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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學者胡鞍鋼和門洪華將國家戰略資源分為經濟資源、人力資本、自然資源、技術資源、資本資源、政策資源、軍事資源、國際資源等8個方面，利用23項指標衡量了中、美、日、印、俄五大國的綜合國力。
1998年,畢業論文地方本科院校會計專業人才培養模式探析，中國綜合國力躍居世界第二位，相當于美國的1/3，略高于日本。1980-1998年是中國綜合國力迅速崛起的時期,，綜合國力增長最為迅速，年變化量幾乎相當于美國的10倍。但人民幣匯率自1994年來已近10年未作調整，而這10年中國經濟和國力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也要求人民幣匯率要與中國經濟和綜合國力相適應，做出相應調整。
3、相對利率水平產生人民幣升值壓力
,論文我國企業外匯交易的風險防范與控制;比較中美兩國的利率水平，自1996年至2002年3月止，中國連續八次降息，一年期存款利率由7.47%降至1.548%，美聯儲連續11次降息，聯邦基金利率由5%降至1.75%，貼現率由4%降至1.25%，創下1961年以來的新低。根據短期均衡匯率決定的利率平價說可知，當人民幣的利率高于美元利率時，人民幣的即期匯率將上升、遠期匯率將下跌。因此從理論上來說，1996年到2001年，人民幣一直面臨貶值的預期，但人民幣匯率卻一直保持穩中有升趨勢。究其原因，從我國的經濟體制看，尚缺乏利率平價成立所需的：有彈性的利率，開放的資本市場，較松的資本管制，貨幣的完全可兌換性等基本條件。而且，人民幣匯率的決定因素，主要停留在商品市場層次上。外資的流入以直接投資為主，投機資本往往以貿易結匯的形式混入。利率平價對匯率的影響，不能直接在資本市場上表現，只能通過商品市場體現，國際資本流動與商品流動混淆,論文，因此，利率平價對人民幣匯率變動無直接影響。即使利率平價發揮作用，由于人民幣與美元利率幾近無差，所以短期內其不影響匯率變動。
2004年10月29日起中國金融機構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上調0.27個百分點，由1.98%提高到2.25%，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上調0.27個百分點，由5.31%提高到5.58%。其他各檔次存、貸款利率也相應調整。
同時,,畢業論文關于我國開展國際招投標情況和問題1，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2005年6月30日決定，將聯邦基金利率即商業銀行間隔夜拆借利率再提高0.25個百分點，從3%提高到3.25%,學位論文會計教學中的學生學習興趣調查與解決路徑。這是美聯儲自去年6月以來連續第9次以相同幅度提息。
由上可知，從相對利率水平來看，由于人民幣利率低于美元利率，按照利率平價理論，人民幣遠期應該有升值的壓力。
4、外來經濟壓力的加劇
在20世紀90年代全世界的經濟增長率大體是2.6%，但是2001年降到歷史最低點1.1%，2002年提高到1.7%，其中美國2001年是0.5%。西歐、日本、美國的經濟都處于低迷狀態,論文，通貨緊縮在全球范圍內出現。
,;2002年以來，日本等少數國家開始在國際社會散布&ldquo,論文醫學留學生病理生理學教學現狀與探索;中國輸出通貨膨脹”論。2003年，這種論調進一步升格為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具有代表性的說法為:如果人民幣匯率繼續盯住美元，可能會破壞中國國內貨幣體系的功能，并在中國引發通貨膨脹。到2005年，日本、美國、歐盟等主要發達國家，或基于國內經濟之需要，或迫于國內政治壓力，要求中國改革匯率制度，或徑直要求人民幣升值。
一、我國貿易結構的變動分析
我們運用貿易特化系數(TSC,Trade Specialization Coefficient)這一指標來衡量和分析中國對外貿易結構的變動趨勢。本文中的對外貿易結構指的是對外貿易的商品結構,即各類進出口商品占全部貿易額的比例。貿易特化系數是一國某種/類貿易產品的凈出口額與其進出口總額之比,其計算公式為:TSC=(XM)/(X+M),-11。
一般說來,當TSC指標值越接近一1時,表明貿易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比較優勢越低,當TSC指標值越接近1時,則表明貿易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比較優勢越高,當TSC指標值接近零時,貿易產品的競爭優勢則比較均衡。如果一個地區的高級貿易部門的貿易特化系數呈上升趨勢,而低級貿易部門的貿易特化系數呈下降趨勢,那么可以認為該地區貿易結構呈優化趨勢。
研究表明,我國貿易結構總體上呈現不斷優化的趨勢,全部進出口商品的TSC從1996年的0.04上升到2008年的0.12,累計增加了0.08,特別是工業制品貿易特化系數大幅上升, TSC從1996年的0.06上升到2008年的0.27,累計增加了0.21,顯示出工業制品競爭優勢出現了較大的改觀,對整體貿易結構貢獻較大。同時,工業品自身的貿易結構也顯著改善,勞動密集型商品的貿易特化系數穩中有升,1996-2008年間TSC累計增加了0.13,保持了較高的競爭力。而隨著我國科學技術水平的顯著上升,資本技術密集型商品競爭力不斷增強,1996-2008年間TSC累計增加了0.4,對我國貿易結構的改善貢獻不斷加大。
二、我國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變動分析
有效匯率分為名義有效匯率和實際有效匯率,它的變動反映出一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價格競爭力的變化。一國的名義有效匯率是指,以一國對外貿易伙伴國與該國的貿易額在該國對外貿易總額中的比重為權數,將各貿易伙伴國的名義匯率進行加權平均而得到的匯率指數;實際有效匯率是指名義有效匯率扣除通貨膨脹的影響后所得的匯率指數。實際有效匯率的上升表明匯率升值,匯率變動對一國產品的對外價格競爭力產生不利影響,反之則表示匯率貶值,匯率變動對一國產品的對外價格競爭力產生有利影響。本文所使用的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數據來自國際清算銀行(BIS)的月度有效匯率指數,并通過幾何平均加權法計算年度指數。研究表明,我國人民幣有效匯率呈上升態勢,而且波動幅度較大,實際有效匯率指數和名義有效匯率指數走勢基本相似,特別是自2005年匯率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升值趨勢明顯,升值幅度不斷加大,2008年比2005年升值了22.56%,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傾向日益顯著,匯率波動和走勢更多地體現各種市場因素的綜合作用。
三、匯率變動對我國貿易結構影響的實證分析
一、均衡匯率水平和市場匯率水平
在人民幣匯率的討論中，人民幣均衡匯率水平一直是焦點話題之一。它是人民幣匯率水平被高估還是低估，低估多少的論證基礎，也是支持升值和反對升值論的論證基礎。國內不少學者試圖運用多種方法建立實證模型，來建立人民幣均衡匯率和實際匯率的判斷基礎。張斌認為均衡匯率水平是同時滿足了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時的匯率水平。他用非貿易品供給和需求均衡的方程以及中長期自主性國際收支均衡作為外部均衡，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人民幣均衡匯率模型。他的研究結果支持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自2002年以來被低估，并認為中長期內人民幣升值在所難免（張斌2003）。秦宛順等人運用中國貿易條件、貿易差額和外匯儲備變化等因素驗證了中國人民幣實際匯率有升值壓力。他們建議，在保持名義匯率基本穩定的前提下，應允許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有一定幅度升值（秦宛順等，2004）。但是也有學者持人民幣不存在被低估的結論，認為東南亞金融危機以來，人民幣實際上升值，中國出口主要依靠退稅維持增長，到2002年，這一數額已高達2000多億元，成為沉重的財政負擔。這實際上意味著，如果沒有這些出口退稅，中國相當一部分出口企業早已處于嚴重虧損甚至倒閉境地，據此，人民幣就應當貶值（王國剛，2003）。
在探索人民幣均衡匯率水平的討論中，也有人試圖通過購買力平價來判斷名義人民幣匯率的低估。由于簡單的購買力平價模型直接比較兩國的物價水平，而物價水平受該國人均收入水平及物價體系的影響頗大，難以簡單用來作為均衡匯率的依據?！坝腥嗽噲D建立多國模型（張曉樸，2003），也有人試圖將其他因素作為修正系數用來修正購買力平價模型，如用貨幣需求模型加以修正，并以此作為理論上人民幣的均衡匯率水平（惠曉峰等，1999）。不過，也有學者認為發達國家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匯率理論，多數對人民幣用不上。由于中國與美國的經濟發展程度、經濟結構和消費結構差異甚大，無法找到適合兩國籃子的商品，從而按一價定律計算出平價。加上兩國的稅收、價格、福利、補貼政策差異很大，因此，計算人民幣對美元的絕對購買力平價，會有許多數值，從1美元等于0.5元人民幣到5元，難以令人信服，不能作為衡量人民幣匯率的依據。中國與美國的物價指數可比性不強，各有大量”非貿易品“對匯率無直接影響。因此，相對購買力平價也不能作為匯率中、短期調整的依據。（陳建梁，2000）
筆者認為，在缺乏一個有效率的外匯市場的條件下，我們無法準確評估由所謂均衡匯率所決定的名義匯率的高或低。盡管理論模型有其指導價值，但我國目前存在的外匯市場是在資本項目未開放條件下建立的市場，甚至經常項目的外匯收支也仍然存在較多的限制條件，因此，這些理論模型的運用存在著先天的不足。在資本流動對匯率影響越來越大的今天，僅靠經常項目的收支狀況來判斷一國貨幣匯率水平是否低估顯然是非常片面的。而根據外匯儲備的增減狀況來判斷匯率水平的高低，也同樣存在明顯的偏差。比如，外匯儲備第一大國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日元對美元大幅度升值后，國際收支仍然長期保持順差，外匯儲備仍然不斷增加。日元由]美元兌換260日元升至110日元，很難再認為日元仍然繼續被低估。（o因此，依據國際收支狀況和外匯儲備的增減來判斷貨幣匯率的高低，說服力也不夠。所以，在目前的市場條件下，筆者只贊成現行人民幣匯率水平是否對我國經濟發展有利的判斷標準，而不贊成高估低估之說。
二、兩極化和中間匯率之爭
在人民幣匯率的討論中，國際匯率體系的發展趨勢也是人民幣匯率是否應該繼續維持釘住美元的國際宏觀背景，常常被一些分析所引證。—些國外學者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對國際匯率進行了考察，尤其是對危機國家匯率制度的改變考察后認為，各國的匯率制度有向兩極發展的趨勢，即要么實行貨幣局一類的固定匯率制，要么放棄釘住而改為浮動匯率制。持這一觀點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艾肯格林等（EichengreenandHausmann，1999）、費雪（Fischer，2001）和愛德華茲（Edwards，2001）等人。國內學者在論證人民幣應該放棄僵滯型的釘住美元，實行有管理的浮動時，或多或少都受匯率制度“兩極化”的影響。如王學武（2000）丁建平（2002）等人都認為人民幣匯率的改革應考慮這一國際匯率制度發展趨勢。
但是，國際學術界對匯率兩極論遠非持該觀點的人所宜稱的那樣是一個共識，對兩極論表示懷疑的也大有人在。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的研究就證明兩極論缺乏實證根據。據卡沃等人（CalvoandReinhart，2002）的研究，很多名義上實行了浮動或管理浮動的國家，實際上并未真正實行浮動，它們仍然在不同程度上釘住美元或歐元，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具有“害怕浮動”的傾向。最近羅高夫等人（Rogoff等，2003）的研究也證明匯率兩極化判斷并無根據，處于中間的匯率制度，即保持穩定又有一定彈性的匯率制度仍有很強的生命力，而且對發展中國家有利。國內認為兩極匯率不適合中國學者也不在少數。張斌認為，中國匯率制度選擇的多重目標決定了中國經濟在轉軌時期采取相對靈活的中間匯率制度。同時，客觀的經濟條件也不允許中國采取完全浮動或者是嚴格固定匯率制度（張斌，1999）。張靜等人的研究也認為世界上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實行的是中間匯率制度，在中國目前的經濟條件下，選擇一種適宜的中間匯率制度是最符合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張靜、汪壽陽，2004）。
筆者認為，匯率制度選擇兩極化即便曾在東南亞金融危機后出現過，也是一種暫時的現象，它并不是一種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一些發展中國家在受金融危機沖擊之后實行了有管理的浮動并不能證明兩極化的觀點，因為他們當中有很多又在金融形勢穩定后回歸到事實上的釘住匯率制或爬行釘住。固定匯率制國家增多是參加區域貨幣聯盟的國家增加了，他們由于無法單獨維持匯率穩定才加入了區域貨幣聯盟。根據IMF的最新統計，在187個成員中，實行獨立浮動為40個，有管理浮動的為43個，參加貨幣聯盟為40個、實行貨幣局制度為8個，傳統釘住匯率制的為40個，實行水平區間釘住、爬行釘住、爬行區間的各為5個。也就是說，如果將獨立浮動和貨幣聯盟以及貨幣局看作是兩極的話，那么多數國家仍處于中間地帶。另據羅高夫等人（Rogoff，2003）的研究，在實踐中真正實行釘住或有限彈性匯率制度的國家約占成員國總數60%，實行管理浮動或浮動的只有40%.在發達國家中，由于歐元區國家被算作實行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的比重只有40%.發展中國家中實行浮動匯率制的只有30%，約70%實行的是釘住或有限的彈性匯率制度。只有新興工業化國家相反，約60%選擇了浮動或管理浮動制。而且，近兩年有不少經歷危機沖擊后實行了浮動匯率制的發展中國家又回歸到了相對穩定的釘住匯率制。因此，兩極化匯率制度并不能作為國際匯率制度發展的新特征，筆者倒是認為兼顧匯率穩定和靈活性才是全球匯率體系發展的新特征。不同程度穩定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的中間匯率制度，如水平區間釘住、爬行釘住、爬行區間等仍將具有生命力。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也應該是在保持穩定的同時，逐漸增加靈活性，而不是簡單地向浮動匯率過渡。
三、浮動和釘住，孰優孰劣
在有關人民幣匯率的討論中，除了人民幣需要不需要升值的爭論外，人民幣是否應該浮動恐怕是爭論得的最多的問題之一。教科書上對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制的優缺點有著全面的分析論證，但匯率制度的選擇歸根到底是在靈活性和穩定性之間作選擇，浮動匯率提供了宏觀調節上的靈活性，可以使貨幣當局調節外部經濟失衡的成本降低，享有較大的國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固定匯率則提供了穩定的微觀國際金融環境，使企業等經濟主體從事國際經濟活動的成本降低，有利于開展國際經濟活動。各類教科書上關于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優缺點的分析都可以歸結到上述這個根本性的孰優孰劣的判斷上。這樣，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只有少數發達國家實行的是浮動匯率制，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選擇了釘住或爬行釘住等變相的固定匯率制。
發展中國家為什么傾向于實行穩定的匯率制度？筆者認為，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微觀經濟主體通常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不強，缺乏應對匯率風險的能力；發展中國家政府為了保證國際貿易和投資的順利發展，就有必要通過固定匯率制為企業提供穩定的金融環境，降低他們的交易成本。當然，這樣做也有成本，即當外部經濟活動失衡時，實行固定匯率制的國家要付出比較高的調節成本，如果調節不當或嚴重滯后，可能會引發危機。但是，只要匯率穩定所產生的收益足夠大，這種調節成本和風險并不能讓其放棄穩定的釘住匯率制。另外，多數發展中國家宏觀經濟狀況都不夠穩定，浮動匯率制使它們的貨幣對外價值處于不斷的波動之中，這比較容易引起貨幣替換，嚴重的還會出現事實上的美元化現象。這也是多數國家在政治上難以接受的。
雖然中國的宏觀經濟環境與很多發展中國家不一樣，但企業缺乏應對匯率波動的意識和能力是一種客觀存在。當然浮動匯率論會爭論說，如果不創造客觀環境來培育企業的這種意識和能力，情況永遠也不會改變。所以，筆者認為應該逐漸地改變匯率干預的僵滯狀況，但過渡到浮動匯率制需要有一個比較長的過程。
基于這樣的前提，人民幣匯率制度不宜迅速地過渡到管理浮動，而是應該選擇爬行釘住或區間內的爬行釘住。從目前世界上各國所實行的匯率種類看，爬行釘住是僅次于傳統釘住的穩定型匯率制度，但靈活性又比傳統釘住制要高。管理浮動是僅次于單獨浮動的浮動匯率制，屬于非穩定性的匯率制度。當然，管理力度可以因管理當局的選擇而變化，但這一制度一般不對市場上發生的主要動蕩進行干預，這顯然與人民幣需要保持基本穩定的目標不符。
也有不少學者提議人民幣實行一攬子貨幣釘?。ú酚老?，2003），這在理論上應該是正確的，它能夠滿足人民幣匯率保持基本穩定的要求。但是，在實踐中，釘住的貨幣籃子的確定和權重的選擇都會使釘住的水平發生很大的波動，而這種波動對經濟的影響并不能保證都是積極的。另外，釘住一攬子貨幣的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的波動是被動的，受籃子內貨幣匯率波動的影響。當籃子內貨幣之間匯率發生較大幅度變動時，人民幣釘住一攬子貨幣的匯率波動幅度要大于爬行波動的幅度，這在人民幣由剛性釘住向有一定彈性釘住的制度過渡時，也不是一種較理想的狀態。筆者認為，釘住一攬子貨幣制度應該成為爬行釘住制實行了一段時間以后的第二過渡階段。
也有學者建議人民幣實行匯率目標區制度（李揚，2003），這與爬行釘住的建議比較接近。但是，如果目標區確定的不合適，在短期內匯率有可能一下子就達到目標區的上下限，并在以后的較長時間內在這個新的上限或下限上形成事實上的新釘住匯率，除非過了不久，又得重新確定新的目標區。所以筆者認為，在匯率變動的壓力積聚了較長的時間或比較大以后，由釘住匯率制過渡到稍有彈性的爬行釘住比較合適。如果在爬行的基礎上再確定一個爬行的區間，應該也是比較好的選擇，但它與一般所說的匯率目標區已經有了較大的區別。一般意義上的匯率目標區是讓匯率在目標區內浮動，達到上下限后再干預，它在短期內浮動的幅度比爬行浮動要大的多。
爬行釘住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它可以使貨幣管理當局比較靈活地確定爬行的幅度和干預的力度，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同時也向經濟主體傳遞可接受的匯率變動信息，使經濟主體逐漸樹立匯率波動的風險意識，并采取措施來管理匯率風險，為今后逐步擴大匯率的市場程度奠定基礎?？紤]到我國利率市場化的改革還在進行中，伴隨著資本市場開放程度的擴大，利率平價機制對匯率的影響會逐漸顯現，爬行釘住也可以比較好地適應這一轉軌所帶來的影響。因為市場化程度不高的利率水平難免會與國際利率水平發生差異，資本市場的逐漸放松管制會使套利行為逐漸增加，如果匯率剛性釘住，套利的風險極低，爬行釘住可以增加套利的成本，對套利產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同時又會避免因套利產生的匯率大幅度波動。
當然，對爬行的區間應該設定多大，每日、每周、以及月度年度可以波動的幅度以多大為宜，這都需要根據一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和經濟發展目標采調整和確定，以不引起經濟震蕩和不影響對外經濟活動為宜。
有不少贊成浮動匯率的觀點都會提到匯率僵滯會導致投機者的沖擊，進而引發金融危機，而浮動匯率可以有效地避免由投機沖擊引發的貨幣危機。筆者認為，發展中國家貨幣匯率的穩定對其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匯率穩定作為政策目標并無過錯。一些國家之所以發生金融危機，是在匯率穩定的機制上出了問題。但這并不證明浮動匯率制是發展中國家的必然選擇，因為匯率的頻繁波動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同樣要付出高昂的代價，如進出口受抑、經濟活動受干擾、乃至出現貨幣替代現象等。伴隨著資本市場的開放，發展中國家穩定匯率的機制需要改善，外匯市場干預必須與整個貨幣政策更緊密地相聯系，利率和通貨膨脹率將變得更敏感，需與外部保持相對的均衡。正是基于這樣的一種分析，筆者建議，貨幣當局在選擇匯率制度以及調整匯率水平時，必須注意匯率政策與其他政策的協調，注意國內經濟均衡與外部均衡的關系。
四、“三元悖論”與匯率穩定
贊成人民幣迅速過度到浮動匯率的一個理論根據是西方經濟學理論所推導的在匯率穩定、資本自由流動和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大三角之間只能選取兩者的結論。由于克魯格曼在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基礎上比較系統地論述過三者之間的關系，并提出了“Trilemma”概念，故也被成為“蒙代爾—克魯格曼三元悖論”。它使得不少學者相信資本項目開放以后，只能放棄匯率穩定而采取浮動匯率制。因為人民幣的自由兌換和資本項目的開放已經被明確地定為我國金融開放目標之一。就目前而言，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是建立在我國資本項目尚未開放的基礎上的。
筆者認為，上述理論的前提是資本項目開放后資本完全自由流動，不再受政府控制。但是資本市場的開放不等于資本流動的完全自由化，有管理和有規則的開放，抑制投機資本的流動，適當管制居民的外匯資本交易可以與人民幣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并行不悖。拉美和東亞國家的實踐已經證明，缺乏有效的監管和失當的自由化，會給國際投機者提供興風作浪的機會，放大金融體系內原有的風險，而外部投機者所引發的羊群效應擴展至國內投資者，將會使資本市場出現嚴重扭曲并導致難以控制的金融危機。因此對國際投機性資本流動進行控制并不意味著否定資本市場開放，適當管制居民的外匯資本交易也不影響資本市場開放所帶來的積極效應。資本市場開放后仍然可以而且應該進行適當的資本流動管理，而且，如果獨立的貨幣政策并不意味著脫離世界經濟周期和國際市場的行情去設立政策目標，那么在這個大三角之間尋求一種新的均衡就不是不可能的。
“貨幣國際化”一詞來源于日本。廣場協議前后，日本的一些英文文獻中出現了“internationalizationoftheyen”(日元國際化)一詞。但在英文文獻中，沒有關于internationalizationofacurrency的用法，在英文中，internationalization和intemationalized是技術用詞，表示將一種電腦軟件系統用各種語言來使用。近年來，國內經濟界根據日本人對英文詞匯的創造，相應地提出了人民幣國際化的說法，而且還將人民幣國際化“炒”成了一個熱點。日元國際化是在日元已經被廣泛使用，日元的國際儲備地位已經確立的條件下提出的。此時日元國際化的涵義是擴大日元在國際交易中的使用，進一步增強其儲備貨幣的地位。但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國家將人民幣列為儲備貨幣。由于討論的起點不同，我國的人民幣國際化與日本的日元國際化涵義出現了較大區別。目前，我國學術界的人民幣國際化已經演化成這樣的涵義：人民幣從目前狀態發展成為中心儲備貨幣的過程中任何一步有利于此方向的變化。依據這一理念，人民幣從目前還不是一種國際儲備貨幣，到最終成為像美元那樣的中心儲備貨幣，要經歷三個階段：(1)從非儲備貨幣演變成儲備貨幣；(2)從地位較低的儲備貨幣演變為地位較強的儲備貨幣；(3)從地位較強的儲備貨幣演變為中心儲備貨幣。可見，日本人所討論的日元國際化實際上是第二個階段，而我們中國所探討的人民幣國際化實際上是第一階段。
人民幣從非儲備貨幣邁向儲備貨幣是人民幣國際化的一個不可逾越階段。盡管中國已經成為世界貿易第三大國，經濟總量第四大國，但人民幣仍然不是國際儲備貨幣，而排在世界經濟第20位以后的港幣卻是國際儲備貨幣中的一員，IMF統計的國際儲備貨幣中有十幾種貨幣其發行國的經濟地位遠在中國后面，為什么它們能成為國際儲備貨幣，而人民幣不能?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值得研究。為了避免誤解，本文使用“人民幣生成國際儲備貨幣”這一概念來代替“人民幣國際化”以精確表達國際化的第一階段。人民幣生成國際儲備貨幣就是人民幣至少被一個經濟體的貨幣當局列為儲備貨幣，從而成為眾多國際儲備貨幣中的一種，而不論其在全世界國際儲備貨幣總額中所占的比例。港幣在世界儲備貨幣中所占比例還不足1％，但它也是一種儲備貨幣，因為它是其他經濟體(例如中國大陸)保留的儲備資產。
一、國際儲備貨幣生成條件的細辨
一種貨幣要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必須具備哪些條件呢?學術界通常認為需要四個條件：第一，完全可兌換并被廣泛接受；第二，它的金融市場——國內資產和外匯——應具有廣度和流動性；第三，其價值具有一定的穩定性；第四，在金融和貿易上有較大的交易量。也有人認為，貨幣發行國必須是一個經濟大國。這與第四個條件較接近，因為一個經濟大國通常就會有較大的金融和貿易交易量。
下面我們就來考查“牙買加體系”誕生以來，所有國際儲備貨幣發行國是否達到了上述四個條件。
第一，“完全可兌換并被廣泛接受”。根據1980年的《國際貨幣基金年報》，日元在1976年時，已經占世界外匯儲備的2％，但是，日本宣布取消外匯管制的時間是1979年，而實際執行是在1980年?？梢?，日元在遠未滿足“完全可兌換”的條件下就變成了儲備貨幣。2004年《國際貨幣基金年報》的世界儲備貨幣構成表列出美元、歐元、日元、瑞士法郎這些占世界儲備貨幣之比例最高的四種貨幣，其中，瑞士法郎雖排在第四位，但其所占比例僅有0.7％，除了以上四種貨幣之外的所有儲備貨幣占總儲備額的6.3％。因為其他儲備貨幣所占比例不足0.7％，由此可推算出，這些貨幣至少有10種以上。這就是說，目前世界上已經成為某一經濟體儲備的貨幣在14種以上(在歐元發行之前應在26種以上)，其中絕大多數占世界儲備貨幣總量的比例不足0.6％。盡管許多儲備貨幣只有極少數經濟體將其用作儲備，但我們也不能說它不是一種國際儲備貨幣。可見，“廣泛接受”性在國際儲備貨幣當中并不廣泛。
第二，“金融市場應具有廣度和流動性”。這句話通常理解為“開放和有深度的金融市場”(openanddeepfinancialmarkets)。1976～1980年，在世界各國的外匯儲備中，日元的比重由2％提高到4.5％。但眾所周知在這一時期日本不僅沒有開放金融市場，而且還實行著嚴格的外匯管制。日本對金融市場的封閉遭到西方國家的一致抗議，因而有廣場協議的產生?？梢?，日元在成為國際儲備貨幣之前后也沒有實現這一條件。
第三，“其價值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圖1說明了1963～1975年間日本的通脹情況。圖形表明，日元在成為儲備貨幣的初期存在著較嚴重的通脹。日元不僅對內通脹嚴重，對外的價值也不穩定。從20世紀70年代(史密森協議前)初算起至90年代中期，日元從1美元兌換360日元，25年間升值至80日元，然后又跌至130日元，波動幅度之巨可以想象。
上述儲備貨幣條件對于中心儲備貨幣(如美元)可能是正確的，而我們所討論的卻是國際化的第一階段，即成為一種非中心儲備貨幣(如日元)的條件，上述對日元的考證表明：通認的四個條件對于實現非中心儲備貨幣這種較低的目標是過于充分了。就目前來看，人民幣根本沒有可能代替美元成為國際中心儲備貨幣，也沒有可能達到歐元那樣的第二儲備地位。在這種條件下探討遙不可及的中心儲備貨幣實現條件，對于中國的金融實踐雖不能說是癡人說夢，至少可以說是操之過急。
在本幣沒有實現完全兌換，金融市場還沒有完全開放的條件下，一種貨幣能不能成為儲備貨幣呢?顯然從日元70年代的表現看，完全有可能。那么進一步，一種貨幣成為一種儲備貨幣必須具備哪些最基本的條件，或者，一種貨幣最低需要幾個條件，才能成為儲備?這對于人民幣來說是相當重要的，因為需要的條件越多，實現的難度越大，準備這些條件的時間越長，需要做的事就越多。只有我們了解了一種貨幣成為儲備貨幣的最少條件，我們才能用最少的資源和最短的時間使人民幣變成一種國際儲備貨幣。
從目前輿論關注的情況看，經濟界對人民幣能成為儲備貨幣寄予厚望。許多學者表示，人民幣成為儲備貨幣有多種好處，不僅在經濟上能獲得鑄幣稅的收益，而且還能提高國家的政治地位。因此，探討一種最低的充分條件，從而在最短的時期內讓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是非常必要的。為達到此目的，本文先盡可能將所有的必要條件挖掘出來。
二、國際儲備貨幣生成的必要條件
根據前面的定義，人民幣生成儲備貨幣的條件就是在完全競爭的條件下(不包括軍事和政治的脅迫)，世界上至少有一個經濟體的貨幣當局愿意將人民幣當作儲備貨幣的條件!
比較自布雷頓體系解體以來世界所有國際儲備貨幣產生的過程及其發行國家的政治經濟狀況，本文認為一國貨幣生成儲備貨幣必須具備三個必要條件：開放境外非居民本幣貿易存款賬戶、政治經濟穩定和與某一個國家的流通和交易規模較大。
1．開放境外非居民本幣貿易存款賬戶。如果一種貨幣不允許境外非居民持有本幣存款賬戶，那么，這個國家的貨幣(例如人民幣)不能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外匯儲備是一國政府保有的用來支付國際收支逆差及償付外債的以外國貨幣命名的資產。貨幣發行國不給非居民提供本幣賬戶的清算服務，他國怎么用這種貨幣來支付逆差，償付外債呢?所以，一國貨幣成為儲備貨幣的首要條件是：該種貨幣必須允許非居民使用。
從需求角度看，若一國不允許非居民使用本幣的存款結算賬戶，則非居民就不會持有這種貨幣的存款，因而，對于任何國家，它的進出口商沒有使用這種貨幣進口支付的要求，因而也沒有儲備這種貨幣的需求。以中、韓兩國為例，若中國允許韓國對中國出口使用人民幣賬戶結算，則中國的進口可(向韓國出口商)支付人民幣。韓國的出口商再將其貿易賬戶上的人民幣存款賣給韓國的進口商，韓國的進口商再用其進口中國的商品。但是，由于人民幣對非居民賬戶沒有放開，韓國的進出口商手中沒有人民幣存款(充其量有些人民幣現金)，進口商想進口中國的貨物，他可以支付美元，因而沒有對人民幣的支付要求，因而韓國沒有儲備人民幣的客觀需求，因而韓國政府不必儲備人民幣。可見，一種貨幣沒有非居民本幣的存款賬戶，它就沒有成為儲備貨幣的必要。
一國不對非居民開放本幣賬戶，只允許非居民使用本國的現鈔，能不能使他國儲備這種貨幣呢?不能!表面上看，收購本國居民持有的某種外國貨幣現鈔，也可以形成儲備。但政府的儲備，通常是以億計算的，而使用現鈔的交易雙方都需要清點貨幣，那么當一國與另一國進行債務清償時，兩國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對數以億計的鈔票進行清點，其費用之高是難以接受的。另外，現鈔的運送和清點需要很長時間，即使能承擔起費用，也承受不起這種時間延誤的折磨。相比之下，如果使用他種貨幣來進行清算和交割，快捷、方便，成本低。在這種情況下持有這種儲備不符合經濟過程最一般的原則(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所以，不可能有這種儲備存在。目前，由于大陸政府允許香港非居民使用人民幣小額現金存款賬戶，使香港居民持有人民幣現金遠遠超過其他經濟體，但三年來平均每年由人民銀行回收的現金不足100多億元，這與香港與大陸的結算金額無法相比，2005年兩地僅進出口總額就達1367億美元，投資交易額超過400億美元，換算成人民幣，達14000多億元，而現金支付總額還不足這一交易額的1％。事實很清楚，香港人特別期望使用人民幣結算，多次提出申請，但通過上述比較可以看出，香港并沒有人用現鈔進行進出口貿易結算(目前的結算只是旅游性零售)，否則，現金流入量就不會是100多億元人民幣。這一事實充分表明，如果不開放非居民結算賬戶，非居民就不會用這種貨幣進行貿易結算，因而政府也不必儲備這種貨幣。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日元在演化為儲備貨幣的過程中，日本政府僅對非居民的貿易賬戶實施了開放政策，對資本賬戶卻嚴格限制，但這并沒有阻斷日元生成儲備貨幣的進程。所以，我們可以更精確地說，一國貨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第一個必要條件是：在貿易賬戶上開放非居民對本幣的使用。
2．政治經濟穩定。儲備貨幣是一種信用資產，儲備發行國政治經濟的穩定是保證其發行的儲備資產安全性的前提。如果這種安全性都保證不了，誰還敢將其當作儲備?所以，一國政治經濟的穩定是成為儲備貨幣發行國的第二必要條件。
盡管“政治經濟穩定”不是一個精確的概念，但存在著客觀尺度。從政治上看，極不穩定的國家，可能會出現不同意識形態的政治制度變革及政權更迭，新當政的政府可能會不承認原來政府的債務，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承認中華民國政府1949年前的債務。政權更迭對于外國人來說是最大的經濟風險。從實際情況看，美國、日本和英國的政體具有穩定性，而泰國和馬來西亞，人們還不敢確信其穩定性(2006年泰國發生了)。從經濟上看，如果一個國家經濟條件較差，那么無論這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如何，都有可能出現一場革命或騷亂；而當一個國家有較強的經濟實力且其經濟還保持長期穩定的增長，一般來說，這個國家的政體也不會突然變動。目前世界上的發達國家，還沒有一個在政治上是不穩定的。所以，一般地說，作為儲備貨幣要求的政治經濟穩定，以一個較發達的國家作為標準似乎較為合適。然而，依據前面的定義，成為儲備貨幣只需要一個經濟體的承認，所以，只要有一個經濟體認為這種貨幣的發行國政治經濟穩定而持有了這種貨幣，“政治經濟穩定”這一國際儲備貨幣的必要條件已經成立。
3．與某一個國家的交易規模較大。一個政府要將某種貨幣當作儲備貨幣，有兩種原因：一是為了進口的支付；二是為了平衡外匯市場。如果一國實行某種形式的固定匯率制(包括釘往或貨幣局)，那么，當某一時刻，進口需要的外匯超過出口所得的外匯時，政府就必須用儲備支付進口，否則固定匯率不能保證。在這種情況下，確定哪一種貨幣為儲備貨幣，取決于經常支付的數額，若某種貨幣的使用量很少，將其列為儲備貨幣就失去了意義。如果一國實行不完全的浮動匯率，也需要外匯市場的干預，此時所使用的干預貨幣就是該國的儲備貨幣。選擇哪一種貨幣干預市場，要依據市場的情況，目前各國使用的干預貨幣主要是美元與自己本國貨幣，只有少數國家使用少量歐元。也就是說，其他貨幣成為儲備貨幣主要是某些國家需要這種貨幣用于進口支付。例如，我國政府儲備部分港幣，用于對香港貿易的支付，主要原因是我國進出口使用這種貨幣的數量和比例都較大，若數量較小，例如對阿根廷，我國沒有將其貨幣比索列入儲備貨幣的必要。雖然，港幣在全世界的流通和交易規模在所有貨幣中沒有排到前列，但由于它對中國大陸有較大的交易規模，因而也成為一種儲備貨幣。而如果一種貨幣連這種條件也達不到，沒有可能成為儲備貨幣。因此這也是一個必要條件。
從理論上看，一種貨幣如果缺少上述三個條件中的任何一個，都不能成為儲備貨幣。所以，這是三個必要條件。三、經濟大國貨幣生成儲備貨幣的必要條件之必要條件
如果一個經濟大國(不考慮被侵略和殖民的情況)能使世界某一國家對他的交易有較大的規模，這表明他的產品在世界上具有一定的競爭力，因而其他國家也會購買他的產品，所以，這種競爭力會使其對全世界的出口具有相當的規模。而一個國家的對外貿易具有這樣的水平，那么就會有多個國家需要使用這種貨幣作為進口支付貨幣。所以，對于一個經濟大國，第三個必要條件應改為“有較大交易規?！备鼮榍‘敗４颂幍摹敖灰住币辉~既包括商品和服務交易，也包括資本交易。
一個經濟大國與外國有較大的交易規模，則其出口總值占GDP的比例必然很大。假如這個國家對非居民放開本幣貿易賬戶，那么，當這種貨幣具有升值趨勢時，外國人勢必想持有這種貨幣，這將導致該國進口用本幣結算，而出口用外幣結算，結果是出口的外匯沒有用于進口，即進口所用外匯和出口所得外匯不能相抵。如果這個國家實行的是固定匯率，那么，出口外匯收入將大量節余，儲備將加速增長。也就是說，固定匯率制和非居民貿易賬戶開放這兩種制度的結合，意味著該國的貿易賬戶可能會將對外債權的減少轉變為對外債務的擴大，如果進出口總額又占國民收入的一個較大的比例，那就意味著外匯儲備增長的幅度會達到一種超常的水平。這個結果將使貨幣政策遭遇不可克服的困難：若該國經濟處于繁榮和自行擴張時期，那么，儲備的加速增長會使過熱的經濟火上加油，政府雖有貨幣政策這個強大的消防力量，面對大火，可能也力不從心。
以我國的情況看，我國的進出口總額2006年達到17216億美元，出口所得外匯9697億美元，進口7519億美元，順差2177億美元。由于人民幣正處于較快的升值時期，向中國出口產品的外國商人都愿意用人民幣結算(持有人民幣)，而我國進口商品的企業也不愿意用外匯結算(因為人民幣升值給進口商帶來匯兌損失)，如果此時政府允許外商用人民幣結算，其結果必然是絕大多數進口都使用人民幣結算。我們假定有一半的交易用人民幣結算，那就是說我國2007年的外匯儲備將會在2499億美元的基礎上再增加3700多億美元。在2000億美元儲備增量的壓力下，我國目前的經濟中已經出現了貨幣流動性強勁的局面，中央銀行2006年被迫兩次提高存款準備率并對房地產采取了選擇性信用控制，若再增加3700億美元，貨幣回籠的壓力將再增加3萬億人民幣(到2006年9月，人民銀行已經發行央行票據3.3萬億人民幣)，人民銀行勢必大量集中發行中央銀行短期票據，大量集中地發行勢必導致利率的迅速上升，經濟形勢將變得異常復雜，也就是說，一年超過5700(如果所有出口均用人民幣結算，那就可能達到上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增長，是我國經濟根本無法承受的巨大包袱。
歷史上，日本也曾出現過類似情況，日本早于1960年7月就開放了日元非居民貿易賬戶(稱非居民自由日元存款)，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美元危機和日元升值趨勢，大量結算采用日元，外匯儲備加速增長，1972年歐洲共同體宣布聯合浮動后，日元還沒有開始浮動，外匯儲備增長的幅度超過了貨幣政策容納的限度。日本大藏省為此啟動對非居民賬戶的嚴格限制措施，1972年6月對日元非居民貿易賬戶征收20％的準備金，只過了一個月。從20％提高至50％。直到日元浮動后，才取消了這一限制措施。另外，西德在1950年代末也曾出現過類似的過程，只是西德對非居民賬戶完全開放，因而掩蓋了貿易賬戶的特點。
透過歷史和現實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非居民貿易賬戶開放與儲備及貨幣政策之間的關系。為了討論一個較為嚴格的儲備貨幣形成條件，我們只考察了非居民貿易賬戶，如果在更大的范圍——全部非居民賬戶，則其后果更為夸張。
眾所周知，固定匯率與非居民賬戶開放的矛盾，也是布雷頓體系解體的原因：一方面，布雷頓森林協議要求各國盡可能放開對外匯的管制，而這種放開的主要方式是非居民賬戶的放開；而另一方面，協議又要求各國實行固定匯率。對于歐洲共同體和日本這樣的大型經濟體，矛盾不可克服。同樣對于21世紀的世界貿易第三大國——中國，這個矛盾也是不可克服的。
至此，我們可以說：一個經濟大國其貨幣生成儲備貨幣的條件有四個：開放非居民賬戶、政治經濟穩定、有較大的對外交易規模、實行(基本上由市場定價的)浮動匯率。其中，浮動匯率是實現開放非居民賬戶這一必要條件的必要條件。
四、人民幣生成儲備貨幣的路徑與政策選擇
上述四個條件當中的第二和第三兩個條件具有客觀性，是一個國家的政治和經濟歷史過程的結果，不由當前的決策者意志所決定，因而，可稱為“硬條件”。而第一和第四兩條件是卻有一定的主觀性，可由貨幣發行國的決策者掌握。因而可稱其為“軟條件”。在客觀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一國決策者也可以實施“軟條件”，例如，泰國和馬來西亞。但如果“硬條件”沒有達到，儲備貨幣不能形成。如果一個國家選擇了固定匯率制，則該國不易選擇非居民賬戶開放，而不選擇非居民賬戶開放，就不能形成儲備貨幣。
從客觀條件看，我國的政治經濟穩定、國際貿易居世界第三位，具備了“硬條件”。但是，由于我國沒有實行浮動匯率，因此我國還不具備開放非居民賬戶的條件，因此人民幣還不能成為儲備貨幣。
對于外國人來看，從釘住匯率到浮動匯率似乎是“臨門一腳”，但對中國經濟來說，卻是一段漫長的攀登之路。由于近年來在我國全部價格籃子商品中，貿易品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大，與此同時，貿易品的生產率也在不斷提高，導致人民幣實際匯率的提高(巴拉
薩-薩繆爾森效應)，目前由IMF測算的人民幣購買力平價達到1.48(1美元＝5.4元人民幣)，我國商務部也認為人民幣低估了15％(即6.6215)；另一方面，根據以往的經驗，匯率波動存在著超調現象(反應過度)，所以，若人民幣立即自由浮動，則市場價格必升至購買力平價以下，調整幅度將大大超過15％。如此大幅度調整必使中國經濟遭受沉重打擊。因為出口是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三架馬車之一，根據國家信息中心的計算，2005年出口對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5％，如果將間接的貢獻(消費和投資)也計算在內，對GDP增量的貢獻遠遠超過40％。所以，人民幣突然大幅度升值將使大批貿易企業倒閉，猛烈沖擊中國整體經濟，其后果是中國人民無法接受的，所以，人民幣絕對不能立即由市場定價。
自2005年7月21日起，人民銀行宣布我國實行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并明確表示要增加人民幣匯率浮動的區間；此外，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2005年7月23日在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節目中表示：“此次匯率機制改革是強調以市場為基礎的浮動匯率”，這些都表明改革的方向已經確定——以市場定價為基礎的浮動匯率制。另一方面，一年多以來人民幣逐步升值，至2007年1月17日已經升值了5.9％。這些情況都表明，人民銀行試圖先讓人民幣匯率在一段較長的時間內逐步接近購買力平價，然后再實行由市場定價的浮動匯率制。假定人民銀行計劃平均每年升值5％，則從現在算起，約需5年的時間才能完成任務，即在2011年的年底接近IMF認定的購買力平價。
通過上述對人民幣生成儲備貨幣必要條件的必要條件分析，我們實際上已經將人民幣未來的路徑勾畫出來：從2007～2011年人民幣通過參考一籃子貨幣計值逐步對美元升值，2012年人民幣匯率開始基本由市場定價，在匯率企穩，人民銀行基本掌握了浮動匯率下貨幣政策操作的要領之后，約在2013年前后，中國將允許非居民在貿易賬戶下使用人民幣結算。屆時，我國可能已經成為世界貿易第二大國；中國成為許多國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因而他們將人民幣列為儲備貨幣順理成章。
綜合上述儲備貨幣形成的必要條件，我們可以得出下述兩個重要的結論：
1．不完全開放金融市場，也不會耽擱人民幣生成儲備貨幣的進程。
從日元生成儲備貨幣的過程看，只要一國貿易規模足夠大，其貨幣就有可能演變為儲備貨幣，并不需要完全開放金融市場。既然日元在嚴格實行外匯管理的條件下，通過貿易結算上的使用生成了儲備貨幣，人民幣為什么不能在有限制度開放金融市場的條件下生成儲備貨幣?
能夠導致貨幣升值的情況有兩類：行情性不平衡和結構性不平衡。前者是由通貨膨脹率的差異、進口型通貨膨脹和投機性資本流動造成的；后者是由于競爭力持續不斷地相對提高造成的。假如生產率的提高不被物價上漲所抵消，強大的生產率就會通過實現盈余對國際收支產生影響。競爭力不斷提高，給貿易伙伴造成了問題。高生產率國家的貨幣定值偏低，其他國家的貨幣的定值偏高，盈余不斷積累，而且在貿易伙伴拒絕定期實行貨幣貶值的情況下，出口國不得不實行貨幣升值。德國貨幣就是在該情況下升值的。
二戰以來，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貨幣升值發生在日本和德國。我試圖通過對這兩個國家的貨幣升值背景的考察，反觀我國的人民幣目前所處的狀況，即人民幣升值的時機是否成熟。
二、二戰后日元升值的背景
我們將二戰后日元的升值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71年2月從1美元對360日元升值為308日元；第二階段為1973年2月到1985年9月逐步升值為1美元兌240-250日元；第三個階段為1985年“廣場協議”迄今，日元升值為1美元對90—140日元。
1.日元第一次升值的原因和發生過程。二戰后，日本的產業發展、經濟振興以及“國際貿易立國”是在長達20多年的鎖定日元低匯率的背景下實現的。1949年，為控制持續不斷的通貨膨脹，改革當時存在的多重匯率，日本在美國占領當局的幫助下制定了“道奇計劃”和“經濟安定九原則”，將美元與日元的匯率鎖定為1：360.正是這個固定匯率的實施，使日本產業獲得了重返國際市場的機會。以此為開端，日本國民經濟的外貿依存度從1946年至1950年的12.3％迅速提高為1956年至1960年的23.4％。進入20世紀60年代后，日本的出口產業更是迅速發展，出口貿易急劇增長。20世紀60年代前期日本出口指數的年均增長率為17.9％，后期為15.1％，幾乎為同期世界貿易增長速度的兩倍。正是從那時起，日本的貿易出現順差，長期資本收支中資本輸出也明顯增加，日本成了資本輸出國，日元也開始走向硬貨幣。
也是在這期間，日本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在1951—1955年、1956-1960年、1961—1965年和1966-1970年四個區間內，日本的國民經濟增長速度分別達到8.2％、8.7％、9.7％和12.2％。
與此同時，日本在日元1971年2月第一次升值時已形成了比較雄厚的、外向型的產業基礎。由于受惠于長達20余年的1美元兌360日元的固定匯率，日本出口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大為提高。1961—1965年和1966-1970年，日本出口總額的年均增長速度分別為17.9％和15.1％。1971年時，日本普通鋼、熱軋薄板和冷軋鋼板的成本分別只相當于美國同期成本的56％、70％和68％。1970年，日本的汽車產量與1960年相比增長了10倍以上，并成長為世界第三大汽車出口國。鋼鐵與汽車兩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水平標志著日本工業化階段發展任務已經基本完成。正是在這樣的產業背景下，迫于當時美國的“新經濟政策”，日本才于1971年12月將美元與日元的匯率從1美元兌360日元調整為1美元兌308日元。
2.日元第二次升值的原因。日元的這個低幣值的固定匯率一直實行到1973年2月。1973年2月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了浮動匯率制，即匯率完全由市場供求狀況決定，由于日元供不應求，因此從1973年2月直到1985年9月日元逐步升值為1美元兌240—250日元。由于日本政府從20世紀70年代初期開始，進一步加快了產業結構的“高加工度化”、“高開放度化”的進程，日元的升值并未阻擋日本產品的強大出口趨勢，尤其是在汽車等產業領域日本成為美國的強大競爭對手。1975年，日本躍居汽車出口·的世界第一大國，出口量達268萬輛。1980年，日本向美出口汽車和從美國進口汽車的數量分別是394.7萬輛和1.05萬輛，呈現出極為懸殊的比例。1981年，日本盡管實行對歐美市場的“自主限制”，汽車出口仍達605萬輛；同年排世界汽車出口第二位的聯邦德國僅出口215萬輛，而一向號稱汽車大國的美國當年僅出口69萬輛。正是這樣一個嚴重不均衡的市場格局引發了此后長達數年的日美汽車貿易摩擦。在這一過程中，日本政府采取了“口惠實不至”的對外貿易政策以給本國產業發展爭取更大的時間余地。1980年5月，日美雙方達成鼓勵日本汽車企業到美國投資設廠的協議。但這個軟弱的協議對企業幾乎沒有形成什么約束力，日本汽車廠家也沒有多少到美國投資設廠的積極性。1981年以后，日美間幾乎每年都就日本“自主限制”的問題進行談判。但日美汽車貿易的嚴重不平衡狀況并沒有得到根本的扭轉，美國對日的貿易赤字不斷擴大，非凡是日本的汽車產品大舉占領美國市場，使兩國的貿易矛盾終于激化。年復一年的拖延終于讓美國人失去了耐心，并最終通過國家合作迫使日元再次升值。
3.日元的第三次升值。1985年，為了遏制日本出口導向的外貿政策在全球刮起的廉價日貨出口狂潮，美國聯合法、德、英等國的財政首腦在紐約廣場飯店與日本簽署了“廣場協議”。其主要內容為，將美元對世界其他主要貨幣的比率在兩年內貶值30％，從而逼迫日元升值。此后，從1985年到1996年的10年間，日元兌美元比率由250：1升至87：1，升值近3倍。廣場協議，后來被眾多學者公認為引發日本經濟衰退至今的罪魁禍首之一。
三、戰后西德馬克持續升值的背景
從1951年起，西德國際收支盈余達到8億馬克。從1950年到1957年，德國出口翻了兩番。1959年末，德國超過英國成為美國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出口國，從1957年開始，與貿易無關的資本流入額不斷增加。西德貿易呈現持續順差的局面，市場上產生了馬克匯價過低的說法。到了20世紀50年代后期，發展到了要求馬克升值。西德雖然擔心馬克升值會對出口造成不良影響，但仍然采取了變更平價的方針。馬克升值的基本原因是西德的物價上漲率比其他國家低，因而國際競爭力強，貿易收支長期順差。1961年，馬克升值5％，以恢復國際收支平衡和減輕通貨膨脹造成的壓力。1962年的貿易順差比前一年減少了40％。與1950—1960的10年相比，出口僅增長3.5％，進口卻增長了11.6％。物價上漲沒有完全遏制，但沒有貨幣升值，物價漲幅會更大。到了20世紀60年代后半期，西德的貿易收支順差再次顯示出擴大的傾向，人們對馬克即將再次升值的期待增強。1967年德國政府拒絕再次實行貨幣升值，相反1968年5-6月、1969年5月和1969年8月三次投機造成的危機卻使政府下決心將貨幣貶值。隨后法國法郎的貶值掀起了新一輪的投機，為了支持美元，德意志聯邦銀行在兩周內買進了10億美元。1969年10月24日，馬克升值成為現實，升幅為9.29％。69億美元離開了德國。當時銀根忽然收緊，然而貿易局勢并未扭轉，這次升值使德國的貿易伙伴受益。1970年美元?！C又引起了對德國馬克的投機活動。1971年，在華盛頓協議簽訂后，德國馬克升值約5％。從1973年起，投機活動重新出現。盡管美元于1973年2月貶值10％，但仍未重新獲得信任。僅在3月3日這一天，德意志聯邦銀行就不得不買進20多億美元。3月12日，德國馬克相對非凡提款權升值3％。6月29日，德國馬克不得不再次對非凡提款權升值5.5％。由于此后馬克的匯價持續看漲，到了史密森氏會議時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所以在這次貨幣匯價調整時，馬克升值了14.3％。
四、人民幣有升值的必要嗎？
2002年末以來，日本官方及公眾媒體又提出一種“中國”的新說法，指責中國“輸出通貨緊縮”，要求人民幣升值。
2002年12月4日，日本副財相黑田東彥在英國的《金融》上發表文章，稱“中國應承擔起將人民幣升值的責任”。2003年1月28日，日本《讀賣新聞》發表文章，指責中國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日本國內的通貨緊縮?；蛟S巧合或許有意，幾乎同一時間的2002年12月2日，美國《商業周刊》放言：“中國的通貨緊縮正在危及全球經濟?！彪S后不久，路透社援引美國前白宮首席經濟顧問言論稱，美國政府希望努力說服中國將人民幣升值。
日本《讀賣新聞》2003年7月8日道，在7月6日閉幕的亞歐財長會議上，歐洲各國相繼提出了人民幣升值的要求；日本也指出，人民幣比值低是出現國際通貨緊縮的主要原因。在美國，廉價的中國產品使國內制造業感到了壓力，導致產業界產生了危機感。為此，美國政府內部開始出現了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2002年，美國對華貿易赤字首次突破1000億美元，中國連續3年成為美國最大的貿易赤字國。對此，美國最大的制造業者團體全國制造商協會認為，中國外匯儲備增加是因為中國政府把人民幣比價控制在低水平上，并多次干預市場所致。
1.國外指責人民幣應該升值的“依據”何在？
一是中國的巨額外匯儲備。那么中國的巨額外匯儲備是如何形成的？2002年，中國外匯儲備超過3000億美元。但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鐘偉認為，此信號傳達的人民幣升值壓力是虛增的壓力，很大程度上是目前強制結售匯制度的產物。1995年之前，中國的外匯儲備分為政府、企業和民間三塊。而在實施強制結售匯制度后，企業不得持有超過外匯賬戶上限的外匯，銀行不得持有超過外匯結算周轉頭寸上限的外匯，甚至連外國直接投資也必須由央行通過人民幣的外匯占款發行的方式全部吃進，本應并存的政府、企業和個人三塊“蓄水池”的儲備，基本都注入到了官方儲備。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全球資本為了在中國獲得可觀的收益，大量流人中國，這也是導致中國外匯儲備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是中國的巨額貿易順差。那么它又是如何出現的？我們應該看到中國出口競爭力強勁并非由于人民幣幣值過低所致，而主要是由貿易領域的改革、有活力的私人公司的出現、豐富的勞動力及海外企業的生產環節的外購引起的。不容忽視的原因還有中國作為世界的一個工廠，其生產成本只有美國生產成本的1／35和中國臺灣生產成本的1／10.就拿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出現的原因來說，最大原因是那些對美國出口的公司如今都遷往中國生產。華盛頓國際經濟研究所的馬克—諾蘭所做的一項調查顯示，1997年中國對美出口貿易順差中的75％是這種“遷移效應”產生的結果。這種狀況在玩具和鞋類等勞動密集型產品中尤為突出。此外，向美國出口的許多比較先進的產品僅僅是在中國裝配而成的。例如，2002年美國從中國進口了價值132億美元有“中國制造”的電腦配件，在4年中增長了78億美元。然而，這些配件中的一些先進的部件是從中國臺灣地區、日本和美國進口的。工廠遷移效應和出口品加工往往扭曲了中國對美國公司和就業構成的競爭威脅。正如美國聯邦儲備銀行最近的一份告中指出，中國對美貿易中大規模順差的出現并非因為中國封閉市場，而主要是因為中國已成為一個主要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全球生產基地。告還指出，大多數來自中國的進口產品并未代替美國國內產品，而是代替了從其他亞洲國家進口的產品；日本貿易振興會的調查也顯示，日本進駐中國的制造業企業中的51％的企業將其70％以上的產品出口。通常日本企業會向中國出口原料，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在當地生產并將產品出口到日本。
美國摩根士丹利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斯蒂芬—羅奇更是通過有說服力的數據證實了這一點。他認為，中國的出口動力更多地來自西方跨國公司有意識的外購策略，而不是中國本地公司的迅速發展。中國日益強大的出口機器上到處都有美國、歐洲和日本流下的印跡。過去10年的大部分時間里，情況一直如此。從1994年到2003年年中，中國的出口額增長了兩倍，從1210億美元上升到3654億美元。而“外企”——全球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分支機構以及中國與工業國家公司合伙開辦的合資企業——在這個累計增長額中占了整整65％。這恐怕不能證實中國在從其他國家手里搶奪市場份額。應該說，這是工業國家的高成本生產商在競爭中求生存的副產品。
三是人民幣幣值過低影響世界經濟，并向世界輸出了通貨緊縮。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鐘偉認為，目前的日本輿論顯然夸大了中國目前的產業基礎及國際競爭力。先看鋼鐵，2002年中國的鋼鐵業面臨的現實形勢是，為了應對美國“201條款”和外部傾銷不得不對進口產品加征“反傾銷非凡關稅”。這顯然意味著，中國鋼鐵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地位與日本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相比尚相差甚遠。再看汽車，雖然2002年中國汽車產業的產量和銷量都實現了36％的年增長速度，但總規模也才不過310萬輛左右，同年美國在不景氣狀態下的汽車銷量仍達1100萬輛，而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6倍。目前全世界的汽車產量約為5400萬輛，中國產量所占比重不過5.74％。事實是，目前中國的產業基礎與日本相比，別說1985年“廣場協議”時的水平，連1971年日元第一次升值時的水平也尚未達到。
中國從1994年開始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由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中國政府出面擔保使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這一政策保護了亞洲國家的貨幣沒有因惡性貿易競爭而發生進一步的惡性貶值，這無疑為亞洲，乃至全球金融市場的穩定做出了貢獻。但是此后中國的匯率在政策的作用下保持穩定，事實上實行的是盯著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
而這一做法也成為美日歐等攻擊中國的口實。目前，人民幣匯率問題已成為國際輿論的熱點問題，美日及歐盟都通過官方渠道向中國施壓，要求人民幣以市場為基準即時升值。
一、人民幣升值的國際壓力：
一個是來自日本的壓力，日本要求人民幣升值的主要理由是：中國向全世界輸出通貨緊縮;一個是來自美國，美國認為中國的貨幣操縱造成了美國嚴重的制造業問題。其分析思路為:中國存在嚴重的低估人民幣的貨幣操縱行為,從而使得中國的制造業贏得了巨大的競爭優勢,美國制造業發展出現萎縮,企業大量倒閉,帶來了嚴重的失業現象。
但是，日本的通貨緊縮究竟有多大程度受中國的影響呢?2002年，日本從中國的進口僅相當于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5%左右，而且由于兩國在貿易上的競爭程度極低，因此，中國的通貨緊縮(或者與此相對稱的人民幣升值)對日本物價的直接或(通過市場競爭產生的)間接影響都很有限。再者，中國的通貨膨脹率(確切地說是通貨緊縮率)與日本大致處于同一水平，如果說中國是造成日本通貨緊縮的原因，那么反過來也可以認為日本是造成中國通貨緊縮的原因。實際上，從日本和中國的出口結構上看，前者以高附加值的高技術產品為中心，而后者則以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相互競爭的領域其實很小，兩國經濟顯然是互補關系。而且，中國對日出口產品的很大一部分屬于原材料和零部件等初級產品，再日本制造高級產品后再最終由日本出口到美歐市場。中國對日本的出口實際上也是提拔出口貿易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所以，中國對日本出口貿易的增加，并不會與日本國內以及日本的出口商品形成競爭關系。中國減少出口，并不意味著日本能增加出口，不存在中國搶占日本國內市場的問題。
美國制造業工人的失業問題不是因為發展中國家的競爭。20世紀60年代以來,大部分發達國家制造業的就業人數在總就業人數中的比例迅速下降,這一現象被稱為“去工業化”。瑙索恩和納瑪斯旺的研究分析了導致“去工業化”的主要原因。在他們看來,“去工業化”主要是國內因素引起的,比如需求模式從制造品轉向了服務,制造業的生產效率相對服務業大幅度提高,以及與之相關的制造品價格大幅度下降。發展中國家制造業的競爭這一外部因素對“去工業化”的貢獻不足1/5。依據這一判斷,中國的出口占美國進口的比例還不足10%,中國的競爭最多只能解釋美國制造業失業問題的2%。
因此，人民幣匯率與美日等國家通貨緊縮并沒有比然的聯系，人民幣升值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美日等國家的國內復蘇問題。
二、人民幣升值的國內壓力：
我國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和貿易“雙順差”的持續增長成為人民幣升值壓力的核心問題。
由于我國事實上采取了與美元掛鉤的固定匯率制度，美元對非美貨幣的貶值，使得人民幣也相對其他非美貨幣貶值40%以上，因此，造成外匯儲備快速增長。另一方面，近年來隨著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雙順差”的持續增長，為保證人民幣匯率穩定，使中國的外匯儲備不斷攀升，到2004年3月底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外匯儲備已經達到4288億美元。正如現在的情況，當人民幣匯率被設定在偏低的水平上時，美元的供給超過需求，當局入市吸納多余的美元，導致外匯儲備增加。假如中國采取浮動匯率制，當局不對市場進行任何干預，那么在外匯儲備沒有增加的情況下，匯率早就應該上升了。如果硬是將人民幣維持在現有水平，對外收支不平衡和外匯儲備就會進一步擴大，給中國經濟帶來各種各樣的弊端。
第一，外匯儲備急劇增加并非多多益善。
的確，一個國家必須有一定數量的外匯儲備。其主要理由有二：其一，保證國家在發展對外經濟關系的過程中具有一定的流動性;其二，用于干預外匯市場，以維持匯率穩定(在實行浮動匯率制度的國家，理論上是不需要為干預外匯市場而儲備外匯的)。持有外匯儲備可以帶來流動性、安全性和穩定性等等好處，但是，得到這些好處是要付出代價的。其代價就是，喪失了使用這些外匯以獲得其它收益的機會。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從海外籌集資金的時候，往往要支付反映風險溢價的高昂利息，而把外匯儲備運用于美國國債只能獲得很低的收益率。這種利率上的倒掛現象意味著收入從中國這樣一個低收入國家轉向了美國這樣一個高收入國家。
況且，外匯儲備與國內的基礎設施或者生產設備一樣，不過是國家資產的一部分，其主要的資金來源都是國民儲蓄。如果國家資產是一定的，那么決定其最佳構成時就要同時考慮收益性和風險性兩方面的因素，外匯儲備并非越多越好。實際上，在中國，一方面外匯儲備在增加，而收益率很低;另一方面作為中國經濟發展核心項目的西部大開發計劃卻陷入資金困難，由此可以看出國民儲蓄并沒有得到有效使用。用于改革的資金不應通過增加外匯儲備而應通過稅收或者發行國債來籌集。
其次，所謂為實現人民幣國際化而應增加外匯儲備的主張不能不說是本末倒置。在國際上流通本國貨幣的最大目的是為獲得貨幣發行收益。但是，如同中國這樣，在本國貨幣的信用不得不依賴于保有高水平的外匯儲備時，其保有的成本完全抵消了發行收益，因此，人民幣國際化的好處蕩然無存?，F在，外匯儲備的急劇增加，正在通過貨幣供給的擴大，加速房地產市場泡沫的膨脹。
總之，在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下，有一定量的外匯儲備是維持匯率穩定所必需的，但通過維持大量外匯儲備來抗御貨幣危機則是危險、無效和代價高昂的。
第二，由于外匯儲備的高速增長，使貨幣投放量快速增長，存在的隱患是加速我國國內的通貨膨脹，使物價上升，在工資不隨之上漲的情況下，國民的實際生活水平有所下降。
第三，貿易順差導致我國對外貿易爭端大幅上升，例如中美貿易中出現的反傾銷案件，以及其他國家對中國提出反傾銷訴訟。
第四，我國經濟的加速增長，對原材料的需求增加，導致國際原材料價格上升，使得國際通貨膨脹加速。
三、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的對策
為了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經濟學界的專家和學者提出了各種相應的對策：
(一)通過提高國內產品的價格，使實際匯率下降，以此降低出口。
(二)取消出口退稅政策或者降低出口退稅率，使出口下降。
(三)大大放松資本管制，鼓勵各種資本的流出。
(四)調整人民幣匯率制度，使匯率變動。
四、對各種減輕人民幣升值壓力對策的評論:
對策一：我國經濟的瓶頸產業，如電力、交通、能源等需要政府的大量投資，如果物價上升，致使瓶頸產業狀況發生變化，由于資源過多地流向它們，將導致資源分配不合理。所以并非可取之途徑。
對策二：有一些經濟學家提出，與其讓人民幣升值，不如取消出口退稅政策或降低出口退稅率。這種做法既可以減輕人民幣升值壓力(出口減少)又可以減輕政府財政負擔。增值稅退稅是世界通行做法。與在國內銷售的產品不同，對出口企業的產品不征增值稅(實行零稅率)，而對其投入品卻要實行增值稅退稅，在出口這一環節上，國家增值稅的稅收收入是負值。其結果是，出口越多，中央財政的退稅負擔就越大。但是，因為國內企業的增值稅負擔是可以轉嫁給最終消費者(使用者)的，所以出口企業并不會因在不繳納增值稅的同時享受退稅而得到特殊好處。在原則上，退稅并不是一種出口鼓勵政策。一般來說，退稅只是使出口企業享受到一般企業所應該享受的待遇。取消對出口商品的退稅將構成對出口企業的歧視，從而造成市場扭曲。我們應該做的是保證出口企業與非出口企業得到同等程度的退稅，一個百分點不應多，一個百分點也不能少。但現在的問題是：既然減少退稅率和升值都會導致出口減少，而匯率升值更容易操作，為什么非要舍易求難，非要通過改變退稅政策而不是調整匯率，或兩者同時進行，來釋放升值壓力呢?
對策三：在國內市場機制不完善、產權關系仍然模糊不清、金融體系問題成堆、向海外轉移非法所得的活動仍然十分猖獗的情況下，使資本自由化這種做法完全是本末倒置，是為避小“害”而趨大害。不論在哪個國家，在制定宏觀經濟政策的時候，不可能同時實現資本的自由移動、匯率的穩定和自主的貨幣政策三項目標。迄今為止，中國放棄了資本的自由移動，但堅持了實質上的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和貨幣政策的自主性。今后，如果放開資本移動，為了保證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就需要由釘住美元制向允許某種程度的匯率變動方向轉變。如果中國一方面繼續采取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一方面立即實現資本項目下的自由化。其結果必然是：中國完全喪失經濟上的獨立性，并很快成為外國投機者的自動提款機。所以，資本自由化不可操之過急。
對策四：筆者認為最為可取，變動匯率，使人民幣適當升值。由于中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以及經濟結構和經濟體制上的一系列問題，中國經濟是無法承受匯率的巨大波動的。換言之，在目前和今后相當時間內，中國還不具有實行自由浮動匯率制度的條件。因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是我們現在的最佳選擇。在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下，圍繞中心匯率，在一個給定區間內，匯率是可以有一定波動的。中心匯率也可以根據一定規則進行設定和調整。可以先逐步擴大匯率變動的區間，再逐步擴大變動幅度，允許每年有數個百分點的升值。外匯儲備急劇增加顯示出了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在提高，人民幣升值的條件已經日趨成熟。如果漠視這一情況，拖延人民幣的升值，將產生諸如資源配置低效化、泡沫經濟膨脹以及對外貿易摩擦加劇等一系列弊端。
但是由于來自以日本為首的海外的升值要求正在把外匯政策這一中國的國內經濟問題演變為國際政治問題。對于中國新的領導層而言，他們無論如何都不愿意以屈于外國壓力的形式提高人民幣的匯率。但是，恰恰因為外匯政策事關國家利益，因此需要相互排除感彩，加以冷靜地分析和對應。日本把通貨緊縮的原因歸咎于中國，并從人民幣升值中尋求解決方案，無異于緣木求魚。日本通貨緊縮的真正原因是結構改革的滯后以及與之相伴隨的國內經濟低迷。這些問題得不到解決，無論人民幣升幅多大，日本經濟都不可能出現真正的復蘇。相反，人民幣升值意味著來自中國的進口產品的價格上漲和日本貿易條件的惡化，這對日本的生產企業和消費者都是極為不利的。
另一方面，對中國而言，維持人民幣的現有匯率水平，放任不均衡擴大所產生的機會成本很大，因此，可以推斷人民幣的升值并不利于日本，而更有利于中國自己本身。
五、人民幣可以升值的原因:
首先，有人擔心升值之后，中國出口順差將會減少、甚至會出現逆差。經濟增長速度將因此而下降，并對就業增長造成相應的不利影響。
如果把從事國際貿易作為獲得順差和增加積累外匯的手段，那是回到了古老的重商主義。世界各國進行對外貿易的目的是通過參與國際分工，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提高本國福利水平。通過壓低人民幣匯率可以增加貿易順差，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在貿易順差增加的同時，中國的貿易條件卻惡化了(以實物計的換匯成本上升了)。從社會福利和資源配置的角度來看，以匯率貶值(或實際匯率貶值)為代價維持長期貿易順差很可能是一件得不償失的事情。
對于經濟增長來說，出現貿易逆差也不一定是壞事，關鍵在于經濟效率。如果貿易逆差是由于高效率驅動的高投資所造成的，只要不失去控制，出現貿易逆差就不但不是壞事而是好事。首先，貿易順差的減少對短期經濟增長(總需求)的負面影響，將被投資需求增長的正面影響所抵消。其次，更重要的是，建立在貿易逆差基礎上的有效投資率的提高，將導致經濟增長潛力的提高，未來的就業形勢將會因此而改善。
事實上，無論是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的經驗(盡管其它亞洲國家貨幣相對人民幣大幅度貶值，中國出口在主要出口對象國所占份額并無明顯變化)，還是有關部門(包括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小組)使用不同方法計算的結果都顯示：在升值幅度不大的情況下，中國貿易狀況不會受到很大影響。
所以，人民幣小幅升值將有利于增加進口，平衡國際貿易，降低我國外匯儲備增加的速度，逐步消除中國巨大的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所引起的各國政府的心理不平衡。
其次，人民幣適度升值還有利于減輕中國的外債負擔;提高中國GDP的國際地位;有利于中國企業擴充海外業務。
再者，人民幣的升值，可以迫使一些低效率的企業退出出口市場，減少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惡性競爭。真正有效率的企業是不怕升值的。人民幣的小幅升值可以向中國的企業和金融機構發出信號：今后外匯風險將會增加，企業和金融機構應當做好相應準備，加強風險的防范。其結果可能是在貿易條件改善的同時，中國的貿易順差非但不減少，反而增加。由于升值，企業通過提高生產效率而不是僅僅依靠廉價勞動力來維持競爭優勢的內在動力將會加強。與此同時，企業也將會有較強的購買能力進口先進的資本品和技術。因而，從長遠的角度來看，人民幣的適度升值還有助于促進企業加快技術進步的步伐。
許多經濟學家同意“中國的匯率制度應該有一定靈活性”的看法。但是，他們認為，目前還不是人民幣升值的最好時機。對時機的擔心可以理解，但經濟發展是充滿不確定性的，最好時機只能在事后判斷。在“歷史終結”之前，誰能保證從現在看的未來的某一個時點是最好時機呢?如果認為現在我們面臨升值壓力，因而不是最好時機，那么再等待一段時間之后，升值壓力就會減輕嗎?如果升值壓力真的減輕了，我們是否應該等待升值壓力進一步減輕呢?如果等待一段時間之后，升值壓力被貶值壓力所取代，我們又應該怎么辦?以此類推，我們就只好永遠等待下去了。余永定認為，在匯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動已經得到肯定的前提下，只要我們能夠斷定，現在增加人民幣匯率的靈活性(允許人民幣有小幅度升值)，不會對經濟帶來比較嚴重的負面影響，我們就可以認為當前是一個可以采取行動的好時機。一味等待必然錯失良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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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評論: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來自何方.搜狐財經.
一、人民幣匯率問題的主要觀點綜述
（一）人民幣升值論。摩根斯坦利首席經濟學家羅奇提出“中國向世界輸出通貨緊縮”論的震撼觀點，引發了迫使人民幣升值的導火索；2003年2月22日，日本財長鹽川正十郎在OECD七國集團會議上提出類似1985年英美等七國針對日元升值的《廣場協議》來逼迫人民幣升值；6月16日美國財政部長約翰·斯洛（John·Snow）發表講話稱“中國應該實行更加靈活的匯率制度”；在印尼召開的亞歐會議的聲明也呼吁人民幣升值；6月19日，美國“健全美國聯盟”（CoalitionforaSoundDollar）提出欲借中國“貨幣操縱政策”而通過“301條款”促使人民幣升值；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也表達了類似的愿望；歐盟15國也決定將于2印4年4月正式取消中國“普惠制”。國內一些學者也認為人民幣應該升值，其主張是我國在過去9年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不應再依靠弱勢的人民幣政策來保持出口競爭優勢，增勢人民幣不僅可以為我國進口公司減少成本，提升企業贏利和擴充海外投資業務，而且由于中國具有龐大的消費市場可以使外資不因進入成本的增加而撤出，同時還可以提升我國償還外債的能力。
（二）人民幣穩定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日本野村證券、“歐元之父”蒙代爾和美國斯坦福大學麥肯恩教授以及摩根斯坦利亞洲執行董事謝國忠等機構和學者都認為，調整人民幣匯率的建議是錯誤的，中國目前必須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其理由是：第一，人民幣匯率走勢反映了中國經濟的基本面，不存在低估的問題；第二，人民幣升值不利于克服中國通貨緊縮，不利于吸引外資，容易誘發金融風險；第三，中國匯率政策不是全球通貨緊縮的根源，人民幣升值不僅不能解決日美通貨緊縮，反而會加劇世界經濟通貨緊縮。
（三）人民幣自由浮動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近年來一直建議，中國應該建立一個更有彈性的匯率機制，以真正推動中國的結構性改革，以更好地融入世界經濟。國內一些著名學者也持此種觀點。他們認為，人民幣匯率不能自由浮動，不利于提高我國產品出口競爭力，容易產生外匯傾銷效應和經濟結構扭曲，容易助長經濟中的泡沫和投機活動，這樣更不利于營造健全良好的出口經營秩序。
二、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是中國的現實選擇
Weymakr（1995）認為，根據國際收支余額的貨幣分析法，本國居民對商品和證券的超額供給（以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表示）將引起對本幣的超額需求，這種國際市場上對本幣的超額需求就是外匯市場壓力（ExchangeMarketPressure，簡稱EMP）。EMP作為度量外部非均衡指標，一般不能直接觀察到。如果本幣自由浮動，EMP表現為匯率的變動；如果實行固定匯率，EMP表現為外匯儲備／國內信貸的變動；在中間匯率安排下，EMP可由匯率變動、外匯市場／貨幣市場干預的線性組合來測度。南京大學朱杰（2003，3）根據Weymark的EMP一般定義與模型分析方法，利用1994—2002年的經驗數據計算人民幣匯率并軌以來中國的EMP和W指數；他通過分析EMP的34個樣本點中有26個顯示升值壓力（負值），并有升值壓力的樣本均值（-6.08%）在絕對值大于貶值壓力（1.49%）；其結論為：上述表明匯率并軌以來人民幣隱含的EMP以升值壓力為主，這與我國當前由外貿順差和不斷攀升的外匯儲備所引發國際上呼吁人民幣升值現實相吻合。但是，結合中國目前經濟形勢和基本國情，人民幣匯率應繼續保持穩定是中國匯率政策的主要取向。
（一）人民幣升值將會通過對貿易進出口匯率的影響，進而給中國的優勢產品帶來嚴重損害，使國內外企業的風險加大。按照國際分工格局和比較優勢理論來看，中國相對于一些以研究開發和服務業為主的西方發達國家來講，是以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為主的產業；同時，中國傳統上存在著進口的需求彈性較低，而出口的需求彈性較高的局面。這種貿易結構極易受到匯率水平變動的影響，進而影響物價，達到損傷制造業的效果。傳統的貿易理論認為，在需求彈性比較高的前提下，貨幣升值可以降低進口商品的國內價格、提高出口產品的國內價格；通過這種相對價格的變化，一方面進口可以較快增加，從而使生產進口替代品的國內產業得以萎縮；另一方面出口相應要減少，使生產出口商品的產業也面臨緊縮的困境。再者，中國一直實行的是人民幣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如果人民幣升值將會引起進口材料、外銷商品價格的變動，從而降低中國企業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加大企業在國際市場中因面臨種種不確定所造成的風險。
（二）日、美公開組織并迫使人民幣升值的關鍵目的是：延緩中國工業化進程，阻止中國經濟長期穩定增長。日、美反復逼迫人民幣升值的真正動機是，為外商對華投資流向設置障礙，通過提高在華投資成本來讓國際資本流向日、美；并利用中國人世后關稅下降和非關稅壁壘取消的貿易自由化環境，將低價產品大批量打人中國市場，沖擊中國相關產業，達到延緩中國工業化進程的目的。目前，雖然中國對外貿易順差不斷擴大，但由于外國不斷對華啟動反傾銷和特殊保障措施，取消普惠制待遇等，使中國出口環境面臨日趨惡化。特別是在中國財政赤字如此之大、失業增加、房地產泡沫初步顯現等國內經濟不利的條件下，人民幣升值最終將會對中國長期苦心經營的經濟穩定增長形勢帶來負面影響。
（三）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有利于整個亞洲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恢復和發展。亞洲金融危機對亞洲各國經濟產生了不同程度的打擊。為此，各國競相將本國貨幣貶值來維護本國利益；中國出于維護亞洲利益和本國經濟發展的需要，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的既定政策，承受了大量的經濟損失，為亞洲地區乃至世界金融穩定、經濟恢復和發展做出了較大貢獻。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我國當前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將形成巨大的市場需求，這樣有利于其他國家的出口；再者，世界各國也可以更多地從中國進口低價的初級產品、輕工業制成品和具有高附加值的加工產品，從而可以在更大限度內對本國的產業結構進行調整，提高進口國居民的實際收入水平，促進消費升級，推動經濟增長。實證分析表明，中國并沒有擠占東南亞國家的出口份額，而是給他們提供了一個潛力巨大的投資和消費市場。
（四）人民幣升值會惡化當前的就業形勢，繼續增加就業壓力。從經濟學角度分析，經濟失衡有兩種表現，一個是總需求超過總供給，造成的結果是通貨膨脹；另一個是總供給超過總需求，結果就是失業增加。前一個問題盡管說中國目前房地產出現經濟泡沫，原材料、糧食和農副產品的價格有所上揚，這些是通貨膨脹的因素，但都屬于局部的結構扭曲、流通不暢、暫時的財政赤字和信貸擴張所引發的問題；從總體上講，中國目前還沒有真正出現嚴格意義上的通貨膨脹。所以說，當前的[來
突出問題是后者——失業問題。中國現在失業率已超過4.6%，且每年新增勞動力是1300萬，加上1997至2000年經濟增長持續疲軟，創造的就業機會較少；同時，我國近幾年一直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勞動力總量出現結構性變化，失業將是中國長期的社會問題。而外國投資企業是吸引國內勞動力的一個重要渠道，如果人民幣升值，問題不僅僅是招商引資受到影響，更嚴重的是會加劇當前就業形勢的惡化。
三、減緩人民幣升值措施及匯率制度的改革
（一）減緩人民幣升值壓力的政策選擇。
二、完善外匯市場交易品種，發展避險工具
從目前的發展來看，我國的外匯市場上可以進行即期交易的幣種主要有美元、日元、港元以及歐元，我國的遠期外匯市場處于起步階段，參與的人數較少，沒有很好的流動性，這就增加了外匯風險，而且中央銀行也很難進行干預，所以，為了規避匯率風險，應該增加外匯的交易品種，完善外匯的期貨和遠期市場。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金融機構要求更加完善的交易工具，但是，從目前的發展來看，國內的外匯市場上的交易工具還比較缺乏，尤其是遠期交易手段，這就不難解釋為何外匯交易較為冷清的原因了。因此，為了滿足金融機構的要求，形成較為完善的匯率制度，為入市者提供有力的避險工具是非常必要的，而外匯遠期交易有著良好的發展基礎，這對于完善外匯市場的發展是十分有利的。
三、加快匯率市場化改革
匯率政策要想發揮其有效的作用就應該有一個靈活的匯率體制與其相適應，利率體制要與匯率政策要相互配合，只有這樣，才能發揮匯率制度的積極作用。因此，要對利率進行市場化改革。僵化的利率政策不能有效的環節通貨膨脹的壓力以及由于貨幣的供應問題所產生的壓力。經過調查研究發現，隨著對外開放和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人民幣匯率匯率受到經常項目的影響逐漸變小，而資本項目對匯率的影響作用則不斷加強，所以說，匯率政策的實施離不開市場化的利率政策的支持。
四、逐步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
從人民幣匯率制度的變革中我們可以看出他的漸進變化，正逐步向更有彈性的匯率制度轉變，同時，它也要求資本項目也應該更加開放，因為資本項目的開放程度受到匯率制度的影響。只有在一個較為健康、成熟的金融市場上資本項目的開放才有了保證，而成熟的金融市場就包括外匯市場。匯率制度與外匯市場的發展是相互作用的。開放的資本項目促進外匯制度的不斷完善，資本項目的開放不僅包括了對匯兌限制的限制，而且也包括對交易限制的放松，因此，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外匯制度的改革與資本項目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交叉的，加快資本項目的開放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對外匯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自2005年7月21日起，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進入了緩慢升值階段。2007年底人民幣兌美元升值接近6.5%，2007年12月起人民幣對美元升值速度明顯加快，2008年7月14日美元兌人民幣中間價已達6.8266，創下新低。今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已累計升值逾7%，仍呈現不斷升值的趨勢。造成人民幣升值的因素既有內因也有外因，因此需采取多種措施并要求相關利益主體互相配合以應對升值帶來的沖擊。
一、人民幣升值的原因
1、人民幣升值的外部原因。人民幣升值首先是來自美國的壓力。美國政府認為，中美長期的貿易順差以及中國實行盯住美元的匯率政策，使美元貶值的貿易作用得不到發揮，反而使中國產品更具有競爭力，因此迫切要求人民幣升值。然而，美國外貿逆差的劇增是由其對外直接投資過大、個人消費支出遠高于儲蓄等多種因素造成的，單靠人民幣升值不可能挽救其經濟衰退的局面。其次是來自日本的壓力。9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進入了漫長的蕭條期，物美價廉的中國產品在日本市場所占的份額不斷提高，日本政府認為中國商品低價向國外銷售，不僅使日本的經常項目處于逆差狀態，也給日本國內市場帶來了通貨緊縮的威脅。因此，日本極力想通過人民幣升值改變其國內經濟持續不景氣和國際競爭力下降的狀態。再次是來自歐盟的壓力。美元兌歐元的持續貶值使得與其掛鉤的人民幣對歐元也相對貶值，近年中歐貿易持續增長，人民幣對歐元的貶值導致歐盟企業對中國商品的成本上升，企業出現虧損，于是加拿大、歐盟等國家和地區紛紛要求人民幣升值以承擔美元貶值的部分后果。
2、人民幣升值的內部原因。首先，我國資本項目和經常項目“雙順差”導致的巨額外匯儲備是人民幣升值最主要的內部原因。1978年以來我國外匯儲備一直處于上升趨勢，2006年2月底我國外匯儲備首先超過日本成為世界最大外匯儲備國。但是外匯儲備的激增是我國經濟增長失衡的表現，十多年國際收支的“雙順差”也是一種反常態現象，過多的外匯儲備必然促使人民幣升值。其次，中國持續快速的經濟增長奠定了人民幣匯率上升的經濟基礎。再者，中美利差的倒掛也進一步促使人民幣升值。中國當前出現了流動性過剩和資產價格上漲的狀況，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央行需要以緊縮的貨幣政策來應對這些問題，其中包括提高人民幣存貸款利率。但美國在連續降息之后仍有可能降息，中美利差倒掛的局面使得從美國流出的大量短期資本更有可能流入中國，給人民幣造成升值壓力。
二、人民幣升值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1、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
（1）人民幣升值降低了我國出口產品利潤率。人民幣升值后，若我國商品以外幣標示的價格不變，則以人民幣標示的價格下降，在這種情況下，雖然我國的出口量不會受到影響，但企業的利潤率會下降。若以人民幣標示的價格不變，則以外幣標示的價格上升，我國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下降，出口量減少，企業利潤也會下降。人民幣升值造成企業利潤率的下降程度因出口產品的不同類型而存在差異。其對于初級產品、勞動密集型產品和低附加值產品的影響最大，這類產品主要是利用國內廉價勞動力來降低成本、壓低出口價格以獲取國際競爭力，由于行業本身競爭激烈、利潤空間較小，人民幣升值對其沖擊較大。其對于深加工、擁有較高附加值以及具有獨立民族品牌的企業影響不大，甚至沒有影響。這些企業的出口產品具有價格以外的產品優勢，企業可以通過與客戶協商議價、鎖定匯率風險等方式化解利潤減少的壓力。
（2）人民幣升值有利于降低進口成本，改善貿易結構。對于進口依賴型的企業來說，人民幣升值使產品的進口價格下降，同樣的資金可以進口更多的資源，企業進口原材料越多就越有利于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產品競爭力。人民幣升值還有利于我國企業進口先進設備、引進稀缺技術成果，促進企業產品更新換代，提高生產率。進口的增加短期來看可能會造成貿易逆差，但長期來看，人民幣升值所引起的優勝劣汰和資源的重新配置將會起到調整貿易出口結構、促進產業升級的作用，為我國企業走向世界、改善貿易結構帶來機遇。
（3）人民幣升值促進企業的產品升級。人民幣升值給出口企業帶來的壓力促使其增強自身競爭力以減少升值帶來的不利影響。雖然我國已經是出口貿易大國，但是出口產品結構依然以勞動密集型為主，資本密集型產品中大部分也是來自于加工貿易，高新技術產品所占比例很小，出口產品大多依賴以低成本為基礎的價格優勢。中國企業需要改變思路，把以價格取勝變為以品質取勝，人民幣升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出口企業調整產品結構，從生產附加值低的初級產品逐漸轉向生產技術含量高的產品，同時促進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
2.模型設定
錢納里、賽爾昆(1975)認為發展過程受到經濟結構、政策等多種因素的非線性影響，通過將影響產業結構的因素獨立出來，提出了經典的半對數模型:其中X代表以比重形式表示的經濟結構;y代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N是以百萬為單位的人口數;F作為國內生產總值一部分的凈資源流入，用進口減去商品和非要素勞務的出口來表示;T是時間虛擬變量。錢納里同時指出，完整模型適用于跨國橫截面型的平均時間序列分析，但任何一國的有限差異范圍則要求簡化公式。此時，為區分不同規模經濟體而加入的人口(N)變量會導致序列相關，因此略去N。由上文的理論分析可知，匯率通過價格穿越路徑、對外貿易路徑、國際投資路徑三種方式促進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對產業結構有極其重要的影響。根據錢納里—賽爾昆模型的構建思路，本文加入對產業結構有重要影響的匯率因素。又由于匯率對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有重要影響，即對決定F的進口、出口、儲蓄、投資均有直接的決定性作用，匯率對產業結構影響的三條路徑中包含了F對產業結構的影響，研究更為全面，所以去掉F。相較于國民生產總值，國內生產總值對經濟結構的描述更為精確，同時在去掉人口(N)之后仍考慮經濟規模的影響。從我國實際考慮，采用2005年7月匯率改革作為虛擬變量比單純的時間段虛擬變量更為合適，而交互項更能突出該政策的效果。其中，X表示各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Y表示國內生產總值，E表示匯率，DUME為2005年匯率改革的虛擬變量和匯率的乘積交互項。
3.實證分析
1985年后我國三次產業的產出比重呈現“二三一”的格局。第一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從1990年起基本上呈不斷下降趨勢，2013年下降到10.01%。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45%上下波動。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呈上升趨勢，2013年首次超過第二產業2.2個百分點，達到了46.09%。產業結構呈現“三二一”格局，如圖1所示。從三次產業內部結構來看，產業結構也得到了一定的優化。第一產業中，農業所占比重下降、林業比重相對維持穩定、牧業和漁業比重有所上升。第二產業中，工業所占比重仍處于較高水平，工業結構正在逐步向以加工組裝工業為核心的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工業發展。第三產業中，金融保險業、信息服務業等生產業發展迅速，電子商務、文化創意等新興產業有了長足進步。從總體上看來，我國產業結構不斷優化，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逐漸增加。但是產業結構存在的問題也不容忽視，我國三次產業的產值比重失衡，尤其是服務業發展不足。農業、工業、服務業在技術水平、產業附加值等方面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發展“短板”，產業競爭力不強。由圖1可看出，產業結構在2005年左右發生變化，這可能與匯率政策的調整有關，下面將進行實證研究。
3.1數據說明
1994年1月1日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故選用1994年后的數據。由于數據可得性，采用季度數據，樣本區間從1994年第一季度到2014年第二季度。匯率采用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來源于國際清算銀行，為名義標價法下月度平均匯率，處理為基期2010=1。對于產業結構的衡量，分別選用第一、二、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國內生產總值和第一、二、三產業的增加值(分別記為FI、SI、TI)均源于中經網統計數據庫。對源數據進行如下初步處理:將名義有效匯率用Hodrick-Prescott濾波處理后轉換頻率為季度數據，記為NEER;對國內生產總值Y取對數，記為LY，相應平方值記為LY^2;第一、二、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別由FI/Y、SI/Y、TI/Y得到，分別記為FIY、SIY、TIY。各變量均經過X12季節調整。DUME為DUM和NEER的乘積，記為DUMNEER。其中DUMt=0(t≤2005Q2)，DUMt=1(t≥2005Q3)。本文計量處理采用Eviews6.0完成。
3.2模型檢驗
3.2.1平穩性檢驗對FIY、SIY、TIY、LY、LY^2、NEER、DUMNEER進行ADF平穩性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表1結果表明，在10%的置信水平下，各變量都是非平穩的，經過一階差分后均轉化為平穩序列，即均為一階單整序列。
3.2.2協整檢驗本部分檢驗的三個模型如下:FIYt=α+β1LYt+β2(LY)2t+β3NEERt+β4DUMNEERt+ut(3)SIYt=α+β1LYt+β2(LY)2t+β3NEERt+β4DUMNEERt+ut(4)TIYt=α+β1LYt+β2(LY)2t+β3NEERt+β4DUMNEERt+ut(5)采用Johansen(1988)、Juselius(1990)提出的JJ檢驗對變量進行多重協整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梢钥闯?，模型(3)、模型(4)、模型(5)均存在不止兩個協整關系。由于下文將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計模型，所以不具體列出以上各模型的正規化協整關系。
3.2.3最小二乘回歸由于四個模型均協整，故可根據模型建立方程檢驗匯率對產業結構的影響。采用最小二乘法回歸得到:FIY=0.221071－0.0843360LY+0.0157776LY2－0.006917NEER－0.004880DUMNEER(13.07512)(－11.65283)(7.551553)(－0.302943)(－0.807726)R2=0.932351AdjustedR2=0.928837Durbin-Watsonstat=0.529718(6)SIY=0.580208+0.022826LY－0.007004LY2－0.143944NEER+0.013745DUMNEER(49.35980)(4.536475)(－4.821617)(－9.067418)(3.272139)R2=0.753342AdjustedR2=0.740528Durbin-Watsonstat=0.977726(7)TIY=0.190379+0.062486LY－0.009492LY2+0.159894NEER－0.007932DUMNEER(8.920731)(6.840224)(－3.599335)(5.547696)(－1.040001)R2=0.923054AdjustedR2=0.919057Durbin-Watsonstat=0.240892(8)三個方程的D.W.值均表示模型殘差存在嚴重的自相關性，下面通過廣義差分法解決這一問題。
3.2.4廣義差分法估計分別將方程(6)、(7)、(8)的殘差序列分別命名為res01、res02、res03，判斷其滯后期。結果如表3所示。由表中結果可以看出，三個模型殘差項自回歸的滯后階數均為1。對各殘差序列分別自回歸，得到res01=0.677438res01(－1)，res02=0.510785res02(－1)，res03=0.824656res03(－1)。模型中存在LY^2的平方項，一般的差分方法不適用。方程(6)、(7)、(8)的估計結果為無偏估計，且關注點在各解釋變量對產業結構的影響程度即斜率上，所以本文借鑒肖芳芳(2011)的方法，引入殘差滯后項，建立新的差分模型如下:FIYt=α+β1LYt+β2(LY)2t+β3NEERt+β4DUMNEERt+0.677438ut－1+vt(9)SIYt=α+β1LYt+β2(LY)2t+β3NEERt+β4DUMNEERt+0.510785ut－1+vt(10)TIYt=α+β1LYt+β2(LY)2t+β3NEERt+β4DUMNEERt+0.824656ut－1+vt(11)進行最小二乘估計的結果如表4所示。估計結果中D.W.值顯示三個模型的自相關性基本消除，而且各模型的擬合優度明顯提高，與樣本觀測值擬合的程度較好。對于LY和其平方項LY^2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線性問題。首先，對數的二次項可以很好擬合發展過程的漸進水平，且保留平方項可以檢驗總量構成的變化中存在非線性。其次，放棄平方項會導致對方程的錯誤解釋，這是多重共線性的最大危險。同時，從上述估計結果可以看出，LY和LY^2都是顯著的，而且更重要的是這兩者的綜合結果，可以預計這種共線性未來還將存在，對預測不構成嚴重問題。由表4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匯率NEER及其與匯率改革的交互項DUMNEER對第一產業所占比重的影響均不明顯。2005年匯率改革前，匯率每升值1%，第二產業所占比重減少0.15127%，第三產業所占比重增加0.191706%。匯率改革后匯率對產業結構的影響程度可根據NEER和DUMNEER的系數之和反映出來，表4結果表明，匯率改革后匯率對產業結構的影響均略有降低，匯率每升值1%，第二產業所占比重減少0.138714%(－0.138714=－0.151270+0.012556)，第三產業所占比重增加0.185604%(0.185604=0.191706－0.006102)。匯率對第三產業的影響程度大于第二產業，匯率改革對第二產業影響更明顯。LY及其平方項對第一產業影響明顯，國內生產總值平均每增加1%，第一產業占GDP的比重減少0.000378個百分點①(－0.08828+2×0.017492×1.443856)，這符合我國第一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隨經濟發展逐漸降低的現實。國內生產總值平均每增加1%，第二產業占GDP比重增加0.0000395個百分點小于第三產業占GDP比重的增加(0.0003192個百分點)。
4.結論及相關政策建議
4.1結論
本文通過構建非線性模型對人民幣匯率對產業結構的影響進行了實證研究，對我國1994—2014年的相關季度數據依次進行單位根檢驗、協整檢驗、最小二乘估計、廣義差分法估計，得出如下結論:
4.1.1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對第一產業影響不明顯同時，人民幣升值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第二產業的發展，促進第三產業的發展。我國第一產業相較于第二、三產業的經濟外向性較弱，對匯率變化的敏感度低，且我國第一產業尤其農業生產效率低下，在資源配置中的影響較小。人民幣升值一方面會增加我國出口商品在國際貿易中的相對價格，從而減少出口;另一方面主要是由于我國出口企業國際競爭力普遍較弱，定價能力低，出口企業自身會通過降低商品價格來維持市場占有率，從而導致在平均利潤較低的情況下進一步降低利潤，這不利于企業的進一步發展。人民幣購買力的上升也會通過影響國內市場對國內外商品的相對需求，進而削弱出口企業在國內市場的競爭力。所以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的上升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第二產業的發展。近年來，我國第三產業中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產業迅速崛起，并且在國際市場中的競爭力逐漸增大，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的升高有利于這些企業利潤的增加，從而促進第三產業的發展。
4.1.2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變動對第三產業的影響程度大于對第二產業的影響這是本文與之前的相關研究結論不同的地方。在之前的大多數研究中，由于我國第三產業發展相對落后、對第三產業出于各種考慮存在多種管制，對外貿易中第二產業占絕大多數的情況下，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的上升對第二產業的影響要大于第三產業。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近年來在我國逐步放松對第三產業相關管制等情況下，第三產業得到較好發展，在對外貿易中所占的份額增大，在對外貿易中的地位明顯提升。人民幣升值會吸引國際投資的流入，增加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比重，淘汰一部分生產率低下的產業部門，促進高新技術產業及服務業的發展，從而使得第三產業相對于第二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逐漸上升。在這一前提下，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在一定范圍內的上升將進一步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4.1.32005年匯率制度的改革降低了匯率變動對我國產業結構的影響程度匯率改革促進了我國外匯市場的成熟，有利于交易主體的自主定價和匯率風險管理，減小了匯率變動的沖擊，有利于經濟的長遠發展。隨國內生產總值的增加，第一產業所占比重有小幅降低，第三產業所占比重增長快于第二產業。這符合一般的經濟發展趨勢，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產業結構逐漸優化?；谖覈壳暗诙a業內部發展并不均衡，國際競爭力較低，同時第二產業在促進我國經濟發展中的地位依然極為重要，而且出于經濟安全穩定的考慮，人民幣的升值應該在一定范圍內，才能保證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一背景
長期以來，中國經濟一直保持高速發展的態勢，07年更是如此。各行各業都出現了投資的熱潮，并且表現尤為突出的是房地產和股市這兩大行業。隨著經濟長期過熱的發展，必然會出現經濟“泡沫”，自從股市進入牛市以來，經濟中的“泡沫”不斷膨脹，趨勢增強。07年底，隨著股市由牛市逐漸過渡為熊市，資本市場上資金的供給已經大量減少，虛假繁榮實質性的問題逐漸浮出水面。加之08年年初的罕見雪災對全國南方地區造成大面積的重創，國內生活必需品的物價上漲速度加快，國內通貨膨脹率同時也持續走高。另一方面，美國經濟進入疲軟發展階段，經濟的不景氣直接導致了美元，這一國際強勢貨幣不斷走軟，相對中國07年以來的發展速度來說更是如此?；诮洕系闹卮髩毫Γ绹粲跞嗣駧派档穆曇艟透罅?。而其他的一些發達國家因中國長期以來出口的廉價商品直接導致國內企業競爭力不斷減弱和失去市場份額而表示出強烈的不滿。以美國，日本帶頭的國家聯合起來對人民幣施加壓力，強烈要求人民幣升值以減少中國長期以來對外貿易的順差，借此方法來減緩國內經濟發展的尖銳矛盾。在內外因素的雙重壓力之下，人民幣在對美元的匯率上出現了大幅度的攀升，并且速度不斷加快。
二環境現狀分析
1人民幣對外升值。
匯率即國與國之間貨幣折算的比率。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至06年以來就一直走低，從07年1月份的7.8到現在跌破7為止，下降了近11個百分點，這在人民幣升值的歷史上屬于比較快的速度。一方面，中國在出口貿易上一直處于順差，國際上給人民幣施加壓力。另一方面，美元的走軟是造成人民幣升值的一個相對原因。中國至05年以來實行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而在這之中儲備的大部分貨幣是美元。所以美元的任何情況的變化都會在相當程度上對人民幣造成影響。但僅僅從美元的走軟這一固定標準來說明人民幣幣值的絕對上漲是不夠的，畢竟一國貨幣在現在的社會經濟條件下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再加之任何因素對人民幣的實際情況所造成的影響都有一定程度的滯后性。對于人民幣而言，導致其升值的主導因素既有國內的又有國外的。之所以說只從對美元的匯率來說明人民幣升值是不客觀的，是因為從其他國際貨幣來說也存在著其他貨幣對美元匯率下降的情形，比如歐元。歐元對美元來說是在不斷在升值。而人民幣對歐元來說卻是在貶值。在從匯率看人民幣升值的問題上，任何一國匯率對人民幣的實際購買力的說明只有參考的價值。盡管人民幣在直觀的匯率表中對美元的匯率上升了很多。實際上，人民幣的有效匯率升值只有5%—10%①。
2國內通貨現況。
CPI，居民消費指數，是反映與居民生活有關的商品及勞務價格統計出來的物價變動指標，通常作為觀察通貨膨脹水平的重要指標。影響通貨膨脹的成因主要由三個方面的指數，包括：居民消費指數、批發物價指數和國內生產總值沖減指數②。而在這三個因素之中，居民消費指數又是最重要和具有說服力的因素，因此本文重在分析第一個因素。從07年以來的CPI分析可知，07年全年CPI平均上漲4.8％，漲幅比上年提高3.3個百分點。08年一月CPI上漲7.1%，2月上漲8.7%，3月份也高達8.3%。同期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年存款利率經過數次加息，截至08年4月18日，年存款利息為4.14%③。通過08年第一季度的平均CPI和年存款利率的直接抵消可知目前中國國內貨幣的實際幣值在以將近3.9%的速度對內貶值。而實際上，銀行上調的存款利率是以上一季度或幾個季度總結出來的數據為依據的。這說明中央銀行上調利率的措施并不是隨時隨地地按照國內CPI的變化一而變化，并且所有的政策的制定都是以已經發生的數據為基礎，同時，這些政策無論是在制定還是在影響方面都具有滯后性。所以人民幣實際對內貶值的比率還會多出一部分。
通貨膨脹的原因分析
就具體的經濟情況而言，目前國內的通貨膨脹情況基本上屬于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包括：
1）生產資料的稀缺。08年初全國大范圍的雪災是造成資源嚴重稀缺的一個直接原因。一方面這次雪災造成雪災地區農產品大幅度減產，全國范圍內的農產品供不應求，直接推動生活必需品價格的上漲。另一方面，南方大范圍的基礎設施遭到破壞，用于修復這些工程所需要的鋼材、木材等生產原料的需求量大幅上漲，也拉動了第二產業生產成原料的緊張，由供求理論可知，企業的生產成本必然會隨著資源的緊張而上漲。再加上交通運輸的基本設施大面積癱瘓，在國內就出現了最需要物資的地方遲遲得不到供給的情況，在當地市場供給如此緊張的情況下，這些地區的通貨膨脹率就出現了暴漲的情況。而這一情況同時也就直接大幅度上拉了全國的平均通貨膨脹率。國際方面，世界出口大國，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在農作物方面的出口都大幅度的減少。這就造成了國際上基礎農產品的供給不足，同時也制約了中國市場對進口作物的需求，造成國內農產品稀缺，價格上漲。
2）國內貨幣流通量過剩。中國長期以來大量的外資涌入，尤其是在人民幣升值的過程中。中國是一個經濟正在高速發展的國家，引進外資無疑會帶來先進的管理理念和技術手段，而另一方面也會帶來大量資金的注入。在國內經濟發展的同時，整個市場上流動的貨幣量也大大增加。這的確促進了國內經濟的繁榮，但同時，社會生產力總的生產速度并沒有比貨幣增加的速度快。這就使得人民幣的總供給在一定程度上大于總需求，于是也造成了人民幣在有效市場上的流通量過大，直接導致對內貶值，通貨膨脹速度加快。
三結論
比較分析人民幣幣值的實際情況。
中國目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不夠發達。因此不足以用發達國家市場經濟發展的指標來衡量中國目前通貨膨脹的狀況。在國際上，6%以上的年通貨膨脹率已經普遍被認為是難以接受的范圍。中國07年最后一季的CPI為6.63%，08年第一季的CPI為8.03%。這雖然超過了國際上公認的難以忍受的界限，但中國國內的實際情況并未惡化得那么快。理論上而言，本國貨幣升值對國內通貨膨脹的現象會有一定程度的緩解。如果上升的這一部分幣值足以抵消國內的通貨膨脹率，則通貨膨脹不會對經濟造成很大的影響。據統計資料表明，人民幣的升值對抑制國內通貨膨脹壓力的實際貢獻，在半年內只有0.2—0.4個百分點（1）。如果說升值對抑制通貨的作用是滯后的，但近一年的時間過去了，人們并未看到經濟過熱能被市場的自動調節所壓制住的重大成果。如果說中國的市場經濟政府管制過多，那么政府制定和頒布的一系列打壓經濟過熱的措施都旨在降低通貨膨脹率，而并未對經濟的過熱起促進作用。根據經濟數據的比較分析可知，國內實際通貨膨脹率實際比調查的結果更高。人民幣升值對通貨膨脹率的抵消效果也不大，實際上人民幣實在貶值的。
四國家應采取的措施
經過以上的分析可知，中國目前處于市場經濟并不完善的時期，市場自我調節能力較差，同時，考慮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政府的確應該在政策方面適當的參與經濟的管理，以繼續壓制現階段的經濟出現過度的“泡沫”。
第一繼續實施從緊的貨幣政策，通過銀行和國債這兩大主要工具回收再市場上過度流通的貨幣。通過銀行提高再貼現率和存款準備金率都是國際上公認了的具有現實意義的措施，前者目的在于提高融資者的融資成本，進而從投資的源頭對貨幣總量進行調節；后者則作用于貨幣的乘數效應上，通過減少貨幣擴張的乘數來平衡貨幣的發行量和流通量的關系。通過發行國債，直接回籠流通中的貨幣量是效果最快的措施。
第二合理地運用稅收和價格控制手段。稅收的目的就是為了財富的再分配和引導社會向公平化發展。對金融行業的從緊稅收政策則有收縮和穩定投資過熱的作用。價格是直接反映出來的對商品價值的貨幣表示，合理的限制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對社會的穩定必然會有很大的促進作用，但同時也應該看到，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價格的變化也應該尊循市場客觀的發展規律。只有找到在政府引導和市場發展的過程之中的這個平衡點，經濟才能夠又好又穩定的發展。
第三對資本市場實行大力監督。尤其是外資大量進入和退出這一投機行為。引進外資無疑是一個國家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手段。國外資本對本國的經濟貢獻率不容忽視，無論在就業率方面或是在資金籌備方面的促進作用都是相當大的。中國目前處于高速發展階段，對外資的需求量很大。但需要注意的是國家不能過度依靠外來資本。尤其是關系到國家經濟命脈的行業，投機的外來資本在一定程度上會對某些行業帶來毀滅性的打擊。
但在這么多壓制經濟過熱政策的背后，政府部門也應該看到這所有的經濟政策都具有相當程度的滯后作用，并且一種措施的出臺會引起市場經濟關系一系列的連鎖反應。所以同時也要預見到通貨膨脹之后可能出現的通貨緊縮的情況并提前做好相應的準備。
參考文獻：
