雜的物質生活世界，它還以一種更嚴重的破壞力危及到了人類的精神生活世界，一場空前的自我的倫理危機正在不期而至。問題在于，是什么導致了現代社會的物質財富、科學技術的高歌猛進并沒有自然帶動現代人的精神境界得以相應提升呢？在馬克思或福柯看來，殖民主義性質的財富增長或科技進步方式不但不可能帶來人的精神境界提升，相反則有可能使人與自身之間的鴻溝愈陷愈深，進而將人類卷入一場空前人與自身極度分裂的自我的倫理危機。所謂自我倫理危機指的是由于人類自我主體價值的被剝奪或重構，所造成的人與自身（靈與肉、身與心、主體性與客體性）內部倫理秩序的混亂狀態，換句話說，就是由于人類自我權利駕馭失控造成的精神折磨或肉體紛擾。由此可見，自我倫理危機一方面表現為理性屈從于欲望、經驗所造成的人對自身主體價值缺席的焦慮，另一方面又表現為被欲望、經驗重新塑鑄的人對自身客體價值有限性的焦慮。事實上，所有焦慮的實質并不在于獲得、占有或經驗多少“最為豐富的外在善和過度”才能獲得人類自我的滿足感，而在于人類應如何在道德層面擺脫由于自我權利駕馭失控造成的精神或肉體困擾，進而達致“靈魂的寧靜與肉體的無紛擾”，實現人與自身的和諧。這些問題構成了現代人進行自我倫理規劃所要解決的核心議題?？梢哉f，當下日益加劇的全球金融危機對于進入現代社會以來的人類自我的倫理危機無疑起到了推波助瀾作用，當下，自私、虛榮、嫉妒、貪婪、背信棄義、股市非理性繁榮等現象的流行難道不是最有力的明證嗎？最困難的問題在于，其消解路徑應該如何構建。
二、自我公正：自我倫理危機的道德化解路徑
就自我倫理危機的產生原因而言，自我倫理危機的化解是個系統工程，它需要政治、經濟、法律等諸多方面的合力共同應對方可奏效，但就作為人類終極自我關懷的倫理規劃視角而言，自我倫理危機的化解則需要訴諸于人的內在德性力量。那么，怎樣的德性才能起到化解自我倫理危機的功效呢？縱觀人類倫理思想史，在自我權利駕馭方面的德性是什么問題上，各種倫理學派莫衷一是，各有千秋。筆者在綜合美德論、功利論兩大倫理學派關于自我權利駕馭方面的道德理論基礎之上，認為消解自我倫理危機的德性應該是自我公正。雖然美德論與功利主義論倫理學體系中都沒有直接提及自我公正這一概念，但在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代表作品《尼個馬可倫理學》關于公正的“總體德性”與“具體意義上的”[2]區分;穆勒的倫理學代表作品《功利主義》對作為“作為正義的一項義務”的公正研究中間，關于這一概念的思想已經初見端倪。
實際上，美德倫理學派中的自我公正指的是“在比喻和類比意義上”相對于“總體德性”的“具體意義上的”公正。那么，什么是“具體意義上的”公正，它與“總體德性”的關系怎樣，“在比喻和類比意義上”的自我公正又是什么呢？美德倫理學派代表人物亞里士多德指出：“‘公正的’就是守法的和平等的，‘不公正的’就是違法的和不平等的?！盵2]“事實上，這種守法的公正是總體的德性，但它不是總體的德性本身，而是對于他人關系上的總體的德性。由于這一原因，公正通常被看做德性之首”。[2]“然而，公正在這個意義上不是德性的一部分，而是德性的總體。不公正不是惡的一部分，而是惡的總體?！盵2]
由此看來，亞里士多德所謂的“總體的德性”實質是一種相對于人與自身關系相對的“對于他人關系上的”德性，但亞里士多德也指出，研究“總體的德性”只是為研究“具體意義上的”德性提供一種理論鋪墊，后者才是他的真正研究目標。那么“作為德性的一部分”或者“具體意義上”的“公正”是什么呢？在亞里士多德看來，這種“德性”或“道德品質”就是“一個人在積極和他人之間分配時如果對于那些有益的事物，不是自己獲得較多的一份、使他人得到較少的一份，而對于那些有害的事物，不使自己受損害過少，使別人受損害過大，而是使彼此達到比例的平等;如果在其他兩個人之間進行分配時也這樣做，他表現出來的品質就是公正?！盵3]因此，美德倫理學派的自我公正實質上應該是保持作為體現人類自我主體價值的理性對于自身非理性部分相對優勢或優先地位的一種道德張力。
在功利主義學派理論體系中，自我公正指的是“個體正義”的“一項義務”，即每個人保持其所得與“應得”之間平衡的一種道德行為品質。問題在于，公正為什么是“正義”的“一項義務”，自我公正又是在何種意義上成為“個體正義”的“一項義務”呢？
在功利主義學派代表人物穆勒看來，公正是正義美德的題中應有之意，因為“在涉及權利時，保持公正毫無疑問是義不容辭的，但其中體現的只是一種更廣泛意義上賦予每個人權利的義務?！蹦吕者M一步指出，正是由于“公正”具有“堅持給予每個人應得之物的原則，即以善報善和以惡治惡”的特征，因而“司法的第一美德，公正，作為一種正義義務成為履行其他正義義務的必要條件，部分原因便是基于上述內容?！盵4]但穆勒也指出，公正之所以是正義美德一項義務，最根本的原因還不在于上述理由，而在于公正是功利原理的最高道德原則的體現，即每個人的幸福與所有人的幸福都具有同等價值。因為，“倘若根據‘應得’信條以善報善和以惡治惡是每個人應盡的義務，那么必然意味著我們對所有應當得到我們同等待遇的人都一視同仁（當沒有更高層次的義務來禁止這種行為時），同樣社會也對所有應得到它的平等對待的人（即應當得到絕對平等對待的人）一視同仁。這是個體正義和社會正義的最高抽象標準。一切社會制度、所有有德公民都應盡最大努力向這一標準靠攏。然而，事實上這種偉大的道德義務基于的是一種更深的基礎，即它直接源于道德的基本原理，而不是某些從屬或衍生教義的邏輯推理。由此涉及的便是‘功利原理’或‘最大幸福原理’的確切含義。功利原理之所以成為具有理性意義的原理，最根本的一點是承認一個人的幸福與其他人的幸福擁有完全平等的價值（在程度上被視為是同等的，種類上允許有所差別）?！盵4]綜上所述，在穆勒看來，公正能夠成為正義的一項義務，最為根本的原因在于，它體現了每個人的道德價值的同等性或不可通約性。那么，自我公正何以成為了“個體正義”的一項義務呢？穆勒認為，“個體正義”的“最高抽象標準”在于整體意義上的即“所有應當得到我們同等待遇的人”的公正，但是其邏輯起點在于每個人對自我的公正。也正是在這一層面，筆者以為，自我公正被賦予了“個體正義”的一項義務的含義。
從筆者對美德論與功利論兩大倫理學派在自我公正概念思想史層面的梳理當中不難看出，在這一概念應該成為自我權利駕馭方面的道德的認識層面，兩者保持了高度一致性。但我們在研究當中也發現，在對這一概念理解方式方面，前者帶有明顯的動機論色彩，而后者則帶有明顯的效果論傾向。因為，在亞里士多德所著《尼個馬可倫理學》整個理論體系來看，作為一種德性的自我公正實質上只是“靈魂”的“合乎理性的”“實現活動”，即精神領域的。因而，美德倫理學派的自我公正不像功利主義學派一樣具有鮮明的強制性;而在穆勒所著《功利主義》一書整個理論體系中間，作為“個體正義”的“一項義務”的自我公正，也只是在個體行為效果層面才具有合理性依據。因而，與美德倫理學派相比較而言，功利主義的自我公正缺少了含情脈脈的道德情懷。正因為如此，在看來，道德的合理性依據應該是動機與效果的有機統一。正是在這一層面，筆者以為，所謂自我公正，就是人類自我在駕馭權利時保持的自身主、客體價值之間內在平衡方面的一種張力，這種平衡不是一方對另一方的優勢地位的保持，而是一種主客雙方的和諧狀態。就是說，自我公正德性對自我的倫理危機的化解需要社會公平正義呵護，更需要人類自我內心信念堅守，因為這種堅守的價值不僅僅在于社會秩序的和諧，更重要的還在于，它提供了一種使深陷于現代社會泥淖中的自我為自身更好地構建起美好精神家園的現實路徑。
綜上所述，就作為經濟發展根本動因、目的的人而言，全球金融危機對人類精神生活世界所產生的負面效應消解，需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公民對駕馭自我權利失控所需要的自我公正德性涵養，其可能性在于它是人性需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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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機論文作者中文名】張靜;
【英文論文關鍵詞】金融危機;崩潰;資本流動;危機預期;匯率制度;
【金融危機論文英文關鍵詞】FinancialCrisis;Collapse;CapitalFloating;PsychologicalExpectationsforCrisis;SystemofExchangeRate;
【論文中文摘要】在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日益增強的今天,我們對經濟的迅速發展不能采取全盤肯定或否定的態度,而是應當認真研究其運動和發展的規律,盡量防范并消除其消極影響。從七十年代中期開始,發展中國家陸續開始推行結構性的經濟自由化改革和宏觀經濟穩定計劃,以試圖打破傳統體制的僵化,并保持國內通貨的穩定。但所有的這些嘗試都未曾在短期內達到預期的效果,反而引起了一系列的宏觀經濟問題,這些國家的宏觀經濟績效、國際收支狀況與國際外部經濟環境之間表現出日趨復雜的關系,特別是金融危機的頻繁爆發,地區性的危機通過商品市場、貨幣市場和證券市場的傳遞迅速向全球擴散,給國際金融體系和世界經濟發展造成沖擊。人們不禁要問:金融危機因何產生?筆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首先透徹地進行金融危機的因素分析---資本流動自由化的利弊、待機而動的國際投機資本、經濟基礎的衰敗、國內居民對危機的心理預期。接著將分析和敘述的方法相結合,著重對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英鎊危機、亞洲金融危機等發生過的金融危機事件進行實證分析和比較,從案例中歸納總結出結論:危機最初表現為固定匯率的瓦解,而后呈現出外匯市場、銀行、房地產市場、股票市場出現崩潰的復雜癥狀。最后根據前...
1文獻計量分析在經濟學與商學研究中的應用現狀
文獻計量學是借助于統計學和數學方法等定量研究方法來評估學科領域的研究現狀，預測科學技術發展趨勢[1]。運用文獻計量法可對總量達13萬多的經濟學與商學文獻進行精細分析，實現對國際經濟學與商學研究態勢的全面了解，也可實現對該研究領域的研究熱點進行近距離細致分析。關于使用文獻計量學方法分析經濟學研究狀況的我國已經有文獻報道，萬珊珊對2005-2014年期間ESI數據庫中經濟學與商學高被引論文進行了全面的文獻分析[2]，羅潤東以CSSCI經濟學期刊為數據源計量分析了2015年我國經濟學研究熱點，可視化分析了十大研究熱點領域[3]，顧海兵基于中國知網對1995-2017年中國經濟安全研究的文獻進行了計量分析，揭示了中國經濟安全研究的文獻特征和結構特征[4]。但國內對于經濟學與商學全部國際論文進行文獻計量分析的還很少，將基于WebofScience核心數據庫SCI、SSCI數據庫中近五年經濟學與商學國際論文進行統計分析，從而挖掘出世界范圍內經濟學與商學領域內最具影響力的國家、機構、學者和刊物，揭示該領域研究的熱點密度和發展軌跡。
2數據采集和數據處理
基于WebofScience數據庫平臺檢索近五年數據庫核心合集SCI、SSCI數據庫中的國際經濟學與商學論文，具體方法是在高級檢索中檢索全部經濟學與商學相關大類即Economics；Business；BusinessFinance；AgriculturalEconomicPolicy等四大類中的全部文獻，文獻類型包括ARTICLE、REVIEW、LETTER，時間跨度為2014年至2018年，共得到文獻133318篇，其中中國論文有11913篇，下載全部133318篇國家經濟學與商學論文題錄信息，并借助Excel對全部論文的所屬作者、機構、國家地區、來源期刊、資助基金、學科方向、關鍵詞等數據進行清洗處理和統計分析，并采用CiteSpace、VOSViewer軟件對關鍵詞和研究熱點進行可視化圖譜分析。
3國際經濟學與商學研究論文現狀分析
3.1國際經濟學與商學研究力量分布
為考察國際經濟學與商學的研究力量分布，對國際經濟學與商學論文的高產國家和研究機構進行了統計分析，根據第一作者地址對全部機構進行甄別、合并和統計。按發文數來講，2014年至2018年發文量最多的國家是美國，共46387篇，占世界經濟學與商學論文總數的35%；其次是英國和德國分別為17046篇和12186篇，占總數的12.79%和9.14%。中國經濟學與商學研究成果數量在世界上排名第四，為11913篇，占總數的9%。就發文數量而言，美國一枝獨秀，發文量占總數的三分之一還多，是國際經濟學與商學金融領域研究成果的最大產出國；英國、德國和中國發文量位居第二梯隊均為1萬多篇，是世界經濟學與商學研究的重要研究力量所在國度；澳大利亞、法國、加拿大、西班牙、意大利、荷蘭六國位居第三梯隊，發文量在5000~10000篇之間，在世界經濟學與商學研究力量格局中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根據第一作者單位進行統計發現，國際產出經濟學與商學論文量前10名的機構依次是倫敦大學（3400篇）、加利福尼亞大學（3993篇）、國家經濟研究局（2637篇）、弗洛里達州立大學（1687篇）、國家科學研究中心（1567篇）、美國聯邦儲備局（1546篇）、格魯吉亞大學（1500篇）、哈佛大學（1498篇）、德州大學（1407篇）、倫敦政治經濟學與商學院（1404篇），詳見圖2。產量前10名的研究機構中美國有8個，英國的有2個，說明美國和英國的擁有研究力量強大的研究機構，并且許多研究機構內形成了實力雄厚的研究團隊，其中英國的倫敦大學是世界產出量最大的研究機構，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大學緊隨其后。我國經濟學與商學國際研究論文發文總量排名世界第四，產量可觀，但中國沒有研究機構進入前50強，說明在經濟學與商學領域，中國研究力量比較分散，未形成較集中的強勢研究團體。另外，倫敦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系統、國家經濟研究局、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美國聯邦儲備等高校或研究機構排位靠前，可以作為我國學者訪學和取經的首選單位，同時也可以作為我國學者合作研究的優選單位。
3.2最具影響力研究機構
發文量僅僅反映研究產出量，為了從質量或影響力的角度來反映世界經濟學與商學研究影響力分布，我們綜合了學科規范化引文影響力（CNCI）、論文被引百分比、高被引論文數量、h指數、引文影響力等指標進行統計分析。其中學科規范化引文影響力（CNCI）為論文實際被引次數除以同年、同學科、同類型論文被引次數的平均值，通過標準化來減弱不同學科引文習慣不同而形成的學科間差異，CNCI在不同學科之間具有可比性。篩選出排名靠前的20所學術機構詳見圖1。排在前十位的分別是加利福尼亞大學系統、倫敦大學、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伯克利加州大學、斯坦福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得克薩斯大學系統、牛津大學等。這些學校在經濟學與商學領域的學術和研究水平在世界上是先進的。綜合各國研究產量、質量和影響力等多方面表現來講，美國在世界經濟學與商學研究中獨占鰲頭，英國位列第二，美國遠超過其他國家。英國的倫敦大學和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大學研究產量和影響力均位列前兩位，是世界研究力量分布中實力最強的研究機構。另外，新加坡國立大學位列綜合影響力前20名中是亞洲地區的領先研究機構。
3.3國際經濟學與商學研究重要作者
近五年國際經濟學與商學論文約有10萬名作者，產量最多的前50名作者發文量占了文獻總量的13.76%。發文最多的作者分別是比勒陀利亞大學（UniversityofPretoria）的RANGANGUPTA（143篇）、德雷塞爾大學（DrexelUniversity）的SHAWKATHAMMOUDEH（85篇)、諾森比亞大學的NICHOLASAPERGIS（70篇)、逢甲大學（FengChiaUniversity）的TSANGYAOCHANG（張倉耀54篇)、莫納什大學（MonashUniversity）的RUSSELLSMYTH（54篇)，他們是該領域的重要研究力量。
4國際經濟學與商學研究熱點及前沿
關鍵詞表達了文獻的主題內容，通過作者關鍵詞詞頻統計能夠分析學科領域的研究熱點。本文分別采用知識圖譜工具CiteSpace和VOSviewer對2014~2018年國際經濟學與商學領域研究文獻的關鍵詞進行五年整體分析和分年具體分析。首先，采用CiteSpace軟件對2014年~2018年五年國際經濟學與商學領域研究文獻的關鍵詞進行知識圖譜分析。圖6是國際經濟學與商學論文的關鍵詞圖譜，分析圖6可以看出，國際經濟學與商學關于模式（15351）、績效（10225）、市場（9216）、影響（8148）、行為（6185）、增長（6069）、信息（5947）、風險（5542）、公司（5356）、管理（5023）、政策（4999）、改革（4905）、視角（4549）、價格（4333）、決定因素（3954）、競爭（3906）、工業（3646）、投資（3633）等方面的研究受到廣泛的關注，其中績效、市場、模式、行為、工業、增長等關鍵詞的中心性較高。另外，運用VOSviewer對2014~2018年國際經濟學與商學領域研究文獻的關鍵詞共現主題密度視圖進行逐年分析后發現，近五年核心研究熱點為改革創新、經濟增長、企業管理，五年中這三個關鍵詞均列前三位，且研究熱度持續上升，說明近五年國際經濟研究主要圍繞改革創新、經濟增長、企業管理展開；另外，年度的次要研究熱點是漸進改變的，2014年次要研究熱點為貨幣政策、金融危機、公司治理；2015年次要研究熱點為公司治理、企業家精神、企業社會責任；2016年次要研究熱點為教育、人力資本、新興市場；2017年次要研究熱點為社會媒體、不確定性、信任；2018年次要研究熱點為企業社會責任、氣候變化、公平性研究?？梢哉f，五年主要研究熱點不變，次要研究熱點從貨幣政策、金融危機、企業管理逐漸轉移到人力資本、新興市場、社會媒體、氣候變化等經濟發展帶來的新問題上。
那么目前，人工智能在中國的發展條件如何，中國距離成為真正的人工智能強國還有多遠？7月13日，《中國人工智能發展報告2018》在清華大學主樓接待廳。
報 告中稱，目前中國人工智能的發展已經具備非常優越的條件，然而要成為真正的人工智能強國，中國還任重道遠。中國在論文總量和高被引論文數量上都排在世界第 一，但中國在人才總量，以及杰出人才占比偏低。在產業上，中國的人工智能企業數量排在全球第二，不過，中國人工智能領域的投融資占到了全球的60%，成為全球最“吸金”的國家。
報 告指出，中國必須加強基礎研究，優化科研環境，培養和吸引頂尖的人才，在人工智能的新基礎領域實現突破，保證人工智能發展的根基穩固。同時，要大力鼓勵產 學研合作，讓企業成為人工智能創新的主導力量。積極參與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機制的構建中，在人工智能未來的技術發展、風險防范、道理倫理規范制定等領域發 揮中國獨特的作用。
這份報告由清華大學中國科技政策研究中心、清華公共管理學院政府文獻中心、北京賽時科技有限公司、科睿唯安、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和北京字節跳動科技有限公司聯合。
論文總量世界第一，杰出人才占比偏低
報告中稱，在論文產出上，中國人工智能論文總量和高被引論文數量都是世界第一。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論文的全球占比從1997年4.26%增長至2017年的27.68%，遙遙領先其他國家。
高校是人工智能論文產出的絕對主力，在全球論文產出百強機構中，87家為高校。中國頂尖高校的人工智能論文產出在全球范圍內都表現十分出眾。
不僅如此，中國的高被引論文呈現出快速增長的趨勢，并在2013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
但在全球企業論文產出排行中，中國只有國家電網公司的排名進入全球20。
從學科分布看，計算機科學、工程和自動控制系統是人工智能論文分布最多的學科。國際合作對人工智能論文產出的影響十分明顯，高水平論文中國通過國際合作而發表的占比高達42.64%。
專利申請上中國專利數量略微領先美國和日本。中國已經成為全球人工智能專利布局最多的國家，數量略微領先于美國和日本，三國占全球總體專利公開數量的74%。
全球專利申請主要集中在語音識別、圖像識別、機器人、以及機器學習等細分方向。中國人工智能專利持有數量前30名的機構中，科研院所與大學和企業的表現相當，技術發明數量分別占比52%和48%。
企業中的主要專利權人表現差異巨大，但中國國家電網近五年的人工智能相關技術發展迅速，在國內布局專利技術量遠高于其他專利權人，而且在全球企業排名中位列第四。
中國的專利技術領域集中在數據處理系統和數字信息傳輸等，其中圖像處理分析的相關專利占總發明件數的16%。電力工程也已成為中國人工智能專利布局的重要領域。
雖然在論文總量和高被引用論文數量上中國排名領先，但在人才投入上，中國表現并不突出。
根據該報告，截至2017年，中國的人工智能人才擁有量達到18232人，占世界總量8.9%，僅次于美國（13.9%）。高校和科研機構是人工智能人才的主要載體，清華大學和中國科學院系統成為全球國際人工智能人才投入量最大的機構。
然而，按高H因子衡量的中國杰出人才只有977人，不及美國的五分之一，排名世界第六。企業人才投入量相對較少，高強度人才投入的企業集中在美國，中國僅有華為">華為一家企業進入全球前20。
中國人工智能人才集中在東部和中部，但個別西部城市如西安和成都也表現十分突出。國際人工智能人才集中在機器學習、數據挖掘和模式識別等領域，而中國的人工智能人才研究領域比較分散。
中國人工智能企業數量全球第二，但投融資規模最大
報告稱，中國人工智能企業數量從2012年開始迅速增長，截至2018年6月，中國人工智能企業數量已達到1011家，位列世界第二，但與美國的差距還非常明顯（2028家）。
中國人工智能企業高度集中在北京、上海和廣東。在全球人工智能企業最多的20個城市中，北京以395家企業位列第一，上海、深圳和杭州也名列其中。中國人工智能企業應用技術分布主要集中在語音、視覺和自然語言處理這三個技術，而基礎硬件的占比很小。
風險投資上，從2013到2018年第一季，中國人工智能領域的投融資占到全球的60%，成為全球最“吸金”的國家。但從投融資筆數來看，美國仍是人工智能領域創投最為活躍的國家。
在國內，北京的融資金額和融資筆數都遙遙領先其他地區，上海和廣東的人工智能投資也很活躍。從2014年開始，國內人工智能投融資活動的早期投資的占比逐漸下降，投資活動日趨理性，但A輪融資還是占主導地位。
一、我所理解的“金融危機”成因
我認為導致次貸危機的原因是美國政府的目光短淺和過于自信。
1.次貸危機的產生
根據資料，我了解到，所有的一切都起源于“次貸危機”。1999年，互聯網開始流行。在布什時代，互聯網的熱潮逐漸退去了，美國要尋找新的經濟活力。于是，他們將目光集中在了房地產上。政府提供60倍的按揭貸款。所以申請貸款的人越來越多。2007年，美國人的按揭貸款已和國內生產總值一樣大。而且，后來有很多申請貸款的人無法還款，這種無法還款的比率越來越高，引發了次貸危機。
2.全球金融危機的產生
次貸危機，是不足以產生金融危機的。2000年，在美國出現了一種法律監管不是很完善的CDS信用違約互換，CDS成為了最時髦的金融產品。因為沒有很強的法律監管，CDS這個金融產品被越來越廣泛地使用。在發生次貸危機的同時，還發生了一些事情。以前美國證監會規定只有在股票上漲時才可以賣空，現在股票下跌時也可以賣空。這個變化加速了股票的下滑。以上內容加上次貸危機、CDS的膨脹和大企業的降息，引發了金融危機。
3.我的觀點和想法
這次金融危機是政策上失誤所造成的后果。政府在決定按揭貸款這一政策的時候，沒有考慮這一政策的弊端，沒有為自己的決策留后路，而是一味地追求經濟騰飛。政府、組織似乎是照顧了中低收入的人民，卻使企業與公司虧損、破產。經濟是一條環環相扣的鏈子，從小商鋪到企業，從股票到銀行……一環連一環，一個環會影響相鄰的兩個環。如同多米諾骨牌一般，事情發生得太快，連政府都來不及控制，只能花費大把的資金追隨在事態后面，試圖控制大局。
次貸危機的“?！痹谟谫J款款額過大，就算人民把貸款全部還清，國內生產總值就全部賠進去了，美國的經濟將無法自給。何況，人民無法還清貸款。再加上，政府為了刺激經濟，不斷降息，會導致通貨膨脹;錢不值錢，貸款的窟窿不但沒有變化，還有可能會緩慢變大，形成了惡性循環。從上述資料看，政府似乎是非常富裕的，但是那些資金都是從各種稅中來的，且其中企業、公司所交的稅占大多數。很多企業、公司都因為政府的降息，導致收入減少，股票也因為美國證監會的政策改變而一路下跌，越下跌，賣空的人越多，也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把企業、公司的本金全部抵消了。而且美國是一個影響力巨大的發達國家，每個國家幾乎都和美國有各個方面的關聯，美國出了事，世界必定都會受影響;因此美國的金融風暴就刮遍了全球。
二、各國政府如何面對金融危機
“救市”這個詞是在“金融危機”后出現的?！熬仁小钡囊馑季褪菍鹑谖C采取救助措施。
平息金融風暴的方法我并不十分了解，但是我認為現在各國政府使用的方法只能緩解暫時發生的狀況。要真正平息金融風暴，我認為需要長一些的時間。畢竟金融風暴就是慢慢到來的，所以我們要做的是等待以及在最短的時間內醞釀出最好的解決方法。
1.各國采取的措施
金融危機發生以后，各國政府都采取了一定的救市措施。主要采取措施的是美國和歐洲的許多國家，舉幾個例子：
德國政府將拿出最多5000億歐元用于救市，英國政府宣布向皇家蘇格蘭銀行、哈利法克斯銀行和萊斯銀行注資370億英鎊，法國將拿出最多3600億歐元用于金融救助。而美國則已撥出7000億美元救市，還有4500億備用。政府只有撥出大量的資金，才能填補貸款和股票下跌形成的經濟漏洞。
這些出資救市的國家基本上是發達國家，而我們生活的亞洲似乎沒有受到非常嚴重的打擊，這對我們來說算是一件幸運的事情。
2.我的觀點和想法
如上述觀點一樣，我認為金融風暴不是能輕易平息的。其實美國政府撥款救市的原因不僅是因為要維持國家正常運作，還有安定民心，重新給予企業、公司信心的作用。它要告訴人們：“既然這個經濟漏洞已經出現了，就要有耐心，有信心?！?/p>
我認為除美國外受金融危機影響較大的國家應該循序漸進，不要浪費太多資金用于環緩解暫時的經濟困難，應該想辦法讓大企業、公司恢復運作能力，因為一個國家的財力大部分是靠這些企業、公司作基礎的。
而關于美國的救市措施80年前，美國也曾經有過一次經濟大蕭條。當時的政府就通過把投資銀行和商業銀行分開營業從而降低了商業銀行的風險，保證了儲蓄用戶的利益。再經過時間的磨合，和財富的積累，使美國的經濟又飛上了世界的頂端。然而現在，我們又面臨了更大的金融危機，所以，我認為美國的企業家、政府應該用長遠的眼光研究出一套完善的救市計劃。我認為美國政府首先應該解決的問題是保證人民的生活質量，第二步才去考慮怎樣填補經濟漏洞，最后再考慮如何使美國經濟再度騰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