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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6）15-0249-02
在近代教育史上，梁啟超不僅是一位充滿銳勁的改革家，更是一位富有極強前瞻性的理論家，其1900年發表的《少年中國說》，以與時俱進的思想和氣勢磅礴的激情，用人之老少比喻國之老少，開啟了一場全民族關于“少年中國”的熱議，向“中國少年”發出了振興國家的熱烈召喚，表達了晚晴以降先進知識分子的共同憧憬，喚起了無數近現代熱血青年投身于挽救民族危亡的偉大事業。而百年之后的中國，面對全球一體化，人類從信息時代步入數據時代，開啟了以“互聯網+”為時代特征的新境遇，在新形勢下如何解讀《少年中國說》以及汲取其中的思想營養，成為當下教育思想研究的全新課題。
一、觀念：順勢而為，海納百川
梁啟超在評斷中國為老大之國還是少年之國時指出：“欲斷今日之中國為老大耶，為少年耶？則不可不先明‘國’字之意義。夫國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有服從，讓人皆者，人人皆服從者。夫如是，斯謂之完全成立之國。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國也，自百年以來也。完全成立者，壯年之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漸進于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故吾得一言以斷之曰：歐洲列邦在今日為壯年國，而我中國在今日為少年國?！睆钠渫茢嘀袊袢諡樯倌陣恼撟C過程中，不難看出其尊重客觀規律的歷史唯物主義思想觀念，中國之所以為少年中國，完全因為“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漸進于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痹谧鹬貧v史規律的基礎上，中國理所當然是少年。透過這一思維邏輯的本體，則是歷史唯物主義觀在進行理論支撐，而合理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的最核心觀念，其最終落腳點自然成為順勢而為。儒家亞圣孟子言：“有智慧者，不如乘勢?！绷簡⒊渡倌曛袊f》的提出，自然離不開其所處時代環境的大勢：當時的中國內外交困，再度陷入近代化之困境。自失敗，中國的外迫型近代化開啟，經甲午之敗，戊戌之敗，一敗再敗，甚至已有亡國滅種之虞。于此危難之際，必須再啟中國近代化之進程。中國傳統哲學認為：以文化成天下，即用文的力量可以治理好全天下，孟子更是提出：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就在于人有文化。而近代化進程的關鍵是人的近代化，對人進行近代化改造的最好途徑便是文化改造，這一邏輯類同于莊子所言之道與人：道創生萬物及人，也與萬物及人同體同在。人自覺與道同體同在者，順應之。不能自覺者，亦擺脫不了，行為悖之而體不能悖。近代化與其主體人亦是同體同在的，自覺者，順興之，光大之，不自覺者，行為悖之而體不可分，梁任公是自覺者。梁啟超順應時展之勢，自覺鐵肩擔道義發起對民族近代化文化改造，其所指方向首先是思想觀念上的開放性思維，以海納百川來滋補民族近代化所缺失的營養?！袄夏耆顺Ｋ技韧倌耆顺Ｋ紝?。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戀心；惟思將來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戀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進取。惟保守也，故永舊；惟進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經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將來也，事事皆其所未經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憂慮，少年人常好行樂。惟多憂也，故灰心；惟行了也，故盛氣。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氣也，故豪壯。惟怯懦也，故茍且；惟豪壯也，故冒險。惟茍且也，故能滅世界；惟冒險也，故能造世界?！绷簡⒊ㄟ^對老年與少年不同性格態度的比照，從而對老年人常思既往、留戀過去、因循守舊、怯懦茍且以致最終滅亡世界進行深度剖析極度批判，而對少年人常思將來、希望進取、常敢破格、豪壯冒險以致終能創造世界表達了充分的肯定和強烈的寄托?！笆古e國之少年而果為少年也，則吾中國為未來之國，其進步未可量也?！?/p>
而當下教育正處于以“互聯網+”為典型特征的后信息化時代，這就要求我們必須順應時代的大勢，以海納百川的觀念來指導當下教育探索的方向。2015年中國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制定“互聯網+”行動計劃?！盎ヂ摼W+”代表一種新的經濟形態，即充分發揮互聯網在生產要素配置中的優化和集成作用，將互聯網的創新成果深度融合與經濟社會各領域之中，提升實體經濟的創新力和生產力，形成更廣泛的以互聯網為基礎設施和實現工具的經濟發展新形態?！盎ヂ摼W+”行動計劃將重點促進以云計算、物聯網、大數據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與現代制造業、生產業等的融合創新，發展壯大新型業態，打造新的產業增長點，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提供環境，為產業智能化提供支撐，增強新的經濟發展動力，促進國民經濟提質增效升級?！盎ヂ摼W+”時代的典型特征便是資源的深度整合，這種整合不僅包含了O2O線上線下虛擬與實體資源的重新洗牌，同時也意味著大數據共享以及渠道多元化裂變紅利的到來，而所有這一切的行為主體都離不開人的主導和操控，可以認為“互聯網+”模式就是一個思維大爆炸的時代，傳統資源傳導模式、營銷渠道模式、人才組合模式被深度摧毀，任意思維的對接都可能產生一種全新的教育模式，墨守成規、思維固態的商業范式已經很難在這一時代立穩腳跟，其生存和發展空間也正在被逐漸擠壓并終將退出歷史舞臺，教育觀念必須從傳統授課的固有模式向海納百川的多元化方向進行轉變，這是每位教育工作者必須保佑的思想觀念。
二、態度：積極應對，不走偏鋒
人的思想是由感性與理性共同構成，梁啟超在《少年中國說》中除了從理性邏輯角度提出人應該順勢而為、海納百川，同樣在感性態度上保持積極應對、不走偏鋒的方向也同樣重要。“誠哉其老大也！而彼輩者，積其數十年之八股、白折、當差、捱俸、手本、唱諾、磕頭、請安，千辛萬苦，千苦萬辛，乃始得此紅頂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命號，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畢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兒，拾金一錠，雖轟雷盤旋其頂上，而兩手猶緊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顧也，非所知也，非所聞也。于此而告之以亡國也，瓜分也，彼烏從而聽之？烏從而信之？即使果亡矣，果分矣，而吾今年既七十矣八十矣，但求其一兩年內，洋人不來，強盜不起，我已快活過了一世矣。若不得已，則割三頭兩省之土地奉申賀敬，以換我幾個衙門；賣三幾百萬之人民作仆為奴，以贖我一條老命，有何不可？有何難辦？”
三、方法：如鹽入水，潤物無聲
20世紀初，是思想界發生重大變革的年代。其中最為重要的莫過于維新變法運動了。維新變法運動中，改革者們提出“啟女智”和“重幼教”的觀點。同之后周作人提出的“婦女”和“兒童”問題一樣，無形中提高了婦女和兒童的地位。從中可以看出清末民初是“兒童的發現”、“兒童文學的發現”過程中的一個關鍵性的時期。
梁啟超作為清末維新派的代表人物，力圖以文學為工具“新一國之民”。于是兒童作為未來之““國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此舉客觀上推動了中國兒童文學由自發狀態向自覺狀態的轉變。梁啟超關于兒童和兒童教育的見解主要體現在《盧梭學案》、《少年中國說》、《論幼學》、《蒙學報演義報合敘》、《教育政策私議》、《中國教育之前途與教育家之自覺》等文章中。本文將主要從他的兒童觀、兒童教育觀及其理論實踐等方面入手分析梁啟超在兒童文學走向自覺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一
在維新變法運動中，梁啟超等改革者超越了洋務派在器物層面對西方的學習，轉而學習和借鑒西方的政治制度?！氨R梭的社會政治著作《社會契約論》所提出的天賦人權、自由平等、在民等主張，不僅成為梁啟超的政治理想，而且引發了他在兒童觀上的覺醒?！盵1]《盧梭學案》是梁啟超宣傳盧梭思想的代表性作品。他直接繼承了《社會契約論》中的“人是生而自由的”的觀點，認為“彼兒子亦人也，生而有自由權，而此權，當躬自左右之，非為人父者所能奪也?！绷簡⒊环矫媾辛恕案笧樽泳V”的倫理道德，另一方面更加重視兒童的地位和價值。
在《少年中國說》中認為：“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將來”，文中認為兒童精力充沛，代表著國家的未來和希望。對兒童的自由和人格的尊重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傳統以來的兒童的地位。 “這種對兒童生命特點和精神個性的認識，為人們談論兒童的獨特的精神需求，為人們談論和思考兒童文學的種種話題，提供了最直接而現實的文化動力和理論起點?！盵2]
據此，梁啟超在《論幼學》中，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人生百年，立于幼學”的教育主張。梁啟超是從提高國民素質、提高民族文化水平的宏觀角度建構自己的兒童教育觀。與西方相比，盡管中國很早就產生了文字符號，但是文字教育并沒得到普及，多數人沒有接觸文字的機會，更談不上閱讀了，因此導致了國人創新能力的缺乏。因而兒童沒有閱讀文字的機會，對整個國家的發展極為不利。兒童期是人一生發展的關鍵，要改變國民的素質，必須從兒童教育入手。兒童教育與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前途息息相關。這種說法與我國當代兒童文學理論和創作的著名人物曹文軒的觀點不謀而合，“孩子是民族的未來，兒童文學作家是民族性格的塑造者，兒童文學作家應當有一種莊嚴的神圣的使命感?！盵3]
長久以來，兒童生活在“父為子綱”封建觀念的層層桎梏下。梁啟超正是深刻認識到了封建舊教育對兒童天性的摧殘，才對舊式教育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舊式教育對兒童的體罰，嚴重違背了教育規律，如同女子纏足一樣，是對兒童身心的巨大傷害。這種教育方式非但不能取得很好的教育效果，反而會導致兒童視學校如牢獄，畏老師如獄吏。體罰是不尊重兒童的表現。這從反面確證了梁啟超認為兒童是有情感、有自尊、有主體性的存在這一觀點。因此不難發現他的思想中孕育著兒童本體論的雛形。
他進一步指出，封建社會中以記誦為主的兒童教育方法是有問題的?！捌湔n學童也，不因勢以導，不引譬以喻，惟苦口呆讀，必求背誦而后已。”這種呆板的教學方法很容易打消兒童學習的積極性，使他們失去學習的興趣。而相比于西方的教育，中國的教育存在著先后順序嚴重顛倒的弊端。凡此種種都表明了舊式教育方法違背了兒童身心發展的規律，不利于培養兒童的創造力，不能激活兒童心靈中潛在的靈性。這種過分理性化的方式也被許多研究者所批判。如盧梭和別林斯基都承認理性的能力是人的一生中最難發展的一種能力。在兒童期，應該主要致力于兒童感性能力的開發。再如朱自強教授所說“對于幼兒來說，他的理性能力還處于蟄伏的狀態，因此，他的感性的能力就能有很好的發展機會。在這個時候我們不能認為地、超前地發展孩子們的理性能力，這個理性能力當然就和一些知識的能力是有直接的聯系的。如果在幼兒階段，我們過早地發展他的理性、知識這方面的能力的話，教育就不會收到好的效果，就只能起到負面作用。”[4]因此，不得不說，梁啟超的觀點是具有一定進步意義的。
二
“近代兒童文學理論的建設，自梁啟超始。”[5]毋庸置疑，梁啟超為兒童文學的建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他不但是一個兒童教育理論的倡導者，還是一個身體力行的實干家。他的理論是深深根植于實踐中的。他在《蒙學報演義報合敘》中表達了對“俚歌”的重視。1902年，他在《新小說》上開創“雜歌謠”欄目。
他率先以“少年中國之少年”的筆名發表了兒童詩《愛國歌》四章，受到了日本留學生們的喜愛。此后，他又創作了《皇帝歌》四章?！安痪茫謩撟髁恕督K業式》四章，這組詩的兒童性稍為明顯，比前兩首容易理解。雖然有著宣傳改良思想的目的，但其表現形式大致可以為少年人理解和接受。正如梁啟超所說：“今欲為新歌，適教科用，大非易易。蓋文太雅則不適，太俗則無味。斟酌兩者之間，使合兒童諷誦之程度，而又不失祖國文學之精髓，真非易也?！盵6]梁啟超已經看到了在兒童詩歌中處理雅俗關系的重要性。從中不難發現梁啟超兒童文學前意識之端倪。
同時，梁啟超還在自己創辦的刊物上呼吁更多的人從事兒童詩歌的創作。例如，他在新小說上曾經發表過張敬夫的《警醒歌》四章、劍公的《新少年歌》、自由齋主人的《愛祖國歌》、珠海夢余生的《勸學》、黃遵憲以筆名“嶺東故將軍”發表的《出軍歌》四章和黃遵憲以筆名“人境廬主人”發表的《幼稚園上學歌》四章等。
其中黃遵憲的《幼稚園上學歌》語言生動活潑，自然流暢，易于上口，適合兒童吟唱，不失為一首優秀的兒童詩歌。全詩一共十節，詩人對幼童渴望知識的急切心情和幼童初上學校時歡呼雀躍的形象做了形象的描繪。這首詩在當時的兒童中傳唱甚廣，后來又被輯入《最新婦孺唱歌集》和《改良唱歌教科書》?！霸谕砬鍨閮和瘎撟鞯脑姼柚?，如此具有兒童特點的詩作還屬鳳毛麟角?！盵7]梁啟超對這種朗朗上口，具有音樂美，同時寓教于樂，又不失藝術性的兒童詩歌是極為贊賞的。
除了倡導兒童詩歌的創作之外，梁啟超還進行關于兒童詩歌的文學批評工作。他在《飲冰室詩話》的第78則中全文引錄了黃遵憲《小學生相和歌十九章》，稱其為“一代妙文也?！蓖瑫r，他高度評價了楊皙子（楊度）所創作的《揚子江》、《黃河》等兒童詩歌，認為它們是斟酌雅俗之間、適合兒童吟唱的詩歌。他十分欣賞《江蘇》（清國江蘇籍留學生1903年在東京創辦的反滿革命刊物）上刊載的兒童詩歌，如《游春》、《秋蟲》等，認為其是中國文學復興的先河?！皩和姼璧牡匚惶岣叩饺绱说某潭龋瑲v史上還從來沒有過?！盵5]
三
此外，梁啟超對于兒童文學的重要貢獻還在于他的翻譯工作上。他用章回體的形式重新翻譯了法國作家儒勒?凡爾納的“科學小說”《十五小豪杰》，連載于自己主編的《新民叢報》。考慮到少年讀者的理解水平，譯文采用的是白話文，他還以“飲冰”的筆名譯述了“科學哲理小說”《世界末日記》。陸續在《新小說》上發表了南海盧籍東與東越紅溪生合譯的“科學小說”《海底旅行》、周桂笙譯述的《水底渡節》和《神女在世奇緣》、南野浣白子的“冒險小說”《二勇少年》等。他稱贊儒勒?凡爾納的“科學小說”“寄思深微，結構宏偉?！庇捎诹簡⒊姆g工作是為了實行“小說界革命”，所以包括兒童文學作品在內的翻譯工作不過是他“新一國之民”的手段。雖然他并沒有兒童文學的文體意識，也沒有以兒童為讀者的意識，但是這些從異域引進的文學作品，在青少年中還是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有利于兒童沖破封建文化的屏障，已經開始為兒童文學的自覺松動著久久壓在其上的板結的土塊。
四、結語
總之，梁啟超的兒童教育觀中固然存在著資產階級改良的思想和工具論的傾向，但他主張尊重兒童的尊嚴和個性，尊重兒童身心發展規律，無疑在兒童文學前意識的萌生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已經顯現出現代兒童觀的些微征兆。梁啟超還是中國兒童詩歌和翻譯小說的倡導者和力行者，為了兒童文學的誕生做了準備，有利于兒童文學的本體自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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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曹文軒.中國八十年代文學現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309.
[4] 朱自強.朱自強小學語文教育與兒童教育講演錄[M] .長春：長春出版社，2009：129.
最能代表梁啟超散文寫作成就，影響最為深遠的，是他在《時務報》至《清議報》、《新民叢報》時期所發表的新體政論和文藝性短論，如《變法通議》、《自由書》、《少年中國說》、《呵旁觀者文》、《新民說》、《過渡時代論》等文。他自稱這些文章，“開文章之新體，激民氣之暗潮”(《清議報一百冊祝辭》)。的確，這些作品議論風發，感情充沛，形式新穎，條理明晰，語言流暢，別具一格，“成為一大派別的文體”。梁啟超自稱這一時期的政論為“新文體”，以區別于當年仍占正統地位的桐城派古文、駢文和八股文等“舊文體”。而一般論者，從不同角度，給其新體散文以多種稱述。因為這種新體散文，大多是政治性的議論文，故稱之為“政論”，而這種政論，以文學的筆調，議論變法維新，有較濃厚的文藝性，因被叫作“時務的文學”(《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由于這類政論屢發表于報刊，故又稱為“報章文字”或“報章文學”，這種政論的寫作，至《新民叢報》時期達到頂鋒，因此被譽為“新民體”?？傊?，起于《時務報》，迄于《新民叢報》的十年間，是梁啟超“新文體”寫作的全盛時期。此后所作散文，基本上失去了原有的那種高昂的愛國激情、犀利的戰斗鋒芒和社會改革的理想，已不甚為讀者所欣賞。
梁啟超新文體的思想內容，反映了近代資產階級批判舊世界，呼吁社會改革，鼓吹變法圖強，追求祖國獨立富強的要求和愿望，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和豐富的社會內容，表現了與舊體文言散文根本不同的思想特質。如《變法通議》就中日甲午戰后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的問題，提出并反復論述進行資本主義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全面闡述了資產階級維新派倡導變法的政治主張，震動海宇?！讹嫳易杂蓵酚瑟氉猿善奈乃嚩陶摻M成，以時勢學理為題，宣傳新學思想，鼓吹變法主張?！渡倌曛袊f》描述了少年中國的光輝前景，鼓舞國民為祖國的富強獨立而奮斗，充滿了樂觀進取的精神和理想色彩?！逗桥杂^者文》嚴辭呵責形形的旁觀者，呼吁國人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主人翁態度，面對外強，內政不振的社會現狀，奮起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的愛國精神，報效祖國?！哆^渡時代論》熱烈贊頌中國社會結束了數千年來的“停頓時代”，而進入“過渡時代”，也即變革的時代，呼吁國民，尤其是青年，“大張旗鼓，為過渡之先鋒”，為爭取社會的進步獻身。《釋革》闡述了“改革”與“革命”的意義，力主實行“變革”，鼓吹通過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的“變革”，推動社會進步，言辭激烈。《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熱情頌揚歐美、日本等杰出科學家、文學家的開創性勞動，創造了“今日光明燦爛、如荼如錦之世界”，呼吁國人努力學習西方，“能運他國文明新思想，移植于本國，以造福于其同胞”?？傊@一時期的新文體寫作內容大體可概括為四方面：“一日倡民權”、“二日衍哲理”、“三日明朝局”、“四日厲國恥”，“一言以蔽之日：廣民智，振民氣也”。(《清議報一百冊祝辭》)但是，卻也有大量文章，鼓吹“君主立憲”、“開明專制”、“保皇保教”尊孔崇儒的思想。此后則不復如新文體那樣的內容，能感應時代前進的步伐，叱咤風云，激昂慷慨，具有導人進步的積極意義。僅有部分政論，如《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袁政府偽造民意密電書后》、《辟復辟論》、《麗韓十家文鈔序》等，尚能應時代潮流的激蕩，閃現愛國主義的、民族主義的思想光彩，為人稱頌。
梁啟超一生所作散文，可稱道的藝術成就，還是他的新文體。而其影響，則開創了一代新文風。他晚年評述自己的新文體創造說：啟超既亡居日本……復專以宣傳為業，為《新民叢報》、《新小說》等諸雜志，暢其旨義，國人竟喜讀之。清廷雖嚴禁，不能遏，每一冊出，內地翻刻本輒十數。二十年來學子之思想，頗蒙其影響。啟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為文，學晚漢魏晉，頗尚矜練。至是自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格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于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為焉。
從梁啟超的自述，可知新文體的產生是由于宣傳變法維新的政治需要：一是為了便于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暢其旨義”，二是為了使廣大報刊讀者易于理解接受，裨“國人競喜讀之”，因此，不能不從自幼習練的晚漢魏晉文、桐城派古文，以至為應科舉而研治的八股文中擺脫出來，“至自解放”，寫作應新形勢需要的新體散文，表現新生活新思想。于是新文體便應運而生了。這種新文體的特點，如其所述有以下幾點：
第一、“平易暢達，時盡可能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這就是說，新文體的文筆語言，文白相雜，文言出俚語，成為一種淺近的文言文體，接近口語；又能駢散結合，奇句散行與偶句排比相雜，打破駢體與散體的嚴格界限，增強了文字表現力；還能吸收外來新詞新語和外國語法，改良文體的語言素質，提高記事述情的表現力。凡此種種，使新文體顯得平易暢達。
……中國而為牛為馬為奴為隸，則烹臠筻鞭之慘酷，惟我少年當之。中國如稱霸宇內主盟地球，則指揮顧盼之尊榮，惟我少年享之。于彼氣息奄奄與鬼為鄰者何與焉7彼而漠然置之，猶可言也。我而漠然置之，不可言也。使舉國之
少年而果為少年也，則吾中國為未來之國，其進步未可量也。使舉國之少年而亦為老大也，則吾中國為過去之國，其澌亡可翹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于歐洲則國勝于歐洲，少年雄于地球則國雄于地球。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潛龍騰淵，鱗爪飛揚：乳虎嘯谷，百獸震惶；鷹隼試翼，風塵吸張：奇花初胎，雨雨皇皇：干將發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蒼，地履其黃：縱有千古，橫有八荒；前途似海，來日方長。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
這種運用駢偶對仗、八股排比同奇句散行的古文句式，熔于一爐，文言、口語與外來新詞語間雜并出，擴充了語言運用范圍，句式多變，感情充沛，氣勢浩莽，富于藝術魅力。正因如此，就較之舊文體更充分地發揮中國語文的特性，運用諸如比喻、夸張、重疊、排比、反復、遞進等修辭手段，使抽象議論與形象概括結合，加強說理論事的文藝性，產生服之以理，動之以情的藝術效果。這也是新文體“平易暢達”的原因之一。
第二，“其文條理明晰”。新文體是一種新體政論，行文起迄自由，各自成段，分項申說，洋洋灑灑，盡意而罷，“縱筆所至不檢束”，每為長至幾千以至萬言的長篇政論。而往往又在題目之下，各部分再列小目(小標題)，小目之下，又分項論述，“大綱小目，條分縷析”，如《變法通議》、《新民說》、《過渡時代論》等。梁啟超重視文章的條理，說“于文，經緯整列曰?！怼?，條段錯紊日‘亂’”。他的“縱筆所至不檢束”，是指不為舊文體的形式格調所約束，能放言縱論，不拘一格。一旦進入自己的論題，則必引經據典，或列舉種種中外古今事例，或列舉一連串比喻，設喻引類，廣征博引，反得申說，“其體勢順頗象分段寫出的八股文的長比，而不受駢四儷六的拘束。”但求“經緯整列”，務必“條理明晰”。從政論的內容到形式均無視古文辭之門徑，也是文體上的一大解放。
第三，“筆鋒常帶情感”。新文體“慷慨論天下事”，激情洋溢，浩莽奔放，虎虎有生氣，因其筆端常傾注充沛的情感。用說理與抒情相結合的文筆議事論理，情理交織，明快犀力，氣勢，動人心魄，產生極大地鼓動性、說服力和感染力。例如《變法通議》中云：要而論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不復存在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萬國蒸蒸，日趨相迫，非可瘀制。變亦變，不變亦度。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已，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束縛之，馳驟之。嗚呼!則非吾之所敢言矣!
這種直抒胸臆，大聲疾呼，近于吶喊的議論，伴隨著激昂直率，急切痛快的情緒，頗能激勵民氣。因其議論常帶情感，又反對“從容模棱之言”和“主文譎練”，主張“以極端之議論出之”(《敬告我同業諸君》)，言詞未免“稍偏激”。如《呵旁觀者文》開頭就發危言聳聽、驚世駭俗的議論 天下最可厭可憎可鄙之人，莫過于旁觀者。
田娟，1974年生于山東煙臺。作品曾參加“國畫經典?2008當代中國水墨名家提名展”、第二屆當代中國畫學術邀請展、“相約中國牡丹城?當代中國提名作品邀請展”、全國首屆草原情中國畫提名展、第二屆齊白石獎中國畫作品展等以及中國美協主辦的多項展覽。并在日本、南韓、德國、北京、臺灣、內蒙古等多個國家和地區展出。出版有《田娟畫集?人物卷》。2005年入中國國家畫院人物畫工作室，現居北京。
一次偶然機會，朋友推薦我畫命題人物梁啟超像，我是不加思索，一口應承。因我一貫不善示弱，逞強有余。應承之際腦海閃現N年前的歷史書上的梁啟超像，N年前語文書中的鏗鏘美文《少年中國說》，覺得這是一個鍛煉命題創作的機會。
創作要求寫實風格，不能單憑意筆小品之模式技法去表現。由于是史實人物藝術造像，那就要具備尊重客觀物像的感覺，同時應有創作者自身的獨立主觀的筆墨語言。許久未畫人物寫生，創作伊始，先上網搜圖片，僅有頭像小圖，且輪廓模糊不清，遂去書店查找影像資料，工作人員答曰：應無，曾有人查詢無果。既無影像資料又無模特參考，權且圖片湊吧。僅能依靠網上那幅虛乎人像，再結合些清末民初著裝人物圖片的拆補組合了。
創作手法未采取工筆畫法，工筆雖較容易形似，但因一則時間較緊，再則許久未畫水墨寫生人物，也有些技癢難耐求痛快過癮，隨即采用了水墨寫意技法。由于生宣自然洇染的特質，需掌控水墨的濃淡干濕，方能顯現筆墨華滋的韻味。因是描繪近代史實人物，造型需精準，刻畫面部結構時，參考虛乎乎的圖片之余，只能憑著自己似是而非的感覺畫了。三易其稿，方有了八分像，私下自知平時少于寫生積累才至于此。待要臉部落墨時，極擔心水墨失控，因微毫之差異即失之千里了，就會影響到形準，更別說形神兼備了。著衣紋筆墨時，心中則輕松了許多，盡管傾瀉而下，頗覺暢然。兼顧留意衣紋的客觀規律，用書寫法注意起收提按；用墨潤而不燥，行筆緩而沉靜；線條求穩健有力，豐富靈動。希望借此表現出人物形象之堅韌剛毅，積極向上之豪邁氣息。心中喜歡主題人物創作的《少年中國說》文中的激昂意氣、奮發勵志，索性以小楷全抄了襯托人物作為背景，來彌補畫面的空曠，增加些許書卷氣，只是完成之后距預想效果尚有差異，姑且如此吧。
通過此次創作，對梁啟超的生平為人也有了較之前更全面的了解：一個年輕有為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為了中華民族的強大復興而推動改革，先公車上書后維新救亡，失敗后逃亡日本，畢生都在為祖國的命運奔波奮斗，短暫的55年生命歷程充實而偉大。希望我的拙技能描繪出其傲人神采，留下印跡并記之。
一生談治學，自始至終言必稱方法，并且幾十年來，又總喜歡把科學方法說成“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把“科學法則”看作是學術研究，乃至解決社會人生問題的靈丹妙藥，而其所謂“科學法則”說起來實際上又非常簡單，不外乎十個字，即“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或許也正因其高度簡化，所以易于傳播和為人所接受，最終形成了廣泛的影響，直到現在，我們一提到科學方法，往往還會想起。
對于讓名揚四海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科學方法的提出過程，人們很難在文獻中找到非常明確的記載，也就不容易把該思想的萌芽和發展梳理出極為清晰的線索。曾說：“我的治學方法是從什么地方、哪一本書，和哪一位老師學到的呢？對于這個問題，我實在找不到一個確切的答案。我的治學方法似乎是經過長期琢磨，逐漸發展出來的?！盵1]此表述，是比較符合實際情況的，其治學思想方法固然是長期思考，精神積累的結果，然而把這個方法明確提出并概括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又有其具體的契機和過程。唐德剛《雜憶》寫道：“據胡先生告訴我，他那個終身提倡的所謂‘治學方法’，原是他在哥大讀書時翻閱《大英百科全書》偶爾發現的。一讀之下，至為心折；再讀則豁然而悟，以至融會貫通而終身誦之?！盵2]如果據此論定“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只是偶然靈感迸發的結果，未免過于輕率。后來在《口述自傳》一書中回憶，他早在1915年進入哥倫比亞大學以前就已經對杜威的著作《思維術》發生興趣，并深受其影響。后來曾感嘆：“我治中國思想與中國歷史的各種著作，都是圍繞著‘方法’這一觀念打轉的，‘方法’實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來所有的著述。從基本上說，我這一點實在得益于杜威的影響。”[1]杜威《思維術》一書認為，有系統的思想通常要通過五個階段，其中第五個階段是思想的最后階段，思想的人在這一階段進行求證：“把他選擇的假設，證明出來那是他對他的疑慮和困惑最滿意的解決?！庇纱丝梢?，“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這個表述，很可能直接引自1910年出版的杜威《思維術》（How We Think）一書。對唐德剛先生的那種“偶爾發現”的提法，研究者是不應該盲從的。另外，就1919年前后的言論進行考察分析，還可以看出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并不是對杜威言論的簡單照搬，而是有其具體提出過程的。
一、1919年，對杜威實驗主義思維方法的進一步簡化
1919年是學術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年，這一年或許可以被稱為的學術方法年。在同年發表的《實驗主義》、《少年中國之精神》、《論國故學》及長文《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等幾篇文章幾乎成了終生提倡的“科學方法”的根基，此后大多數關于治學方法的言論和文章都是在此基礎上的引申和發揮?！肚宕鷮W者的治學方法》原名《清代漢學家的科學方法》，最初發表于1919年11月《北京大學月刊》，后來收入《文存》時又改題為《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根據胡頌平《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1919年3月上旬在教育部會場演講《實驗主義》，曾把杜威的思想方法總結為五步說：疑難的境地，指出疑難所在，假設解決方法，決定何者有效，證明。同年6月下旬，在少年中國學會講《中國之少年精神》， 提出“少年中國的邏輯”，所謂邏輯“即是思想、辯論、辦事的方法?！痹谘葜v中強調：“‘少年中國’，不可不有一種新方法；這種新方法，應該是科學的方法；科學方法，不是我在這短促時間里所能詳細討論的。”最終在此次演講中將科學方法的要點簡單總結為三個觀念：“第一注重事實；第二注重假設；第三注重證實。”至此，可能已經意識到，在當時中國的思想文化環境和學術條件下，要想把繁瑣的實驗主義系統深入地介紹給國人是非常不易的，甚至幾乎是不可能的。于是的演講把杜威并不簡單的思想方法簡化為事實歸納、提出假設、試驗求證三個環節，并且冠之以“科學方法”的名稱，作為“少年中國的邏輯”來宣傳。
二、1919年前后，對口號、標語思想宣傳作用的重視
同樣是在1919年，也明顯注意到了政治口號或學術口號巨大的宣傳力量及其廣泛的影響作用。1919年7月20日，在《每周評論》第31期上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文章專門講到：“主義初起時，大都是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后來這種主張傳播出去，傳播的人要圖簡便，使用一兩個字來代表這種具體的主張，所以叫他做‘某某主義’。主張成了主義，便由具體計劃，變成一個抽象的名詞，‘主義’的弱點和危險，就在這里。因為世間沒有一個抽象名詞能把某派的具體主張都包括在里面。”近代以來，在救亡圖存的歷史背景下，中國的有識之士對思想文化的社會作用極為重視，社會政治主張和思想學術問題的探討常常以口號的形式提出來，藉以擴大宣傳，喚起民眾，影響人心。在國門洞開，西方的思想文化伴隨其堅船利炮一并涌入中國的情況下，國人對于西方的先進文明，一方面急于了解認識，另一方面又難免對西方學術的系統復雜有望洋興嘆之感。在一時難以消化的情形之下，往往只能采用化簡以便于實用的辦法來對待西學。張之洞《勸學篇？游學第二》曾說：“西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痹谥?，晚清思想界對于西方思想文化的態度，就曾被張之洞在《勸學篇？設學第三》中概括為“中（舊）學為體，西（新）學為用”的口號，成為的號召。本人是文學革命和初期的重要代表人物，對“德先生和賽先生”、“文學革命”等口號的宣傳號召作用應該深有體會。五四前后，很多“主義”進入中國，在普通民眾當中，這些“主義”最初只是作為各種政治理想的代名詞存在著，伴隨著口號式的宣傳而逐漸深入人心。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激揚的革命風暴正在醞釀之中。在五四時期救亡和啟蒙壓倒一切的社會思想文化環境中，軟弱的政治性格注定只能成為一個反對革命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文章最后說：“‘主義’的大危險，就是能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為尋著包醫百病的‘根本解決’?！弊屨嬲杏X危險的不是“主義”的口號，而是“根本解決”的暴力革命；所反對的也絕不是空談主義，而恰恰是主義本身。一方面反對將“主義”作為革命宣傳口號，另一方面又經常將“主義”作為自己政治宣傳和學術主張的口號來加以使用。雖然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文章中明明知道“主義”的“弱點和危險”，主張“少談些‘主義’”，但是自己其實并沒少談了“主義”。宣傳“實驗主義”自不必說，《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這篇文章本身所探討的就是“主義”問題。發表過的談論“主義”的文章還有《易卜生主義》、《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的“不合作主義”》、《好政府主義》、《王荊公的有為主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文中又曾經提出文學改良的“八不主義”。此外，根據朱維錚先生《何謂“人文精神”？》一文考證，還“可能就是‘人文主義’的中文譯名的作俑者?！彪m然也明明知道“世間沒有一個抽象名詞能把某派的具體主張都包括在里面”，但是晚年在臺灣大學講《治學方法》時卻又談到：“我曾經有許多時候，想用文字把方法做成一個公式、一個口號、一個標語、把方法扼要地說出來。但是從來沒有一個滿意的表現方式。”非常重視口號的思想宣傳作用，雖然也很清楚把科學方法扼要地化簡為口號或標語殊有不妥，但仍然沒有放棄嘗試。在《我的歧路》這篇文章中說：“實驗主義自然也是一種主義，但實驗主義只是一個方法，只是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币麄魍茝V的是實驗主義的思維方法，而這個研究問題的方法卻也是一個盡可能不打著“主義”的旗號的“主義”。
三、1921年，“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正式提出
時至1919年8月，撰成《清代漢學家的科學方法》（即《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其中第六章有這樣的論述：“漢學家的長處就在他們有假設通則的能力。 因為有假設的能力，又能處處求證據來證實假設的是非，所以漢學家的訓詁有科學的價值。”在這里強調清代漢學家的訓詁方法之所以有科學價值，就是因為其具有“假設”和“證實”的特點，科學方法的要素此時已漸漸濃縮和集中為“假設”和“證實”。
1921年7月11日，在《杜威先生與中國》一文中又將杜威思想方法的五步說改為三步說：一、從具體的事實與境地下手；二、一切學說理想，一切知識都只是特征的假設，并非天經地義；三、一切學說和理想都須用實行來實驗過，實驗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至此，杜威的實驗主義的思想方法在的引進過程中已經大非本來面目了。最終，在1921年11月為《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這篇長文補寫總結性的第八章的時候，終于弄出了一套“對于中國社會簡直是對癥下藥”的科學方法。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說：“思想中有一種非常明確的化約論的傾向，他把一切學術思想以至整個文化都化約為方法。”杜威《思維術》中所提到的思維方法五個階段被刪繁就簡地改造后，只留下了其中最后一個階段，實用主義哲學并不簡單的思想理論就這樣在中國以口號的形式被提出來。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經過一番實驗主義思維術的洗禮最終被表述為：“（1）大膽假設，（2）小心求證。假設不大膽，不能有新發明；證據不足，不能使人信仰?！薄按竽懙募僭O，小心的求證”從此在中國學術界獨樹一幟，同時這一通俗表述也成為上個世紀中國最響亮的學術口號。
到了1922年6月16日，又撰寫《我的歧路》一文（最初發表在《努力周報》第7期，后來收入《文存》2集），文中提出“實驗主義只是一個方法”，這個研究問題的方法就是：“細心搜求事實，大膽提出假設，再細心求實證?！?的這個表述實際上是對其1919年6月所提出的“少年中國的邏輯”（“第一注重事實；第二注重假設；第三注重證實。”）的再次回顧。
四、關于“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源起的另一種說法
值得一提的是，關于“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治學方法的源起還有一種說法，周一良先生認為先生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之說來自梁啟超的清儒六條。周一良先生在其論文《日本推理小說與清朝考據之學――一種文化比較》當中曾經提到：“梁啟超把清儒治學方法概括為六個步驟：第一曰注意，第二曰虛己，第三曰立說，第四曰搜證，第五曰斷案，第六曰推論。這六個步驟確能代表清儒方法。先生的有名的八個大字‘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實際也是梁氏六個步驟的進一步濃縮概括，精神是一致的?！盵3]周一良先生很有可能是基于梁、胡二人著作出現的時間先后，從而作出上述判斷的。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完成于1920年10月，自下筆屬文至脫稿僅用15日，稿成后即以《前清一代中國思想界之蛻變》為題連載于1920年11月至1921年1月《改造》雜志第3卷第3～5號。雖然早在1919年就寫出《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的前六章，而此長文的最后一章直到1921年11月方才完成，“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正是在此章中被明確提出。如果就此認為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是受梁啟超的清儒六條影響而提出來的，這就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事情實際上頗為復雜。
關于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與《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之間的思想淵源，徐雁平《考論》已經進行過比較深入的研究，本文不再贅述，僅簡要介紹徐先生的主要觀點。[4]根據徐雁平先生的考證分析，“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極有可能受到《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的影響。”徐雁平認為梁啟超雖然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已注意到歸納法，然未提出假設之說，而到《清代學術概論》假設之說則明確提出。”“歸納、假設、求證等治學方法正是從老師杜威那里得來的法寶，并屢屢宣講，以大背景而言，梁啟超是不能置身于此時代思潮之外；從小的方面講，落實到《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一文，梁啟超在第十七節中總結的四步說，也能看到論文的影子?！彪m然1921年才完成《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的第八章，但他在1919年所寫的第六章中，已經將科學方法的核心特點總結為“假設”和“證實”，梁啟超在1920年《清代學術概論》中所提出的清儒六條，反而是受了的影響。徐雁平還提出，在《清代學術概論》“增添的專講戴門后學第十二節中，則更能看出一文前七章的影響，尤其是六步說的后兩步（斷案、推論）的標出，更是明顯的證據?！?/p>
五、結語
對于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大致可以從兩方面加以認識：一方面，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科學方法其實是中國化的實驗主義，并沒有跳出清代樸學的老圈子。梁啟超說“亦用清儒的方法治學，有正統派遺風”（《清代學術概論》），這實際上是把看作西學背景下乾嘉學派的尾聲；而另一方面，“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將清代學者治學方法“在理論上提升到一個更高的層次，使之具有近代學術的面目。”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在談起“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科學方法”時曾說：“的學術基地自始即在中國的考證學，實驗主義和科學方法對他的成學而言都只有緣助的作用，不是決定的因素?！薄斑h在他接觸杜威之前，新典范的種子已經在他心中萌芽了。”唐德剛也曾分析說：“胡氏治學對我國傳統治學精神的承繼，可說深入骨髓；西學對他的影響，有時反而是很表面的?！盵1]自己則說：“我們今日的學術思想有這兩個大源頭：一方面是漢學家傳給我們的古書，一方面是西洋的新舊學說。”（《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認為：“事實上，治學方法東西雙方原是一致的?！盵1]嘗試著把實用主義的思維方法和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進行溝通，“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正是其將杜威的實驗主義的思維方法與清代樸學嫁接后的產物。
通過分析的“大膽的假設，小心求證”的具體提出過程，我們多多少少可以從中發現中國傳統學術研究方法現代化的線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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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畢淑敏的《昆侖殤》，以為自己放開釋懷，拿起手中的筆，心還是顫抖厲害，終于明白原來是我該寫點什么了，就為了對她的那份追求和欣賞！
小時候，善良是老師口中的孔融讓梨的故事，于是學會了把自己的那份吃的使勁掰給弟弟，爸媽臉上笑靨如花讓我心中洋溢著無比幸福的滿足。
長大后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善良是文學老師口中“為中華之崛起而奮斗”的愛國理念，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出于善意的追求，還是刻意去做老師心中那個詩情畫意才華橫溢的好女孩，總是在媽媽的催促下依依不舍的放下《燈下漫筆》，總覺得“遺人玫瑰，手有余香‘是不錯的感覺，記得那時年紀小，尤其喜歡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考試壓力大，爸媽禁止我看課外書，我就偷偷躲在被子里看，梁啟超曰：傷哉，老大也，潯陽江頭琵琶婦，當明月繞船，楓葉瑟瑟，衾寒于鐵，似夢非夢之時，追想洛陽塵中春花秋月之佳趣。。。。拿破侖之流于厄蔑，阿刺飛之幽于錫蘭，道當年短刀匹馬馳騁中原，席卷歐洲，血戰海樓，一聲叱咤，萬國震恐之豐功偉烈，初而拍案，終而攬鏡。心中驀然醒悟原來善良就是英雄憂國憂民之情操，難怪”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吧屏际侨说恼Ｇ楦兄?，沒有善良的人生，是一種殘缺是不完美的，當國家的尊嚴被踐踏，當國家的信仰被玷污，當你的家園被侵占，難道你不想有拯救萬民于水火的善良之情嗎？天若有情天亦老，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
現在，放下那些明國作品，開始深深地被那些元曲吸引，于是我就悟到善良也可以是斯佳麗在亂世之飄中對阿希禮愛的執著，也可以是蘇軾對王佛“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的眷顧，更是一眼萬年中賽金對浩琪‘吾知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吾不求什么，只希望能伴君左右，與汝一起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的深情，同樣也是《西廂記》中鶯鶯對張生”碧云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那份癡情的等待，更是《牡丹亭》中麗娘對夢梅”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那份為愛不滅，更是《孔雀東南飛》中仲卿對蘭芝”在天愿做比翼鳥，下地愿做連理枝，山無棱，水無竭，冬雷震，夏雨雪，乃敢與君絕’那份真情，是愛到天荒地老是還是‘執子之手，與之攜老“的承諾讓你毅然選擇一截樹枝，天上人間。孔雀東南飛，十里一徘徊。仲卿？都不是，是善良，唯有發自內心的善意情感，才能將愛演繹到”穿越生死的痛苦仍然幸?？鞓贰暗木辰纭?/p>
于是，一葉一菩提，衣草一天堂，我將善良的生命之花種在我的心里，愛生命愛生活更愛自己。下次絕不再錯過任何一個希望工程的活動，決不再漠然相望慰問，孤寡老人的愛心人士，決不再尋找任何一個不好好愛他的理由，決不再讓我的父母望眼欲穿，善意永駐，做最好自己。
有幸降生在一個和平時代的寬裕家庭里，從還是一顆受精卵開始，我就是一面承重墻。懷著我的母親，每天補充各種營養素(盡管這個核酸、那個飲品最終都被認定為概念炒作)，聽莫扎特(盡管后來被證明并不能讓寶寶變得更聰明)；等我出生，喝的是幾百元一筒的進口奶粉(盡管據說洋奶粉的昂貴只是因為高額的關稅)，滿目所及的是無數鮮艷的據稱是開發智力的玩具(盡管我并不覺得因此而增加若干腦細胞)；待我長到三歲，父母費盡苦心為我挑選了一所五星幼兒園(盡管幼兒園的畢業考試卷我有一半沒做對)，從五歲起我就學習高雅藝術(鋼琴與繪畫)并接受專業訓練(速心算和英語)；上小學了，他們拼命把我搞進一所重點小學，對六年來每天往返三小時的接送生活甘之如飴；進中學了，他們又花費兩年積蓄，將我送進一所重點中學，六年來母親天天親手煮羹湯把我這只丑小鴨填肥(卻一點也不壯)……
他們對我的愛，苦心經營，信誓旦旦，但是，他們從沒有撒開過我的手，讓我一個人走路。也許不是不想——他們不敢，我能體諒。
我的中學，很是響當當的，贏得了許多塊金光閃閃的光榮牌掛在門口，并且很奢侈地擁有歷年升學率名列前茅的輝煌歷史和一個塑膠跑道操場，只是它不設食堂，在清明時節也不放我們去郊外掃墓。原因只有一個：安全是天。
我的老師，都很難得，他們人品高尚，工作上披星戴月、殫精竭慮，逢年過節時也沒有暗示我父母給他們送禮。他們什么都好，只是沒有時間教我當我獨自面對選擇時該怎么做。也許不是不想——他們不敢，我能體諒。
至于我的社會，對不起，我不認識它。我只知道我沿著一條狹窄的胡同，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推著往前走，前邊有什么，光榮與夢想？陷阱或深淵？我看不到，也無可選擇……
參加中考的學弟學妹們，突然被告知要考體育了。他們的家長，開始臨時抱佛腳地陪練跳繩、跑步。這不過是應試教育體制下又一個新式卻并不新鮮的失敗案例罷了。而我今天走進高考考場，眼前這幅畫，再次讓我陷入深重的悲哀。更其悲哀的是，出題者的苦心躍然紙上，卻仍然無法抑制悲哀繼續一年又一年地流淌。
有許多人腦子里總是裝滿了奇思妙想，都快裝不下了，為何不把他們拿出來曬一曬呢？我就是這樣，只要拿本本子，我就能立馬寫出來。(O(∩_∩)O~，自夸中）
當國旗熾焰般的身影與天際晨光彤紅的胸膛融成一片輝煌之時，我們興奮了!假如我們的父輩們在67年前為了她的升起而興奮的話，在又一個國慶節即將到來之時，當我們發現她日趨成熟之時，我們也興奮了!66年過去了，對于一個人，67可以寫一部長篇巨著了，但對于一個國家來說，卻是短暫的，她可以匯成煙波浩渺的著述，但我們卻更能用四個字來概括，那就是“奮進、開拓”。
近代著名學者梁啟超先生的散文《少年中國說》上這么說過：“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于歐洲則國勝于歐洲，少年雄于地球則國雄于地球。”
梁啟超先生說得好，國家的未來靠年輕一代，年輕人永遠是最敏銳、最勇敢的。這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的：“青年應當有朝氣，敢做為”。
有人說，19世紀是英國人的世紀，20世紀是美國人的世紀，而21世紀，就是我們中國人的世紀，“遠去足音凝重，再創輝煌更撼心!”中國經過幾十年來的艱苦建設，已取得了“乘長風，破萬里浪”的迅猛發展。但我們不要忘記，我們仍然是個發展中國家，還有許許多多地方有待完善和發展，要想國家富強，就必須繼續努力;而希望，就寄予在我們這一代人的身上。我們就該努力學習，樹立遠大的抱負和理想，將來有所作為，報效祖國。
這些美麗帶動著我們的熱愛家鄉的情。現如今更多的有志者投入到建設天津的行動中，我們的濱海新區在蓬勃發展，我們濱海新區的孩子們在健康成長。這使古老而又年輕的天津再生長，這使天津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綠樹成蔭馬路寬，高樓聳立橋架空；商店林立河水清，彩燈閃耀不夜城。廣場上，公園里，街道旁，無論白發蒼蒼的老人，朝氣蓬勃的青年，蹣跚學步的兒童，人人臉上都洋溢著燦爛的笑容，生活在這樣的城市忍不住讓人笑開懷。人們的素質也在不斷提高，馬路的干凈讓人不忍心去吐一口痰、扔一張紙；大海的蔚藍讓人不忍心去丟一個垃圾；車上多了好多讓座的身影；盲人道上多了好多攙扶盲人的足跡……我們逐漸學會了相互寬容，我們逐漸學會了手拉手構建和諧家園。這些都是天津的美麗，而這一切一切的美麗放在一起就構成了美麗的天津！美麗的天津，我要贊揚，美麗的天津，我要歌唱……
緋紅的黎明，
噴薄著澎湃的熱情；
東方的朝陽，
正在緩緩升起。
站在海河邊上，
聆聽浪花歌唱，
站上山尖，
鳥瞰津城，
中圖分類號：G633.3 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672-1578（2014）09-0072-01
《艱難的國運與雄健的國民》一文是先生20世紀20年代的作品。這一時期的中國，又走到了十字路口。蓬勃發展之后，一些知識分子陷入迷茫。五四先驅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在《文學革命之反響》一文中化名"王敬軒"的錢玄同"魂忽忽若有之，出不知其所往"；五四旗手魯迅干脆"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春夏與秋冬"。國內戰火蔓延，軍閥割據。國外列強環視，鯨吞蠶食。封建軍閥與帝國主義相勾結，加緊對中國人民的壓迫，加緊對成果的破壞。封建復古勢力從一蹶不振中昂起頭來，對新文化勢力進行瘋狂反撲，社會黑暗到達極點。這時的中華民族猶如"大病初愈的病人"千瘡百孔，國運維艱。
在這艱難的國運面前，是臨陣脫逃，垂頭喪氣，悲觀失望，彷徨苦悶，還是正視現實，挺起胸膛，振奮民族精神？是擺在每一個有愛國心的正直的人面前的嚴峻問題，必須作出抉擇，必須作出明確的回答。那些民族精神不健全的人，怯弱的人，脆弱的人和奴顏婢膝的人，有的離開，有的退隱，或化敵為友，為虎作倀，或畏懼斗爭，循跡而去。大多數正直的有愛國心的人們，則在黑暗中徘徊，苦于看不到光明，精神不振。
針對這種現實和精神狀態，大聲疾呼，振奮起雄健的民族精神，在嚴重的歷史關頭，在艱難曲折的道路上，樹立起沖破險阻的必勝信心，企望動員更多的人，投身于救國救民的偉大事業，使救國的事業變成全民的事業。
，字守常，河北樂亭人。與、魯迅同是的先驅。積極領導。1919年7月，發起成立少年中國學會，創辦《少年中國月刊》。發表《我的觀》，系統地介紹學說，與展開"問題與主義"的論戰。在《艱難的國運與雄健的國民》一文中，守常先生通篇使用比喻，增強說理的透辟性、情感的生動性和語言的形象性，使作品的意蘊、文字的含義豐富起來。
他用長江大河比喻民族生命進程；用揚子江黃河比喻華民族歷史進程；用"浩浩蕩蕩"比喻中華民族歷史勢不可擋，一往無前；用"平原無際，一瀉萬里"比喻中華民族歷史的順利發展；用"濁流滾滾，一瀉萬里"比喻中華民族的光明前途。讓讀者看到，作者內心的豪情壯志。概括起來，作者以大河奔流比喻民族生命進程，以崎嶇險路比喻中華民族所逢的史路，在艱難困苦中毫不氣餒，堅信革命必勝，民族必興，氣魄雄健豪壯，表現出作者的革命樂觀主義情懷和強烈的愛國主義感情。
在歷史的長河中，中華民族經過長期的共同生活和共同的社會實踐，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在當今世界，民族精神已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力強弱的重要尺度，也是維護一個民族穩定和發展的強大精神支柱。眾所周知，自秦朝建立統一中央集權制國家以來，分裂是暫時的，統一是必然的。中華民族有著延續五千年而沒有中斷的歷史，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代代相傳是其中極為重要的原因。
在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抵御外來侵略和推動社會進步中，愛國主義不僅發揮了重大作用，而且形成了把國家和民族利益放在至高無上地位的傳統美德。無數仁人志士以"天下之本為國"，"以國家之務為己任"，"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正是這些光榮傳統和美德的不斷發揚光大，成了激勵億萬人民和無數英雄豪杰為祖國和民族的生存發展前赴后繼、奮斗不息的強大精神力量。所以，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華民族的生存與發展之本。
作為民族精神的核心，愛國主義是一個歷史范疇，在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具體內涵。在當代中國，愛國主義與社會主義本質上是一致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新時期愛國主義的主題。在"七一"重要講話中，同志把"如何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作為我國社會主義自我完善和發展中需要進一步探索和回答的重大課題之一。我們中學教育應該營造弘揚民族精神的濃厚校園氛圍，使弘揚民族精神成為學生自我教育的過程。
認真實踐課改新理念，教書與育人并舉，把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納入語文教育教學全過程，貫穿在語文教育教學的各個環節、各個方面。要充實體現民族精神的豐富內涵，使學生的心靈世界從小受到民族精神的人文滋養。
學知識，談體會。在語文教育教學過程中讓學生認識到堅強勇敢、團結互助、樂觀向上的品德是當代學生應該繼承和發揚的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是當代學生健康成長應該具有的寶貴品質。讓學生明白在遇到困難和挫折時，不氣餒，不懼怕；在日常學習和生活中，心中有他人、心中有集體；在各種環境下，勤奮學習、快樂生活、全面發展。
弘揚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塑造學生美好的人格，把對學生的中華傳統美德教育作為語文教育教學的一項重要內容，其中抓好"三個字"：一是抓好一個"讀"字。二是注重一個"講"字。三是落實一個"做"字。學生們從中華傳統美德故事中學會愛國、學會勤奮、學會守信、學會禮貌……
梁啟超先生曾說："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弘揚民族精神是語文教學工作的一項長期工程。還要在以后語文教育教學過程中，不斷總結經驗教訓，讓民族精神在每個學生的心中生根發芽，開花，結果。
參考文獻：
[1] 梁啟超：《少年中國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